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以下简称《瓦格纳法》）是美国第一部保障工人等成立工会、集体谈判和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罢工等权利的联邦立法，由纽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F.Wagner）起草。大多数人认为，《瓦格纳法》是美国首次公开强制执行的针对现代就业的社会契约和安全保障。但是，界定工人的权利并将其纳入国家结构的做法，实际上是从一个世纪前开始的。
《瓦格纳法》设法处理的19世纪工厂工人，和今天未受其保护的按需工人，两者的命运之间，连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20世纪初，新英格兰的农民家庭把布条做成花哨的蝴蝶结，这些工作与本书中的幽灵工作具有相同的遗留问题。一个多世纪以前，他们也基本上没有受到《瓦格纳法》的保护。全职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那条明确的断层线，也与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60年代计算火箭运载卫星所需喷气燃料最佳重量的年轻女性有关。如今，这条线延伸到世界各地的临时劳动力库。自互联网发明以来，这些临时劳动力库一直承担着管理数据库和组建呼叫中心的任务，还为《财富》杂志上的世界五百强公司处理账目。
为什么全职就业仍然是衡量成功的文化标准，这对当今的按需工人产生了多大的压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过去。这一章我们回到19世纪末，并跨越整个20世纪。每一个突出的技术革新时刻都表明，政治领袖、经济权力掮客、劳工代言人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是怎样再度造成了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机器无法胜任的工作）和非技术性工作（走向自动化的临时工作）之间的分歧。
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和制造业依靠流水线上的工人来维持工厂运转。但是制造商也需要很多人力手工完成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不能并入到机械加工过程中。
只有辅以有组织的劳工以及工人的集体行动，半自动化工业制造里的全职工作才能得以存在和运作。不幸的是，全职就业的稳定和社会认同也使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容易把计件工作以及后来其他形式的临时工或合同工视为消耗品，即不值得保护的工作。投资哪些工人，不投资哪些工人，取决于谁在做这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是“需要专业技能的”还是自动化时机已经成熟的“非技术性工作”。因此，人们认为冷战时期的工程师——主要是男性和受过高级培训的专业人士，天生就比填补企业秘书职位空缺的女性“计算员”更专业，更有价值。
早期的消耗性劳动力
有工资的工作前景促使许多家庭从仅能维持生计的农场搬出，尤其是南方的农场，前往东海岸繁荣的港口城市。这些城市表现出一种可能性，即收入足以支付照明、取暖和食物的费用。来自南方的自由黑人，以及新涌入的欧洲移民，构成了新一批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北方的工厂主更容易扩张，同时还能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4贫穷但身体健全的移民和前奴隶群体大量涌入，加上这个年轻国家第一批资助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寡头出现，在这一背景下，流水线和计件工作的混合体诞生了。
流水线和计件工作
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家所谓制造厂能够生产枪支、锁、椅子、糖果、鞋和衣服，其生产速度是任何手工行会或行业专家团体的10到20倍。但在不同情况下，这些大规模生产的手工消费品还是需要人来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行会使用学徒和分包助手制度来最大限度利用工匠大师的工作。新的流水线推进了行会中普遍存在的分包做法，但有一点不同：工厂主同时掌控着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链”。单个工人不再相互协调生产。他们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做什么，以及如何把劳动转化为最终的成品。就这样，流水线不仅没有在人和机器之间引入新的劳动分工，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掌控，以及相互协调和委托他人工作的能力。6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机器开始使某些如纺织品这样的商品生产自动化，计件工作变得非常有效。计件工作（也叫“工业化家庭作业”“分包工作”“家庭手工业制”或“佣金制”）是在机器达到极限时，由人来制造或加工产品的一部分。计件工作被拆解为可分配的小任务，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完成，不需要停止生产，也不需要从工厂转移资源。7流水线依赖于旧的劳动分工。大部分计件劳动力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妇女和儿童。8实际上，工业中的计件工作是第一代有偿的按需幽灵工作。
当时，大多数熨压机和蒸汽缝纫机是由妇女和女孩操作的。9她们是缝补纽扣、窗帘环、衬衫花饰和腰带的“精工”。10精加工搬到工厂的围墙内只是为了进行规模较大的操作。生产了大多数纺织品的小型服装制造业，仍然依赖于农业社区“佣金制”的工作模式。
工场间不是一间拥挤的房子，更典型的场景是一种当时被称为“拼命干的系统”，后来也叫“血汗工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相反，工场间是一间农舍，缝纫机占据了起居室的每一寸空间，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从父亲到小孩，都在做与布料有关的事。这些家庭付钱让司机搬运裁好的布匹，根据路程远近，每拉12匹布，司机就能得到分成。司机成了计件工作的中间人，穿行于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城市范围内很难走的乡村道路之间。他们避开了“挤满鸡和孩子的木棚屋”。11司机从匹兹堡开车进来时，能听到脚踩缝纫机的金属撞击声和急速运转的呼呼声。
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工业理论家认为，计件工作在技术上是低效的，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会逐渐消失。例如，发明于1770年的珍妮多轴纺纱机是由水力驱动的单台机器，多达120个线轴连接在一个木制框架上，用曲柄转动以纺纱、抻长和合股。这台机器能够制造出相当于数十双手工作数百个小时，所创造出的同样数量的用于织造的布料。伊莱·惠特尼（EliWhitney）于1792年发明的轧棉机，可以为棉花脱籽以备珍妮纺纱机使用，其比一个人手工轧棉快25倍。工业革命初期，这两项发明共同推动了棉花的生产并使棉花消费成为主流。大多数追踪工业生产增长的分析家认为，机械化与科学地应用技术管理更专业的劳动力，这两者结合起来会使计件工人最终消失。
这些分析家都没有考虑过，自动化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对临时劳动力的需求激增。以棉花为例，南北战争开始时，美国奴隶主需要的奴隶是当时奴隶数量的5倍，因为棉花需求激增，奴隶主迫切需要人类继续完成机器做不了的事。像珍妮纺纱机这样的技术并没有消除对人力的需求，甚至还将劳动力需求重新分配给了一组新的临时工。在纺织厂，孩子成为有价值的计件工人，因为他们的小手可以从移动的线轴之间伸过去，清理掉使机器慢下来的棉絮和其他杂物。但是与这些机器一同工作的能力被认为是“非技术性的”，尽管它填补了自动化这最后一英里的差距。
人们认为操纵珍妮纺纱机的工作属于体力劳动，根本不需要思考，但早期关于儿童灵巧地从一台振动剧烈的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的记录表明，这项工作需要智力和身体上的技巧。毫无疑问，计件工作将随着工厂的机械化而消失，曾经由行会推动的手工生产和童工将成为历史。或者，正如整个欧洲已经经历的那样，工会最终会阻止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分包出去，从而将计件工人纳入怀中，就像在熟练工人行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然而，对计件工作的叫板从来没有完全把它从生产循环中排除，尤其是在那些买不起最新机器的小工厂里。12正如匹兹堡一家服装店老板在1907年说的那样：“如果让女性进入工厂，我们的成本会高很多。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另租一层楼来安放她们的机器；我们还得购买这些机器，可能还得使用煤气和暖气，然后可能还不得不支付她们更多的报酬。”13
事实证明，工会并不比工厂老板更积极地认识到妇女临时劳动力的价值，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庭。1891年成立的美国联合服装工会（UnitedGarmentWorkers）是最大、最激进的工会，它试图根除其眼中的“外包工的威胁”，并让他们成为“该工会发展的一个连贯部分”，但毫无成效。14工会组织者专注于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的空缺。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注意到女性经常通过计件做合同工这一问题。对于年轻的未婚女性而言，工厂工作在道德上仍然被认为是可疑的，而从实际上来说，工厂工作也令她们放弃了其他的全职工作，如烹饪、清洁、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
