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尔蔚，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在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曾任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编辑、地理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室主任及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总经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
一、初入商务
在印刷厂排字
林尔蔚：我从1950年18岁不到进到商务，一直到现在——2012年，已经62年了。其间也临时调到别的单位去过，但是拿工资一直在商务，一直是吃商务的饭。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一个老百姓，没有任何职务。最开始的时候在工厂。1950年“二·六”大轰炸（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出动4批17架巨型轰炸机，对上海各发电厂、自来水厂等进行狂轰滥炸，史称“二·六”大轰炸），上海经济陷入萧条。我们家里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负担比较重。商务正好招练习生，商务职工子弟可以考。我叔叔林榖民是老商务，在河南路的商务发行所，但是他自己的儿子也要去考，我再去就不行了。他给我另外找了一个商务的介绍人，叫金云峰，我就可以考了。当时大概有一二百人参加考试，只收了29个。考试是一篇作文，题目记不得了。结果，我叔叔的儿子没考取，我倒进了商务了。当时在高中念书，就不念了。考的人大多都是高中程度。程度高一点的，就分配搞印刷方面的事，铅印啊胶印啊；我们程度稍微中等一点的，就是排字；再差一点的就是装订啊浇铅啊什么的。29个人就这样分配在商务。
商务有个惯例：进来以后，有一个集体学习班，由商务的编辑和领导来讲课。讲商务的历史、一些规矩和出过的书等。三个月后，我们分配到工厂，工厂在靠近闸北的天通庵路，就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吴淞铁路的终点站。那是商务过去的一个分厂，总厂“一·二八”给炸掉了，分厂设备倒是很齐全，铅印啊、胶印啊、排字啊、装订啊都有。我们有四个人分配在中文排字车间。那时候商务还有一个老规矩，要拜师傅，以前要磕头的，解放了不磕头，三鞠躬。师傅也不是直接教我们的师傅，是车间主任，他就算我们的师傅，姓孙。商务什么都不供应，就是给工资。我们是学徒，工资很少。我记得第一个月发的工资是二十四块。我家住在静安寺，坐公共汽车上班。厂里上班比较早，大概七点，下午三点放工。公共汽车月票要三块钱，吃一顿饭要两毛钱（中午饭在厂里吃），二十四块就没剩下什么了。不过，半年就加一点，加几块钱。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从闸北进去要走二十多分钟。商务还是老规矩，不能迟到，打钟卡。七点钟关厂门，不管是谁，你都不能进去了，就算迟到了，很严。所以早晨一早六点多就要起来，吃了饭赶紧坐车去。
开始排字要认字，各种各样的字都有，可我记得最难认的是菊老（即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人们一般尊称他为菊老或张菊老；同辈人一般尊称他为菊翁）的字。他的字很潦草，用毛笔写的。老师傅就说了，你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不认得张菊老的字，甭想吃这碗饭！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认张菊老的字。那时候是六天工作制，礼拜天休息。三点钟下班以后没什么事儿了，也觉得很无聊。在一起有几个师兄弟，其中一个叫钱普齐，我们两个说干脆上夜校吧。夜校在上海的一个中学，叫格致中学。于是我们晚上就到夜校学习。二十九个人里，有的人觉得光在工厂做不行，还得有点文化，就考大学，也有调走做编辑的。剩下在厂里的大概还有十来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七八个。
张稷：当时商务还是股份制的，还需要定时向这些股东们发股息。
林尔蔚：1954年以前，商务还是私营的，没有公私合营，所以我在的工厂也还是私营工厂。我去了以后，感觉商务工人生活不错的。工资还好，待遇还可以，而且很多工人做两班：白天在商务排字，晚上到报馆。这样等于有两份收入，所以生活比较好的。我还没上班前，正好春节。商务还有个规矩，老师傅要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我去他们家，都住在工厂附近，虽然棚户简陋一点，但是比较干净，因为南方人嘛，在上海嘛，菜也比较好。
