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山水知音，亦是人文百科，是一部让历代大文人如苏东坡、胡适等痴迷不已的书。该书由北魏郦道元撰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我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在其《水经注》原序中讲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水对于古代中国是经济的命脉。从明代至今，人们对于《水经注》的研究也从未断过。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杰带领团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及古旧地图，结合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辅以GIS数据分析及3D制图软件等现代技术手段，从校、笺、释、图等四个方面入手，对《水经注》进行深入研究，让古代的河流水道体系与自然人文景观精准复现于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图之上，将郦学研究向前做了推进。澎湃新闻特此采访了李晓杰，谈及了从校、笺、释、图等四个方面入手的《水经注》研究。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曰《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以《水经》为纲，并弥补了《水经》“粗缀津绪，又阙旁通”的不足，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涉及大小河流、湖泊、陂、泽、泉、渠、池等各种水体，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地理系统。
《水经注》不仅逐条详细记述每一水道及其变迁情况，还对水道途经的自然环境（山脉、溪谷、川原、气候、土壤、植被等）、人文地理（宫殿、园林、寺庙、桥梁、陵墓等）也做了详细生动的描绘。同时，还涉及了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这些记载恰恰补充了很多正史及地理方面记载的不足，也对考古学、地名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来说，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近12年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杰带领团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及古旧地图，结合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辅以GIS数据分析及3D制图软件等现代技术手段，从校（版本校勘细度）、笺（史源探究广度）、释（地理考释深度）、图（地图绘制精度）等四个方面入手，对《水经注》进行深入研究，让古代的河流水道体系与自然人文景观精准复现于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图之上，将新时代郦学研究向前做了大的推进。
迄今为止，李晓杰与其团队已出版了《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的《渭水流域诸篇》《汾水涑水流域诸篇》《洛水流域诸篇》三种五册，以及图文并茂的《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等研究成果。而这场探索古今自然环境变迁、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的文化旅程还在持续进行。
专访|李晓杰
澎湃新闻：《水经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郦道元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时撰写这部书？
李晓杰：郦道元为何会立志撰写《水经注》呢？在这部书的原序中他本人透出了一些端倪。他认为虽然自古即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汉书·地理志》等先秦至秦汉时期关于水道及其分布的记载的典籍出现，但这些地理书中的内容不是“周而不备”，就是“简而不周”，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决定要撰写著作做相应的弥补。
其次，郦道元所处的南北朝时代，政权时常更替，各民族的迁徙频繁，许多城郭因之遭到废弃。同时一些河流发生改道，不少河流与地方的名称也出现变化。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北魏要员的郦道元感触颇深，撰写一部反映这些变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就自然成为了他的一种迫切愿望。
另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风土人情与地理的各种地志的撰述颇为盛行。这些书籍的出现也为郦道元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参考，在客观上为他最终撰写完成《水经注》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水经注》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应该来自当时及前代文献，而仅有很少一部分才是依据他自己的亲见亲闻而记录下来的文字。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开始研究《水经注》的？为何会选择《水经注》作为研究对象？
李晓杰：《水经注》堪称是历史地理中最为经典的一部书籍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非常高的。重新研究《水经注》，是历史地理研究领域许多前辈的心愿。谭其骧先生就非常重视《水经注》这部历史地理学经典著作。在主编完成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以后，他最想着手进行的工作就是系统探究《水经注》，“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团队的力量一个人肯定无法完成。再加上其他一些缘由，所以在他生前这项工作一直也没有能够展开。
近些年，周振鹤先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展开对《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以重建公元六世纪以前中国的河流水道体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观，并进而为今天的山川治理与景观改造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他还强调这一研究将成为历史地理学科新的增长点，对历史地理学科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原来给研究生开过一门课，叫“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在16部正史地理志之外，也讲到了《水经注》。当时，我会让学生画《水经注》示意图，有学生就问我，有没有可能画精准的地图，并系统梳理《水经注》？所以，我们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就从那个时候（2011年）起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