如果年轻女性在美国联合服装工会名下的工场工作，她们能赚到两倍于周薪4.5美元的工资，而且不用再做操作缝纫机这类繁重的活。但是，工会的策略并没有优先考虑或意识到，女性放弃合同工作或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会面临的特定负担或成本。工会很快放弃了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空缺这一执念。没有人会想到，提倡家庭性别平等以减少妇女的家务负担，可能是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必要策略。15相反，他们致力于阻碍可以加快工作节奏的新技术的应用上。一些工会确实设法停止了计件工作，迫使场主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创造更稳定、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一贯地，工会的核心成员和拥有健全身体的白人男性是第一批有机会找到不那么危险工作的人，有时是唯一一批。16
20世纪头20年，美国各地的报纸充斥着这样的报道：肉类加工厂机器故障导致儿童四肢严重受损，纺织工人被锁在着火的工厂车间里，为制作火柴棒而采磷的工人被有毒烟雾笼罩。各州颁布了自己的法规，强制企业赔偿受损害的工人。这些零零碎碎的法律只凸显出，在工业时代，忽略临时工是一种多么普遍的做法。但是，直到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普遍的经济恐慌，劳工组织才得到他们需要的广泛的公众支持，进而推动对工作场所的联邦监管。
发明周末
1935年的《瓦格纳法》为工人在法律上挑战雇主开辟了道路。在那之前，厂主和矿主雇用私人武装威胁和殴打工人，工人们则因工作条件危险而翘班并回家准备战斗，双方的对峙日益加剧。《瓦格纳法》是停止这种对峙的第一步。该法还设立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LaborRelationsBoard）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确保雇主不会干涉雇员组建工会或与管理层谈判的权利。
重要的是，《瓦格纳法》并没有涵盖农业和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的工人。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监督者”的雇员，或者联邦、州、地方政府雇用的工人，该法也不适用。它还排除了被视为独立承包人的劳动者，如家政工人、农场工人以及小企业主的亲戚。《瓦格纳法》的时机是关键。它的目标是迅速扩张但日益危险的制造业和采矿业。到1930年，工业作业场所的事故已经造成全国几十名工人死亡。《瓦格纳法》也是在大萧条的巅峰期通过的。大萧条由1929年的股市崩盘引发，当时超过1500万人，或略多于20%的美国成年劳动力失业了，除了家庭提供的保障外一无所有。普通公民可以在每一个街角看到不公平工作条件的代价。
《瓦格纳法》的势头为进一步改革打开了大门。可以这样说，1938年倡导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FLAS）的劳工组织发明了“周末”，强制规定每周工作40个小时，并保证最低工资——每小时25美分，相当于今天的4.5美元左右，这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是首次。如果工人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该法还要求雇主支付“1.5倍”的加班费。除了在农场或家庭工场，不得招募未成年人从事危险的工作。在这项立法之前，儿童因为身材矮小，是某些最危险工作的首选人员。但《公平劳动标准法》的一个关键要素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临时工不受该法保护，而这将为扩大对合同工的依赖铺平道路。
《公平劳动标准法》适用于“受一位雇主雇用的独立个体”。这当然说得通，因为绝大多数经济扩张都涉及危险的工资工作，这些工作产生于生产流水线和对地下原材料的开采。不幸的是，计件工作正处于联邦监管制度的漏洞之中。《公平劳动标准法》通过时，有组织的劳工对于把计件工作当成独立的合同工进行保护并无兴趣。任何厂外的或远离车间的工作都会日积月累地危及有固定工作场所工人工会会员的数量，或者剥夺大多数工人的工作。如果有组织的劳工不能说服大量妇女放弃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并搬到城市去做工会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将把重点放在那些这样做的男人身上。
1935年的《瓦格纳法》以及三年后的《公平劳动标准法》通过后，工会在采矿业和制造业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当时，美国有近2500万工人加入了工会。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会向其他行业扩张的努力陷入停滞。战争使年轻人从工厂转移到欧洲前线。工会觉得他们失去了核心成员。一些工会与雇主达成协议，同意将罢工和集体谈判推迟到战后。著名的铆钉女工（RosietheRiveter）可以很容易地替代临时工，在战争期间保持金属、运输和化学工业的活力。一旦她的兄弟或爱人从战场上回来，家人就希望她回归家庭。正因如此，工会认为，在男人重新成为全职工作的主要经济支柱之前，没有必要扩大工人的权利。17
1947年，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推动通过了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A.Taft）和众议员小弗雷德·哈特莱（FredA.HartleyJr.）起草的《劳资关系法》（Labor-ManagementRelationsAct），无视杜鲁门总统对该法案的否决。在全美制造商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Manufacturers）院外游说力量的支持下，《塔夫脱–哈特莱法》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二战”后日益壮大的工会力量。《塔夫脱–哈特莱法》直到今天基本上仍然有效，它禁止针对管理层有关工人分配的决定而进行的“司法管辖范围内的罢工”或停工。这使得工会更难组织起来反对雇主使用技术裁减人类劳动力。而这反过来又让工人不可能考虑到失去一群同事将如何影响自己的工作流程，更别说表达自己的意见了。20
除了这个插入工会组织的楔子外，工作场所也不能再像“闭门工场”一样运作，这意味着公司可以招募新员工，扩增底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职位，而这些雇员没有资格加入工会，从而扩充了非工会雇员的队伍。与此同时，与《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规定相反，该法案允许老板在工作场所传递反工会的信息。随着《塔夫脱–哈特莱法》开始生效，考虑到该法案波及的范围，国会中的保守派联合起来，要求对《瓦格纳法》做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修订。事实证明，针对《瓦格纳法》的这一调整对工会在非工会工人中做工作的损害，不亚于《塔夫脱–哈特莱法》，尽管它似乎只针对报童。
1944年，新闻业巨头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Hearst）在最高法院输掉了一场官司，他未能说服法官，报童和老板一样，都属于合同工，不受《公平劳动标准法》的雇佣劳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报童不只是传布新闻，他们是报纸的主要销售人员，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穿行，常常面临身体上的危险。21最高法院认为，《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宗旨适用于任何经济上依赖于另一个实体并为其生产的人。22最高法院认定，街角报童在《公平劳动标准法》下理应得到工作场所保护，这将使赫斯特集团蒙受损失。于是该集团开始游说，希望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对《瓦格纳法》的修正缩小“雇员”的定义。赫斯特积极推动，将独立合同工排除在外，这些合同工要么不在工作场所工作，要么被视为业务运营的外围。国会对原来的《瓦格纳法》的修订反而要求法院使用严格的测试来划分“普通法”规定的雇佣状态，而不是假设企业雇佣员工工作就应该给工人应得的公平劳动和就业福利。
把我们送上月球的临时计算员
那些被视为“非技术的”、处于工会体力劳动之外的工人，对他们的劳动保护就像水滴石穿一样受到侵蚀，不断发挥和利用社会对“谁的工作需要保护，谁值得被保护”的假设。在《公平劳动标准法》和《塔夫脱–哈特莱法》的豁免范围内，隐藏着一些线索，它们揭示了20世纪中期的一些假设，即哪些劳动力需要失业保障，以及什么——或谁——似乎不受自动化的影响。例如，《公平劳动标准法》排除了志愿服务，这在今天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没有薪水的大学生实习。志愿服务者被当成学徒，是建立职业身份的核心。自中世纪以来，神学、医学和法学，即所谓的“博学专业”（learnedprofession），被视为受教育阶级特有的路径。这些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业不需要工作场所保护，他们的高学历使他们免受经济不稳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想要离开煤矿或工厂的人来说，大学教育被视为通往中产阶级的大门。
大多数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都可被看作小型企业，通常是个体经营的、没有工会组织的专业人士，通过私人开业集中资源。至少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这些职业的工作条件似乎与《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议题无关。因此，《公平劳动标准法》适用于“受一位雇主雇佣的独立个体”，但不适用于独立合同工或接受培训从而进入专业阶层的志愿服务者。这两种类型的工人都被认为是中间状态的角色。独立合同工被当成锤子或自动铅笔对待，只是为了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相比之下，实习生则被培养成有朝一日能进入大办公室的人。
