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品是人类追求实现美好、描绘善恶、效法崇高、鞭挞邪恶的艺术作品。它们是人类想象中的最美、神秘世界的最善或最恶的形象表现，是形象加想象、具象变抽象的艺术制作过程和成果。
任何工艺的初始作品几乎都是为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物质和精神）需要，从描摹人类自身和身边的事物开始的。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描摹的手段手法越来越高明巧妙，想象越来越丰富多彩，工艺作品也越来越五光十色。从一个地区的传统工艺品中能窥见当地的历史、感知当地的文化。利川民间传统工艺门类齐全，遗存不少，从某个方面说，读懂了它们的历史，也就读懂了利川。
（一）
任何工艺及工艺品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工艺品是物质的，工艺是非物质的，二者相互依存，同步发展。
从事手工技艺的人，过去有“九佬十八匠”之称。金银铜铁锡、石木砖瓦泥、弹篾织棕机、雕画漆，谓之“十八匠”。挑脚、补锅、劁猪、杀猪、钓鱼、打枪、磨刀、修脚、剃头，谓之“九佬”。
考古资料表明，在九佬十八匠这些行当中，有的产生很早，如狩猎、捕鱼、制陶、琢玉等还是在新石器时期便已产生。但九佬十八匠中的绝大多数则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飞速进步，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消失。
石木砖瓦泥、金银铜铁锡，都可以作为工艺加工的材料，人类的衣食住行，发展到今天几乎都已成为各种工艺的载体和结果，有的甚至已经成为某种艺术的结晶，成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利川市地处鄂西南山区，自古以来一直为巴人、苗人、侗人、獠人等少数民族集居地。从历史上看，古代这里时巴时楚，时蜀时吴。唐宋以来，土司分据，山寨林立，直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始裁施南、忠孝、忠路、建南、沙溪5土司、上下支罗及恩施县都亭里地为利川县。
从地理位置上看，利川东临荆楚，西靠巴蜀，北通巫峡，南达潇湘，曾是军事争夺的要塞，经济营运的通渠，文化积淀的历史冰箱。从自然环境上看，大巴山、武陵山在这里交会，星斗山自然保护区、齐岳山草场在这里完好保存，世界上最大、最老的水杉母树在这里挺立，自然生态环境奇特良好，堪称是一个古老物种的基因库。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竹木葱茏，资源富积，物产丰富。因此，历史上它一直是民间传统工艺匠师施展才艺的大好舞台。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代的屯所羁縻州郡制度和清雍正十三年的改土归流，既是不同政治制度交替换位的分界线，也是汉文化强势融入，进而统领少数民族地方文化的分界线。因此，利川今存的工艺作品，明清以前其少数民族地方文化特点较为明显，明清以后其多种文化融合特点较为明显。
（二）
今天，要完整全面述说利川各种民间传统工艺的发展历程十分困难。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历史断裂，使我们在寻觅和探索之路上常常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在叙述过程中只能把一些可靠的文化残片加以并不连贯地列举。只能从已知说起而无法猜测，只能让那些未知暂时或永久搁置。
