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以来，西方美术类型与中国传统书画一直并驾齐驱、互相渗透，逐渐构成现代视觉文化。基于上海与中国现代视觉文化的特殊关联，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推出“现代视觉文化”系列讲座，邀请15位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讲述现代视觉文化在上海的发展。
本文为平面设计师姜庆共“从图画到图案——1930年代的书籍设计”的讲座实录，讲座中姜庆共从绘图和字体的角度，通过12位设计者、24本书刊，探视20世纪上半叶书籍设计的局部。
1930年代左右，设计者和书刊即景。
当时书籍设计的风格，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其源泉和动力主要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持续十余年的推进。思想的变化，驱使了多样化出版主题的诞生。进步书刊的主题，在激励年轻思想者传播新概念的同时，也让年轻设计者去尝试、借鉴，新的、多样化的设计方式。形式表现上，则为民族化和西洋化风格的交集和共存。技术方面，受惠于逐渐壮大的出版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
1915年，《礼拜六》杂志封面，丁悚绘
《礼拜六》的封面，已经改变了由一行字、一个框，或者一幅白描这种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封面形式。除了时代的需求，印刷业技术的更新，也为中国传统出版物从黑白到彩色的设计和印刷，提供了技术支持及更多的商业回报，并吸引群多文人和商家，纷纷投入文化出版业。
《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主编。1915年创刊时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其封面设计和字体多次变化。1918年《新青年》改版为白话文及新式标点出版，曾刊载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3年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1918年出版的《世界画报》杂志
1918年出版的《世界画报》杂志，丁悚任编辑。这本杂志以绘图为主，在摄影还未普及于画报的印刷出版年代，西洋绘画者及艺术教育工作者，纷纷加入画报绘图工作，如张聿光、谢之光、刘海粟、颜文梁、张光宇等十几位，编辑撰文有周瘦鹃、郑逸梅等。这期的封面由张光宇绘画，刊名字体也为徒手写就。右图是内页刘海粟的素描，刊在“世界名胜”栏目下，题杭州清河坊市街之景。
《国学季刊》和《呐喊》的封面，都为鲁迅设计。
《国学季刊》1923年在国立北京大学创刊。鲁迅积极倡导书籍设计的民族性，并频繁将中国传统图像运用于现代书刊的设计之中。《国学季刊》封面以汉画像图案满版铺底，封面字体仍依循传统，为蔡元培题写。这种文字和图案的组合，改变了单一使用书法和框线的传统封面设计。这时的图案绘制，都是徒手画成，还未使用工具。
《呐喊》是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包含了《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1923年初版时，封面字体使用的是印刷铅字。1926年第四版印刷时，鲁迅以隶书书写，设计了封面字体，并夸大了三个口字，以示呐喊之意。
鲁迅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封面设计为陶元庆。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封面设计为陶元庆。1926年初版，这里展示的是1939年的版本。陶元庆是画家，也是鲁迅极力推介的年轻书籍设计师之一。《彷徨》封面上的三人图案，其中一位坐立不安，左顾右盼，显露出犹豫不决的姿态及彷徨的意图。
