黄朴民，男，原籍浙江省诸暨市，1958年8月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曾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历史系。1988年在山东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执行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春秋军事史》、《何休评传》、《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教论》、《孙子评传》、《黄朴民解读孙子兵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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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挂一漏万地归总起来，就是形式主义猖獗，大玩花架子，形式大于内容，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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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生此时填写的表，不过是自己在规则的要求下，临时拼凑出来的“计划表”，没有价值，缺乏必要。完全可以不填或仅简略填一下应付就可以。如果，太把它当一回事，那真的是买椟还珠，脑残进水了。所以，我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时，学生提交的这类表格，我一般是不会太较真地审读把关的，只要表格上的空白之处已被文字基本填满，相应环节没有缺漏的，我就毫不犹豫签名通过。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道理，即，“计划赶不上变化”，《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有云：
“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也。”
当年我们那个时代读硕士生、博士生，并没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表格要填写，不是也顺顺当当走到今天了吗？那个时候，学位论文可以写成像模像样、花团锦簇的正经论文，也可以拿以校勘注疏为主体，但又确有学术价值的古籍整理成果去交差。没有人会来横加干涉，甚至在一些老先生眼里，与其炮制玩弄概念、故弄玄虚、虚张声势、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不如脚踏实地做些文献整理的基础性工作。更何况，文献整理同样是发现问题，并运用厚重学科知识、正确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训练过程，同样可以提升学术研究的能力，同样是学术文化传承上的创造性努力。
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可以随时改变，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计划。像我的博士生同学齐涛教授，刚入学时初定的题目是韩偓《香奁集》的整理与研究，可一年后便换成了“唐代盐政研究”，从原先的以文学历史研究为对象，变更为以经济史研究为对象，跨度不可谓不大，可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而我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更是到临近毕业前三个月时才最终确定下来，且与最初的题目有了很大的不同，即由整体考察两汉儒学演变的历史，换成了专门讨论董仲舒思想的内涵与意义。这一样也没有导致任何麻烦。如果事先有什么的计划，那么，这计划岂不等同于一张废纸。
所以说，没有计划，这恰恰是最好的计划，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讲的那样，无招胜有招。应该讲，这合乎兵法上所揭示的克敌制胜最高原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02
其次，是规定要主修完相当数量的学分，搞莫名其妙的课程体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开设不开设，开设多少门才合理适当，怎么开设，等等，同样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研究生是不是应该上课，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天底下，哪有作为学生而不用上课的道理。问题是，现在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似乎很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仅就我所比较熟悉的历史学专业而言，其形式上的欠缺，它至少有两个地方。
以我过来人的切身体会，我觉得课真的不必多上，关键在自学。记得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跟随黎子耀师攻读硕士生、研习先秦史期间，专业课程也就两门，一门先秦史专题研究，一门先秦文献研究，学得很轻松，可同时也学得很有效率。再如，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师从王仲荦师、杨向奎师、田昌五师攻读博士学位时，专业课更只剩了“先秦史研究”一门了，由徐鸿修教授负责讲授。这同样也不曾影响到我对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对研究能力的专门训练。
我本科生、硕士生的学习生涯都在杭州大学度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这样的好地方，外地的学者也是普通的人，都有游历的兴致与意愿，所以，当时好多的学术会议都在杭州开。历史系的领导很是敬业，处处为学生们着想。于是秉持“江湖”的规则，“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打从杭州过，留下买路钱”，诚诚恳恳地请求那些专家留下“买路钱”：给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们作专题讲座。
吾生也有幸，曾聆听过多场精彩的学术讲座，近距离感受了不少史学大师的学术风采。这个名单可以列上长长一串，包括有：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著名经济史专家、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著名古文献学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的张舜徽先生，著名先秦史专家、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著名法国史专家、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著名先秦史专家、吉林大学的金景芳先生，著名宋史专家、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著名先秦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政烺先生，著名明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谢国祯先生，著名史学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先生，著名俄国史专家、北京大学的张蓉初先生……。至今思及，犹是悠然神往，感恩于上苍的眷顾！
