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0217:20发布于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地球仪平面图
以“地圆说”为基础的地球仪，公元前2世纪最早由古希腊天文学家制作，9世纪由阿拉伯人继承后，13世纪一度传入元朝。近代地球仪则是16世纪末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最早在中国制造中文地球仪，1585年肇庆地球仪是第一架近代意义上的中文地球仪，受其影响，中国人瞿汝夔和李之藻曾自制地球仪，现存最早在中国制造的1623年地球仪是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DiazJunior,1574-1659）和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1559-1654）为上呈皇帝而制作。至1636年，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撰写《浑天仪说》，首次将欧洲印制地球仪技艺传入中国，并绘制地球仪用世界地图——《地球十二长圆形图》。
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人“天圆地方”观念和传统天下观的地球仪，因为制作不易，在明朝后期属于极为罕见的西洋器物，传播范围有限，并未如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等西洋式中文世界地图一样，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普通士人，广泛传送，远至域外朝鲜、日本，亦纷纷仿效。然而汤若望撰写的地球仪制作技艺，机缘巧合，传入了朝鲜半岛。
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这幅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的地球仪用世界地图，应该就是朝鲜人根据汤若望图籍改制而来。牛津大学钟仲明（MinhChung）在2019年编著的《朝鲜珍宝》（KoreanTreasures）第二卷中，对图幅内容、作者及其价值进行了探讨。1933年日本学者秋冈武次郎（TakejirōAkioka,1895-1975）对另一幅朝鲜制地球仪用图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东西文化交流和中朝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结合同时代中国及欧洲的地球仪状况，呈现地球仪这一西洋器物经由中国传入朝鲜的早期历史（1603-1801）。
一、西学初入朝鲜的时代背景及1644年昭显世子“舆地球”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陆续来到东亚、东南亚。1553年，葡萄牙人入居中国澳门，1565年至1571年间西班牙人开始陆续占领菲律宾群岛，1619年荷兰人攻占爪哇岛上的雅加达，更名为巴达维亚。与此同时，1540年获得教皇认可的耶稣会，成为天主教的一个正式修会。154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SanFranciscoXavier,1506-1552）开启东方传教，1549年作为首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九州鹿儿岛开教。天主教在九州等日本南部传播迅猛，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AlexanderValignani,1538-1606）抵达日本时，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马晴信和大村纯忠等大名入教，1580年大村纯忠更是将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献给耶稣作为领地。至1581年底，教徒已达15万，五分之四在九州，教堂不下二百所，1595年教徒更是增至30万。在16世纪末欧洲制地球仪被带至日本，作为礼物赠送给各地大名。至1637年，九州岛原地区民众不堪压迫，揭竿而起，酿成史称“岛原之乱”的日本最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起事者多为教徒，领导者亦以宗教相号召，变乱颇有宗教战争的性质，1638年幕府调集重兵镇压。自此幕府禁教，直至明治维新时代。
