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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9
1.华凤翔
（约1683-1783，康熙-乾隆）
善仿古器，制工精雅而不失古朴风味。传器以彩釉汉方壶较多。
1-华凤翔《如意云纹角汉方壶》
-高：227毫米，口径：97毫米，底印：荆溪华凤翔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品。
2-华凤翔款紫泥汉方壶宽24.5cmRMB2688003-华凤翔制炉钧釉高汉方壶-“荆溪华凤翔制”阳文篆书印章款-南京博物院藏
2.金世衡
荆溪人，著重於仿古器及名家作品，造工精巧，以橄榄型为主。
4-金世衡紫砂松段石瓢壶
-估价：18,000-28,000-“士衡”、“集雅堂”款
此松段石瓢壶，壶形上小下大，重心下垂，沉稳敦实，壶身设短直流，率直有力，出水流畅，后设倒三角壶鋬，曲直得当，壶流、壶口、壶把三点形成水平直线，更显端庄敦穆，沉稳含蓄，壶身上设圆盖，钮作连桥。壶身采用上佳细腻紫泥制作，砂质均匀平滑，色泽沉郁清亮，器身表面仿作松皮纹理，瘢痕累累，斑驳自然，构思奇寓，刻工精妙，……
3.郑宁侯
（约1698-1766，康熙-乾隆）
善摹古器，书法亦工，制壶胎薄而坚致、规矩。
5-郑宁侯制龙头贴花壶
-紫泥
（约1701-1755，康熙-乾隆）
明末清初江苏荆溪人，时大彬之再传弟子，构思奇巧，技艺高超，所制多花卉象生壶，仲美、君用之嗣乡也。
9-许龙文手制梨皮泥方瓯
-壶底部落有“德素轩”、“许龙文制”阴文、阳文各一篆书印款。
细观此壶，紫泥中参杂斑驳的浅色细沙，甚似梨子之表皮，俗称“梨皮砂”，
令人赏心悦目，有清初泥料特色。
（约1702-1765，康熙-乾隆）
江苏荆溪人，所作古器工极精雅，然壶式精工而不失古朴风味。传器中壶少而古器多。
10-陈汉文制紫砂四方瓶
-成交价：218,500-底款：陈汉文
（雍正-乾隆）
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工艺师，善制菱花壶,与陈汉文齐名。
11-杨季初（乾隆）制色泥堆绘段泥山石花卉纹笔筒
高14cmRMB1792000
清雍正、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壶大师，以汉方壶传世。
12-徐飞龙（乾隆）制粉彩山水汉方壶
高19.5cm
雍正乾隆时人,制壶多方器,制作严谨,技艺高超。
13-凌万兴（乾隆）制汉方壶
高21.5cmRMB100800
为雍乾年间紫砂名工，传世多佳器。尝见“砥成”款紫砂器，制品时代风格与“砺成”相近，按古人命名习俗，砥成或砺成族兄。
14-陈砺成（乾隆）制贴花敦式碗
直径19cmRMB78400
（乾隆）
乾隆时宜兴制陶名家，生卒年不可考，善制竹节把壶，现传世署“陈荫千制”竹节壶有数把，一般常见为提梁式。
15-陈荫千（乾隆）制紫砂竹节壶
宽23cmRMB33600
乾隆年间著名紫砂壶艺人，所作多方壶，并承制宫廷御品，但传世品甚少。
17-潘富鼎（乾隆）制侧角八方大壶
宽23cmRMB56000-壶底双框篆书阳文“潘富鼎制”印款
18-史继长（乾隆）制紫泥加彩方壶
宽22.5cmRMB84000
（2）作者不详
18-清乾隆炉钧釉紫泥四方壶
宽22.4cmRMB1344000
（1）名家紫砂
12.史维高
（乾隆-嘉庆）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制壶艺人。
33-史维高制加彩山水图方壶
宽19.5cm
（约1760-1850，乾隆-道光）
缪颂游宜兴时，子厚为其制壶。
34-葛子厚菊瓣壶
（约1761-1850，乾隆-道光）