幽灵工作的早期形式在整个20世纪继续蓬勃发展。快进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凯利女孩服务公司（KellyGirlService）和万宝盛华（Manpower）等临时招聘机构外包的工人数量，超过了大多数公司保留的全职员工。20世纪90年代，万宝盛华的临时工数量超过了通用汽车的全职员工。37社会学家艾琳·哈顿（ErinHatton）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从全职雇员到临时员工的大量转换并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她把人事和临时工中介行业的增长描绘为其自身作为服务行业的增长。它出售什么？有人认为，年轻女性和其他一些人受到照顾家庭、有限的教育机会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而这些人恰好可以降低公司成本。哈顿认为，这种将工人视为企业利润拖累的“负债模式”，超过了就业中的“资产模式”。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通过之后，这种“资产模式”可能从未走出制造业。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诞生之时，美国已经在迅速转向依赖合同驱动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无限期地由临时劳动力组成的。
外包和长期临时工
20世纪末，电信和大型计算机为下一代计件工作铺平了道路，也就是所谓的外包。企业可以将数据处理管理、客户服务，甚至员工记录管理搬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这个地方位于全球通信网络的某个可靠节点上。总部位于全球北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如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Airways），把他们的大部分业务划分并移交给一些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位于全球南方讲英语的前殖民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摆脱了伴随传统就业分类而来的义务、成本和工人安全保障。印度等民族国家通过国家资助的全球卫星系统扩张以及免税的IT产业园，为大型企业集团提供了更好的便利。这些全球供应链上的新环节任意地雇用和解雇当地人，让他们处理从航班时刻表、保险审计到全职雇员工资管理等一切事务。
1991年，印度在每一个主要城市发展印度软件技术园（STPI），这是其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38曾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经济，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印度财政部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Singh）认为，长期以来由苏联贸易伙伴支撑的印度经济需要进行改革，需要放松市场管制，从而在铁幕（IronCurtain）消失之后挺过难关。他的经济战略的关键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城市缺乏自来水和下水道等免费公共设施，却拥有高速宽带互联网和电网供给科技园区。快速增长的互联网，加上以英语为母语的劳动力，以及其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先进教育培训中心的悠久历史，使得印度成为第一个商业流程外包中心。
但外包绝不仅仅是削减成本。它还涉及对工会化不断加强的抵制和对长期存在的现有劳动法规的逃避。企业越来越依赖分布广泛的临时工网络，他们裁减了有资格集体讨价还价或争取工人福利的在现场工作的全职雇员。遵循一个很大程度上未经检验的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公司减少了任何可能被定义为“非必要业务”的开支——从打扫办公室到调试软件项目，不一而足，从而让股东记住他们的真正价值，用术语说就是“投资回报率”（行业术语即ROI）与“核心竞争力”。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处（WageandHourDivision）前主管戴维·韦尔（DavidWeil）把这一过程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工作场所的不断分裂”（fissuringoftheworkplace）。39现在，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更少成本完成的事情，都被任务化并外包出去。股东奖励那些愿意通过外包来削减成本和减少全职雇员数量的公司。然而，无论进行多少简化，一些任务，包括审计、文件归档、文字起草、格式设置和派单，仍然需要由某人在某处完成。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外包工作从来就不限于将工作外包给远方的临时工。外包可能在楼下的小隔间里进行。
长期临时工的兴起
最终，经过近8年的诉讼，大约8000名微软长期临时工获得了9700万美元的和解费。这听起来似乎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我们不要忽视这里的损失。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在庭外和解的。由于没有法院的裁决，这些长期临时工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人，他们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的，“长期临时工案”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子，它向法律和商业领袖说明了应否实施临时工和独立合同工策略。但它并没有解决数百万工人的困境，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全职工作”的正式定义之外。
含糊不清的就业分类
人们对什么是博学专业或“有技术性的”工作，以及哪些工人值得或需要全职工作的传统认知进一步降低了临时工作的价值。农村妇女缝纫，年轻黑人女性手工计算数字，新大陆的“他者”做离岸数据录入，独立合同工帮助开发前景未明的教育软件包，上述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他们的性别、肤色、国籍、接受的专业培训、所在的地理位置，或者以上所有原因而被一笔勾销。
如今，那些做按需工作的是消耗性幽灵工作的最新一代。一方面，他们在当下是必要的，但其价值太容易被贬低，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通常被认为是单调乏味或机械化的，而且被雇用做这些事情的人往往没有文化影响力。正如下一章所阐明的，按需工人在经历这种基本矛盾的同时，也发出了根本性转变的信号。
我们要仔细审视技术缺陷的现实，因为它们贯穿整个工业时代。正是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而不是自动化本身——时不时地干扰人类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引发了有关什么类型的就业重要、怎样的工人值得保护和投资这样的激烈争论。向后工业服务经济的转移也引发了分析人士所说的“知识工作”的第二次繁荣。简而言之，知识工作是把思考和处理数据所需的创造性专业知识，转化为由科技、法律、金融和娱乐等行业在线提供的消费性服务。
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思想家都认为，机器在使人类劳动“去技术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自动化消解了工人的人性。在斯密看来，加快步伐，扩大机器的使用范围，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独特之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都认为自动化征服一切日常工作的内在能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相信科学的基本秩序和力量可以减轻人类繁重的劳动，这种信念定义了启蒙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工业繁荣。然而，从娱乐业到税务咨询，知识工作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无形信息服务。无论是家庭装修等实体服务的兴起，还是基于文本的医疗保健等无形的知识工作的繁荣，都无法依靠传统的流水线或20年的职业晋升阶梯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世界里，“有意义的工作”在技能阶梯上的经济排名比较靠后。
20世纪的企业之所以实行自动化生产，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相信科技让生活更美好。42一些人还相信那条管理准则，即工人是昂贵的负债。随着外包业务的增长和临时工数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裁员仅仅是因为机器人出现后人浮于事。很快，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可以替代的，这强化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信念，即剩余的全职雇员才是真正的资产。
今天的按需工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人类型。他们的临时地位是使他们变得不可或缺的部分原因。他们与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固定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一个可供大量企业使用的共享工人库，这些企业可以利用这个库里共享的经验、可用性和多样性，不断开发新项目。企业现在依赖于可用的临时劳动力，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设计交付给客户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不能全天候地满足这些需求，也不能仅仅依靠一群固定的全职员工。
需要明确的是，今天对临时劳动力的依赖并非不可避免。工会本可以把精力放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合同工上。法院和联邦政府本可以更多推动反对允许合同工在重工业和采矿业之外蓬勃发展的豁免。美国劳工部本可以对工作做出不同的分类，以便更准确地统计独立的、非传统的工作安排。而且，企业本应受到公众的压力，迫使其在股票增长与利润分配之间取得平衡，让所有工人受益，无论从属于何种就业类别。但历史上这些力量没能汇合在一起。