最早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Ruggieri,1543-1607），1582年进入广东肇庆。对于中西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利玛窦与之同行，撰写了《天主实义》（1604年译为日文）《西国记法》等书，最为有名的是绘制《坤舆万国全图》（1602）、《两仪玄览图》（1603）等西洋式中文世界地图。耶稣会士编译了大量图籍，较著名的如1623年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汤若望参与编制的《西洋新法历书》，1674年南怀仁（FerdnandVerbiest,1623-1688）刊印《坤图图说》及《坤舆全图》。
明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有限。康熙前中期，对天主教态度友善，康熙三十一年（1692）颁布了允许天主教会在华传播的诏令。由于教会内部发生“礼仪之争”，1704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正式禁止“中国礼仪”，包括禁止敬孔祭祖、祭天地等严重违背中国传统的内容，导致中国与教廷关系破裂。康熙四十五年（1706）对来华传教士实行领票制度，予以限制。雍正认为康熙过于宽纵，在雍正二年（1724）发布禁教令，除在京教士外，全国各地传教士居留广州。乾隆对天主教略有宽容，乾隆二年（1737）朱批：“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不必禁止”。
相较于中国和日本，朝鲜与西洋人的直接接触要晚一些。1582年冯里伊漂流到济州岛，随即被押往中国。1594年赛斯佩特斯（GregoreoSespetus）在“壬辰倭乱”时期来到朝鲜，作为日本侵略朝鲜的随军传教士，与朝鲜人并无接触。1628年漂流到济州岛的荷兰人朴渊（JanJanesWeltevree）被捕后居留朝鲜。1653年哈梅尔（HendrikHamel,1630-1692）等36名荷兰船员漂流到济州岛，1668年哈梅尔返回荷兰后出版《哈梅尔游记》，这是欧洲人亲历记述朝鲜的首部著作。朴渊、哈梅尔等西洋人虽曾为朝鲜制造铳炮等武器，但作为船员并不具备较高素养，因此对朝鲜西学传播影响甚微。1710年，雷孝思（JeanBaptRegisl,1663-1707）、费隐（XavierEhrenbertFridelli,1673-1743）测绘直隶、东三省、黑龙江北地图时，意欲同时测绘朝鲜并建立教会，康熙不允。
在近代耶稣会士东来引发的东西文化交流中，不同于传教士在中国和日本的直接传教和传播西学，朝鲜半岛主要是通过使臣从明清两朝间接地输入汉译西学。如黄时鉴指出：“大航海以来，西学东渐，先到中国和日本，而朝鲜王朝时代的西学则首先是经由中国传过去的。韩国的西学初传史也是西学入华史进一步向东的延伸”。韩国学者李元淳亦有类似表述，并强调使臣在西学引入中的关键作用，“赴京使行是引入西洋文物的导管，但实际上赴京行员直接接触西洋文物，并将它引入朝鲜国内，是发生在北京的事”。
较早见于文献记载者，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在次年就被使臣李光庭带回朝鲜。1603年利玛窦《两仪玄览图》在1620年时被使臣黄中允携带回朝。1631年，朝鲜使臣郑斗源将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JeronimoRodriquez，1561-1634）所赠《天主略》《千里镜说》《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记》《天文图南北极》《万里全图》及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带回朝鲜。自17世纪初，诸多绘制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五大洲等全新地理知识的世界地图以及《职方外纪》等图籍，开始陆续传入朝鲜。
地球仪最早传入朝鲜半岛，并非通过朝鲜使臣，而是始于汤若望与当时作为人质居留于北京的昭显世子李溰（1612-1645）之间的直接接触。1623年，汤若望抵达北京，期间曾翻译伽利略《远镜说》，1627年赴西安传教，1630年回北京供职于钦天监，修订《崇祯历法》。明清易代之后，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顺治十五年（1658）受一品封衔。汤若望在华传教40余年，历经明、清两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二、汤若望图籍的影响及博德利藏图的价值
