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中国学者掌握国际敦煌学主导权的又一标志
由郝春文担任主编，荣新江、方广锠、赵声良、张涌泉、郑炳林、伏俊琏等担任副主编，敦煌学界近160位中青年学者耗时6年编纂而成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日前面世。《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对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1998年版）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是一部总结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中国敦煌学研究水平、适应敦煌学学科发展需要的大型辞书，被认为是敦煌学领域一部能够传之世代、传之世界的里程碑之作。下面郝春文先生对编纂情况作了介绍，黄正建、王素两位先生对该书予以评议。
中国学者掌握国际敦煌学主导权的又一标志
郝春文
《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于1998年，其中之绝大多数资料和信息截止于1994年底。而最近三十年来，国际敦煌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时至今日，《敦煌学大辞典》中的很多词条都需要根据新的成果进行修订，还有大量新的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需要增补。所以，在我们看来，全面总结1994年以后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编纂新版《敦煌学大辞典》，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修订《敦煌学大辞典》的基本原则是充分吸收1994年以后海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修改完善原有词条、附录，并根据需要增加新词条、新附录或新门类，突出权威性、专业性、全面性、世界性和时代性，全方位总结、反映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代敦煌学的最新成果。
此次修订工作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者的大力支持，参与修订和撰写词条的国内外专家有一百多位，基本上做到了由最权威的专家撰写和修订其最有研究的方面的词条。改开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者是参与编纂的核心成员，这些人多数参与过《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的编纂工作，对近三十年国内外敦煌学的发展情况也比较熟悉。属于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同时，着眼于未来《敦煌学大辞典》修订工作的传承，此次修订有意识地邀请了部分70后、80后中青年学者参加，以使修订工作的薪火在未来可以传递下去。
2018年《敦煌学大辞典》第一次修订工作会（南充会议），前排中为郝春文。
2019年《敦煌学大辞典》修订工作会议
2024年《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读样定稿会
经过五年的持续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编纂工作。新版计收词条一万二千余条，比上一版增加五千多条。至于修订的词条，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约百分之七十的原有词条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修订。第二版采用全彩印制，共收彩图一千二百余幅，是第一版的一百二十三幅的近十倍。由于增加的词条和修订的词条占比极大，第二版的篇幅也增加了很多，达到了四百多万字，比原来的二百四十一万字增加了一百六十多万字。以上数据说明，我们的修订工作完全达到了反映百年敦煌学最新研究水平、总结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的预期修订目标。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郝春文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12月第一版，1880.00元。
因为敦煌学是涉及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所以，没有哪个研究者可以精通有关敦煌学的所有学科，但《敦煌学大辞典》却涵括了敦煌学涉及的所有学科和学术领域。因而，它是每个敦煌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又因为《敦煌学大辞典》准确概况了有关敦煌学的基本知识，所以它也是其他学科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了解、学习敦煌学的入门书。其受众和影响明显大于任何一本有关敦煌学的专著。
《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出版的时候，被誉为20世纪敦煌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我想，这部全面总结了20世纪和21世纪敦煌学的研究成就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是不是可以看作21世纪国际敦煌学发展新的里程碑？
我过去曾经说过，早在20世纪末，中国学者已经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样一个判断需要一系列的标志性成果来支撑，现在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应该是支撑以上判断又一重要标志性成果。
（作者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主编）
敦煌学在世界，研究中心在中国
黄正建
《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和第二版
在此，我们不能不悼念和怀念去世的、为《敦煌学大辞典》做过贡献的先生们。第一版的出版前言中，对逝世的先生只提到了唐师长孺先生以下5人，而第二版如果提到的话，将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在这名单中包含了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如赵和平、王卡等诸先生。在第二版《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之际，对这些逝去的、对《敦煌学大辞典》有卓越贡献的学者，我们是会更加悼念和怀念的。
《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的凡例中说，辞典“采用分类编排。所分类别及排列顺序，主要从编写及查阅方便考虑，并无构建某种体系的用意”。虽然如此，虽然出版方说辞典没有构建某种体系的用意，但实际上，从后来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按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几部分的分类，已经在构建着敦煌学的体系，而大体为后人所遵从。这就是大辞典出版的另一个意义。
这种分类编纂的辞典，在历史上可以归为类书一类，而类书除查找方便外，在保留学术资料方面有其他专著所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比如《艺文类聚》《白氏六帖》《太平御览》这几大类书，保存了多少已经佚失的古籍资料啊。像我们研究唐代的法典如充夫式（户部式）、互市格（金部格）等，都只见于《白氏六帖》，而只有通过这些法条，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例如唐代的杂徭夫役之类问题。类书的作用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分类的敦煌学大辞典也具有同样作用。第二版增加了许多新的类目和辞目，也就是增加了更多的可以传世的资料。也许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研究敦煌学的学术史，就离不开《敦煌学大辞典》了。收在其中的一些人如我这样无名小辈的事迹，也许到那时只有在大辞典中才能留下一些痕迹了。第二版大辞典大大增加了学术史类别的内容，即公私收藏、编号；著作、刊物；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展览；近现代人物等类别等，篇幅大为扩充，充分反映了敦煌学这几十年突飞猛进的状况。这就是仅靠分类就可以显示的学术发展趋势。
《敦煌学大辞典》内页
