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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30北京
摘要：《四库全书分架图》作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详细著录了库书的排架位次、函数、合函等情况，有助于检寻库书和指导排架。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四库书目庋藏表》实为直式《四库全书分架图》，是馆臣办理库书补函、排架时抄写的一个工作簿，抄写于嘉庆四年（1799）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所抄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写，又补入了嘉庆时期库书排架变动的信息。对比“南三阁”目录与“北三阁”架图，结合《庋藏表》与《文渊阁分架图》的性质及二者联系，确定《庋藏表》归属文渊阁系统，亦反映“北四阁”《四库全书》的排架情况。《四库书目庋藏表》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可以藉此窥探嘉庆时期《四库全书》增补抽改和架次调整排定的真实情况。
关键词：四库全书分架图文渊阁改函排架
一、《四库书目庋藏表》的基本面貌与性质
《庋藏表》按经、史、子、集分为4册，线装。各册抄写于朱色印制的格纸上，该格纸框高23.5厘米、宽14.5厘米，无版心、鱼尾、页码；每半页页眉印有“部第架第层”，分上、中、下3行，每行纵向4格，每格格前印有“第函”，共12格，即每半页为1层，每层放置12函书。其中经部、史部每4层为1架，共放置48函书；子部、集部每6层为1架，共放置72函书。又有墨笔于页眉填入每架《四库全书》的部类、架数、层数，并于格中依次写录《四库全书》各书的函次、书名、函数，部分图书还载有合册情况、撰人姓名。是书著录经部书共20架、960函，史部书33架、1584函，子部书22架、1584函，集部书28架、2016函，共计103架、6144函。4册皆无序跋，惟第1册封面墨笔题“四库书目庋藏表一”，卷首钤“梅华书室”印。书间亦有较多修改痕迹、红蓝色横截式印记及“吴正裕号”槽户商号。
（一）用纸
《庋藏表》书间存在数量较多的红蓝色横截式印记及“吴正裕号”槽户商号[5]。陈介甫考证，古籍中横截式印记“类似于骑缝章的作用，在整捆纸的上下口或两侧钤盖，亦可避免整捆纸在运输、交易过程中拆动，保证整捆纸的完整性。另外，一般整刀最外一张的刀口边上还会加盖一个小长方形纸号戳记，常见有'某某号’或'某某号荆川太史纸’”。印有“吴正裕号”槽户记号的纸通常为荆川太史纸，竹纸，明末始见，清康雍乾三代相对流行。该纸产自福建、江西、湖南三个竹纸大省，其中质量上乘者可用于内府印刻书籍。清内府在办理《四库全书》时有使用“吴正裕号”纸张的情况，如翁方纲所纂《四库提要稿》用纸便钤有“吴正裕号”楷书长方阳文印记。《庋藏表》使用“吴正裕号”竹纸，与北四阁《四库全书》所用“金线榜纸”[6]以及南三阁所用“坚白太史连纸”不同，但印制版式、文字、版框缺损处又与《文渊阁分架图》相同，可见其应为内府印刻、写录，但并非随《四库全书》陈设诸阁之中。
（二）眉批
《庋藏表》在各部小类起始处书籍的右上方用墨笔画一圆圈，并于天头注明类属、部数、卷数，如“易类共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附录八部十二卷”“典礼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全书共93处，笔迹与正文相同[7]。此文字与《四库全书总目》[8]于每部类、属别的提要后总记部数、卷数十分相似，如“右易类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附录八部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右政书类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将《庋藏表》与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对比，仅有三处不同（详见表1）：
（三）笔迹差异与修改痕迹
《庋藏表》笔迹情况相对复杂，暂将其分为两类，一类称原书笔迹，指最初在格纸上写录《四库全书》各书的函次、书名、函数的笔迹，包括此时产生的修改痕迹；一类称后改笔迹，指在写录完四册后，产生的与原书笔迹不同的修改笔迹。