汤若望精于天文、数理，在北京期间曾制作浑天球、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地球仪传入朝鲜的早期历史，皆与汤若望有关。除赠予昭显世子地球仪实物之外，汤若望记载地球仪制作技艺的《浑天仪说》，由使臣金堉（1580-1658）于1646年携回朝鲜。1636年汤若望图籍中的地球仪制作技艺及书中所附《地球十二长圆形图》，在东亚地球仪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在东亚朝鲜、日本出现的这类图像，皆源于此。《浑天仪说》首次向中文世界介绍了地球仪的制作方法——十二长圆形法，如文献中所载：
即先制十二长圆形图，然后糊在球面，汤若望另撰《制球法》《上长圆图于球面法》等专节详尽介绍制作方法。
汤若望书中附有《地球十二长圆形图》，图1展示的是中亚、印度及东亚区域，标注“大明一统”“大明海”“朝鲜”“日本”及“苏门答剌”“印度海”“印度”“莫卧尔”等名称。图幅右下方注记：“崇祯九年日躔轸宿远西汤若望授法钱塘后学黄宏宪图燕闽后学朱光大图”，由此可知该图绘制于崇祯九年（1636），“日躔”是指“太阳运动位置。躔，行迹”，“轸宿”为“中国古代星官名。二十八宿之一，四象中南方朱雀七宿之最后一宿”。同时可知该图由明朝人黄宏宪、朱光大根据汤若望授法（即十二长圆形法）绘制。
1933年，秋冈武次郎指出东亚地区现存三种1800年之前制作的该类地球仪用图：一是汤若望《浑天仪说》中附图；二是安井算哲（YasuiSantetsu,1590-1652）藏图；三是日本学者今西龙（ImanishiRyū,1875-1932）藏朝鲜人安鼎福绘制地球仪用图。1934年，秋冈武次郎在《地图学史》中注记汤若望图，提及该类地球仪用图在朝鲜有一种、日本有三种，但未具体言明。其中一种朝鲜图当指今西龙藏图，而三种日本图，除汤若望图、安井算哲图之外，大概还包括1855年三木一光齊（KazumitsuMiki）制图。
1800年之前制作的安井算哲藏图，据传藏于德国莱比锡格拉西博物馆（GrassiMuseum），钟仲明经与馆藏方联络，确认目前并无该图线索，因为该馆在二战期间曾遭到轰炸，所以大概藏品已毁于战火。而今西龙藏图除1933年秋冈武次郎的介绍文字和所附黑白图影外，经钟仲明多方查找，原图已佚失。因此作为汤若望图的衍生品，博德利图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唯一现存的1800年之前制作的该类中文地球仪用图。
三、博德利藏图的图名与作者
该图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在英国其规模仅次于大英图书馆。经征询钟仲明获知，该图是由马克·纳皮尔·特罗洛普主教（BishopMarkNapierTrollope,1862-1930）于1896年捐赠。特罗洛普受学于牛津大学新学院，1890年抵达首尔，他也是一位敏锐的书籍收藏者，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很多稀见且重要的朝鲜书籍和抄本，都是他在1896年至1930年间陆续捐赠的。但是，对于如何获得这幅地图，他并未留下只言片语。
图2博德利图书馆藏地球仪用图
如图2所示，该地球仪用图为彩绘本，由十二个长条缀合而成为一个平面世界地图，尺幅约为28×71㎝。图幅以北为上，画出了赤道（深红色）、南北回归线（浅黄色）及经纬网，绘制了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及南极洲等世界五大洲并标注了不同国家名称和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物。就其涵盖内容而言，这是一幅世界地图，但也不够准确，因为它是为制作地球仪而准备，十二个长条弯曲贴附到球体之上，就可制作一架地球仪。更准确的说，这是一幅地球仪用世界地图。
该图1896年入藏博德利图书馆，2019年编入图录，钟仲明的研究即为最新成果。如其所言，这幅图“虽然十分重要，但在朝鲜内外鲜为人知”。钟氏认为博德利图与今西龙藏图同源，皆出自朝鲜人安鼎福之手。秋冈武次郎研究成果被钟氏直接移用于博德利图，其中颇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图名
这种地球仪制作技艺大概始见于16世纪初，1507年最早将美洲绘入世界地图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Waldseemüller,1470-1521）制作的图幅，美国人标注图名为TheWaldseemüllerGlobeGores。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馆（RoyalMuseumsGreenwich）收藏的诸多此类图幅亦归入“Globegores”名目之下，与Globe（地球仪）并列。可见这类图幅在英文语境下被归入“Globegores”的范畴，但又不同于地球仪（Globe）。
