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如今读者对于国家图书馆在其后一方面职能上的表现，微词颇多。当读者越来越强调国图履行其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时，国图仍在自身的两重特性中徘徊。“无论怎么说，知识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个原则非常关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建勋副教授说。
王建勋副教授分析国图在扮演“公共图书馆”角色时表现不佳的原因时认为，这首先说明国家图书馆作为一个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制定的很多规定都带有独断性，并没有征求读者的意见，也没有考虑规定的合理性。这是国家图书馆对自身性质的一种异化，是其自身定位的一种扭曲，把自身转化为了一个权力单位。实际上，国家图书馆应该以为所有的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目标。
“这也是对学院式教育的一种偏见，认为学历高的人就是能看懂书的人，这是理解上的错误，并造成了国家图书资源的浪费。”王建勋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信用程度不高，这也是国家图书馆制定相应规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信用程度不高并不足以成为这些规定成型的理由，因为这样做对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度并没有帮助。
不久前，中国图书馆学论坛召开，建立“开放、和谐的图书馆”成为会议主题。对此，刘兹恒教授认为：“对开放与和谐的图书馆的理解是有条件的。所谓开放，并不是指放开所有限制，使国家图书馆彻底变成一个服务性质的公共图书馆，开放也应该是有限制的开放。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是合理的、公平的，并以此使得国家的图书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进而达到和谐的目的。对于国家图书馆的有关规定，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明晰国家图书馆的自身定位。”
限制使用不能违背公平原则
“保障平等，禁止歧视是全世界通行的法律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非具有特别正当的理由，否则就不应对不同的公民进行区别对待，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就是一种歧视。”贺海仁和黄金荣律师说。
两位律师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逐字向记者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条平等权条款保证公民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保证公民在享受法律权利时一律平等，并且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同时宪法第47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
“公民到国家图书馆借阅图书就是在行使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但是，受到国家全额资助的国家图书馆却以读者不具有一定的职称、学历和职务为由拒绝办理部分读者的阅读扩展权利，这就违背了上述两项原则。因此，国图这项规定是违宪的。”
王建勋副教授非常认同两位律师的观点：“国家图书馆对于读者技术职称、行政职务、以及学历条件方面的规定明显违背了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违反宪法的侵权行为，是对不能达到这些条件的读者的歧视。这种规定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也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
同时，王建勋副教授认为，国图的确有自己的苦衷，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应该选择限制使用制度，但限制使用不能违背公平原则，区分服务也应以平等服务为前提。
寄希望于完善的图书馆体系
国图的读者卡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对于各级公共图书馆收费高、手续繁琐的投诉时常见诸报端。仅就国家图书馆而言，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姜朋在其论文《阅读的资格与条件》中就曾专门论述过这种歧视性规定。
姜朋在论文中说，国家图书馆巧妙地将读者划分为几个层次，不同层次的读者申请扩展功能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首先，外籍人士与中国公民区别开来；其次，中国读者又被分为户口在京人员与户口非在京人员；再次，对那些有资格申请办理外借扩展功能的读者而言，他们可以借阅的范围又被按照技术职称、行政职务以及学历高低做了进一步的划分。
可喜的是，姜朋在2005年考察国图如上规定时，户口是否在京这一区分内容已从国图的《办证须知》上消失。
贺海仁律师也注意到这种变化，他说，国图是有所变化的，我们只是希望变化的步伐再大一点、快一点。
刘兹恒教授认为，“读者卡事件”是我国图书馆体系建设不完善的表现。“国外图书馆在分级分类上有着严格的限定，尤其在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图书馆的建设往往能与城市、区域的建设相匹配，保障了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在这些国家中，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概念、职能、任务、服务方针、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对象方面泾渭分明，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现在，国图承担一般公共图书馆的职能过多，其实只有大力发展各类基层公共图书馆，完善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才能使国家图书馆的自身定位清晰，实现合理的职能转换。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图书馆体系，各级图书馆分担国家图书馆的压力。”刘教授分析说。
在刘教授看来，国家图书馆是面向全国的中心图书馆，既是全国的藏书中心、馆际互借中心、国际书刊交换中心，也是全国的书目和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