清乾隆-嘉庆年间制陶名艺人。
37-潘大和紫砂刻花壶
（约1766-1831，乾隆-道光）
逸公制壶形式大小与诸色泥质俱备，工巧一类，可与孟臣相伯仲，故世称『二惠』。孟臣制品浑朴精巧俱备，逸公则长於工巧，而浑朴不远。逸公书法楷行草书俱备，楷书尤有唐人遗意，而竹刀钢刀俱备，刻镌或飞舞或沈著。其壶泥色最奇，小壶亦有佳者，莫若手造大壶之古朴可爱也。
38-惠逸公款君德式朱泥壶
-RMB33,600-底诗句款“品入西方美，逸公”
（乾隆-道光）
名廷镇，字子安，号芷庵，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能作花卉草虫，并书法，俱效恽寿平。范述曾主要艺术活动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善制锡包紫砂镶玉壶，选料精良，造型别致。范述曾曾与陈鸿寿、杨彭年合作锡包玉壶，与“西泠八家”中人也多有接触，与杨彭年齐名。
40-范述曾锡包壶
-RMB72800-
（道光）
清代道光年间制壶名家，曾为宫廷制壶。
43-邵友兰真记款串顶圆壶
（清代中期）
清代中期紫砂名家，所制锡包壶善以浅刻岁寒三友及诗文为饰，特色鲜明。
46-范禄曾制三镶锡包壶
宽14.2cmRMB50400
（约1772-1854，乾隆-咸丰）
乾隆时制壶多用模衔造，彭年善制砂壶，始复大彬揑造之法，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嘉庆时陈曼生属为制壶并画多款壶式与之，自此文人壶风大盛，将紫砂壶导入另一境地。彭年兼善刻竹，刻锡亦佳。
47-杨彭年制步朗铭三镶玉锡包壶
宽16cmRMB44800
（约1773-1853，乾隆-咸丰）
彭年之弟，字公寿。擅揑制法，也曾为曼生造壶。
49-杨宝年款瓜蒂壶
21.杨凤年
（约1774-1855，乾隆-咸丰）
彭年之妹，字玉禽。制壶得家法。
50-杨凤年制紫砂竹节壶
-RMB134400-底款：杨氏凤年。
（约1790-1861，乾隆-咸丰）
宜兴名匠，南海伍氏制万松园壶，延之至粤。书法欧阳询，所镌款字精谨有致，亦间用草书；所制壶有衔制、揑制之别。
52-冯彩霞款水平朱泥壶
-RMB34500
58-清嘉庆粉彩紫泥葫芦形温酒壶
高14.5cmRMB91840
三、清中期的“文人紫砂热”探因
清中期的“文人紫砂热”探因
文/王海珠
紫砂陶产自宜兴，是水火土的杰作。在中国各种艺术品的发展过程中，紫砂陶与文人的缘分最为紧密。紫砂陶有良好的吸水性和透气性，文人可以以坯代纸，在开阔面上纵横捭阖地题诗铭文、作画篆刻，诗书画相互辉映。可以这样说，文人的偏爱赋予了紫砂壶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把这种具有文人气息的紫砂陶称为“文人紫砂陶”。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清代中期的文人将对紫砂的爱好发展成为群体性参与的实践行为并形成“热潮”呢笔者试图对清代中期的“文人紫砂热”现象做进一步分析，从文化角度揭示这一现象的纷繁复杂的原因。
一、文人生存条件的恶化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说：
案狱(指文字狱)高峰在乾隆二十年后，而又以四十三年起的五年间为极端(1778～1785年)，其重点是自康熙朝起玄烨祖孙始终酷治着的东南地域江、浙、皖三省。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