就该类图幅的具体名称而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彼得·范登基尔（VandenKeere,Pieter，1571-1646）1614年制作的Globeen12fuseaux，英文对译为Globein12spindles，可直译为十二纺锤状地球仪。除了直接以图幅外形命名外，也有其他命名方式，如荷兰制图商威廉·布劳（WillemBlaeu,1571-1638）1636年制《新的地理描述》（Novaorbisterrarumdescriptio）。因此，该图像如无事先正式拟名，英文名称可以馆藏地命名——TheBodleianGlobeGoresinChinese，而不是称之为世界地图（WorldMap）。
其中记载清晰，纸张正反两面绘制了两幅地图，在地球仪用图中没有任何记载，也无图名；而纸袋上的题名“宁古两界辽东全图”很明显指的是另一面上绘制的“辽东全图”，与地球仪用图无关。今西龙藏图实际上与博德利图一样，图像中并未书写图名。因为该图制作技艺和图幅形态，直接上承自汤若望《地球十二长圆形图》，如无题名，汉文拟名则以在原作（母本）名称之前加注馆藏地的命名方式，较为适宜，如博德利《地球十二长圆形图》。
（二）作者
至于纸袋上文字“宁古两界辽东全图顺庵安先生手写本”，根据上段注记内容分析和行文方式，应该同样为后人添注，并非安鼎福本人书写。对此可作如下解读：后人仅为正反两面图幅中的“辽东全图”一幅拟名，并指出该图为安鼎福绘制，这是最符合阅读习惯的理解方式。由此延伸，注记者并未述及另一面地球仪用图的图名和作者，也就不能简单推导出安鼎福绘制地球仪用图。这从注记者在“辽东全图”中留下文字而反面并未注记来看，也符合上述推断。
退一步而言，将“宁古两界辽东全图顺庵安先生手写本”的题注，理解为纸袋中正反两面均为安鼎福绘制，虽不符合阅读习惯，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一纸两面，既然一面为安鼎福绘制，其他人在另一面又绘制地图的可能性也不大。况且题注者明确书写安鼎福手写本，虽对其人未知其详，但他能够阅读郑德和书籍、地球仪用图等，亦有可能是安鼎福后人或后世学人。因此从题注信息而言，虽然有些晦暗不明，但并无有力证据直接推翻，因此仍将安鼎福认定为今西龙藏图作者为妥。
至于秋冈武次郎所言：“如前所述，是安氏亲自绘制的地图”，则存在对版本学和制图流程的误解。因为以东亚传统写本而论，无论文字著述还是地图图像，跟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原作者手稿，是有区别的。很多誊清稿本并非本人亲笔手写，而是雇人代抄，古地图则因涉及绘画技巧等，更是会请画工等代为绘制。因此，如上文汤若望《地球十二长圆形图》题注所言：“远西汤若望授法钱塘后学黄宏宪图燕闽后学朱光大图”，这类地球仪用图大致是士人授法、匠人制图的流程。观察今西龙藏图中粗陋字迹的写本特征，即使认定安鼎福为该图作者，也是指该图由安氏授法而非亲绘，亲绘者当为画工匠人等。
博德利图中并未书写图名和作者，钟氏并未进行论证和比较，直接引用秋冈武次郎研究，将博德利图作者认定为安鼎福。这在今西龙藏图作者留有疑问的情况下，关键是未进行两幅图像的细致比对，仅根据形态近似而得出上述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933年披露的今西龙藏图图影为黑白印制，在海陆轮廓方面与博德利图基本一致，但是字迹漫漶，模糊难辨，难以针对具体地名等展开细致比对。以下仅就勉强识别出来的今西龙藏图与博德利图存在差异之处，列举如下：（1）今西龙藏图在中国部分标记“大一统”，而博德利图为“大明一统”；（2）今西龙藏图在南极洲部分标记“墨瓦蜡泥加”五个字，同于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的标注，而博德利图为“亚腊泥加”四个字，少了“墨”字，“亞”与“瓦”似因形近而混淆；（3）在右数第四条下方，今西龙藏图出现两个地名——“东南海”与“墨瓦蜡泥”，博德利图仅书写“东南海”。区分授法人与绘制者两个层面而言，因为博德利图中未有任何文字记载可以证明该图与安鼎福有关，所以不宜轻率地仅因形似而认为该图与今西龙藏图同源而出自安氏之手。再就绘制者而言，如出自同一画工之手，在较为关键的“大明一统”字样以及大洲名称等地名上，似不应存在较大差异。
