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炎炎张欣上海、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迎来系列人事变动。今年2月，工商银行原行长廖林晋升为该行董事长之后，工行行长之位空缺至今，现得以补位。工商银行还迎来两位新任副行长。今年1月末，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姚明德调任工行党委委员，并于2月被该行董事会聘任为副行长，其任职资格在3月26日获批。4月29日，工商银行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决定聘任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张守川为该行副行长，其任职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刘珺人比较儒雅，有经济学家的气质，务实精神和人文情怀兼备。本科时期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求学，培养了其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此外，从语言的角度，英文极为流利，具有国际视野。”一位接近交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刘珺，男，1972年出生，现年52岁。甘肃通渭人，中共党员。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曾任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并兼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监事长。
刘珺是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作为海归，拥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刘珺，职业生涯从中国光大银行国际业务部外汇交易员起步，此后历任光大银行国际业务部筹资处及代理行处副处长、国际业务部代理行处处长、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兼代理行处处长。
1996年，光大银行顺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推进了股份制改造工作，以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光大银行为标志，开创了国际金融组织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先河。又以光大银行2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为起点，迈开了光大银行走向世界的步伐，使光大银行成为全国第一家间接在香港上市的银行。当时负责跨国金融机构的引进工作，引入亚洲开发银行的正是刘珺。
那时的光大银行无论在规模,还是人员上都与大型银行有着相当的差距。当时的国际业务部总共只有二三十人，用刘珺的话说“由于人员少,所以锻炼多”，自进入公司以来，他接触过外汇信贷、外汇资金交易、代理行关系管理、风险管理等不同岗位。
2000年，刘珺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国光大银行香港代表处首席代表，之后又历任资金部总经理、投行业务部总经理、金融市场中心总经理，后2010年提拔至光大银行副行长、总行机关党委副书记，当时他年仅38岁。
比较特别的是，在光大银行期间，他曾与同事向银监会报备了中国银行业第一款理财产品，因此2004年被视作中国银行理财元年。
2014年8月，年仅42岁的刘珺加入光大集团董事会，出任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6年10月，刘珺结束了光大集团20余年的职业生涯，赴任中投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
4年前的2020年5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独家报道过，中投公司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刘珺“南下”出任交通银行行长一职，当时他是国有大行唯一一名“70后”行长，与董事长任德奇搭班。
交通银行从2019年到2022年实施“三年资产质量攻坚战”，2023年是该行的“资产质量巩固年”。交行行长刘珺在今年3月27日举办的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脚下资产质量土壤是比较实的。”
他表示，如果这四年过程中间，交行利润增长是跑输同业的态势，说明一定程度上通过财务资源的转移，来实现拨备的提高跟不良率的下降。
“而交通银行这四年，正好保持了资产质量的趋好和财务利润相对稳定，甚至跑出了市场平均速度之上的利润增速。”刘珺表示。
在交行任上，刘珺经常提及“上海主场”战略，因为上海主场是交行区别于其他国有大行最大区位特点，所以需坚持上海主场战略不动摇。此外，强调坚定数字化转型和强化风险管理。
曾经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对于交行金融科技战略的提问时，刘珺坦言，交行会坚持经济引领和数字化转型，在下一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获得人才是交行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无论是国际和国内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交行试图挖掘内部资源，有效挽留住科技人才，使得有一个强大的人才支撑。
刘珺即将到任的工商银行也称“宇宙行”，2023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44.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2.8%；净利润增至3651亿元，比上年增加30.06亿元，增长0.8%；营业收入8430.70亿元，同比下降3.7%；不良贷款率1.36%，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13.97%，比上年末提高4.50个百分点。
两个多月前的2月19日晚间，工商银行发布公告，该行董事会于2024年2月1日召开会议，选举廖林为董事长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席。此前，廖林担任工商银行行长。
“在交行工作期间，刘珺参加陆家嘴金融城与欧洲其他金融城的交流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随口举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著作，很有人文情怀。”一位接近交行人士评价道。
除此之外，刘珺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刘珺著有《新经济范式的非典型与非均衡》《金融论衡》《新金融论衡》等书。
2023年8月的半年报业绩发布会上，在回答关于银行经营环境的问题时，刘珺表示：“去年业绩发布会上，预计经济走势是特别复杂的一项系统性工程，今年上半年这种复杂程度一点没有降低，从过去‘本科生’的问题变成一个‘研究生’的问题。”
他认为目前供给侧确定性较高，但宏观经济根本问题在于需求侧，主观能动性不在银行手里，而要看市场反应，这也是经济恢复与预期轨迹并不一致的原因。
“从不变的情况来看，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本成色。房地产市场调整后，一些新的产业逐渐进行补充跟替代，比方说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体系的复杂化，产业创新的生态化，都在逐渐替代旧产能。这为金融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环境。”
他曾说过，“资产端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夯实我们项目储备，负债端我们要进一步管理负债成本，使有效负债和低成本负债成为我们发展的血液。我行成本收入比是在市场同业中间相对优秀的一个指标，我相信这点基因会始终坚持下去。”
一位接近交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刘行长在发布会上这样说，在实践中对行里的要求也是这样，尤其看重保持净息差在合理区间及负债端成本压降，也对高息揽存现象提出过批评。
记者同时也注意到，刘珺积极参加母校的学术活动，他多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学术委员。最近，在2023年10月3日人民大学的校庆日“大事、大钱、大家”的人大89级毕业30年重聚主题恳谈会的外发议程中，也出现了89级金融校友刘珺的演讲环节，其演讲主题为“观察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同样是89级校友的，还有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刘元春。
刘珺对外发布演讲的金融话题比较宽泛，对于货币政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安全等话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其公开演讲收集了其中一些观点和金句。
