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子：中国官场学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古代中国，向以做官为最光彩的事情。其实，何止是做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人人都想做皇帝，卖草鞋的刘备和穷要饭的朱元璋做得我为何做不得？做皇帝，谈何容易，于是自命不凡之徒就转向了官场，面对权力和官位，眼红，眼热，甚至为跻身其中和扶摇直上不惜丢尽廉耻和人格。

古代中国的官场角逐之激烈堪比战争，因为中国古代官场不比西方，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在中国，一旦踏入官场就变成了职业官僚，除了当官别无他途，必须要不停地卖力往上爬，否则，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退自然要被别人踩在脚下，并且别人还会在踩你的时候使足力气：借力起跳，才能跳得更高，更好，直到最顶层。这是古代中国官员的成功标准。

这样说来，那中国古代官员必是有超强进取心，中国古代官场也必然是遵循优胜劣汰的最好竞技场了？事实并非如此，在专制体制的总纲下，再好的制度设计最后都会走形，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细密的政绩考察制度，精致的监察防范制度，最后都成了淘汰清官的过滤器。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专制制度，决定了官员的选用和罢免权掌握在皇帝和个别权势人物手里。这就会因参杂太多的个人好恶和利益驱动而造成竞赛的不公平。由于皇帝的权力过大，他的个人好恶和道德素质几乎可以决定一个时代官员的整体素质。另外，官僚阶层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里面纠葛了太多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在无形中也会增加官员升降沉浮的变数。俗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手握官员选拔或黜陟权的官员会愿意为了国家、皇帝的利益而选拔一个专门与自己与本利益集团作对的冤家栋梁呢。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让自己在博弈中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直至获胜，就是把官场搞得一团混沌也是在所不惜的。这一点，又是连皇帝也无可奈何的，所以，皇帝们也并不寄望于朝廷上下满是清官好官。尤其是昏庸皇帝，更不希望诤臣太多，那样自己也就没了自由。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制，“搞定皇帝和上司”就成了古代官场之人心照不宣的最便捷的升官发财的途径，并且也只有这一个途径，才能保证求官者一路爬得更高，走得更稳。而要搞定上司，首先就要迎合上司的变态人格。为什么说变态？因为古代官场充满了激烈的角逐、复杂的算计、高压的统治，这一切与内心焦灼的期望、极度的失落绞结在一起，意志力再强大的人，也免不得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人格和心灵不变态才怪呢。基本上是职位越高，人性就越扭曲。面对这样的上级，做下级的要想升迁就必须要鲜廉寡耻，唯有此一途。正人君子在变态者跟前是行不通的，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无耻之人、无耻之事甚嚣尘上，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欺世盗名、阿谀取媚、投机钻营、曲意迎奉、媚事君上等等，成为官场之风尚。

隋唐时期，皇帝觉得与高门大户合作太危险，于是，一改汉魏之制，采用科举制，对庶族寒门乃至全体国民敞开官场之门。这为制约权贵，扩大统治基础不无裨益。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没有贵族气质的读书人，深知在人屋檐下必须得低头的道理，为了光宗耀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俯首低身，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跪爬以求，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当官，连李白、王维、韩愈这样的大名人都去找门子，更勿论其他。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官场之人的下作行径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武则天当政之时，不少高官向女皇推荐自己的强大性能力，希望能为女皇服务；高力士权倾朝野时，太子叫他二兄，皇子公主更是呼他为翁为爷；韦皇后、太平公主得势时，四十几岁的御史大夫窦从一却以娶皇后七十多岁的奶妈为荣，六十多岁的司农赵履温挽起朝服给太平公主拉车；而出身低微的郭霸则选择了品尝上司的粪便以求进身。魏忠贤得志之时，投靠他的大臣竟有八十多位，形成了臭名昭着的“阉党”。其中位列五虎的佥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都有着极其光彩的正途出身：进士，但为了权势，他们却自甘堕落，追腥逐臭，蝇聚于一个为常人不齿的阉人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投机钻营，趋阿比附的家伙步步高升之时，许多清正廉洁的官员则不是丢官便是被害，下场极为悲惨。这一点在宋明清三朝尤为突出，清官成为官场异类，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你不合作，大官会压制作践你，小官会欺骗引诱你。你想为民谋利益，必然会遭到排拒、打击、毁灭。大学士苏东坡因为清正高洁，不愿曲阿，不仅一度身陷大狱，而且遭遇半生流放。你才高八斗又如何？你名满天下又如何？官场的倾轧是没有法规制约的，你木秀于林，四周的同僚在感到寒碜和渺小的同时，必然会心生嫉恨，然后有形的攻击、无形的诋毁就会接踵而至。最后，一个好官，不是被毁灭，便是被同化为了贪官污吏，靠出卖自己的风骨、气节和良知来换取功名富贵。

当曲意迎奉、媚事君上成为官场秘诀，当出卖灵魂与人格的人在官场如鱼得水，官场就彻底被染黑熏臭了。而被染黑熏臭的官场反过来又会以其巨大的力量，无情地撕毁官员的道德感和羞耻心，扯下官员的遮羞布，最终使官员变成非人非兽的怪物。

中国古代官场腐烂丑恶之根源大抵如此：廉耻丢尽，方可做官。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场的“厚黑学”“奴才说”“潜规则”：官场规则权力为天，不把力气用来揣摩讨好领导（权力）岂不是傻瓜一个？有这样心理的人一旦丢尽廉耻，得到权力，就会疯狂地贪污腐化，然后再弄虚作假，遮掩劣迹，美化形象，蒙蔽上方。经过这样的修炼，这些脸皮厚心肠黑的人，已经不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耻和罪恶。

所以说，官场学，是一门深厚而恢弘的学问。

“拿印把子”就是当官掌权的代名词。不同的铸印材料与印绶颜色表示权力大小和官阶高低

公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三国演义》里，不少精彩的情节都拿它做道具：关云长封金挂印；诸葛亮乞印行令；司马师咬烂被头与死神抗争，为的是捱到乃弟司马昭从洛阳赶到，亲手“以印绶付之”……凡此，都可称是对其性质的形象的诠释。

夏商以及西周时代的政权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王族为主体的由诸多贵族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络，血缘关系的本支亲疏便是权力分配和行使的依据，不必另有凭信。所以，设官授印的制度，大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各国的政权组织逐渐向庶民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墨子·号令》谓“还授其印，尊宠官之”；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脍炙人口。这些史料记载，恰好同至今尚未发现战国以前官印封泥的事实互相印证。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形成于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国君在任命时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佩带在身上。秦末，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叔侄共商应变之策。项梁指挥项羽拔剑砍下殷通首级，“佩其印绶”，然后便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这个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制度，又为汉朝所继承。汉武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活不起的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故乡会稽郡守，当其回到下榻的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吏员们仍把他当穷汉看待，不予理睬，及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印绶，“坐中惊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是“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

印绶制度的另一特征，是以铸印材料和绶带颜色区别官阶。如汉代，丞相太尉一级高官，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及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从晋代起，印绶制又改为印囊制，印囊用皮革制成，盛进官印后佩在腰间，以绣缕区别官阶，如北朝制度：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等等。此外，印绶或印囊只授给治事官吏佩带，像光禄大夫、大夫、博士等散官或加官之类，尽管品秩不低，但皆无印绶，这是汉代定下来的规矩。两晋和北魏都有制度规定，凡没有印绶的官员或代理有印绶职务的官员（即临时掌印者），都不给佩囊，以免混淆视听。相反，如刘邦微时所干的乡亭小吏，倒也有“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一方小印。所谓“半通”，是相对于“全通”而言的：汉制，凡二百石以上的官印，“皆为通官印”，意思是具有发号施令的法律效力；“半通”呢，就当做具有一半法律效力来理解了。所以，刘邦领一个泗水亭长的“半通之铜”佩在腰间，摇来晃去，也挺神气。

官印非官员之印而是官府公章的观念转换，直到南朝时才出现，更趋完备的制度创立于唐代

官印又称印章，因为印上都刻有文字，如“丞相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汉武帝时，五行学说盛行，印信制度顺应时尚，推行“数用五，定官名”，凡官印上的文字均以五为定数，遂成“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印”、“中郎将印章”等格式。不过我们看《封泥汇编》上的汉印文字，倒是四字为多，因为到东汉时儒学已奠定正统地位，就不再僵守这个定数了。另外，官印虽然由御史台统一制作授予，但印文书写并不一致。光武帝时，伏波将军马援曾就此问题上书皇帝，并举城皋县县令、县丞、县尉三颗官印上“皋”字写法不同为例子：县令之印上的皋字是上“白”下“羊”，县丞是上“四”下“羊”，县尉是上“白”中“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东汉会要》）。为此，他还特意向皇帝推荐“晓古文字者”进御史台工作，整理郡国印章。

然而我们由《封泥汇编》所见，此现象依然存在。原来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这种一官一印的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疑问。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有行使权力的资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况且“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宋书·孔琳之传》）。宋武帝刘裕提倡节俭是出名的，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的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部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虽然在习惯上仍旧以“摘印”来指称罢官。

依循这种新的理念，更趋完备的官印制度的创立，应该说是发生在唐代。先举个事例对照：西晋赵王司马伦称帝时，为“取悦人情”，凡当年报名应试贤良方正、孝廉良将等文武各科的生员和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各地州郡来京出差的吏员，一律免试授官，难以计数的官员，一概赐印，“金银冶铸，不给于印”，以致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时奇缺的金银铜材，舆论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晋中兴书》）。但是到唐初政体肇建时，作为中央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的尚书省，只有总办公署（称都省或都堂）和吏、兵两部有印，其余各部司都用尚书省的印信发遣公事。因为官印只代表官府权力，而非官职，所以连左右仆射、侍郎郎中这等内阁首相、部长司长一级的高官，也无官印佩带。直到武则天当国时，体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独立性加强，尚书省二十四司才分别置印。

《儒林外史》中潘三爷用块豆腐干便能刻制假印，伪造公文。层出不穷的诈伪方法促成印制规格和使用方式愈趋严密

说到官印的规格，也有一个从紊乱到齐整的整饬过程。我们看《古玺汇编》中战国时的官印，一颗编号为0007的“君之信玺”的边长才两公分半，另一颗编号为0227的“左禀”印章的边长，倒有三公分。再看《封泥汇编》中的两汉官印，不仅低级官印大于高级官印的多多，其印面形制也呈“百花齐放”，有的极为方正，有的近似长方，有的四角呈弧形，还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估计多为因材治印，逮到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便做成什么样的印面。至于印文的书写以及自左分行还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样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当它们以整体形状出现时，固然可从金银材质、青黑绶色上区别规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无可避免的。贾谊着《治安策》，揭述矫伪者诈取国库近十万石粮食，冒征六百余万钱赋，骗乘官车驿传周游郡国，应该说都与这些印制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处都是，甚至连离任或去世者曾经用过的官印也依然存在于世间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胆敢妄为，辨别真伪还真不容易哩。

从官印设置从严控制的唐代起，印制规格也趋向周密。诸司之印一律用铜铸，印体为正方形。宋承唐制，中书门下的印为两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及尚书省各部的印为两寸，节度使署的印为一寸九分，以下各级衙署的印为一寸八分，呈依次递减（《宋史·舆服志》）。这个以印面大小区分级别高低的办法，又为元代所继承，如“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衙门］用两台银印”等（《续文献通考》）。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钤印的形制，即所谓“印把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门印信俱由礼部铸印局统一刻制，且有详细的铸、换、辨、验条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铸印局辩其印信真伪”。当然也不能说这样一来便能杜绝诈伪，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当差的吏目潘三爷，为帮助财主掠买妇女捞取酬谢，让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纸乐清县署的公文，“家里有得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不过这些花样只能在基层玩弄，而且是在里外勾结的条件下生效，要想去设有铸印局可辨真伪的京师行骗，就不那么容易了--此即制度周密的好处。

正如今人所熟悉的公章使用现象，古代官印在国家行政机制运转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书印盖上。秦汉时代，公文书于竹木简册，但不能在上面盖印。用印的办法是用熟牛皮条将一件公文的简册按顺序编串起来，装进特制的布囊，其开口在中间，颇似现代的公文包，用两根绳子捆紧，再拿一团胶状紫泥放在绳子打结处使之粘结，当泥巴将干未干的时候，用官印在上面揿压，便能刻出一个清晰的官印--这就是晚清以来时有出土的“封泥”。封泥的意义，一方面同如今用火漆密封文件、随后盖上印章的保密措施相似，一方面又表示公文主发与签署者的身份。官印的发明，使得中国自秦汉起就有一套成文的公文主发和签署制度。如汉朝规定，各级官府行移公文应由机关首长主发。如长官不在，可由“近次”者代行长官职权主发文书，但代行者只能用自己的官印发文，表明责任。如前所述，凡文书封泥上有二百石以上印鉴的，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通官文书”，假使是二百石以下的“半通”印鉴，其效力相应减半。近现代出土的汉简中，经常可看到属掾、令史即吏员代替长官主发文书的现象，这种情况与一官一印的制度正相吻合。

钤印格式最趋细密的要数明清时代。如清代《各行事件》规定州县衙署盖印方法：凡上行文件都要在正面上方盖“天印”；凡下行文书都要在年月日上盖“正印”，并以“斜印”骑缝；凡检验尸体的“尸格”，每一页都须在文书下方盖“地印”，填注致命伤痕处的要用“连印”；凡收纳地丁钱粮的凭单串票（近似现在的三联单、四联单），骑缝用“斜印”，盖印时还要将串票倒放，谓“倒用印”等等。这些讲究，准备考进士考举人时没有专修过，资深的吏胥反而要比机关领导还精通。不过局外人要想伪造公事，就不容易蒙混过关了，应该说有其可以借鉴的长处。懂一点古代用印知识，于收购官文书之类的“古董”时也有好处。

印信保官是重中之重。胡连长（百户）只因把关防寄放在别人家里，被明太祖发配到边陲充军

朱元璋《大诰武臣》中，有一篇《寄留印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镇南卫百户胡凤，将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细普家，三日不取。印信是个关防，军职衙门的更是紧要，必须十分掌得仔细，如何可将寄放在别人家里。百户的印信，干碍一百户的军马，倘或人将去印几纸文书出来呵，好生不便当。这等人，利害也不知，他如何做得那管军的官人？所以将他发去金齿充军了。

可见，即使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违犯规定的印信保管行为，也要治罪。

官印的使用程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有一篇唐代的墓传文字，传主叫邵才志，前文提到唐德宗逃往奉天的故事，他就是跟着“蒙难”的堂头，铭文称他“执持堂印，随驾奉天，重围之内，苦历艰危，克服之时，功勋崇奖，遂迁五品”，估计原先的官阶至少是从六品。再看清代《钦定工部则例》中关于工部衙门使用堂印的规定：“每一月专派满、汉司官四员，按日挨次轮流监用堂印。每日笔帖式请领堂印钥匙，到时即开。用［钤］寻常稿件后再用［钤］题本，用毕将堂印钥匙暨印单仍交承值笔帖式呈送。”清代的司官起码也是六品。由唐及清的监印级别，都表明了对“公章”使用的慎重。

用印为什么要有专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防止作弊，特别是以吏胥即具体经办人员为防范对象。如唐代前期，吏、兵两部分掌文武官员铨选事务，大概不时有丑闻上达天听，故唐玄宗有诏责备两部首长说：“……不能自亲，并委猾吏，恣成奸滥，为蠹尤深”，要求今后概定专员亲自作业，尤其是“印记不得委其胥吏”（《册府元龟·铨选部》），因知此前的教训多与胥吏盖印缺乏监督有关。不过“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滑如油”，他们对付监印制度的办法是暗中配就印匣钥匙，需要用印作弊时，自己偷钤。《南部新书》说，裴度任宰相时，某日，忽然发现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里，一时大家惊惶。裴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大家酣饮到半夜，左右忽报印信又回来了，于是极欢而罢。事后，裴度解释说：“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这件轶闻，一直被当做宰相有临事不挠的雅量来传颂，其实折射出当官的无奈。因为印信窃失，首先追究值班官员责任，连带机关首长也受处分，所以只好装聋作哑，不予追查，坐等偷印者用过后再物归原处。

这种“淘糨糊”的办法，似乎也是历代相传的。《挥麈录》说，北宋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称印匣而后开”。如称出来印匣是空的，索性不开，免得报失印信，大家连累。据说蔡京任相时，就碰到这么一回，“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于是蔡相说“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称，分量正常，遂开匣用印。蔡京的解释同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得。”这种为逃避处分有案不报的因循敷衍，后果必然是姑息养奸。又因为历代制度关于官印失窃的规定，都是首先追究领导和专员责任，所以也有吏胥借偷印来挟制报复领导的。《渊鉴类函》上有一段故事，也发生在北宋：某部失印，皇帝欲从严惩治郎官何洵直。宰相吕公着说：“洵直失印诚有罪，然重谴之，则［以］后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结果何洵直仅受薄惩。看来吕相同裴相、蔡相一样，都是经过三昧真火修炼的。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宣宗初，胡濙任礼部尚书，久任三十余年，其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皇帝看在他过去深受明成祖宠信，又是三朝老臣，前两次都放他一马。到最后一次失印时，终于下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此也见得一旦发现公章丢失，不能大张旗鼓地追查，否则就不会跑出来了。

汉魏法律，泄漏官省信息定为大罪。有人询问尚书令孔光：长乐宫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不敢相告。

古代的衙署公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是为政府机关的基本作风。其中的“慎”字，含有认真细致、持重检点、恭敬严肃等多层含义，还有一条就是谨慎保密。

较早提出在政府内贯彻保密原则的是韩非：“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这个警告被秦始皇所接受。《史记》载，秦始皇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说了两句表示不满的话，在其身边侍候的宦官中，有人给李斯通风报信。下一回，秦始皇又看见丞相出行，车骑清简，顿时觉悟：“此中人（即宦官）泄吾语。”遂下令调查，因为没人承认，最后竟将当时在场的宦官全部处死。这起不辨皂白的格杀勿论，自然为后人所指责，但他从此获得了绝对的信息安全保障。

汉承秦制，漏泄官省信息定为大罪。古代的“省”，上起皇帝听政的宫禁和三公等中央军政部门，下至郡国衙署机关，都算，不少高级官员都倒台乃至送命在这条罪名上。汉元帝时，有人举劾槐里县令朱云滥杀无辜，皇帝尚未就此作出批示，主管官纪监察的御史中丞陈咸先向朱云透露消息，让他“上书自讼”，结果陈咸以“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汉书·陈万年传》）。又皇上欲诛车骑将军张安世，被老帅赵充国劝阻。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和同僚喝酒，将这起外人不知的事吹了出来，被人“上书告泄省中语……下吏，自杀”（《汉书·赵充国传》）。仅元、成两朝，又有魏郡太守京房等一批官员“坐漏泄省中语”而被罢官、判刑，或自杀，甚至连皇亲国戚，如侍中驸马都尉傅迁、淮阳王舅父张博等，亦无幸免。

此外，汉代的尚书台位居传送文书于皇帝与公卿之间的咽喉，所以“刺探尚书事”也是违反信息保密的罪过。顺帝时，侍中杨伦往尚书台“探知密事”，被举报，判徒刑三年（《后汉书·杨伦传》）。还有人甚至因亲属犯此罪名而受牵连，如汉和帝时，太仆袁敞“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他想不通，“遂自杀”，其儿子和张俊也被捕下狱。还有韩演任丹阳太守，其堂兄“为南阳太守刺探尚书”，结果连累他倒霉（《风俗通》）。总之，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当年孔夫子云“为政慎言”，并倡导学习金人“三缄其口”，其“多言多败”的警告，到这时都成了事实。

怎样管好自己和亲属的嘴巴，奉公守法的官员们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规矩。首先，凡在机要部门或场所供职的人，自觉回避公务以外的人事交际。《东观汉记》称，沛人陈宠在家里办家教，自从进尚书台工作后，“谢遣门人，不复教授，绝知友之路”。最出名的事例是汉成帝时任尚书令的孔光，此人为孔子第十四世孙，牢记乃祖教诲，“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有人好奇，问他长乐宫温室殿的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汉书·孔光传》）。

其次，防止现场或隔墙有耳，尽量用笔代嘴。从议郎起家官至太常的皇甫嵩，“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书·皇甫嵩传》）。还有中郎将张纯，亦“重慎周密，时上封事，辄削去草”。汉魏的文书流转制度，凡属机密，都封盛锦囊。为防止泄露，这两位还特意把草稿毁掉。其后，北齐的封隆也是“上书削稿，罕闻以外”（《北齐书·封隆传》），正是汉魏遗风。

还有一条，就是不在私宅撰写文件，怕被家人发现。《汉书·何并传》记，何并历任长陵令、陇西太守、颍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就是不让家属进入他办公的房子。后来的规矩，地方官的家属随任，但不许进入签押房即办公室，也不许轻易走出住宿所在的内衙。又如三国时魏文帝的黄门侍郎任嘏，凡住宿公府期间写信回家，一律不封，以示绝不涉及一点公务，“帝嘉其淑慎”（《太平御览》卷四三○）。这些做法，皆出于信息保密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漏泄法令依然严格惩治。晋代的尚书左丞郗隆“坐漏泄书，免”；何承天已受密旨，将提拔为吏部郎，“宣漏之，坐免官”。南朝陈的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赐死”，等等。

同样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则送性命，可见量刑上并无定准，或许也和漏泄信息的机密程度有关。此外，君主对这些问题看轻或看重，也是原因。比如南朝齐的几个皇帝，多具“平民风度”，交游复杂，无所谓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宫禁，“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原来许多机密文件都被“宦者以裹鱼肉还家”了（《资治通鉴》卷一四二）。南朝四朝中，齐享祚最短，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变不断，似也没见哪个大臣以泄密获罪。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看，还是挺令人琢磨的。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传的不传，唐朝制定了很完备的保密法

唐律，凡事关征讨、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有泄露的，本人斩首，妻儿流配二千里。与外国间谍书信往来，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应该保密的重大事件，处绞刑。他如观察风云气色有异，应该向皇帝密奏而漏泄的，判徒刑一年半，倘若泄露给外国使者得知，加刑一等。同时，凡“非大事应（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为首犯，从重处罚，但即使漏泄给外国使者，也不加重到判处斩刑；凡“辗转相传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虽应密，而转传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议·职制》）。这些条款，体现出唐朝在区分机密性质、级别，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往要细密多了。

在制法严明以相威慑的同时，唐朝更注重从纪律方面加以强调。如中书门下为决策机构，非召约，外人不得擅入，后来又要求先向御史台申请登记。德宗时，卢杞和张镒同在这里任长官。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交厚，每趁卢杞午后小睡时，跑来与张镒闲聊。卢杞有意排挤张镒，某日假寐佯熟，待郑詹进入张镒的办公室（称“阁”）后，“遽至（张）镒阁中，（郑）詹趋避”，大概是急忙躲到屏风或帷幕后，卢杞假装不知，“遂言密事”。张镒慌了，忙道：“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郑）詹之罪。”（《谭宾录》）结果郑詹被严处，张镒罢相，调任凤翔节度使。当时官场中人都为他俩抱冤，但郑詹身为纠肃官纪的御史而自己违纪，张镒在枢机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机要部门严禁随意出入之外，不许在家办公也是制度。《东观奏记》载，“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此外，经手封缄后盖印文书而擅自拆开偷看的，也属于犯法。唐律规定，如私拆印封文书是密件，比照泄漏机密罪减本刑二等，就是判徒刑三年；如非密件，也要处笞刑。如系误拆，又没有看，可以原恕，不过这得有人证明。

两宋政府极度重视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对一切外事活动实行全程特务监控，然而有宋一代竟无国防机密可言

和唐代一样，两宋也以运筹决策、起草诏制的中书省为重点保密单位。苏东坡回忆：“元佑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编篱插棘’（《仇池笔记》）。”此人性喜谈谑，自惜羽毛的官员，就不敢乱开这种玩笑。《邻几杂志》称，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诰晏殊进宫，交给他一份要拜数大臣为相的名单，让他写制书。按规定，像他这种他官兼知制诰的，叫“外制”，只能起草诏令，而起草拜相制书，应由“内制”即翰林学士负责。于是，晏殊主动说明“臣是外制，不敢越职”。真宗颔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学士钱惟演来。晏殊又请示：“臣恐泄漏，请止宿学士院。”意思是我已看见这份名单了，为摆脱走漏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请软禁，不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制书正式发布，晏殊一看，和昨天所见大不相同，“深骇之，而不敢言”。这件事，《涑水纪闻》中有传闻，道是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任宰相中，李迪留任，丁谓罢相。但正式公布后，却变成了李迪罢相，丁谓留任。有人说真宗病重，已糊涂了，党同丁谓的钱惟演趁机捣鬼。但真相究竟如何，看过制书由头的晏殊始终没敢说出来，从而成为因严守保密制度而留下来的历史之谜。

从总体上比较，两宋君臣针对内部的保密制度的执行远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钱惟演拜枢密使，奉旨撰写制书的是他的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的弟弟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是他的弟弟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皇帝反认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母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宫写制时，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父亲：“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获知，岂非等同儿戏？

币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如此重要的金融情报，照样连夜漏泄，而狡诈的秦桧偏能逆用，听起来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古代保密制度的重点防范对象是具体承办公务的吏胥。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是历代相沿的传统制度

作为整个封建时代的衙署管理原则，防范吏胥的传统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沿袭到清代，甚至在吏员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元代，也是如此。元胡祗遹《吏治杂条》规定：“钤束吏人，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连办公室也不得随意进出，遑论机关大门。张养浩《为政忠告》说：“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隶，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管束范围更扩大到一般公勤杂役。当然，“立法必严”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违法必究”又是一回事。仍以宋代为例，法纪制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县衙署，吏员泄露机密信息是普遍现象。且看《水浒传》里，济州府侦缉科长（缉捕使臣）何涛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个正贼”都窝藏在郓城县，“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适逢“知县相公早衙方散”，赶快与当天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赶紧通风报信，反做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浒传》里，像这类吏员衙役营私泄密的故事，满篇皆是，不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说成书之明代的现实写照。

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历史之最，铁齿铜牙纪晓岚因通风报信，差点儿掉了脑袋

在清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为加强保密，还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高级官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军事章京；军机处所用听差，皆选用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员都不得擅入军机处，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外闲人，将补授官员等事，事先送信报喜者，即行革役究办”（《军机处章程》）。平心而论，所有这些保密制度，对于清代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与加强，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和维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则适用于一切政府行为，对于社会舆论而言，敏感性最强的地段则是号称“抡才大典”的科举考场。为确保风清弊绝，选出真材，自隋唐首创科举以来，历代政府在科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弥封、加印、誉录、对读、入闱出题和抽签阅卷等多种措施的保密制度，迄清代达到最称周密完备的阶段。其对科场漏泄舞弊的惩治之严，罪至大辟。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说：“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才辈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为〔咸丰〕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制度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同光中兴”时期，考试风纪的严重败坏，最终成为清代整个保密制度彻底塌毁的突出标志，仅举一例，即光绪己丑（1889）会试泄题事件。

在注重门第身份、背景人脉的中国社会，似乎唯有关防周密的考场，才体现出弥足珍贵的公平竞争。如今竟连这道篱笆亦被捅破，可知高阳所说的“法治权威”，连同整个大清王朝的制度纲纪，俱已坠入了无可挽回的末路。

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北宋的一个夏季，一道发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广泛质疑。任命的内容是：原吏部员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用白话讲，相当于一个研究员出任陕州市长。至于为什么引起质疑，则要从文及甫28岁的年龄说起。虽然这个年纪做官很常见，但是一个28岁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重任，当时的人在惊讶之余，不免要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联翩。一打听，果不其然，原来小文同志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家的六公子。

谜底揭开，舆论哗然。门下省谏官苏辙、王觌在朝会上当面参劾一手操纵这项任命的中书侍郎，说他“非次进用文及甫”的动机是“欲（巴）结文彦博”。由此可见，从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观察古代仕宦制度变迁，倒是可以作一番有趣的探讨。