安鼎福（字顺庵,1712-1791）为李氏朝鲜后期的著名学者，曾师从朝鲜西学奠基人李瀷（字星湖,1681-1763）学习，著有《天学考》《天学问答》及《东史纲目》等著作。2012年，韩国国家图书馆（TheNationalLibraryofKorea）出版了馆藏安鼎福资料的专书，其中披露了大量安鼎福亲笔书写的图籍。在安氏《读史详节》一书中的附图，绘制的就是辽东、盛京等与朝鲜接界的清朝东北地区，因此安氏确曾绘制过《宁古两界辽东全图》这类反映分界的地图。
图3安鼎福手书《东史纲目：并附录》
四、博德利藏图的技艺与内容
汤若望图与博德利图之间的传承关系，较为明确。秋冈武次郎和钟仲明都已提及，但未深入探讨比对。本节将追溯更早之前该技艺由欧洲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而探讨博德利图与汤若望图、利玛窦地图及艾儒略图籍等西洋式中文世界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
15世纪末的早期欧洲地球仪制作也是雕刻（engraved）或绘画（painted）而来，制作数量有限且不宜传播，因此发展出被汤若望译为“十二长圆形法”的制作方法。1507年瓦尔德泽米勒已经制作此类图幅，但数量极少。南德意志地区的约翰·舍纳（JohannSchner,1477-1547）开设了第一家地球仪工厂，在16世纪上半叶生产了一批印制地球仪（printedglobes）。该制作方法于1527年传入安特卫普，至16世纪后期阿姆斯特丹取代安特卫普成为地球仪生产中心。为了商业利益，以约道库斯·洪第乌斯（JodocusHondius,1563-1612）和威廉·布劳为代表的地图和地球仪生产商，制作销售了大量此类地球仪，至今尚存350架之多。
1591年，汤若望降生于德国科隆，成年后赴罗马学习，1618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启程离开欧洲。1600年前后正值洪第乌斯、布劳等专业制造商大量制作此类地球仪的时期，地球仪流入欧洲各国。因此，汤若望一定接触过印制地球仪技艺，由此首度将之引入中国。上文提到的1636年威廉·布劳《新的地理描述》，其制作方式与图像形态，与汤若望图如出一辙。汤若望可谓将东、西方地球仪制作技艺同步，《浑天仪说》在1646年由使臣带到朝鲜半岛，又被朝鲜士人学习仿效，孕育制作出了今西龙藏图和博德利图等朝鲜地球仪用图。
关于博德利图与汤若望图在绘制内容上的传承，目前尚未见详实分析。在此先比对汤若望图的参阅图籍，再进一步探讨两者间的内容传承等问题。
（一）汤若望图的参阅图籍
汤若望《地球十二长圆形图》成图于1636年，在此之前由传教士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大致有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1623年艾儒略《万国全图》，也不排除汤若望参阅现存最早的中文地球仪——1623年龙华民、阳玛诺地球仪。其实，不管是艾儒略绘图还是龙华民地球仪，其内容绝大部分截取自利玛窦地图。经比对海陆布局、地名等信息，可以确定《地球十二长圆形图》主要参阅自利玛窦图及艾儒略图（如表1）。
其一，“新为匿”为今新几内亚岛，1602年利玛窦并未将之绘制为岛屿，而是南方大陆的北部半岛。该岛于16世纪初被西方航海家发现，直到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托雷斯最早发现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岛为一海峡所分隔，该海峡后被命名为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艾儒略吸纳了这一最新地理发现，将“新为匿亚”绘制为一座独立岛屿，龙华民地球仪与艾儒略绘图一致。汤若望图虽地名标注异于利玛窦图，但是延续利玛窦图中的半岛形态。
其二，“圣老楞佐岛”是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1500年圣劳伦斯节当天，葡萄牙航海家第奥古·迪亚士登岛并将其命名为“SoLoureno”。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等影响深远的中文世界地图，参阅自同时代欧洲著名的奥特里乌斯（AbrahamOrtelius,1527-1598）《寰宇全图》（Theatrumorbisterrarum）。1587年《寰宇全图》中标注为“InsS.Laurentij”。利玛窦音译为“仙劳冷祖岛”，后为龙华民地球仪采用；艾儒略音译为“圣老楞佐岛”，被汤若望采信。
其三，“圣依勒纳岛”位于非洲西部的大洋中，1502年葡萄牙航海家约翰·达·诺瓦发现该岛并命名，1645年至1651年荷兰短暂占领该岛，1659年英国占领该岛至今，后因1815年流放法国皇帝拿破仑而闻名。该岛地理位置优越，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一直是大西洋中重要的船舶停靠地。1587年《寰宇全图》中标注为“S.Helena”。利玛窦将之音译为“仙依力拿岛”，汤若望同于艾儒略，译为“圣依勒纳岛”。