到2005年“长期临时工案”达成和解时，全球经济已经不再由基建驱动。尽管制造业仍然是就业的关键领域，但更多的企业从提供创造性服务和管理客户体验中获利。这使得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或称“众包”——分配知识工作成为可行的商业模式。现在，这些企业依靠聚集各种各样的工人来处理项目，依靠半自动系统把工作任务从一个桌面转移到另一个桌面。
通过外包和供应商管理系统建立的网络技术和人事配置，传统企业和初创企业可以雇用临时劳动力，在提供给消费者产品之前快速通过原型版和测试版完成项目迭代，而且假定这些工人在项目截止后就会离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大的“全职雇主”实际上是埃森哲（Accenture）这样的人力资源和临时雇员服务中心，而其中一些公司如今已跻身全球顶级就业机构之列。44标普全球市场情报（S&PGlobalMarketIntelligence）的一项分析表明，2017年全球排名前20的雇主中，有5家是外包和“劳动力解决方案”公司。45相比之下，2000年，排名前20的公司里，只有IBM一家公司提供外包IT服务。很难判断现在有多少临时工为企业贡献才智，原因是这些中介机构承担——或说掩盖——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报告也显示了这一点。
过去20年，外包行业蓬勃发展。从2000年到2016年，全年外包合同的价值增加了两倍，从125亿美元增加到370亿美元。46这部分要归功于大型科技项目的两位数增长，因为越来越多公司将大量的数据转移到云端，预计外包市场在2017年和2018年会继续增长。
考虑到外包和供应商管理的人力资源公司的运作机制，不夸张地说，获取临时工的成本与向股东提交季度报告时用的复印纸成本几乎是一样的。当企业宣布要裁员的时候，股票就会飞涨。但正如“长期临时工案”表明的，企业经常在裁员后几周内增加临时工预算。他们通过临时工中介“回购”前雇员，以便更容易同时终结项目和劳动力成本。包括许多硅谷初创企业在内的年轻公司，过去从版本测试到病毒式营销的一切事务都依赖于承包商，现在他们可以雇用相同数量的、通过人力资源机构签约的临时工完成相同的工作，同时保持自己账面的“精益”形象。依赖通过人力资源机构这些“名义上的雇主”所得到的外包工人和合同工，催生了所谓的平台经济。
将工人转变为某种“采购的”东西进而推出产品，这种雇佣做法被植入到了幽灵工作的代码中。过去十年里，企业推出了按需服务，让个人消费者或其他企业通过触屏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匹配从乘车去机场到医疗文书转录等方方面面的业务。这些企业标榜自己有时髦和创新的技术，而不是招聘网站或临时工中介机构。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以及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按需幽灵工作平台正在悄然接管这个价值1150亿美元的临时工行业。本书中详细介绍的这些平台都不是特例，它们都提供了直接获取线上临时工的机会。
消费者非常渴望新体验，因此大多数企业都把新产品和新服务标榜为最新、最伟大的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他们不断地把有即时需求的或投机的项目放在一起。那个时刻，每个工人都不可或缺；可一旦项目上市，他们就没用了。
PART2第二部分有挑战性的工作
第三章算法的残酷与幽灵工作的隐藏成本冷漠的设计与意外后果
当算法、平台或API的设计缺乏思考，并且出现在毫无戒备的消费者眼前，埃里克·梅尔这样的人就会承受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工作场所出现“考虑不周的流程”，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往往损失惨重的工作场所，那么意外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会更加严重。2
更具体地说，工人承担了寻找工作、学习如何完成任务以及在出现问题时进行沟通的成本。请求者承担了寻找人才、建立信任以及维持与工人之间责任关系的成本。这些交易成本不成比例地分摊到工人身上，始作俑者是平台及其API设计中无意的算法残酷。平台和请求者都在使用的软件系统过于死板和不讲情面，无法公正地处理雇佣工人、评估工作和支付工资所涉及的所有复杂性。因此，在市场两边的所有人都要自己付出成本、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些成本对工人的冲击更大。
企业的经营成本
按需经济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前提，即依赖幽灵工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利润。交易成本是与管理生产、交换商品或服务有关的费用。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罗纳德·科斯推广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尽管这个词并不是他发明的。1937年，在《瓦格纳法》通过两年后，科斯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TheNatureoftheFirm”）。他在其中指出，为了减少市场摩擦，企业必须协调自己的运营，比如寻找、雇佣和培训工人。降低成本和实现盈利的唯一途径，是让企业尽可能流畅地运转。大体上，关于现代私营企业如何大规模生产，以及如何从运行良好的组织结构中获利，科斯是第一个提出理论的经济学家。
请求工作：交易成本
第一章中说过，一些平台通过评级和声誉评分这类形式提供指引。请求者对这些信息的利用也存在差异。一些人报告称使用了这些信息，另一些人则半信半疑，还有一些人完全忽略，认为这些信息可以被操纵，因为通常没有办法验证与核实。评级和声誉评分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不能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一个工人可能在某个平台上获得很高的评级，但是当他们改用另一个平台时，必须从头开始。许多请求者报告说，评级和声誉评分的可靠性比不上之前的工作资历档案，并哀叹平台让他们很难看到工人之前的工作。先前提到的那家工程公司的市场经理明确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想说的是，自由职业者的工作资历应该更加开放。我理解，他们服务过的公司不会真正允许自由职业者展示他们做过的工作，但关于交付内容的细节肯定会有所帮助。”一般来说，请求者使用按需平台获取工人，但他们发现审核工人非常耗时。因此，我们将看到请求者通常尽可能少地这样做，并反复雇用已经审核过的工人。审核工人本是人力资源机构的交易成本，而在按需平台上却转移到了请求者身上。
在请求者选择工人之后，流程的下一步实际上是完成工作，而在这里，我们也从请求者的角度看到了大量的交易成本。产生这么多成本的原因是，按需工人一旦被雇用，就会暂时成为公司的一部分，直到工作完成。他们本质上是新员工，但没有得到过任何培训，上岗第一天就要完成远程任务。培训成本由请求者和工人共同承担。但如果工人的工作不达标，他们就会被拒绝，也得不到报酬。而如果请求者收到不合格的工作，他们可以直接不付费并寻找其他工人。
这些信任问题可能会演变为责任问题。在传统的劳务中介模式中，如果工人的劳动达不到招聘公司的标准，那么劳务中介可以承担责任。但在按需环境中，几乎无法追责。一位销售礼品和古玩的线上零售商说：“我们找了九家招聘公司，都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语言或程序员。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人，他是个好人，也有本事。可我们刚准备好，他就消失了。”一旦联系不上工人，零售商就无能为力了。此外，如果与请求者的关系恶化，按需工人可以与新的请求者重新开始，这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责任感。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的市场经理表示：“自由职业者态度散漫。我们与全职雇员共事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人在评价和评估他们。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这只是一个项目，之后他们还会做其他公司的其他项目。他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带来了很多信任问题。”
大多数平台都允许任何工人为任何请求者工作，这是一种优势，但会无意中削弱责任心。缺乏责任心导致请求者承担了另一项交易成本，因为他们不得不管理工人，甚至无微不至地管理工人。另一位营销经理对工人缺乏责任感的对策是密切监督：“我要求自由职业者每天汇报最新情况。他们远程工作，所以管理起来很困难。但让他们发送日工作汇报会有所帮助。通过每天报告，至少我事先知道可能会错过最后期限，从而制订应急计划。”
信任、责任和文化是一般工作环境里都会有的社交方面的因素。而让工人获得必要的工具和数据，则是雇佣按需工人的一个主要技术难题。绝大多数请求者都希望工人自备软件工具。一家直邮公司的沟通交流专家说：“是的，我们假设他们能胜任被雇用的工作；如果工作需要某些工具，那么，是的，我们假设他们拥有这些工具。这就是自由职业的一部分：你是独立的。我们不会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具或培训；我们之所以找自由职业者，就是为了避免这些投入。”全职雇员将获得完成工作所需的所有软件工具。但在按需劳动环境中，这些成本被转移到工人身上。一家咨询公司的经理说：“想象一下，有人自称能画建筑图，却没有安装AutoCAD这一绘图软件。那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是的，我们要确保他们有必要的工具来完成这项工作。否则，我们就要另外找符合要求的人。”请求者不需要为按需工人提供软件工具，因此可以提高盈亏底线。
从请求者的角度来说，这种方法有很多好处。第一，它可以节省成本。请求者和工人在平台上相遇，然后，如果合适，他们就把人际关系和未来工作转移到平台之外。平台通常会从请求者支付给工人的报酬中收取提成，如果绕开平台，请求者就可以节省资金，从而提高盈亏底线。第二，从受信任的工人库中招聘，请求者可一次性审核工人，并向工人展示企业文化和期望，然后在需要时通过重复从库中招聘来收回成本。第三，从可信的工人库中招聘可以降低请求者在招聘按需工人时的成本，更不可能因为性格或工作风格不同而产生不愉快。第四，如果是以前雇用过的工人，他们可以与请求者建立，或者至少开始建立信任关系。一般来说，请求者认为与工人建立关系很重要，也很有价值，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隐藏的疼痛量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幽灵工作平台和个人请求者并不认为自己造成了工人的痛苦。MTurk、优步等公司都把工人当成纯粹的用户，工人只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就像他们可能会出售二手唱片或者出租一间闲置卧室一样。这就是关键所在。在提供幽灵工作的公司眼里，用户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访问网站。而且，作为用户，他们随时可以离开。