我们现在的研究目标在原来谭先生的想法之上做了一个字的改动，将“重”改为“新”，即“新撰《水经注疏》，新绘《水经注图》”，重点想强调我们在《水经注》研究中的创新，这样的表述更动是周振鹤先生基于我们已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而向我们建议的。
澎湃新闻：《水经注》篇幅巨大，据说您为此办了一个读书班，定期研究讨论《水经注》。可否说一说这个读书班？
最开始，团队大概只有四五个研究生，随着项目的深入，参与其中的人员的身份与所属单位也逐渐变得多元。这几年，中文系、历史系以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中心的不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会过来参加我们的研究讨论。
对于这些自愿加入的学生，我会根据具体的项目规划和个人的专长将任务分配到适合的人身上，再加上1—2位长期扎根项目的人员，基本可以维持团队的动态平衡。十余年来，我们都是定期对文本所涉及的问题逐一讨论，每周2—3次，每次半天，我们会针对在研读文本中遇到的问题，运用材料收集、实地走访、集合讨论等多种方案加以解决。
澎湃新闻：您及其研究团队最开始选取的是《水经注》渭水流域诸篇的研究工作。为什么先做“渭水”？
李晓杰：从事《水经注》研究，最难做到的事情是精准复原。古今河道变化复杂，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首先要考虑选取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域。为此，我们引入了地理学中“流域”的概念，将《水经注》所载属于同一河流流域的各篇文字汇总在一起（名曰“流域诸篇”）进行研究。这样操作不仅解决了阶段性《水经注》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问题，而且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水经注》全书的文本构成。这种研究《水经注》的方式应该是我们首次采用。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首先选取了渭水流域诸篇作为攻关的对象。历时六年的艰难努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出版了《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学界对这部书反响不错，颇多鼓励。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做《水经注》的研究，一下就做了十几年。我们目前已完成了四个流域的研究，除了渭水流域诸篇，还有汾水、涑水、洛水流域诸篇，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与完善的《水经注》本体研究新范式。
澎湃新闻：在《古本与今本》这一书中，您以宋代残宋本为开篇，并叙述、比对了不同版本的古本与今本。可否讲一讲为何以残宋本为开篇？宋代以前的《水经注》版本（抄本）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何以“古本”与“今本”这一方式来进行区分？
李晓杰：研究《水经注》的难点很多，不仅仅就是文本本身难以看明白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难题，《水经注》版本流传的复杂性便是其中之一。陈桥驿先生曾说过，《水经注》版本在中国古代典籍当中是最为复杂的。
与不少古籍类似，《水经注》在成书后的五百多年间，靠写（抄）本得以流传，最早见于官方记载的是《隋书·经籍志》。在隋朝至北宋的一些地理志中常常可以看到对《水经注》的引用。只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水经注》的早期写（抄）本。我常开玩笑说，如果在现今存世的敦煌卷子中收有《水经注》或其残卷就好了。至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原本四十卷本的《水经注》出现了散佚，仅存三十五卷（现在看到的《水经注》虽然依旧为四十卷本，但已是后人离析所存原三十五卷内容而得的结果）。
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后，《水经注》也有刊刻本流行。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学宫刊本。而现存最早的刻本，人们习惯称其为“残宋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大约刊印于南宋初期，仅存十一卷半，其中没有一叶是完整的，字数不到全书的1/3。但这部残宋本的价值非常高，从中可以知道早期刊刻的《水经注》行款形式，为我们现在复原古本《水经注》提供了重要参考。直到明代，随着对《水经注》研究的展开，对底本进行校改的版本也开始增多起来。
我们通过对《水经注》版本的系统研究，发现了其中存在着古本和今本两大系统。所谓“古本”，即刊刻、抄写时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原貌为准则，即使底本有明显讹误，亦不作改动，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除“残宋本”外，明代官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及诸明代民间抄本即属古本系统。而“今本”，指的是已经对底本进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经注》黄省曾刊本以降的诸明清刻本，皆属今本系统。这一观点就是受胡适先生晚年复原《水经注》“古本”构想的启发而提出的。所谓研究的新观点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得出的，一点都不错。
澎湃新闻：在厘清《水经注》版本的过程中，您与研究团队都有哪些新的发现？
李晓杰：在进行版本梳理的过程中，我们的确有一些新的发现。除了前面提及的“古本系统”与“今本系统”的观点外，还在一些个别版本的认识上有了推进。例如，重新找到了原以为早已遗失的陈仁卿刊本，发掘了乾隆以后一直被学界埋没的王峻校本的价值，肯定了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的一些创见，等等。另外，在版本的研究和梳理中，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如我们在商务印书馆黑白影印本明《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文字里看到的黑色方块（胡适先生称为“墨方块”），原本以为是一般的墨丁。其实不然，后来通过看到全彩的嘉靖年间录副的《永乐大典》图像（现今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的公布的数字化《永乐大典》已极易看到），才发现这个方块并非是黑色的墨丁，而是黄绫。在《水经注》文本中遮盖的是明代皇帝朱棣的“棣”字（后来我们得知，其实此点清人翁方纲在《永乐大典》札记中已经提到：“每遇‘棣’字用黄绫粘贴”。此外，还有学者提到在《永乐大典》的文本中还有用黄绫粘贴明太祖朱元璋的字“国瑞”二字的地方）。