就原书笔迹而言，第1册经部与第2册史部笔迹不同，书写习惯上亦存在细微不同，如经部抄写者多写作“觧”“註”，史部抄写者多写作“解”“注”；第3册子部第9架第3层第3148函前后笔迹差异明显。同时在写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修改痕迹，经部第16架第1层第727函《六经正误》，“六”字为贴纸覆改；史部第19架第3层第1850函，函次数“五”字为贴纸覆改。
就后改笔迹而言，直接修改的笔迹大致有改、补、删三种形式：1、史部第14架第2层第1602函《商文毅疏稿》的“疏”字描改为“奏”；集部第28架第5层第6130函《十五家词》，“五”字系描改，原作“六”。2、经部第5架第1层第203函在函格内《禹贡指南》《禹贡论》左侧直接补写“《山川地理图》”；第6架第4层第287函《毛诗集解》书名上浅色墨写“殷氏”二字。3、子部第22架第4层第4096函作“《老子道德经注》王弼”，点删去“王弼”二字；集部第17架第4层第5327函作“《御制诗集》二十九”，点删去“御制诗集”四字。同时，《庋藏表》还有杂用几种形式的修改，史部第33架第1层第2508函《史通释文》点删去“文”字，并补入“通”字，作《史通通释》。
除了较多的直接修改痕迹，还有部分贴纸覆改痕迹。经部第3架第3层第125函《儿易内外仪》，“儿易内”三字为原书笔迹，“外仪”二字为贴纸覆改，笔迹与“儿易内”不同，纸片后隐约可见“以外仪”三字，《文渊阁分架图》作“儿易内仪以外仪”。第7架第4层第336函贴纸重写为《毛诗写官记》《诗札》合册、《诗传诗说驳义》《续诗传鸟名卷》。《庋藏表》的笔迹差异与修改痕迹，说明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抄成后又进行了一定的修订。
《庋藏表》用不同于七阁库书的竹纸印制、写录，成于多人之手，且书中有大量的修改、勾画痕迹以及红蓝色横截式印记和纸号，可以判定它并不是陈列或者说抄写后置于各阁之中的[9]，而是馆臣办理库书补函、排架时抄写的一个工作簿[10]，贮藏于内府。
二、《四库书目庋藏表》的年代
如前文所论，《庋藏表》成于众手、原书笔迹有异，但是经过嘉庆时期改函的《南巡盛典》等书所在册页笔迹与本册前后笔迹基本一致，所以《庋藏表》应为第二种情况，即抄写于嘉庆四年（1799）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所抄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写，又补入了嘉庆时期库书排架变动的信息。
三、《四库书目庋藏表》与“南三阁”目录的比较
文汇、文宗二阁被太平军付之一炬，片纸不存。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又攻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丁氏兄弟抢救抄补，钱恂、张宗祥其后继之，库书终得齐全。故《善本书志》称《庋藏表》“原装绢面佚失，又无其他标志，未辨此半部《分架图》原属文源、文澜、文宗、文汇哪一阁所有。惟书中多有污渍，纸亦焦脆，或为文澜阁散出者亦未可知矣”[19]。
文宗、文汇二阁虽不存，幸有中国国家图书所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以下简称《文宗阁清册》）[20]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所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以下简称《文汇阁目录》）可供参考，文澜阁亦有《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以下简称《文澜阁清册》）[21]堪作查验。对比四者[22]，差异甚多，略举数则，如表2、表3、表4所示：
表2合函差异表
表3函数差异表
表4合册书籍差异表[27]
此外，《庋藏表》著录图书的书名、排架次序等亦与《文宗阁清册》《文汇阁目录》《文澜阁清册》有异[31]，可知其并非由“南三阁”散出。
四、《四库书目庋藏表》与“北三阁”架图的比较
《文渊阁四库全书分架图》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第一部为直式《分架图》，包背装，共4册，分装4函。形制如《庋藏表》，每半页版框高广为23.5*14厘米；第二部为横式《分架图》，梵夹装，共4册，分装4函。形制如上文所述，每半页版框高广为43*25厘米。
《庋藏表》与《文渊阁分架图》性质相似，今对比二书，以窥探其异同。
