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家是否有资格对科学问题插嘴，作为科学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双料研究者，笔者觉得自己的确有话要说。我承认：并非面对所有理工科问题，哲学家都有话要说。譬如，关于“歼-20为何用鸭式布局的形体”这个问题，哲学家就不会发言，至少不会以哲学家的身份发言。但关于“进化论是否能够沿用到心理学领域”“量子力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科学家都未必有定见的问题，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与物理学哲学当然有话要说。很多人会问：你一个学哲学的，有什么资格对这些问题说三道四？答案很简单，在海外，处理这些问题的哲学家，往往有两个以上学位，比如神经哲学的专家丘其兰夫妇（PaulChurchland,PatriciaChurchland）都有很深的神经科学背景。你即使看到某个只有哲学学位的中国学者对某个科学问题的发言有失水准，也不能推断出这个行当整体上不行，因为事情的真相可能仅仅是：这个行当的高手不在你的朋友圈里。
按照同样的逻辑，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哲学家当然可以发言。道理很简单：符号AI与联接主义AI关于何为智能的基本定义都不清楚，可见关于人工智能该怎么做，业内并没有统一意见，就此多听听哲学家的见解，恐怕也没有啥坏处。有人会问：问题是哲学家连一行程序都不会写，为何要听哲学家的？对这个疑问，两个回应足以将其驳倒。
波洛克
第二，难道一定会写程序才是能够对AI发表意见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底层操作，写具体的代码的工作，类似于军队中最简单的射击动作。然而，大家请试想一下：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究竟是因为他有运筹帷幄的本事呢，还是因为他精通射击？答案无疑是前者。很显然，哲学之于人工智能的底层操作，就类似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之于射击之类的战术动作。
查尔莫斯
塞尔
除了归纳不完全的问题之外，尼克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真的理解他所批评的哲学家的工作吗？就拿普特南来说，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数学家。他对层次分析法的研究，在一般计算理论的文献里都会被提到，而计算机文献里提到的“戴维斯-普特南算法”（Davis-Putnamalgorithm），其中也凝结了普特南的心血（后来这个算法又演化为了DPLL算法）。诚然，晚年的普特南对人工智能是流露出了一些敌意，但是他早年对“多重可实现性”概念的研究，实际上为强人工智能论题的话语框架提供了基本表述手段。而在尼克的描述中，普特南作为人工智能同道人的这一面基本被抹杀了，留下的则是一个愚蠢的、漫画式的科学外行形象。
而更多的误解则出现在作者对德瑞福斯思想的描述中。作者似乎对德式哲学的真正思想背景——海德格尔哲学——很不屑，认为这种哲学毫无算法性说明支撑，纯粹是卖大力丸与狗皮膏药的人在瞎吆喝。老实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反对尼克对海氏哲学的批评。作为英美分析哲学研究者，笔者有时候也对海氏的表述方式感到抓狂。但与尼克先生不同的是，我并不怀疑海氏哲学至少说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尽管关于如何将这些洞见说得更清楚明白，我与“海学圈”主流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笔者的正面观点是：只要能够将海氏哲学思想“翻译”得清楚一点，他的洞见就更容易被经验科学领域内的工作者所吸收。
——那么，怎么来做这种“翻译”呢？非常大略地说，海氏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哲学传统关心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而他自己的新哲学要重新揭露这被遗忘的“存在”。我承认这是海的“哲学黑话”，不经解释的确不知所云。但它们并非在原则上不可被说清楚。现在我就尝试用通常的汉语进行解释。
所谓“存在者”，就是能够在语言表征中被清楚地对象化的东西。比如，命题、真值、主体、客体，都是这样的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则难以在语言表征中被对象化，比如你在使用一个隐喻的时候所依赖的某种模糊的背景知识。你能够像列举你的十根手指一样，将开某个玩笑时的背景知识都说清楚吗？在背景知识与非背景知识之间，你能够找到清楚的界限吗？而传统AI的麻烦就在这里。人类真实的智能活动都会依赖这些说不清楚的背景知识，而程序员呢，他们不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就编写不了程序。这就构成了人类的现象学体验与机器编写的机械论预设之间的巨大张力。