从史书记载看，秦皇汉武时代的官场大概还不存在年龄问题，最着名的事例如甘罗，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赵国有功，官拜上卿。而据《战国策》介绍，此上卿亦非凭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相国吕不韦属下的一个正规官员，任少庶子，职责是协同中庶子负责中高级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汉书》卷七十六共收六个昭宣时的二千石高官传记，其中有五个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参加工作了，因此可知，当时出任公职，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年龄成为问题的由来，始于察举的腐败。所谓察举，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的选官制度。常规的推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称入仕正途，好比后世进士登第。谁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举大权的特权阶层玩起了垄断仕途的潜规则：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荐举你的子弟，等到被举者也当上握有察举权的郡守后，再荐举当初举我者的子弟……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倏上书反映这个问题：“现在郡国举孝廉，都举那些能够有所回报的年轻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学问的年长者，大多数都无人问津。”说明在这个宗师自主选才、门生循环相报的过程中，孝廉的整体年轻化趋向也愈加明显起来。

但是这种年轻化不仅仅使察举丧失了选贤纳士的本义，对改善吏治也无益可言，所以到了汉顺帝时，有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期望中兴的顺帝采纳，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华如同颜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龄。这道诏令，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强仕”思想落实为法定制度，后人称作“阳嘉新制”。

两个月后，138个年龄在60岁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统一授予官职，成为“阳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与此同时，“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较认真地执行。实行新制的第一年，有个广陵荐举的孝廉徐淑来尚书台接受复审，负责审核的官员看他年貌远远不及四十，徐淑说：“诏书不是说，才华有如颜回、子奇就不拘年龄吗？所以本郡就选上我了。”经他这么一说，倒把这位官员给难住了。左雄听说了，就问徐淑：“当年颜回闻一知十，请问你闻一知几？”徐淑答不上来，当场就被退回了。

唐代历时近300年，好像没有制定过一个一以贯之并且能适应各种“出身”的做官年龄标准，但是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颁发的一个有关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叙，在此以前的大体情况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

唐代科举中，尚有专为早期教育成功者设置的童子科。这是汉魏时期就有的传统，就是12岁以下、至少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儿后备干部”。前文说到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还有，《三国志》卷十五记：司马朗12岁试童子郎，监试官见他“身体壮大”，怀疑他实际年龄早已超标，于是严加盘问。司马朗气愤地说：“我这么大块头是天生的，我虽然稚弱，却没有羡慕高官的风气，折损自己的年龄以求早成，这不是我的志向！”儿童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何况那时还没有骨龄检测这种技术手段，监试官什么的则完全可以收买。

更令人感叹的是占尽便宜的荫叙，其种种关于年龄的限制也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如高宗朝的宰相李义府，外表上一团和气，内心里阴险狠毒，人们背地里叫他“人猫”。史传上说他们家连襁褓中的娃娃也荫补了官职。德宗朝的宰相李晟，生有15个儿子，3个早夭，存活的12个人人当官。第10个儿子李听，在7岁的时候“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就是乐队指挥。别人也就是挂个名，他则“常入公署”。太常寺小吏当他是个娃娃，“不为致敬”，孰料小李大怒，竟“（命）令鞭之见血”。再如文宗朝的宰相裴度受命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给皇帝上疏说：臣有个儿子裴让，“是资荫授官”，现任京兆府参军。其实“年甚幼小，官无职事”，守在任上干不了什么事，离开岗位也没妨碍，恳请天恩，让这小子随我赴任吧。

除了各种具体官职选任的年龄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应该“增年”抑或“减年”的又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仕途上的年程，当时的通识是30以上、50以下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如果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试与历经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进士老举人换位思考，如此结局岂不是连老本也捞不回来？所以多数人都早早备好了减年应试的传统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录》上的“年齿”都是假的，待“同年宴会，又序真齿”。谁料由明入清，又有进步，就是王士祯感叹的：“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据说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话说回来，“薄俗”也只是王士祯的嘲讽之语，事实是吃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混进官场，谁不想多混几年？故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一出场就向学道大人坦承：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年54岁。照其岳父胡屠户的批评，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忠厚人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你说还有哪个人肯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虚言空话？

抄报，在史料记载中，还有报状、状报、邸报、邸钞、官报、朝报等各种叫法，因为它们一概都是手写传抄，官方语言叫“誊报天下”（《宋史·职官志》），就是书手誊写的意思，似可以“抄报”浑称。科学的报纸定义，是指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发行的散页型连续出版物，而据史料记述，我国自北宋起就有这种民间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印刷报纸。但抄报与此不同，有其严格控制的传报范围和组织系统，和公开发行的新闻印刷品是两码事。另一方面，抄报也不同于在朝廷与各级衙门之间流转的官文公牍--官文公牍因公务需要而产生，没有定期发送的规则，其内容也必定与收阅者及所在部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是抄报就不同，照例都是定期传报，所载内容与大多数收阅单位及个人没有关系，比如尤氏嘴里的“老爷”，就是在工部任员外郎的贾政，按理讲，查抄甄家的公文，不必“该衙门知道”，事实却是他通过阅读抄报获知了。此外，古代的各级衙门，有时也办有一种类似今之“机关简讯”的期刊，称为录报、牒报等，唯内容仅限于本单位事务，倘贾政所读的是他们工部衙门的录报，自然也看不到甄应嘉出事的报道。

综上所述，可知贾政看到的这个“抄报”，既不是官文公牍，又不是新闻报纸，而是一种内部发行的全局性的情况通报，可以让一定级别以上或职务有关的收阅者，借此随时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多将这个内部动态当做一般新闻品意义上的报纸看待，而事实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公开发行的古代印刷报纸历近千年，始终与这个书手誊写的抄报并行不悖。所以笔者认为，把它称之为传报于古代各级机关内部的参考消息，或许更贴近本来面目。

抄报源起何时，历来有多种讲法，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说，“从周朝就有，一直继续到清朝的灭亡”；美国学者白瑞华则说创始于汉代，“约在纪元前140年左右，那时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的，内载朝廷上的纪录，分送到各官员处去……效能是向百官大臣以及地方政府报告朝廷的大政”；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也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辽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官吏写好报道，由邮驿传递。报纸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发表。”（上述引文均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此外，我国的报史研究前辈戈公振先生，很可能还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但是，无论“周代说”或“汉代说”，似都缺乏实证和详细的文献记载。所以，现在国内学术界通行的观点，多认为“唐代说”比较靠得住。

由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自行誊录和发行的抄报，是人们及时掌握全局情况特别是朝廷动态的管道

目前所见唐人着作中，对抄报叙述最详的，是收入孙樵《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据该文介绍，再结合赵翼《廿二史札记》所引《后唐记》和《五代会要》等史料，我们大抵可知，这种抄报由中书省统一编纂，向京朝诸司发布，故最先的叫法应该是“朝报”；与此同时，当时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派有驻京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或留后，后来又改名进奏院，他们也誉录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于是“朝报”又有了“邸报”或“邸钞”之称，这就是前此英国人史密斯所谓手抄报纸有“朝报”、“邸报”两种称呼的来历。

撰写《读开元杂报》一文的孙樵，是晚唐人士，该文说他在襄汉时看到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朝报，都是“系日条事”，即每天“出版”的。因为作者此时尚是布衣，虽然饱读诗书，却从来没机会见识这种仅在官场内传阅的读物，经人指教，得知此为何物事，十分赞赏，“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就是怀疑这种制度并没延续下来。等到他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考取进士，也进入官场了，才知道“日见条报朝廷事者”的前朝制度，历经一百多年而至今未易。再往后，他官至中书舍人，从抄报的读者变成了编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可以设想，这条消息原载于中书门下发布的朝报时，很可能就是除授韩翃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话，为防止误会，至多在韩翃姓名前加上其现任职务（韩翃当时在中央的挂名职务是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但是汴宋道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中书门下抄录朝报时，听见了这段当时已在该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之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下”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曾来大清帝国访问，该团副使乔治·斯当东为向英国公众汇报这次访华的全过程，曾编写了一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中关于邸报部分，恰好为“红楼梦时代”的邸报内容提供一个大致轮廓：

邸抄在政府指导之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注很少登在邸抄上。邸抄上还登载一些全国发生的特殊事故，如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甚至于奸淫案件也登在内。登载后者的用意在防微杜渐，以儆效尤。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邸抄内容只限于国内事物，国外事物一概没有。

抄报为什么一直维持手抄的传统，清代咸丰皇帝举出三条理由，但在实践中处处相反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印刷技术长期位居国际前列，邸报的内容又是这样丰富，居然一直到晚清还维持着抄报的传统。《东华录》载，咸丰三年（1853）时，江西巡抚张芾曾奏请将邸钞改为印刷，发交各省，结果遭到咸丰帝痛斥，说他“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梳理咸丰帝坚持要维持抄报的理由，大致有三条：其一，刊刻报纸是“民间私设报房”的勾当；其二，各地方衙门传抄朝报是借此增广见闻，若由朝廷印刷出版，不啻是将抄报的性质提高到官文公牍的档次；其三，如列入这个档次，则邸报通过国家驿传系统向各地传送便成了“明份账”，势必大幅度增加驿传的开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各地方机关与京朝的公文来往，是不可能像抄报的“出版发行”那样频繁的。

这些理由在制度上都站得住脚，但在实践中却处处相反。

抄报也有正版、盗版之分。通过什么管道获取什么版本的抄报，涉及各种关系处理和利益协调

由前述明代“保定版”抄报的“赠阅”及费用摊派等情形，还可以推度，欲求一份抄报从誊录到发行环环相扣，一路通畅，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摆平理顺才行。对此，有一则记载在清代《刑案汇览》中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可资印证。

明清制度，抄报从朝廷向各地发送的管道，应该是各行省督抚派驻北京的提塘官（参见本书《驻京机构说留邸》），其他省级以下道府州县欲看抄报，还得另外花费向督抚提镇转抄，辗转费时，又因为这些上级机关已经把看报的成本摊派在他们的转抄过程中，所以价格也不菲，于是便出现了省级以下衙署绕过提塘，直接从北京获取抄报的现象。适应这种需求，一批私营报房应运而生，经营者多系京师衙门中的胥吏或与之有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搞一份“正版”的提塘抄报，再雇人抄写一批副本发卖牟利，地方州县衙署便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显然，这种损害提塘发报权益的做法，如果得不到上级和有关方面的谅解与认同，是很难长期操作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该案发生在道光四年（1824），透过写在案卷上的冠冕堂皇的表面文字分析，其大体经过是：有个叫李嘉山的从九品候补官员，在北京自办报房，其“订户”有直隶省所属良乡、完县等一些州县衙署。这些单位又各自向李嘉山报房提供了一批盖有本衙署印信的空白信封，使抄报得以利用驿递系统迅速传送，估计是另给驿站津贴的，所以案卷上也承认“尚无扰累驿站情事”，就是并没有侵占国家花费在驿递上的财政开支。当然，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即老百姓买单，官老爷看报。但是，因为这批七品芝麻官在得到了看报及时、费用节省等种种便利的同时，却忽略了像明代保定府那样一番运作，遂引起直隶驻京提塘报房及其派出衙署的不满，结果便是由直隶提督出面举奏，按“借用印封假托公文，即以诈伪印信文书无异”的法律推定罪名，由刑部正式立案调查。当时尚无有关抄报的着作权保护法，否则还可以连带提出购阅“盗版”抄报的问题。

官场上的利益冲突，一般都能靠幕后交易得到化解，该案也是如此。最终的结案办法，是把经营誊抄传报的李嘉山和各衙署收受公文的书吏，以及具体经手将抄报当“寻常公文顺带”的马夫等一批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分别给予杖责流放的刑罚，“其借给李嘉山印封之完县知县等官均有应得之咎，移咨吏部议处”。用白话讲，就是姓“官”的都解脱了刑事责任的追究，移交组织人事部门作违纪问题处理，大约轻则申斥警告、重则记过在案，便算了结。值得引录的该案卷的最后一段：“向有外省各衙门抄送京报，相沿已久，原属例所不禁，而报房抄送往往希图迅速，竟至借用官封，诚恐不无流弊。应通行各省：嗣后各衙门看报，其由提塘抄送者，应用该提塘钤记封送。如止向报房抄看者，毋庸禁止，仍不许借用印封。”可谓披露了利益冲突所在。当然，让一家私营报房掌握一批州县机关的空白印封，的确也是制度上不小的漏洞。

有人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牟取利润，也有人炮制“伪版”抄报制造舆论，抄报的故事一文难尽

抄报既属“内参”，当然有传阅范围的限制，清代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有过禁止胥役传阅和私抄邸报的规定，但抄报工作都由这些办事人员经手，可知这些禁令是靠不住的。估计在抄报的妥加保管方面，也会有一些具体规则或惯例，但其实也做不到。《茶余客话》述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朱熹以“伪学”罪名落职罢祠，在朝报上读到了有人奏请杀他的消息，遂自言自语道：“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又云：“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按他当时的被管制状态，不该有读报资格，但事实却是看到了。至于把“内参”带出机关的故事，史传中比比皆是。《能改斋漫录》论宋代史学家宋敏求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就是先人世代为宦，家里“自祖宗（指太祖、太宗）朝至熙宁中，报状皆全也”。五代后唐明宗时，为搜集编写唐史的资料，要求朝廷往民间购募晚唐宣宗至昭宗四朝的朝报（《廿二史札记》）。明史专家谈迁自述编写《国榷》经过，也谈到对邸抄的访求（《北游录》）。凡此，都说明邸报流传民间的现象是普遍的。《儒林外史》第一回中，还有乡下富农秦老爹进城去，带了一本邸抄回来给王冕看的描写，也不知他从哪弄来的，大概是因为该期邸报上刊载有一篇礼部议定科举取士的报道，所以有人翻刻赚钱吧？

由于抄报是在手抄、转抄的过程中产生和传阅的，所以也难免出现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的纰漏，明清两代的史传文献中，都载录过“伪传邸钞”的案件，这就是正版、盗版之外的伪版了。囿于篇幅，不再详述原委。

告身是“干部”证明自己官阶和职务的凭证，领取时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工本费

《水浒传》第五回，叙述高俅大兴马步三军围剿梁山。前敌总指挥呼延灼要建大功，点名索求原在东京甲仗库任副炮手的“轰天雷”凌振赶赴前线效力，“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此“文凭”不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众人皆知；但也有解释成“作为凭证的官方文书”的，又嫌太宽泛了一些。确切点说，文凭二字，在这里的意思是高俅当场给凌振颁发了从军士提升为武官（统领）的身份证或任命书，而且还是借用明代的词汇来表达宋代的概念。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注意的话题。

给正式成为国家官员者颁发身份证或任命书的做法，一般认为是从北周开始的，其中具有证明官职品级效力的，官方术语叫“告身”，大抵可以作“告知身份”来理解。《北齐书·傅伏传》记：后主武平六年（575），北周武帝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其上大将军，连“告身”也事先办好了。其后，这个制度由北周历经杨隋，再传入唐代。

湖州参军因告身被劫而不能赴任，幸遇宰相裴度出手援助，连被人夺走的未婚妻也追了回来

乍看起来，告身与敕牒都是官员证明个人身份的凭证，似无二致，其实在实践中仍有很多区别。敕牒相当于任命书，告身则还有证明持告者就是任命书上这个人的配套证明作用，可以减少一些麻烦。如《玉堂闲话》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新任湖州录事参军（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上）某人，在赴任途中遭到土匪抢劫，“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假使还有告身在，或可继续赴任，或可向吏部申请再补一纸敕牒，现在却连证明自己是官身的凭证也没了，要从头补起，麻烦极大，一道一道的花费更多，结果只好住在旅馆里叹气。正巧，宰相裴度因休假，微服出行，也来此旅馆小憩，两人攀谈起来，裴度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七八品的小官多如牛毛，谁能指认。这个倒霉人说：还有比这更晦气的事，我有一个尚未迎娶的未婚妻，也被故乡长官硬弄到手，当礼物送给了宰相裴公。裴度听了，忙问此女姓氏名字，回相府把这个叫黄娥的姑娘叫来仔细盘问，果然都对得上号。低品阶的官告，宰相府里有现成的，裴度马上叫人去旅馆将此人召来，当场填写姓名、职务等，送他一道，又将黄娥还给他，另送“行装千贯，与偕赴所在”。

其二，敕牒是与任命有关的，临时的，要交给所在机关备案的，告身却是由自己永久保存的。假使某官因生病或其他缘故辞职，日后又谋求重新分配工作，告身便是向吏部提出申请的依据。习惯上，人们都把官员的职位名称叫做“官衔”，其语源就是吏部在向皇帝奏请此人拟任某职时，“先具旧官名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封氏闻见记》）。能够作为“旧官”硬证的，自然非告身莫属。

其三，封建时代的做官途径之一是子孙凭借先人的资历“荫袭”。假如某官员死时，儿子尚小，甚至儿子先已故去，孙子还在襁褓乃至腹中，日后想要走这条路进入官场，先人的告身便是证明。《阙史》称，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回，早年负才落魄，常旅游遣怀，有一天途经一户农家，想弄一顿白食。主人姓王，“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敬重李回是读书人，“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招待他吃了一顿难忘的午餐。后来他考中进士，一路猛进，官居宰相，那农户的儿子把先人的告身找出来，来到长安，打听好宰相出行的路线，跪在道旁求见。李回看了好一会，终于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蹭饭那户人家的孩子，喜曰：“故人也！”尽管那份告身不知是哪一年的古董了，但有宰相指示，遂得顺利“落实政策”。

告身或许还有许多别的用处，上述几条仅是笔者浏览闲书时归纳出来的，但缺乏告身的种种不便已经可见，所以五代时“官卑者无复给告身”的制度，自然会引起广大“基层干部”的不满。迄后唐明宗时，刘岳任吏部侍郎，专折提出“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的失误，“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刘］岳始也”（《新五代史·杂传·刘岳》）。

刚庆幸挤进“公务员”编制，忽然又被吊销告身，大喜大悲之际，有人痛哭失声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上的记载，告身除抄录制词或命词全文外，还要写明三代、乡贯、年甲，并有主授长官及承办人员的签名、用印等，如上述《范纯仁告身》上，就有元佑三年四月五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给事中临（人名，古代文书上有时不书姓氏，后同）等人奉旨传旨的字样，制书由时任翰林学士的苏东坡撰稿，四月六日就做成了告身，上面有左司郎中黄廉、尚书左丞挚、尚书右丞存、吏部侍郎觉等人签名，按道理，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也要签名，但告身上写明尚书令缺职，左仆射吕大防和右仆射范纯仁都是四月五日刚受命，还“未谢”，所以没签名，吏部尚书苏颂正在休假，因此写明“式假”。此外如吏部主事丁玠、令史魏宗式等具体承办人员的姓名，也写在告身上。由此可见，一件告身的制作，要经过多道程序，有十多个各级领导和经办人的签名。像范纯仁、吕大防这种宰相级长官（宋代尚书令多是虚职，例由左右仆射负实际责任）的任命，由制书传达到制成告身，是第一流速度，因为速度快，还来不及谢恩到任的本人是不可能在授给自己的告身上签名的。假使是州县官、流外官这一档次上的告身，虽然制作要简单一些，但数量大，而且也要走这些程序，肯定要慢得多。

宋代官员领取告身，也要交朱胶绫纸钱，由绫纸库收取给出收据后，才能向吏部领取。现任官员为复职、升阶、调任、补阙而参加铨选，从投状（就是投递履历、荐书并附原有告身等文件）、初审、铨试、射阙，直到预拟、铨量、“过门下”、领取新的告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低品级的“卑职”，就是拿到了告身并谢恩以后，也不能马上赴任，因为还要“待阙”。比如某人告身上写明官阶从九品下，授某县县尉，其实原来的县尉任期还未满，你要等他任期做满也赴京参加铨选时，才能接手，假使他突然病退乃至暴卒，或受意外伤害，或因犯有罪错而降职、离职乃至革职，就算是你的造化了。

同这种情况相区别，刚跨进官场者，比如考中进士、荫袭先人资历或凭军功入仕者，他们第一次领取的告身上，都没有具体的职务，要等安排工作时，再给一纸敕牒，这就同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证或军官证差不多了。《宋朝事实类苑》载有一段史事，颇能说明细节：宋真宗某年科考结束，新登第的进士们都已经领到了告身和全套公服行头，一个个穿戴起来，聚在兴国寺饮酒庆祝，岂知此前已经有人举控这次考试有作弊嫌疑，上面商量后，决定刷掉一些人。名单定下来，吏部派人追到兴国寺，按名单当场追缴告身和公服。点到名的人，都哭了起来。着名诗人石延年也在其内，马上把衣服靴带都脱下来，连同告身一起还给使者，然后，赤身露体，戴顶幞头，怪模怪样地坐在席上，继续饮酒谈笑。次日，上面又有“恩典”下来：凡这次剥夺进士资格者，特授三班借职，此为低级武臣阶官，没有职掌，但好歹也算挤进了“公务员”编制，算是大喜大悲后的安慰。石延年还做了一首诗自嘲：“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直须走马东西南。”这位后成为北宋名臣的文学家，起步竟是兵部发给的武职告身，听起来颇有点滑稽。

经办告身的漏洞和弊端一言难尽。为防止伪冒，告身上还得“兼说形貌”以填补照相技术尚未发明的空白

为鼓励官员退休，宋朝对郎中以上官员主动告老致仕者，有加转一资的优惠，并发给加资后的告身，这样，往后子孙办荫袭手续，“起点”就高了。《涑水纪闻》记：真宗时，有一天群臣退朝经过阁门，“见箱内有锦轴云：‘胡侍郎致仕告身’”。告身而加“致仕”，颇似退休证。也有官员因病离职休养，但仍可依年资升级，这个加级后的告身也很重要，不能省一笔朱胶绫纸费。《玉照新志》说，汤举登第后，累任州县，积宦至从七品的承议郎，后因病回故乡缙云养病，终因不治去世。正在这时，缙云县令王令洙大概是从邸报上得知了汤已积资转为正七品的员外郎的消息，但还未进入办理告身的程序。王县令忙通知汤家：不要举丧，一举丧，老太爷就停在从七品上面了。汤家人感激不尽，忙派人进京花钱，赶紧把新的告身办出来，“越旬日始到，然后发丧”。这个额外出加急费的告身，造化了汤举的儿子荫袭入仕。他儿子何人，就是后来依附秦桧力主和议爬到宰相、被人骂为“奸邪误国”的汤思退。

据《挥麈录》称，从五代以来，为防止告身被人冒用，告身上不仅写明发证时此人的岁数，还兼说形貌，如云“长身品紫棠（肤色），有髭须，大眼，面有若干痕”，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无斑痕”之类。因知办理领取告身手续，必须本人到场，否则经办人没法替你作身高相貌的速写。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告身上“兼说形貌”的制度废除了。北宋灭亡后，衣冠南渡，很多人拿着别人的告身冒名顶替，向南宋新政府登记铨选，“承袭伪冒，不可稽考”，也有原先果真是官员的，因“乱后亡失告身者多”，反要想方设法恢复自己的身份，所以《老学庵笔记》说，“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意思是掌管告身、铨选的吏部趁机大发国难之财，因此《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又感喟：“乃知旧制不为无意也。”

民少官多的标志之一是告身泛滥，中唐时吏部一次性清退“急写告身官”竟达九十余名。晚清的告身已进化到可以当有价证券买卖转让

由兵部掌管的武官告身，变通处比吏部的文官告身更多一些。唐代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节度使们以奖励军功为由，手中都有一大把告身，方便随意委任属下。《唐会要》卷五七说：“自天宝以来，征伐多事，每年以军功授官十万数，皆有司写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写官告官六十员。”节度使是统管一方军政的大员，行政文职官员也由他们派任，所以吏部也添置了许多填写告身的人员，称“急书告身官”。后来藩镇权力益加扩张，“诸道多自写官告”，吏部添置的急书官无事，但“为诸曹役使”。到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十月，宰相建议清退，“罢吏部司封、司勋写急书告身官九十一员”。拿这个数字同前述宋代官告院在和平时期的编制相对照，可谓骇人听闻了。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解释告身，道是“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因知告身在明代也叫文凭，《水浒传》用文凭叙述告身，是用当代名词概括古代史事。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有一篇《告身文字》，述及康熙年间对告身文字撰拟和办理程序的改革，又可见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清代，而文凭的概念，倒又指吏部发给的限期到任的证书了。此外，清代还别有花钱买官的“捐纳”之途大开其门，银票上交国库，由户部发给证明已经是官员的证件，通称“官照”，上面也有姓名、年籍、祖宗三代和品级、候选职务一一载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中，对这种官照的性质和功能，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是伯父的信，说的是托人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候选通判，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我道：“拿着三千多银子，买了两张皮纸，这才无谓了；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甚么！”……母亲说：“那么这两张照竟是废的了？”我道：“看着罢，碰个机会，转卖了他。”母亲道：“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那一班发官迷的，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连告身官职也进化到了可以当有价证券买卖转让的程度，商品经济对纲常体制的侵蚀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个人履历是国家选拔“干部”的第一依据，其项目设置和填写经常让人哭笑不得

古代的官吏选拔考察及任免升迁等干部人事管理，统称“选举”，划进范围的对象都叫“选人”，意即有入仕资格而候选于吏部的人。凡选人报请“选举”，或参加相应的考试，都要填写一份类似今日之“干部履历表”的文书，作为个人档案。履历的叫法，因时而异，有“行状”、“家状”、“簿伐”、“出身”等种种名目，到宋代称“脚色”。《朝野类要》卷三：“脚色：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若注授转官，则又加举主、有无过犯。”就是假如已经是在职官员而听候调动工作或提升职务者，还要加填推荐人及入仕以来的奖惩记录等项目。“脚色”名称又为元、明沿袭，元杂剧《曲江池》中，就有“取他递的脚色来我看”的台词。近人黄遵宪诗云：“指问座上客，脚色能具详。”（《番客篇》）说明该称呼一直保留到晚清。

履历对于官员选拔任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汉书·吕强传》云：“旧典选举……咨其行状，度其行能。”行状即当时的履历称谓，说明远从汉代起，国家选任干部的第一依据，就是从他的履历记载来衡度他的品性才能。唐初，陈章甫科举及第，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具备了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了。但不知哪道环节出了毛病，吏部没找到他的履历，所以公布“选人”名单时没有他的姓名，由此引出一场行政诉讼（《封氏闻见记》）。北宋时，副宰相吕惠卿的弟弟吕谅卿本无选人身份，却想出任监官。吕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即出敕以授”（《续通鉴长编》卷二六九）。说白点就是利用权势，强迫组织部门给他弟弟办理转干手续，使其因填写了正规的干部履历表而获得当官资格，旋即任命兑现。

如果是现职官员任期已满，要调任升迁，或因替父母守丧期满要起复销假，听候组织部门重新分派工作，则如前文所述，还要在填表时附上推荐人的姓名、职务和荐语，以及过去的奖惩记录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文集中，有一篇他写给宰相兼枢密使韩琦的私人信函，信里提到某故人的儿子已“得殿侍左班”（后备干部），但一直没能实授，穷得难养老母，而自己这里又无差使空缺，所以央请韩琦“如有指使、安排处，乞留意”，并道“曾申脚色状来，今上呈”（《与韩魏公书》）。由此可见，即使是求人帮忙跑官，一份能代表干部资格的脚色必不可少，如果像范仲淹、韩琦这等有名望的领导愿意为之写上推荐意见，“含金量”就更高了。所以吕惠卿这种做法的性质，实在是挺严重的。

