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中国古代用于收藏和阅览图书用的专用建筑，在不同的朝代有着“府”、“阁”、“殿”、“楼”等不同称谓。从隶属关系上可分为官府藏书楼、私家藏书楼、寺观藏书楼和书院藏书楼四大类，其功能与西方图书馆异曲同工。所以说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由藏书楼开始的。

清末四大藏书楼之皕宋楼

清朝初年，浙江私家藏书传承了明代遗风，逐渐形成以地域为特色的流派，比如虞山派有厚古薄今倾向，讲求收藏宋、元刻本、抄本、稿本；浙东派则轻视古籍文献，重视当代史料和地方文献，以天一阁为代表。皕宋楼主人陆心源承袭虞山派藏书的流风余韵，一生嗜书，收集的藏书多达十五万卷以上，把搜求的宋刻元雕图书专门贮藏在皕宋楼，名操一时，令世人称道羡慕。

陆心源，浙江湖州人，出身富有之家，年少聪颖，30岁时已精通儒家经典。他博闻强记，不求荣华富贵只专注于典籍图书，立志要读遍天下之书，见到珍品，倾囊而购。他曾任福建盐运使，十余年间竭力搜购宋元刻本，不惜重金，收获颇丰。当时，江南地区历经太平军攻占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兵荒马乱，战火连连，很多藏书纷纷散出抛售。陆心源先后收得上海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藏书四万八千七百余册精本，以及河南、浙江、福建等藏书楼的十余万卷藏书。为了安置这些图书，陆心源修建了三座藏书楼：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其中皕宋楼专门贮藏宋版书二百余种，元版书四百种之多，“皕宋”，意谓宋版书二百种，其中许多书《四库全书》都没有收录；十万卷楼则存贮明代以后的秘刻善本、名人手抄手校本等。皕宋楼与天一阁齐名，分居浙东浙西，各有千秋，难分高低。陆心源一生藏书，勤于研读，皓首穷经，潜心著述，编校文集，临终前嘱咐后代保存好藏书，不要散失，希望以诗书传家，子孙永宝。

然而，世运迁流，人愿难遂。陆心源去世后，由长子陆树藩主持家政，经营湖丝生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史称“庚子之役”。身在上海的陆树藩被公推为中国救济善会董事长，为救援罹难同胞慷慨解囊，付出十万余两白银。次年，陆树藩又奉李鸿章之命，为助北方灾民发放救济粮，开办医疗局，治病发药，有“湖州善人”、“陆氏善人”美誉。但不久，由于日本的人造丝大量倾销东南亚市场，江浙丝商无力竞争，纷纷倒闭，陆家在上海经营的缫丝厂也难逃厄运。陆家钱庄也随之破产。遭遇不幸与打击，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家中古董和家产来偿还债务，但仍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陆树藩只有出售陆氏藏书以摆脱困窘之境。

消息传出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曾赴京力劝管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以充实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但建议没被采用。张元济又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商议，准备从当时仅有的四十万元公司资本中抽出八万元买下皕宋楼珍贵古籍，但陆氏要价十万元。就在商务印书馆筹集款项时，日本三菱财团已捷足先登，以十万八千元低价将皕宋楼藏书收购，用游船运往了日本，入藏东京静嘉堂文库。促成此事的是日本人岛田翰。这个岛田翰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书志学者，其父为汉学家岛田篁村，在书志学、校雠学方面颇有才华。1903年，岛田翰初访中国，利用其姐夫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等关系，与京城学界广泛交往。后来他又赴江浙拜会中国学者，结识藏书名家，阅览古籍善本。在丁氏八千卷楼，他不仅被允许登楼观书，且破例让他将珍贵图书借回日本。