江南一带是文字狱最为肆虐的地域，其影响极大，以至多年之后，文人仍然是谈之色变，因此清代中期金石考据之学在江南文人间大行其道；而当时，社会承平已久，政府大规模的修书、编书、校书、刊书等活动声势渐歇，对学术人才的需要也锐减，社会剩余文化人口急剧增加，文人贫民化、市俗化趋势日见明了，许多文人甚至难以维持生计。此外，江南文人的科举之途也并不平坦，高才难得高第，制度已腐朽到了极点，一些人在多次铩羽而归之后，因功名无望而对仕进心灰意冷。
这一点在文人的诗文集中也多有反映，他们的诗文题材多是担忧生活和前程，其中以“紫砂热”的重要参与者郭麈为最。他曾多次参加科考都没有得中，年复一年，“颖士才名老奈何，西风落叶又蹉跎”。他曾在知己陈鸿寿(曼生壶的主要设计者和赞助者)拔贡时又悲又喜地感叹说：“看到书郎成宅相，故家乔木已苍然。弟一人生难忘处，荷衣年纪读书堂。”种种复杂之情如五味杂陈，真是难于言表!他也曾因生活无着，意欲投奔另一位爱好紫砂的好友唐仲冕，作诗道：“我来为唱莲花落，也是吹箫乞食时。”(以上郭鏖诗均引自《灵芬馆全集》，日本东京拥书城，1884年版)身为寒士，面对生活的穷蹙困顿，其无奈的心情跃然纸上。
“紫砂热”中涉及的文人，也有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如陈鸿寿、唐仲冕、屠倬、周春等，但官职都不高，多是县令之属；也有安贫乐道、以图书金石隐居自娱的，如张廷济、吴骞、张燕昌等；还有一部分寒士，他们依附官职低微的好友当幕僚，从事各种文化活动。
明清两代御用瓷的承造者为景德镇御窑厂。由于皇室专供，上行下效，景德镇瓷器在当时享有较高声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于是豪商大贾成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贺熙龄编：《浮梁县志·物产志》，抄刻地不详，1832年版)。御用瓷由皇帝直接干预或委派官员督理，并在瓷器的烧造事务中贯彻皇帝的旨意，是皇家威严和气派的体现。嘉道年间，内忧外患，统治秩序虽然还在运转，但各方面衰相已现，瓷业亦然。
乾隆后期唐英窑结束后，御窑厂的督陶官与协造官均不谙瓷务，监守自盗现象严重。李绍强描述当时情况说：
从乾隆后期起厂器已经“尽搭民烧”，御窑厂规模更趋缩小，厂内烧窑工序不复辅设，窑座亦不存在。只有制坯工序仍由御窑厂本身完成。乾隆初御窑厂尚有300余人，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则只剩28人，内含13名工匠，其余全部是雇佣民匠。乾隆前期，御窑厂年产量大约保持在八，万至十多万件的水准，乾隆后期下降到六七万件，嘉庆道光年间又下降到四五万件到两万余件。(李绍强：《论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
烧造费用也不断削减，乾隆朝还须白银一万两，由于嘉庆、道光两帝都崇俭黜奢，嘉庆四年(1799年)烧造费用下降到五千两，嘉庆十五年(1810年)减为两千五百两，道光年鸦片战争后更是下降到两千两。嘉道时期“除一些不可替代的祭祀陈设用器得以维持外，造价高而成品率低的精美陈设瓷都已不再烧造”(钱潮：《试述清嘉道成三朝官窑瓷器的生产》，《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御用瓷器的生产无论从质量、数量或品种方面都呈明显下降态势，官窑瓷业的萎缩可见一斑。御用瓷的纹饰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图案化纹饰上，嘉道时一改乾隆朝时的繁缛而变为简约，图案层次有所减少，工笔写意并用，总体上给人一种较为平淡的感觉”(钱潮：《试述清嘉道成三朝官窑瓷器的生产》)。
