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下达了命令，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近三十万中国人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杀害，日军在南京城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战后的南京开始扶持当地“汉奸”，重新维持南京的秩序，并为其掩盖和粉饰曾经大屠杀的历史。陶锡三正是其中的一员，这个人的身份是怎样的？为何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他的下场又是如何的。
1938年2月，在南京大屠杀劫难三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敝。遍地尸体，满城瓦砾，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为了维护这些中国难民的生命安全，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但日本人的态度却并不好，这个由外国人和国际组织建立的临时机构，如今承担了南京市的管理，这对于“战胜者”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日本人想要实现所谓的“法统”权威，来对外宣誓对南京的统治，不可避免地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产生矛盾，更何况日军一直宣称“安全区”内藏匿有中国军人。
还有一个方面，则是德国人拉贝为首的外国公民，他们携有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和日志笔记等，这让当时的日本人非常愤怒。大屠杀结束后的南京城，无论如何都将走向平稳的秩序，日本当局必须找到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伪政权及其组织，来替代这些外国人的职责。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非常急切。
但就向前面提到的，原有的民国政府要员早就跑得干干净净，从哪里找合适的“汉奸”呢。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陶锡三的身份也浮出水面，他时年62岁，南京人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改革，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在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而这个“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之所以日本人注意到了陶锡三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陶锡三所在的“红卍字会”在成立的第二年，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红卍字学会”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
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结束后，日军发动大屠杀后，“红卍字会”也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日本当局便将陶锡三纳入到了伪政权组建的名单之中，陶锡三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不再参与政事，他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
但压根找不到更高等级的政商大员，也有许多人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便是像陶锡三这样的退休政客、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陶锡三或许应该后悔，自己在南京城破之前，为何没有逃离，但如今日本人找上门来，他的命运也已经注定。
这个“自治委员会”除了陶锡三，其他主要成员包括:“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经常自嘲，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前面提到大屠杀结束后，不可能南京市还处于无人管辖的时期，“自治委员会”做的首要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中国人怎么肯回家？
日本当局威逼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当时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尚未解散，这里生活着大量难民，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
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但伪政权之下的自治委员会下令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他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秩序和市场，想让南京恢复正常。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德国人拉贝也因种种愿意不得不离开了南京。
至于日本人所说的，给回家难民分发粮食，更是荒诞至极。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到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难民们都不相信:，表示“哪有米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而这些受雇于伪政权的小青年，毫无办法，只得唯唯诺诺地表示:“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
日本侵略者对待汉奸的态度，从来都是鄙视和利用罢了，这些汉奸在日本人的面前也受尽侮辱，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职了。对于慰安妇问题，其中有一个大汉奸让人痛恨，这方面他可谓是极其讨好日本人，做得相当卖力，自治委员会中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
他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和风流场所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
这也是曾经作为国民党军人的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险些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如果不能保持警惕。郭岐和他的战友，就无法躲藏于战后的南京城。至于郭岐最后去了哪里，他算是比较幸运地没有被日军发现身份，并逃了出去。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四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话说回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了日本人的伪政权领导，同样无法获得认可，更多的还是日本人的鄙夷和侵犯，甚至连自己的宅邸也被日本人给抢劫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
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不仅如此，陶锡三曾在家中宴请日军部队的高官，想通过宴请让日本人满意，他还搜集南京当地的菜肴，并一早就派人到镇江去购买。
但就在这群日本军官喝得酩酊大醉之际，日本军官的侍卫们，在内室见到了陶锡三的姨太太和女儿，日本人毫无人性可言，更是趁此将其按在床上一番凌辱，陶锡三这次的宴请的确让日本人非常满意，但他却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家人也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毒手。
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
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
看到陶锡三实在“无能”，日本人只得默许了他的请求，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梁鸿志曾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汉奸。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3月被捕，同年11月9日，被枪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上。
而举国皆知的通敌大汉奸汪精卫则早早死在了抗战胜利之前，说法比较多的是汪精卫死于国民党军统的暗杀计划，因旧伤住院的汪精卫被秘密下毒，促使病情恶化，死在了医院之中。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算汉奸的行动。
次年4月，这位曾经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便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至于为何只有两年，有专家给予的解释是，陶锡三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60多岁的陶锡三没做什么事。
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以陶锡三的身份和地位，一旦选择当了日本的走狗，就不可避免地钉上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他与梁鸿志、汪精卫之流皆是一丘之貉罢了。
陶锡三后来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病死于南京。他活了73岁，历经清朝、民国，在那个动乱年代下却丢失了作为中国人最为珍贵的民族尊严和人格底线。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4年，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吾辈更当敢为人先，自强不息。
参考资料：先锋国家历史《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大批知识青年集体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