最后想说的是，在第一版“敦煌学”条目中，撰写者季羡林先生写道：“与敦煌学有密切关系的是吐鲁番学。吐鲁番学也是一个新名词。从二十世纪初起，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一些所谓探险家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学问被称为吐鲁番学。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由于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有时候合称敦煌吐鲁番学。”“敦煌和吐鲁番这两个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于它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学问之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季先生明确把“吐鲁番学”归入了“敦煌学”的范围内（张涌泉等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实际也收入了吐鲁番文书的词汇）。所以我们期待着将来能编纂出版一部《敦煌学大辞典》的姊妹篇——《吐鲁番学大辞典》。
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觉、历史担当”。《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修订出版，正反映了这一代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在《敦煌学大辞典》的序言中，季先生说：“前几年，在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两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受到了在座的国内外学者的同声赞扬。”现在第二版修订出版的背景，不仅仅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了，还应该是“敦煌学在世界，研究中心在中国”。这就是现在的文化自觉或曰文化自信。而历史担当，就是前面说过的这一代人应该作这一代人该做的大事。希望这种自觉和担当会为更加年轻的学者继承下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敦煌学大辞典》的代际传承
王素
终于见到这部新版《敦煌学大辞典》，虽然只是匆匆翻阅，仍能留下深刻印象，概括为两点：一是彰显文化传承，一是反映学术新貌。
世界各国的工具书，包括“大百科全书”，都有经过若干年就修订或增订一次的传统。这是由工具书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在中国，《辞海》的修订最为规范，1981年召开主编扩大会议，提出“十年一修订”，当场通过并成为制度。此后迄今，已经修订过四次。需要强调的是，每一次修订，由于十年不能构成一代，后者与前者没有“代际”关系。这种情况，对于工具书的修订，其实未必有利。
我们知道：不管是工具书，还是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整理著作，后人修订前人，存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比没有“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无疑要有利得多。譬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华书局对于承担单位的遴选，首先考虑的就是当年的原点校单位。武汉大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年唐长孺、陈仲安先生主持“北朝四史”点校，后来唐先生的学生朱雷、冻国栋先生主持“北朝四史”修订。《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年唐长孺先生主持《文书》整理工作，现在我作为唐门第二代，参与并支持唐门第三代刘安志先生主持《文书》再整理工作。后者与前者存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后者对前者的成果会更加尊重，修订或增订也会更加慎重。
有人曾举日本岩波书店二战后组织编撰“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为例，说明该书重视“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从最近出版的两期看：1997年开始出版的第二期，共31卷，中国中古史是第9卷，妹尾達彦先生（1952年生）主编，名为《中華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紀）》；2024年开始出版的第三期，共24卷，中国中古史是第6卷，荒川正晴先生（1955年生）主编，名为《中華世界の再編とユーラシア東部（4-8世紀）》。荒川正晴先生与妹尾達彦先生是同一代人，书名和内容完全是另起炉灶。这样，后者与前者完全没有传承关系，既不存在修订或增订，也不会产生由此导致的问题。
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距今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按照“十年一长，二十年一代”的旧说，已经过去了一代人。主编季羡林先生（1911年生），副主编唐长孺（同前）、段文杰（1917年生）、宁可（1928年生）、沙知（1926年生）等先生，年龄最大差距是17岁，相当于两代人。撰稿人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学生，则属于另一代人。2024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主编郝春文先生（1955年生），副主编荣新江（1960年生）、方广锠（1948年生）、赵声良（1964年生）、张涌泉（1956年生）、郑炳林（1956年生）、伏俊琏（1960年生）等先生，年龄最大差距是16岁，也相当于两代人。撰稿人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学生，也属于另一代人。前后两版《敦煌学大辞典》，分别都由三代人编撰，本身就存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旧版《敦煌学大辞典》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宁可先生。新版《敦煌学大辞典》的主编是宁可先生的高弟郝春文先生。后者与前者自然存在更加明显的“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关系和传承，保证了新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会偏离旧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学术规范，并会维护旧版的质量和权威。
2019年《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编纂委员会成立
2025年1月10日，郝春文、荣新江、赵声良（从右至左）在《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新书发布会上。
对比新旧两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内容，显然，新版《敦煌学大辞典》两册，条目、图片、字数等，都较旧版《敦煌学大辞典》一册，增加了将近一倍。不管是工具书的修订或增订，还是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整理著作的修订或增订，内容如此大量增加，都是极其少见的。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敦煌学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太多的条目需要新增，有太多的内容需要补充。以《敦煌学大辞典》“人物”专栏为例：旧版所收最后一位人物是1961年出生的刘进宝，新版所收最后一位人物是1984年出生的刘全波。说明至少增加了一至二代新敦煌学人的成果。因此，可以自豪地说：这部新版《敦煌学大辞典》，确实反映了这二十多年来敦煌学领域的学术新貌。
近年来，文化传承受到重视。从文化而言，精神传承和物质传承，典籍传承和口耳传承，方法和途径都不尽相同。惟一相同的是，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无论典籍还是口耳，文化传承最终依靠的都只能是人。目前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传承人”制度。精神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学习“非遗”的“传承人”制度，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承梯队。目前，出土文献五大门类，只有敦煌学（含吐鲁番学，二者原不可分）的文化传承梯队最为整齐和成熟。这与新旧两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先后出版，彰显的文化传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知识的积累和人才的成长，创造更为宽松和优渥的条件。尤其对于老年专家，要趁他们尚能工作，为他们传承文化，培养“传承人”，提供更大的支持。陆游《题尊信斋》：“伏生九十语已讹。”杜甫《秋兴八首》：“刘向传经心事违。”不要等到伏生年逾九十，话都说不清楚，再口传《尚书》。否则如同诗圣杜甫，只能徒羡刘向能够校传《五经》，自己传承文化的美好愿望，最终难免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