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遭纳粹德军轰炸的英国伦敦街景。（新华社图片）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充满战争和冲突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看，安全问题都是威胁人类社会的最大挑战。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影响下，全球安全形势加速恶化，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太平。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正当其时。
一、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冲突史
表面看，西方列强凭借军事优势和对外征伐，在世界政治中维系了长达数百年的优势地位，但无处不在的零和博弈与战乱冲突，使整个人类社会遭受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和损失。据统计，1871—1914年间，英国进行了30场殖民战争。在此期间，英国、法国和荷兰至少打了100场战争。这些殖民战争造成了28万—30万欧洲人死亡，而被殖民地区丧生的民众则高达5000万—6000万人。
热衷于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西方列强最终也陷入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的世界性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仅索姆河战役伤亡人数就超过了130万。整个一战期间，欧洲有数百万青壮年死于战场，大量人类文明成果毁于战火。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这种自我毁灭式的战争场景后，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并悲观地预言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工业化水平日新月异，使各种战争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性空前提升，由此导致二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劫难远大于一战。1945年二战结束时，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跌至1890年时的水平，英国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了负债国。1946—1947年，约有1亿欧洲人只能靠每天领取1500千卡热量的口粮来维持生活。事实告诉我们，指望诉诸战争实现霸权目标，最终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所说：“绝大多数人认为，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要比在和平环境中获得的东西有价值，其实这是错误的。”
2003年6月18日，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英联军临时总部门前持枪面对数百名示威的伊拉克人。（新华社图片）
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更加动荡
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与随之而来的“恐怖平衡”极大抑制了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在长达50年的冷战期间，尽管美苏剑拔弩张，但双方均较为克制，由此使世界出现了难得的战争间歇期。美苏冷战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冷和平”。
然而，苏联解体使美国因失去外部制衡而变得日益黩武好战。冷战后爆发的五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均由美国发动或主导。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围堵与遏制力度也在持续加剧。邓小平在1989年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美国《国会记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项目》等公开资料显示，1890—2001年的111年间，美国共采取了133项军事干预行动。
2021年9月2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会听证会，表示阿富汗战争以“战略性失败”告终。（新华社图片）
三、世界秩序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
美国将发动战争视为有利可图的“好生意”，但对整个世界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性事件。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要对37个受害国的2000万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对1000万—1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不夸张地说，美国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
对世界各国来说，维护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稳定安宁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各国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并由此形成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相反，安全形势不佳会极大破坏当地营商环境；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直接挤占民生领域投入；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使交战国两败俱伤，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此外，发展滞后又会加剧政权不稳和地区动荡，使各国陷入“越乱越穷——越穷越乱”的恶性循环，正所谓“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相互影响。原本属于传统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的战争与冲突，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力消长和国际格局变动，还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和次生灾难，殃及整个世界。例如，此次俄乌冲突不仅造成乌克兰大量人员伤亡、基础设施被毁，还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多国粮食供应短缺危机频发，使世界经济复苏再次放缓。
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日渐放缓以及俄乌冲突长期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使原本高度融合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分裂，潜在矛盾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涌现，世界范围内各领域失衡、失序、失范现象加剧。当前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大国矛盾白热化、政治阵营化、经济碎片化、安全自助化、价值对立化等一系列危险趋势。这些长期积蓄的矛盾一旦超过临界点，便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要想消除战争根源，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体现新治理理念的新安全框架。
2021年9月25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斯大林防线”博物馆，人们重演二战期间摩托化步兵参与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活动，纪念摩托化步兵日。（新华社图片）
全球安全倡议是纾解全球安全困境的有效路径
在世纪大流疫与俄乌冲突相互交织之际，西方传统安全理念主导的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全球发展不平衡与愈发显现的国际矛盾催生出更多不稳定因素及国际安全问题。西方以恃强凌弱、舍他保己为内核的传统安全观引发世界更多国家和民众的不满与反对。在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迫切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以平等互信为基础的新安全理念。基于此，旨在维护全球更广泛人民安全利益的全球安全倡议应运而生。
一、西方传统安全观弊端凸显
现实主义是当代西方国家流行最广、接受度最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将国际社会视为无政府状态，各国出于恐惧、利益或威望，强化安全自助意识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家看来，追求生存和强大是国家存在的终极目标。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就是争夺权力、保持权力和显示权力。新现实主义知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认为，武力的滥觞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战争的根源可概括为三种情形：坏的人性、坏的国家和坏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而近些年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主张追求权力的同时，其政策主张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是如此。理论本身并非政治，但理论一旦体现为国家政策，便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各种似是而非的西方理论主张大行其道，才使国际安全困境持续加剧，使当今世界变成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坏世界”。
西方国家基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价值观观察和处理世界事务，很容易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与冷战思维，以及本国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乃至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在于，世界从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各国只是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看，整体大于部分。作为组成部分的各个国家越是能够协调合作，世界整体越能不断优化，并由此形成“好世界”。
二、全球安全倡议体现时代精神
纾解当前全球日趋加剧的安全困境，必须首先从价值观念上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博弈的习惯性做法。当今世界面临两种迥然不同的治理理念和路径选择：一种是抱守西方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观念，以强权政治和穷兵黩武为行为准则，以集团对抗和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旧安全观；另一种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天下主义为价值理念，强调公平合理、共建共享、政治谈判和互相尊重的新安全观。事实表明，西方国家长期践行的旧安全观使人类社会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变得日趋迫切。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这种新安全观的集中体现。从具体内容和内在逻辑看，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的“六个坚持”是针对当今世界安全困境中的种种症结，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指导性方案。这些主张环环相扣、彼此呼应，为构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擘画了蓝图。
从思想渊源看，全球安全倡议的基本内容既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安全治理经验教训的凝练和扬弃，也彰显了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蕴和底色。从哲学思维看，中华文明强调辩证思维，理解祸福相依、矛盾相互转化，因而甚少走向极端，反对非此即彼、形而上学色彩浓厚的冷战思维；在国家间交往中，不同于西方价值观中动辄强加于人的霸道做法，中华文明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兼容并蓄；在安全理念上，中华文明有着强烈的“天下一家”意识，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远远高于西方文明“赢者通吃”的价值观站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强调国际主义精神，主张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尊重、和平共处。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典型体现，全球安全倡议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纵向看，全球安全倡议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亚洲安全观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三者分别从国内、地区和全球层面构建起体系完整的新安全观。从横向看，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由此为创造不同于西方体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和发展议题中提出的重大创新性倡议，恰是中国在价值观领域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集中体现。
2022年4月，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参加联黎部队“天使救援”演习。（新华社图片）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和平与安全是全球最重要、最宝贵的公共产品，也是最奢侈、最稀缺的全球公共产品。据统计，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私有制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总根源。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实现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固有天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只要存在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积累为最终目标的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从世界历史和当下现实看，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往往通过霸权主义方式完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当前全球安全困境加剧的直接原因。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纾解全球安全困境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