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泽堰建成于清乾隆年间，历经整治改造，灌溉潼绵两地、涪江左岸一万六千余亩旱地，是清代绵州第一水利工程，至今仍在排水、灌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关于惠泽堰的建成，很多史实尚不为人知。
修堰为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
康熙三十三年（1694），“招民填川诏”颁行全国，被后世泛称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迁徙随之提速。至乾隆年间，包括潼绵地区，四川多数州县实现了人口数据“几何级”增长，仅以三台县为例：乾隆六年8264人，乾隆四十六年66988人，乾隆六十年100365人（见嘉庆《三台县志》）。
数据背后，生存压力陡增。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只能从地里想办法——多打粮食。当时涪江左岸、潼绵两地交界处，有大量缓丘山田，民间以简易水车，翻水种稻。一旦灌溉条件改善，粮食产量必能大幅增长。
乾隆初年或者更早，民间就致力于开堰。据地方志记载，惠泽堰堰工始于乾隆四年（1739）。当时大致是民间自行施工，未能完成。乾隆十九年（1755），绵州生员邱凤来、潼川绅士叶相贤，分别在两地发起募捐，准备开堰。鉴于此前兴工不利，这一次，两地绅民希望得到官府的支持，于是分别将呈文递到了绵州知州罗克昌、潼川知府费元龙的案头上。
修堰有利于民生，改良土质，多征皇粮，官员出政绩，民间得实惠，顺应形势，对各方都有利，做地方官的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两位地方官开创有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元龙。费元龙来自江南科举世家，进士出身，任潼川知府之前，曾任绵州知州。他熟悉潼绵两地地情，在两地均有惠政。惠泽堰从设计、施工、维护，乃至用水产生的矛盾纠纷调处，都有官府的积极介入，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堰的显著特征。
周琬惠泽堰第一功臣
已经站稳脚跟的一、二代移民充满锐气，民间宗亲血缘纽带密切，移民带来先进工程技术，这些都是兴工开堰的有利条件，但是兴工开堰并不简单。古人对水情、水文基础资料的掌握，往往是以世代积累才形成经验，绝非一朝一夕能致。所以惠泽堰的取水口位置，竟四易其址，新移民们交足了学费。
民间的积极性很高，在报请官府备案的同时，已经筹有款项并局部开工。取水口选择在石人嘴，具体位置大致是今小枧镇西侧涪江拐弯处，上距三江大桥不远。但工程艰巨，进展缓慢，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大约在乾隆二十年六月，两任四川总督黄廷桂、开泰交接之际，省上责成驻节绵州的松茂道道员实地查勘。松茂道查勘后，认为堰口的选址有问题，并呈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总督担心“一误再误”，要求新任四川布政使周琬亲赴施工现场，逐一汇报工程细节。
周琬曾任川北道、四川按察使，宦历丰富。经过全面勘察，他大体认可松茂道方案，并对其进行了修补和完善。周琬发现堰工的重要环节及质量保证——“找平”，在实际施工中流于形式，问及“找平”的落实情况，大家都卖萌，施工者“仿佛大概”，督工者“语多游移”。周琬为了确保施工质量，专门檄调都江堰工匠，前来协助测量及施工。这位省级大员亲自带领工匠，“老打老实”用笨办法，沿途“找平”。
四十余里“找平”的数据表明，堰工全程高差不规范，松茂道拟订的开堰位置水风垭地势“微低”，同样先天不足。周琬再三斟酌，将堰口又向上游调整半里，在一条小溪与涪江的交汇处附近择地作为堰口（小溪后因堰工而被定名为“惠泽溪”）。
此前已经挖成的堰沟，周琬并不放过。他要求根据测量结果，高者削低，低者加高，予以整治。周琬的施工理念是“成大事者，不计小费；存远图者，原无近功”，这就确保了当时条件下第一流的工程质量，奠定了惠泽堰沿用二百多年的基础。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周琬升任贵州巡抚，离任时，惠泽堰尚未完工。无论如何，周琬是惠泽堰第一功臣。
熊绣惠泽堰工程的“财务总监”
周琬为堰工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工程预算是三千余两白银。但周大人已经远调他省，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经费怎么下拨？怎么使用？怎么报销？
民间的募捐，受制于财力及积极性，往往只能“一鼓作气”，早期惠泽堰工程失败，主要原因即是财力不继。按照周琬方案施工的堰工，施工要求比费元龙、罗克章更苛刻，没有官费的支持，必然难以实施。官款下拨程序复杂，堰工始终不顺，进展极其缓慢，眼看就要停摆。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位有实力的绵州人熊绣，仗义出手了。
熊绣是绵州诸生，家有两千余亩田地，在惠泽堰三十余里开外。惠泽堰对他而言，无所谓直接利益，就是“看个闹热”，但他有感于开堰既难于始，更难于成，于是慨然出面，表示愿意以私财借支，省却官款的复杂程序，力助堰工完成。熊家的义举，等于专门为惠泽堰成立了一家有资金保证的“结算银行”，从而确保了施工的效率。
自乾隆二十八年始，熊绣倾尽全力，连续六年为堰工借支，累计达一万余两白银，堰工堪堪将成。遗憾的是，乾隆三十三年，熊绣病逝，并未看到堰工完成。熊绣去世后，他的儿子熊升龙等，继承父亲遗志，继续支持堰工，又历时一年，惠泽堰历尽坎坷，终告达成。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建成的惠泽堰——即以周琬方案施工、由熊家以私财借支而建成的惠泽堰，大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竣工。仅仅十余年后，堰口又被大洪水冲坏，然而，以周琬方案建成的惠泽堰，基本质量过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乾隆四十六年，潼绵两地民众将堰口上移五百余丈，改在黄斑石，效果并不理想。乾隆四十七年，再度上移一百余丈，于次年竣工，这是第二代成型的惠泽堰。
尾声往史昭昭，惠泽尚在
经历了艰难曲折，惠泽堰最终投入长期使用，相比于设计、施工、维护、改造的艰辛，随之而来的种种纠纷，更令人揪心。惠泽堰命名的初衷，是取意于称颂“费太守开办之力，诸司牧经理之善，及熊生父子倾资成美之功”。但建成后，潼绵两地民众即因分水发生分歧。官府为此专门勘界，设立分水标尺碑石，以均水利。更大的矛盾，是用水分水的认识偏差导致的争议，以及堰与地的补偿问题引发的无穷贪欲。前者集中于堰成后不久，经官府积极化解，借助乡规民约自治力量，总能见招拆招，予以解决。后者集中于晚清光绪年间，州民沈万盛等以堰口侵蚀熟地，索要补偿。沈姓接连赴州、道控告，极尽奸猾。州民林子容等又以“堰口旧系公地”，不应该给沈姓补偿为理由，把官司打到了省里。官府损中产之利，安抚下民，往往不计是非曲直，致使矛盾积累，随时可能激化；滑吏奸民，往往搬弄是非，从中牟利。总之人心不平，一言难尽。所幸，争讼已成历史，一去不回。往史昭昭，惠泽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