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我和我的父辈》中，她给徐峥做“发型”电影策划电影网

为了还原上世纪70年代末万象更新的大上海风情，主创不仅对照老照片1:1复刻了年代景观，更将复古气息注入到演员的一衣一帽、举手投足中。

爸爸的方眼镜、妈妈的卷花头、领导的中山装，《鸭先知》里这些富有年代韵味的造型都出自设计师雷舒羽之手。

如何用服装造型还原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风尚，如何在细节设计中展现人物的个性特点？本期《幕后》，就让我们跟造型师随雷舒羽一起，“穿越”到43年前的上海弄堂。

全景展现年代风尚

从《我和我的祖国》里的“夺冠”到《我和我的家乡》中的“鸭先知”，冬冬回来了，熟悉的上海弄堂也回来了。

巧合的是，这两个篇章都是在同一条弄堂取景，连群众演员都是同一拨人。不同的是，“夺冠”故事发生在1984年，“鸭先知”的背景则设定在刚刚改革开放的1978年。

年代背景和人物身份的细微区别，也体现在雷舒羽的造型设计细节中。一方面，《夺冠》的场景较少，主要在弄堂中上演，街坊们聊天、乘凉，穿着较为“生活化”。而《鸭先知》里，场景和人物都更加复杂，从普通职员、家庭主妇、新闻记者到售货员，都要根据身份量身定制。

另一方面，《鸭先知》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刚打开，新鲜事物和保守风格交织在一起，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夺冠》里，老派的纯中式服装就减少了不少。

“那个年代的上海，年轻人穿得都是很时髦的，也会烫头，戴着大墨镜，穿着喇叭裤。但也有一些老人，还穿着中式的衣服，上班族穿的是中山装，白衬衫，蓝布裤子。差别还挺大的。根据每个人工作不同，接触的人不一样，穿着也大不相同”雷舒羽介绍道。

《鸭先知》的美学风格独树一帜，服装造型也要与之协调，尤其是几场大场面群戏，特别讲究色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我们希望画面比较有整体性，如果一个画面里什么颜色都有，你就会视觉感觉就很乱。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统一性，在这个统一性里再找不同。”

夏天与冬天，不同季节的色调也有所区别，“夏天就是以浅色为主，尽量希望画面是干净的，而且确实那个年代，很多人就是穿的就是浅色衬衫，浅灰、浅蓝，或者浅黄，然后点缀一些棕、绿、蓝色的裤子。冬天的时候，就以中山装这种深色为主，让颜色稍重一点。”

虽然《鸭先知》单元篇幅不长，服装道具数量却一点不少。以南京路上的群戏为例，因为是年代戏，三五百个群众演员都要整体换装，“从头到脚都要换，连头发都要做成那个年代的样子，有的需要戴假发，服装道具体量非常大。”

大到主演的造型，小到群演的细节，都要一丝不苟，这是雷舒羽长期保持的工作态度，“不管戏多戏少，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量身定制造型细节

徐峥善于在电影中塑造平凡又灵动的小人物形象，这一次的赵平洋也不例外。

服装和发型都讲究“返璞归真”，不做过多修饰，以当年国企职员最常见的蓝色中山装、白衬衫、二八分头为主，“导演希望这个人物能代表那个时代，不想特别有造型感，而是要一种很生活的感觉。”

谈到发型，雷舒羽还打趣道：徐峥导演的发型给造型师很多空间，就像一张“白纸”。

此外，她还主动建议为人物加上了两撇胡子，“有胡子更生活一点，不是那种白白净净很精致的状态，更有质感一些。”

棕红色的方框眼镜则是点睛之笔，既有小职员的精明，又带着憨憨的萌态，一戴上，人物一下子就活灵活现了起来。

人物最初登场是典型的家庭妇女造型，睡衣、围裙、素颜搭配标准的“五号头”发型，经过那场极富形式感的理发店“烫头戏”，她也摇身一变成了摩登的上海女郎。

“上海那个时候刚兴起烫头嘛，我们就设计了让她去理发店烫头，还故意把卷弄得夸张了一点。导演希望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时代的变迁”雷舒羽说。

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爱好使然，雷舒羽一直有收藏各种中古服装和饰品的习惯，光眼镜就有几十副，各个时代的衣服更是堆满了整个仓库。

在处理年代戏的造型时，相较于“做旧”，她更偏爱四处淘来的古着，“我觉得做出来的衣服跟那个时候真正的衣服比，还是有区别的。”

雷舒羽对我们说，演员的每套造型背后，设计师都要准备多套备选方案，通过试装挑选出最符合演员和人物的哪一件，“准备的数量比实际要用的多出很多倍，要根据角色性格，演员的脸型、肤色、气质去选择最适合的。”

以造型塑造人物，以影像彰显风尚。小到眼镜首饰，大到服装鞋履，每套造型背后满藏着的都是设计师的巧思、匠心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