19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创作的涌现，同一批年轻书籍设计者有力、干练的图案设计，开始渐渐颠覆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读物的水彩仕女画封面。当然，对于新文学出版物，由于读者数量及印刷成本和技术的局限，封面大都以两三种颜色印刷，其单纯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靠简单、方便印刷的图案来解决，也及其考验设计者的功力。
《良友》杂志
《良友》杂志的创办者是广东青年伍联德。1923年他与大学同学编译《新绘学》美术书籍两册，被商务印书馆出版。伍联德用稿费来上海旅游，产生了从事出版业的志向。回广州后，他请大学校长为其写了推荐信，如愿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美术编辑。后因觉得美术编辑并不能发挥自己所长，便离职。1926年在上海创办《良友》杂志。
《良友》杂志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本以摄影为主的大型时事生活杂志。刊名字体据回忆为伍联德设计，其对“良”字的修正，一改平直生硬的笔画，以斜线和圆弧，构成温润、饱满、活跃，充满善意的美术字造型，表现出对现代城市文明生活的向往。是1920年代一款时髦、经典的字体设计。
立达学会《一般》杂志
立达学院是1925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中学，丰子恺是立达学院的艺术教员，也是立达学会《一般》杂志的美术编辑。大家知道，丰子恺以插画和漫画见长，右图是他为杂志所画的扉页设计，这些插图，使这本封面刊名字体写得一般，看起来平平淡淡的杂志，顿显生辉。当然，《一般》两个字的书写意图，通过这个简单构成的传达，也是很有力的。画面中一些笔画冲破了黑色块面的布局，就好像在比喻：教育，像一束照亮黑夜的光芒，为人们指明前行的方向。所以，《一般》的设计，并不一般。
1928年第一期《新女性》杂志（左）；右为这一期的内页
1928年第一期《新女性》杂志的封面设计，刊名美术字和柳叶图案画的组合，带来了“春”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美术字的部分笔画同柳叶的呼应关系，这种美术字的形式也可以称为图案字。这是开明书店音乐美术编辑钱君匋的设计。右边展示的是这一期的内页，一首歌曲曲谱，作曲者也是钱君匋。这是杭州“春蜂乐会”在《新女性》杂志刊出的第15首抒情歌曲。
钱君匋任职开明书店前，在杭州浙江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图案，他与该校几位年轻教师自发组成“春蜂乐会”，创作以“自由恋爱”为理想的抒情歌曲，寄往《新女性》投稿，获得主编章锡琛的赏识，之后便邀请他赴上海任职音乐、美术编辑，并兼职书刊封面设计。
“春蜂乐会”的抒情歌曲，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创作和出版留下了珍贵的音符，同时，也为23岁的钱君匋叩开了设计的大门。
钱君匋曾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打下了良好的艺术基础，也因为同窗好友陶元庆的影响，相继为他引来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郑振铎、巴金等文人墨客的出版装帧设计邀约，一时名声鹊起，成为1930年代炙手可热的年轻书籍装帧设计师。
1929年出版的《进行曲选》封面
在新文化出版的高峰时期，钱君匋有幸成为书籍设计由“图画”到“图案”，由“徒手绘制”到“利用绘图工具”变革过程中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近代日本文艺论集》
至1930年代初，图案渐渐成为出版物的主流设计形式。比如，《近代日本文艺论集》的封面设计，均以徒手绘制图案和图案字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汉字笔画的曲线变幻，同图案线条之间的呼应。也可以看成是手绘图案到利用工具绘制的渐进过程。
陈之佛，《图案》第一集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延伸，激励海外学艺归来的年轻人，在民族图案和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中借鉴贯通。《图案》第一集，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作者陈之佛从日本学习图案设计归国后，曾在上海办学授课，并出版了这本中国早期图案教学的专著。典雅的书名字体设计，使绘图和文字浑然一体，为中西融合的图案字设计经典，同时也为中国本土早期的图案设计职业，带来专业性的范本和引导。