当陆氏因经营失败，救灾亏空，负债难以偿还，准备出售藏书之时，岛田翰见机不可失，遂怂恿陆树藩，从五十万元开始讨价还价，最终压至二十五万元出让藏书，自己可从中获得丰厚的佣金。他先回到日本游说宫内大臣田中光显，想让宫内厅购藏，但未获成效，又转而向岩崎家族游说，终于说动了三菱财团第二代主岩崎弥之助。1907年，日本代表与陆树藩在上海会晤，最终议定以十万八千元廉价将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四千余部藏书售与三菱财团静嘉堂文库。岛田翰对从中斡旋非常得意，视为一大快事。得到皕宋楼旧藏后，静嘉堂文库一跃成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数量最多的文库，汉籍善本多达一千一百八十三种，其中宋、元刊本二百八十二种，更有一些中国国内已经绝迹的孤本。对于皕宋楼藏书栖迟海外、流入异域，中国学界无不疾首蹙额，扼腕痛惜。

民国以后，中国学者多次访日，寻访中华古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赴日访问静嘉堂文库的学者日渐增多，以慰平生一睹陆氏旧藏的渴望。当目睹墨色香淡、纸质莹洁保存完好的宋、元版珍本时，无不感慨万千啊。

古越藏书楼寻踪

乌篷船、乌毡帽、乌干菜,绍兴自古为文人辈出、文运昌隆之地，刻书、藏书代有人才。绍兴的私家藏书于清代达到了顶峰，有书可查的就有21家，其中又以李慈铭的越缦堂、姚振宗的师石山房、徐树兰的融经斋和铸史斋、徐友兰的八杉斋、铸学斋和述史楼最为著名。

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山阴(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中举人，授兵部郎中，封一品官职。曾任河南某地知府、盐运使，后因母病告归，任地方公益。他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徐树兰在因母病还乡之后，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修筑海塘，发起组织抗灾救荒的慈善工作。他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于1897年创设了绍郡中西学堂；二是创办古越藏书楼。

借国外“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的经验，于1900年，开始筹办古越藏书楼。他首先出资8600余两，在绍兴城西购地一亩六分，建藏书楼，后又耗银23560两用于购书，又花费800余两用于购置书柜桌椅等器物。楼中藏书，除徐氏家藏外，又购置了新出的译书及图书、标本、报章等，使藏书总量达7万余卷，管理人员8名，印有古越藏书楼章程和书目。徐树兰又每年捐洋1000元，作为古越藏书楼的日常开支。遗憾的是，徐树兰最终并没有亲眼见到藏书楼的落成开放。长子徐元钊继承他的遗志，于1903年建成了藏书楼。1904年正式向全绍兴公众开放阅览。

这是一个崭新的藏书楼，一座近代图书馆在上世纪初的古越大地横空出世，它标志着延续了几千年“秘不使人知”的封建藏书走入了历史。几乎同时，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古越藏书楼的藏书宗旨有其鲜明特色：一为存古，二为开新。徐树兰本人远见卓识，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和眼光的士绅，在今人之书、西人之书尚不太多的年月，就提出古今中外并重的藏书思想，首先将家藏经史古籍及一切有用之书，全都捐出。其次，还收藏了许多时务、实业等新书。比如，除中国的古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之外，还收藏了大量铅印外国近代农学著作，如《普通动物学》等。

古越藏书楼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图书分类体系。起初，藏书楼是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时务五部，总体上还没有越出传统的四部法的窠臼。后来，又将全部藏书分为学、政两大部，共48类，开创了全新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体系将中西书籍融为一体，是我国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分类史上的一个突破。

综观古越藏书楼的藏书，足以证明其兼收并蓄的开阔胸怀。与后起的官办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古越藏书楼的藏书特色更为显著，藏书思想更见高明。徐树兰参照西方各国成例，制定的一套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与方法，亦为后人所仿效。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古越藏书楼是具备了近代西方公共藏书特征的开放式私立公共图书馆。徐树兰及其所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在我国近代藏书事业史上无疑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莲池书院与万卷楼