在外观形制上，《庋藏表》与《文渊阁分架图》的版框尺寸、格纸版式、板框缺损处都基本相同。在记载内容上，二书经部所载图书函次、函数、合函、合册完全相同，部分著录差异是由于后来修改所致（详见表5）。
表5经部著录差异表
二书史部函次、函数、合函、合册基本相同，个别记载略有不同（详见表6）。最大差异在于第31架、32架贮藏《南巡盛典》《万寿盛典》《八旗通志》的函数有别，这也使得《万寿盛典》等14种书的函次也发生了变化[49]。
表6史部著录差异表
子部差异主要体现在书名方面（详见表7）。《文渊阁分架图》多著录的《传神秘要》《乐府杂录》两种书，前者附于《小山画谱》之后，合为1册；后者附于《羯鼓录》之后，合为1册。故当为《庋藏表》漏记。
表7子部著录差异表
集部同样以书名差异为主（详见表8）。此外，《庋藏表》第17架第5层第5334函写有“《御制诗四集》末函”，第5335函写有“自此留空”，即自此至第18架第1层第5354函为空函，共22函。
表8集部著录差异表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庋藏表》与《文渊阁分架图》在形制上基本相同，所载书名、书次、函次、函数等并无太大差异，部分书名的不同是由于二书写录后有过不同程度的修改造成的。二者最主要差异正是由于嘉庆九年缮补《八旗通志》《御制诗集》等书归架造成的，《庋藏表》的记录停留在嘉庆九年前后，《文渊阁分架图》则继续抽换、更新。
除此之外，二书书写上还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文渊阁分架图》经部第10架第2层第450函《礼记集说》框格上方横书“卫氏”二字，《庋藏表》亦横书“卫氏”二字于书名上，类似补入情况还见于经部第931函、子部第2672函等；《文渊阁分架图》经部第19架第4层第905函内补入“古音骈字续编”，《庋藏表》亦有，且笔迹与本函所记其他书名相同，类似情况还见于子部第4119函等；《文渊阁分架图》史部第15架第4层第1680函《春秋列国臣传》圈去“列国”二字，《庋藏表》作《春秋臣传》，类似情况还见于子部第2673函等。《文渊阁分架图》经部第7架第4层第336函为《毛诗写官记》《诗札》合册、《诗传诗说驳义》《续诗传鸟名卷》，《庋藏表》此函贴纸重写，内容与《文渊阁分架图》同，笔迹与本页所记其他书名不同。《文渊阁分架图》子部第22架第4层第4096函《老子道德经注》后注明“王弼”，《庋藏表》墨笔点删去原抄“王弼”二字；集部第17架第4层第5327函《御制诗集》二十九，《庋藏表》墨笔点删去原抄“御制诗集”四字。
文溯、文津二阁目前仅有横式《四库全书分架图》，将其与《庋藏表》相比有较多不同。因北四阁《四库全书》办理相对一致，故而分架图在书次上差异较小，如《文溯阁分架图》经部第1架第1层第5函著录《周易注》《陆氏易解》二书，两书的次序为《周易注》在《陆氏易解》之上，宣统元年《文溯阁四库全书函架目录》记载清查文溯阁书函实际情况相同，而《庋藏表》则是《陆氏易解》置于《周易注》之上。同时《文溯阁分架图》所载书名与《庋藏表》存在许多不同，如《文溯阁分架图》记作《洗心斋读易述》《尚书详解》《书集传》《诗经疏义》《诗集传大全》等，与《文溯阁四库全书函架目录》所记一致，而《庋藏表》作《读易述》《夏氏尚书详解》《书经集传》《诗经疏义会通》《诗传大全》。除此之外，《文津阁分架图》与《庋藏表》也有诸多不同，较为明显的如春秋类《春秋提要》一书附于《春秋经解》末册，《文津阁分架图》不载而《庋藏表》记载等等。
《庋藏表》与《文渊分架图》性质相似，且《庋藏表》所抄底本与《文渊阁分架图》差别较小、联系颇多，甚至具有一定的源流关系，故《庋藏表》应归属于文渊阁系统。但北四阁《四库全书》办理相对一致，《庋藏表》与四阁分架图、以及四阁分架图之间实际差别不大，因此《庋藏表》虽属文渊阁系统，亦能反映该时期“北四阁”《四库全书》的庋藏状况。
五、从《四库书目庋藏表》观察库书的改动、排架
《庋藏表》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通过对其基本面貌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四库全书分架图》的性质、分架图如何随着库书的补颁修订进行抽换修改，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分架图的认识。而《庋藏表》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嘉庆四年至嘉庆九年之间文渊阁《四库全书》甚至“北四阁”《四库全书》的排架情况，可以据此窥探该时期《四库全书》增补抽改和架次调整排定的真实情况。
