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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2江苏
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
——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张仲民
摘要
中外既有的书籍史研究为数甚夥，就西方书籍史研究而言，目前正在由书籍史研究转向更为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对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情况作了梳理。参考中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成果，在所掌握的史料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开拓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一些设想，希望能对读者有些许提示作用。
关键词
书籍史；阅读史；阅读；文本；读者；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
一关于书籍史研究
在中国，留存下来诸多种关于书籍的各种论述和体裁，如艺文志、经籍志、购书记、卖书记、藏书约、书目、书跋、书序、题跋、书志、书刻、书约、校勘记、注疏、补遗、章句、疏证、读书记、书话、词话、诗话、评点、夹注、眉批以及有关禁书、焚书、藏书、书厄的表达，书籍地位之崇高自是不言而喻，人们如何认识和应用书籍所关尤巨。相应地，关于中国书籍史（historyofbook）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举不胜举。
在西方，亦存在以上的这种情况，书籍史研究同样与出版史、印刷史甚至是新闻史、传播史等领域的研究不可分割，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从其有关书籍史、印刷史的书目中看出来，更可从有关书籍史研究所处理的问题中看出来。相比于中国书籍史研究成果的丰硕，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成果也毫不逊色，且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更多，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籍史或有借镜作用。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也曾讽刺法国年鉴史家的这种数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认为法国同行“试图用计算来衡量心态——计算安魂弥撒的数量、炼狱的图书、书籍的标题、学术机构的演说、财产清单上的家具、警方记录的罪行、遗嘱里呼告圣母玛丽亚的次数，乃至于在教堂里献给守护圣徒的蜡烛磅数。这些数字可以有迷人之处”，经由诸如年鉴大师们精心编列的数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并不能得到“客观的”共识，而且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对于数字的运用，存在的差异也很大。
因此，这种关于图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典范很快就遭受到修正，夏特里埃自己就率先“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一批美国史家如达恩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ZemonDavis）、艾森斯坦（L.Eisenstein），包括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等人，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种文化史取径的研究书籍史方法。不过，这样的转变并不就意味着对年鉴典范的全盘放弃，年鉴的书籍史研究典范还是有其所见之处的，比如其率先把书籍史与心态史结合起来考察，又比如它发掘出了许多以前不为人所注意的新材料，还证明了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性，进而把书籍史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使得书籍史研究在当代西方，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已经，变成一个丰富与多变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说，必要的数量分析和经济层面的考察仍然是书籍史研究中很有用的手段，只不过是，如今的书籍史研究已经不能再将这些手段泛化和无止境地应用。
当然，这些书籍史的研究者在具体的操作中，他们对书籍史的看法与坚持的研究方法并不一致，甚或存在相互颉颃的地方。但大体上，他们受到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的影响，都继承了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者对读者的研究成果，接受了人类学、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接受理论等新学术思潮的影响。认为书籍不再只是印刷文字、书写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文本，一种象征，需要被缜密细致地解读。在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运输者、发售者和读者的链条中，读者完成了这个循环，因为他（她）影响作者书写活动的前前后后；文本作者自身也是读者，通过阅读及与其他作者、读者的联系，他们形成了该采用何种文类与问题的想法以及关于文字工作的一般认知——这种认知会影响到作者的文本。