陈之佛也受邀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作了众多的封面设计，其传统图像和民族化的图案运用，成为1930年代出版物设计的典范之一。
鲁迅作封面设计的《奔流》和《萌芽月刊》杂志
《奔流》和《萌芽月刊》杂志的封面均为鲁迅设计。据研究者统计，鲁迅设计的书籍封面有近70种，其中很多是以汉字字体所表现的经典设计，比如之前介绍的《呐喊》。
《奔流》的字体造型，他并不是以通常波涛汹涌的概念去执行，而以横向伸展，笔画几乎破出页面，表现出广阔的气势，平静却看到了坚定；《萌芽月刊》的字体设计，则以幼小的芽尖，和成蔓延趋势的经脉，表现出曲折生长的意图，契合了这本作为左联文学刊物的不屈精神。汉字字体和图案一样，向着简练抽象、规整的几何形带来的西式风潮渐渐演进。
1930年出版的《煤油》，封面设计者不详
《煤油》，新文学译作，译者郭沫若，1930年出版。封面设计者不详。这个设计的整体布局带有一些荷兰风格派的意图，书名的汉字设计则更有特点，像是对煤的剖面的解读，为那个时代比较少见的汉字字体表现。复旦大学的顾铮老师看了后说，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像素字体。这样看，是有点像。
《菊子夫人》，封面设计者刘既漂
《菊子夫人》的封面设计者为刘既漂。广东人，曾就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1922年往法国学习建筑和图案设计，回国后往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曾作少量的出版物插图和封面设计，比如《贡献》杂志“刘既漂建筑专号”等。《菊子夫人》的封面，从抽象、自由的图案设计，及具有严谨结构的字体布局，可以揣摩出设计者在绘画和结构之间倘佯的心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枝叶、菊花和抽象的人形图案，散布在画面中，而字体设计的结构则相对规整统一。包括他给其它出版物的汉字字体设计，为1930年代的书籍设计留下了独特的标记。
《时代图画半月刊》，刊名字体由张光宇设计
这两本《时代图画半月刊》杂志的刊名字体由张光宇设计，这位也是多才多艺的设计家、漫画家。杂志于1929年在上海创刊。张光宇似乎把杂志当作了自己的练习本，刊名字体频频更换，每期都可能出现新的设计。当然，他是杂志创办者之一，可以自己说了算。
尽管张光宇的字体设计变化多异，但其本质，均受益于荷兰风格派和苏联构成主义的影响。简单的描述就是，纵横线条平稳的风格派，以及加入了斜线，打破平稳并付与力量的构成主义。这样看，这些设计的变化，又统一了。比如用圆形表示现代机械工业的传动，横线表现运动的速度，斜线表现运动的力量，纵线表现摩天大楼等等。
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的字体组合，是1930年代中文书籍设计中极为先锋的表现形式。“时代”的刊名字体设计，成为1930年代张光宇的设计标志。
同时，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封面设计中的汉字及图案，也渐渐开启利用绘图工具的时代。
1933年出版《名伶剧谱》（左）；1936年出版的《新声平曲集》（右）
这是两本传统戏曲曲谱集，京剧，封面设计都融入了当时西方时代图案的风潮。这类使用绘图工具的图案表现，以及西洋化的图案设计规则，影响到民族化图案的创新，成为当时书籍设计的潮流之一。
这两幅封面，表现了两位设计者不同的基础和功力，各有看点。左边的《名伶剧谱》，1933年出版。封面构成中，发射的光芒、线条和矩形的渐变，装饰艺术风格显而易见。虽然整体布局有些松散、随意，不成统一，但条理规整，同胡琴、戏曲人物、中文书法，相映成趣。可以看出设计者当时尽力在追随时髦图像构成的热情。
右边是1936年出版的《新声平曲集》，封面设计完整划一，包括中文字体的呼应，是一幅西洋化和民族化风格，在表面上被平衡得较为成功的样式。这里，中国戏曲造型和声音的激烈与矛盾，在结合了当时的西方风格的图案方式之后，被表现得过于平稳和典雅。尽管有红色的热情基调，但这个设计，似乎更符合江南丝竹的曲调，或者更适合广东音乐。