利川民间传统工艺门类齐全，遗存不少。南坪大罗坝瓦窑包遗址和特大板瓦、南坪天后宫及建南夏家老屋画像砖的发现，谋道漆獠坝瓦窑丘遗址及船头寨东汉几何纹墓圹砖的发现，磁洞沟纳水溪碗厂遗址的发现及船头寨状元坟民窑草书“金榜题名”青花小碗的出土等，都说明了利川陶瓷工艺源远流长，规模不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位农民在毛坝河边车葫芦挖出一具棺材，其中一具明代古尸保存完好，刚出土时尚有弹性，但从其防腐设施看，除一副用生漆涂刷的棺材和一些灯草松香石灰垫底外，别无他物。这不仅说明毛坝生漆防水密闭性能特好，而且，也说明当时当地土家匠人的防腐技艺已达到惊人高度。
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古建筑群是北方井院式建筑工艺与南方干栏式建筑工艺，东方中国民居建筑工艺与西方罗马柱廊建筑工艺巧妙融合的典范。在房屋的设计上，用榨房的歌唱音响破除寂静，用朝门歪开调节风水朝向，以正对龙口、龙跃大海理念和大量柱础窗棂吉祥雕花不断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心理暗示……所有这些都是土家工匠追求天人合一，使居住环境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艺术创造。
利川的凌云、培风、宜影三塔则是把浮屠变为激励教育文风的景观。古塔把固态的砖石楼阁宝塔与流动变幻的日月星辰、波光浪影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幅幅冲天剑气壮志凌云，迎朝阳、送素月、登云梯、折桂枝的美丽图画，是土家工匠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对外来建筑工艺运用改造和对建筑美学的奇特创造。
在利川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工艺精湛的青铜作品，是战国时代巴人的军乐器虎钮錞于。它不仅整体造型奇特，上大下小，曲线流畅。而且，其顶盘内的虎钮那只昂首翘尾、血盆大口直对人头的斑斓猛虎，造型特别生动。
人面双鱼纹虎钮錞于
虎钮前、左、右三方，单线阴刻而成的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的人头形、船形和双鱼形巴族图语排列有序，线条圆润，喻义深远，韵味无穷，平面图画与立体造型结合得恰到好处，神与人的界线、尊与卑的区别十分清楚。
虎钮旁神秘的图形
面对这幅图画，我想：在古代巴族工艺大师心目中那圆盘也许代表天地，那虎、那人头、那船、那鱼正是对土家族祖先廪君种人生产生活、崇祀信仰的铭记和艺术呈现。这件作品从利川古忠路土司司城忠路溪地下出土，其民族属性十分明确。
（三）
这些遗存从石料上看，几乎尽为本地所产之砂石、白石和墨石。砂石白石多用于造像、墓碑和房屋柱础；墨石多用于石砚等用品及摆件。从技艺上分，有圆雕、半圆雕、镂空雕、浮雕、阴刻和阳刻以及彩绘、贴金等多种。
金竹湾崖墓鱼纹石刻
清光绪《利川县志·山水》载：“自马鬃岭折而东二十里，为偏嵌，有场。场旁一里錾字岩，文如蝌蚪。”錾字岩所刻蝌蚪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字，刻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望文生义，把它当作一种古代少数民族的图语来看，它应该为利川石刻之祖。
时至今日，在利川所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石刻遗存仍然只能以建南崖墓上的岩画、半圆雕人物形象以及忠路城池坝的一些墓葬石刻作为实证。
建南今存清晰的岩画共两处：一处在白石溪大王坝崖墓墓室正壁，单线阴刻着太阳和巨鸟；一处在益堂村金竹湾崖墓墓门侧壁，单线阴刻着汉阙和一尾长为30厘米的大鱼。
墓门半圆雕人物像共4尊，吞口1具。其中半圆雕人物两尊位于建南七孔子崖墓门上，两尊位于忠路城池坝一石室墓内。吞口位于忠路城池坝另一石室墓的墓门额上。吞口鼓眼吐舌，形貌狰狞；半圆雕人物尽为裸体，有的肃立门侧，有的单膝跪在莲花之上，头顶莲花，双手捧托；有的双膝跪在莲花之上，头顶莲花，双手捧托。