1.关于人民币国际化
2020年，我国GDP总量在全球占比接近17%，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超过13%，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仅为2%左右。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在全球Top2500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中，我国的份额仅为13%，该数据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经济全球化下半场的数字经济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力量来驱动。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增强科技实力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持续提高。
下一步，可探索把ESG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主题和重要维度，努力提升ESG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欧盟在ESG、碳贸易和绿色金融方面的经验，建立完善人民币碳金融市场国际标准，健全国内碳金融市场政策、交易规则和法律法规，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加快创设以人民币定价的碳期货、碳基金、碳债券等多元化交易品种，形成更加成熟的碳金融市场，并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参与碳金融贸易和投资；三是探索建立以上海为支点的人民币绿色金融中心和ESG资管中心，充分利用浦东独特的金融开放政策，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或周边国家绿色项目进行人民币直接投资，扩大人民币绿色投资份额。（摘自《中国金融》2021年第17期）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多目标迭代推进，在动态调整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两个维度发力。从主权货币维度看，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事实。只要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力度未减，坚持对外开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减，人民币成为主要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前景可期。
从数字货币维度看，我国央行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就提出构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的简明、高效、符合国情的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数字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方面更加便捷，有望打破对传统国际货币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我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摘自刘珺在2020国际货币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
2.关于全球经济
即便“逆全球化”回潮，但注定是“不废江河万古流”，潮汐现象毕竟不会成为潮流。IOT（一切皆互联）才是大势所趋，任何逆反行为都是游离于主轨道之外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tic）。（摘自刘珺在2022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发表的主题演讲）
中国在稳定全球价格方面的作用需要再审视。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主动承接产业转移，聚焦制造业，并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对2021年前后全球通胀水平变化的对比，中国不仅不“出口”通货膨胀，而且通过向世界市场供应价低质高的产品和技术，压低并稳定全球市场价格水平。中国在缓和全球通货膨胀方面的贡献被严重低估。（摘自刘珺在第15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的讲话）
3.关于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需要重视数字经济时代下通货膨胀的新特征、新变化。数字经济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多表现在“供给侧”，与需求萎缩造成的通货膨胀降低、经济低迷不同，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抑制效应是和效率提升、供应增加相伴的，且具有持续性，因而是一种“有益”的通货紧缩。但有必要考虑纳入数字化影响后的适宜通货膨胀目标水平，以及合宜的货币供应量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等，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随着线上销售规模不断扩大，整体价格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更敏感，政策操作的时机选择、节奏把握可能要进行相应调整。（摘自《金融研究》2023年第3期，作者为刘珺交通银行行长；唐建伟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周边交通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研究院；鄂永健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王运良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传统的应对通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经效果大减，逆周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对冲，一边是经济增长乏力呼唤政策供给，一边是非经济因素加码加剧政策困局，通货膨胀高企和经济增长转弱的两难困局在非经济因素离场前不会显著改善，更不会彻底解决。而药方显然不能仅依靠加息，而是势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轨道上，从紧致耦合的供应链效率视角向兼顾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新供应链体系跃迁，有增长的经济是解决其他矛盾和冲突的前提，而不应该是代价。（摘自2022年刘珺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论坛的发言）
4.关于金融安全
5.关于居民资产配置
人均GDP一万美元是居民资产配置需求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跨国比较来看，无论基于理论还是基于实证，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居民配置不动产的比例往往会比较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可能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会降低，一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通常是一道分水岭。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国内居民资产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预计将逐步上升。
很多的投资人都说自己能踩一个比较好的点，我会有效地择时，会有效地根据我个人的判断以及经验进出市场，一定程度上捕捉到市场的顶，同时抄着市场的底。但从实证的数据来看，贪婪和恐惧始终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并没有在该贪婪的时候贪婪，也并没有在不需要恐惧的时候就不恐惧，所以大家从实证的数据看的情况，恰恰与我们择时的要求是相反的，追涨杀跌还是一种人性的必然。我们经常会看到的“爆款魔咒”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基金申购热潮通常对应的是市场的阶段性高点，我们并没有在这个高点的时候选择按兵不动，有效地储存粮草，等着市场进入谷底的时候我们抄底，反而是在这个高点进了市场。(以上两段摘自第二期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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