与张菊老的一面之缘及“张元济图书馆”诸事
张稷：那时候张菊老还在呢，不过年纪已经很大了，您见过他吗？
林尔蔚：见过，我记得这件事。好像在春节，商务有个聚餐。我已经考取了刚进馆，还没上班，也请我们新人去参加。张菊老在会上讲话，没讲几句就晕倒了，是中风，就回家了。菊老活到九十多岁。
1984年，张元济的故乡浙江海盐决定盖“张元济图书馆”（筹建于1984年8月，落成于1987年5月8日。除具有一般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外，还专设了张元济纪念室和商务印书馆版本阅览室，搜集、整理、保存和陈列商务印书馆近百年来的出版物），希望商务投资，陈原让我权衡投资数目，我们初期投了五万元，后来追加到二十万元。陈云也为他们题了匾。我们每年还会给一些资助，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搜集商务的旧书，收了不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老商务的书目，因为商务的书年代跨得比较长，加上各种再版的、编入各种丛书的版本，需要整理。
设计图书馆的时候，有人在（图书馆内的）小湖上设计了一座桥，陈从周（古代园林专家、散文家、画家。曾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跟我说，这样就显得小了，“破景”了。后来张元济图书馆的人也觉得地方太小，叫我想办法扩大一点。那时候浙江省有个宣传部长，原来是北京美术出版社的，我认识，就托他办这件事。张元济图书馆旁边有一个张乐平乐园，把这个乐园的地划过来一些，比原来扩大了好多。我当然很高兴了。结果，过了几年，我到海盐一看，他们把扩大的地方都变成商铺了，出租赚钱，我就有点不高兴了。现在听说这些都已经取消了。我做过这个馆的“名誉馆长”。
阶级斗争的氛围下入了党
张稷：您在工厂里时做什么工作？说说建国前后商务的具体情况好吗？
当时我对私营、国营没什么认识，听完真觉得这个资本主义不行。初步的印象就是弄懂了什么叫私营，什么叫资本主义。后来参加共青团，做了团支部书记，公私合营的时候让我上团校学习。那时有一批大厂的团支部书记也学习，比如自来水厂等。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我年纪小，在那儿学会抽烟了。
还有一次参加“肃反”。公安局派我晚上站岗，让站在一个路口，不让人过，晚上也不能吃饭不能回家，站了一晚上。回到厂里，听说我们厂也有一个人是“反革命”，被五花大绑抓去了，绳子捆得很厉害，装在公共汽车里面抓走的。结果，弄半天这个人又回来了，说是同名同姓给抓错了！我呢，站了一晚上，也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
公私合营以前，工会还搞“五反”。商务厂在闸北区，总管理处在黄浦区，我参加了黄浦区一个印刷工会的“五反委员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查“五反”吧，分成五类，什么基本守法户、守法户、违法户什么的。我现在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那个时候的四马路（即指福州路一带，在解放前集中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华美报馆等多家新闻出版机构，是一条文化街），书店特别多，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发行所都在那里，有国光书店、神州书店等。都出些小说、小人书什么的，很多就在弄堂里面。我这才知道，《西游记》书店里卖的最多，很多是自个儿画的，你画你的孙悟空他画他的孙悟空，各种各样的孙悟空！——这是我参加的第二个社会运动。
还有一件事就是入党。在黄浦区参加党校以后，自己要申请，组织要开座谈会，向大家征求对我的意见。回到工厂后，党组织说不行，你还不能入党。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同志给提了意见，提什么意见我记不清了。我说我没这个事嘛，我也没讲过这样的话。他们说你没有你要说出来啊，不说不行啊。所以不能入党。党校是参加了，夜党校，但是没有入党，说是还得考验考验。大概拖了几个月入了党。介绍我入党的两个人都是从前的地下党员，一个叫徐文蔚，一个叫石敏良。徐文蔚当时是党支部书记，石敏良是工会主席。
这里还有一段，就是徐文蔚。一次突然说他是叛徒，判了无期，关到山西一个监狱。我已经不在厂里，到办事处了。我觉得他不像叛徒。他被日本人抓进去处以刑罚，说他供了人。但是他联系的人很多，好多人不是没事儿嘛。他如果是叛徒出卖了同志，这些人都应该进去啊，怎么没有呢？怎么能说他叛徒呢！？我有一次去山西调查，就趁机去监狱看他。他以前身体不大好，但是在监狱里倒好了。监狱的人说他表现挺好的——负责做鞋。不久就听说平反了。他下线有个地下党联系人，写了一封信给公安局，说他不是叛徒，他跟我有联系，我没有抓进去嘛，他怎么会是叛徒呢？结果又放出来变成离休干部。我做总经理以后，他还经常给我写信，提议商务印书馆应该怎么搞啊什么的。