这些书籍史研究者一般还继承了以往书籍史研究的传统，研究的问题更行深入细致，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元。他们认识到：
没有历史、文学、经济、社会学或目录学能充分地评判涉及书籍的各个方面。因为，就本质上言，书籍史研究在规模上一定是跨国的，在方法上一定是跨学科的。
而日益增多的新媒体以及互联网，也正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的稳固性，并在图像、口述、平常的交流联系等各种方式之间产生了新关联，出版文化研究正在转向需要全盘考量更宽广的脉络之下文本、过去与现在关系的研究。为了成功实现这个目标，书籍史研究自然要利用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管是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或者是媒介研究。在此意义上，“书籍史已经不再只是目录学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类别，毋宁是人类交流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是，单纯地考察文本或作者或读者，对于书籍史暨阅读史研究者来言，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吸收以往书籍史研究中对文本的生成史或本文的被建构史的研究成果，结合文本的接受史或效果史研究路径，汲取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分析等手段，较为综合与多元的研究文本和读者关系的文化史，已经是当今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的众望所归。
在近年来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许多著名学者都投身其中，其中以法国学者夏特里埃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成就较大。这两人都是极富有理论修养和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在理论层面的探索，实际上代表着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故而这里比较多地引用了他们的著作。相较起来，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更具有思想史色彩，援引的思想资源以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为多，其著作的理论及方法论的色彩非常浓，材料的使用则以常见史料为主，加之以别出心裁的解读。达恩顿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人类学色彩更浓，这可能与他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reetz）等人类学家的影响非常大有关。又因其新闻记者的出身背景，达恩顿的文笔非常好。在理论素养上，与夏特里埃相比，达恩顿也不遑多让，这种功力从其名著《猫大屠杀》一书中，可以一览无余。他还曾在理论层面对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反思，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和研究指导。同时达恩顿在具体研究中还非常重视发掘新史料，他的许多经典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都是在利用了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档案材料基础上做出来的。
二阅读史
要申明的是，阅读史中所谓的阅读不完全等同于读书，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声像材料、电影、电视节目，甚至任何一种计算机所储存的信息、碑铭、唱片等各种形式。书籍只是文本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书籍与文本的关系非常复杂：
在一些传统中，文本先于书籍，文本独立于书籍而存在，文本主要通过口述来传播，它或是具有产生自某些说唱活动的诗歌作品的可塑性（荷马传统的元古阶段），或是具有借助某些特殊技术强化的书面储存的固定性（例如古代印度的吠陀）。而在另一些传统中，文本是同书籍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文本中,物质的对象被赋予某种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能影响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传播方式。
因此，如夏特里埃所言：
事实上，我们应该将口头传播形式和肢体传播形式考虑在（阅读之）内。
而从阅读的本质及效果看，像达恩顿所指出的那样：
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
另外一位阅读史研究者曼古埃尔（AlbertoManguel）甚至将人类感知外界的一切行为都称为“阅读”：
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所处。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一个社会可以没有书写而存在——很多社会的确就是如此，但是没有社会可以缺乏阅读而存在。
