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的东北角、五四大街北侧，有一座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近代建筑。100多年前，它曾是北京城最具现代气息的建筑。因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以及红色的外观，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北大红楼”。
这座今天看似不起眼的小楼，历史非凡。它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还是中共北京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这里，留下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的不朽足迹。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第一次走进中国的大学
兴建于1916年的北大红楼，最初是想用作学生宿舍，只是尚未竣工便改变了用途。两年后，红楼成了北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
从1918年起，李大钊陆续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课堂，编成讲义，并且进行考核。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大学课程。1923年在北大学生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问及“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时，被调查的426名男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03人；30名女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2人。可见，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的影响已经比较大了。
后来，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
李大钊把位于红楼的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发起成立进步社团，经常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北京志·图书馆志》有这样的记载：“少年中国学会”“马客士（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团体和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张闻天、罗章龙、张国焘以及天津觉悟社成员经常在这里活动。
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诞生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流传着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五四运动期间，青年学生在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0年初，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他出京。途中，二人共商建党大计。有诗赞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诗中的“南陈”，指的是陈独秀；“北李”，便是李大钊。
不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一行来华。在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上海、北京建党的步伐加快。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率先成立。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当时，李大钊每月从自己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小组成员积极搜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同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进行了论战。他们还通过出版工人通俗读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等方式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成立，成为党的助手和预备学校。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同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努力帮助各地开展工作，建立党、团组织，对于各地建立革命组织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共一大召开前国内外共有8个早期党组织，其中6个党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大学习、工作过。
中国出现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岁月流转，记忆犹新。
1918年冬天，李大钊和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这个研究会是秘密成立的。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对外公开。这份启事，列名发起者有19人，大多是北大学生或旁听生。研究会一经成立，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寻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举行定期的讲演会、讨论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等。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但是北京大学，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青年学生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象征。在研究会的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研究会的会员数量不断增多。按照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的说法，研究会第三次统计时有会员110人，1922年第四次统计时有150人，1923年“二七”前统计时有250至300人。罗章龙还曾找到有151人的名单，其中25人是工人，而且大多数是铁路工人。这意味着，那时候研究会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社团，而是逐步发展成了涵盖工人在内的社会政治团体。
1925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复存在，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运动则生机勃勃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
中国有了首个宣传革命理论的图书室
北大红楼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红色文化带，它周围那些看似寻常的街巷，一样记录和见证着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追求光明的不寻常历程。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亢慕义斋”，就是其中一处值得纪念的历史旧址。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蔡元培校长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研究会会址。有了房子，会员们欢腾雀跃，连日聚会。李大钊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共同庆祝。那么，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李大钊与会员们商议，就叫它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
当时，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极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采取由会员个人捐赠书款、分派会员采购的办法，然后集中到藏书室，向会员出借阅览。实际上，“亢慕义斋”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身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是“亢慕义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斋中的图书，很多是由图书馆转来或代购的。凡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统统打上了“亢慕义斋藏书”的印记。到1922年2月，图书室已有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直到现在，北京大学还保存着盖有“亢慕义斋藏书”印记的书籍。
回首往昔，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刚刚传入中华大地、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极为缺少的情况下，条件简陋的“亢慕义斋”，即已有了如此系统完备的马列主义文献收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执着追求真理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生动见证。
后人将“亢慕义斋”评价为“我国第一个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图书室”。它的建立及其活动，为中国革命播撒了不灭的火种，对于扩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对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对培养教育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追求真理永无止境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00多年前，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地广泛传播，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追求真理永无止境。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见证·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在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北大红楼迎来众多参观者。孙戉/摄
2002年4月27日《北京日报》7版报道，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向社会开放。
2005年2月24日《北京日报》5版报道，北大红楼被国家旅游局定为北京首批红色旅游景点。
2008年7月9日《北京日报》6版报道，当年国家文物局对北大红楼进行了保护维修。
2019年9月5日《北京日报》6版报道，北大红楼二层对公众开放。
北大红楼早已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