《梦溪笔谈》卷二五记有一则趣闻：福建一带有个黑社会头子廖恩，拥有徒党千余，掠民害官，罪行累累。不少官员都因镇剿无功，被罢免职务。可他又走通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补授右班殿直，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后备干部”了。及前往组织部填报脚色时，正巧那些当初因受他牵连而撤职的官员也在那儿送脚色，照例都要在“有无过犯”这一项中，写明各自所犯过失所受处分。“独［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用白话讲，就是自从取得国家后备干部身份以来，没有任何公私方面的过失和违法。推敲起来倒并非诳语，但光凭脚色内容来衡量，竟是一个清白的“选人”了。

官场上履历作伪的现象屡见不鲜，从伪造家世到虚报年龄，无奇不有。

比较起上述因拘泥于条目格式的被迫造假，更为常见的是很多选人在填报档案时故意作伪，动机不脱“要官”二字，手法则有五花八门。

都说中国人笃敬祖宗，又谓“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倘从履历造假的史实看，也不尽然。东汉权臣梁冀与夫人孙寿狼狈为奸，按国家的干部选拔政策，荫补入仕的对象只限于梁氏子弟，于是“孙氏宗亲相冒名为侍中、中郎、校尉、守、长吏者十余人”（《后汉纪·质帝纪》）。《后唐书·韦陟传》说韦陟任吏部侍郎时，“常病选人冒名接脚”，可知也是普遍现象。“接脚”之“脚”，或指脚色，看来这个名称在唐代就有了。

学历掺假是履历作伪的通病，伴生现象是教育腐败，文凭贬值，学位品评搅成糨糊一团

无论出身高低或年龄大小，当官理民而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应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选拔干部的一条基本标准，于是伪造学历便成了古代选人履历造假的通病。

以两汉为例。自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故彼时官员的选拔任命，无论征辟、察举或荫补，都以“明经”或“明律令”作为干部知识化的基本标准。明经就是明晓儒家经典；明律令即明晓法律；由于法律的指导思想和运用原则也是儒学，所谓“经义断狱”，因此最终也归结到通晓经典上。《西汉会要·选举》：“龚遂以明经为官，袁良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并以明经为博士，睦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印证了这条原则的贯彻。

为造就大批明经治国的人才，西汉政府在京师创办了国立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的各门经典。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首批招生五十人。按规定，太学生的学制为一年，拿下一门经典（如《韩诗》）就是一个学位，可授文学掌故；再拿下一门（如《公羊传》）就是双学位，可授郎中，“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汉书·儒林传》），就是拿不到一个学位的，便不能当官。史载汉平帝某年，太学“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同上）。大约水涨船高，欲得郎中者至少该通三部经典了？

读书做官的门路一开，官宦勋贵、公卿外戚们纷纷将子弟送进太学。为满足需求，太学生一再扩招，基本建设的规模也不断广大。汉平帝时，王莽为太学生建造了能容纳万人的校舍，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占地最广的“大学城”。迄东汉末年，太学生的在册人数经常维持在三万人左右（《后汉书·儒林传序》）。而来自太学内部的消息，则是师生“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后汉书·徐防传》），所谓“学科带头人”的荣誉，几乎被一班败类玷污殆尽，教学质量与学位文凭的同步贬值，可想而知。何况据《文献通考》卷四七提供的统计，东汉时全国在编的官员总数也就是“七千五百六十七员”，三万多太学生都想当公务员，实有僧多粥少之忧。于是新的时尚趁时而起，许多人从太学毕业后，再去民办大学（精舍、精庐）深造。主持这些民办学校的人，都是董仲舒、韦贤、疏广、王充、马融、杨震一流名扬四海的经学大师，资格声望是太学博士的爷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博导”。能够成为他们的弟子并将此学历写进履历，其意义不亚于现在的MBA。所以很多“在职干部”，即已经是官员身份的人，也以列名大师门墙为荣。

学历掺假现象的蔓延，当然不会不引起政府的重视，于是又有搞入仕资格考试的对策。如汉晋制度：“举秀才必五策皆通为郎中，二策不通不得选。”（《晋官品令》）但是检点史传，果真实行的事例如凤毛麟角。《晋书·甘卓传》记，元帝某年，本该各地选人进京投档候选，“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结果只有来自湘州的谷俭一人前往组织部门报到，“乃表求试”。这以后，政府对学历造假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鉴于学历与实际每多不合，曹操搞过一阵不看档案问才能的“唯才是举”。俟其子孙当了皇帝，要实行正规化，又搞了一个评聘结合的“九品中正制”。述其大概，就是综合个人的品德才学，将学位（近似现在的学术职称）分为九个等级，称“九品”，由社会贤达、专家学者等体制外的名流组成级别不同的评议委员会，用合议的办法为选人评议品级。与此同时，国家的职官也分为九品。虽然这个职务九品与那个学位九品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联系：要当高品官职，必须拥有高品学位；反之，如出现高品低聘的情况，人家也不肯屈就。又因为这种学位品评每三年举行一次，不搞终身制，所以升品就意味着可以升官，反之亦然。学位品评的工作归司徒指导，政府官职的选任由吏部实施，品、聘两途，听起来倒是蛮公正的。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两晋，各郡国州县的专家委员会尽被世家大族把持，学位成了门第的代名词，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间又纠缠进作弊请托拉关系，用现代话讲就是糨糊一团，由此又激成隋唐科举制的产生。孰知当场考试的科举制也不敌“选人”的精明，和科场作弊相互联系的学历弄虚的漏洞，直到晚清宣布停止科举为止，也没能塞住。

为杜绝履历作伪，历代各朝多有对策，履历须经公证处公证的制度首先在宋代诞生

针对履历造假的积弊，历代各朝都设想过不少对策。唐太宗曾就选人“诈伪阶资”的现象屡禁不绝，发布过一经揭发即予处死的敕令，为此还与承办这种案件的大理少卿戴胄展开过一场法治还是人治的辩论，事见《贞观政要》卷五，最终是“诈伪者”被判处流放。笔者曾在《唐会要》卷五八中看到这样一条史料：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四日夜，〔吏部〕司勋〔司〕大火，甲历并烬矣”，就是存放在组织部的官员履历全被烧毁了。这可是有心造假者千载难逢的时机吧。《宋史·选举志》中，关于选人履历弄虚作假的记载也很丰富，诸如“背本宗而窜他谱”，“飞赇而移试他道”（即伪造籍贯异地考试），甚至“冒求国子”（即假冒皇室宗亲），或“求牒转售同姓以谋利”等等。对此，政府亦有允许自首、如经查出则降官罢任等规定。

为求从制度上杜绝履历造假的弊害，宋代又有公证处的发明。其大体方式是：自各路州县到京城，都设有一个称为“书铺”的公证机关，凡诸路选人进京应试，或待差注阙，一应文书、凭照、脚色和荐状等，都要经当地书铺验证加印，由选人自己带到京城后，再去这个中央级的书铺送交审查。所有这些证明文件再经验证后，才由本人分别送往各自所属的铨选机关或主管举试部门，称“投状”，也就是投送个人档案。有关部门就以这份档案作为选拔任命或差遣注拟的主要依据。《曲洧旧闻》卷四记，宋仁宗时，吕夷简任宰相兼枢密使，军政一把抓，他的儿子吕公着从故乡寿州（今安徽凤台）来京应试，“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作者记述这段故事的本意，是想说明吕相国政风廉洁，儿子进京应举，照样遵守制度，和其他举子一样履行档案公证的手续，我们则因此见识一个办理公证的实例。

《齐东野语》卷十一里，也记有一则有关书铺公证的故事，略谓秦桧做穷秀才时，到某富家打秋风，在富家当家庭教师的曹泳也是秀才，惺惺相惜，送他两疋绢。秦桧感激，把他的姓名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入南宋后，曹泳以军功记名授官，监税黄岩，任期满后进京候选。吏部根据他的档案记录和个人请求，为他安排了新的职务。这时秦桧已任宰相，这些新任官员的敕书，照例都要经他盖印。及看到曹泳这一份时，想起往事，便问这一位是何处人？秘书回答：“此吏部拟注，不知也。”秦桧急于知道真相，“命于侍右书铺物色召见之，熟视曰：‘公，［秦］桧恩家也。’……”后面还有“命其子孙出拜”曹泳，及“骤用之至户部侍郎”等等。据此可知，中央公证处即京师书铺在为选人办理档案审核验证时，都会同时抄录一份副本，至少有一份摘要，以备日后再为同一个人办理公证时查对，所以秦桧才有可能不通过吏部，照样可以从书铺里查到曹泳的籍贯履历，包括他何时得秀才功名、曾做过家庭教师等。进一步分析，甚至连选人办完公证后投宿何处，书铺亦有掌握，否则秦桧就不可能马上于“书铺物色召见之”了。距今千年以前的古代中国，就有如此功能完善细密的公证机关，这在国际公证史上应该是位居前列的。

堂堂丞相，还得买“二手房”；贵为枢密副使，也要租房度日；退休离职，不仅搬出官舍，连一张床也不能带走……古代官员经常会面临调任，迁谪的问题，他们是如何解决房子问题的呢？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宋书》卷四十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成官署吗？

《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进一层推度，则应是京师官舍紧张，不如自己识相。

总之，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卷一二四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悭”。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皆僦屋而居，虽宰执大臣亦然。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既贵，诸子尝劝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虽然能节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叶梦得《石林诗话》：“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即宰府、枢密院）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领导画押，“既稽缓，又多漏泄”。于是，“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四位，俗谓之八位”。因知从宋神宗元丰时起，两府首长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

不过，能免费住进“两府八位”的毕竟没有几个，中下级官员还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职的江休复曾抱怨说：“望月初请料钱（即月薪），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江邻几杂志》），可知房租是按月缴纳的，对比收入，“恩格尔系数”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贷志》等载籍里，还不时见到有关“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的争论。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起码大多数汉族官员在住房方面的待遇是这样。名臣宋本出生在大都，自进士及第后，从翰林修撰累升至礼部尚书，原有的私宅因家贫被父亲卖掉了，本人“历仕通显，犹僦屋以居”（《元史》卷一八二）。

明代大体因袭其旧，但又有新的动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盖房或买房。如当时制度规定，每个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杂务，亦可不用而将皂役的工食银折算归己。《玉堂丛语》卷二记，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把这些钱全积攥起来，“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值”。就是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仔细推敲起来，用来买断产权的这些工食银，原来该按月分给各人的，谢铎的这一做法，从长远看是为后人办好事，从眼前看却是让现任者吃亏了，因为房子属机关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还得退还。

相比之下，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明史》卷一六三称，林瀚“典国学垂十年，馔银岁以百数计，悉贮之官，以次营立署舍。师儒免僦居，由（林）瀚始”。就是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这两条资料，还透露出一点信息，就是同样为两都的京朝官，若在国立中央大学任职，因别无“外快”收入，经济上更困难，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负担。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典故纪闻》卷四）据此可知，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当然，这种上班时的牺牲绝不会发生在王公大臣身上。清制，凡亲王与部堂长官上朝，皆有专人打灯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则有角灯导入内右门。还有，奏事处官员、各部院衙门递奏官和各省提塘官，因为他们提前送到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许会成为皇帝在朝会上提出讨论的议程，因而也特许给灯。上述这些灯火，就是广大“无光”上班族防备工伤的借光之源。大体办法，各自赶早，如等早班车似的站在东华门外，远远看见有灯过来，便蜂拥而上，亦步亦趋。没赶上这趟的，只好再翘首以盼下一个“有光”上班族到来。

可惜，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从未落实过这个“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参加朝会者来自各个部门，品秩亦有高低，所以开会时要进入指定的位置，这叫“朝班”，即朝参班次的意思。又因为官员经常会升级降级，或在不同部门间调来转去，所以具体到个人而言，朝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的机关会议，出席者应坐的位次，照例都由会务组使用“名牌”标示，对名入座，不会搞错，古人没发明这个办法，所以“乱班”现象时有发生。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神宗时，因朝会时开时辍，“班行遂无定序”。有一次，一个阁部官员和一个监察官员互争位次，请编制朝班的蔡献臣分辨是非，老蔡谁也不想得罪，便引成例：如按常朝，你是对的；如按大朝，他亦不错。由此可见，各种朝会有不同的位次安排，这是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一上班就要出错。

对于参加朝会的官员来讲，退朝即意味着上班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准备吃饭，故退朝又叫“退食”。《诗经？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一语，唐代起，京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凤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因见“退朝”与“散朝”又有微妙区别--散朝应该把吃过朝食的程序也计算在内，而此时已是中午了。

参加朝会，是古代京朝官每天按时上班的第一要务，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历代均有处分条例。唐代起，凡盛暑、雨雪、泥潦，酌免朝参，谓之“放朝”，这一制度为以后历朝沿袭。唐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怀微之》诗云：“归骑纷纷下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明李东阳《早朝遇雨途中即事》诗云：“纵道君恩屡放朝，端居未敢忘巾栉。”所述都是因天气缘故放朝。设想拂晓即起、五更趋朝的辛苦，难怪要当“君恩”歌颂了。

但放朝不等于放假，班仍旧要上。即使是正常天气，京朝官在退朝就食之后，亦多要去各自所属的机关“署事”，也就是办公。至于那些没有资格出席朝会的一般官员，以及属于办事员、勤杂人员范围的书吏、衙役等，也当在每天卯时（早晨五至七时）即去机关工作。

京朝机关又分内朝和外朝两类，内朝如中书、门下等，就在宫禁之内；外朝如尚书、六部等，亦多毗邻宫禁。在宰相或内阁直辅总理政务的朝代，退朝后而“朝食”尚未开饭前，各部门的人多借此机会就近请示，或跟到相府，情形十分热闹。唐高宗时，某日，尚书左丞杨刚退却回衙，就有人堵着他讨申诉批复，杨说：朝会刚散，还未吃朝食哩，等吃过后一定审慎处置。诉者反唇相讥：“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大唐新语》卷一）

这是明清的习俗。在此之前，官府的上班信号，还有一个从升旗到击鼓的流变过程；上古时，公府称牙府，各级牙府都有自己的旗帜，称“牙旗”。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称，古时，凡太守开始办公，皆以“建牙”即升起牙旗作为标志。其后字称讹变，“牙”转为“衙”，办公信号也从建牙变为“衙喏”，就是“兵卒鸣鼓而声喏，每日早晚皆然。……不独州郡如此，其他曹职处往往皆然”。苏东坡《入峡》诗云：“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霸柑。”即此谓也。又，元杂剧《窦娥冤》第二折里楚州太守桃杌令：“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可知元代的衙门，仍以击鼓为上下班的信号。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不过这都是写成文字的条令，事实上，古人较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元代的《至元新格》谓：“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因知只要当天该办的公事了结了，就可以下班。其中吃中饭是一大关节，许多京朝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余多回家，唯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比较而言，在总汇政务部门如中书门下、尚书内阁供职者，或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机要秘书之类，须全日制坐班。

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条专门针对州县官的警告：“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因知天高皇帝远，地方衙署考勤制度的废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再作进一步考察，或许上层的出勤违纪现象，反倒比下面更严重。以唐代为例，甚至连出席朝会这种高级政务活动，“淘糨糊”者也大有人在。如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御史台曾有专奏揭述，道是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不参加朝会，其实是在外宴游作乐，请“准常条已倍书罚”（《唐会要》卷六十）。相似的记载宋代也有，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右巡使（相当于中央纪检委干部）张亿一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人托辞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下诏警告百官，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二）。

此外，前紧后松也是一条规律。如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同上）。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旧唐书》卷一七）。处罚力度之如此减弱，恰能说明中央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量日益松弛。

清初诸帝抓考勤颇严，乾隆时，翰林修撰钱在上书房为皇孙、皇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四）。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的悬疑

东晋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最详：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而陶令只擅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留下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后来成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做“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斗米解释为陶渊明的职务收入。但也有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薪或月薪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对不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薪应是四百斛，怎么会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

这个悬疑，恰好为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方面的常识，提供了一个由头。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像刘备担任过的县尉这一级，最低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个办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议的五斗米，其实也同这种钱谷搭配的俸禄结构有关。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可知陶县长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当时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话，那么五斗米外还应加上现钱八十三文，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职务收入还不止这笔由钱谷合成的年薪。从晋代开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员可根据品级高低，向国家领取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职务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其《归去来辞序》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笔者揣测，“犹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他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种田是“靠天吃饭”，所以这种产量估算，不免像现代人做粮食期货一样，是带点风险的，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员的职务收入中的谷物部分又从月薪制改回到年薪制。当时配给官员的公田叫职分田，像陶渊明这一级七品县令，依然是占田三顷，但规定不能再“使吏耕种”，即平调机关吏役的劳动力，而是出租给他人，无论收成好坏，都照事先约定的数额收租。为控制官员倚势盘剥，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亩“无过六斗”，并严禁租粮之外加征桑课（《唐会要·内外官职田》）。对于前后任交接换班的问题，据《封氏闻见记》载，是以端午日为标志，“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该书又称，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调任楚州，为了让前任得到那份职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随处耽搁，拖过端午后才去接印，“士论称之”。这行为与南朝时的阮长之差不多，都是实行年薪制的情况下出现的佳话。与此同时，在京师供职的官员仍然按月领俸，其中“基本工资”部分依官品分等，还有一些杂色名目的补贴则与职务挂钩。

宋代官俸中现金比例有限，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所支俸禄，竟有一堆官办第三产业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从北宋起，由于职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计算田地收入之类的麻烦，实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诒谋录》披露，宋朝建国初期的官员俸入都很低，县令的月薪不满十贯（每贯一千文钱），其中还搭配一部分茶叶、盐、酒等一批实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其中县尉的月薪由三贯五百七十加到五贯五百九十。《梦溪笔谈》记有一则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要求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所谓“省钱”，指不足一贯之数的五百九十文钱也要当一贯使用。对比当时的物价看看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官卖粮价，是“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假定这位主管一方治安的县尉要供养家属十口，外加几个仆役的口粮，以平均每人月食五斗计，差不多就要把他的不足六贯的月薪花完了。当然这仅是“正俸”，此外尚有厨料（饭贴）、茶汤（饮料费）、薪炭（取暖费）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一家人的开销决不只买米一项，如周密《浩然斋雅谈》录一绝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假定这位县尉租赁这么一套住宅，又得费去其月薪近五分之一。因此尽管不至于落到妻儿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在当铺里没钱取回的窘状，但肯定不能同陶渊明的“五斗米”相提并论。

再借有关史料分析，北宋一直为“钱荒”问题所困扰，官员薪水中的现金部分还是有限。苏东坡《初到黄州》诗云：“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原来当时各级政府为增加机关收入，多大办酿酒厂、酿醋坊之类的第三产业，于是卖酒后退还的包装品也成了工资的“折实”，就好比现在的西装厂用西装折算年终奖发给员工一样。像苏东坡这类被贬到地方安置的管制分子，恐怕还特别要受欺负。看他在《与秦太虚书》中自述：“初到黄州，癝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犹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钱，每月朔后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块，挂屋梁，每平旦以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由此估算，其每月领得薪水中的现金还不到“五贯五百九十俸”。

因为钱少，所以就格外珍惜。当时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发给，估计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溪笔谈》记有这样一件事：信州杉溪驿舍（官办招待所）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个县级或副县级官员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住宿的人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并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都写满了。

一个进士出身的县级官员只有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其之下的又何以堪呢？据《梦溪笔谈》记，旧制，凡刚入仕途的低级官吏，都先入三班奉职，月薪是七百文钱，再加驿站供给的半斤羊肉，凭驿券领取。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有人在驿舍题了一首诗：“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这番牢骚上达天听后，皇上感叹：“这样下去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做清廉的官吏呢？”于是为全国官吏加了一次薪水。不过由于底数不高，上调的幅度也就有限。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於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迈）容斋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於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不过很可能那时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

光看品级官俸，清代“公务员”的薪水远远不及汉唐，但隐藏在“养廉”名义后的巧取豪夺和隐性收入，足可保证工资基本不用

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米钞（纸币）搭配，县太爷年俸为九十石，丞、簿、学官等由七十八石到六十六石不等，未入流的杂职才三十六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二十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时，礼部尚书胡濙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十贯发钞，少师蹇义与之争论，最后折中为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十）。其后通货膨胀，钞价日贱，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二百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在有关“清官”的描写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类大老爷往往连割几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计较。确实，明朝的州县小官倘不生出第三只手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话，几乎就是穷光蛋了。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四十五两。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全来自对民众的额外征收，所以同样级别同样职务的官员能得多少“养廉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几千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用现代话讲，就是“工资基本不用”。

财政制表，单位填报，专司审核，国库验证……古代的官俸支付要走一套完整严格的程序

最后，还有一个怎样发俸的细节问题。

古代的国家财政支出，官吏俸禄和军役口粮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所以，公务员的工资发放，无论是现金还是实物，盖由中央财政根据编制和定额，做出严格的预算。《朝野佥载》记，裴冕“嗜财”，原先只是个小小的行军司马，安史之乱发生后，靠劝进唐肃宗起家，很快提升为副宰相，“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裴〕冕顾子弟，喜见于色”。这个“俸钱文簿”，大抵就是由行政院掌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级工资表，刚刚官升副相的裴冕是第一次见识，得知自己这个级别有这么多收入，遂有“喜见于色”的忘形。

以京师百司官吏俸禄的发放和领取为例：工资发放预算由财政编制，领取工资的凭证也由财政发给，各级官吏所属的单位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是承启代转及填报。如《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北宋的具体做法：每月定期，由三司（最高财政机关）度支部钱帛案、百官案等分掌百官俸禄的科室，向各单位发放表式统一的“空名文历”，即等待填写的机关工资报表；旋由各单位财会人员将本单位在编官吏工役的姓名、级别、职务等，一一填入，经领导审核画可后，送还三司。这种已经填写好的工资报表，通称“立名文历”，还要经三司户部衣料案、勾院（三司审计局）等部门审核，以防欺瞒不实。审核无误，即由勾院批转给隶属三司的粮料院。粮料院分为三个平行单位，其中与京师文官俸禄支付事务对口的，称诸司粮料院。诸司粮料院根据审核后的立名文历和“俸禄格”即官吏分级分职工资标准，制出更详细的支付报表，如某人某级某职或某差使，给钱若干，给粮若干，给券若干，等等，通称“请受文历”。再经审核后，才能正式发出“券历”，就是各种领取俸钱和实物的凭证。笔者推测，“券历”是三司通过各单位发到个人手上的。

作为工资领取的凭证，券历还有种类区别，有兑换现钱的，有领取实物的，实物中又有衣帛、粮食等区别，都要由受禄人去指定仓库领取。北宋的做法是京师官员的俸禄都由三司左藏库支付，但检核史料，该库只辖钱币、金银、丝绵、匹帛等分库，或许兑付半斤羊肉、折实酒醋两瓶一类的券历，还要去其他库馆领取。《唐六典》卷十九记述太仓署（隶属司农寺）的职掌，“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又有“受领粟官吏姓名”“与其年月日”都要“立牌如其铭”等语，以及“给公粮者，皆承尚书省符”的规定，因知宋代的做法或从唐代沿袭而来；此“尚书省符”，大抵也就是尚书省户部通过各单位发放到个人的领俸凭证。由该书的记载还可知，当时国子监和医学院的学生廪粮、调味品等，也是在太仓署领取的。

设想一下，假如现代的公教人员按月取薪，都要去同一个部门办理，该是什么情形？莫说百司聚集的京都，就是省会一级的库藏门前，亦当排起长长的队伍。递进一层想，如唐代太仓署发放的俸禄，以粮食为大宗，尚有搬取过秤等一应操作程序，比起点数现钱来费时尤多，再加上王孙公主、亲贵勋臣、院校学生、衙署工役也都来此“轧闹猛”、吃皇粮，岂不演成集市贸易的景观？对此，《唐六典》附录有各单位分期支俸的具体规定：“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殿中省，内侍省，九寺，三监，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并第一般（班），上旬给；十八卫，诸王府，率更、家令、仆寺，京、都总监，内坊，并第二般（班），中旬给；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九成宫总监，两京畿府官，并第三般（班），下旬给。余司无额，准下旬。”这样，太仓署便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发俸工作，我们也毋需再为古人担忧。想来其他朝代的京官领俸，亦有类似规定。

该故事同时说明太仓也可以送禄上门，但要付给脚钱。比如白居易兼京兆户曹时的收入，便是“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俟步步高升后，更是“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米以石计，钱是铜铸，分量之重，体积之大，绝非现代公务员的一只工资袋可比。假定自家不备畜力重车，所属单位又不为代办，每月领俸都有困难，这就产生了请太仓送禄上门或自雇脚力运禄的需求。其实太仓的役夫也有编制，要满足这类需求时，要在编外雇役。《旧唐书·张建封传》引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话说，因为灾荒饥馑或逃避赋税而亡入长安的破产农民有数万之众，皆无“土着生业”，而成为“游手堕业者”，足以形成天天在太仓前等待雇工的劳动力市场。时日稍久，或仰仗仓署劣吏为靠山，或援引地方土豪为党羽，种种欺行霸市的行为和团伙就产生了。这是从官俸发放方式切入古代社会的一个视点。

地方官吏及役卒的工资发放程序，同京师百司大致相似，而另有两点区别：

二是工资表的编制和审核的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如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四载豆卢军上河西支度使和籴米仓牒》，内容是给付一个名叫李景玉的副使春夏两季官俸折实。支度使本是军需官名，在以军镇节制地方的敦煌郡，其实就是财政官，而且多由节度使兼任。换句话讲，这就是军政首长为其所领部属，也包括他自己编制工资报表了。不过郡仓在体制上接受中央财政的领导，所以该牒在表述中又有“准格”两字，“格”就是中央财政颁定的支俸标准，说明仓署在支付时还是根据副使的级别与职务，对照格式操作。北宋的做法，是州府一级的机关发俸，皆由所在地区的粮料院编制报表和发放券历，但必须经过专司监察的通判审核，以防作弊，对比唐代藩镇是一个进步。但是县一级的官俸支付，反而是知县主持，监当官（工商税务局长）审核。迄宋徽宗时，有人指出这个程序有弊端，因为监当官在行政体制上是知县的下属，“虽坐视勘给务违法等事，在于人情，岂敢追呼点检”（《宋会要辑稿·职官》）？于是改变制度，由监当官主持俸禄给务，“而签勾即专委本县长吏”（同上），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给薪程序中的劳动工资、财会和机关首长三者间的分工了。

由“实名制”改为通兑制再走向符号化，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从宋代公务员的发薪改革起步

上述敦煌文书中的唐代官吏支俸凭证，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多有相似的实物，如有一条简文写道：“出钱六百，给东望燧长晏万闰月奉（俸）。”因知由汉及唐的工资给付形式，大体一贯。但笔者结合子部所见，窃以为宋代在承袭汉唐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具体讲，其变化从支俸凭证开始。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实的支俸凭证，已经可以当做兑付券或代价券，则其有效期限也就不会像汉唐时代规定“当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给付那样急促吧？《夷坚志》卷八记：“兴化人吴公诚，字君与。年七十，以大夫致仕，梦人告曰：‘公犹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觉，取券历会之，凡积留未请者，正如其数。”就是说老吴梦醒后，把退休前尚未兑现的券历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这就印证了官员拿到支俸凭证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期限内当做银行的活期存折闲置。该文又记老吴退休一年后死去，及三年丧期满，因为“其子与郡守有旧，悉以向所当得者复给之”，此又说明兑付的时限虽然宽泛，但毕竟还是有期限，仍旧不能等同于现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俸银票即支俸凭证实物，均无受禄人姓名职务记实，也没兑付期限，估计都是沿袭宋代的做法。

接下来就是由支俸凭证之有限的通兑性所促成的进一步变化了：众所周知，古代的政府发行纸币，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陪都发行局（即“行在交子务”）印发的“交子”，总数是二百三十万贯，用于东南各路。由于缺乏现金准备，大家反对，终于作罢。到了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任陪都市长（知临安府），又试办新的纸币--会子。五个月后，钱市长改任财政部长官（户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户部发行的会子，总额五十万贯，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发二百三十万贯之数，缩量超过四分之三，可见小心翼翼。什么缘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辙。历代政府务求法币取信于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于给公务员发薪，起示范作用。据《容斋三笔》记，这个办法就是钱部长创始的：“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因为仅限于京官范围，当时通称“行在会子”。