海德格尔
德瑞福斯
而在笔者看来，尼克先生在这里又陷入了对哲学家见解的严重误读。德瑞福斯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明斯基正是因为读过胡塞尔，才有了他的关于框架的设计。他的意思毋宁是说：某种错误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普遍流传，以至于哲学家与工程师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尽管工程师本身未必知道哲学家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也正因为哲学家对类似错误思想的表达更为凝练、更为系统，所以在哲学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才能够把问题说透。
胡塞尔
当然，我本人对德瑞福斯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他更激进。我赞成他对所谓符号AI的批评，但是他对神经元网络技术的温情，我是不能接受的。毋宁说，神经元网络是无法灵活地在不同问题领域之间切换的（譬如，会下围棋的系统不能直接用来处理股票），也不能有效地应对句法生产的灵活性与创生性（因为纯粹的统计是无法预报新的意义组合方式的）——在这个问题上认知科学家派立辛（ZenonPylyshyn）与刚刚离世的哲学家福多（JerryFodor）早在1988年就撰文批评过了（福多这么有名的认知科学哲学家，尼克先生全书也几乎未提一字）。换言之，我本人即使认可“海德格尔式的AI”这个提法在字面上的可行性，我对这一标杆的高度的估计，也比德瑞福斯更悲观。
抛开尼克先生对德瑞福斯的误解不谈，他对一些别的重磅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的误解也是惊人的。譬如，他认为维诺格拉德（TerryWinograd）的“积木世界”的思路是接近后期维氏语言哲学的。这其实是让任何一个对分析哲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要失笑的结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圈”是奥斯丁与斯特劳斯的日常语言学派成员，而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干干净净的句法分析，拉回到充满混沌与沼泽的日常语用的地面，并对任何公理化的思路都表示出了极大的疏离感。考虑到“积木世界”的程序设计背后鲜明的公理化色彩，将这一进路看成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类似物，恐怕才相对更为可靠。由此看来，虽然作者未必不熟悉维特根斯坦生平中的某些八卦，但他肯定没有读懂《哲学研究》，而且，也肯定没有读过笔者本人的著作《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
《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认知成见》
第二，广大读者若真想比较系统地了解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互动的大历史的话，还是得读一下认知科学哲学家写的读物，因为认知科学哲学家的训练是横跨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比较容易免受狭隘的学术偏见的影响。而就这方面的读物而言，笔者除了想再厚着脸皮再推荐一下拙著《心智、语言和机器》之外，还想推荐英国资深认知科学哲学家博登（MargaretBoden）的名著《作为机器的心灵——认知科学史》，这亦是必读的（可惜该书尚无汉语版，顺便说一句，此书作者有计算机、医学与哲学多学科背景，与诸多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大牛有私交，是大咖中的大咖）。读者如果能够将博登老太太的书与尼克的书相互比照阅读的话，恐怕就马上能够看到“歼20”与“歼7”之间的那种品质区别了。不过，尼克先生的著作并没有提到博登的这部厚达一千六百三十一页的作品。
《作为机器的心灵——认知科学史》
笔者承认，笔者的这种“让哲学介入人工智能”的观点，并不是当下中国舆论圈的主流声音。关于AI这个话题，中国主流舆论圈的声音背后恐怕都有资本力量的推动，而在资本界对利益回流的热切期望与哲学家反复推敲的“迟缓”工作作风之间，一直是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的。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特别觉得哲学家更有必要发出声音。一切逆风而行者的坚定，均来自对风向转变的信心。笔者恰恰不缺这点信心。（文/徐英瑾）
（本文作者为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人工智能哲学”分会场中方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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