二、陈云与商务
关心工友，怀念商务
张稷：前些年，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到商务参观，带了所有在京的孩子们，杨总接见了他们，在皇城食府设宴招待他们一大家子。于若木说陈云在家里常常提起在商务的日子。老人们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有陈云同志的作用。
林尔蔚：陈云和商务老人的故事，上海的工人知道的相当多。陈云同志关心商务老人，也通过这些老人来了解社会情况。我总想，我在办事处那次，陈云同志突然来商务，不光是来看看地方，是有用意的。后来我做总经理的时候，又成立了“上海办事处”。那里的同事告诉我，陈云同志曾经叫办事处关心这些老人，他说不要让这些老人觉得革命成功了，生活反而不如以前了。所以上海办事处同事逢年过节，经常慰问这些老人，问生活怎么样啊，有什么困难啊，给他们送去补助，做了不少事情。
陈云同志参观上海商务旧址
张稷：说说您在办事处见到陈云同志突然造访商务的事儿好吗？
（这个房子）陈云在的时候就没人敢动，没人敢拆。陈云去世之后，房子也拆了，招牌也撤了，天通庵路的印刷厂拆了搬浦东去了！陈云同志对商务这么挂念，我觉得这不是很符合陈云同志的心愿。上海人也特别想念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你哪怕在那里搞一个分馆，挂一个门牌也好。上海几代人对商务都特别惦记。
三、公私合营中的商务
驻馆董事
张稷：公私合营的时候，您在上海办事处工作。当时的公私合营、收买股票的大部分具体工作，正是上海办事处的同仁完成的，您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了。
林尔蔚：1954年公私合营以后，厂里成立人事科，我和另外三个同事一共四个人调到那里。人事科的科长叫周体育，是杭州人，调来当人事科长，也是支部书记。我就在人事科里管劳资，后来又去上海办事处工作。公私合营以后商务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社里只有商务的一个编辑室，出一点商务的老书。在上海有个办事处，挂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两块牌子，有一个主任，几个副主任。我记得有一个“驻馆董事”叫俞明时，他跟商务以前业务上没什么关系，是做股票的，他商务的股票比较多，是商务一个股东。身体不太好。他在商务做“驻馆董事”，也不管什么事情，只管签字。记得有一次，他签字的时候睡着了，这个笔一下弄出一个大墨坨，字没签上，涂了一大团墨，后来就让他回家了。
赎买股票与排印教材
当时商务在上海没什么大事，北京的高教社里面成立一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很多人都调去北京。上海有两件事，一件是赎买股票。公私合营，要评估财产，国家收回股票，就不是私营的了。国家有个“赎买政策”，商务的股票按一个价收回来，还算利息。所以商务印书馆好多股东就来卖股票换钱，钱由国家给，就算国家收购了私营股份了。我记得是七块钱一股，利息是几厘。因为持商务股票的人多，海外有，外地有，都到商务登记，收购以后立付利息，所以这项工作连续做了好几年。
第二件事情，是高教出版社名下一些高等学校的课本——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要在上海排印，并由上海发行所发行。所以，又招了一些校对的人——编辑走了但是上海留有校对。负责这个印制工作的出版科长叫黄用明，是大画家黄宾虹的儿子，当过重庆印刷厂副厂长，胜利以后，回来在办事处负责高教出版社教材的印制工作，另还有老商务一些书的发行工作。
调北京，负责搞“审干”
张稷：您是哪一年调北京工作的？
林尔蔚：1958年在北京开出版会议，办事处很多人都去了。当时沈季湘不管事了，派了一个侯相鏊，后来又从上海新华书店调来了一个丁振邦。丁振邦说，你到北京去吧。我说，去就去吧！那时候还没结婚，所以1958年离开上海商务办事处到了北京，在人事科。原来说让我做陈翰伯秘书，后来没有正式宣布。
1950年到1958年，我在上海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过一些社会运动。先在工厂做工人，然后调到人事科管劳动工资，又到办事处，最后调北京。到北京说是秘书，实际上也是人事科，负责搞“审干”。那时候政治审查，过去有历史问题的要做结论。（北京的馆址）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以前人美（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中华书局）、版本图书馆，加上商务四个单位在那里，叫“十号大院”。
四、我眼中的陈翰伯
商务恢复独立建制，来了这么几部分人