利川建南、忠路历史上长期为土司住地，崖墓始于东汉晋隋，石室墓盛于唐宋。其人物裸体、随意的风格，吞口承袭的巫风，似乎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土家族祖先早期石刻的某些文化根源。
依山石雕刻的观音峡石狮
清光绪《利川县志·祠祭》载：“利川古法光寺始建于宋，毁于明，雍正五年重修。嘉庆初土人掘地得铜佛八，高三尺。”可惜这些铜佛早已不存。自宋以后，佛寺、道观建设在利川渐臻繁荣，造像、题刻等工艺品随之增加。
不过，至今宋元利川雕刻工艺有准确年代可考者却仅有元代“太平塘”一处。被列入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太平塘摩崖题刻是元代白莲教人在利川所遗石刻的代表。
这壁题刻依崖凿削，刻成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至十七年（1357年）间，高5米，宽4.8米，正中直书正楷阴刻“太平塘”三个大字，每字80厘米见方；正上方正楷阴刻一小“太”字；左上角直书正楷阴刻“太平年”三字，每字20厘米见方。整个题刻皆为依崖凿刻而成，字迹粗犷、朴拙，民间性极为明显。
除题刻外，在太平塘半山腰上有观音洞，洞内钟乳石若云、若兽。那些栩栩如生的神猴、仙鹤和虎豹的嘴脸是经过人工依山石之形雕琢而成的。
这些宛如天成的造像，使人联想到利川境内所发现的另外两处洞穴中的造像：其一是凉雾乡盘龙洞的钟乳石佛造像和石龙。其二是柏杨坝镇观音峡钟乳石造像。这些石灰岩洞穴中的大佛、菩萨、游龙、蹲狮都是在洞穴中的原生钟乳或岩石上依山石之形雕刻而成的。盘龙洞石佛浑身洁白如玉，莲花宝座悠悠闪光；半圆雕的游龙龙身半淹水中，盘绕洞底，龙头为一丛天然倒悬钟乳石高昂洞顶，在一束由洞顶天坑投入的时明时暗的光线映照下，显得如真似幻，无比神奇。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汉桓帝既信佛也信道，在宫中铸老子及佛像，直至汉和帝时才出现佛像雕刻。其后，中原佛家造像多受南亚次大陆影响，讲究真实。而利用象形山石依势造像，追求神似，不求形似的石雕艺术，我国在西汉霍去病墓前已经呈现，是中华民族传统石雕工艺的瑰宝。
利川观音洞、盘龙洞、观音峡造像与霍去病墓前石雕神兽比较，手法风格相同，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否成于宋代、元代或更早虽然有待确考，但是，它们那种与本地环境巧妙融合，以自然为主，依石赋型的民族传统手法和浑然天成、天趣盎然的美学追求，却与多数佛教造像大有不同。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独特匠心的集中展现，值得珍惜和深入研究。
佛宝山白云寺遗址所存石质造像，特别是那尊彩绘描金的如来大佛和头部已毁的真武大帝造像，作为利川明代石刻的代表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如来大佛通高2.25米，头大脸圆，两耳垂肩，双目微睁，嘴角上翘，盘膝打坐，双手作禅定印状，给人安详慈善之感，衣褶线条圆润流畅，前胸红绿彩绘及描金痕迹至今可见。真武大帝则为一高大立像，身穿甲胄，脚踏龟蛇，手执法器，头颅虽毁，但其威猛之势依旧不堕。
白云寺所遗大佛及真武造像，皆为本地砂石雕琢而成，手法、风格基本相同，整个造型已与川东造像无大差别。因此，不仅可以从中看到这些造像的时代，而且，还可从中看到明代晚期利川寺庙已为道佛杂祀，与川东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