当然，如果将“阅读”视作一种主体对外界的认知过程来言，这样的说法也未尝不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阅读史”了，因为所谓的历史研究无非是研究主体对于过去所遗留之下的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过，这样就把阅读史的领域搞得太宽泛了，如此宽泛的结果就会导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阅读史，那也很可能没有历史是阅读史。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阅读史研究中的“阅读”，其含义显然不同于曼古埃尔惊人之论中的意思。如果这样，标示阅读史研究的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阅读史研究者极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还是属于法国学者德·塞托（MicheldeCerteau），他对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之讨论，给阅读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灵感。在德·塞托看来，人们对阅读存在许多误解：阅读不仅是消费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在对阅读和书写在西方历史中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考察后，他认为，通常认知到的书写是制造文本，阅读就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文本的组织要适应它力不能及的读者之意见。文本之成为文本，只有赖于它与外来读者之关系。
在现实中，作者的写作还有意无意地都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他（或她）会受到读者反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再次阅读或修订原来的文本。他（或她）也会设身处地地把自己作为真实的“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来“神会”作品的感染力。没有作者能写出一个缺乏读者参与的文本，读者与作者一样，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
阅读是一种读者主体性得以发挥的创造性过程，这种创造“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书籍生产者的意图”。读者经常会从阅读中得到文本自身所含意义之外的东西。这是因为：
归根结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是一个努力在寻求意义的参与过程。读者对阅读品所采取的阅读方式及诠释策略，反映着也受制于读者的“心路历程”和既存的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
对一个文本的阅读，总是伴随着以往曾经阅读过的文本。资料已经储存在读者的文化库存中，等着被运用。
藉此文化资本，读者才得以实现文化消费，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阅读之意义于此才得到凸显和再生产。但在本质上：
读者接受的既非某个特定作者的立场，也非任何别的作者的立场。他会发明出一些不同于原作者已赋予文本的东西，他会从源头来拆散文本，他会把这些碎片联结起来，藉此组织一个可以容纳无限多元意义的空间，以产生未知的东西。
于以上可知，我们既不应该将“阅读”无限扩大化，同样也不能将其狭义化。我们不能将阅读的形式仅局限于阅读书籍和报刊等纸类介质，阅读活动的参与者决非只限于印刷符号的读者，文盲同样也能阅读，看电影、看电视、上网都是阅读的形式；同样，阅读不应只局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图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听读书、听戏等以耳朵为主的活动一样也是阅读的形式。所以，在一些阅读史研究者看来：
阅读史也不应该局限于考察我们现在所读的，默读的等凭借眼睛来阅读的东西的系谱。阅读史的任务可能首先是追溯那些在当下已经被遗忘了的过去的阅读姿态、已经消失的阅读习惯。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它不仅能揭示曾经在过去是很普通的实践的久远性与陌生性，还能描述在今天的读者中已经不再习惯的却构成文本最先的、特殊情貌的阅读模式。
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径不是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深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领域，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l'histoiredesmentalités，又可译为心态史，笔者注）。
而阅读的概念则是串连《猫大屠杀》一书的一贯之道。于以上达恩顿的夫子自道我们可以得知，达恩顿的这种研究路径实是“其来有自”，同年鉴学派的主张脱离不了瓜葛。
普遍缺乏直接的原始资料（读者不会自我描述），实践上完全缺乏成系列的可感的原始资料，以提供一个统计学上的真实形式。相反，只好运用那些间接的原始资料构建出习俗及其可能的含义的类型学。一部阅读史需要求助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标志（居住形式的类型，各社会职业类型及宗教隶属等的人口分布，扫盲，入学，印刷品的发送网络），档案的分析（死后财产清单、通信、目录、私人财产等等），肖像学，建筑考古学，当然更不能忽视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本身。
三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概况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式打出阅读史研究旗帜的中国学界的成果问世是在2005年9月。潘光哲在台北的权威史学杂志《新史学》上发表了《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潘氏在该文里通过对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考察，描述了他们的阅读活动与思维/观念形成之间的互动过程，并结合既有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就如何书写19世纪中国士人的阅读史提出了若干意见，希望“透过阅读史的取向，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晚清士人是怎样藉着各式各样的阅读/思想活动为他们的生命寻找意义，编织自己的'意义之网’（thewebofsignificance）。”作者并身体力行，目前正在围绕《时务报》跟“华盛顿”这个符号，试图写出《时务报》的文化史，详细梳理“华盛顿”这个符号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演变脉络。