林尔蔚：1958年商务重新成立了，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郭敬，总经理，一位是陈翰伯，总编辑。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归北京市出版局管，后来郭敬调到北京市出版局当局长，陈翰伯就是总经理兼总编辑。另外，外交部有一个刘泽荣，编《俄汉大辞典》，他是副总编。时代出版社有个社长叫易定山，时代出版社并到商务，他就是副总编。又来了一个副总经理叫徐君曼，新华社的，原来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好像做过发行部主任。后来还陆续来了一些人。1958年恢复了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原来把商务并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现在又划出来重新恢复。
张稷：商务老人提起这一段，一般都说“并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我看过当时的文件，1954年是把商务印书馆和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部“改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保留商务的牌子。
林尔蔚：那时候有几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高教社里原来的商务老人。老商务保留了一个编辑室，里面的编辑，现在又回来了。郭敬从北京大学招了一批搞少数语种的，编少数语文辞典。还有一帮专门搞俄语的人，不知道是出版署的还是时代出版社的，名义是“《俄汉大辞典》编辑室”。他们原来是中东铁路的一批俄文翻译，后来归了出版署了。——大概有这么几部分人吧。我十月份到北京，他们一批人正好下放到高邮去“插队落户”什么的。后来郭敬到北京市出版局上任，不大来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陈翰伯了，做总经理兼总编辑。
“反修防修”运动中的陈翰伯
张稷：出版是需要积累的工作；而具体的出版工作又是极其具体琐细的。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在这种环境下，顶着压力不惜遭受牵累，做了那么多有益于文化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根基性工作，这是陈翰伯最了不起的地方！
“人弃我取”，网罗人才
张稷：陈翰伯到处收罗编辑人才，其中包括不少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专家和大学生。就是陈翰伯说的“人弃我取，人舍我用”了。
林尔蔚：翰伯就是叫我去收罗编辑人员，后来还有人因此批判我。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北大荒劳动后要回来，陈翰伯就叫我把他们招来，就是陈应年啊这一批，我记得有四个。另外还从社科院又要来了一批。
五、文革前后
“我回北京，绝不会忘了你们的！”
张稷：陈翰伯在商务工作一共14年，实际上仅仅前面8年在做事情，之后就是文革了。
干校呢，陈翰伯也去了（1969年9月20日前，商务印书馆的全体干部到湖北咸宁参加“文化部五七干校”），没别的（活儿）就是拉车。有些人欺负他，把他的箱子放最底下，其他的箱子都摞在上面。快走的时候，他的箱子拿出来全烂了。他工资很少，就给几块钱生活费，抽烟呢抽最差的。他后来为什么老气喘？就是因为这个。而陈翰伯对干校的这些同事态度则相反，他调回北京时，干校许多人给他送行，对自己能不能回北京很担心，翰伯同志说：“我回北京，绝不会忘了你们的！”
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有个插曲：文化部群众组织有个联络站，跟商务造反派有联系，挖“五·一六”（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文革期间曾发动自上而下清查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运动）的时候就挖到商务。叫我也参加，每天不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就审这些“五·一六”。结果搞了没多久，大概几个礼拜吧，突然不让我搞了——我也变成“五·一六”了。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从抓“五·一六”的变成“五·一六”了！后来知道商务有一个人，说我是“五·一六”，很奇怪！最后呢，当然也没事儿了，还把我调到了“大队政工组”。组里有几个人，专门审查干部，主任是王春，中华书局的副总经理。还有王子野的老伴陈今，还有两个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事之后，叫我当干校军宣队李政委的秘书，我就又当了秘书。
孤身一人运文化部干校档案