同样，从公司的角度看，工人是成本和负债。用户则是自由主体，买和卖都由自己承担风险。然而，当工人不被认为是驱动幽灵工作和请求者之间的商业活动的关键引擎时，受害最大的是工人。其直接结果是，数百万工人的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
疼痛量表的1—3级：被视为灵活性的高度警觉
印度许多按需工人对不诚信的公司心怀戒心。这个国家大多数工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或家人被一个不可靠的承包代理商欺骗，这些机构画了很大的饼，却在提供有偿工作的时候做得很有限。例如，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设了大量的呼叫中心。这些公司雇佣印度工人，然后过了三周就消失了，留下没能兑现的工资承诺。这种经历让很多像利霍这样的年轻人对线上工作产生了怀疑，它们可能是通过网络钓鱼获取信息，或者试图欺骗他们免费工作。
疼痛量表的4—6级：被视为自主的孤立和缺乏指导
大多数情况下，按需工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来处理工作上的复杂细节。请求者可以回答问题的情况极少。而且事实上，问一个问题可能导致拖延，让工人失去工作。工人们不冒险，而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潜心钻研。大多数人边做边学，让自己适应手头的任务，弄清楚要求他们做什么，学会如何操作笨拙、过时的界面，同时尽可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但是，在没有指导和完全孤立的环境下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19岁的艾莎是我们采访过的最年轻的工人之一。她住在印度海得拉巴，我们在她家里见面。艾莎来自一个16口之家，她是排行居中的女儿。她的兄弟们已经在MTurk上工作了，所以他们帮艾莎注册了一个账户。她正在上12年级。艾莎的父母坚持瓦哈比派对穆斯林伊斯兰教行为准则的解释，这些准则有时与艾莎自己的兴趣冲突，她想学习成为一名医生，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共诊所。但是艾莎的母亲强烈认为女孩应该赶紧工作，最好是在家工作。
有些工人非常擅长做特定类型的项目，但即使是他们，也仍然在隔绝的环境下工作。除了发布在网站上的初始任务描述外，没有任何反馈帮助他们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该项任务。在尝试完成任务之前，工人们不知道在技术上或者在文化上自己能否胜任。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一项工作，往往会带来新的风险。工人如果太久以后才发现自己不能胜任，其声誉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工人的声誉与对他们任务完成的满意度挂钩。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声誉受损，未来的工作机会就会消失。
为了重新获得可靠的声誉，他不得不接受成千上万个琐碎的任务，并把它们都做得完美无缺，从而有效地掩盖那些被否定的工作。在那以后，他用以接受任务的声誉才恢复到很高的水平。这只是系统将请求者置于工人之上的若干隐性方式之一。平台把请求者当成可见的、有价值的客户，请求者可以在不受指责的前提下中途更改工作要求；而按需工人大多销声匿迹，被认为是可替换的。系统在设计之初就把工人设定为试图敷衍和欺骗客户（请求者）的假想敌，而不是在工作中尽心竭力的真实工人，而工人又必须争先恐后地设法应付这样的系统。
令贾斯汀最沮丧的是，一些请求者使用他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策略”，引诱工人接受任务。他描述了最近找到的一份工作，请求者希望工人录入手写笔记。这份工作的范例是字迹清晰的笔记，但当他接受任务后，分配给他的笔记，用他的话来说，“要么胡言乱语，要么模糊不清”。他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退回任务（工作），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些艰难，但为时已晚。
找到好的幽灵工作，了解平台的一些怪异模式，完成任务，一个人即使已经跨越了这么多障碍，他仍然面临得不到报酬的实际风险。许多支付问题的根源是平台设计中存在错误。按需平台网站的设计者假定工人都拥有高速宽带和可靠的电源。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过时的电脑、有故障的网络连接甚至共享的IP地址来完成任务。平台设计者对产品使用者的设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而这其中横亘着一片潜在错误的雷区。一个错误的步骤会使工人彻底得不到工资。
例如，账户地址更改可能会被标记为可疑。24岁的莫欣和他的母亲生活在印度南部城市科钦；他的父亲两年前去世了。莫欣的两个姐姐已经结婚，住在美国。他正在攻读计算机应用硕士学位，并在MTurk上做兼职。由于他的MTurk账户在没有任何警告和理由的情况下被冻结，他对此感到很矛盾。他怀疑账户被冻结是因为他更改了自己的报酬邮寄信息。他解释说，他的叔叔在高档社区工作，而他住在一个没有可靠邮政服务的地方，他认为寄到叔叔那里感觉更好。但更改后支票的名称和邮寄地址，与他开户的身份证不一致。莫欣怀疑这一改动导致账户被自动冻结。然而，就像我们采访的许多工人一样，莫欣没有收到过官方冻结他账户的解释，只是含糊地说他违反了协议条款。协议条款是一份多页的、单倍行距的、用小号印刷体书写的文件，所有工人在激活账户的时候都会点击“接受”。
算法的残酷最糟糕的表现就是剥夺公民权。在安全的幌子下，系统设计者可以很容易地限制或删除账户，以防坏人试图欺骗系统。这种对立的立场意味着，优秀的工人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可疑的参与者。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更改地址，失去网络连接，或者与其他工人共享IP地址，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信号。算法系统认为这些信号可能是一种安全威胁，由于没有人负责区分敌友，最终接受惩罚的就是工人。惩罚可能是账户被限制、被冻结或者被封禁。同样，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工人被视为可替换的，系统会自动剔除它认为的坏家伙。很可悲也很讽刺的是，即使最善良、经验最丰富的工人也逃不过这一天罗地网。
不久，他在MTurk上挣的钱比他能找到的任何IT工作都多，要知道瑞亚兹是个年轻的穆斯林男性，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熟人。瑞亚兹每天大约挣40美元，找到的工作比他能做的还多。在家乡，他的很多朋友和亲戚有基本的电脑和英语知识，但没有工作。所以他决定搬回家，雇用他们在自己家之外的地方做MTurk上的工作。最终，一个自称是“天才团队”（TeamGenius）的十人小组成立了。
然后，瑞亚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
很抱歉，但由于违反了我们的参与协议，您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账户被关停，无法重新开放。
账户上剩余的资金将被没收，我们无法提供任何额外的解释和帮助。
你可以在以下网址浏览参与协议/使用条款：
感谢您使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
此致，
拉维恩
附言：我们重视您的反馈，请使用下面的链接给我的回复打分。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
瑞亚兹的账户和工资立刻被锁，他不知道应该如何申诉，也不知道如何追回过去两个月里积累的收入。
在那个夏天，当我们的出租车停在瑞亚兹家门前的时候，我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不是他看上去如此疲惫的原因。他把摩托车停下来，我们缓慢地从出租车里钻出来。我们正要付车费，瑞亚兹挥手让出租车司机离开，并保证他认识这个人，“以后会处理的”。我们还没来得及拒绝，瑞亚兹就把我们领进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母亲一起住的房子。房子很简单，里面是水泥地面，墙壁漆成天蓝色。他们用很薄的帘子把主要生活区划分成厨房、卧室和瑞亚兹的工作区。和其他临时家庭办公室一样，这里也有一把办公椅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台18英寸液晶显示屏，上面显示运行着WindowsXP操作系统，底下是一个生锈的主机箱。去了趟卫生间后，我顺便参观了一下这家人的里屋——两间卧室，每间卧室都有两张单人床，被褥也是五颜六色的。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衣架，上面挂满了黄色、橙色和红色的纱丽，以及黑色的罩袍。几分钟后，瑞亚兹的母亲用乌尔都语和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坐在家里矮桌子旁的垫子上吃午饭。
我们谈论着“天才团队”的命运，瑞亚兹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午餐，有印度香饭、烩鱼和辣味鸡肉。瑞亚兹跟我们讲了几个星期前他是怎样失去自己账户的。他一直在摇头。很明显，他觉得自己要为20多位朋友和亲戚的生计负责。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挽回可靠的声誉，也不知道如何要回他和团队应得的钱。“天才团队”正在瓦解，瑞亚兹失去了社群感，失去了工作场所，失去了自我价值。所有这一切对计算机和自动化过程而言可能没有意义，但对于人类工人来说意义重大。