从朗读到默读，从公开阅读到私下阅读，从缓慢的精读到快速的泛读——也就是常被称为18世纪“阅读革命”的问题。
而这三个转变又是同现代性的发生成长有莫大关系的。但在近代中国，阅读方式就未必有这样的转变。同样，中西方在阅读习惯方面，也多大相径庭之处，如在近代欧洲旧制度下，阅读经常是一个集体和公开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前现代的中国亦不显著。又如，近代欧洲诸国并立，各有其民族语言：
但书籍本身却不甘于局限，不管是在语言上或是国界上。书籍经常被来自于一个国际文坛的作者书写，并被不使用其本国语言的印刷工人印刷，被发售商跨国界贩卖，被持另一种语言的读者阅读。
但在前现代的中国，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些虽然也会被运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贩卖，被当地懂汉语的人阅读，但总起来看，书籍的主要销售地还是在中国，主要读者也是中国人。这时，中国与周边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不是对等的，是输出—接受的关系。这些国家几乎还没有民族语言，且受汉文化影响极深，汉语几乎就是他们中间最通用的语言；这些国家的作者也主要用汉文写书，他们所写的书，只有极少数能流传到中国。
西方对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很多，对于当今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来说，要想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困难，因为中文世界学者所面临的材料缺乏问题远超过其西方的同侪。尽管中国有许多关于精英阅读情况的资料保留下来，但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下层人士的资料。且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这也增加了研究下层百姓阅读史的难度，故而类似MartynLyons那样的做法，在研究前近代中国阅读史时可能并不适用，毕竟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与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程度都不可与19世纪的法国同日而语，下层民众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更是极端稀缺。因此，受到资料的束缚：
我们或许未必能够完全精确地建构读者（特别是未曾留下文字记录，因而在历史舞台上“失语”的贩夫走卒或是妇女等群体）的阅读与思想经历的内在面向（innerdimension）的变化。
这也就不难理解既有的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为何依然立足于精英层面，对于更广大的中下层受众，则注意不够，或几乎没有道及。对于大众文化与集体心态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停留于精英层面的做法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关于下层人士的材料虽然欠缺，但不是没有，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新角度来使用旧材料。当然，以上这些研究者，各有其兴趣所在，研究下层人的阅读史非其关怀，理无足怪。
西方“阅读史”的既有成果，不该是开展“晚清阅读史”时完全奉之为尊的邯郸学步，而应仅以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为导向视之。
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应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既有书籍史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拓阅读史的研究。但如何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呢？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试着对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对潘光哲教授《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起些拾遗补阙的作用。
四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探索
拓展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还可以从制度与时局的变化层面来考虑。科举制度的存废对于晚清读书人意义重大，从1898年后，清廷关于科举制的每一次变动在士子那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改变，特别是引起士子所读的书及阅读心态的变化。如维新变法期间，士子“闻有科举变法之说”，马上，购阅《时务报》的人开始增多。“盖自科场变后，来购者纷纷。”对于其它新译的西书，士子也“争睹为快”。可其中，十分之七八的士子购阅《时务报》是希望“假此揣摩为场屋裹挟之册”，一旦发现“今科秋试策题，犹然故辙，所谓十之七八者，意兴盖已索然。”在1902年，有人认为科举改革不过瘾，还公开呼吁“请停科举之书”。