钱部长计划周全，宣传有力，又有配套措施跟上，京官们在实践中多体会到了会子取代券历的方便，起码省却了去左藏库排队的麻烦。商民眼见为实，亦认可了官发会子背后的准备金十足坚挺。钱部长给出的进一步政策是：“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现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于是“公私便之”，“行在会子”的流通范围扩大为“东南会子”，其后复有四川钱引、两淮交子、湖北会子等各种法币纷纷出台，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纸币的国家。唯后人在追述这一段货币史上的重要改革时，往往忽视了它是从官俸支付手段的变化上起步的事实，这又是从官俸支付切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视点。

由于种种缘故，南宋的纸币政策最终归于失败，而其后的元明政府继续发行纸币并首先用于官吏俸禄的支付，“始乱终弃”的拆烂污行为一如其旧，前文已经说过明代官员在宝钞折色中大吃其亏的事例，不再赘述。逮及清代，官员支俸方式终于又返回到发俸票发米票的老路上。

轺车出行是一种身份标志。社会等级的阶梯，隐藏在朱轮华盖的背后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天，日后以禁烟抗英着闻的爱国名臣林则徐以翰林院编修外放江西乡试副主考。编修的官阶只有正七品，在冠盖如云的京师毫不起眼，不过代表皇帝来协理一省抡才大典，便是“钦差”身份。所以“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舆”，林则徐“力辞之，改为四人”。但是到了八月初六正副主考率领分房阅卷、监试提调等官员正式进入贡院考场时，虽然林则徐已在前一天预先讲明仍用四抬轿子，可是到了规定的放炮入帘的时刻，江西抚署为他准备的依然是八抬大轿。对此，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他是在为违犯了清朝有关官员乘坐轿车的规定而作自我检讨。从前后记述看，确是发自内心而且相当诚恳严肃的。借此由头，本文略述古代官员车轿乘行的大概情况。

远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标志之一。孔子因得意门生颜回早亡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当颜回父亲提出要用他的车子改制成椁安葬颜回时，他不干了：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档次的轩车，群众大为不满。所以当狄人攻卫时，大家一哄而散，说是让您的宠物去打仗吧。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了。秦始皇看见丞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马上表示不满，也是这个缘故。

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乘车方面最早的较完整的规定，是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颁布的一个文件，除驾车马匹数量有差外，体现等级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轓，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轓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轓都漆成红色。由是“朱轓”或“朱轮”便成了高级官员的代称之一。杨恽在写给孙会宗的信中吹嘘：“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汉书·李寻传》：“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一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水经注·沔水》记，汉宣帝时，襄阳郡岘山南至宜城百余里，住有卿士、刺史、两千石数十家，朱轩华盖，炫丽夺目，荆州刺史外出巡视经过这儿，感叹其盛，因称此地为“冠盖里”。左思《咏史》云：“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更出名的是杜甫《梦李白》中的两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西汉工商业发达，许多私营业主多金善贾，发了大财，但前述汉景帝时的这个文件特别规定，商贾不许乘马车。

一方面是严格限定乘车者的资格范围，另一方面入围者要自降等级也不允许。有一天早晨，汉宣帝主祀惠帝，适逢天雨泥淖，韦玄成等几个前来陪祀的列侯便弃车骑马来到惠帝庙前，“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韦玄成懊悔莫及，作诗自责：“惟我小子，不肃会同，惰彼车服，黜此附庸。”直到临殁前犹引为教训，告诫子孙切莫在这种看似小事的方面酿成大错。鲍宣以豫州刺史巡视分管区域时，按其身份应乘驷马轺车并配备覆缯车盖等装饰。他搞轻车简从，只用一匹马，撤去车盖仪从，结果以违制免职。东汉时，孔恂任某州别驾从事，有一天随刺史出行。依规定，别驾从事的乘车要配备一种叫“屏星”的装饰，但安装时颇费手脚。刺史嫌麻烦，传令说屏星全都撤去。孔恂说这是制度，“别驾可去，屏星不可去”，当即宣布辞职。刺史情知理亏，只好传令前命作废，好言好语地劝他复职。

魏晋南朝的官吏乘车规定基本上沿袭两汉，等级鲜明。较明显的变化是拉车的畜力由马变成了牛。西汉初期有过“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那是因为国力贫困不得而已。迄百石以上官吏都有马车可乘后，牛车便成了平民商贾的代表性交通工具。到后来制度废弛，只要有钱，不论是什么身份，都乘马车，于是贵族士人又以乘牛车彰显身份，这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内容，其道理就像大家都作西装革履装束时，便服布鞋反倒是另一种体面了。《太平广记》里有则故事，谓东晋名相王导私养小蜜于别馆，“妻曹氏侦知，率婢仆二十余人持刀欲出。［王］导遽命驾，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将小蜜赶快转移。设想当时的情势何等危急，无论怎么说马车总比牛车要跑得快吧？但王宰相依然不肯弃牛用马，其缘故就像当初刘邦被项羽穷追时始终不肯弃车骑马一样，说到底还有一个观念问题--刘邦弃车便是丢了汉王体面，王导驾马就是丢了贵人风范。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乘轿车的老爷，总是不敌骑在马背上的勇士

沿袭这种时尚积淀成的传统，虽然南朝宋时的法定官员乘行工具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如宋文帝“好乘羊车”（《南史·潘淑妃传》），颜延之“常乘羸牛笨车”（本传），沈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帷车”（本传），多认为潇洒得很。其后牛车正式订入制度，如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皆特加皂轮车，驾牛”（《南朝梁会要·舆服》）。《颜氏家训·涉务》嘲笑梁朝士大夫博带高冠，出入乘车，尚书郎以上的官员骑马甚至要遭到弹劾。因为京城建康犊车冠盖流行，以致建康令王复竟连马也没见过，偶尔看到马便惊骇失色，说这是老虎呀！作者尖锐地抨击这种追慕虚荣、养尊处优的风气，痛感这是萧梁亡国的原因之一。

继承北朝尚武务实的传统，也是惩于南朝浮靡亡国的教训，隋唐的百官乘行制度，除陵庙巡幸、王公册命等重大典礼应“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外，其余场合一概骑马。史载唐宪宗时武元衡为相，因力主讨伐叛逆，在上朝的路上被分裂势力遣人暗杀，他骑的马跑回去后，家里人才知道出了事。同一时刻，刺客的刀子还指向另一位宰相裴度，刚巧那天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裴］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护骑赶来扑救，这才侥幸逃生（《续定命录》）。可见即使尊为宰相，乘行工具与民众也无二致，区别在于另有品服、佩饰和仪卫等标志身份及等级。

照《史记·河渠书》上的记载，轿子在先秦时就有，但逐渐流行起来似从南朝开始。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常骑驴代步，有人要送他一顶双人抬的小轿，他发怒说：“奈何以人代畜！”与此观念相照应，北宋始终继承百官乘马的唐制。《云麓漫抄》称，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十一日，因下雪地滑，曾特许百官乘车或坐轿上朝，但不得入宫门，俟天晴雪化后，仍依常制。及宋室南渡，由于南方少马，以及京师多用砖石铺地不便乘骑等缘故，轿子始见普及。《容斋五笔》的作者洪迈说他在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任参详官赴贡院时，大家都乘马去，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主持贡举，“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对此，南宋政府似乎并无明令禁止。民间用花轿迎娶新娘的习俗，也是自南宋起流行起来的。最终，坐在轿子里的老爷不敌骑在马背上的勇士，南宋的垮台与南朝的灭亡该有一些相似的原因可寻。

吏治愈坏，“僭越”愈显，官员乘行的规定总是在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

清初统治集团显然是把晚明官员不分文武率皆坐轿子当做文恬武嬉的败象看的，所以他们对保持满人骑射优势极为重视，特别规定满族在京官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一品文官年老疾病不能乘马者，要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反之，汉人文官皆许乘轿，在京者三品以上许乘四抬大轿，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许乘二抬轿，出京可乘四抬；地方官员中，督抚可乘八抬，司道以下至州县正官、佐贰等可乘四抬，典史等杂职乘马。如果京官以钦差身份去地方，三品以上享受督抚待遇，四品以下享受司道待遇。本文开篇叙林则徐乘轿故事，他是七品官，在北京只能乘二人轿，赴江西主考是钦差身份，但按照规定也只能乘四人轿，所以当其因为“仓卒不及改”乘八抬时，便有了“心甚愧之”的自责。此外，清初的制度又规定，汉人武官只要做到总兵这一级，有年老不能乘马者，都可请求改乘轿子，这与对满人乘轿的限制至严，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人之惰性习于安逸，当官做老爷者尤甚，从《清朝文献通考》的有关记载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已被突破，朝廷的应对之道是认可事实，再追加只许在皇城外乘四人暖轿一条限制。到乾隆时，风气益滥，特别是在天子目力不及的外省，连满人武职乘轿亦成普遍现象，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只要不动真格，仅靠三令五申是没有用的。福康安是乾隆的亲信，长年统兵，“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红楼梦》所反映的正是乾隆时代在京旗人中的仕宦家族生活，有关乘轿的描写极多，秦可卿出殡时，秦邦业的官职不过是营缮司郎中，距“大臣”还远得很，居然也坐着轿子来送葬，可见八旗子弟的腐败趋势。

总体上看，历代政府关于官员乘行工具的制度总是在前紧后松的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与此相应，在规格装饰及仪从等方面的“逾制”、“僭越”，也呈现出一种每况愈下的趋向。比如明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许乘云头（云状的装饰物）青幔的轿子，老疾庶民的轿子平顶皂缦，禁用云头，而且禁止用红漆。但到了晚明连县丞主簿、幕属小官亦“无一骑马者”时，官民的轿制界限自然被冲毁，尤其是在奢侈风气上涨的江南，丹漆彩缦、云头饰顶的华轿时常可见，还特意称为“官轿”，孰知京师里的官轿也没有这等气派，而坐在轿厢里的多是大亨阔老及其眷属，并非现职官员。

晚清的“逾制”比晚明尤甚。清制，三品以上官员许坐绿呢大轿，仪从有杏黄伞一把，饰以圆金的青扇两把，旗枪六根，金黄棍两根等；四品以下官员许坐蓝呢大轿，道、府级别可用杏黄伞一把、青扇一把及回避牌、肃静牌各两面等；州县正官和府佐贰官则只许用蓝伞、青扇各一；到州县佐贰这一级，只有蓝伞一把、铜棍两根，教谕、训导等学官则连铜棍亦没有。但是到了清代后期，这些制度无一不被践踏在地。脑满肠肥的“大款”先花钱捐一个道、府级别的四品官衔，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蓝呢官轿了。如果还想过一下官瘾，再花钱运动一个指省候补，又可捐二品顶戴，跟着再换成绿呢大轿，竟可同督抚的乘具媲美了。

当上大官政府配车，要撑体面自己备车。一般官员有无公车可乘，要看不同单位的机关效益

古代官员的乘行工具由谁提供？从史料中的零星记载看，两汉的办法是二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都在受印后即由国家配给专车。《汉书》记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基层政府的情况，似是各衙署都备有官车，刘邦当亭长时交的朋友夏侯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但数量有限的官车只能保证机关主官和佐贰乘用，其他属员若要摆乘车派头就只能自备了。《汉书·蔡义传》记蔡义在大将军幕府供职，同僚都有自备车，唯其“家贫，常步行”，后来“好事者相合为［蔡］义买犊车，令乘之”。又谢承《后汉书》记，“许处家贫，为督邮，乘牛车，乡［人］曰‘轺车督邮’”。又两汉魏晋的官吏因老病离任时，原在衙署有“送故”惯例，所赠礼品中有时也包括车马。此外，史书上常有君主特赐致仕老臣安车驷马的记载。凡此，都证明官车是国家所有制性质，高级官员的专车也无例外。

天高皇帝远，池浅王八多：“县长”的轿车比“部长”还威风，“司机”的嘴脸比老爷更厉害

放到地方上就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了。四五品官在京师是司处级属员，外放就是司道级长官；六七品官在京师是起码货，外放就是州县的正堂。各自的衙署里，都有完全公费的官轿轿班和成套仪卫提供。《太湖备考》卷四记，仅一个五品同知的名下，就有每人公费开支工食银六两的轿、伞、扇夫七名，此为经费预算内的编制定额，编制外的“白役”还不算。再讲开去，同知还是佐贰官，若是六七品的州县正堂，百里之内，唯我独尊，比佐贰还要威风，其详情前面已说过，不再赘述。

无论乘车乘轿，其实生活中给世人印象最恶劣的角色，大多是御手、轿夫这些长官的“驾驶员”。《晏子春秋》中晏婴的御者驾车时比乘在车上的相国还神气，《后汉书·酷吏列传》中湖阳公主的骖乘敢与首都市长（洛阳令）叫板，皆为史书中出名的形象。至于明清时官轿舆夫在民众面前气焰熏天的故事，案例汇编、笔记稗官及《图画日报》等时事报道里经常可见。借用邓云乡先生的原话：“他们抬了官街上跑，所过之处的各家商贩都要按月给他们敛钱，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多。要抬着官下乡，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们了。街上哪家商号、摊贩得罪了他们，他抬着轿子，故意撞到你摊子上，不但踢坏你的东西，还要问你一个‘冒犯冲撞’的罪。至于抬的是大官，什么钦差等类的官，那轿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骄横的不得了。”（《红楼识小录》）此即狐假虎威之谓。不过神气惯了，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清人笔记载工部尚书王广荫乘轿上朝，行至正阳门，前面有一辆骡车，御手按缰徐行，正好挡着道。王尚书这一边的“狐爷”不问青红皂白，挥鞭就打，孰知骡车厢里钻出一位戴珊瑚顶的爵爷。吓得王大人忙降舆谢罪，最终以“敬呈药资”二十两白金给对方“疗伤”了结。

古代官场上尔虞我诈，危机四伏。不少追逐名利的人陷身其中，不能自拔，连身家性命都赔了进去。但如果能幸运地杀出重围，全身而退，就可以光荣退休、衣锦还乡。古代官员的退休叫“致仕”。据何休说：致仕，还禄位于君。（”《公羊传宣公元年》注）可见是把国君交与的职务归还给国君而退休。与罢官不一样。《白虎通义》上明确划分两者的界限：“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贤也。”白居易就是“以刑部尚书致仕”，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退休。

“致仕”又叫“乞骸骨”。这是谦词，意思是留下一把老骨头养老。楚汉战争时范增屡次劝项羽杀了刘邦，项羽反疑他有异心。范增一气之下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定矣，君王自为主，愿赐骸骨归卒伍。”《史记项羽》本纪）辞职不干了。

致仕之制始萌于商朝，《尚书》中已有关于伊尹告老退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致仕已是普遍现象。《左传》中有个“祁奚请老”的故事。祁奚退体后，晋侯要他推荐接班人，他先推荐自己的仇敌解狐，不料解狐没上任就死了；于是他又推荐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举贤不避亲”的佳话。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说明先秦的官员们勇于让贤，为后世退休开了一个好头。

我国古代还涌现了众多的贤臣，为了使国家官僚机制年轻化，自动退休，主动让贤，为后世树立典范。唐朝开国元勋魏徵多岁时就主动提出致仕，上奏皇帝说官吏应以“天下之兴衰”为己任，“非一人之穷达”。为了让有报国之志的英才都能从政，他自己带头让贤。退休之后，他仍以顾问的身份经常向唐太宗进谏，“拾遗补阙”。另一位元老李靖也随唐高祖打天下南征北讨，功高盖世。到年老时腿脚不便，岁就请求退休。唐太宗李世民称赞他“身居富贵而能知止”，能识达大体”。李靖身为开国功臣，不惜禄位之举，被后世引为“一代楷模”。当然，像魏徵、李靖这样德高望重的权臣致仕，内中不乏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皇帝为了保持政府官吏的活力与朝气，不断的更新换代，从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尤其是创业的马上皇帝更深深懂得官吏的年轻活力对于新政权的深远影响。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典范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皇帝唐太宗和唐玄宗都非常重视官吏的退休问题。着名诗人贺知章以秘书监退休时，唐玄宗亲率百官为之饯行，赋诗赠别，不仅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尊重有德行的老人，而且还表示鼓励其他老臣也能光荣退休。

可惜的是历朝中晚期，朋党纷争，宦官专权，法制废止，致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大诗人白居易在《秦中呤不致仕》中形象地讽喻那些老官吏：“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官吏贪恋禄位，竞相搜刮民脂民膏，想方设法躲避退休。众所周知，政局是否稳定，吏治是否清明，与致仕大有关系。官吏老化得像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还能干什么事？唐以后各朝官吏老死不退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又以晚清一位岁高龄的京官“鞠躬尽瘁”的趣事最为典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记载，这位老臣上朝“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朝见皇帝时，“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晚清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黑暗时期之一，由此可见一斑。

还要再提一下官冗费冗、机构臃肿的宋朝。宋朝的官员退休制度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对于大批年老不能管事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或暂时不宜执掌军政事务的官吏，宋代有一大发明，就是挂名管理道教宫观，仍旧领取高额俸禄。称作“祠禄官”，停职留薪，不问政事，“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据说是王安石变法时“，欲去异议者。彼皆先朝旧臣，素有名望。一旦去之无名，乃为祠禄处之”（。《池北偶谈》）宋代许多名臣如李纲、张浚都当过祠禄官。可见祠禄官既是一种退休的方式，同时又暗含“靠边站”的意思。宋代这种退休方式考虑得十分周全，名、利都照顾到了。唯独没考虑官冗费冗的恶果，终致亡国，为后世所不取。祠禄官是“空前”的创举，也是“绝后”的败棋。

我国古代官场还有所谓“丁忧”制度“。丁忧”，就是辞官回乡为死去的父母或祖父母奔丧守制。《尚书》中记载殷王要在墓旁草庐中为死去的父亲忧伤守孝三年，沉默少语。丁忧”的“丁”是正当或正在的意思。丁忧期为三年。起源于商周，定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重孝，主张长期守孝；墨家注重节敛，认为三年太久，费时费力。所以直到董仲舒提出儒教“大一统”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后才固定下来。三年其实也只是个概数，实际上只有两年多，第三年就可复职上班。

古代官吏“丁忧”有许多繁琐的礼仪规定。据叶梦珠《阅世编》记载：“守制乡绅谒当事，见宾客，必麻冠丧服，轿伞俱用白布。”在汉代，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去世，官吏都要辞官回乡，穿孝服，不婚娶，不问政事，不能参加各种喜庆活动和歌舞活动。即《礼记》中所说的“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这一制度在后世得到沿袭。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病死一节，当时正值贾宝玉成亲，全家人都去祝贺，唯独寡妇李纨未去。可见当时丁忧已成习俗，在民间广泛流行。

但丁忧的对象自汉以后从父母和祖父母发展到叔伯、兄弟、姐妹、从兄弟、伯母……乃至妻儿，而且一去三年，“旷官废事”，官员们忙于丁忧守孝，根本无瑕政事。所以隋唐以后各朝纷纷采取灵活措施，比如“夺情”。“夺情”是指官吏本应丁忧回乡的，但因公务需要又确实不能离开，可以由朝廷命令其留任。但在守孝期间只能穿素服办公，尽量少会客，不得参加吉庆典礼。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没能尽人情孝道的，故称“夺情”。清末大臣曾国藩、林则徐等人因军务需要，都被“夺情”，未能回乡守孝。另外，丁忧在家的官员，如果守孝期没满时，朝廷就因公务需要命令其离家赴任的，也属于“夺情”，不过又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起复”。历代的丞相由于身负重任，大多在丁忧时都被召回朝廷。像北宋的丞相富弼，在皇帝下诏起复六七次的情况下，都坚请守孝不出，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我国古代长期实行官吏休假制度。前面提到的“丁忧”就是为父母或祖父母奔丧守孝的休假制度，属于事假类。另外还有病假。汉代病假称作“赐告”。因为汉朝法律规定，官吏请病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就要免官；但是，当时皇帝在官吏满三个月前让他再继续休病假，这样，就可以不被免官，这叫“赐告”。《汉书》中记载琅玡郡太守冯野王生了病，满了三月后由皇帝批准“赐告”，他这才带着妻小回乡养病。皇帝不“赐告”，满了三月就要免官。不过到了后代，“赐告”实际上名存实亡了。像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正在老家“养病”，每天悠游山水，钓鱼为乐。皇帝三番四次诏令他出山，他还讨价还价。“赐告”只能约束那些小官，手握重权的大臣们随时都可以打个招呼就自去休病假。

每年封印和开印官府都要举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礼。届时衙门四处都张灯结彩，粉饰一新。官员们身穿朝服，喜气洋洋地互相拜贺，“望阙行九拜礼”。孙宝瑄在日记中记录了光绪年间某衙门的开印盛况：“是日正午开印，内外皆张幕结彩，朱绿辉映，焕然改观。”典礼之后还要举行团拜会，吃喝庆贺一番。清代上海知县叶廷眷在每年的封印和开印日都要大办鱼翅席，会宴众官，其间还要燃放大量鞭炮，以求吉利。京师的衙门甚至在开印之后仍然玩兴不止，还要举行各种团拜演戏活动来娱乐。其筵席之豪华，费用惊人，可窥见平日里这些官吏贪污所获之一斑。往往是一席之费够养活一村百姓一年，甚至还要多。

但是，封印休假在某些地方衙署就远不如京城严格，封印期间仍有办公活动。如四川的一些衙门在封印后仍旧照常启用印信，只是在印外加盖一个“预用空白”或“遵印空白”的戳记，以示区别。《官场现形记》中河南按察使贾筱芝的一顿牢骚很说明问题：“我一年到头，只有封了印空两天，你们还不叫我闲……你们晓得我这几天里头，又要过年，又要拜客，哪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了，今天还是大年初五，不等开印，我就出来问案，还说我耽误百姓。”可见当时不少外省官员并没有严格遵行封印制度，完全凭个人意愿开门办公。因而外省自有一套与京城不同的习俗，每年只象征性休息两天表示一下。名义上仍遵照中央定出封印和开印日，实际上印信在休假期间照用不误。

封印和开印本是朝廷让大小官员们在工作一年之余休闲，探亲访友，与民同乐；但有些官吏玩得太“过火”，纵情淫乐，大肆挥霍，为所欲为。尤其是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下，更受到老百姓的唾弃。

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其善恶，称为谥或谥号。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图慕虚名的士大夫是很计较、重视谥号的。因为绝大部分谥号都是褒义的，这正应了中国的一个俗语：盖棺论定，人死都死了，还是多说好话。这自然可以流芳千古，庇护儿孙了。所以说谥号有很大的虚伪性。

谥号是固定的一些字，这些字被赋予特定的涵义，用来指称死者的美德、恶德等。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表扬的，例如：

经纬天地日文布义行刚曰景

威强睿德曰武柔质慈民曰惠

圣闻周达曰昭圣善闻周日宣

行义悦民日元安民立政曰成

布纲治纪曰平照临四方曰明

辟土服远曰恒聪明睿知曰献

温柔好乐曰康布德执义曰穆

批评的，例如：

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日炀

杀戮无辜曰厉

同情的，例如：

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

慈仁短折曰怀

如此等等。

比如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封武乡侯，谥忠武。他的文集称《诸葛忠武侯集》。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谥昭明。他主持编辑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称《昭明文选》，他的文集称《昭明太子集》。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谥武穆，后人称他武穆王。

除了谥号外，官僚士大夫还盛行私谥，因为这种谥不出于朝廷，而是由亲朋门人评议所定的。如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展禽，死后由他的门徒谥为惠，因居柳下地方，即称柳下惠，这是一个被官场传为佳话的“坐怀不乱”的讲名节、讲廉耻的正人君子。东汉着名士大夫陈寔死后，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晋代大文豪陶渊明死后，着名文士颜延年为他作诔（一种纪念性文体），谥为靖节徵士，世称靖节先生，他的诗注称《陶靖节诗注》。

封号是帝王封给臣属爵位或士地时所加的称号。士大夫阶层更是终身追求的。如战国时代卫国人公孙鞅，在秦国执政，因功封商，於十五邑，称为商君，也称商鞅。他的着作称《商君书》。汉高祖刘邦之子刘安，封淮南王。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称《淮南子》。唐代的张说，封燕国公。他的文集称《张燕公集》。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封荆国公。他的年谱称《王荆公年谱》。

这样，谥号、私谥、封号无异又成了这些士大夫的又一名号。

除了自取的别号外，还有他人所取的别号，这就相当于今日的“绰号”了。春秋时人百里奚沦落楚国为奴，被秦穆公用五张羖（指黑公羊）皮赎回秦国，人称“五羖大夫”。唐代奸相李义府同人说话时，满脸笑容，可是他的内心却非常阴险，被人称为“笑中刀”。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被时人称之“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漫画出封建官僚的可憎嘴脸。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还盛行用地名、官爵名等来代替个人姓名的现象：

例如用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来代替的，如东汉孔融，曾任北海相，被人称为孔北海。唐代文学家韩愈，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被人称为韩昌黎。柳宗元家居山西河东，世称柳河东，又贬官柳州刺史，又人称柳柳州。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的官场里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他是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司农）的翁同龢，他是常熟人，就利用了“地望”，辛辣地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婪。

又如以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来代替名字的。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曾任伏波将军，被人称为马伏波。蔡邕曾任中郎将，被人称为蔡中郎。唐代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后人就称他为杜工部、杜拾遗。以封号为名的，前有叙述，就不赘述了。

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使用的，自己并不使用。因而这与自己起的别号是有区别的。

以上所说的谥号、私谥、封号、别号、绰号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官场礼俗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陆游的这阙词道破了封建士大夫追求功名的心态，即以得到封赠，博得“封妻荫子”为终极目的。

封赠是指皇帝给予亲族、功臣及其妻室、父母的荣典。每逢开国之际，皇帝就要大封群臣、亲族，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刘邦建立汉朝后，不仅封了自己的亲族子弟为王，还分封了许多异姓诸侯王，如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登上帝位，为奖赏功臣，专门修建了“凌烟阁”，将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等人的画像绘在上面，令后来欲立功名者仰慕不已。

李白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高适也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道。”甚至连最文弱的书生李贺都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三位诗人中，只有高适走通了军功之路。他先是“孤剑通万里”地投身于歌舒翰的幕府之中，后来逐渐地腾达，最后得到节度使的高官。但凭军功得封，还是要讲机遇的，汉代飞将军李广，身经数百战，手下兵士都有封侯的，但他一直没有封侯，连皇帝都为他叹息：“使李将军遇到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科举要十年寒窗苦读，军功无疑是刀口舔血，所以这两者被视为正途，但进展速度极慢。官场的钩心斗角，常常使有才之人不得举，有功之人难受禄。于是产生了一条“终南捷径”，即用速成的手段达到封赠的目标。

古代官场中为得封赠而玩的花招千奇百怪，其手段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绝，瞠目结舌又不寒而栗。司马相如知汉武帝好仙术，为得到高官，通过同乡武帝狗监杨得意，献上自己所作的《子虚赋》，汉武帝读后飘飘然有仙人气，于是大喜，司马相如和杨得意都得到了好处。明世宗时，想任命严嵩为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但恐其年轻不能胜任。于是，让他和原大学士一起知政进行考察，严嵩知道明世宗喜欢扶乩（占卜）之术，在深夜，他点灯夜读扶乩所写的“青词”（即乩仙诗），而原大学士由于年老体衰，早早地睡了。明世宗派人暗中查访，见严嵩夜读“青词”，非常高兴地任命他为大学士执掌朝中大权。如此巧妙地迎合皇帝口味，这个马屁算拍到家了。唐玄宗的要臣房琯也是此中高手，本来是一布衣，“与杜甫布衣交”（。旧唐书》）但二人走了不同的道路，房琯靠引荐张果（即八仙中的张果老）给玄宗，迎合了皇帝而得到高官。杜甫则老老实实地没有走通科举之路，又献赋去讨好唐玄宗也没有成功，只得到参军一类的八九品小官。

