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典型的钱氏作风，淡泊名利，超凡脱俗，几乎是位出世神仙，不熟悉他品性的人难免觉得他“狂”。翻译家施蛰存曾这样评价钱钟书：“他学问是好的，嘴巴臭！他狂妄的很呀，他讲人家都是挖苦人的……你看他的《围城》好了，都是刻毒话，他批评人批评的厉害。”
钱钟书还有一个特点是“痴”，从小以此著称。不仅记不清自己的生日，穿鞋还分不清左右脚，上街迷路找不回宿舍，趁女儿睡着在她肚皮上画画，半夜拿竹竿帮猫儿打架……
他是“当代第一鸿儒”，也是一位痴狂才子。
横扫清华图书馆，给吴组缃开英文“淫书”书单
钱钟书19岁那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一入学就发宏愿“横扫清华图书馆”，历来被传为美谈。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都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钱钟书可谓地道的行家。
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曹禺和吴组缃也是1929年考进清华的，是当时著名的校园才子，他们都很佩服同年级的“清华第一才子”钱钟书，知道他学识渊博，阅读量大。吴组缃听罢，便走到钱钟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几十年后，钱钟书和吴组缃都成了著名作家，见面时钱还爱考问一些冷门典故拿吴打趣，比如“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为保护杨绛举起厚木板反击
钱钟书在小说里对男女之情冷眼旁观，似乎看破红尘，在生活中对杨绛却呵护备至，情深意切，是众所周知的佳话。他在杨绛睡着时用毛笔给她画大花脸；杨绛给他做饭，他心疼妻子劳累，写了“忧卿烟火熏颜色”。
生活并非一直这样情趣盎然，在特殊时期，杨绛被人无理殴打，温文儒雅的钱钟书竟然冲出来举起厚木板反击，当时他的已经60多岁。
那是1972年，钱钟书已经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的房子也让出一半给一户“革命群众”居住。一天，因为一件生活琐事，那家女主人(杨绛称其为“革命女子”)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不是好人”，还打了她一耳光，杨绛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立刻还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杨绛回忆，她当时一声都没叫喊，钱钟书本来在房间里看书，该是听到撕扯中木架倒地的声音跑出来。看见妻子被打，“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钱杨二人都已60多岁，对方夫妇只有40多岁，又比他们分别高出一头，杨绛赶紧拉了钱钟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回房后，“钟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钟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那家人后来扬言一定要报复，钱杨夫妇就躲到钱瑗在北师大的宿舍，做了整整五年的“难民”，一直到1977年，才搬进杨绛至今仍居住的三里河新家。
杨绛后来写道，“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在“文革”中钱钟书挨批，挨斗，被剃“十字头”，他都没有反抗，他一生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是为保护杨绛。钱的传记作者、史学家汤晏写到：“其实他也是人，他也有喜怒哀乐”。
帮自家猫打败林徽因的猫
钱钟书和杨绛都很喜欢猫，解放后，他们住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据杨绛讲述，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钱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钱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小猫长大了，半夜爱和别的猫打架。钱钟书特别备了一枝长竹竿，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他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钱、杨夫妇与清华建筑系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邻居，钱家的猫与林徽因的猫是最爱争风头的“情敌”，钱钟书如果看见自己的猫被林女士的猫欺负了，丝毫不客气，总要用竹竿教训“对手”。
林徽因也非常宝贝她的猫，说那只小黑猫是她一家人“爱的焦点”，任它淘气也一味护着，没人舍得打一下。杨绛说：“我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钱钟书小说《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小说暗讽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
杨绛引用的“打猫要看主妇面”，出自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猫》，作于抗战时期，1946年面世。女主角李太太是一位喜欢在家里办沙龙、接受各种知识分子奉承讨好的美丽女子，她有个“最驯良，最不碍事”的丈夫，是一位留学归来的学者。虽然钱钟书在序中说“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但读者还是能一眼看出原型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有人说，《猫》是《围城》的前奏。但《猫》比《围城》更加犀利，大部分内容是真人真事，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钱钟书的妙笔辛辣嘲讽一番。
比如他写到陆伯麟，影射的是周作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写到说话软绵绵的曹世昌，影射的是沈从文：“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
写到袁友春，影射林语堂：“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围城》拿曹禺“开涮”
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并称清华外文系三杰。曹禺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在学生时代还是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时，提起钱钟书，言辞都饱含敬佩之情，说他是大学问家，“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
钱钟书对这位同窗却毫不客气，写《围城》的时候还不忘拿他开玩笑。《围城》中有个情节，三闾大学的“女生指导”范小姐与主人公之一赵辛楣相亲时，为卖弄风雅，问赵辛楣是否喜爱曹禺，赵却从未听说过，范小姐“大为惊骇”，暗自鄙夷。
赵辛楣是留洋归来的大学教授，知识渊博，钱钟书偏爱的角色；而范小姐被钱钟书写的滑稽无知，是地道的“丑角儿”。钱钟书在此暗讽，曹禺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真正有眼光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一顾的。
钱钟书的好友、历史学家向达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这应该就是钱钟书犀利嘲讽时人、却没有留下“恶名”的原因，无论当面背后，他都一样直言。杨绛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对女儿“痴情”专一
钱钟书和杨绛一生只有一个女儿钱瑗，小名阿圆。钱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要顽皮。钱瑗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除了逗女儿玩，钱钟书也教女儿英文单词，见有潜力可挖，还教了些法语、德语单词，大多是带有屁、屎的粗话。有朋友来时，钱钟书就要女儿去卖弄。“我就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钱瑗在书中写到。
钱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钱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后来他写《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钱瑗稍微长大些，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杨绛写到：“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参考资料：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杨绛《我们仨》《记钱钟书与》，钱瑗《爸爸逗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