嘉庆八年五月初九日庆桂奏明《四库全书》空函及应增书籍情形称：“查全书集部内原留空二十函，计已缮之《圣制诗五集》及现在恭缮之《圣制诗馀集》《圣制文三集》《文馀集》四种，归架时尽敷装贮。……惟《八旗通志》一书，重经添纂，自应归入史部。查史部架内《南巡盛典》原定十四函，迨书成归架只有七函，尚馀空七函；《八旗通志》原定十九函，今重纂之书增多七函。二书均在三十架、三十一架，次序相连，以《南巡盛典》馀出之七空函，归入《八旗通志》增多七函之书，适相符合，只须改刊数十匣面，彼此均无窒碍。至平定安南、巴勒布、廓尔喀《纪略》三种，均系事在《四库全书》告成以后，约计三书篇页共需八函，按次应入于史部第九架内各纪略之后。臣等详细检看，实无馀空地步，必须抽衬改函，移动史部数十架数百函之书，方能腾挪归入。”[69]然而库书实际的增入排架并非完全如奏折所言，从《庋藏表》到《文渊阁分架图》恰恰直观展示了这一过程。
首先，庆桂称《南巡盛典》与《八旗通志》“二书均在三十架、三十一架”，是错误的。无论是据《庋藏表》，还是《文渊阁分架图》回推，都可以看到《南巡盛典》在未改函前应归在史部第31架第1层第2406函至第2层第2419函，共14函。《八旗通志》应归在史部第31架第4层第2437函至第32架第1层第2455函，共19函。
再次，除了史部的改动，此次更涉及集部增补与排架。据《庋藏表》可知，集部第17架第2层第5294函至第5295函为《御制文集初集》2函，第5296函至第5298函为《御制文集二集》3函，第5299函至第17架第5层第5334函为《御制诗集》共4集36函，其后有20函空匣，待补的《御制诗五集》《御制诗馀集》《御制文三集》《文馀集》只需“归架时尽敷装贮”即可。较之《庋藏表》，《文渊阁分架图》第17架并未进行抽换，而是在第5335函注明“《御制诗五集》”，其他书名、函次并未改动，似乎集部所补书籍俱排架入此20个空函中。但据已抽换的横式《文渊阁分架图》可知，实际情况是《御制文集》6函排架入第17架第2层5294函至第5299函，《御制诗集》55函排架入第5300函至第18架第1层第5354函。原先预留56函装《御制诗集》，实际排架因《御制文集》的补入，而压缩成55函，整体函次又往后推1函。这也解释了嘉庆十一年八月为何要将文溯阁集部56个空函发回京（说详下文），而不是仅仅将原先预留的20个空函发回京。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横式《文渊阁分架图》仅记载《御制诗集》共55函，编号1到55，未注明各集具体函数。宣统九年（1917）清点文渊阁而编成的《清查四库全书架槅函卷考》记载文渊阁第17架第2层5294函至第5304函庋藏《御制文初集》2函、《御制文二集》3函、《御制文三集》1函、《御制诗初集》5函；第3层第5305函至5316函庋藏《御制诗二集》12函；第4层第5317函至第5328函庋藏《御制诗三集》12函；第5层第5329函至5340函庋藏《御制诗四集》12函；第6层第5341函至5352函庋藏《御制诗五集》12函；第18架第1层第5353函、5354函合置《御制文馀集》与《御制诗馀集》共14册2函。此时《御制文馀集》排架位置与两种《分架图》记载有异，未能判断其是嘉庆时期排架的实际情况而分架图记载疏漏，还是后来库书有所调整。
六、结语
《四库全书分架图》详细记载了《四库全书》的排架位置，既便于检阅所藏库书，又起到了指导库书重新排架的作用。该图会随着库书改换、补颁，进行抽换修改，甚至重新缮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四库书目庋藏表》题名应为收藏者所写，实际该书是直式《钦定四库全书分架图》。
《庋藏表》与《文汇阁目录》《文宗阁清册》《文澜阁清册》存在着诸多本质性差异，可知其并非自“南三阁”散出。但它与直式《文渊阁分架图》性质相似，外观形制完全相同，记载内容基本一致，部分书名差异来自写录后的修改、增补，最主要的不同是因嘉庆九年补颁《八旗通志》等书调整排架造成的。综合各方面因素，可确定《庋藏表》属于文渊阁系统，是馆臣办理库书补函、排架时抄写的一个工作簿，抄写于嘉庆四年（1799）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所抄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写，又补入了嘉庆时期库书排架变动的信息。
《庋藏表》反映了嘉庆四年至嘉庆九年之间文渊阁甚至“北四阁”《四库全书》的排架情况，可借此厘清嘉庆九年《四库全书》史部第31、32架以及集部第17架、18架库书抽换、排架方案的实际情况。文渊阁库书的补入和排架的变化，又直接影响了其他六阁，直至嘉庆十二年这一改动才最终完成。
本文写作过程中，郜同麟师曾多番批阅修改；唐宸师以及匿名专家又提出若干宝贵意见。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