其四，“青山岛”和“绿峰岛”均为意译，是指今非洲西部的佛得角，得名自葡萄牙语CaboVerde[8]，Verde意为“绿色的”，Cabo意为“角”，1587年《寰宇全图》中标注为“decapoVerde”。不同于利玛窦和艾儒略，汤若望将之译为“青山岛”。此外，汤若望图中的“意大理”的用字，也不同于之前惯用的“意大里亚”。
两图中地名众多，笔者仅选取两图最左第1条（大西洋东部区域及欧洲和非洲西部）及左数第6条（中国及其南北地区），将其中地名逐一摘录如下：
两图中地名同于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者，以下划线标注；同于1623年艾儒略《职方外纪》者，以波浪线标注。通过比较可知：
（3）博德利图中出现的“鞑而靼”“北京”及“河阴”“浡泥”四处地名。“鞑而靼”和“北京”在利图中分别为“鞑靼”和“京师”，“河阴”“浡泥”未出现于利图中。而这四处地名均来自于1623年艾儒略图籍，其中前三个地名同时出现在汤若望图中，但是“浡泥”在汤若望图中未出现，应该是博德利图作者直接抄录自艾儒略图籍。另在上文提及的马达加斯加岛处，博德利图标注“圣老楞佐岛名仙劳冷祖”，同时出现了利图和艾儒略图的地名称谓。此外，细致查看表2中地名对照，在相同区域内两图标注和选取的地名存在较大差异，不能一一对照，并且汤若望图中自创的具有特色的“清地”“鹰岛”“青山岛”等并无一处体现在博德利图中。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博德利图中地名并不直接来自于汤若望图。
（4）博德利图中在中国东南区域标注的“天台”，并未对应出现在上述西洋式中文地图，而是该图所独有。这一看似细小的差异，却也是一条重要线索。浙江天台山是日本及朝鲜半岛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在笔者过目的18世纪朝鲜人绘制的圆形天下图中，都会标记此山。比如分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四海总图》（如图4）和博德利图书馆的《四海地图》以及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藏《手绘朝鲜古地图》之《天下地图》，这三幅朝鲜人绘图中都出现了“天台山”。这种18世纪在朝鲜流传的圆形天下图，突出特点是在图幅中心位置绘制“昆仑山”，以“天地心”称之，这属于较为典型的佛教世界地图或者佛教天下图，有些类似于佛教南瞻部洲地图，图中都会标注“天台山”在内的诸多佛教山川。因此，仅据此点而言，博德利图应曾参阅当时在朝鲜半岛流传的佛教天下图。
图4大英图书馆藏《四海总图》
总之，1636年汤若望《地球十二长圆形图》，综合参阅了1602年利玛窦图和1623年艾儒略图。博德利图的制作技艺源自汤若望及其图籍，图幅绘制则主要参阅1602年利玛窦图，个别信息直接参阅自1623年艾儒略图籍，内容并非直接转录自汤若望图。在西洋式中文地图之外，应该同时参阅了同时代朝鲜流行的佛教天下图。
一般而言，可供参阅的《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及《浑天仪说》等汉译西书，只存于皇宫或者一些通晓西学的士人之手。《坤舆万国全图》于1603年传入朝鲜，1708年朝鲜李朝肃宗曾令人制摹绘本《西洋乾象坤舆图》；1631年《职方外纪》传入朝鲜后，学者李瀷、慎后聃、李家焕等曾研读书中世界地理知识。笔者查看1708年地图，绘制精美，字迹隽永，不似博德利图中出现错别字、漏字等，仅从错字和字体来看，博德利图不应出自宫廷。大概率会是接触西学的士人制图，如同《地球十二长圆形图》由汤若望授法、黄宏宪和朱光大制图一样，博德利图应该也是士人授法、匠人制图的流程。
这一时期“地圆说”在朝鲜传播，《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全图》等世界地图及《天文略》《西洋新法历书》等记录天文历法的书籍，陆续传入朝鲜后，其中承载的“地圆说”亦随之入朝。最早接触西学的李晬光（1563-1628）、金万重（1637-1692）分别在《芝峰类说》和《西蒲漫笔》中对“地圆说”做了描述。对“地圆说”在朝鲜传播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仍属星湖学派创始人李瀷，在《星湖僿说》及安鼎福编《星湖僿说类选》中均有“地球”专目。
1708年，朝鲜李朝肃宗命令崔锡鼎根据汤若望赠《乾象坤舆图》和《坤舆图》，新绘《西洋乾象坤舆图》。在崔氏题记中明确提到了“地圆说”：