要得高官，不但要迎合，而且要善于迎合，见机行事方能飞黄腾达。春秋战国时的纵横家说客们都是见风使舵的高手。商鞅说秦孝公时，先说之以王道，预言行王道几百年就可以成帝业，孝公不悦，认为太过久远。于是，商鞅转而说之以霸道，以武力征服天下，孝公于是大喜，封他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这种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君主得高官的法门，成为后世官场中士大夫们学习的榜样。《三国演义》中的星象占卜家谯周，在劝刘备称帝的时候，他夜观天象说“近有祥风庆云之瑞”。刘备登基后，他得以封高官。后来邓艾兵临城下，谯周又夜观天象，预言汉家寿数已尽，劝降了后主刘阿斗，他自己也被封侯。

在古代官场，得到封赠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如《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万石，“无文学，恭谨无与比”。过宫门时，他一定下车步行，看见其他官员的仪仗，他必定下马侧立。由于一生多谨慎，他从来没有过失，与四个儿子的俸禄都是二千石，汉景帝于是封他为“万石君”。万石由于谨慎得封，稍后的霍光则因胆大而封。霍光本来就是皇亲国戚，为了进一步把持大权，他送自己的女儿入宫。当汉宣帝不欲接纳之时，他竟发动群臣劝谏，终于成功地使他的女儿封了后。从此，他不仅把持了朝中大权，而且他自己的亲族都得到了册封。唐代大诗人李白渴望能“济苍生，安社稷”，但又不屑于走科举道路，他遍游天下，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以引起朝廷的瞩目，让自己能够直接被皇帝征召去做高官。总之，为了得到封赠和高官，无论是布衣之士，还是官场中人，都绞尽脑汁，故而封赠的意义变得十分畸形。

皇帝授予妃嫔、女儿、姐妹的封号也叫诰命。为争夺诰封，皇宫内院常常斗得热火朝天。唐代武则天入唐高宗之宫，初为才人，后来为了争夺皇后宝座，阴谋害死了皇后所生的幼子，又嫁祸于皇后。皇后终于被她斗垮了，武则天如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诰封不仅非常荣耀，而且还有实惠，凡是命妇，每年都可得到一定数量的脂粉钱。杨贵妃的姊妹们除了唐明皇随时赏赐金银珠宝外，每年每人得到的脂粉钱高达几千万钱。

封赠和诰命都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是皇帝表彰和拉拢贵族的一种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封赠和诰命也都成为历史的遗迹。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高低、贵贱、尊卑泾渭分明，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注重，比如座次虽看似简单，但也是分别尊卑的重要方式。

《仪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座次尊卑的规定。例如《仪礼士昏礼》中的夫妻对座礼，夫坐东面西，妻坐西面东，这种座次就表示出夫尊妻卑。

官场中，更是注重礼制，不能乱其制，座位自然不能乱坐，因为它代表尊卑，有着特殊的含义。

古书中，时常可见到“南面称帝，北面称臣”的记载。南面，即坐北朝南，面向南方；北面则反之。这是古代官场的定制。君向南方，臣向北方，古已有之。历史上的尧与舜，被传说为两位圣明的君主。《庄子天道篇》说：“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向，舜之为臣也。”又《孟子万章上》说：“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由此，可以看得出：当尧当君王时，他是坐北朝南的，舜则坐南向北。当尧禅位舜后，尧则要率领诸侯们居南向北朝见舜了。

古人这种君王坐北面南，臣子坐南面北的尊卑观念是以伏羲氏的八卦为基础推演出来的。帝王，又称天子，处于乾位，对着南方。按阴阳五行原理，则南方属火，火为阳；北方属水，水为阴。天子坐北朝南，就可“镇阴压邪”，向明而治”，达到“政治通明”。君王坐北面南，臣子朝见天子，就必须向北而拜了。由此，“南面”发展成为君主或“称帝”、执政”的代称，北面”则为称臣、臣服之换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就被历代帝王视为不可动摇的信条。

南面为尊，北面为卑，这是帝王与臣子在朝廷上的座次礼制，而官场中普通官员之间的座次尊卑又有所不同，这在堂室制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古代官员起居办公的房屋一般都为堂室结构，座北朝南，前堂后室。堂和室同建在一块堂基上，堂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高低不同，从而台阶多少也有所差异。堂和室上面同为一个房顶所覆盖，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为堂，墙内为室，隔墙上靠西边有窗，靠东边有门，堂和室就以此相通，因此古人有“升堂入室”之说。堂东、北、西三面有墙，东墙叫东序，西墙叫西序，南边无墙，临着庭院。堂的中间，一般有两根大立柱。堂是议事、行礼、办公的地方，不住人，而平时的饮食起居都在室中，因此室内的座次尊卑显得十分重要。

在室内，最尊的座位是，背靠西墙，向东而坐；其次是背靠北墙向南而坐；再次是背靠南墙向北而坐，最卑的是背靠东墙向西而坐。清代学者凌廷堪在其礼学名着《礼经释例》中明确提出了“室中以东向为尊”的说法。《史记项羽本纪》写到鸿门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羽骄横轻傲，不把刘邦放在眼里，有意要屈辱刘邦，自然朝东而坐，最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刘邦朝北而坐，屈居范增之下，张良背东面西，地位最卑下。

在皇帝官员的祭祀活动中，也就遵循“室中以东向为尊”的例制。

东汉学者郑玄在《褅袷志》中描述了天子庙堂：天子祭祖活动是在太祖庙的太室中进行的。神主的位次是太祖，东向，最尊；第二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北，即左前方，南向；第三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南，即右前方，北向，与第二代神主相对；第四代位于第二代之东，南向；第五代与第四代相对，位于第三代之东，北向，以此类推下去。主人则在东边面向西跪拜。太祖居中，太祖左边的叫昭，右边的为穆，这就是所谓的昭穆之制。

“以东向为尊”之例，史书中比比皆是。《汉书韩信传》中记载，井陉口之战，韩信擒获了广武君，韩信因

他的智勇，竟亲“解其缚，东向坐，西面对而师之”。《史记周勃世家》上说，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自居东向的座位，很不客气地跟儒生们谈话。《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上说，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田蚡认为自己是丞相，不可因为哥哥在场而申私敬，屈辱了相之尊。《汉书王陵传》记载，项羽将王陵的母亲接到军中，王陵的使者来时，项羽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打算用对王母的这种礼遇来招降王陵。

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里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其实这不甚准确，在室内固然如此，这里的室是指除堂外的地方，如露亭、军帐中。在堂上和在室内座次尊卑是有所区别的，不是以东向为尊，而如凌廷堪所言“堂上以南向为尊”。《仪礼》一书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乡饮酒礼》中其堂上席位的安排就可看出“堂上以南向为尊”：主人在东墙前面向西而坐，主宾坐在北墙的窗户和门之间，向南而坐，次要的客人坐在西边，面向东。堂上东向位是客位，可是这位置在客位中也不算最尊，最尊的是户牖之间南向而设的宾席。历代的衙门都是朝南当街而开，官老爷总是高高地坐在大堂北墙下的宝座上，面向南方，审犯问案，以显其尊严。

在堂室中，准确的座次尊卑是：“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堂室座次尊卑制中有个特点，那就是离最尊者越近，也相应的越尊；越远，也就越卑。《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母等中秋夜在凸碧山庄赏月，“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从这座次的安排，一看便知他们地位的尊卑。

官场中，官员们除在堂室中以方向表示座次尊卑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常以左右表示座次尊卑。

宫廷上百官朝见皇帝，全都向北叩礼，官职高的尊贵，应居上位，官职低的卑贱，自然应处下位。至于左与右孰尊孰卑，几千年来各朝却不尽相同，时而左为上，时而右为上。周代时就尚左。《左传》、《国语》中经常提到。古车乘三人，帅居左，御者居中，力士居右。帅自然要比力士尊多了。《左传成公二年》记载：蔡景公，许灵王同坐车，由于景公为侯，灵公为男，按爵位排序蔡侯应居许男之上，故蔡景公坐于左方。以礼贤下士着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也是“虚左而迎侯生”。到了秦汉时，官场中又尚右了，以右为尊，右丞相的官职就比左丞相高。史书记载，吕后执政时，陈平由左丞相，升为右相。后来周勃诛灭吕后族党，功高，陈平主动让贤，让位给周勃，退居左丞相。唐宋以后，除元以外，都恢复周礼，尚左，凡官阶之序，曰左右，不称右左。”明朝还规定：凡是一品官见公、侯、驸马，一品官居右行礼，公、侯、驸马居左答礼；二品见一品也同样。三品以下照仿。清代，一般以满人担任左职，汉人出身的任右职，满人大学士为一品官，汉人大学士则为二品官。吏部左、右侍郎，满人为左，居二品，汉人为右，居三品。因此并排而坐时，左职坐在左边，以示尊贵，右职只好屈居其右。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基本礼节。

中国古代社会早期，人们尚不知桌椅为何物，那时帝王、老百姓皆席地而坐，这就是所谓的“两膝着地，以尻着踵而安者为坐。”这种坐姿对于行跪拜礼，是很方便的。所谓“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着地为拜”。以跪拜作为一种礼节，自然而然地得以巩固。这种情景在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甚深的当今的日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榻榻篾”上两膝着地，以尻着踵而稍安为坐。当他们要表示敬意而欠动身体时，就伸腰及股而势危，以头着地，很自然就构成了一个跪拜动作。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各种礼仪礼节也日益繁冗化、规范化、经典化。仅跪拜礼一节，就被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等种类。不同社会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所规定使用的跪拜礼都是不同的。对于挤身官场的人来说，更要熟习这些礼节。清谚云：“做此官，行此礼。”下跪、叩头、请安、站班、端茶送客等，是官吏常行的礼节。否则无法做官，更别想升官。清代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个典吏卜士仁，曾说到叩头等礼节的重要及熟习这些礼节的过程：“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是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

这种礼节后来发展成“一跪三叩”、“三跪九叩”的国礼。前者是下僚对王侯施行的大礼，并“山呼”吾王千岁，千千岁，如在宫中见皇帝，则要三跪九叩，山呼舞蹈，皇帝万岁，万万岁。到了清代，大臣向皇帝奏事都必须跪着，不叫起则不敢起。光绪时的军机大臣钱应镈就因上了年纪，有一次跪奏后竟病倒多日。为了应付跪礼之苦，大臣们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其一是：“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语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不须上再问。”其二是用厚棉絮做成护膝裹住膝盖。其三是平时练习下跪，以锻炼耐久力。清书载，军机大臣钱应镈和王文韶皆备有棉絮护膝，每临奏事便裹在膝上。王文韶以高龄，每天在家里都要练习下跪。光绪末年，慈禧要做寿，李鸿章为准备见“老佛爷”的跪礼作准备，便事先每日在总督署中练习三次跪拜礼。

下跪，叩头，也是下僚对上司表示极为恭敬的礼节。行跪拜礼时，人们俯首低视，双手下垂及地。至于“膜拜”，则是“举两手，伏地而拜”，比之现代的举手投降姿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有的下僚为巴结上司，表明心迹，便在下跪叩头时极尽卑躬屈节，逢迎献媚之能事。有个县令，在知道自己的一个同乡升任巡抚后，便前去巴结，禀见时，他竟从仪门膝行至堂上，然后叩头如捣蒜，直到额上隆起大包。

“空首”，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上。行礼的方法是拜跪在地上后，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引头至手，这是先秦时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发展到后来，至尊无上的皇上怎么会屈尊给臣下“空首”呢？

跪拜礼发展到清代，又出现了被称为“打千”的旗礼。所谓“打千”，要求左腿抢前一步，屈右腿半跪，右手半握拳下伸。这种礼节原为满族八旗兵所用，因而称为旗礼。后来发展成奴才向主子请安，衙役向官吏回事或下属向上司禀安常用的跪拜礼。如《官场现形记》就形象地描写了彭知府怎样给上司黄观察打千请安的：“彭知府是久仰（黄观察）大名的，究竟他是本省的上司，不敢怠慢，立刻放下袖子，走上一步，请了一个安，口称‘卑府今天早上到大人公馆里禀安。

中国古代官场的跪拜礼节是很繁冗的，除了上文所谈那几种主要形式外，为官的坐主位，下属叩头，身不动，只嘴上说“罢了”等等，为“受礼侧身起立还一揖，为“受半礼同僚对请安，对作揖，对叩头，为“还礼”；躲开为“拒礼”、辞礼”，表示谦让，坚决不敢受礼。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繁冗的礼节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是用来明尊卑，别贵贱，序长幼，分宾主的。在官场上，这些繁冗的礼节才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跪拜礼外，下面再介绍几种官场礼俗。

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奴才、衙役、下官要遵照法律的规定或传统习惯，用“趋”，即快步走的方式向主子、官吏、上司表示恭敬。

作为一种礼仪，“趋”在吉、凶、嘉、宾、军等“五礼”中，是屡见不鲜的。据《论语乡党》记载：有一次，孔子应鲁国国君之召去接待外国的贵宾，他神色庄重，不但拱手弯腰，而且“趋进，翼如也”。意思是快步前行，姿态漂亮得像舒展翅膀的鸟儿。这是迎宾礼中的“趋”。另一次，孔子去朝见鲁君，他上殿跪拜后，又“趋进，翼如也”，退归班位。进一步说明了用“趋”的场合。作为军礼的“趋”，便带有武士风度，据《左传》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国将领郤至遇见楚君，他立刻跳下战车，“免胄而趋风”，即摘下头盔，快步如飞地走向楚君致敬。而战国时的触龙去见盛怒之下的赵太后时，他的“趋”，却既不儒雅，也不英武，而是“徐趋”，话画出一副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模样。

《史记叔孙通列传》还描写了百官的群“趋”情景。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殿上大晏功臣，他的将领们乘醉喧闹，甚至拔剑砍柱，弄得刘邦下不了台。于是，那位老谋深算的老儒叔孙通便出来制定“朝仪”了。使“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把汉高祖喜的心花怒放，不禁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在这个庄严隆重的朝仪中也有“趋”。当皇帝出后宫登宝座之前，赞礼者高喊一声“趋”，郎中们便执兵器夹陛而立，大臣们便在殿门内循序而进，按文东武西排列好，恭侯皇帝到来。在这里，“趋”不仅是动作，而且是口令。

随着封建皇权的加强，“趋”的内涵更加大了，还要求加上低头弯腰，用小步快走呢。

“趋”作为官场的礼仪，士大夫们都必须遵循，如果“入朝不趋”，那就是皇帝给臣子的特殊优待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就受到过皇帝这种礼遇。此后，汉末的曹操，曹魏末的司马师，东晋末的刘裕，北周末的杨坚，唐末的朱温等人，也都享有“入朝不趋”的特权。不过已失去礼敬功臣的初衷，而变成权臣夺位的前奏了。自宋以后，君权愈尊，臣位愈卑，“入朝不趋”的特例更属罕见。到了清朝，仍然保持“趋”这种礼仪，属下要见上司，臣下朝见君王，都要放下马蹄袖，急行数步，再跪下参拜。

请安又叫禀安，这也是官场常见的礼节，除了“跪安”“打千”外，还有一种叫“请圣安”。凡遇钦差大臣过省，该省的凡够得上请圣安的文武官员都集于署衙，望阙行礼，恭请圣安。这时，官僚们一齐跪定，巡抚、将军居首，口报：“某官臣某人，率领某某人，恭请圣安。”然后叩头下去。钦差照例回答过。

官吏们还常常给皇帝写请安折。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己。其实这些请圣安的官僚们的个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站班”也是官场一个重要礼节。清朝有下属定期谒拜上司的规定，到时，下属赶早赴上司官衙，专候长官升堂，下属便侍立西侧，称为行“站班礼”。官场也常常有庆贺、祭祀、迎送等礼仪活动，下属就必须先到上司所到之处作准备，等候上司来后行站班礼。官员们常为站班礼而奔忙，十分辛苦。有一副对联专咏站班：“寒城跑路，满面尘风；古庙站班，一身明月。”这写的是上司要到庙宇祭祀，官员得起早赴庙站班，披一身明月，染满面尘灰。清朝有个官员将形容翰林生活的诗句“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改为“终朝事业惟跑路，毕竟功名只站班”。道出了这种礼俗的辛苦和无谓。

端茶送客是一种起于宋代，盛行于清代的官场中通行的一种送客礼节。上司接见属吏时，如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或嫌其久坐，又不好下逐客令，便端起茶碗略啜一口，表示自己所言已毕，客人该走了。此时侍役见长官茶碗一端，就高呼“送客”，下属就应立即告辞。如果长官不举杯，属吏即使已白事毕，也不敢告辞，清代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就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官场礼节：胡镜孙求见藩台，“见面之后，藩台心上本不高兴，胡镜孙又嚅嚅嗫嗫的说了些不相干话。藩台气极了，便说‘老兄有甚么公事快些说。兄弟事情忙，没有工夫陪着你闲谈。’胡镜孙碰了这个钉子，面孔一红，咳嗽了一声，然后硬着胆子说出话来。才说了‘卑职前头办的那个戒烟善会’一句话，藩台已把茶端在手中，说了声‘我知道了’，端茶送客，胡镜孙不好再说下去，只得退了出来。”这实则端茶逐客，由此可见这种礼俗的一斑。

送礼是一门学问。不仅名目繁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在古代官场中不懂送礼之道是不可想象的。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礼物有轻重。估量厚薄，权衔轻重，这中间大有讲究。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送礼是两方面的事，有送的，有收的。不但要权衡送出去的，而且要估计人家送来的。自己又该如何回礼，这中间大有学问。送礼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盛行，一般来说，主要有朋友间的馈赠、红白喜事的贺仪、过年过节的礼物和钻营结纳的送礼等，各类礼品的赠送视不同情况又有差别。

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最为常见。古代官员们常常互赠小礼品，或一首诗，或一本书，或自己心爱的佩玉……这些小心意，小馈赠，本谈不上什么礼物。但俗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哪怕是屑小玩物，不值一提的，只要能表衷曲，也就可以了。这种馈赠在朋友间广泛流行。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送钱未免就太俗气了。因而相知好友只要聊表心意，那份深情厚意，尽在不言中。

红白喜事的送礼较为复杂，也较为慎重，中间有非常繁琐的规定。在古代，娶亲、嫁女，祝寿是喜事，叫作“红喜事”。死人是丧事，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遇到这些“喜事”，亲戚朋友、同僚下属都要送礼。但不同的人送的礼不同。亲戚有远近，朋友有亲疏，甚至品级的大小也有影响。下属的礼是不能超过上司的，否则上司给比了下去岂不很丢面子？送礼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娶亲嫁女的贺客多送些画屏、玉器之类的东西，祝寿时寿面寿桃是必需的，而且都要成双成对，以示吉祥。古代官场中举也是喜事，“同年”或老乡绅都要送礼。《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乡绅们纷纷前来贺喜，有送银子的，有送房子的。当然，这些送礼，“礼”的成分多，而“情”的成分少。

古代官场过年过节要送礼，而且非常复杂。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甚至宫廷中也要向王公贵戚家送，不过不叫“送”，叫“赏”。《红楼梦》中袭人告诉宝玉“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还有端午节的礼也赏了。”官员间年节的馈送有一定的“尺寸”。《官场现形记》写州县衙门馈送上司的规矩：“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可见当时送礼不但是习俗，而且形成了规矩。有的上司甚至还利用过年过节送礼来打下属的“秋风”，送一点不值钱的玩意儿，换来丰厚的回礼，送礼为名，图利是实。这就把送礼庸俗化了。

钻营的送礼更为庸俗，不是为“情”，也不是为“礼”，完全是为了“权”和“钱”。实际上是送礼为名，去结交、奉承权贵，拉拢关系，达到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好处。这种送礼，有时可鄙，有时可笑，有时可怜。明代的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送礼钻营者的丑态：站在马棚里，臭气熏天也得忍住；大官傲慢地接见他，“则惊走匍匐阶下”，拜了又拜，献上金银礼物；大官假装不收，他又再三请求，大官叫手下人收下后，“则又再拜，故迟不起”。起来后又作了五六个揖才出来。真是寡廉鲜耻至极。《官场现形记》中有个官员为了送礼，已是倾家荡产，最后还把妻子仅剩的一条裙子拿去当了，换钱买礼物，害得妻子没法出门，让人可笑又可悯。

同送礼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名帖”。《红楼梦》写贾敬过生日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贴送寿礼来”。说明当时送礼要持名帖。名帖相当于现在的名片，但不大用白色的，一般是红色居多。如果在守孝期间，就用“蓝色白字”，平时“红纸黑字”。清人杨懋建《京尘杂录》中记载：“京城拜客，用三寸红纸，拓木刻姓名。”就是用木刻印章盖在红纸上。让仆人拿名帖去请，就如同自己亲身去请一样。对方收下帖子，就是接受了邀请。退回帖子，也表示接受邀请，只是当不起你亲自去请。

古代许多官员所谓拜客自己都并不亲到，而让仆人代为投帖，这就是“帖到人不到”。清人翟灏《通俗编》说：“京中士大夫贺正……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帖……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当时有人做了一首小令道：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而且仆人也只投帖，见不到对方。只是在门房登记个名字就走了。所以清人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可见当时应酬拜客相当多，根本应付不了，又怕忽略冷落了某位，得罪不起，于是帖子就盛行起来。

名帖在古代官场还有一妙用。明代严嵩是个大奸臣，权势遮天。追捧他的官员只要得到他的名帖，到各衙门办事无不顺利，简直像令牌似的。因为送名帖如本人亲临，各官畏惧权势，无不照办。后来的达官显贵纷纷效仿这一省时省力的方法，动不动就拿帖子办事。

清代官场中流行送荷包的风俗。荷包是一种用缎子缝制的小口袋，有软有硬，软的不用衬，硬的里面有衬垫。袋口有丝绳，可以抽紧、拉松，表面绣花。在荷包口两边，有两根小飘带，底部有繸子。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鸡心形……做工极为考究精美，刺绣工艺水平很高。荷包最早是行军时“储食物”的，也就是军用干粮袋。早在满人进关之前，就在八旗军队中流行起来了。清代皇室一直十分重视这个传统，不但旗人重视，而且流风所及，直到汉人官吏乃至民间，无一不珍视荷包。

清代宫廷年终时要赏给王公大臣荷包。不少皇族王爷得了皇帝赏赐的荷包，常常再分送一些给至亲好友，以共沾“圣恩”，也足以夸耀自己的“圣眷宠遇”。这种风尚在当时王公大臣中极为普遍，是一种礼仪。于是上行下效，一般官员也纷纷模仿宫廷，互赠荷包，聊表心意。

荷包只是个不值钱的小玩艺，但用途极广。清代官员无论大小，都要带荷包，但装的东西不一样。最常见的是放金银锞子及钱币。送荷包时是不能送空的，里面总要放一个“锞子”。所谓“锞子”，就是把金银浇铸成各种花式样子，如梅花、海棠、如意等形状，再刻上“状元及第”或“岁时吉祥”小字，图个吉利。还有放香料的荷包，又叫“香袋儿”。里面装着散香、香饼儿之类，要用时取出放在香炉或手炉内点燃，一来闻味，二来借一点热气烘手。送香袋一般是至亲好友，关系非常近的，为的是情谊。另外还有装槟榔、装叶子烟的，不过不能用来送人，是自身佩带享用的。

因为荷包不值钱，送的收的讲究的只是一份心意，纯属感情的交流。但有些达官贵族却想方设法地从荷包里捞钱，使荷包也沾上了些铜臭气。《红楼梦》中“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贾府有钱，但官和权都不大。在那些王爷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过年时送来荷包、对联，是清代宫廷仪式。王府身分，似乎十分隆重，但所值有限。送礼人带王爷口谕，“借”一千两银子过年，贾珍只得乖乖地拿出来。这种借送荷包之礼“打秋风”者，比债主更可怕。

古代官场上还有“凑份子”的习俗。类似于送礼，但又与送礼不同。普通官吏，平日家用开支，已感十分拮据。遇有喜庆事，就更感到办不起。于是一家办事，大家凑钱，不送礼物，而送钱。这样各人出“一份”，帮一家办喜庆大事，就叫“凑份子”。

后来官场中遇到喜庆、吊丧、团拜、公宴、旧僚聚会等事，都要每人出一点钱凑成一笔款子送上去，以表心意。清代礼部衙门曾规定：“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己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当时有首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为庆吊和助人而凑份子，或多或少，反映出情谊的厚薄。清朝咸丰年间内阁学士袁希祖暴死。打开他的箱子，仅有八两银子，不够棺材钱。众官莫不悲戚，大家凑份子为其敛葬。

凑份子是官吏们为共相娱乐、互道拜贺或者做好事，大家心甘情愿出钱。每人出一份积少成多。毕竟同事一场，助人为乐，且所费不多，承受得起。但有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借办喜事为名，娶亲、祝寿、生子、过年都要下属凑份子送礼。奉承他的人，各处拉人凑钱。有些人碍于情面，不好不送。有些人畏惧权势，不敢不送。明代后期的周宾着写的《识小编》记载官吏借办宴席之名收取“份子”，“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嬴若干，以为主人之得”。办喜事的人，趁机大赚一笔，实际成了变相的敲诈勒索，完全失去了凑份子助人的本意。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里十分盛行“连宗”。《红楼梦》第六回中介绍一个小小人家时道：

“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过一个小小京官，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余者也皆不知。”

这里说到的“连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人认作“本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家是金陵籍贯，而这家姓王的，乃京师本地人，相隔两三千里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扯上瓜葛之亲呢？正应了一句俗语：“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便可以拉上关系，认作“侄儿”，成为“同宗”，即同一个“祖宗”，同一个“宗族”了。

为什么要连宗呢？原文中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因贪王家的势利。”没有势力的趋炎附势，还容易理解，那是希望富贵，希望得到庇护。那些有势力的为什么要接纳呢？那是为了壮大门庭，多一门本家，势力就更大。说穿了，“连宗”的实质就是封建社会官场上一种因权势而互相联络、利用的手段。

因而贾雨村一到京师，马上拿了“宗侄”的名帖去拜贾政，贾政就成了他的“宗叔”，宝玉就成了他的“族弟”了。自然，贾雨村在仕途上也就通达了，就是有了贾家这座靠山。

同姓不同家谱的可以“连宗”。那不同姓的又怎么办呢，那就要“义结金兰”。俗称“拜结义兄弟”，“拜把子”。官场中习惯趋炎附势，互相拉拢关系，便时兴异姓好友，不管山南海北，认作“兄弟”。俗称“干兄弟”、兄弟”、盟兄弟”、血兄弟”等。还要举行一种仪式，焚香磕头，故清代把这种仪式叫着“拜把子”，又称为“换帖”。因为在结拜的时候，要互相交换一份书面文契即“盟帖”，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数折，封面写《金兰谱》或《兰谱》。内写结拜人某某等二人、或更多，因交情日笃，情谊深厚，愿意结拜为异姓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唯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写明姓名、籍贯、年龄、生庚八字（即出生之年、月、日、时、干支），以及三代父、祖、曾祖的姓名和出身、官职等，结拜的年、月、日，结拜人签名盖章或按指纹。在祭祀完各人的祖先后，互相交换此帖，然后便以兄弟相称。

这些把兄弟都是以势相结，常常相互利用。清代官场上流行的“缴帖”规矩就说明把兄弟绝非“盟帖”上所写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所谓“缴帖”，就是说结拜兄弟日后如若在同一地方为官，又成了上司和僚属的关系，那么作僚属的一方就必须将当初换帖时所藏的成为上司一方的盟帖缴还上司。缴帖后，二人不再称兄道弟，只能行官礼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描写了清代官场这种“缴帖”的庸俗丑恶的风气，揭露了拜把子在官场中的虚伪本质。

清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语云“：夤缘大老之门者，讳为拜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夤缘”，即攀附权要，以求仕途通达；大老”，即所攀附的权势人物。意即投拜有名望有权势者为老师，自称门生。

