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S_EditorP{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DIV{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TD{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TH{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SPAN{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FONT{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UL{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LI{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A{margin-top:30px;margin-bottom:30px;line-height:2;font-family:--系统字体--;font-size:12pt;}一、明代文学人口及文学类书业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人口最多的时代是明清时期。道理很简单，中国宋代以前（含宋代）的文学无论是传统诗文还是作为诗歌变体的词（又称诗余）总体上是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是雅文学，它们的创作者和受众也都局限在宫廷、士大夫和士绅中间，受传承载体的限制，它们远没有下移至普通百姓中去。作为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在宋以前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大众文学形态，唐五代文言小说虽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座高峰，但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自然也难以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倒是发端于唐代的“说话”直接导引了宋代“说话”的发展和兴盛，据张兵先生《宋辽金元小说史》载，目前存世的宋辽金元小说话本50余篇，讲史话本8种，还有说铁骑儿和说经小说话本5种。与元代杂剧的受众一样，宋元白话小说的受众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他们是一群用耳朵“阅读”的受众。
在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中间还存在一个数量巨大的图书生产机构——书坊。今人一般将明代刻书分为官刻（含中央刻书、藩府刻书、府州县刻书）、坊刻和家刻三种类型。官刻机构，宋元即有，明代最盛。中央南北两监、钦天监、太医院、司礼监、六部等中央部门大都刊行与本部业务有关的书籍。地方官刻中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和很多府州县也都刊刻书籍。官刻书坊也刊刻了一些文学类书籍，如史传类图书、诗文集等，但这些文学类书籍主要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官方使用及赐予各地藩王等。坊刻和家刻才是文学类书籍生产的最主要阵地。坊刻和家刻在刊刻品种及生产目的上又存在很大差别，坊刻既刊刻诗文集（主要是名人作品），也刊刻戏曲、小说等通俗性作品，其目的在于牟利；而家刻则主要刊刻诗文集等雅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保存文献，而非营利。家刻本一般较坊刻本为胜。
书业是图书生产、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是人类精神产品向物质商品转化的桥梁，没有它就不会有明清文学商品的海量涌现，也就难以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对精神产品的再生产起推动作用的消费者。一句话，明清时期的书业生产为文学消费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商品，而文学人口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激励着雅俗文学作者去生产更多适合读者需求的有价值的精神产品。
二、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
如上所述，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与科举制度初创、版刻技术稍欠发达的唐宋相比有了极大提高，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成熟的科举选拔机制造就了大量雅俗文学创作者，最根本原因则是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难以计数的俗文学受众群体，笔者拟以对比的形式就明代文学人口略做梳理。
1.唐宋明三代学校生员概述
唐代教育发达，中央及地方州县均设学校（市镇学和里学未见规定）。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唐朝全盛时全国有州360，县1557。户口峰值在天宝十一年（752），当时户为8937792，口为59975543，即全国总人口接近6000万。开元、天宝间，中央学校系统为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崇文馆，玄宗时增设崇玄学、医学），“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地方学校系统包括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和县学四级（太宗间，都督府裁撤）。全盛时期地方学校总生员“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即同一时期全国生员7万余人。但唐朝中后期因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社会动乱，国家控制地区较全盛时期减少很多，此7万余生员是全盛时期的数目。