后来，干校撤销，干部都回北京，该分配的分配了。大概1972年的时候，叫我一个人把未分配干部所有档案运往北京。我记得到了汉口，火车行李车厢的两个门都开了，里面又有货物又有档案，那些搬运的人就来乱搬，我一个人在那儿也没个伙计，很害怕丢失！文化部干校所有干部的档案，是我一个人运到北京的。
后来，我留在文化部留守处搞干部分配。商务干部的分配，是商务军宣队去干校挑，要的回商务，不要的去版本图书馆暂住。因为商务一下子要不了，所以去干校的有一批人没有分配出去。当时出版局派到商务的总编辑叫金沙，原来是《西藏日报》的总编辑，那时商务中华好像还是合在一起的。还有个叫杜仍，是军队的。唐山地震时，我们住在新源里，有一天他来我家慰问，不久就让我回商务工作了，当地理编辑室的副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有衔儿”。
在出版局帮陈翰伯落实“右派改正”
“请你中午让我休息一刻钟”
林尔蔚：这些人都想回来，所以老到出版局问。我们陈翰伯呢特别心软，同情这些人，有求必应。每次来都要招待，招待完了跟他谈话，然后还送出去。结果人越来越多，天气又热，陈翰伯呢老咳嗽，就用湿毛巾弄在脖颈上老挂着，可以凉一点。最后没办法，贴了个条子，说“请你中午让我休息一刻钟”。就是说这一刻钟你不要来，让我休息休息。哎呀，我看了实在不忍！那么大年纪，又抽烟，还老咳嗽！我就说你们要找陈翰伯，就先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解决不了的需要找陈翰伯再让你去。我对陈翰伯说，你用不着每个人都来接见。琐琐碎碎的问题很多，一个局长，中午又休息不了，还要治病！
还有的人呢，回不了北京……我记得一个新华发行所的，拿了刀子来。我就说你不是来谈回京的事情吗，你拿了刀子我不谈，你回去把刀子放了然后我们再谈。最后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几个月将近半年，全部改正完毕，一百多人都妥善安排了。这就是“改正右派”这个事儿。当然被改正的右派非常感激了，有的送皮鞋了有的送什么，我说所有的东西一概不收。翰伯同志说你写个总结，我就写了一个总结。我记得他最后退给我，旁边批了两个字——“很好”！
六、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
汉译名著
那一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汉译名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最早是三联书店一个很大的规划，陈翰伯来了重新整理，在商务1958—1962年翻译名著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走访、调查研究，从原来的大规划中遴选，编制了一个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十年规划（1962—1972）》草案。这个规划曾在学术界中广为散发。一方面请专家学者就书目得当与否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继续“认译”，或推荐翻译人选。一千多种，分为哲学、经济、社会主义学派、政治学、法学、语言、历史、地理等九类，它就是《汉译世界名著学术丛书》的基础。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出版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把文革中曾经停止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拿出来出版，“改革开放”就是反对闭关自守，要出外国书，更要出外国名著。
那时，商务的存稿，名著中有萨特、尼采等，也有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书稿很多，形成了一个“库存”，人们给它取名叫“水库”，其实是稿子多，出书的口子小，出不来，出书很慢很少，也不成系统。因此，如何出名著，用什么方式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后来陈原决定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方式出书，具体做法就是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高崧负责规划（选书目），季元负责印制。编选书目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走访，向学者征求意见。座谈会开过多次，每次五六十人，如赵宝煦、潘汉典、王太庆、王玖兴、洪汉鼎、何兆武、戚国淦、陶大镛、汝信、王子野等都参加了。个别走访也不少，很多北大的老教授像贺麟、朱光潜、陈岱孙等都在那儿琢磨。就这样，书目很快出来了。