乾隆后期，御用瓷因政府财政拨款的一再减少，逐渐失去了皇室用器专享的尊贵地位而不可避免地衰落，这不仅动摇了景德镇官窑瓷业在陶瓷界的垄断地位，也很快影响到景德镇及各地民窑的生产，可以说是结束了景德镇瓷业的黄金时代。这一切是伴随着整个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特征而必然出现的结果。而景德镇官窑和民窑的整体衰落使宜兴紫砂陶摆脱了婢女的顺从地位，也为文人紫砂陶的兴起带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
二、文人对紫砂宫廷风格的抵制
清代康雍乾三世，紫砂宫廷壶不惜工本、精雕细琢，讲求豪华典雅，不仅不能自由体现、充分发挥紫砂艺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才华，而且在文人风姿的紫砂器上，强加了华缛精巧、拘谨规范的气息。
御用紫砂器的款识有“康熙御制”、“乾隆御制”、“大清乾隆年制”、“嘉庆年制”、“嘉庆四年澹然斋”等。这部分书有官窑款识的紫砂器是地方官员入贡宫廷的素胎器经过造办处二次加工改造的御用紫砂器，它们的款式、布局体例甚至字体写法都与当时的御用瓷器一致。从康熙到乾隆的一百余年间，宜兴地方官员向朝廷的进贡就没有停止过。这些向宫廷进呈的紫砂壶胎子或宜均器，由内务府造办处的艺匠用珐琅彩、洋金绘制图案，或镶嵌金银丝、螺钿，或髹漆。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喜爱，这部分御用紫砂器的风格和御用瓷的风格极为接近，同时也影响到民间紫砂器的制作，紫砂陶业一直极度兴旺。
清前期紫砂业的繁荣，从文人的视角来看，正如乾隆年间名士阮葵生的评价：“近时宜兴砂壶，复加饶州之鎏，光彩射人，却失本来面目。”(阮葵生：《茗具》，《茶余客话》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嘉道时期的吴骞更是不无感慨：“阳羡磁壶，自明季始盛，上者至与金玉等价。百余年来，名工既尽，时工所制，率粗率不堪，或涂以黄丹，无一可入清玩者。”(吴骞：《桃溪客语》卷三，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文人对清初紫砂陶评价之低，原因在于，嗜好紫砂陶的文人都知道，茗壶以保存本身色泽之美者为上乘，掺杂颜料于全泥者为中乘，制后抹釉以文饰外观者为下乘。
可见，康雍乾时期盛世紫砂的繁荣对求真、求古、求雅的文人而言，只是紫砂器数量的激增和工艺的繁荣，它没有体现文人的理想意境追求和士大夫的审美风格，未使紫砂的文人艺术品位得以充分展现。
清代中期，国势日下，官窑瓷业已是一落千丈，更遑论紫砂陶业。但就是在这紫砂陶业衰落时期，在众多紫砂艺匠和文人的积极参与下，产生了一批深受文人趣味风格影响的茗壶茶具、文房用具和清供雅玩。其中一些文人紫砂的精品还在清中后期流入宫廷，得到了宫廷的承认，成为御用紫砂衰落后宫廷紫砂制器的有力补充。
现在故宫旧藏紫砂器乾隆以前的较少，乾隆以后的为大宗，如陈曼生、杨彭年、邵友亭、邵二泉、吴月亭、陈观侯、朱坚、瞿应绍、邵大亨等都有不少精品遗存宫廷，而且绝大多数都有款识。其中陈曼生、朱坚、瞿应绍等是参与紫砂器制作和设计的文人，其余是与之合作的紫砂艺人。据专门研究故宫紫砂器的王健华统计，故宫旧藏紫砂器目前存有400余件，其中康雍乾三朝加起来只有150余件，其余都是乾隆以后文人和紫砂名家的作品。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宫廷御用紫砂器在乾隆以后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名家制品(指文人紫砂陶)流入宫廷。可见，文人紫砂壶质朴古雅的风格得到了皇室的认可，基本上取代了风格繁缛华丽的宫廷紫砂器。
三、金石考据学的复古指向