寺庙观塔是石木雕刻、泥塑、壁画的宝库。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以后，佛、道在利川发展，至光绪二十年可考已有关帝庙49座、文昌庙10座、城隍庙6座、观音寺15座、杂祀诸神者67座。随着寺庙宫观的增多，各种雕塑绘画当然也异彩纷呈，石雕、木刻、泥塑、铜铁铸造、彩绘描金之各种造像及工艺制品几乎遍于四乡八野。当时利川县城城隍庙仅泥塑十殿阎罗、十八地狱之菩萨鬼怪就多达一百余尊。如今，人们抬着坐城隍游街求雨的喧闹、六月六烧黑神的迷雾以及盂兰会烧拜香的苍凉歌声虽然已随历史烟云飘散，但是，那些精湛的技艺、完美的追求却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心里。
利川今存清代石刻作品以墓碑数量最多，保存较好。现存最早最大墓碑为牟恒楚墓碑（俗名“将军坟”）。该碑位于凉雾乡双井村10组。建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砂石质，由碑座、碑身、碑帽组成，通高2.7米，宽1.13米，碑帽雕刻成悬山式屋顶，四角高翘，瓦檐清晰可数。屋顶雕鱼龙变化，吐水成花，十分生动。碑身正面刻“钦授总兵都督同知荣禄大夫显考恒楚牟公之墓”，背面墓志表明，牟恒楚为清康熙浙江提督陈世凯和川东谭弘岳父，地位不凡。
谋道镇的船头寨和鱼木寨、建南镇佛堂芋儿沟容貌坪、沙溪黄泥塘、元堡乡旧司坝一带，现存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大型石刻牌坊墓碑200余通（座），有的精雕细刻，龙飞凤舞；有的大如山中之城，耗时3年，耗工近万，占地盈亩。
在鱼木寨一座非官非宦的富人墓碑上，其龙凤雕刻竟多达一百余件。曾经，用一座被毁的墓碑石料修建一道水库大坝石料尚有多余，由此可见其规模在民间墓葬建筑中确实非同一般。
雕刻这些精致墓碑的工匠是谁？他们的传承体系如何？一有机会我就向当地老人请教。鱼木寨的老人们曾多次向我讲述过向梓夫妇墓碑成永高夫妇墓碑以及向广柏“罐儿”墓的故事。他们众口一词：鱼木寨向、成两家墓碑是江笛的徒弟谭锋优修建。
据传，同治年间两家都有钱，比着给自己修生基（墓）。当时江笛的徒弟谭优锋来承包活路，雕了两件样品。一件是一个茶杯大小的画眉鸟笼，一百多根笼子篾条粗细均匀，细如麻线。笼内画眉昂首振翅，张口鸣叫，栩栩如生。另一件是一把长四寸宽两寸的小石算盘，24根盘桥粗细均匀，148颗盘珠上二下五，灵活拨动，噼啪脆响，加减乘除运算麻利准确。结果，向家看重精打细算选中算盘，成家喜欢玩乐选中鸟笼。江笛两标独揽，带着60几个徒弟，在鱼木寨上整整忙活3年，终于修成了那些石碑大墓。
几十年来，我走遍当地及周边地区，在谋道、建南、沙溪一带发现了5座清代墓碑的内容、手法风格基本相同，工匠师出同门是可以肯定的。从作品年代和工匠年龄推算，已知工匠的排序为江笛、谭锋优、江海、吴德丰、吴钟清、谭翠亭。
上世纪80年代，湖北著名画家贺飞白来利川考察，面对这些深山杰作，他惊叹地说：“利川石刻完全可以和古希腊古埃及的石刻媲美，其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民间性和地方性。”
（四）
利川现存清代木质工艺作品主要为寺庙菩萨、戏楼舞台、房屋梁柱、窗棂、雀替、托木、屏风及桌、椅、凳、箱、柜、案、床等日常用具。
雕刻内容多为观音、弥勒、财神、八仙、天官等造像，《封神演义》《白蛇传》《东吴招亲》《断机教子》等戏文以及福禄寿喜、渔樵耕读、梅兰竹菊、龙凤狮象等吉祥图案。
木雕的材料多为本地所产香楠、红椿、梨树、柏杨、苦桃和山黄杨等。其常用手法与石质雕刻基本相同。
由于时代变迁，建筑材料和居住环境的迅速改变提高，除了几处文物保护单位外，至今在利川木构老屋绝大部分已改建或废弃。现今利川木构建筑和制品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民间传统木雕工艺却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
下列两种楠木产品制作和两位工艺大师的出现，就是这种创造和发展的最好证明：
一是楠木嵌花。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利川城北的杨仕益在知县孙克勤的带领下来到浙江宁波学习鱼骨嵌花工艺。返回后，杨仕益以本地冬青木料代替鱼骨，以楠木为底，疏嵌刻画，姜黄油染，产生出一种象牙镶嵌的质感和韵味，形成利川楠木嵌花的独特风格。