与课程设置平庸无特色、课程过于繁多相比，授课内容上过分强调系统性、完备性，授课方式上与本科生授课雷同性、同质化，则是更严重影响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孙子兵法》有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研究生的授课最忌讳的就是追求面面俱到，做平铺直叙式的介绍。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一般的历史学知识他们早已有所接触和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你若是泛泛地介绍某一领域的知识，一定无法得到他们的认可，听你口干舌燥地讲，远不如他们自己上电脑，到百度、谷歌的检索系统中去检索和了解。他们听你的课，是要听你别开生面的见解，了解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可是，每个老师的知识结构中都一定会有软肋的，有学术上的盲点。其真正有独到研究心得的，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过于追求系统性，那么，许多内容的讲授只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像我本人，虽以思想史为专业，但有所擅长的不过是先秦军事思想和两汉经学思潮而已。而《古代思想家研究》这门课，从系统性、体系性完备考虑，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就应该讲到，我哪里做得到，硬的要讲的话，也只能拿本参考书，依样画葫芦式的复述一遍，这难道有意思吗？所以，我开这门课时，每讲完两汉思想家，就加以“腰斩”，打住不往下说了，这显然是不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的。
其实，真正有价值的课程，都是那种富有学术个性特色的课程。不应该强调体系性、系统性。这方面前辈学术大师已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叙伦先生当年在北大讲授《庄子》，一个学期就讲了其中的《天下》一篇，遂得“马天下”的雅号。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中的“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就开宗明义申明：
“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每星期二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二）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三）以前已经讲过的也不愿意再重复。有这些原因，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
这可谓是真正的“通人之论”应该奉为讲授研究生课程时的最高原则。
我所遇上的不少优秀老师，在给学生授课时，也都或多或少不约而同地呈示着陈寅恪先生的教育理念。如杭州大学主讲“世界上古史”的毛昭晰老师，一个学期下来，就讲了“腊玛古猿”专题，古希腊、古罗马，他抄了一黑板的提纲，就算完了。而主讲元史的黄时鉴老师，也只是重点讲了“怯薛”、“探马赤军”、“也里可温”等几个题目，其他的蒙元史史实，则同样忽略了过去。可恰恰是他们，才是我们当时最崇拜的师长，而且觉得听课最有收获。
至于我的硕士生导师黎子耀先生，他虽给我一个人开设了“先秦史专题研究”和“先秦文献研究”两门课，但是每二周让我去他家里一次，前一门课以王国维的“卜辞中所见的殷先公先王考”为题，对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殷代统治谱系展开讨论，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后一门课则只讲《诗经》，而《诗经》中则又仅仅疏解了《关雎》一首诗。
到了山大读博士生期间，徐鸿修教授的“先秦史研究”，课同样在他家里讲，且也只是讲了“周代宗法”“国人议政”等三、四个专题。然而，他们的授课，却真的是第一流的课，因为通过他们的讲解，我多少窥见了治学的门径，能帮助自己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所谓“一法通，万法通”。这才是成功的课程设计，典范的研究生教育之道。而今天求大求全的研究生课堂教学与之相比，其水准低下，相距实不可以道里计。
03
其三，是违背“因材施教”的原则，泯灭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同时对“学术创新”作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任意割裂学术传承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上的问题之一，是将所谓的学术创新流于口号化、形式化，一味强调创新，而相对忽略了必要的传承。事物是辩证统一的，传承与创新互为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创新，就会窒息学术发展的活力；但没有必要的稳定，创新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式的忽悠。所以，《周易》既有“革”卦，肯定开拓、变革、创新的意义，又有“鼎”卦，强调稳定、积淀、厚重的价值，二者不可偏废。在我们中国，“保守”似乎完全是负面的意义，意味着固步自封、封闭僵化、消极落后；其实，事情哪有这么简单，保守在许多情况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所以，人家英国一个主要的政党，就干脆取名为“保守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行之有效的做法，坚守自己的合理制度，乃是一种美德，一种正能量。
在学术研究上，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开拓，积极创新，另一方面，也要倡导传承，充分借鉴和汲取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的研究基于原来的学术成绩，又超越于原来的研究成就。然而，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却提倡为创新而创新，这在论文写作上更是强调到了不恰当的地步。
我本人忝列教授之位，也经常受邀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评阅人，或参与同行评议。经常看到评议书的说明文字中，要求评阅人指出该论文有哪些创新，罗列出一、二、三、甲、乙、丙，A、B、C，等等等等。说实在的，我最嫌烦的，就是这个提法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主要的命题，千百年来，早已让读书人研究得相当饱和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题无剩义”了。那有这么容易让今天的我们任意创新？
我个人认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能全面梳理清楚前人这方面的研究状况，个别地方有些自己的看法，文通字顺地写出10多万字来，那就算是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了。如果念兹在兹地强调创新，那么很有可能会是一厢情愿的白费劲。甚至会“创新”出类似“武大郎个子不会太矮”“西门庆是君子”这样的胡说八道。
在研究生教学的实施与管理上，同样也不宜刻意追求所谓的“创新”。否则，同样容易走火入魔，大闹笑话。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标新立异，总是喜欢打着“创新”的旗号，悄悄地夹带追求“政绩工程”的私货。让人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法国罗兰夫人有言：“自由，多少恶行借汝名而行”，套用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创新，多少折腾借汝名而行”。
明明是培养方案，却故弄玄虚命名为“某某图”；明明是个必读论文选，却煞有介事宣称为“某文献”。实在看不出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况且，即使是同一个专业，学生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该读的书，该看的文，不应该整齐一律。硬性作统一规定，就违背了古圣贤所提倡的“因材施教”之道，是值得商榷的。况且，哪些论著该必读，每一位做导师的，也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也许推崇陈寅恪，我可能赞赏梁启超，哪里会有标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