因此，如果你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一定是谁（某个人）的作用，我说“不对”，那是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共同促成的，是依靠了商务的老编辑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外语文工具书
第二个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的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也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修订出版以后，销路非常好！之前，文革时期，《新华字典》被改得一塌糊涂，《辞源》也是各个省都来修订，也是改得一塌糊涂。“拨乱反正”就是改回来！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也由徐式谷重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之后，又出了《汉英词典》。《汉英词典》是吴景荣编的，吴景荣是中西贯通的。他的这本《汉英词典》，外国人评价No.1，特别好，英国人说这个《汉英词典》是“比金子还值钱”！我就是要从《现代汉语词典》开拓出（一系列）“汉外”、“外汉”词典。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很重要的渠道，是商务做的一项文化贡献。所以那时候我称商务要成为辞书王国。这是我在任期间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我觉得商务有《现代汉语词典》，有《新华字典》，后来又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张万起又跟人民大学编了《古代汉语词典》，又修订了《辞源》。这之后我们又和日本光生馆合作出版了汉语歇后语、谚语、外来语等词典。所以我就跟语言研究所说要编“现代汉语大词典”，实现吕叔湘、丁声树先生提出的先编《现代汉语大词典》，再编《中国汉语大词典》的愿望。语言所提出经费不足，于是我就预付语言所一笔款，准备将来再结算。
为了编“汉语大词典”，我就一直在想怎么积累素材。之前陈翰伯时代，四川搞了一个《汉语大字典》，但是粗糙一点。武汉大学编了一部《故训汇纂》，赵克勤说他们那里没人要出，问我们出不出。训诂类的词典，清代出过一本《经籍纂诂》，但它存在明显缺陷，唐之后的涉及不多。为弥补这个缺陷，武汉大学上世纪80年代就着手编一部汇集从先秦至晚清古籍的故训资料，一部全面系统的大型训诂类语文工具书。它有70万张卡片，很可贵，对我们编词典很有用。中国的文化很丰富，但是要编成新的出版物，要有新的方法。编词典最重要的是语料，要做卡片，收集语料，对照研究，从里面辨别选择。《现汉》的编写，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通过（语料的）调查研究，通过卡片摘录搜集，不是凭空编。赵克勤就说，编词典抄的很多，真正考订、真正研究、通过卡片抄制去做的很少。武汉大学用了十几年哪，辨别考订搜集资料，才有这个规模！所以我就说“我买下了，我出！”我和汉语室出版部到武汉去，让武汉的新华印刷厂负责排版统目，他们说铅不够，我就先给了十万，再让湖北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
那时候我筹备一百周年（馆庆），就是想（把商务变成）中国辞书的王国，古的今的，“汉外”大的小的双语的都有，来庆祝一百周年，然后再编“中国汉语大词典”——这是我的愿望。
外语词典方面，外国有一种词典，语词和百科都有，叫DESK，供大学文化程度读者使用。后来我们商务出版一本，就是《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这本《蓝登词典》开始的时候是由一个部队单位承担，编了20万词条，后来他们任务变了，没人编了，就把这些资料运回到北京。英语组的朱原同志想了个办法，让责任编辑李华驹用奖励的方式，又组织人干了五六年，最后完成了，将近1000万字。
我曾有一个想法：除了美国人的这本词典之外，再做一个自己的百科跟语言结合的词典，仿照《新华词典》的模式。《新华词典》就是语词加百科的，但是部头比较小，我就想跟大百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起弄，把它扩充成《新华大词典》。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方向。
张稷：您任总经理时，适逢改革开放，与世界一流的出版机构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的蓝登书屋、柯林斯、日本的小学馆等都合作，让商务成为率先走出国门的出版社。可以说，是陈原和您这样的掌门人带领商务成为改革开放在出版领域的先锋了。