宋代教育普及程度较之唐代有较大提高。国子学对生员身份品级的限制放宽了，规定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皆可入国子学，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皆可入太学。太学实行三舍法，后“太学上舍（生）至三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生）三千人”。太学外，中央为八品官员及庶民子弟设立有小学、算学、医学、书学、画学和武学等专门学校。另，“元祐间，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除中央学校外，宋代地方州郡在仁宗初已经开始设立学校。“（崇宁）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徽宗时期宋代州县生员“总天下二十四路，教养大小学生，以人计之，凡一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这167622人是官学机构生员。除官学外，宋代私学颇盛，如家塾、蒙学等。书院亦是宋代地方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书院始于五代而盛于宋，初由私人设立，后期多被地方政府控制。私学人数亦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明代学校建制较之唐宋更加完备，除中央的国子监及地方的府州县学外，还有宗学、社学、武学等机构。对于国子监生员，张光莉认为明最盛时，“国子生之数达数万人”。宣德时规定，地方学校中在京府学60名，在外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成化时期捐资入学例开，以后生员成倍甚至十数倍增长。明代建制府140，州193，县1138；羁縻之府19，州47，县6，据此推断明代府州县生员在数十万人。顾炎武即认为明代后期全国在庠县生员当不下50万人（此数不含府州生员）。这一数字还不包含市镇、里中社学在校人数，如果加上市镇、里中生员学生数量，则明代学生总数会更多。方志远认为如果加上社学、里学的生员数，明代后期曾经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明代市民当不下100万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因为明代教育已十分普及了。
总之，明代官学生员和私学人数较唐宋两朝都有极大增长，其原因即在于教育日益引起统治者和庶民阶层的重视。统治者以科举取士，而科举生员大都经由学校产生，故自唐至明，教育日益普及，在学人口日益增长。庶民阶层也以此为晋身之阶，期望有朝一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就大大激发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读书、入仕热情。明代读书人数剧增使具有潜在创作能力的文学人口大大超过了前代。
2.由文学作品看唐宋明三代文学人口成长概况
有唐一代289年间共举行科举考试266次（中有一次作弊废除，两次未见录取人数，故有效科举263次），每年赴京应试的士子1000多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数次应试者），“共录取进士6637人”。除进士外，唐代明经科录取的名额较进士多很多，开元年间“每年明经及第的人数在七八十人。唐后期录取数更多”。唐代明经中试者当在2万~3万人。宋代科举取士较唐代增加很多，两宋进士有多少呢？傅璇琮认为“两宋共举行一百十八榜科试，各种科目登科人数，以文科而言，当在十万人以上，即以进士而言，有四万二千余人”。正因为宋代进士数量远超唐代，故宋代诗人数量也大大超过唐代。清康熙年间曹寅、彭定求主编《全唐诗》总收诗人2200余家，而《全宋诗》收诗人“不下九千人”。唐宋文学家虽多，但唐宋文学总体上说是精英文学，是雅文学，以白话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并不发达，故唐宋两代文学人口基本为诗、文、词等雅文学创作者及以科举仕途为人生旨归的在校生员。
有明一代，文学人口究竟有多少？虽然难以提供一个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一窥端倪:首先为全国在学人数，上文已有具体数字，此不赘述；其次为存世文学作品的数量；再次为文人学者记载的当时读书盛况。下文就第二、三方面进行分述。
以上文学人口并不包含以俗文学为消费对象的“城市知识分子”。方志远认为明后期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市民不下100万人。明代后期全国人口约为1亿，城镇人口占1/20~1/10，即500万~1000万，则这不下100万受教育者占到了城镇人口的1/10~1/5。统而言之，这不下100万的知识分子当为“士农工商”中的“士”这一阶层，还不包含具有一定知识的“工”和“商”阶层。恰恰是“工”和“商”这两个阶层担当起了文学作品和消费品之间的中介——制作者及传播者。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载明代刻书者有4670人。这一数字并不包含书业中粗识文字的手工业者，据《明会典》载，嘉靖十年（1531）核查司礼监有工匠1583名，其中专门刻书者为牋绕匠62名，裱褙匠293名，折配匠189名，裁历匠81名，印刷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计1275名。仅一司礼监刻书工匠即超千人，全国刻书业工匠数量可想而知。以售书为业的书商数量也相当可观。工商业者必定属于俗文学消费人群。
3.明之学者著述中的文学人口盛况
江南艺文化社会发端于唐宋时期，但真正形成规模却始于明代，这与明代人口数量、经济规模有直接关系。一些文人学者的文集也留下了当时文学人口兴盛的记录，兹略举数例：
我朝吴、楚、浙、闽之士娴于文辞，泽于道德，束发童儒辄抵掌而谈三不朽，家弦户诵，烂然擅四方之楷，即汉世朱崖郡议，欲摈而不收者，于今亦多魁士焉，而齐鲁顾寥寥也。
概观宇，若南都之苏、松、常，浙之杭、嘉、湖、宁、绍，豫章之南吉，闽之漳泉。乡会入彀之士往往一邑而当一郡，一郡而当数郡，岂官禄支干尽产东南诸郡哉？正以东南诸郡家弦户诵，父兄师友之所渐磨，虽中材亦易成。
（松江）衣食饶洽，人尚艺文，居民得以耕织自足。而僻处海隅，无通都绮丽之习，盖淳如也。今年文风尤甚，家诗书而户笔墨。
除雅文学兴盛外，明代俗文学人口较之雅文学人口成倍甚至数十倍增长。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沉浸在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的狂热中，上至帝王（武宗、世宗和神宗等都爱阅读小说）、士大夫，下至普通市民，均对之如醉如痴。目前已知存世的明代三大通俗读物中，《三国演义》有28种刻本，《水浒传》有14种刻本，《西游记》有9种刻本（如果加上散佚版本，这些数字还要高）。畅销书的数十次出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晚明消费人口的庞大。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玉（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清人钱大昕论及当时盛况时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整个社会无不习之、无不闻之，可谓盛况空前。