河北保定在清代曾是直隶省省会，是文人荟萃之地。1733年，雍正发布的法令，令各地建立省级官办书院。当时的直隶总督正是雍正皇帝最信任、最器重的重臣“模范督抚”李卫。于是直隶总督府在莲花池的北部建起了莲池书院。这个书院得到了皇家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本人就三次亲临此院，并且给书院赐题匾额，由此成为了清代的“全国书院之冠”、“京南第一学府”。这个书院之所以有名，最重要的是聘请到了多位名头极大的山长。山长就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比如：章学诚、张裕钊、吴汝纶等分别在莲池书院讲学，而这里也教出了许多的高徒，例如：民国大总统冯国璋、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而民国大藏书家傅增湘也出自这个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莲池故地重游，他说：“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

保定莲池内原有一座典藏古籍缮本的藏书楼名叫“万卷楼”，这就要追溯到元代。这“万卷楼”本是元代贾辅的私人藏书楼。贾辅，今天的河北安国人，他虽为武将，却喜欢藏书。他跟着主帅张柔南征北战，参与很多大的战役。那时的元军还是以杀人越货为乐，所以每打下一地，元军的将领都会争抢金帛和女人，只有贾辅对这些没什么兴趣，每攻克一地，必到当地去抢藏书。经过多年的辛苦搜集，他收藏了几万卷书，这在元代是个很大的藏书量。到了太宗八年，他在自己宅第“雪香园”的北面修起了一座藏书楼，地址就是今天的保定莲池公园内，起名叫“万卷楼”。

贾辅虽然收藏了几万卷书，但对目录版本学似乎不在行，他听说当时天下最有学问的人名叫郝经，并且听说这位郝经“嗜书成癖”，于是就把郝经请到书楼来帮着自己整书编目。这位郝经果真是大学问家，来到书楼的第二年就替贾辅写出了一篇《万卷楼记》。随着王朝更替，灾祸频仍，万卷楼历经多次浩劫，藏书至清初散佚殆尽，楼中仅存刻板40余种。

莲池书院的创建，使万卷楼又得到重兴。书院建立之初，雍正皇帝赐书院一些图书，乾隆元年，朝廷又颁发给书院“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一些殿版书。所谓殿版书就是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编刊的书籍，也就是“内府”等国家主管文化的机构负责监督刻印的书籍。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赐给莲池书院的“绪式濂溪”匾额曾悬于万卷楼堂中宝座的上方。乾隆中叶，翰林汪韩门出任山长，请求总督方观承特拨银三百两，购书四百函，扩大了收藏。到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汪所购之书只剩一册登记簿，万卷楼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全楼藏书仅有四橱。后来，清河道一个叫陶梁人又凭借职权，从中取走180余部。此人写有《红豆树馆词》，也算个文人，不料竟干起窃书贼的勾当。

到了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黄彭年第二次任莲池书院山长，因为他是大学问家，他当时正替政府编《畿辅通志》，给政府编书当然资金充裕，黄彭年就想办法从利息中筹措白银1200两，为书院购书15111卷。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拨白银1500两，购买了《曾文正公全集》等书，加上旧存图书，藏书已达33711卷。山长黄彭年命品学兼优的学生管理藏书，按经、史、子、集分成四大类，并造册登记，还编写了《万卷楼书目》，黄彭年还特地撰写了《万卷楼书目序》和《万卷楼藏书碑记》刻于石上。这是万卷楼的全盛时期。这时的万卷楼，楼上藏书，楼下为书院学生观书之所，楼前瓦屋三间开设学古堂，讲授古学，读书人趋之若骛。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8月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略保定，万卷楼遭到掠夺、焚烧，藏书大部分散失，所剩无几，万卷楼从此名存实亡。据说今天在保定市图书馆收藏的《楚记》一书的书页上，还留着这群强盗的刀痕。

1907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接替者杨士骧来到保定，看到莲池书院的惨相，决定恢复这个藏书楼，于是他请来了卢靖恢复原有的书楼，并将书楼更名为“直隶图书馆”。这“直隶图书馆”便是河北省图书馆的前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