利川楠木质细如缎，味香、防腐、防蛀，被明崇祯时工部御使何金枝誉为“采办皇木之佳品”。利川楠木嵌花手法，平嵌浅刻，以浓托淡，图案多为翎毛花卉，古色古香，十分典雅。产品以书箱、画屏为大宗。
1958年，利川城关木漆社制作书箱、茶叶盒进京展出，观众赞美不已。1959年，为装饰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老艺人谭寿田等7人精制长4米、宽2.3米的楠木双面嵌花屏风1件，象腿嵌花桌、凳多件，其工艺精湛，饮誉京畿。
二是楠木木雕。牟利忠是利川木雕工艺传承和发扬的佼佼者。今年55岁的牟利忠，1995年因车祸摔断了腿，在家养伤时，偶遇在邻居家制作根雕的向立新师傅。牟利忠自幼爱好美术和雕刻，向立新的技艺把他童年的爱好唤醒。于是，他便拖着残脚腿拜向立新为师。1998年，牟利忠病退返家，一边继续跟师傅学艺，一边成立“腾龙根艺”工作室，专门从事根雕艺术制作。
工艺产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工艺的优劣，也取决于材料的好坏。同样一件工艺产品因材料不同技艺高低而价值各异。2007年，利川境内因修高速公路和铁路，挖出大量阴沉乌木，而这些阴沉乌木中又多数为金丝楠木。牟利忠“慧眼识佳木”，认定它们是制作高档新型木雕工艺品的珍贵材料。他四处筹措资金，先后共收购阴沉楠木两千余吨，把他的根雕工艺拓展提升为金丝楠乌木雕刻工艺。
多年来，牟利忠手拄拐杖，脚拖假肢，刻苦钻研，既以传统为主根，又不断向外地、外国艺术家借鉴、学习，追随时代，不断地开拓视野，完善自我，提升金丝楠乌木雕刻技艺，终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艺术之路结出了累累硕果：2010年10月作品《龙船调》获中国浙江省根雕艺术精品博览会金奖；2018年作品《风之痕》入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2017-2018）展”；作品《胜利女神》《升腾》《面壁》《高山流水》等分别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2016年8月，牟利忠木雕进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木雕名录。2018年11月，牟利忠被公布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木雕代表性传承人。
细读他的作品，能品味利川这一方山水的韵味，能读到利川雕刻工艺的发展历史。从内容看，其中心多为本乡本土文化遗存，山寨村落、巴人故事、长歌劲舞皆为所用，其民族地方特色极为明显。从技艺风格看，它道法自然，依势赋形，“三分人工，七分天成”，追求神似，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其技艺风格与利川今存盘龙洞、观音峡、鱼木寨等地古老石雕一脉相承。
从师承体系看，牟利忠师承利川市谋道镇土家族工匠向立新；向立新师承谋道镇船头寨茶园罗氏碑屋的匠司吴钟清；吴钟清师承其父吴德丰（清光绪名匠，诨名“公石匠”）；吴德丰师承鱼木寨向梓成永高墓碑匠师谭锋优；谭锋优师承江笛……溯源而上，利川木雕与利川古代石雕有内在师承因缘，牟利忠则是土家族民间传统木石雕刻工艺传承的典范。
正如著名雕塑艺术家邹峰所说：“牟利忠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直将向外推广本土文化看成自然而然的使命，又将向内引进最新思想，带动根雕艺术在本土的发展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真正的大师方能拥有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