文字狱的压制和科举制度的腐朽，使清代中期的文人纷纷埋头于文献古器物的考证，走上金石考据的道路。乾嘉时期金石考据学对文物的研究，间接促成了文人爱好紫砂、鉴赏紫砂、设计制作紫砂的风潮。
乾嘉考据学因其质朴、好古、尚实，又称“朴学”；紫砂陶以泥制，因其本色质朴无华，以古为上，又称“朴器”。在文人眼中，二者之间具有某种极为相似的联系，是相似的价值观和审美风格的产物。嘉道年间爱好紫砂的文人中，有许多即是金石考据学家，如张廷济、周春、陈名鳣、张燕昌、陈鸿寿、严元照等，在清中期颇有声名。此外，撇去那些经历史的淘洗而名声湮没的文人不谈，“紫砂热”中的一些文人，如陈鸿寿、郭鏖、文鼎、吴骞、蔡锡恭、瞿应绍、徐楙、朱坚之流，大都精通金石考据、书画篆刻之学，任何一位在当时都是知名的学者专家。
在诗赋中，嘉道文人不仅经常以金石古物和紫砂陶为话题，而且朴学的研究方法也影响到文人对紫砂壶的审美和价值判断。如沈铭彝的诗：“商周吉金案头列，殿以瓦注光璘彬。壶兮壶兮为君贺，曲终正要雅乐佐。”认为紫砂陶是“雅”而非“俗”。他们评价(供春壶)说，“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更是以紫砂陶比拟朴学家心目中的三代青铜法物。吴骞《为陶山明府(唐仲冕)仿古制茗壶以诒好事做诗五首》之三曰：“百和丹砂百炼陶，印床深锁篆烟消。奇觚不数宣和谱，石鼎联吟任尉缭。”认为紫砂陶的珍贵可媲美其他古物而毫不逊色。他还写诗道：“中流抱千金，不如一壶逐。商周宝尊彝，秦汉古卮盘。丹碧固煜耀，好尚殊华朴。求壶不求官，干水甚干禄。”在他看来，富贵和利禄都比不上一壶在手，紫砂壶与他收藏的其他商周青铜器和金石文物具有相同的价值。相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不再赘述。
从文人设计的壶形和撰写镌刻的铭文来说，也反映了当时学者“以古为尊，以汉为好”的观念。陈鸿寿、郭麈等文人合作的曼生壶造型多样，其中以仿古器为大宗。仿古壶式主要有石铫壶(苏东坡最爱的壶式)、百衲壶(铭文作“勿轻短褐”，“短褐”指古代百姓所穿的衣服)、古春壶(古壶式)、半瓦壶(壶以汉瓦为形)、汉方壶(借鉴汉青铜壶形)、井栏壶(取形于古井，铭文作“井养无穷，是以知汲古之功”，得自《易经》“井养而不穷也”)、瓠瓜壶(铭文作“饮之吉，瓠瓜无匹”，得自曹植《洛神赋》：“叹瓠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等。可以看出，嘉道年问文人紫砂壶的壶形多拟秦砖汉瓦并借鉴商周青铜器造型，而铭文多暗合壶形并切合古代典故。以王玷生墓葬出土的嘉庆八年(1803年)曼生壶为例，据陶瓷专家宋伯胤的分析：
壶嘴刚直遒劲，壶鍪曲而不柔，陈曼生紫砂竹节壶，腹部刻“单吴生作羊豆用享”八字铭。
壶身稳重而挺拔，壶盖与壶腹合口严密。壶腹浅刻“单吴生作羊豆用享”八字，是模仿《宣和博古图录》卷十八，“周疑生豆”上的铭文的，唯图录释为“单疑生作养豆用享”。可以确定陈曼生把一件周代铜豆上的铭文摹写在紫砂壶上。(宋伯胤：《紫砂苑学步》，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2005年版)
再如有曼生井栏壶题铭为：“井养无穷，是以知汲古之功”，表现了朴学家博古、尊古、好古、鉴古的观念。相似的壶铭还有邓奎井栏壶上的隶书铭文：“南山之石，作为井栏，用以汲古，助我文澜。”此铭文以井水常汲不减为喻，勉励后人多向古人学习，多从古代文化中汲取养分，要不断积累，才有所成。这也是当时汉学家好古尊古观念的反映。
综上所述，嘉道年间的文人紫砂陶简约古雅，渗透了文人的审美理想和品位追求，与紫砂创始之初的旨趣一致，可以说是文人引导下的紫砂行业的复古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