瑞亚兹在MTurk上有一位合作最多的请求者，他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和这个人取得联系的。瑞亚兹曾帮助这位请求者为其他工人制作过培训视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他恳求这个人能插手帮忙。瑞亚兹问这位请求者，是否愿意代表他联系亚马逊，告诉亚马逊他做得很好，是一名可靠的工人，值得保留账户。但瑞亚兹没有收到过回信。瑞亚兹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很明显，他把这个人当成同事，但他觉得自己遭遇了背叛。瑞亚兹甚至给杰夫·贝佐斯写了一封信。这对于瑞亚兹而言是巨大的冒险。幽灵工作的潜台词是，工人是隐形的。站出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很容易获得“坏名声”。杰夫·贝佐斯根本没有回信。
不幸的是，瑞亚兹的情况并不罕见。根据我们与皮尤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30%的按需工人表示，他们都有得不到工作报酬的经历。工人可能会失去工作和工资，却得不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机会对注销账户进行申诉。公司决定工人完成工作后如何得到报酬，甚至能否得到报酬。工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账户——对于许多像瑞亚兹那样的工人，他们还丢了饭碗。
瑞亚兹通过“随意”的合同失去工作的经历是否只是自由职业者每天都会面临的老生常谈的故事？还是说，如果我们关心这一代和未来几代人的工作前景，这预示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并重新定义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选择？我们应该适用经过检验而可靠的工资和时薪雇佣法，还是需要一套新的规则？
相反，按需工人必须努力应对匿名的平台。出问题的时候，没有办公室经理，没有员工名录，也没有服务台提供帮助。按需工人就像是漫长的劳动力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他们从更大的项目中挑选零件，然后再打磨，之后交付出去，进行组装。供应链中的大多数人永远不会遇见彼此。10因此，当瑞亚兹这样的工人遇到了工资问题，他没有明确的途径来寻求补偿。
让情况进一步复杂的是，公司也可能陷入困境。例如，当账户持有人或雇员的身份面临质疑时，请求者或公司是否会继续将工资存入一个可能存在欺诈的账户，抑或是他们需要暂缓付款，直到误会被澄清，并确定合法的所有者？尽管这些公司一定会深陷转账困境，但工人肯定更难经受住这种不确定性。
没有完美的老板，代码也一样
从找到工作平台到找到好工作，一直到完成工作，工人都要承担交易成本，同时还要承担得不到工资或账户因不明原因被关闭的风险。
绝大多数平台的设计者和请求者都不是故意那么残忍的。平台设计者试图让尽可能多的、包括工人在内的用户享受顺畅的无缝流程。但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代码。计算过程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正如数学家凯西·奥尼尔（CathyO'Neil）所说，程序是“嵌入数学中的人类价值观”在形式上的模式化。11他们不知道个人可能想要或需要哪些规则上的例外。请求者也并不是出于恶意。像工人一样，许多请求者也是边干边学。他们可能不善于使用网站，或者不善于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且，他们也经常在老板设定的截止日期和要求下工作。不管怎样，那些按需工人只能听凭算法的摆布，而算法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残酷的仲裁人。
虽然请求者确实承担了一些交易成本，但工人首当其冲，而且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相比于请求者和平台，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力量非常微弱。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人必须时刻待命，这使得他们让请求者以为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此外，按需市场非常集中；例如，在MTurk上，大约98%到99%的任务是由10%的请求者发布的，这加剧了经济力量失衡，形成了“买方垄断”。12此外，许多幽灵工作的API是这样设计的：请求者决定每个任务的报酬，工人要么接受，要么去找其他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幽灵工作的这些特征，将更多的市场力量集中在了请求者手中。13
由于平台是从请求者那里获得收入，所以它有意无意地赋予请求者更多市场支配力，这并不奇怪。平台也有权单方面决定谁可以或不可以访问他们的平台。如果平台使用自动化流程冻结那些被认为违反了网站服务条款的账户，工人也不会有追索权。14平台上的一些功能充满了歧视、疏离甚至残酷，糟糕的设计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比如提供更多的指导或更直接的沟通和培训渠道，平台并没有面临技术难题。如第二章所述，传统的雇佣往往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工人。公司过去常常在工人职业生涯的早期对他们进行投资，以留住稳定的在现场工作的员工。获得忠诚和长期工作的员工，努力实现员工多样化，从而获得最清晰的视角，这也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这种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高度专业化、不断更新的服务和信息经济。
(1)一种源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初级学位，修读者一般在社区学院或专科学院学习两年，通常不需要通过论文考核。
(2)相当于175厘米，91公斤。
第四章努力工作（不只）为钱选择或别无选择
考虑到在按需幽灵工作中，工人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也很难拿到工资，为什么还有人会投身这样的工作呢？
只要有过空调在酷暑天气出故障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当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来支付账单时，生活有时是没有“选择”的。201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TheFederalReserveBoard）的年度《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ReportontheEconomicWell-BeingofU.S.Households）表明，40%的美国人必须靠借钱或变卖物品才能支付400美元的紧急开支。1对一些工人来说，在最需要钱的时候，注册一个账户在家里的电脑上工作是最快的赚钱途径。他们认为别无选择。
然而，在当地的商场或快餐连锁店工作，难道不会比幽灵工作更好吗？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更好”。稳定、高薪的服务业工作不像读者想象的那么容易找到。对于那些体验过或致力于幽灵工作的人，即使有一天他们不再需要紧急资金，也会继续从事幽灵工作，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当工人满足了基本需求，他们继续从事幽灵工作就不只是为了钱。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幽灵工作提供了一种逃避的途径，或者至少可以暂时从正职工作的压力和困难中解脱出来。
按需工人的一个挑战是，他们对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或思想包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幽灵工作究竟是没有出路的陷阱，与20世纪头几十年的计件工作没什么不同，还是能给人带来终极灵活性的时髦零工？相比于“正规”工作，它更好还是更差？那些决定从事幽灵工作的人，大概是已经权衡了成本和利益。他们认为幽灵工所是更好的选择，至少短期内如此。他们的决定既取决于他们把什么看得比金钱更重，也取决于他们对生活中“正规工作”的看法。他们的就业前景反映了全球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现实。
就在食品服务、零售、建筑、家庭护理等绝大多数行业面临全球就业增长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和印度遇到的大多数工人经历了失业和未充分就业——本书的引言已经指出这一点。即使在更专业化的职业中，除了最资深的管理人员外，企业通常会与所有员工签订合同，让人们有可能留下来，但不给出任何承诺——无论是来自雇主的承诺还是来自员工的承诺。以这种方式，雇主用临时工取代了职业阶梯上的中下层职位。
在许多情况下，工人之所以从事幽灵工作，与印度或美国的背景几乎没有关系。毕竟，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想要成为当代专业职场的一部分，是全球中产阶级的愿望。正如本章要阐述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种方法让幽灵工作变得有意义并有物质上的帮助，有时这些方法是独特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如何将幽灵工作中的灰色经济转变为正当的、有价值的按需就业。
职业晋升前景模糊
为什么不选计划B？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线上按需零工，而不是寻找一些可以支付账单的计划B工作？
那么，除了经济补偿之外，是什么驱使按需工人接受按需工作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回答说，无论是否喜欢，我们都会坚持做全职工作，因为我们必须挣钱来支付账单。不出所料，大多数按需工人表示，“赚钱”也是他们工作的主要原因。12但是这些钱对他们有多重要呢？
然而，即使是最缺钱的按需工人，也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选择，一种他们出于个人原因而有意识地做出的就业决定。16毫不奇怪，当你问别人为什么做这份工作，他们会说“为了钱”。但如果进一步追问，既然这份工作明显没有传统工作那么稳定，为什么还要坚持，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