今日科举已成为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
后来，经常阅读革命派报刊的朱峙三甚至想把家里收藏的八股制艺等空洞文字之书烧掉。
较之于年纪仅20岁的朱峙三的漠不关心，甚或乐观科举废除的心境，在太原县乡村里的刘大鹏（1857－1942）受到的冲击或者说打击就大多了。在听到科举废除的确信后，刘大鹏既担忧自己的前程，又担心谋生的饭碗将失去，还为其他与他有同样窘境的士子担忧，在九月二十五日（1905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刘大鹏记道：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以上寥寥数语，刘大鹏已经将科举废除后自己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躁心态展现出来。但他还“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文化前途忧心忡忡：
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
对于自幼即“谨守”“孔孟之道”的刘大鹏来说，像他这样四五十岁不上不下的内陆乡村士子，改换职业未免过迟，从事新学既没条件又不甘心，而科举制的废除不啻是晴天霹雳，他们既往几十年辛苦所习得的“文化资本”、大半生的心血与希望，转眼就化为镜花水月。不惟如此，伴随科举制的废除，学堂大兴，学生们甚至一些官员们喜欢读的也是新学书籍。在此情况下旧学书籍自然销售锐减：
吾家所刊书合股印，兄亦谓然，惟不必太多，此皆旧学，出售不易，只能送人耳。
这时文化市场上流行的则是那些新学书籍包括教科书、小说、政法类著作，所谓的“故书旧籍”，已经“无人留心”，但也有人执迷不悟，梦想科举会恢复，旧学书籍会排上用场。如《盛京时报》上所报道的东北一个书店的情况：
铁岭城里楼北兴源德书铺开设有年，今虽设立学堂，彼仍卖《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合讲》、《五经备旨》、《八铭》、《七家诗》等书，终日无过局者。或曰今年西门内新开新华书局，专卖学堂新书，获利什倍，尔何不效之？怒曰：彼所卖之书非是书，吾所卖之书乃是书耳！尔不知有一年改策论后仍作八股耶？
当然，旧学书籍在清末最后几年也不是没有销路，特别是在朝野双方（除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努力保存国粹，对西化采取抗拒又包容的态度时，一部分旧学书籍特别是一些过去的禁书大量出版，也吸引了很多读者购阅。事实上，清末的书籍出版情况与政治形势、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如时人概括之言：
上海一隅，非所谓文明发轫之邦而新学输入之孔道乎？此邦书业之盛衰，十年以来，大抵可分为三大时期。方其始也，颇有云立波谲之观，而最受一般少年新进所欢迎者，则为革命变政之历史，与夫侦探言情之小说，此在新机甫启之初，人情大抵厣中庸而乐道奇侠，固无足异。及乎立宪召下，而一切法政律令之书乃起而代之，洛阳纸贵、不胫而走，盖此时普通人士之心理，已无复当时之激烈轩举，而惟以官职利禄为蕲祷矣。久之，而厌倦之意旋生，病其言之不文，枯寂而干燥也。穷而思返，而文学辞章家之旧著，亦复有声沉影臭之朕，而目之所触，无非委巷不经之琐谈、滑稽笑艺之脞录，改头换面，侈矜新著，鄙俚讹谬，不可究讦。盖书业之消沉，至今日而遂达极点矣。
上述言论虽过于简略，但大致说出了上海出版市场的变化与时局和大众阅读的关系。
同样，一些趋新的地方大员也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阅读情况，他们往往会通过从外地（多是从上海或北京）购买新书，或者在任地出版新书、新报，号召士子学习新学，以改变当地风气。如维新变法期间，学政江标在湖南，“兼取通今”，加以新学内容命题课士，“三湘人士，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新书就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后来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岑春瑄，也曾派人去上海“购时务书籍到晋贬价出售”，以方便当地士人购阅。即或是在偏远的蒙古也开始办学堂与购买新学书籍：“蒙古某亲王自去年聘定浙江陆少眉秀才为总教习，未至期年，而风气大开。昨日有富家子弟专人来京采买书籍，盈筐累箧，动费千金，实为从古所未有。”地方大员的这些动向自然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阅读选择。
同理，地方趋新人士的表率作用也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阅读选择。如1901年后四川的情况，新政颁布，成都一些书坊也广泛辑刻蒙学新书，以方便学堂，所刻书有王寅伯的《启蒙歌五种》等书。王寅伯又聚集其他人筹款四万，购买印刷机和铅字，要“广译新书以备开办学堂之用”。重庆的“富绅”不甘落成都后，也集资创设广学会，准备在上海购买各种图书典籍，在重庆出售，“以其赢余刻书，并拟开看书公会。”经学大师孙诒让热衷于新事业，在温州开学堂、办教育，还为一些新知识不足之“旧人士”及一些私人无力购书报者，设立“师资读书社”，在此处提供新学书报，供其阅读。
进而，由上述那些大量存在的地方性材料，我们还可以延伸出空间与阅读的关系。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语境里，由于不同地区受到的西学影响不一，时人所读的书差别也很大。这种情况也可从象征“文明”程度的书店卖书的情况得知：
游于城市者，见其书坊即知其士夫之文化。目今扬子江、浙江流域之地，除上海外，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各省城所有书坊，盖亦可以觇国矣！其间以杭州之程度为最高，居然有非夹带、非闻书、非尺牍、非医卜星相之书出售；苏州次之，因至书坊一望，往往作洁白色而无黄黑色，此所以不如也。其安庆、南昌、武昌之书坊，并无白色，皆土灰色，尽并石印新书亦无几，皆其草纸土板所印《了凡纲鉴》、《王匣记》、《江湖尺牍》之类也，其士人不考，无至书坊者。