拜门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陋习，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真正意义上的老师，而只是建立一种师生的名义，门生并不计较被拜为老师的辈份、年龄、人品、学识，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时有一定的程序，先请与权势者亲近，或受宠者引荐，然后向所拜者呈上“门生帖子”，并交纳丰厚的“贽敬”（孝敬老师的财礼），再行拜师礼“。门生帖子”要写明双方姓名、自愿建立师生关系等。行拜师礼时要作揖、叩头，口呼“老师”，自称“弟子”、门生”云云。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了。东汉末年着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中论谴交》云：“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拜门”的实质。

与“连宗”一样，有人想攀附权势人物，权势人物也喜欢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南齐书齐怀珍传》：“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足见其势力之显赫。史载，汉代的公卿们就“聚徒常数百人。”难怪历代都时有禁门生之令。至清代初年，“严门户之禁，乡试会试于座主皆不得称门生……”

更荒唐的是，晚清官场中还有所谓“拜断”“缴帖”的规矩。如果门生发迹升了官，位居老师之上，师生关系就不能继续维持。门生就要持红名帖拜于老师之门，名曰“拜断”，意即中断师生关系。老师就要把当初收的门生帖子交还门生，名曰“缴帖”。缴帖后，师生名义不复存在。更可笑的是，在拜门者中，竟有与老师过去是把兄弟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叶伯蓉与赵啸存原是把兄弟。赵啸存升了官，叶伯蓉便一面写禀帖贺喜，顺便缴了盟帖，解除了把兄弟关系，另外又备了一份门生帖夹在盟帖中，算是拜门，一下子就从“干弟”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

清谈之风从“竹林七贤”开始。西晋初，阮籍、嵇康、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据考证，竹林七贤在竹林的主要活动为清谈。他们手持麈尾（一种大鹿的尾巴制成，像扇），采取主客问答式，一边下棋饮酒，一边畅诉幽情。有时在清谈过后，他们还服用丹药。这种丹药是黄精之类的东西，对人有害，但服药最凶的嵇康却深信丹药可以长寿。据信，嵇康脾气暴躁与服药大有关系。“竹林七贤”倡导了清谈之风，以至于在晋朝士大夫中，如果谁不会清谈，谁就被视为凡夫俗子。所以，连热衷于功名的大将军钟会也写了部《四本论》。写完后，想请嵇康指教指教。到了嵇康门前，怕嵇康取笑他，又不敢拿进去。灵机一动，把书从墙外扔进嵇康家，拔腿就跑，哪还有一点大将军风度。在东晋，每到天气睛朗的时候，士大夫们就相邀到新亭宴饮，自然少不了清谈，清谈的内容多半是怎样豪情万丈地收复中原。后世诸如李白、苏轼等人皆喜清谈，其逸闻趣事很多。

其实，清谈并不只是谈玄，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文学、艺术、道德、为人等。从《世说新语》中记叙的言谈来看，大都不是玄言。清谈是使谈话尽量脱离世俗，但难免不涉及世俗，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迪。清谈之风在历代士大夫阶层一直存在，说明投入宦海之士都希望在清谈中，暂避苦不堪言的官场。历代名士的清谈很多，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暗藏机锋，有的清谈典雅，有的意气横生。总之，其中饱含智慧、学识和经验，读起来妙不可言。

风趣幽默。魏晋的郝隆，一天到院中仰卧，别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曰：“我晒腹中书。”一付恬淡悠闲的神态跃然而出。东晋和尚支道林，讨厌贵族，尤其憎恨那些不学无术却又专横跋扈的王室子弟。一次，他见过一群王室子弟之后，有人问：“那群王室子弟怎样？”支道林不动声色地说：“见了一群白颈鸟，只听见他们呱呱乱叫。”北宋的苏东坡，文学上得意，官场上失意。他既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又受到改革派的排挤，时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一次可能是又挨了攻击，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突然，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一婢女：“你说我里面装的什么？”婢女曰：是诗书。”苏东坡不答，又问另一婢女：你说是什么？”婢女曰：是满腹的智谋。”苏东坡不悦。其妾朝云曰：“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终于哈哈大笑起来。苏东坡之所以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与他的幽默风趣是分不开的。有人问晋代的殷浩：“为什么我要升官的时候，就梦见棺材，要发财的时候，就梦到屎尿呢？”殷浩答曰：“可能是因为官本腐臭，所以梦到棺材；可能是因为财本粪土，所以梦到屎尿。”风趣地讽刺了追求功名和钱财的人。

暗藏机锋。历代名士都是饱读诗书饱尝人生之人，他们的谈话往往包含一些令人深思的道理。东晋宰相王导，年轻时精明强干，政绩卓着，到了晚年，变得不太过问政事。年轻的官员议论纷纷，叹息丞相已经老糊涂了。王导听见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都说我糊涂，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定会怀念我的糊涂。”其中，暗藏的机锋岂非仕途的险恶？东晋戴安道隐居会稽山，以琴书为伴，他的哥哥却追求功名。宰相谢安问：“为什么你们兄弟俩的志向如此的不同呢？”戴安道曰：（我）不堪其忧，（兄）不改其乐。”很明显，他不能忍受的是什么，是追求功名时人格的堕落，所以他只能追求他的理想

寄身山水。殷洪乔任太守时，其乡人托他带一百封信去，殷洪乔在一座桥上，将信全部扔进河中，自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世说新语》）。根据殷洪乔的话，可以分析出，信乃是乡人写给殷洪乔下属的。借助殷洪乔交信，乡人以后自然能得到其下属的照料。殷洪乔显然讨厌这种市侩作风，以为要发达只有靠自己的才能，因此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另外，不难看出，其乡人所以那样干，必定是当时官场作风如此，拼命巴结上司以求升级。机锋是佛教用语，后世名士精谈时，以语中暗藏机锋为妙。一次，苏轼与佛印游山。苏轼见一座山峰峭拔，秀丽可爱，就问佛印那是何峰，佛印曰：乃飞来峰。”苏轼问：为什么不叫飞去峰呢？”佛印曰：“一动不如一静。”看似闲谈，其实是在委婉地劝告苏轼：难道喧嚣嘈杂的官场能比清新秀丽的自然舒适吗？

清谈多精辟之作，也有附庸风雅的愚蠢之谈。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很羡慕前人的清谈妙语，因此常聚在一起作俊雅之言。一士大夫提起话头：“当今天下，戏曲的泰斗当数南洪北孔。南洪乃洪昇，北孔乃孔尚任。”另一士大夫反驳曰：“不然。当今天下，我倒知道二人，此二人乃南辕北辙。”众皆大笑。此人毫不变色：“笑什么？南‘元’乃元好问，北‘辙’乃苏辙是也。在下与他还有一面之交呢？”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

清谈本是士大夫阶层为逃避官场的繁杂和险恶的一种方式。如果专心事之，对己对国都有害，轻则祸及其身，重则国破家亡。南朝梁名士徐摛、庚肩吾喜清谈，尤其谈诗，简文帝萧纲受其影响极大，他们共创了轻靡绮艳的“宫体”。结果大臣侯景趁他们不理国事之时，灭了梁朝。无独有偶，南唐冯延巳虽官居要位，但对北宋咄咄逼人的威胁视而不见，不思励精图治，却同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沉湎于清谈，耽于填词，结果亡国。

清谈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不得而知了。但对于厌倦仕途的士大夫来说，不啻为轻身之举。苏轼有诗云：“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岂非士大夫的心声？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一件充满色彩的精品。它也是一篇骈散结合、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的优美散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兰亭集序》记的是东晋永和九年的事。暮春之初的二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借着宛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咏怀。人中，王羲之等人各赋得四言，五言诗各一首；有人各成诗一首；另外人混迹在名士群中宴游，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各“罚酒三巨觞”。《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作成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

“曲水流觞”同王羲之等人的雅集宴饮，其实并非首创，他们不过是袭用了古代修禊的习俗，不过这一次集中了一批喜欢舞文弄墨的名士，和一些附庸风雅的士大夫，多了一些文人情调罢了。

修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每年春天，三月的“上巳”日，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叫作“祓除”，也叫“修禊”。因为修禊是在河边的活动，又演变成了临水宴饮的风俗，修禊的古老巫术仪式逐渐让位于活泼的宴游了。达官贵人或文人骚客更免不了要赋诗行令，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些花样，把酒杯放在弯曲环绕的小溪流里，让它随波泛流，酒杯漂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称之为“曲水流觞”。

王羲之等人给这个群众性的节日赋以了文人的情调，后世士大夫们都乐于响应这种风流，直到唐宋，朝廷还一直重视修禊日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一天赐宴，赐钱给文武百官，并且官修游船画舫，以助游兴。然而，这样一来，雅则雅矣，这种活泼泼的节日活动最后缩小到士大夫的圈子里，成了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中国古典式的“沙龙”。在北京故宫乾隆花园，中南海，谭柘寺，香山等处，都有亭子与微型的水渠在石基上凿成的迂回曲折的沟槽相结合的景观，封建皇帝将这些亭子题匾，名之曰“禊赏亭”流水音”流杯亭”等。据统计，类似的景致，在全国不下几十处。这就是“曲水流觞”沦为封建官场“沙龙”的明证。

士大夫的“曲水流觞”自是风雅，其实，没有曲水，官场的宴饮之风自古就很盛。宴饮之中当然更离不开美酒了。自古以来，豪门贵族就好酒，古书说：“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尚饮自榼，古之贤圣，无不能饮。”今人熟知的“竹林七贤”一个比一个嗜酒，《晋书》说：山涛（七贤之一）饮酒量至八斗”。刘伶更是纵酒无度，《晋书》说：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带一个扛锄头的人随时跟着，申言醉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有一天，酒瘾来了，就向他的妻讨酒，其妻把酒藏了起来并砸毁了酒器，哭着对刘伶说：你饮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啊！应该戒掉它。”刘伶说：这很好，但我不能管束住自己，你快备酒肉祭神，我在神的面前发誓，就可以戒掉了。”妻子信以为真，准备好了酒肉供于神前，请刘伶发誓，刘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病曰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便将敬神的酒肉全部装入了皮囊，早又醉倒了。唐代的酒中八仙更为今人熟知，《酒中八仙歌》流传千古，竟成美谈：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诞，恨不移封向酒泉（李琎）。左相日与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李适之）。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洒中仙（李白）。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项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回筵（焦遂）。

士大夫们嗜酒，由此可见一斑。

酒于中国古代官场是太重要了，酒在历史上甚至为兴邦立国，为名人宿将立下卓着的功勋。东汉孔融在《难曹丞相禁酒书》上说：“酒之德，久矣。古先哲王炎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洛万国，非酒莫以也，尧不千盅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盅酒无以奋其怒，赵之斯东迎其王非巵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都是酒在政治上、官场上起的重要作用。

但正如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所说：“酒，天下美禄也。面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然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疾动火……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殒躯命，其害可胜言哉！”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最后亡国的历史故事，就是因酒而“负于政”的典型。官场上贪杯误事亡身的更是屡见不鲜的了。

当然，有品识的士大夫们还是有别于嗜酒如命的酒徒，非常讲究饮酒的环境。他们认为：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石间，平畴，荷亭是最好的饮地；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是最佳的饮侯；清谈，妙令，联吟，焚香，传花，度曲，返掉，围炉是最妙的饮趣；高雅，豪侠，直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是最绝的饮人。

饮酒遣兴更是士大夫们展示才学的风流雅事。我国古代文人饮酒遗兴的诗词佳作琳琅满目，举世无匹。诸如唐朝李白《行路难》：“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宋朝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范仲淹《苏幕遮》“：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李清照《醉花阴》“东蓠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皆是千古绝唱。

双陆是一种古代博戏，据说从天竺传入，所以叫“胡戏”。相传由天竺国王的弟弟发明，此人因犯了罪而入狱，狱中无聊烦闷之际，发明了此戏，以自娱。可见，双陆开始之时是供一人娱乐的游戏。传入我国后，变为两人相博。《魏书术艺传》：（双陆）盖胡戏，近人中国。”由此可见，双陆的传入始于曹魏时期。在南北朝和隋唐盛行起来，后代一直有所流传。《红楼梦》八十八回：“贾母同李纨打双陆，鸳鸯旁边瞧着。”可见，清代亦在流传。

双陆的棋盘有如今之国际象棋，棋子呈棒槌形分黑白两色，主客各一色。棋盘两方各十二枚棋子。然后掷两只骰子，依掷的点数各占步数，先走到对方者为胜。有如今之跳棋。西晋的“竹林七贤”，不堪忍受官场应酬，相邀到竹林下游玩。他们最爱下的棋，除了围棋，就是双陆。其他仰慕其风的士大夫也爱玩此棋。在清代的官场，双陆多用来赌博，因为掷骰子完全靠运气，所以打双陆时，一般都要加彩，即赌银钱。据毛祥麟《墨余录》记载，在道光、咸丰年间，官吏们逢棋便赌。就连围棋这样的高级智力游戏也要加彩，更不用说双陆了。

双陆所用的骰子，是发展到隋唐才产生的，以前掷数工具是箸。箸即筷子，体积大，不灵活，体现不出投掷技巧，也不适宜小范围内的游戏，所以逐渐被淘汰，骰子取而代之。骰子的产生对我国古牌的发明影响很大。

骰子盛行于宋代。宋人将其点数刻在象牙、木头，或画在纸上，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牌，如牙牌、骨牌、叶子戏、麻将牌。最先产生的是牙牌，到明代改成骨制，即“骨牌”或叫“牌九”。如《官场现形记》中的黄三溜子就最爱推牌九，一天不推，心里就憋得慌。每天一从官衙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同僚推牌九，自然是一拍即合。在清代官场中，牌九很流行，因为推牌九输赢又快又大，异常刺激，所以几乎成了人人都会的赌博工具。

叶子戏则始于宴会酒令中。据史载，唐国昌公主常与韦氏家族的人会宴，并进行叶子戏比赛。可见叶子戏最迟始于唐代。叶子戏系纸牌，叶子即分发的纸牌，又叫“马吊”，比今天的扑克牌要长。北宋西昆体诗人杨亿很爱玩叶子戏，还自创了“鹤格”，其水平在北宋官吏中首屈一指。清初，叶子戏在社会上极为流行，在官吏中蔚然成风。据清代申涵光的《荆园小语》记载：“（叶子戏）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红楼梦》里的贾母、薛姨妈、王熙凤等人都爱叶子戏。清代的成都人也爱叶子戏，《成都竹枝词》“：闺中好斗叶子戏。”可见其风已被官吏们带入深闺后院中。

清末，叶子戏发展成麻将牌。麻将牌，又名麻雀牌，与叶子戏相似。在麻将牌中，叶子戏的索子变成条子，万子、饼子袭原称，并增加了东南西北风、红中、发财、白板，使牌的总数翻了近四倍，并由纸牌改制成骨牌，敲在桌上，响声清脆，玩起来“稀里哗啦”。晚清，打麻将成了官吏们消遣、待客的主要娱乐方式，而且赌博之风越吹越烈，小则三千金，大则逾万金的“豪赌”司空见惯。如亲王奕匡之子载振就极爱“豪赌”，甚至不顾官法，设立赌场倡赌。地方官嗜赌亦成风，懈怠政务的人多如牛毛，以至于一天不赌手就发痒，非过足瘾不可。《官场现形记》里，众官吏聚在一起搓麻将，打了一个白天，有人提出明日再打。嗜赌如命的彭太尊说：“卑府在金华的时候，同朋友在‘江山船’上打过三天三夜麻雀没有歇一歇，这天算得甚么！”还有的地方官甚至伙同衙役在大堂衙门内摆起战场，公然宣称“打牌是要紧，学堂不过问”。因搓麻将而堕落为昏官的人越来越多，清政府不得不禁赌，但由于许多高官大臣、皇亲贵族亦参与其中，禁赌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抵触，况且，许多官老爷关起大门在高墙内“砌长城”，谁也拿他们莫奈何。

射覆为古代酒席宴会上的一种游戏，士大夫们尤其喜爱。射，猜也。《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认为：所谓射覆，是把物体放在覆器之下，叫人猜测，故云射覆。李商隐《无题三首》云：“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送钩与射覆相似，参加宴会的人分为两组，传钩于某人手中藏起来让对方猜；射覆则是藏物于巾孟之下让人猜，不中者罚酒。但通常，士大夫们不善此玩法。他们认为另一种玩法更为高雅，更能表现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即覆者先用诗文、成语、典故等隐喻某一事物。射者猜度，也用隐寓该事物的另一诗文成语、典故来揭谜底。在《红楼梦》的才女中，射覆尤为盛行。第六十二回，有宝玉和薛宝钗、李纨等人的射覆描写。“李纨覆了一个‘瓢’字，烟便射了一个‘绿’字”。李纨覆“瓢”，是看见席上有樽，故用既有“瓢”又有“樽”的诗句“瓢樽空挂壁”。岫烟猜“绿”是用既有“绿”又有“樽”的诗句“愁向绿樽生”，所以“二人会意，各饮一口”。可以想象，作为一种玩弄学识的文字游戏，在士大夫中间是颇有市场的。

与前三者不同，蹴鞠是一种体育活动。蹴，踢也。踘，也写作鞠，用熟牛皮制成，中间装有毛的皮球，类似今天的足球。只不过现在的足球，里面是气，“鞠”里面是毛，蹴鞠，亦叫“蹙鞠”、“鞠”、蹴踘”，总之，都与“足”、“革”有关。作为一种体育活动，最先主要用来练武。据刘向《别录》所载：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于战国时。”

在宋代，灌气的足球已出现，但球门很奇特，悬在三丈高的空中，球门宽约一尺，叫做“风流眼”，所以要攻破球门很难，球技要非常高才行。高俅之所以得宠，就是因为他玩起球来“似鳔胶粘在身上，”用今天的眼光看，高俅算得上一个球星了。唐宋的蹴球除了比赛的项目外，还有表演的项目，分个人表演，双人对踢，四人或八人轮踢等。虽然被时人目为杂耍，但的确吸引人，否则它难以引起士大夫们观赏的兴趣。

玉，历来被视为瑞宝，认为可以趋吉避凶，带来吉祥福祉，从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王公诸侯为了讨好祖先，贿赂诸神，用玉献祭，把它作为沟通人世间生灵与阴间神灵的法物。祭祀礼仪大典，都莫不玉为必需品。《周礼》云：“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里的壁、琮、珪、璋、琥璜都是玉。玉不仅被视为能替生者避邪，而且能给死者保尸。因此王公达官大量用玉殉葬，商纣王死后以玉四千件伴其左右。两汉时也规定，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作殓服；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古代对玉崇拜到极致，还食玉以求长生。史书中曾有大量记载，《周礼王府》：“则供食玉。”《战国策》中说楚国最贵的柴火是桂树，最贵的食物便是玉。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仙药篇》中云：“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屈原在《九章》中表达的理想，也是“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山海经》神仙传》搜神记》中也有大量关于玉石、“不死树”、不死草”以及食玉长生的诸多神话传说。

历代帝王贵族都喜好玉石，而尤以明清为甚。明代时，“良玉集京师”，宫廷“御用监”下专设有玉作坊，从事玉器制作。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嗜玉如命，糜费巨资，以求精品。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有甚，好玉之风风行全国。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对清代官场士大夫的爱玉风尚有一段淋漓尽致的精彩描述，他写道：“凡京中之中上等社会人物无不腰缠累累玎玎珰珰者，居则以玉为消遣之品，行则以玉表示富厚之征，朋友相见必以所得之玉相夸示，集会谈话必以玉为主要论题。居家无玉宛如非士大夫之宅第，服饰无玉直同非完整之衣履，身上无玉似不便与友朋相会，无玉之知识直不能插入友朋集体集会之谈话。玉之重要如此，故社会人士无不竭力求之者。”

玉、扇都是官员士大夫所喜好的，古玩更为官场时兴。古玩包括很多，诸如秦砖汉瓦、铜镜、古印、鼎彝、古瓷、古书画等。历代上自宫廷、豪门贵戚，下至一般的官员，都爱好古玩，讲究古玩。官员爱好古玩一则为附庸风雅，当然官场中也不乏能真正鉴赏品玩之人；另外这也是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的万全之策。封建社会中，皇帝家天下，独断专行，官员虽吃皇俸，代管百姓，可也不敢轻易谈论朝政，一言不慎，便可能带来血光之灾，甚至祸灭九族，行为也受到官箴的诸多限制。于是玩古玩便成了一种极好的消遣方式，乐得清闲。

古玩在官场中除此之外，还别有他用。古玩虽小虽旧，但价值连城，因此收藏古玩极利于招财敛宝，保值十分方便稳妥，而且又利于洗钱。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官吏有了钱明目张胆地购田置地，不被御史参奏一本也要被社会非议。而古玩是没有定价的，价值一千元的东西，或许一元就能买到，官吏收藏有数倍于他俸禄的古玩，也说得过去，为事理所容。因此收藏古玩成了官吏隐藏其不义之财的好办法，成了作官的一种诀窍，为历代众多的官员所采用。官吏升迁不定，全凭皇帝一句话，随时得听候调拨。在京师任职时有钱就买田置地，如要外调，事情就麻烦了。这古玩体积小，重量轻，只需往箱子中一放就可赶赴新任，比黄金珠宝还方便。正由于官员好收藏古玩，且古玩体小价昂，因此有人别辟蹊径，使其成了求职办事的敲门砖，以代替孔方兄。古时官场总是和钱相连的，贿赂之风盛行。贿赂官员用现钱终觉难堪，且容易被别的官员抓住把柄，以古玩代钱就是一种可行的好方式，故风行一时。《水浒传》中的生辰纲便是梁中书送给当朝权贵蔡京的大批古玩。反映明代社会习俗风情的《金瓶梅》中也写道：西门庆为巴结蔡京，送给其门生山东巡按御史宋松原一个古玩炉鼎，而当上了清河县的千户，管理一方治安。

官场收存古玩成风，因而也出现了大量古玩店。何彤云在《赓缦堂杂俎》记道：“京师琉璃厂，列肆如云，古董居其大半。”古玩店中有些十分有名。如“博古斋”、“德宝斋”、宜古斋”、尚古斋”以及“广文斋”等。这些古玩铺通过古玩与官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不准公开买官时，某个官职有了空缺，价值一万元，想补缺的人直接用钱买官有失雅观，于是卖官的人就把不值一文的破铜烂铁送到古玩铺，要价一万元，而求缺的人就以一万元通过古玩铺买下。如此一转折，受贿卖缺的蛛丝马迹就被抹掉了。任何参奏，任何调查都不能获得犯法的实据。因此古玩也就成了卖官买缺的媒介，官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东西。

官场中人都极重体面，他们虽富，但也会遇到手中现钱不够的时候。上当铺有损官面，向别人借也欠妥，最好的办法是以古玩来救济。如某官缺钱一千元，于是就把价值二千元的古玩送到古玩铺中，请其代为出手，开价一万元，声称已玩腻了，另外寻得了珍品，手中尚缺一千元，请求借给一千元。古玩商深谙其道，知道这价值二千元的古玩要价万元，是绝对卖不出去的，但有此作抵，也乐于借给官员一千元以作周转之用。这种方法既弄到了钱，又不露穷像，官员们对此十分满意，故遇手头周转不灵时常用此法。要知道，败坏家业，暴露家道衰败，古人是很以为耻的，何况是作官之人。

总之，收存古玩官场之风，是官员附庸风雅，公余消遣，积钱保值，送贿受赂，升官谋缺，进身保禄的方法。古玩成为官场喜好之物，也就身价百倍，日渐昂贵。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音乐舞蹈艺术源远流长，并且和宫廷、官场有着不解之缘。

汉魏时期，出现了官府的音乐机构乐府，主管乐舞，并设立了官职。李延年就曾任协律都尉。乐府机构庞大，最盛时人数达千人之多。历史上，与乐府齐名的官府音乐机构是教坊，专门掌管教习乐舞。教坊中训练十分严格，有专门教师教授，每年以学生的学业成绩对教师考定上中下三级，申报礼部。十年大考评一次，礼部还要进行复核。当时的教坊成为天下乐舞精英荟萃之地，名家如云，高手如林。

唐玄宗李隆基，生性风流，精通音律，他以着名的《霓裳羽衣》大型乐舞将古代乐舞艺术推向了高峰。历代诗歌和传奇小说都曾经着力描写《霓裳羽衣》，把这部乐舞的声色之美同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的恋情故事揉合在一起，为人津津乐道。就艺术成就而言，《霓裳羽衣》堪称唐乐舞的绝顶，以讽喻着称的白居易，对这部乐舞也倍加赞赏。他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评价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并在这首诗中，对《霓裳羽衣》的服饰、音乐和舞蹈一一作了描述，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录：舞伎身着“虹裳”、“霞帔”，头戴“步摇”，盛饰钿璎玉佩。乐队磬箫筝笛次第发声，奏过“散序”六遍，至“中序”方入舞拍。此时舞伎翩翩起舞，“飘然转旋回雪转，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渐而风袖低昂，如仙子凌虚招引。“曲破”（高潮）时“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最后听得长引一声，乐舞出人意外地嗄然而止，在“仙境”的“忘我”中结束。《霓裳羽衣》的最佳表演者就是贵妃杨玉环，“尽日君王看不足”的就是杨妃的舞姿。因此，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认为杨玉环是踏着《霓裳羽衣》的节拍登上得宠受幸的台阶。

这“可掩前古”的《霓裳羽衣》并非乐工所作，而是出自当朝天子唐明皇李隆基之手。民间将其神话，传说这是李隆基畅游月宫，见仙女歌舞，突发灵感而作。这位唐明皇，其实是半截“明星”，半截“昏君”。但他不输文采和风骚，“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他在宫中辟有“梨园”两处，选入宫廷歌舞艺伎几百人，称之为“皇帝梨园弟子”，由他亲自教练，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他宫中的“勤政楼”，并不以勤政着称，却以游乐驰名。倘有宴集，他就率领臣僚在那里观赏歌舞百戏，作终日之乐。他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勤政楼前更是“君臣共为荒乐”，以致民间怨声载道。他很欣赏西域乐舞，自己就善击西域传入的羯鼓，并称羯鼓为“八音之领袖”。他的宠妃杨玉环以及先为宠臣，后为叛贼的安禄山都是胡旋舞的里手，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曰：“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由于唐玄宗李隆基以皇帝身份倡导歌舞而诸多创设，他在歌舞戏曲史上赢得了声誉。“梨园”成了后世戏班的雅称，他竟然成为戏班礼拜的护法神式的祖师爷。盛唐时期的宫廷乐舞的繁盛和佳作的诞生，的确是领受了这位艺术护法神的恩惠。

元代以后，戏曲逐渐成熟，由于比单纯的乐舞更有趣，因此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官员们娱乐的主要方式。清代，看戏就是官员的重要娱乐活动。官员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所以他们看戏有自己的特点。

官员身为“父母官”，应理朝政，沉湎于戏剧，是有违官箴的，往往要受到纠劾。官场道德向来认为唱戏属三教九流，耻于挂齿，“衙门中，第一以不抹牌，不唱堂戏为高”。但是由于吏治败坏，特别是清末，官场腐败，再加上皇帝后妃们都迷上看戏，慈禧就专门在宫中修了大戏台，以供自己观戏。清末北京城中着名的四大戏台：紫禁城内宁寿宫院内的畅音阁、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台、圆明园的清音阁、避暑山庄的清音阁都是供皇家享用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因此官员也就肆无忌惮地沉湎于戏剧中，甚至以此为“排遣日月唯一之当务”，而对政务怠懈不理。这种官员比比皆是，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酷嗜戏剧，竟至堂上办公时高唱。一次衙参，下僚刚要禀报公务，“善耆，忽一声倒板，四座惶骇，久之乃引散”。此景况被人视为“亡国之怪现象”的代表。善耆府中还建有戏台，他常令僚属陪他排戏，对自己喜欢的戏友，还提升官职。他的部下，副参领韩秀峰颇嗜京戏，其兄韩二刁是京中票友里有名的武生，善耆慕名将韩氏兄弟约到家中研讨戏艺，并提拔韩秀峰为正参领。清末新建县令汪以诚平时不理政务，“专主办戏政”，故被人戏称为“戏提调”。