所以，这两幅封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左面的，其线条、矩形、圆形的错落，至少还保留了中国戏曲剧烈的节奏感这种意图。
1935年《各种中文铅字样本》
《各种中文铅字样本》是1935年华丰印刷铸字所的字体样本，封面图案汇集了当时风行的事物，双翼飞机、轮船、齿轮。包括蒸汽机车、摩天大楼，都是装饰艺术时代的设计元素。右边是样本的内页，老宋体的铅字字样，这款铅字的意义在于，它原为美华书馆从上海流传至日本的一款宋体字，经日本铸字专家修正后，华丰印刷铸字所从日本购回，并再次修正、补字，铸成铅字，使其成为上世纪汉字印刷字体的经典之一。
1935年《女青年》杂志封面
这本杂志的封面设计作于1935年，设计者不详。特别是刊名字体设计，可以代表为1930年代封面设计和中文字体设计的顶峰。“女青年”三个字，被几何图形简化到极致。西方图形和中文字结构的碰撞，一般都采取简化的方式处理，包括笔画的借用，比如这个设计中横线的共用；还有制造新的简约的外型，将中文字简略到识别度最低的可能，比如“青年”两个字原本几乎没有斜线，为了呼应“女”字，“青”字的斜线和三角处理，打破了这个字的外型，并使其与另外两个字的造型相契合。单单看”青“字的话，你几乎认不出这个字，但组合在一起就成立了。所以，中文美术字的设计要敢于打破，建立新的观看秩序。
图案字的说法来自日本。我们之前看到几个案例中的图案字，字体结构均结合了画面中的图案而成。这里的字体，可以渐渐转变为美术字的称呼，因为组成字体结构的，几乎都是无意义的几何形了。
《周子通书》，中华书局于1936年印刷
《周子通书》，这是古籍《四部备要》子部中的一册，中华书局于1936年印刷。
这个封面设计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一行字，一个框的中国传统书籍封面样式。我们举例这个设计，一是看一看中国古籍的封面形式的惯例，另一方面想简单讲一下这本书的正文字体。
《现代中国商业美术选集》第一集，封面设计张雪父
今天大家可能是第一次知道张雪父先生的名字，但如果提及一个上海品牌，则是家喻户晓，这就是永久牌自行车。1950年代，张先生在上海市美术设计公司工作，协助厂方美工，共同完成了永久牌的商标设计。
《音乐教育》杂志，钱君匋1937年设计
《音乐教育》杂志，钱君匋先生于1937年设计，也是钱先生｀封笔前的佳作之一。刊名字体的符号化，比如在汉字笔画中融入简练的音符，以及优雅的图形组合，保持了他一贯的对音乐的追宠，并呈现于设计之中。1938年，钱先生和友人在上海创办万叶书店，重心移至儿童音乐读物的出版，普及儿童审美启蒙。1950年代，万叶书店进京，成立“公私合营音乐出版社”，即今人民音乐出版社，成为钱先生一生追随音乐的完美的休止符号。
最后，我们以六个封面，对今天的主题作一个提炼和总结：1930年代的书籍设计，最主要和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徒手的绘写，到使用工具的几何形图案的绘制，形成“从图画到图案”的转变。在这些局部图像中，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看到这个变化。
当然，这不是说，那时所有的出版物都会追随这样的设计风潮，新与旧，是共同存在的。依据内容及出版社的性质，一小部分传统的书籍，会依旧保持古旧的设计。这样，传统文化通过出版的媒介，才能一代代传承保留下来，这也是值得被称赞的。
以上1930年代左右的出版物，一共24本。我在自己的收集中选择出这些样本，过程中也发现设计这些出版物的12位设计、艺术家的共性。比如，都曾留洋或练习西画，谙熟中西方文化艺术，杂家，多才多艺，热衷于编辑、出版事业，以及他们之间良好的、密集的师承关系和朋友圈。包括他们来自何方，比如，浙江的画师比较多；苏州的笔杆子比较多；广东的文艺青年比较多，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以后进一步的观看，提供解读的线索。
1930年代书籍设计带来的视觉观感是非常丰富的。但在近现代中国书籍设计的历程中只是一个局部，它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中西文化的对抗或融合，有些思潮至今还影响到我们。我们现在来体验那个时代的图像或字体，其概括、干练、现代的视觉力量，及对时代和这个城市的文化传承和推动，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观看他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