对于转向按需工作的原因，工人们并没有给出单一的、特别显著的理由。相反，他们看中按需工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可以挑选任务，而且一旦他们在那一周赚够了钱，就可以停止工作。事实证明，从来没有过大公司以这种方式组织就业。
工作将更像读书俱乐部
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是20世纪著名的意大利学者，也是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先驱。在衡量社会中收入和住房分配的集中度和不平等程度时，帕累托发现，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土地。17帕累托法则是“幂律分布”的一个特殊情况，幂律分布描述的是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自然和社会现象。
帕累托公式也叫“二八法则”，用于描述从收入分配到软件工程方面的各种现象，前者是指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口掌握了世界上大约80%的收入。18而微软的工程师观察到，修复一款软件中20%的漏洞，就能解决该计算机程序中80%的故障。
长期以来，帕累托分布一直存在于劳工市场。想想那些自由撰稿人、散工和演员。一小部分执着的人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更大比例的人挣扎着维持生计，通常还需要其他工作来支撑；绝大多数人都在试水和观望。
幽灵工作平台反映了一种帕累托分布，即一组核心工人完成大部分工作。19具体的分配比例各不相同，在许多方面取决于平台留住工人的方法，但帕累托分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有一小部分人把项目驱动型任务当成全职工作，而幽灵工作就是围绕着这部分人组织起来的。有稍微多一点的人总是在日程允许的情况下偶尔贡献几个小时。大多数人只是来这个平台体验一下，可能会找到间歇性的或定期的工作，但也可能只做一两个任务就离开。这三种方式都提高了平台的盈亏底线。甚至创建一个账户从而增加平台的“人头数”——无论工人是否活跃——也会为平台创造价值，因为这会使人觉得平台有大量劳动力在待命，等待那些试图寻找工人填补项目需求的人出现。20
出于研究目的，我们把这三组人分别标记为体验派、定期派和永久在线派。绝大多数人一开始都是体验派。
“体验派”是那些进入一个平台但不久就离开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被欺骗或者感觉被剥削。举个例子，我们在引言中介绍过贾斯汀。他在MTurk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是从妻子那里得知这个网站的，他妻子的朋友在研究所，利用MTurk做过研究。贾斯汀把MTurk形容为“剥削性的”，只对“贫困地区的人”有益。在短暂停留之后，贾斯汀再也没有回到平台上。
贾斯汀认为那些任务是剥削性的，而其他体验派只是觉得太难了，他们无法独自解决问题。这些网站的学习曲线非常陡峭。在几千个可做的任务中，新工人常常很难决定哪个是值得做的。雪上加霜的是，一些任务的指示很难遵从；而且，我们已经在前几章详细介绍过，模糊的指示可能导致工作被拒收，以致得不到报酬。
最后，“永久在线派”的工人是那些把幽灵工作变成全职工作的人。这些人与休斯敦的琼一样，和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需要想办法挣到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和购买生活用品。通常情况下，永久在线派工人需要掌控自己的日程安排，而且基于过去的工作经验他们有理由认为，相比于能马上找到的工作，幽灵工作是更好的选项。通过采访许多永久在线派工人，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于他们而言，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有助于应对按需工作的复杂性，这非常重要。
就像读书俱乐部、维基百科和Facebook动态消息一样，所有这三类参与者对于平衡幽灵工作的生态系统都是必不可少的。做了80%工作的20%的工人，保证工作完成；剩下做了20%工作的80%的工人，填补了空缺。
把工作融入而非塞进生活
现在的美国人晋升中产阶级的道路非常艰辛，总是受到性别、种族、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原国籍的制约。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些制约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所以，人们求助于反复无常的幽灵工作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某些东西，可以减轻一些压力，这些压力源自他们把生活塞进更传统的就业形式，即服务业。
困在办公室：“工作—生活”平衡的迷思
对一些人来说，幽灵工作是摆脱小隔间限制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女性，按需劳动打开了一扇通往体面、合法工作场所的侧门。
这两个国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印度，随着正规就业的增加，服务行业对女性的需求更大，尤其是在业务流程外包方面。23但这个国家的政治、宗教和种姓执政党的传统主义冲动割裂了文化利益。印度社会已经为现代职业女性的角色做出了让步，但仍然不能包容那些经济独立、要求获得“妻子”“母亲”和“女儿”之外身份的女性。
阿斯拉又小又瘦。面对不熟的人，她经常低垂着眼睛；而一旦与你熟悉了，她几乎总是微笑。她笑起来的时候，会用手捂住嘴巴，只能看到端庄的头巾。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是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当阿斯拉在拥挤的街道上购物或跑腿时，她会穿上全身罩袍。阿斯拉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她的丈夫经常被叫回诊所，为熙熙攘攘的穆斯林社区服务。
在斋戒月（Ramadan，印度讲乌尔都语的地方称之为“Ramazan”）快结束时，我们去她家中见面，一起吃了开斋饭（iftar）——黄昏时的饭菜，用来结束一家人的每日斋戒。阿斯拉在桌子上摆了几碗枣子，几大塑料瓶水，还有一个汤碗，里面盛满了刚煮好的羊肉炖粥，这是一种用加香料的羊肉、扁豆和小麦炖成的浓汤。我们早早就到了，顺便从当地的面包店卡拉奇买了两盒饼干。她走到前门，用阿拉伯语低声说了句“色兰”(1)，然后又笑呵呵地加了句“下午好”。虽然对她来说，用英语写作就像用乌尔都语写作一样自然——这两种语言都是她的母语——但很少有人跟她讲英语，她也没有机会练习。
我们问她为什么要做MTurk的任务，她说：“为了钱。”阿斯拉停顿了一下，然后唱着“钱，钱，钱”，听起来很像电视节目《飞黄腾达》（TheApprentice）的主旋律。她看美式英语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她家的房子很宽敞，她的印度教女管家穿着鲜红色的、配有手镯的纱丽，正往厨房的水槽里削土豆皮，这些都表明阿斯拉继续从事幽灵工作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当被问及对钱的需求时，阿斯拉笑着回答说：“如果我自己挣钱，就可以自己给家人买礼物。我自己能做贡献。我有自己的事业。我能像其他人一样工作。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家。”
阿斯拉做幽灵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我们借助调查数据来了解她的态度在同行中有多普遍，以及美国和印度工人主要是为了钱而做幽灵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少。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相比于美国国内的工人，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工人从事幽灵工作的主要原因更可能不是赚钱。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幽灵工作需要电脑和网络连接等初始投入。从统计学上讲，如果一个在印度的人能够获得按需工作的必要工具，并且拥有参与在线劳动力市场所必需的语言和计算机技能，那么在进入这个市场之前，他很可能已经拥有了一些货币资金和财务保障。26
过去两年里，印度妇女瑞吉每天在按需平台上工作大约5个小时。她住在印度南部的哥印拜陀市，当丈夫和两个孩子入睡时，她会熬夜工作到很晚。她也喜欢在经济上为家庭做贡献。工作改善了她与丈夫的关系。如果丈夫在她工作的时候还没睡，就会端茶过来，在她打字的时候宠溺她。
对瑞吉而言，重要的不只是钱，还有家庭对她贡献的认可。她还喜欢参与更大的事业。她活跃在Facebook上为印度工人建立的私密群组里，喜欢在群组中与同事见面。成为社群的一分子让她感觉良好，即使她独自一人坐在笔记本电脑前。
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释按需平台的这种性别差异化的分工和女性从这类工作中获得的价值。第一种观点可能会称赞按需工作是让女性获得自由、“拥有一切”的机会，认为按需工作可以解决职业女性需要离开家赚钱的两难困境。第二种观点认为，幽灵工作延续了对女性的传统期望，既要全职履行家庭义务，也要承担较正式就业的工作负荷。
这两种观点都是对当前境况的正确解读。对于我们采访过的一些人，尤其是女性来说，幽灵工作使她们的贡献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并让她们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女性并非没有意识到，她们在正规就业中的选择是有限的，而这至少部分是因为社会希望她们继续扮演妻子、母亲和照顾年迈父母的成年女儿的角色。由于缺乏如全额补助的育婴假和儿童保育费这种可以使父亲和母亲更容易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选项，女性和男性转而求助幽灵工作，将其作为摆脱办公室的途径，从而努力平衡对家庭和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投入。
奋力前行
就像那些渴望功成名就而放弃报酬的创业者，或者那些希望线上媒体作品能得到回报的人一样，一些人利用按需幽灵工作为自己开辟通往新职业的道路。30幽灵工作可以成为跳板，也可以成为易于获得的在职培训。它就像一个“沙盒”，人们可以在这里练习平面设计、打字、转录、计算机操作和语言翻译。在那些更传统的环境中，人们更难获得这些经验，因为那里有更高的期望和更大的压力。