清代许多官员为了自娱的方便而在衙署中自养戏班。反映清末社会百态的《红楼梦》中的贾府就专门花银子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办戏班。《歧路灯》也写某河南巡抚大臣说：“近日访得不肖州县，竟有豢养戏班以图自娱者。”官员到戏园看戏已违官箴，更何况私养戏班，那更是大伤风化。所以清朝规定衙署中不许自养戏班，否则予以处罚。嘉庆四年上谕：“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乾隆三十四年还专门谕令：“敕督抚不时访查纠参，虽有一二人，亦不可徇隐。”虽然官场有所规定，但执行起来却多有变通，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屡禁不止，如清末官场禁烟禁赌一样，不了了之。

狎妓是中国古代官场最腐朽的风习，上至皇帝，下及重臣、名士都乐此不疲。

早在先秦时代，统治阶级已有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士游乐的现象，《战国策东周策》载说管仲治齐，曾置“女闾七百”以佐军需。《吴越春秋》云：“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到了汉代，武帝更在军营“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秦汉以后，朝廷设立“乐户”和“教坊”，蓄养女乐，即“女伎”。女伎们不但要满足狎妓者的肉欲，还要为其提供乐舞等娱乐。这也是官场达官显贵狎妓成为传统风尚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乱，战乱频繁，士大夫们精神空虚，更是放浪形骸，拼命从情欲上寻求刺激。他们广蓄家妓，以金钱将女子一次性买下，供自己永久淫乐；还另觅寻欢作乐的途径，狎妓之风一时大盛。当时文坛上的淫诗艳语，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官场风尚。

宋代，朝廷对官吏狎妓曾有一定的禁令。《画墁录》云：“惟圣节（皇帝生日）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其实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宋代士大夫狎妓一点不亚于唐代，连已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宋徽宗也以狎妓为快事。这个道君皇帝就是当时东京名妓白牡丹李师师鸳帐里的常客，《如梦录》云：“大梁驿原是宋时小御风巷风铃寺故基，徽宗幸李师师处，僭称师师府，下有地道通宫院。”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如此荒淫的皇上，当然更不乏风流的臣子。竟弄出君臣都狎李师师淆乱纲常的事来。张端义《贵耳集下》：“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北宋着名词人）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床下。”《东京梦华录注》“：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

明初，朝廷曾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叙（”《菽园杂记》）。但自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而官员士大夫则陶情花柳，前期的禁令也形同虚设。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南、北西京为中心，娼妓大量发展起来，当时人竟有“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五杂俎》）之类的感叹。

清代咸丰以前，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是十分严厉的。但咸丰以后，禁令渐弛，官员狎妓逐渐增多，后来竟蔚成风习。官场竟有“无妓不欢，无妓不饮”的奇谈。光绪中叶以后，士大夫狎妓空前鼎盛，此时的妓馆，高张艳帜，车马盈门，娼妓也纷纷角逐于官场，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作妾。有人做诗讽刺当时的狎妓陋习：“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郎员主”即京官中的员外郎、司员、主事。“胡同”指八大胡同等妓馆。逛妓院，已成了这些京官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李伯元《南亭四话》录有一首《官押妓》诗，咏天津的侯补官狎游之状：“多半珊瑚结，褂子通行海虎绒，谁是官场谁买卖，夜来都打大灯笼。几人前导轿如飞，不是蓝围便绿围，记得大风倾侧日，何如车马压尘归。”十足表现出官老爷狎妓的派头。

清末官场，更演出了两幕颇为精彩的狎妓闹剧，震动朝野。闹剧的男主角竟是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之子，官居尚书、御前大臣之职的载振。女主角是妓女谢姗姗、杨翠喜。据《清末民初云烟录》载，谢姗姗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谢珊珊本是天津一妓女，为载振所爱，当时载振任商部尚书，一次大宴宾客于余园，召集沽上名妓侑酒，珊珊也在被招之列。席上，载振及其高官们，在“群芳丛中嬉谑无度，丑态百出。一时钗横鬓乱，觥筹交错。珊珊被灌得大醉，醉中以脂粉涂抹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上，引来满座欢笑。陈璧受之陶然，不以为忤。贝子（载振）正在张牙舞爪之际，更是顾而乐之。”这件事大失官场体统，被御史张元奇弹劾，迫于压力，慈禧太后只得下诏书申斥，责令闭门思过。

事过三年，又发生了杨翠喜事件。载振去东北办理公务路过天津，认识了天津名妓杨翠喜。道员段芝贵为了升官，花巨款将杨赎了身，献给了载振，段芝贵果然升迁，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不久，翠喜事在京中春光泄露，御史赵启霖上奏对段弹劾，牵连及奕匡父子。奏章上达后，朝野震动，清廷不得不下诏撤去段的官职，载振也迫于朝野压力，不得已辞去尚书职务。

中国古代官场除了狎妓，更显其官场腐败莫过于狎男妓了。狎男妓之风起源甚早，古代君主宠幸嬖臣的实质就是狎昵男妓。《艺文类聚》卷三十三引《汉书》，就谈及汉初高祖的嬖臣藉孺和孝惠帝时的闳孺，这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魏晋南北朝时，狎男色之风就十分猖獗。男妓又称娈童、优童、歌童、像姑，多为年少相貌清秀者。狎男妓成为官场一陋习兴盛于明清两代，因为明代、清代都曾禁官狎妓宿娼，但狎优可以通融，于是狎男妓之风便在士大夫中兴盛起来。清代诗人蒋士铨《京师乐府词戏旦》描述了官吏们狎像姑的丑态：“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镫筵逞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古之嬖幸今主宾，风流相尚如情亲，人前狎昵千万状，一客自持众客嗔。酒闲客散壶签促，笑伴官人花底宿，谁家称贷买珠衫，几处迷留僦金屋。蛣蜣转丸含异香，燕莺蜂蝶争轻狂，金夫作俑媿形秽，儒雅效尤慙色荘。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清代称男妓卖淫处为像姑堂子，故男妓又称像姑。像姑待客有“侑酒”，唱曲”，谈诗论画”和卖身。清人陈森写的《品花宝鉴》就有士大夫们狎像姑的描写。清代乾隆时的大吏毕沉就是有名的狎像姑者，他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赵翼、袁枚均有《李郎曲》记二人事。《孽海花》写了个叫庄立人的官员，“喜欢蓄优童，随侍左右的都是些十五六岁的雏儿，打扮得花枝招展。乍一望，定要错认做成群的莺燕。高兴起来，简直不分主仆，打情骂俏的搅做一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载“：这京城里面，逛相公（即狎男妓）是冠冕堂皇的，甚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可见官场上此风之盛。

选拔官吏是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什么人能涉足官场，担任官吏呢？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担任官吏呢？大致有世袭、察举、科甲、捐纳、荫功，等等。

世袭是我国古代沿袭最久远的一种入官途径。《孟子万章篇》说“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故能“继世以有天下”。夏启是史书公认的开世袭之先河的第一人。《礼记礼运》：大人世及以为礼。”世及”即世袭，孔颖达说，世及，诸侯传位与自家也”，父传与子，无子，则兄传于弟也”。靠世袭为官，上古贵族，诸侯才有此特权，所以《孟子告子下》云：士无世官。”就是说士不得世袭为官。秦汉以后，凡是立了大功，封了爵位的高官死后，儿子就可以承袭得官。这方面的事，《红楼梦》中写了很多“：宁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只剩一个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别事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个儿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所写贾代化、贾敬、贾珍都是世袭得官。另外荣国公的后人，贾代善、贾赦，也是世袭得官。

“察举”制度是我国最为古老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周礼地官乡大夫》讲到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的人才。据《礼记王制》记载，周朝时即养士于“庠”“、序”等地方学校中，由乡大夫、乡老考察其是否贤能，择其优者送进“国学”，然后再选其“贤”者授予一定的官职。《礼记射义》也有诸侯贡士于天子的说法。

春秋初期，一些诸侯国为了争得霸主地位，纷纷进行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改革便是打破原来官爵世袭的制度，按照“选贤任能”的原则来选拔官吏。例如齐国管仲就主持从国都中下层的士中挑选人才。当时管仲提出选拔人才的标准是贤、明。贤，即拳勇股肱有力出众；明，即好学、慈孝、聪惠、质仁。选拔时要经过三选，三选而合格者，可以担任上卿的副手。

战国时期，各国从平民中选拔官吏已相当普遍，在选官标准上一般都采用“选贤任能”、论功赏爵”的原则。如秦国规定，凡能辟地，胜乱和力农者，可以仕进为官。为保证选官得当，秦国法律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汉代在选拔官吏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形成明确的选拔官吏制度。当时主要推行“察举征辟”制度。所谓“察举”，是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如丞相、侯、刺史、郡守等，将经过考察的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经过朝廷考核后，授予不同的官职。所谓“征辟”，是朝廷和高级官吏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干的人才聘为自己幕僚属官的称为“辟”。西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度，注重于有声望长官的推荐，“不察廉为不胜任，当免官”，可见郡国长官在察举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相当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豪门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竭力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九品”，即将士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个等级，在州、郡、县设“中正”，由“中正”负责对本籍士人进行考察，评定出品级，供朝廷授官。由于地方上担任“中正”的均是有地位有势力有声望的士族成员，他们评定士人品级重出身门弟，不重视真才实学，这严重堵塞了普通中小地主进入仕途而迁升的道路，造成魏晋南北朝一段时期内，官僚统治阶层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隋唐以后开科取士成了士子得官的主要途径，但“察举”一途仍未阻断，一直延续至清代。清代将此得官之途称为“保举”。就是由外省大吏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专折向皇帝密保，某人可以担任什么官。京中大僚如大学士、九卿、尚书、侍郎也有此权。经密保的人，可以不经科举考试，便由皇帝召见，面奏称旨，授予科名官职。这些人大都是学问特别好，平日已有了声名，便有可能逢此运气。康熙四十五年，大学士李光地荐直隶秀才王兰生入值内廷，皇上面见后十分赏识，赐予举人、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来王兰生做到了一品大官。

“科举”，又叫科甲，这是隋唐以来沿袭到清末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也最受士子的欢迎，这种制度为庶族地主得官提供了机会。以“科甲”出身得官，被视为正途出身，是最正当的，最荣耀的，尤以进士科为最。进士科考试合格者称为“及第”，唐代的“及第”者要在曲江池参加庆祝宴会（宋代称“闻喜宴”，因宴地在琼林苑，故又称“琼林宴”，明清定制由礼部赐宴，称“恩荣宴”），得以在长安慈恩塔下题名（元以后，改为由朝廷出资刻建进士题名碑），荣耀之盛，可想而知，以致当时进士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之称。所以士人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

“荫功”是靠祖宗余荫得官，多出之于皇帝直接给，因而也叫“钦赐”。

《红楼梦》第二回写贾政的出身“：原来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怜念先臣；即叫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刻引见，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人部学习，如今已升上员外郎。”贾政本想从科甲及第，但本事不济，未考中“举人”“、进士”。他老子的官，由长子贾赦承袭了，轮不到他。他的官来自“不料”，皇上念他父亲一生，赐”了他个官。

按“荫功”得官，意思就是祖上的功劳荫及后代。分恩荫、难荫、特荫三种。贾政得官，属于“特荫”。《清史稿》“选举志五”引乾隆三年诏曰“：皇考酬庸念旧，立贤良祠于京师。凡我朝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永享禋祀，垂举无穷。其子孙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者，朕甚悯焉。其旁求贤良子孙无仕宦者，或品级卑微者；各都统，督，抚，择其嫡裔，品行材质可造就者，送部引见加恩。”

贾政就属既不能因科甲得官，又没有条件袭官，就如“诏书”所说“不能自振，渐就零落”了，因而被皇帝“特荫”钦赐了个官。

清代选拔官吏不叫“选官”，叫“升”官“，放”官，授”官。选官”在清代有特殊的含义。清代规定，已经取得出任知县、知府资格的人，并不是马上可以到某县、某府去上任。而是到吏部按期抽签选定省分，领了凭证去上任。因为有资格的人多，而实际的职位少，用抽签的办法，谁先抽到谁先去“。选”的花样很多，引几句《清史稿》的原文，就可见一斑：凡选缺，分即选、正选、插选、并选、抵选、坐选，各辨其积缺不积缺，到班者选之。选班有服满、假满、俸满、开复、应补、降补、散馆庶吉士、进士、举、贡、荫生、议叙、捐纳、推升。大选双月，急选单月……应选者悉赴部投供点，为永制。”

有了作官的资格，选了官，才能去“上任”。不然，只能等着。选了官，走马上任，叫着“实官”。有资格而无实官，为“后补”，如后补知县、后补知州等等。有的要后补很多年，才轮到“候选”，因为轮到候选，就可以到吏部报到抽签，得官就有望了。《清史稿》记“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到三十年者”。

清谚云“：捐官做，买马骑。”捐与买并称，表明“捐”不过是“买”的美称罢了。其实，明代小说《金瓶梅》就谈到了官场上这个弊端“：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黉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正是：宝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邓通，汉文帝时官至上大夫，许其铸钱，邓氏遍于天下，后人常用他的名字作为钱的代称）吴趼人在《俏皮话》中描写一个靠花钱得官，升官的捐官者，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升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孔方（孔方兄）即钱。

由于捐官靠的是钱，所以大量有钱而无能的人当了官。清初，董含在《三冈识略》中描述捐官的纨袴子弟道：“迨开捐纳之例，于是纨袴之子，村市之夫，辇资而往，归家以搢绅自命，张盖乘舆，仆从如云，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扬扬自得。”这种官威官谱，都是用钱买来的。鲁迅在《各种捐班》一文中讽刺了那些靠钱买官的财主少爷“：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其中说的“忙了几天”，大概是在办交钱买官的事宜呢。

为什么有的人为了捐官，竟不惜卖掉家产，其实捐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难怪官场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叫作“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李伯元《活地狱》）。捐官的都知道“，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是官场上的老话了。清代欧阳昱《见闻琐录》说，捐官者一旦得到官，既要在官任上将捐官时借的款还清，又要为以后积储，所以贪黩至极“，如委群羊于饿虎之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无所顾”。连道光皇帝都说：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

清代的“捐官”名目繁多，在《清史稿选举志》里有详细记载，大体可分如下几种：

一是“捐实官”，花的钱最多。不过捐了就可以到差，有了机会就可以补缺额。没有缺的时候就等着。但也上衙门应卯。比如，捐的是京官，如郎中，或以下的员外郎、主事等职，就要分发到六部衙门点卯。如果这时正式编制的郎中、员外郎等等没有缺额，那么这个捐官的人便是“额外郎中”，或“额外员外郎”等等。如捐的是外官，就分发到各省，去作“后补道”后补知县”等，都要等机会候实缺，才能“掌印把子”。这个机会就包括走门路，花更多的钱去运动了。

二是“捐出身”，也就是说的“捐前程”。这大致又可分两种，一是“记名”，或叫“纪录”。纳捐之后，主管官吏分配考核的吏部便可纪录下你的名字（包括三代简历），你就取得了作某级官员的资格。如果你家有财有势，不想去顶实缺，那就不必再花钱走门路，在家就可以穿官服，出门也可以摆官派了。二是捐“虚衔”、顶戴”，就不必到吏部去“记名”，到各部衙门应卯了。不过是一种荣誉“职称”，只是可以穿戴这种官品的华丽官服，使用官用的车辆马匹，以及执事等等罢了。

三是“官再捐官”，就是小官花一笔钱，可以捐个大官；后补的官，花一笔钱就可以很快补缺，被革职的官还可以捐个复职。

四是“捐考试资格”，即“纳银入监”。就是说花钱可以取得考举人必具备的“监生”的资格。所谓“监生”，就是国子监中读书的学生。花钱捐的监生就不必到国子监去读书了，却有了“监生”的名义，倒有点像今日的“同等学历”。因是用钱所捐，所以“，监生”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常是小说、戏剧中讽刺的对象，就如《儒林外史》中吝啬出奇的严监生。

捐官一项在清代是弊端百出，黑幕重重，曹雪芹影射康、乾盛世的小说《红楼梦》对捐官内幕也颇多揭露。该书十三回谈到贾珍给儿子贾蓉捐官一事，捐官本是户部办理的事（户部是管财政、税务的，捐官本是一种筹款手段，因而由户部管理），贾珍不去找户部官吏，却去找太监。这个大太监叫“戴权”，庚辰本”指批：妙，大权也。”实际是掌大权的。他公开售官鬻爵，而且口气之大，无以伦比。户部堂官老赵，不是尚书，就是侍郎，都是朝廷高官，却都听这个大太监的任意指挥。

清末庆亲王奕匡也是个卖官鬻爵的典型。他所卖的官不可胜数，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庆亲王外传》记其受贿卖官、众官奔走其门云：“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者也。”有个想求使臣之职者，行贿后对一亲友说“：庆王让我当使英使者了。”亲友问他：你花了多少钱？”他答以若干。亲友一听便说：英使价高，你花的钱只够当出使比利时或意大利的使节。”果然，这人后来被任命为使意使节。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匡示意众人，此缺当售银三十万两。盛宣怀要买，奕匡说：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后来经盛宣怀活动，奕匡总算答应“：那就三十万吧，但须交现金，不收他物。”又如红楼梦》中所写：襄阳侯兄弟老三捐“龙禁尉”，大太监戴权收了人家一千五百两银子，贾珍给贾蓉捐，他卖个交情，只收一千两，当贾珍问他：银子是送到部中去兑，还是送到他家中。他对贾珍说“：若到部里兑，你又吃亏了。”

捐官本来是报效国家，为公筹资的方式，就这样被这些赃官污吏层层中饱给贪污了。《燕市积弊》云“：论商界名望最大，举动儿款式，莫过于金店。其中可分为金捐两行……所以能赚钱的，就仗着后柜办捐。前几年这行买卖，跟吏、户两部的书吏都有来往，柜上单有跑衙门的，不到文选司，就上捐纳房，不是查条儿，就是赶片子（可得二八余润），甚么注册咧，核准咧，取结换照、交库上兑，外带着包揽，验放上班……即不十成部库上兑，岂非由性儿绕捐。省钱合例，一切虚衔顶戴，以及双月实官，各项升阶，很有大赚。”这金店代办捐官的内幕，给我们展示了正史中见不到的清代吏治弊政；捐官之普遍，捐官手续之复杂，捐官之黑幕重重，经手者多么赚钱。一般捐官者，哪能像贾珍直接认识大太监戴权呢？为了打通层层关系，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

中国的称谓最复杂，一般人的家庭、亲戚、朋友的称谓名目繁多，无法搞得清清楚楚，不像西方人的简明，他们凡是姻亲只须在血亲称谓之下加in-law两字便得，什么岳父母、姨父母、舅父母、姑父母等等都不必啰嗦。官的称谓当然比平民更为复杂，令人看书时看不懂。

至于看戏剧、影视中的称谓，更是怪样百出，使人喷饭绝倒。我在一出讲清代辛酉热河政变的电视剧中，听到有人称恭亲王奕为“恭大人”；蒙古亲王、嘉庆皇帝的郎舅之亲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竟被人贬称为“僧将军”，这位蒙古亲王贵倨异常，若有人贬称为将军，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咸丰皇帝称他的宠臣肃顺为“肃中堂”。在编剧的人以为“大人”是最崇敬的称谓了，不知亲王的地位远在一般大臣之上，决不能以“大人”或“将军”称之；而皇帝称臣子只是直呼其名，决不会以官衔呼之，何况肃顺又是他的侄儿辈。那除非年迈当过帝师的老臣才有时予以殊礼，或如历史上的董卓、曹操等权臣才会“天子不名”，这在汉、晋以降也是极罕见的。清代的皇帝一时高兴，康熙称查初白为“烟波钓徒查翰林”，乾隆称沈归愚为“肤的诗友”，曾使两位诗人骨头轻了好一阵。

对官的称呼，视其官职的尊卑，有严格的区别，不能随便胡叫，而且也不能单凭字义，需要根据习惯，例如最普通的称呼“大人”、“老爷”、“太爷”三者，看字眼好像以“太爷”为最尊。实则大谬不然，三者以“太爷”最为卑下，只是在县令之下的卑秩如县丞、典史等八九品官的称呼，七品的县令便要称为“老爷”了。虽然民间背地口头上也常惯称“县太爷”，但当着县令的面便决不敢这样，也许还要在“老爷”之前加一“大”字。“老爷”之称，从知县到知府而止，四品以上的官便要称为“大人”，但清代后期，知府（从四品）也升了格称为“大人”了。“大人”之称，从四品的道员直到正一品的大学士都可称，不过再高的官，一回到家中，则只能被家人叫“老爷”，而且不“大”。《红楼梦》里的贾政，从他的妻子王夫人和儿子贾宝玉口中，都口口声声叫他为“老爷”。至于贾赦之被称为“大老爷”，那是因为他是长子，是排行而非尊称。

除上述三种面对的称呼外，口头上或书面上对官的别称，其繁琐和复杂，更令人眼花缭乱，不知适从。要一个现代学生去理解，则并无专书可稽，真是困难重重，使人废书长叹。

一个知县，别称有“邑侯”、“明府”、“百里侯”、“大令”，但可不能称知县为“县官”或“县主”，因前者为天子的别称，后者是女人的封号。知府有“刺史”、“太守”、“郡守”、“郡侯”，道员有“观察”、“道台”，臬司有“按察”、“廉访”、“臬台”，藩司有“布政使”、“方伯”、“藩台”。至于巡抚和总督，因为他们属于钦差体制，称谓更繁，除了巡抚称为“中丞”、“抚军”、“抚台”，总督称为“制军”、“制台”、“大帅”之外，还可以其本职（见《官的“任”与“差”》一节）称为“侍郎”、“中堂”、“尚书”、“都堂”等等。那些别称，随着着书或写信的随意称呼，并无一定的准则，造成读者不少的困难。

京官比外官更要复杂。先从做官的出身--科举说起：

状元是世所艳称的衔头，所以别称也特别多，除了在翰林院的总称为“太史”之外，状元还被称为“殿元”、“龙头”、“殿撰”。他的“翰林院修撰”本职，是不作其他官员升降之途的。这在明代还不是那么严格，到了清代，仅有金坛人蒋超以探花升迁为修撰，这是清代科举史上一个特例。从六品的修撰是做官的终南捷径，要是不受挫折，平平庸庸地过二十年便可跻身于官居极品的正一品大学士；大学士不是翰林出身是不能充当的。

明清两代政府最主要施政部门一直是在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官分两种，一种叫“司员”，是属员；一种是领导，叫“堂官”。此外便是不算是官的“吏”，这要在另文中专门谈到。司员分三种，最高的是“郎中”，犹如现代的司长，次之为“员外郎”和“主事”，五六品的中级官吏，犹如现代的科长和科员，他们是政府组成的中坚分子，国家的一切庶政之所由出。

郎中和员外郎倒并没有什么别称，只有主事也可称为“主政”，是观政某部的意思。但有一莫大的笑谈：清季民初的上海长三堂子里的老鸨也被一些倡门才子称为“主政”，为她是主持妓院里的觞政的意思；这正和北京的男妓被呼为“相公”一样，这个最下贱的职业和当时最尊贵的高官大学士同一称呼。明代嘉靖年间着名文士宗臣的《报刘一丈书》中便有“相公厚我，相公厚我”的名句，这个“相公”便是指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相公”的别称一直沿用于明、清两代，想不到会与男妓同垂不朽。

这三种六部司员还可以用所属的部作为别称，他们在京师的寓所，往往张贴一张红纸，如“吏部王”、“户部李”之类，人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吏部”或“户部”，分不清究竟是三种司员中哪一种。但只能用“吏部”或“户部”两字，若在两字之上加上“大”、“少”字样，如“大冢宰”、“少宰”、“大司农”、“少司农”，则是尚书和侍郎们堂官的别称，司员是不可以僭称的。不过也有称他们为“小宰”或“小农”的，则并不十分通行。这种别称非常不规范，六部之中兵部最为特出，兵部的堂官称为大司马和少司马，但兵部的司员则不可称为“司马”，这个称谓被移称到外吏身上去了，那便是知府的佐贰郡丞、同知和通判之类的别称。白居易《琵琶行》的着名结句“江州司马青衫湿”，他并不是兵部司员，而是谪官江州的丞倅。

六部的堂官各有别称，吏部叫“冢宰”，又叫“天官”；户部叫“司徒”；礼部叫“宗伯”，又叫“地官”；兵部叫“司马”；刑部叫“司寇”，又叫“司败”；工部叫“司空”，各冠以“大”、“少”分别其为尚书或侍郎。清代因为是满族，所以尚书、左右侍郎各设满、汉各一人，每一部共有领导成员六人之多，一直到宣统年间官制改革才废除。

明、清两代的官，主要是在六部，其他闲官冷署不计其数，其实那里的官终日无所事事，只是供官阶升迁的闲曹而已。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都察院，其堂官是左都御史和副都御史，下面便是佥都御史和各道的监察御史。奇怪的是都察院只有左都御史而没有右都御史，这个右职是作为外省的总督“实官”用了。左都御史的品级也是从一品，和尚书相同，因为是风宪官，所以别称为“总宪”，御史则称为“侍御”，虽只有五品官，却可以专折奏事，背地里大家称为“都老爷”，因有“风闻奏事”之权，大家不敢得罪他们。

礼部是教育部门，也可以说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它相辅的还有一个教育机构，叫做国子监，便是后来的京师大学堂，品级不高的领导层只有四五品官，叫作祭酒和司业，人称“大司成”和“少司成”，却是个非常清贵的衙门，入其中的非翰林出身的饱学之士不可。清代吴梅村、盛昱、王懿荣、王先谦等都是有名的祭酒。

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也有个相辅的审判衙门，有似现代的最高法院，在众多的卿寺中，大理寺的品级最高，也较为重要。其他的卿寺什么太常寺、光禄寺、鸿护寺、太仆寺等等都属徒具形式的闲散官署，只有太常寺卿被称为“奉常”而已。还有一个教育机构、是明代专为辅导皇太子而设的，叫做“詹事府”，清代康熙之后不再立皇太子，但这个衙门还一直存在着，作为翰林院官员的升转之途。到了戊戌变法和较后的官制改革，便和上述一些卿寺一起废除了。

清代最高的官阶便是大学士，但大学士在明代的品级并不高，只是区区的五品官，是作为入阁的尚书、侍郎等参与机务重臣所加的衔。到了清初，一切官制都仍明代之旧，而大学士的品级逐渐加高，成为文阶最高的正一品了。大学士头衔的上面还系以三殿三阁的名称，那些殿阁都是宫殿之名，如文华、武英、保和三殿与文渊、体仁、东阁三阁，所以也可以用殿阁之名来称呼大学士。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便给他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崇衔。在文坛怪杰王闿运的文字里，常出现“曾武英”这种字眼，要是不知道曾国藩有此衔头，任何书中是查不出“曾武英”这位大人物的。除湘绮老人行文好奇之外，在其他人文字中倒不曾见到过。

大学士的别称多得很，最为人知的是“相公”、“相国”、“中堂”，较为通俗和出现在小说中的则为“阁老”，如传说为乾隆皇帝生身之父的雍正朝大学士陈世倌，便被称为“海宁陈阁老”。

明、清两代主要官吏大略所述如上，事实上其他不重要的官不知凡几，限于篇幅，只好从略。至于武官，那时并不为人重，当然也有称谓，最高的武阶是提督，称做“军门”，总兵、参、游、都司等武官，均在第一字下加一“戎”字，都司则称为‘都阃”，也就不必多谈了。