澎湃新闻：您觉得研究《水经注》的难点在哪儿？
李晓杰：《水经注》向称难治，明、清时期，不少著名学人投身于此书的研究，并进而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郦学”。但限于时代条件，《水经注》中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概括起来讲，研究《水经注》的难点大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校勘难。前面已经提及《水经注》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版本，且脱漏、错讹相当严重。明清以来，研治《水经注》的学者虽然在区分经注、辑佚补阙、校正错讹等方面已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传统校勘随意性强，科学性不够，很难恢复郦书原貌。只有从古今两大版本系统入手，揭示《水经注》文字讹误的变动轨迹，并结合地理加以判定，不轻易为文通字顺而更动底本，才能使校勘成果的唯一性（可验证性）大为增强，从而恢复《水经注》古本面貌。这是《水经注》的校勘与一般的古籍校勘弄清文字异同即可解决问题的不一样之处。
第二，史源难。《水经注》全书三十余万字，记载的大部分信息是郦道元抄录各类文献而得。据统计，《水经注》征引的书籍多达436种，同时还记录了汉魏时期的许多碑刻。那么，全书之中，哪些是郦道元征引的文字，哪些是他自己的论述，如何区分识别，这便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郦道元把征引的文献与自己的叙述融会贯通成一个新体系，“天衣无缝”，隐蔽而且无序。有些地方说明了（明引），但有许多地方并没有提及（暗引、辗转引用）。因此，对郦氏暗引、辗转引用的这些文献如何从郦《注》中区别出来，绝非一件易事。
第四，绘图难。《水经注》的叙述特点可以用周振鹤先生对我说过的5个字来概括：“非图不能明”。也就是说，阅读《水经注》读者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地图来对照协助，否则，基本上只能欣赏其中的一些华丽辞藻，而对其中所提及的地理线索难明就里。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候，他除了依据一些书籍外，还应该有地图作为参考，只是这些图都未能流传后世。清人杨守敬即说过“昔郦氏因图以为书”。因此，他一定是一边看图一边写书。而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是因书还原图。但是据图写成文字与依文字复原图会有很大不同，前者只需要逻辑清晰地表达出图中的内容即可，而后者则往往因为对文字理解的差异而产生多种歧义，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排除对文字理解偏差而出现的其他可能性，而将那个唯一的郦《注》“正解”寻找出来，再进而以地图的形式加以展示。这种方式或许可以称为《水经注》研究中的“试错法”。
我们现在做的《水经注》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研究思维与范式。我们尝试运用新的多学科手段，把一些现代的知识信息运用进去，以此补充《水经注》记载的缺失，或者纠正其中记载的一些偏差，从而最大可能复原《水经注》记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
澎湃新闻：与清代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水经注图》相比，当下的视觉图像还原的特点在哪儿？是否发现了杨《图》的误绘之处？
李晓杰：在传统郦学中，以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水经注图》最为著名。但是，杨《图》采用的底图在今天看来已难称精确，绘图思路亦停留在简单示意层面，多有误绘，无法满足现代学术发展需要。我们在延续以现代大比例尺测绘地形（山体阴影）为底图的《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中的“释图”之外，又在绘制一套利用GIS软件编绘以DEM高程分层设色为底图、古今对照（“古墨今朱”）的《水经注图集》，全面展示各流域古今地理要素的总体分布状况和相对位置关系，并以专题图形式数字化呈现各类地理要素在不同流域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差异。如果一切顺利，这部《水经注图集》第一辑将在明年正式刊行。新绘《水经注图》力图在精确程度、呈现效果、问题意识、应用前景等诸多方面，全面超越既有《水经注图》。
除了绘制古今对照的新《水经注图》，我们还试图以3D建模的方式复原《水经注》中所记载的一些水利工程与人文景观。下面举一个千金堨的例子。
郦道元虽然对千金堨的记载较为详细，涉及了这一工程的兴建与扩修、建造原理及工程功效等，还抄录了千金堨石人上铭刻的有关工程说明的文字，但毕竟在目前经过校勘后的郦《注》文本中仍然存在不少难以理解或产生歧义的地方，如果想据郦《注》所叙将这一现今已无迹可寻的古代水利工程近乎原貌地加以复原，依然不是一项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我们团队在精读《水经注》所载千金堨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穀水上游位于河南王城西北的石碛分水工程，以及穀水下游（千金渠）皋门桥控水工程，进行综合考量，最终将千金堨以近似等比的3D复原的形式予以了呈现，可为学者进一步揭示千金堨工程细节提供参考。
此外，还可以举一个桥玄陵园的例子。
《水经·睢水注》中记载，在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東有庙”，“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雕毁。”如果仅从郦《注》的这段记载，来复原桥玄墓园，估计会有多种方案。但是若再参照已知的其时一般的墓园形制，并加以空间想像，答案可能就唯一了。我本人就是依照这一研究思路，尝试多种空间布局后，最终将研究结论以3D建模的形式呈现了出来。相信目前的这个墓园复原应该与历史事实相去不远。
澎湃新闻：在考古及艺术展览的梳理中，从古代中国地理角度切入的《水经注》一直是展览注解或在考古报告中重要的文献引用对象。在您看来，《水经注》对于考古文博展示，以及对于艺术史的意义有哪些？
《水经注》所载洛阳城及其周边图（复旦大学李晓杰《水经注》研究团队讨论定稿，吴尚负责编绘）及洛阳考古发掘的千秋门附近的汉魏地下水道遗迹
《水经注》中涉及了许多石刻题记，其中有些不仅记载了其形制，还包括了题记的内容。这部分的记载应该可以视为与艺术史关系较为密切的部分吧。我们对这部分记载进行探究时，尝试将不同的石刻题记进行分类，划分年代，统计数量，然后汇总成一个流域内的信息，最终再绘成专题图，形成一个可视化的《水经注》某流域的石刻题记地理分布（即郦道元的“即地存古”旨趣的一种现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