牛津（OxfordUniversityPress）有个经理叫AlastairScott，他说能不能编一本双语的，有外汉跟汉外，两种在一起的词典。我说可以试试。他提出几点要求，比如要用繁体字，要有例句，要有拼音。繁体字那时候在国内不能出，但我说这是对外国人啊，外国有需要啊，为什么不可以，也可以嘛！就跟牛津出了一本“英汉、汉英”（即《英汉汉英词典》）。我想其他语种也可以跟着做。
我们的英汉、汉英双解词典，跟牛津合作，都用付版税的办法。比如在国外印这本“英汉、汉英词典”，付给我版税，我在国内印，付给他版税，这不是挺好吗？
给外国人点儿甜头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我到法国去逛书店。法国的书店，一个书店设十几道交款的，队还排得满满的。在法国，卖书是很兴盛的行业啊！法国市场这样好，中国书怎么打进去呢？一天，我到中国人开的“凤凰书店”，坐在那儿看看他们买什么书。有买汉英词典的，有买汉语教科书的，我很高兴呵。外国人不是不需要你的书，问题是你怎么能把中国的书发行出去。你总要给一点点好处，给人家点甜头去合作，才能慢慢地走进去。
八、商务的传统与前途
加强与学术机构合作，同时培养自己的力量
林尔蔚：第一，我觉得商务跟学术机构应该保持合作。像社科院语言所，他们的研究人员比较专业。早先的时候，我们商务的中文编辑人数少得很可怜！那时出字典，一年出不了一本。学术问题是要下功夫的，一般的编辑难以胜任。汉语方面我们和语言所这样的研究机构在一起是很重要的。那时我常跟语言所他们一起打桥牌，关系很紧密。北大呵、语言所呵，语言这方面的力量，北京最强！上海的巢峰有时候也到北京来（找专家），就因为想借助他们的力量。商务一直跟语言所北大在一块儿，语言方面的力量够。
外语方面也是这样。以前几年都出不了一本书。如汉语教科书，外国人很喜欢，销路很广，国外也有出版社想和我们合作编写日语教科书；《英语世界》的出版，除了自己，实际也是靠外国语学院的李赋宁、许国璋等一些老专家；《汉译名著》是依靠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其实这也是商务的传统。1958年恢复独立建制之后，陈翰伯就提出了“开门办社”的口号，依靠知识分子出意见、定选题。他提倡商务印书馆应该“谈笑有鸿儒”，商务的编辑要和学术界有广泛的交往，他说能不能跟高水平的作译者交朋友，是一个编辑能力是否称职的表现。这些优良的传统，应该继承。
另外，商务自己本身队伍也要壮大。我做总经理以后，加强了汉语室的力量。语言所编了一部分词典，我们自己的编辑也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指编别的词典）。后来王维新、张万起他们搞了《应用词典》，赵克勤他们编了《古今汉语词典》。
许国璋先生对我讲，你们可以搞一个研究所。因为商务做的许多事情是翻译工作。如果我们成立研究所，对这些工作进行研究，出一点专著，那么在语言文字上、思想上对世界文化起的作用就大一些。我喜欢看有关商务的书，我想，怎么用商务传统把她发展得更好一点。一百周年（馆庆）还做馆庆准备，布置这个那个的工作，结果退休了。年龄是到了，我觉得商务刚刚要火起来……
商务的传统是财富
人才是关键
50年代商务恢复独立建制的时候，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商务老人没有了，力量很薄。汉语方面就是个吴泽炎，其他的人都是后进来的。所以商务发展到跟语言所一起编《现汉》，很不容易。培养汉语的人才不容易，要懂外文又懂古文又懂今文，底子要好。汉语的人员我都想多进。那时候进的，我还觉得商务人才的培养，应该走胡愈之、沈百英、高觉敷式的道路，即“自我培养”。因为商务出的书，根源深，涉及面广，也不是哪个学校能培养出来的，要靠自己钻研、摸索、奋斗。
商务语言出版这一块阵地，念想的人很多很多，有不少人来挖商务墙角。编词典要花大力气，要下功夫的。有的单位不大愿意做这种枯燥的事情，就来挖别人的墙角。以为编纂出版辞书，又有名又有利，都想搞。又是“规范”不“规范”了，又是来抄袭了，多得很！有一本书，语言所编的《拯救辞书》，从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干扰不知道有多少！但商务的力量强，想挖也不容易。最后这些大词典都还是要在商务出。
我们做古汉语词典，和人民大学合作，后来北大的几位老师也参加进来，我担心搞的成搞不成，总算成了。古汉语词典基本上由小做到大了。所以要有人才，要有志气，有毅力，才能做起来。选题很多，材料很多，你要变成可用的选题。你说世界名著，全世界几万种，怎么变成我们的选题？王云五搞了很多，《万有文库》什么的，太广了，什么都有，能够有再版价值的，还是文史类的，科学方面的选题，再版少一些。还有的选题和时事结合，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的选题今天看不见实际的用途，明天可能很有用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要靠人。
总之一句话，我在商务一辈子，就是干这么个事儿，干了一点，没干完。就是这么个经过，有什么漏了的，请原谅。（访谈助理：石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