东部地区如此，内陆更是如是。1897年开始担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随后写信给汪康年诉苦：“此间（陕西）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得见《輶轩语》者不过十年。一言以蔽之，陋而已矣！”直到20世纪初年，内陆一些省份甚至都无出售新学书籍的书店，比如1903年的河南：“汴省向无售新书者，去秋有上海友人开设时中书社，所售皆场屋书。”士子买书也大都是为了应试。影响极大的《时务报》在沿海、沿江一代虽然销量很广，但在江西的一些地方，“士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报》之名者”，在此种情况下，《时务报》在这些地方的销量自然有限，“现除吉、赣、九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
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报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对于一些爱读新书的人来说，“今日之新书定价虽不能谓之过昂，然我国至今日读书者，实为少数之学生与夫幼稚之新党。此二类者，皆分利而非生利之人，则书价非极廉，不能销行于各口岸，何况穷乡僻壤乎？”一般士子并没有余钱可以用来购新书、新报，而新学堂之所以在乡村遭到较大的拒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入学堂学新学需要购买大量新书新报，这个花费是一般士子难以承受的。所谓“从前贫苦之家，以数十文购《三字经》、《千字文》，即可使持之入塾，今则置备书籍，即各种蒙学课本，价目昂贵，费加十倍、百倍不止，且课本未能尽善，尚须随时变易，而谓贫者力其能逮乎？故曰读书之难，莫难于今日也。”不少时人曾针对此点提出批评意见，如后来《国风报》上的一篇分析：
昔未有学校，则中人以下之产，乃至农商之自食其力者，皆得撙节薄储以遣子弟就学，其子弟稍敏慧，则能有所成，以厕于士君子之林。今以兴学校故，一子弟入小学，最撙节亦岁费百金；中学以上，则递加；盖欲其子弟卒业大学或留学外国，归而弋一第者，非万金莫办。自是人民始以就学为大累矣。
即或也有个别“家况奇窘，贫不能活”的“好书奇士”：“酷好新书，视同性命，日以所赢之利积成数角，必至知新书室购阅旬报如《江苏》、《浙江潮》之类。”这样的个案并不具有典型性，事实上，在当时很多注重改良教育的人看来，“书价昂贵”为普及教育理想不能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自然也会影响到士子的阅读选择与阅读心态。如年轻的武昌士子朱峙三由于家境比较贫穷，“无力购新书”，就经常借阅同学所购买的新书，“闻郑赤帆购新书多，自己不看，作为装潢之品而已。予拜托袁夏生再借数种，如《政艺通报》之类，心思顿开。”靠着经常阅读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时务新书，朱峙三成功地获得了新文化资本，并藉以安身立命。更早一些的是四川人刘光第，他在1883年（光绪九年八月）中进士后告假回省，“取道浮海至沪，再溯江西上”，经过上海时与友人曾到书肆买书，刘虽感觉沪上“坊间多有用书，胜吾乡远甚”，书籍价格也较北京为便宜，但刘自觉这些书“亦非寒畯所能多购”。刘光第且认为这些书价水分太大，“大抵多虚少实”。
对于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研究来说，相同的书籍对于不同脉络下的不同读者，其意义是不一样的，甚至还可能会是相扞格的。正所谓：
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邂逅并非独立于其他论述之外的单独事件，反之，乃是发生在许多论述的场域中，有些论述与此一文本一致，有些论述与此一文本彼此抵触。
比如在清末科举改革后，《新民丛报》、《中国魂》之类呼吁维新与批评清廷的激昂文体，却被士子视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这些书刊被这样使用，显然完全偏离了原著者的本意。讽刺晚清官场黑暗的《官场现形记》也遭遇到雷同情景，居然被一些人视为当官指南，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如写于1907－1908年的《后官场现形记》里所说：
无奈读书的只看了（《官场现形记》）一面，当作他处世的金针，为官的秘宝，专心致志，竭力仿摹，六七年来，成就人才确实不少。所以《官场现形记》竟美其名为“官场高等教科书”，不胫而走，海内风行，洛阳纸贵。
后人姚公鹤的记载也可作为上述见解的旁证：
吴李伯元氏辑《官场现形记》一书，以章回体裁，叙政治罪恶，无非为官界警告，用意非不善，其次亦小说家言，藉以自遣，固绝对不发生恶影响也。然某年某名土以举人大挑知县分发江南时，端午桥总制两江，素耳名士名，于其察见时戏语之云：“此后抛却笔墨生涯，沦落宦海，亦曾购备《官场现形记》学种种入官之秘诀否”端语虽诙谐，然晚清官场之得力于是书，亦诚为不可掩之事实矣。而与李氏著书之意，不大相刺谬乎！
而当时出版的诸多“卫生”书籍大都会被清末人士作为“淫书”来观。如此种瓜得豆，张冠李戴，误会乃至于滥用新思想资源的现象，不胜枚举。时人对此现象曾有很好的概括与讽刺：
分明是恣横，误认为自由；分明是虚骄，误认为高尚；分明是欺诈，误认为权术；分明是哄骗，误认为运动；分明是嫉妒，误认为竞争；分明是专制，误认为决断；分明是懒惰，误认为从容；分明是怙过，误认为坚定；分明是暧昧，误认为秘密；分明是暴动，误认为进取；分明是怯懦，误认为忍耐；分明是卤莽，误认为勇往直前。
而就中国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来言，如何重构过去庶民百姓的阅读状况，靠传统地使用旧材料自然难以做到，这就需要转换视角。详细的情况笔者有专文讨论，兹不重述。
以上所列举出的这些方面，不过是本人的一得之见，展现的是笔者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体会，或许连抛砖引玉都谈不上，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史料的掌握，“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园地里寻找自己向往的领地。
（本研究曾受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06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