在该图右上角还书写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题记：“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等语，并绘制象征地球为球体的《天地仪》图像（如图5）。
图51708年《西洋乾象坤舆图》之《天地仪》
然而，笔者认为该架地球仪应为19世纪作品。如图6所示，左边是高丽大学藏地球仪平面展开图，右边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两者在大陆轮廓上基本一致，细节上如地球仪中经非洲南部“大浪山”往东经“太平洋”然后在澳洲大陆分南、北两道的航线绘制，以及澳洲东北部的两条平行航线，在绘制上与法国藏图如出一辙。此外，地球仪上地名如“大清国”“狮子峰”“嘉本达利”等这些其他西洋式地图中不太常见的地名和标注位置，在法国藏图中均可一一对应。尤其是加里研究中着重强调的澳洲大陆的“嘉本达利”的书写，并不同于1674年南怀仁《坤舆全图》和1760年蒋友仁《坤舆全图》。南怀仁图在澳洲书写“加尔本大利亚”和“新阿兰地亚”，对应音译自Carpentaria和NewHollandia（新荷兰），“嘉本达利”这一写法笔者首见于法国藏图系列。而蒋友仁图在北美大陆绘制上，与地球仪绘制差异明显——蒋友仁图将加利福尼亚绘制为半岛形态，这符合今天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长条半岛形状，而地球仪和法国藏图中，与很多中西方古地图一样，将之绘制为独立于北美大陆的岛屿。
小结
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文化交流日趋紧密，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和“西器东传”。作为当时西方社会知识阶层的传教士，梯山航海，来到东方。“西学”和“西器”首先被带到中国和日本，再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如黄时鉴所言，朝鲜西学史可视为西学入华史的向东延伸。地球仪这一西洋器物在东亚的传播历史，就集中体现了上述趋势。
近代地球仪在16世纪末由利玛窦传入中国，顺治年间在清宫钦天监制作有地球仪，清宫造办处在康熙年间亦曾制作地球仪。同时期日本与葡萄牙、荷兰等国通商，在16世纪末欧洲制地球仪被带到日本，日本人最早在1605年自制地球仪。目前记载所见最早传入朝鲜的地球仪实物，应是1644年汤若望赠予昭显世子的“舆地球”。伴随着汉译西书的大量传入，尤其是《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浑天仪说》和“地圆说”的引入，略晚于中国和日本百余年，在18世纪中期前后产生了今西龙藏图和博德利图这类朝鲜人自制地球仪用图。
1636年汤若望著《浑天仪说》并制《地球十二长圆形图》，这在东亚地球仪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之前利玛窦、龙华民等绘制地球仪技术，汤若望首次将欧洲印制地球仪技艺传入中国。这种更便于效仿的地球仪制作技艺，传入朝鲜后，在18世纪朝鲜西学活跃的土壤上，以1602年利玛窦图为主、兼及参阅1623年艾儒略地图和朝鲜人绘佛教天下图，孕育出了博德利藏地球仪用图。
此外，朝鲜王朝时代著名学者南秉哲（1817-1863）《圭斋遗稿》卷五收录有《地球仪说》，其中提及一架朝鲜藏乾隆朝地球仪，“盖前人之作，有乾隆地球之式”，“旧仪只凭其经纬线，而是仪有经纬线又用圈尺，理同而详约不同”。南氏以“旧仪”称呼乾隆朝地球仪，且其亲自目验过，对“旧仪”球面内容多有描述。从南氏将这架地球仪径直冠以“乾隆”而非朝鲜王朝年号的记载方式，推测这极有可能是一架18世纪中后期在中国制造而后传入朝鲜的地球仪。明末传入中国的地球仪，在乾隆朝已经登堂入室，由清宫制作并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作为“礼器”编入《皇朝礼器图式》。因此这一时期有地球仪实物流入朝鲜半岛，亦属情理之中。
在17至18世纪的二百年间，由中国传入朝鲜的不仅有地球仪实物（昭显世子“舆地球”及乾隆地球仪），也有汉译西书影响下朝鲜人自制的今西龙藏图、博德利图等地球仪图像。地球仪作为承载世界地理知识和“地圆说”的西洋器物，其传播历史事关中朝文化交流史、东西文化交流史以及天主教东亚传播史、地图学史等。通过重点分析博德利图，基本展现了地球仪经由中国传入朝鲜的早期历史。同时以地球仪为线索，为观察18世纪前后世界地理知识传播、器物流传及宗教传播等东西交流，打开了一扇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