三、明代文学类书业的繁盛
明代是中国印刷事业的鼎盛时期，刻书业非常发达，其刻书地区之广、机构之多、数量之大、工艺之精都远远超过了它以前的各个朝代。学者论及明代刻书之盛，必征引明后期学者胡应麟的论述。胡氏在《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中说：“（明代）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从胡氏所述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刻书业非常繁盛，刻书中心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而最大的刻书中心有三个:苏州、杭州和建阳。与刻书业兴盛相伴的是图书流通异常发达，全国已经形成了四大图书交易中心，如胡氏同书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这四大图书流通中心和全国各地的刻书中心（刻书地其实也是交易地）一道构成了遍布各地的图书销售网络，使中晚明图书刊刻、流通和销售十分发达、便利。
1.官刻书业是文学类图书生产的有益补充
如前所述，官刻机构并不以刊刻文学类书籍为主，但它是文学类书籍生产的重要补充形式。官刻机构中的南北两监（国子监）刊刻图书最多，其中北监刻书的数量和质量较南监都逊一筹，万历后期周弘祖《古今书刻》载北监刻书仅41部，不及南监1/6。表1所示，南监刻书总计443种，其中诗文集56种，占总数的12.6%。
内府中的司礼监经厂是明代重要的刻书机构，其刻书当在200种以上（其中100余种为“御制书”）。这200多种内，《十三经》、“二十一史”、佛藏、道藏、蕃藏各一种，这几部书都是皇皇巨制。一部《道藏》即有122589页，《藏文大藏经》有150074页，《永乐南藏》有188002页，规模实在惊人！地方官刻书籍数量亦巨大。故明嘉、万间学者陆容（1436—1494）谈到地方府州县刻书盛况时说：“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窥斑见豹，地方官府刻书规模可想而知！“藩刻”也是明代书业中一支重要力量，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根据各家著录及国家图书馆所藏，总得藩府刻书252种；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为43王府，93人，430种。官刻图书从内容上看，多是经、史、子、集四部内的经典及日用类图书。它虽不以文学类图书为主，但由于它拥有宋元旧椠底本，且经济雄厚，故官刻文学类图书多为精本。
2.坊刻是俗文学作品得以保存的主要力量
私刻中的坊刻是明代刻书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明代坊刻以建阳最为有名，明代建阳书坊总量多达229家，刻书451种之多。建阳所刻内容十分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数量巨大、传布广泛、影响深远，但也得承认，建阳所刻之书，质量最下，后人诟病最深。明代苏州书坊当在160家左右，刻书约为300种。杭州的刻书地位虽较宋元时有所下降，但仍是全国重要的刻书和流通中心，张献忠认为杭州有可考的书坊至少89家。南京可考的书坊有152家，其中最著名的刻书超过20种以上的9家书坊刻书即达900多种、2617卷，推而广之，整个南京刻书数量可想而知。明崇祯间曹溶说:“近来雕版盛行，煤烟塞眼，挟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于中求未见籍，如采玉深崖，旦夕莫觊。”可见晚明刻书业之盛。坊刻图书既有以精英阶层为主要受众的经史子集等雅文学，也有以粗通笔墨的市民阶层为主要受众的戏曲小说和日用类图书，还有以在校生员为主要阅读主体的科举考试类用书。现今存世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多赖坊刻得以保存下来。表2颇能说明坊刻在明代刻书业中的地位。
3.家刻是明代诗文等雅文学生产的主要力量
构建地域文化的桑梓情怀是明代诗文集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因时而变，因地而异。文人生于斯，长于斯，必然有很深的故土情怀。于是，奖掖后进、整理乡邦文献便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江南地区自唐以后，经济文化已超北方，环太湖流域、南方赣闽地区均为文化昌明博大之地。以吴中为例，文献汗牛充栋，为历代全国之最，这与士人构建地域文化的自觉是分不开的。谈到苏州士风时，何良俊很是感慨:“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吾松则绝无此风，前贤美事皆湮没不传。余盖伤之焉。”其构建乡邦文化的心情是迫切的。另外，袁凯是明初重要诗人，何景明目其为“国朝诗人之冠”，然其卒后50余年即已湮没无闻，诗集亦不见传。后松江士人（或居松为宦者）为使其集不致散佚无传，多方搜辑，曾12次刊刻其《海叟集》！而且，不惟苏松人如此，各地文人学者都抱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恭谨心态积极整理各地文献。明人除了辑录出版散佚的文集外，还整理了大量地方诗文总集。《中国古籍总目》内“郡邑之属”著录郡邑诗文总集500余种，其中收录明清地方诗文总集270余种。
四、明代文学人口：书业繁盛的“发动机”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
陆楫论述中不但征引孟子等先正的格言，且以苏松等地豪富尚奢进而惠益“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为例，论证自己的理论，可谓有理有据，言之凿凿，颇有说服力。陆楫的崇奢论思想，其实质是当时社会消费领域充满活力、慕富崇奢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可以这样说，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塑造了社会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受此社会环境的制约，艺术品领域生产着与此相适应的艺术产品，并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