另有一种官称，文武很是混淆，那是“将军”，一般人根据现代和外国的习惯总以为“将军”定是带兵的武官了，但在清代则“将军”之称有三种官员：

其一是带兵的武官通称；

其二是满人独任的各地驻防最高长官的将军，清人入关之后，为了防备汉族的反抗，把八旗兵丁分驻在各省要冲地方，划定地区供满人生息，设有将军、都统、佐领等官，将军的地位还在总督、巡抚之上。这“将军”性质在不文不武之间；

其三则是宗室的世爵，设有“镇国将军”、“奉国将军”等爵位，其地位在亲王、郡王和贝勒、贝子之下，当然也是文官。

上文说到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像电视剧中称他为“僧将军”，能不令这位漠北红面大汉勃然大怒吗？

《水浒》七十回本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写店主人介绍柴进时说：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五十二回中柴进也提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

历代所颁的铁券几乎遗失殆尽，现仅存唐朝乾宁四年赐给彭城王钱镠的铁券。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阅古》中对其祖上传下的这块铁券描述道“：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钱而成，镂金其上者。”这枚铁券虽经历千余年，但仍“铁色如墨，并无锈滥，而金书灿然，光彩夺目，尚如新制”。铁券券文是用皇帝名义刻上的敕文，除书有赐券日期，赐券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功绩外，还记皇帝念功，赐恩免该臣死罪等语，以使功臣“永荷禄位，长受宠荣”。有时皇帝还有“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的保证，以申信用。

颁发铁券，自汉以来，逐渐成为一种封建制度，并日趋完备。铁券制因其维护皇权之功能突出，而被大力推崇。铁券本是皇帝颁给开国功臣的一种荣誉凭证，可到后来，向臣下颁发铁券越来越普遍，成为了一种常制，除开国功臣外，中兴功臣以及皇帝的宠臣，甚至连少数民族首领和宦官都可被赐予铁券。如唐玄宗赐券给安禄山，唐昭宗赐券给田令孜。有些大臣执政后，甚至向太后、皇帝乞讨铁券，以作为护身符。到了明代，朱元璋对铁券更为重视，并对其作了一整套规定，将铁券根据功臣爵位高低分为七等，各依品级颁发，不得逾越。功臣晋爵，铁券也得改制。同时又将铁券制列入国家的最高典礼，把颁赐铁券看作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朝廷大事。

在封建社会漫长历史进程中，尽管皇权时盛时衰，但铁券制总是行而不衰。统一江山时，可以赐予降将，采取怀柔政策，收服人心。如宋太祖赵匡胤赐与南朝降将任果以铁券。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地位衰弱时，用铁券相赏，可换取强藩悍镇们的暂时安定。唐德宗时，王武俊等节度使手握重兵，举兵叛乱，德宗闻讯，立即赐给铁券，并在券文中云“：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实不德，兆民非咎。”低声下气，引咎自责，对叛将又是赦免，又是加官晋爵。王武俊等在拥兵割据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便收起铁券，稍作收敛，继续作封疆大吏。在防范重臣，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可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作用不可等闲视之。辽朝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皇室权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擅威权，凯觎皇位。道宗虽心知其图谋不轨，却无力与其抗衡，便欲擒故纵“，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尊宠所未有”。耶律重元志骄气满，认为皇帝软弱可欺，不加提防，最终被道宗一举剪除。

铁券，可以免罪免死，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并非是一道万能的护身符，时时刻刻都行得通。铁券是皇帝颁赐的，当然不可以此犯上作乱，它只有在犯了除谋反大逆外的普通罪时才有效。如果得到这种特权的人起兵反叛时，或势足覆朝，功高震主，致使皇帝猜忌时，铁券在手也无济于事，皇帝仍会将其处以极刑，甚至罪及九族，满门抄斩。后唐庄宗灭后梁得力于大将朱友谦，庄宗亲自赐他铁券，怒其死罪。后来庄宗听信了奸臣的谗言，逐渐对朱友谦生了猜忌之心，最终将朱友谦及其家族二百余口一并斩首，以绝后患。朱友谦的妻子张氏临刑时，在刽子手面前拿出庄宗所赐的铁券说“此皇帝所赐也”，以乞求保命，但也乏回天之力。李善长是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的左右臂，得力干将，功不可没，但是朱元璋生性多疑，于是借胡蓝党案，趁机大批杀戮功臣，李善长虽有铁券，也不能幸免，全家七十余口被斩草除根。

可见，铁券虽然免罪免死，但却不可恃它而危皇帝家天下，否则如一块烂铁无异。

仕途险恶首先表现在官场倾轧上，为了营私结党，发财升官，攻讦、诬陷，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庚子西狩丛谈》载：随慈禧西行的督办岑春煊在粤督任内倾轧报复众官，曾参罢过一千四百多名大小官员，其中获罪者数百人。这一千四百多人中，“非但睚眦（小怨小忿）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余地”。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但与得罪君王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官场有句古语“：伴君如伴虎。”如果违逆了皇帝的意旨，那就是九死一生了。且不说先秦以前被车裂的商鞅，剖腹挖心的比干，腌为肉干的鄂侯是如何被君王用酷刑致死的。我们仅择捡封建社会中晚期几种皇帝对臣下施用的刑罚来看，就足见宦海风浪的险恶了。

廷杖，是明朝独有的刑罚，就是皇帝叫人用棍杖打臣子的屁股。明《刑法志》载“：凡廷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赴午门。每人一门，门扉随合。至杖所，列校尉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司礼监宣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锦衣卫使坐右其下。俳而趋者数十人，须臾，缚囚至，左右厉声喝：‘阁棍！’则一个执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之三，则喝令‘着实打！’或伺上意不恻，曰：‘用心打！’则囚无生理矣。五杖则易一人，喝如前。每喝则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则举布掷诸地，凡绝者十恒八九。”

杖打的时候，是用布将犯臣兜起行刑的，可怕的是打完后还要把布兜举起来往地下摔，所以致死者甚多。

明代后期，宦官专权，主持了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操全国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不仅主持廷杖的执行，甚至可以“矫诏（”假托君命），说打谁就打谁。仕途愈加险恶，连管弹劾、监察的官吏也难免遭打。如明成化朝的都御史牟俸、待郎马文升和司礼监汪直不合“，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有诏切责给事中（言官）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互相容忍不言，各廷杖二十”。正德年间，荒淫无度的明武宗要到南方游玩，一批官员和御史劝谏，这位皇帝竟下旨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廷杖在正德、嘉靖两朝的次数最多。嘉靖帝更拒谏成习，经常打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本来是外藩亲王入继皇位，却非要把他的生父追封为皇帝。一批官员认为违反了皇家礼法，群臣争大礼，聚哭左顺门”。嘉靖帝龙颜大怒“，杖五品以下丰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于是里创吮血，填满犴陛，此其最酷者矣”。嘉靖帝打得最多的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有一次嘉靖派太监替他祭太庙，户部给事中张选进谏，说应该让武定侯郭勋代祭，嘉靖大怒，命执送阙下，杖八十，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每一人行杖毕，辄以报数。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犹未息”。

宫刑，也是皇帝老官对付臣下的一种酷刑。所谓“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周礼》秋官司刑注）。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妇女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这种刑罚起源甚早，最初作用，仅限于惩戒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在人类从婚姻制度上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滥施宫刑则在阶级社会以后，将宫刑扩大到政治对立面，扩大到对付违反君王旨意的臣下，在西汉以后就非常普遍了。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史马迁就曾因跟汉武帝唱了一下反调，就以“诬上”的罪名，被武帝打进蚕室，惨遭宫刑。又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齐企图谋反而被牵连致刑的。这种使犯者断子绝孙的刑法是够狠毒的了。

宫刑对受刑者身体及精神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连司马迁这样能忍辱负重的人物每当想起自己受宫这一耻辱，就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宫，又称蚕室，是因为“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汉书张汤传》注）人在受宫刑后，因创口极易感染，若要苟全一命，须呆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光的情形下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对受害者说来，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似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

封建时代对待犯臣的酷刑，莫过于“凌迟”了。凌迟，又称脔割、剐、寸磔，就是用刀把人肉一块一块从骨头上割光。

元、明、清时，这种酷刑十分盛行。《大明律刑律盗贼》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显然，这种酷刑主要是用来对付政治对立面，敢于反抗朝廷的人。

凌迟这种死刑，无非是为了使“罪犯”死得更痛苦不堪，以残酷来震慑人心。《渭南文集》记凌迟“，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国史旧闻》载了明代二件犯臣被凌迟处死的事。一是太监刘瑾被“凌迟三日”，“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一是郑鄤被凌迟，“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均藏铁钩利刃。时出刃与钩，颖以砂石磨利之。埊阳（即郑鄤）坐于南牌楼之下，科头跣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后，伸手垂下取肺肝两事，置之丫巅，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者如蝟。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报人大内”。

七尽高的汉子，割成指甲片大小一块块，真是千刀万剐，使人毛骨竦然。

历代遭受这些酷刑的，固然有的犯了法，但更多的是无辜者，更不乏刚正之士，这就足见宦海的险恶了。面对官场这种风浪无定的情况，不少官员都深以做官为苦，辞官不干的大有人在。有的虽不想辞官，却总想找个清闲保险的官职度日，如学官一职是位卑禄薄的“冷官”，但因宦海风浪较少波及，故颇能让一些任职者满足。清代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官撰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这里的藻芹池即指官学，苜蓿指代学官的清苦生活。

我们在戏剧影视中，经常可以看到古代某官署大堂上赫然悬挂着诸如“爱民犹子，执法如山”或“明镜高悬”等的大匾，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古代官箴的一种，所谓官箴就是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所作的规戒。官员遵守官箴，清廉勤政，就被称为“不辱官箴”；反之，则被称为“有玷官箴。官箴的规定一方面使官员在做有讳官箴的事时有所顾忌，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封建官员无视官箴的存在，挂羊头卖狗肉，在“为政清廉”的招牌背后干一些有讳官箴，蝇营狗苟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清慎勤”的官箴。关于其缘起，说法不一。据清人王之春《椒生随笔》载“：‘清慎勤’三字为司马昭训长史之言，见《三国志》。”宋代“，清慎勤”已成为官场普遍流行的官箴。另一种说法认为此官箴是明太祖规定的。历史上着名的清官，明朝海瑞为官就恪守“清慎勤节”。史载其“清苦之行，举朝不能堪，亦举朝不能及。”他一辈子清正廉洁。到了老年，虽然官居要位，但是其卧室中的被盖都用粗布做成，看起来似寒窗苦读的书生。他拒绝馈送，反对奢侈，不愧为官场中“出淤泥而不染”者。清朝，因清帝的亲倡“，清慎勤”成为极为重要的官箴之一；到晚清时，吏风败坏“，清慎勤”三字遂成空文。

如果说官箴是统治者为其下属官员所规定的行为准则的话，与之相对，官诀则可以被看作是下层官员为迎合（或者说适应）上层统治者而为自己规定的行为准则了。历经了钩心斗角，见惯了口蜜腹剑，勘破了翻云覆雨，参透了背信弃义的官场中人，是清醒地认识到“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的。富贵青蝇竞血，进功名白蚁争穴。”官场的残酷使得许多身处其中的官员不但夹紧了尾巴，而且炼就了心肠，也炼厚了脸皮。他们抛不下世俗的荣华，做不到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于是便为了一己的得失，为了个人的荣辱，不惜将“为民请命”之训置之脑后，熟谙并且身体力行了各种官诀，从而成为风云多变的宦海中的“不倒翁”。

官诀作为封建官员个人的处世原则，只注重实际中的运用，一般并不形诸文字。官员们是不会在大堂上“明镜高悬”的大匾旁边再挂上一“欺上瞒下，一紧二慢三罢休”或“圆滑趋避，八面玲珑”的匾的。当然，也有许多官僚的官诀被人以文字记载下来，成为后人的话柄笑谈。清人朱克敬《阉二识》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文正公即清初显宦曹振镛，他就是靠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才得以成为三朝元老，官运亨通的。

自然，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官诀的。有的封建官员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出发，持“我不害人，不求人；虽不求有功，亦不会有过”的态度；与那些欺上诈、瞒天过海的腐官朽吏相比，他们应该说是封建官场中比较好一些的官员了。但既持这种态度，必不能“为民请命”。明人有对联讽刺当时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清朝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即对这类人进行了讽刺：一人做梦到了冥府，见一个官大人穿着公服昂然走人殿中，自我标榜说：我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现在是无愧于鬼神的。”阎王笑曰：朝廷设置官员是用来治民的，下至驿丞之类的小官，都有利有弊。如果不要钱就是好官，那放一个木偶在大堂上，滴水不饮，不比你更好吗？”官又辩曰：我虽无功，亦无罪。”阎王曰：你一生处处求自全，为避嫌疑你不办理棘手案子，不是有愧于民吗？为怕繁重你不办理某件大事，不是有负于国吗？这些年来对你的考查根本上就说不出什么，难道无功不是有罪吗？”此官大人大为尴尬，锋棱顿挫。

《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讽刺那些死谏、死战的文武官员。其实，在封建官场中，能够死谏死战的实在是可歌可泣的有大勇气者。旧制度下人民呼唤“青天”的出现，但“青天”毕竟寥若晨星。包拯是有名的“青天”了，他清心直道，铁面无私，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美誉。但是，就是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初面对斩不尽，杀不绝的贪官污吏，也只有上书陈事，乞求皇帝老子不要再把印把子授给那些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贪官们。

晚清大员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也许，应该给这句话加一个前提“如果掌握官诀的话”那样，才是封建官场的写真。

宦官，它是我国封建君权制度下的奇特产物。

“宦”的本义是帝王豢养在宫中的奴仆。唐昭宗就说：“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宦官传》）所以宦官又被称为“寺人（”寺通侍）、内官”、“中官”“、内侍”“、内监”。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也就把所有的宦官都尊称为太监，太监就成了宦官的代称了。

不过，早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直到东汉时，才有了“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的规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这显然是“父传子，家天下”制度下的产物。

为了维护帝王后代血统的纯洁性，在后妃成群，春宫怨旷的宫廷之中，如果让男性仆役交混其中，就会造成后宫混乱，血统不纯。但是全用女性奴仆，有些苦力重活又不堪任。所以，选取经过阉割，失去性机能的阉人充当宦官，既能承担劳力性的工作，又可以放心地让“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仲长统《昌言》）。由于帝王生活的豪奢，后妃人数的众多，为之服务的宦官队伍也十分宠大，如明代，总数就超过了十万，还专门设有二十四衙门来管理这支阉宦队伍。

数量庞大的宦官队伍从何而来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民间的穷苦人家迫于生活无路，将子弟卖给或被骗给一些阉割匠，这些年幼的孩子被阉割以后，加以训练，然后被卖入或贡入宫中。唐代着名宦官高力士就是这样入宫的。

也有一些希望富贵的，自愿接受阉割，主动要求入宫。清代末年着名宦官李莲英就是这样入宫的。

还有一些罪人被强行阉割之后投入宫中充当宦官。如汉代李延年就是如此。

更有甚者，一些为获私利的有权人物也大量制造阉童。如明朝天顺四年，被朝廷派往湖广、贵州镇压苗族人民的太监阮让，一次就“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阉幼童》）。

宦官出身卑微，官品不高，但因为他们是君王近侍，可以比一般的外臣更容易受到君王的宠信，所以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除了开国君主外，很多帝王基本上深居宫禁，从小不知世事。对天下情况的了解全凭他人进言；又要时刻防范臣下的不忠，就必然产生帝王在政治生活中的孤立感与猜疑心。于是，日夜随侍在侧而又绝不可能篡夺帝位的宦臣就成为帝王最信任的亲信。加上“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历史上每每出现一些“荒主童昏”，即只知纵情享乐的昏君或未成年的孩童理所当然地成为“兆民之主”，这些帝王被宦官操纵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比如东汉自中期开始，章帝以后，每个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和帝岁，殇帝才出世一百多天，安帝岁，顺帝岁，冲帝岁，质帝岁，桓帝岁，灵帝岁。政权往往旁落到外戚手里，宣帝成年后，不甘心于外戚专权的局面，便依靠宦官的力量，发动政变从外戚手里夺回政权，但是权柄又落到了宦官集团手中。宦官就这样控制了皇帝，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特殊人物而“窃取威权，诈传诏旨”。

在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宦官专权，干预朝政的事比比皆是。唐代天宝年间的着名宦官高力士就有权处决一般政事，四方奏表也由他决定是否送达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拥立肃宗有功，权势亦大，甚至太上皇唐玄宗，也实因李辅国幽禁而死。从德宗朝开始，为防止武将拥兵作乱，特置左右神策、威远等禁军，命宦官掌握，这样京师的兵权尽归宦官。之后宦官又有将兵于外者，称军容观察使，连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元帅郭子仪、李光弼竟要受担任监军的大宦官鱼朝恩节制，形成“监军持权，节度反在其下”的怪事。宦官有了兵权以后，干政专权便有恃无恐，连皇帝也任其摆布，唐朝的宪宗、敬宗均遭宦官毒死，而穆宗等十三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登上帝位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正如《新唐书宦者列传》所说，唐代宦官专权“祸始开元，极于天佑，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

宦官也有贤者，不会都是卑鄙的小人。清代《冷庐杂识》卷四《宦寺》条就列出了一张名单“：汉以后宦寺之祸，史不胜书，然亦有贤者。如汉吕强，北齐田敬宣，唐杨复光，后唐张承业，宋邵成章，明怀恩、覃吉、何鼎、李芳、陈矩、王安，简册褒称美名着焉。知人贵自立，不患类之贱也。”在大量“最为低贱虫蚁康熙语）的小太监中，也有反抗统治者残酷压迫的硬骨头。例如清代嘉庆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古代罕见的冲入皇宫的天理教起义，起义军在宫中太监刘得财、刘金、高泰、高广福、王福禄、阎进喜等人的配合下，攻入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直扑隆宗门，至今在故宫隆宗门匾额上仍保留着当年的箭镞痕迹。就是在地位较高的大宦官中，也出现过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东汉明帝、和帝时期的大宦官蔡伦，史书说他“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他还发明新法造纸，使造纸术大为普及，原料扩大，成本降低。他的名字永远与造纸术连在一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明代着名大宦官，被称为“三宝太监”的郑和，七下西洋，足迹历遍亚非国，直到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肯尼亚，促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了我国家喻户晓的名垂世界航海史的大航海家。

还有明代的女真族大太监亦失哈，永乐帝身边的司礼少监侯显，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着名的外交家，前者在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二十余年中，九次奉朝廷之命率队巡视黑龙江下游，足迹远达库页岛，为巩固边疆作出杰出贡献。后者奉命进西藏，陆行数万里，将西藏宗教领袖哈立麻等人迎至北京。这以后，他又多次出访今印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为加强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促进中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专门为清代宦官寇连材立传，将他与“戊戌六君子”相提并论。他目睹清廷的腐败，敢为民请命“，条陈”人人不敢开口之事”，如希望慈禧归政光绪，停修颐和园，革除李鸿章官职，续修战备以迎战日本。他甚至提出选天下贤人为光绪的皇太子，对“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要害提出挑战，被慈禧下旨斩首于菜市口刑场，年方岁，成了名垂中国近代史的先进人物。

东汉以后的宦官都用阉人充当，却有很多古文献记载宦官娶妻妾养子女的事。如唐代的高力士就娶妻吕氏，李辅国娶妻元氏。《万历野获编》载说明代“宦官有妻者多矣”“，内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甚至屡次发生宦官“逼奸”，“配耦宫人”等事。清代大宦官“李莲英有四子：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皆捐三品衔郎中，签分户、兵、刑、工四部”（《清稗类钞阉寺类李莲英有四子》）。出现这种现象有两方面原因：一部分上层宦官虽然丧失了性功能，但在骄奢淫佚的生活中视女性为玩物，心理的变态使他们广畜妻妾以为凌辱的对象。第二，有的宦官由于阉割之术的差异，仍能保持一定的性功能，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唐甄曾对明之后散于民间的原宦官的妻妾作过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魏忠贤就是这样的宦官（见《潜书耻奴》）。

官场上各种职位的授予，都要先经过见习考察，这是秦汉时就通行的规则

司马迁追叙唐尧治理天下的历史，有两处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性用词：其一，四岳建议尧委派鲧治理洪水，尧不放心，四岳说：“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其二，四岳建议他把帝位传给舜，他说：“吾其试哉”（《史记·五帝本纪》）。直接理解，这两个“试”都指正式授职前先观效果的试用，而据研究《史记》的专家解释，又含有初到岗位者在现场试练职务技能，即今人所谓见习的意思。结果是：鲧没干好，“故放退也”；舜在五典、百官、四门等多个岗位试用，直到“摄行天子之政”，皆有成绩，最终被确立为接班人。

上述记载可以看做古代官吏试职或见习的历史渊源，到秦朝时乃有明确的制度记述，如汉高祖刘邦的起家，即“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于正式进入沛县官吏编制之前，先在泗水亭长的岗位上试职。泗水亭在县城东门近郊，专司检查来往行人，并负责方圆十里的社会治安。有个同乡夏侯婴在县署当差做公车司御（驾驶员），由于迎送客人都要从泗水亭经过，常来亭舍与刘邦聊天，混得很熟。“已而试补县吏”，就是也被选拔为候补吏员，先行试职。想到从此有了“吃皇粮”的前途，欢欣不已的夏侯婴忙去把好消息告诉刘邦，两个好朋友抱成一团，嬉笑打闹，竟致乐极生悲--夏侯婴被出手太重的刘邦打伤了。按秦律，两个见习吏员在试职期间闹出这种事，都将被取消候补资格。此事经人告发后，刘邦坚决不承认，夏侯婴亦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掠笞数百”，终不改口。结果两人都逃脱罪名，刘邦就在亭长职位上转正，到他起兵反秦时，夏侯婴已经是沛县的“令史”级办事员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对唐代进士来说，吏部铨试是能否正式进入仕途的一道关口，大文豪韩愈为此困顿十年

相反的事例不胜统计，最典型的是韩愈，出生于“无名位”的布衣家庭，从小发奋学习，历经三次挫折才登第，但其后四次参加吏部考试都被淘汰，困顿长安十年，自怨自叹说：连当个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欲得一亩之地的官舍想也不敢想（“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不过，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要当一个称职的官员，仅会吟诗作文或通晓经艺确嫌不够，否则一旦掌印治事，肯定要出问题。所以，即使像刘禹锡、白居易这些顺利过关的幸运儿，最初的授职也多是分配到弘文馆、集贤院、国子监等文化教育单位。此外，参加铨试者中也有不少人是已经在体制内供职的，这些人一旦通过铨试，凭其原有的工作履历，倒更有委派实职的希望。

宋代的进士由国家包干分配工作，一律面向基层，极少数留在中央的精英分子，也要先经过挂职下放的锻炼

通过宋代官制和吏制的两相对照，可以设想吏员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但公务老练，而且兼备才学，但是囿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级观念，尽管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要比许多凭科举入仕的官员强出许多，但政治待遇、个人前途和合法收入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这种有失公平的现象长期郁积的后果，便是自唐宋以降，“吏道”愈来愈坏--不少人把才能用在蒙骗玩弄上司，暗中把持权柄，乃至敲诈勒索、贪污索贿上，老百姓印象中“污吏”比“贪官”更坏更多，其中就有这个缘故。《梦溪笔谈》里记有一事：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号称“明察”。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便去贿赂值堂书吏。书吏受赃后，教唆他届时应该如何表现，我自会怎样配合，包你不吃板子，结果真是犯人从轻发落。作者沈括感叹，老包自以为“抑吏势，不知已为［吏］所卖矣”。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员，尚且被吏胥操纵而不自觉，遑论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识分子，或虽能“做官”却不会“做事”的平庸之辈？分类汇编南宋官府文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县们的警告：“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大抵便是彼时官员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职的写照。

朱元璋为解决文化水平与实际能力脱节的矛盾，曾罢废考试选官的传统，最后才想出个进士“观政”的办法

观政或办事进士是见习官员，不是正式官员，享有一定品级的正俸，也有节假，但不享受正式官员的其他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见习期间，“俱要习学刑名，谙晓吏事，每月俱听堂上官考试两次，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开送吏部参酌使用”（《嘉靖新例》），就是说，见习时的考察成绩和长官评语，都是日后正式授官时的参考材料。“习学刑名”要背书，“谙晓吏事”须在实践中见效果，所以进士们由“观政”转入“办事”阶段后，都由领导分派一些具体工作，假如该机关正逢事务繁剧，而见习人员又比较能干，则“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唯“于公文并不署押”。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是“恐现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倘有事务差迟，罪归现任，特意优容进士”（《大诰》第六八），听起来像是保护见习者的优惠政策，其实同唐宋时的“试官”一样，光叫你做事，不给权力。

然而逢到国有大政开会讨论时，观政或办事进士的发言权与现任官相等，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的“大礼仪”，新科进士张璁“时在部观政”，但上疏发表意见敢与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众多大臣相抗，以此赢得皇帝赏识，观政期满便授南京刑部主事，后来提拔至首辅。还有明孝宗时的李文祥和孙磐两进士，都是在观政期间便上疏痛斥宦官专权，要求整顿朝纲，这在当时的环境是在冒个人前途的风险，所以《明史》在他们的传记后给予赞语，“甫释褐观政，未列庶位”，就敢“抵触权幸，指斥乘舆”，“抑尤人所难能者矣”（《明史》卷一八九）。

不过，由于进士“观政”或“办事”都以中央部院为见习单位，并非下基层历练，因而就总体情况看，能学到的多半还是怎样“做官”，而非“做事”。《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中，有一段描述，道是新科进士们在各部院观政，专学见上司、见堂属、见同寅、见前后辈的不同礼仪，以及“轮日会饮，吉凶庆吊”等官场应酬的“学问”，甫入仕途，便把“权势之浓淡，人情之冷热”这一套全参透了，“一一盘踞于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这种流于形式的见习制度，终究未能使明代官员的整体行政能力超过宋代多少。

一个部门有许多见习官员排队等缺，同时在各种名目的“差遣”中接受考察，此乃清代官场上的常见现象

清朝在继承明朝官吏见习制度的同时，有所改进，凡科举登第、大挑举人、捐纳保荐等候选官员，都要见习一定期限后才能甄别实授，若留在京师供职的，叫分衙门学习行走，“学习”就是见习。如“费淳，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分发刑部学习，三十二年补主事”，见习期是四年；“张诚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分户部学习，三十七年补浙江司主事”，见习期是三年。若分配做外官，就叫发省差委试用，如“柴大纪，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九月补授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守备”，见习期达八年；“荆道乾，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三十一年签发湖南，四十二年补麻阳县”。见习期达十一年。这些引文，都取自清代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但是等到后人根据这些履历式的稿本编修史传时，就会因笔法简练而使不谙这些具体制度的读者形成误解，比如《清史稿》卷三四三的费淳传，其写法便是“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岂知他果真当上主事要再等四年呢。

但是美差并非轻易可得，其中有许多人情世故，所以难耐寂寞而又无经济后援的人往往以省亲扫墓为辞，请假还乡，反正进士是遇缺即补的“老虎班”，不怕你把我漏掉了。比如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那年，为殿试二甲第四十八名，有的辞书条目说是授工部主事，但未就职，这是不了解进士登第俱要分衙门见习的误会。史实是康有为仅得到一个主事官阶，但先要“学习行走”，满一定期限后还要等缺，不存在马上就职的可能性。再则我们可以从他的自编年谱里看见，他在分发工部后，参加了朝考，复以工部见习官员的身份要求本部堂官代为递奏上皇帝的万言书，光绪帝看到他“以京城街道芜秽，请修街道”的附片后，“交工部会同八旗及顺天府街道厅会议”，他也出席了会议--因为见习官员是有参加部会并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凡此，都说明康有为最初是去工部报到并开始见习的。但是工部堂官李文田压制他，修路会议的结果也使他大失所望，这才令他拂袖而去，全身心地投入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等推动变法维新的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自己炒了单位的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