弗吉尼亚拥有国际研究的学士学位和全球事务的硕士学位。她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和英语，她希望把自己的语言技能运用到联合国或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中，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和平使命，但她很难找到一份入门级的工作。两年前，弗吉尼亚成为Amara的项目经理，她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西英互译技能，同时有机会练习更多种语言。“我现在讲阿拉伯语和法语也很得体！任何其他工作都做不到这一点。这就像是每天上语言课，同时还能得到报酬！”弗吉尼亚把她在Amara的工作当成建立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业生涯的一种方式。“我可以把学到的东西带到任何我接下来想去的地方。”她有效地利用Amara为自己创造价值和有意义的工作，并且Amara以工人为中心，使她能够把幽灵工作转变成体面的按需就业。
和弗吉尼亚一样，住在印度中南部小镇埃罗德的23岁女孩高丽把MTurk当成练习和提高技能的机会，这些技能可以用于未来的工作。高丽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的父母靠教授编织技艺和贩卖编织物为生。高丽决定尝试按需工作，并在当地一家电脑中心学习如何创建MTurk账户。她的诉求是提高英语和基本的电脑技能。“我会写英文。但通过报纸和杂志学习日常英语短语是很困难的。MTurk的任务让我可以查找术语并练习检索信息，如其他国家的邮政地址，这些都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目前，高丽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攒钱，并且学习沟通和电脑技能，这些可能让她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我的打字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这是一项技能，如果我做会计或参加金融考试，这些技能就很有用。真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来从事金融或去银行上班都用得到。”
这些故事反映了工人通过按需幽灵工作提高技能的价值，这样他们将来就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高丽想要提高打字和英语技能的愿望表明，虽然总体趋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做按需工作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赚钱，但当然也有例外，她就是其中之一。
例如，为了实现自己的舞蹈编导梦，30岁的卡梅拉从佛罗里达州搬到了芝加哥。过去，她通过教授舞蹈以及担任一家公司的品牌大使并在活动中推销产品来赚钱。这两份兼职都能帮她支付账单，但都无法实现她的梦想。教授舞蹈意味着她必须遵守课程表，不能自由地游历去追求她的编舞梦。担任品牌大使让她感到空虚；她称之为没有前途的工作。“总有公司需要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对我和我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好处。”
透明天花板
在美国和印度，许多人面临职场歧视，尤其是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族群、女性和残疾人。而按需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数字技能普及、身份认同、家庭尊重和经济独立。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而退出职场的女性，在试图返回职场时会面临重重阻碍。美国和印度的女性信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教育水平和社会角色，但这两国的女性都很难在工作场所得到和男性一样的薪酬，她们的贡献也很难得到认可。然而，矛盾的是，她们无偿为家庭做着不可替代的照顾工作。33
34岁的库姆达生活在泰米尔纳德邦的沿海城市金奈，她信奉印度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拥有电子学的高中文凭——这是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她出生在较低种姓的印度家庭，这种家庭的女性经常为高级种姓家庭做家务。库姆达说，她的教育主要归功于她的父亲，父亲让她和妹妹一直念书，而大多数那个年纪的同村女孩都已经辍学在家工作。村里的人并没有饶过父亲的决定，而是因此惩罚了他。人们担心的是，等到为库姆达择觅夫婿的时候，念书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对于在她这个种姓和阶级背景下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很难找到相匹配的男人。34但她的父亲仍然很坚持。
库姆达的月收入接近25000卢比（约合350美元），是她所在的镇上收入最高的。她的梦想是挣足够的钱，办一个以她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辅导中心，让村里所有人都能看到年轻女性受教育的价值。“我父亲对我的期望比他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期望更多。看到我取得成绩，成为村里收入最高的人，他非常自豪。”
尽管身处不同的世界，达内尔和库姆达都展示了按需工作的变革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对个人，也对整个家庭起作用。但并非只有库姆达这样的女性面临透明天花板。曾因残疾、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在工作场所遭受歧视的人报告说，按需工作是一种避免职场骚扰的方式，这种骚扰来自资历更深或权力更大的同事。
拉克什亚和库姆达这样的人利用按需工作来撬开就业机会，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拒之门外。UHRS和MTurk之类的平台向请求者提供的工人数据非常少——如果有的话。回想一下第一章，API使工人的个性变得抽象了。请求者只知道ID为“A16HE9ETNPNONN”的工人完成了工作，不知道那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基督徒，也不知道其是否残疾。这种抽象的缺点是，它会造成去人性化，使请求者忘记他在雇用的是活生生的人。好处是，请求者不会因为库姆达是女性而歧视她，也不会因为拉克什亚瘫痪而歧视他。
当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印度兴起。执政党的权力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表面上看左翼的、世俗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NationalCongress）转向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JanataParty）。通过受访者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变是如何强化了女性对家庭、宗教和文化义务的明确要求。也许是当时的政治保守主义让幽灵工作对我们所遇到的印度女性更有意义。现代职业女性成了备受追捧的角色，而幽灵工作成为通往它的一个渠道。她们可以获得收入，又不必陷入围绕“呼叫中心女孩”的不正当行为的那种激烈的全国性辩论。所谓“呼叫中心女孩”，指的是那些跟各种种姓及宗教信仰的男人一起上小夜班和夜班的女性，人们指责她们把赚钱看得比礼节和虔诚更重。36然而，美国女性在谈论按需工作的价值时，更可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开启新工作，或者在照顾老人和小孩之余培养新技能的方式。
人们利用幽灵工作来对抗谋生之路上的常见压力。但是，把幽灵工作当成一种选择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对于那些体验派，他们找不到资源和同伴，也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节奏。
并非只有阳光和玫瑰
按需工作帕累托分布的特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围绕着对生活的投入来安排工作，从更典型的计划B工作的压力中得到一些缓解。上述工人的故事表明，按需工作本质上并不是糟糕的零工。当工人需求和市场需求达成一致且相互配合时，它可以转变为更具实质性、更能令人满意的东西。如果对按需工作不加审视，或把它隐藏在软件背后，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全球就业世界，那么按需工作就可能真的迅速转变成幽灵工作。技术本身并不是很好的均衡器。按需工作有潜力成为每一个人的经济机会，最明显的证据是，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无法获得这种工作。按需工作把没有可靠网络连接的人排除在外。如果所有国家都能跟上当前互联网的发展速度，20年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率将达到100%。37在那些有网络连接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网速非常慢，使用的设备已经过时。38尽管印度的4G网络和宽带价格相对便宜，但我们采访的许多工人在季风季节难以维持工作，因为暴雨和狂风经常导致停电。世界上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缺少做幽灵工作的全套设备，也没有特定的雇主或政府机构负责改变这一现实。
我们发现，像世界各地的工人一样，从事按需幽灵工作的工人在接受一项任务时，心里想的不只是获得报酬。在这个世界里，经济压力彻底剥夺了我们不计后果追逐梦想的野心，而考虑薪水之外的事情则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力量感、掌控感和自主性。而通过社会连接和同志情谊这种最常见的方法，人们使工作中的经济需要变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