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后，湖南的大山里，一个常在煤油灯下学习的少年，通过收听电台的预告，看见了夜空中的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
数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令人瞩目。自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已成功发射10艘飞船，实现12人次的航天员前往太空并安全返回，而周建平逐渐成为一名深度参与者和后来的把关人。
“载人航天事业不能有侥幸心理，首先要求稳妥，同时要求跨越。”周建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1992年立项时，中国航天技术较为薄弱，载人航天是一个“使劲跳才可能够得着”的目标。周建平说，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风险不能带到天上去”的安全理念至关重要。
据他回忆，2002年神舟三号飞船进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后，测试发现一个插座的两路信号中有一路不通，检测结果显示接插件设计存在缺陷，但另一路信号没有问题。研制人员之间出现很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成功可能性很大且撤离成本太高，另一部分人反对将风险带到天上去。
“最终我们选择撤离，抓紧完成接插件归零和重新设计生产，用其替换全部同一类型的接插件，为此推迟3个月发射。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周建平说，从那以后，研制人员达成共识，一旦发现任何质量问题，必须一票否决。
他也记得，神舟七号航天员出舱时，最初舱门打不开，现场舱门先开一条缝，却又合上了。“事后大家猜测我当时一定很着急，然而并没有，我只是坐着等待，因为心里有底。”
周建平说：“我们在舱内准备了助力工具，万一航天员推不开，也能借助工具打开。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大量实验。工作做到位，才敢担当，临阵不乱。”
他还透露，神舟九号原本不打算载人，全体研制人员评估认为技术过硬，决定改为载人飞船。
周建平说：“中国的航天人追求稳妥是因为责任重大，而追求跨越是因为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对自己有信心。”
航天事业很花钱，但周建平说，中国一直在琢磨着省钱。
他还举例说，中国的天宫一号是交会对接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是为了载荷要求进行改装，原本还有天宫三号，但研制队伍通过优化设计和挖潜，将天宫三号的试验任务全部合并到了天宫二号上进行，这样就节省了天宫三号和为天宫三号服务的飞船的成本，转而直接发射空间站的试验核心舱，以实现低成本、跨越式的发展。
此前，中国将交会对接和空间实验室的飞行试验结合在一起，减少飞行次数，同样是为了降低成本。未来的空间站也是“经济适用型”，特别是采用先进能源、高闭合度物化再生生保和电推进技术，将显著降低空间站运行期间的航天员消耗品和推进剂补给需求。
省下来的钱，还有很多地方等着用。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是六个重大科技项目之一。在开局之年，嫦娥四号全面启动，嫦娥五号进入决战阶段，北斗导航系统加速全球组网，长征五号、长征七号新一代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和天舟一号将发射对接，还有多颗空间科学新型卫星将实施发射。
中国的火星探测任务也已经正式立项。对此，周建平坦言：“登陆火星，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计划在2022年前后建成空间站，包含一个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搭载安装包括空间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微重力流体燃烧等科学研究实验设施，支持科学家们从事前沿探索、空间技术研究和空间资源的开放利用。
信息技术、新能源、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综合体现在中国的空间站上。此外，还会独立发射一个与空间站保持共轨飞行的光学舱，在光学舱内架设一套口径两米的巡天望远镜，分辨率与哈勃相当，天区覆盖更广，将是中国人的“宇宙之眼”。
周建平说：“空间站将首先是中国在太空里的国家实验室，服务于中国科学家从事科研实验的需求，同时积极进行国际合作，欢迎其他国家科学家参与，以及航天员的入驻。在空间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的空间站将带来重大产出。”
他还表示，对于一些有意愿、没能力独立从事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中国可以为其提供太空飞行和科研的机会。“已经有不少国家向中国表达了愿望。”
谈及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美国总是绕不开的“梗”。
美国国会早在2011年立法禁止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航天合作，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切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拒绝中国参与由多国共建的国际空间站项目，至今没有改变。
周建平说：“美国航天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也是航天大国。虽然起步晚、规模没有那么大，但也独立、全面掌握了先进航天技术，也有能力为人类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
周建平指出，中国载人航天的目的是和平开发利用太空，实现人类探索与发现的伟大使命。航天大国积极合作探索宇宙，将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科幻大片《火星救援》中，航天员马克·沃特尼被困火星，最终在美国航天局和中国航天局的联合行动下回到地球。时任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许达哲提起这部电影，表示中美已于去年建立对话机制，计划今年在此基础上进行沟通。
周建平则笑着说：“我也接触过一些美国航天界人士，《火星救援》反映的应该是民众的心声。”
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总体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
中国科协常委。
长期从事航天技术教学和航天工程管理工作。2000年4月起开始从事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为“神舟”四号无人飞船，“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做出重要贡献。参与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发展战略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199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