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在动荡中发展，确立了以公共图书馆系统为主体，以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社会机构图书馆为补充的近代北京图书馆的基本格局；建立了近代图书馆采购、编目、整理、流通以及编辑出版和业务辅导等基本业务工作秩序，践行了科学管理的先进理念；开展短期培训和创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培养了大量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建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学术组织，起到了行业领导的作用，促进了北京图书馆学术共同体的发展；社会学者和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注重服务，奠定了北京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温故才能知新，继承才能超越，通过回顾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我们备受启发：
创新是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坚持创新，才能让图书馆的发展获得不竭动力；只有为市民构建合理的图书馆网，才能真正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只有提高各类型图书馆的开放程度，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才能让图书馆真正成为知识的集散地。
跌宕起伏的图书馆事业
民国时期是近代以来北京最为动荡的时期，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北京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则是日伪政府在华北的统治中心。
这一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主要有四种类型：公立图书馆，由政府部门拨款和聘请管理人员，对公众开放；私立图书馆，由民间组织或私人筹集经费和聘请管理人员，基本对公众开放；学校图书馆，包括大、中、小学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主要为本校师生等特定人群服务，有些也对市民开放；社会机构图书馆，由社会团体或机构设立，由其自主决定开放程度。
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北京的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三个阶段。
发展阶段（1912-1937）：
民国初年，在西学东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北京的图书馆事业从初创到发展，在抗战前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阶段。据统计，截至抗战前，北京共有120所图书馆，藏书共计396万册。
萧条阶段（1937-1945）：
日本的侵略打乱了图书馆的发展节奏，很多图书馆迁往内地，图书来不及运走，被毁严重；一些留在北平的图书馆也遭此劫难，损失惨重。日军损毁的书刊主要有三类：含有爱国反日以及有关日本殖民地内容的图书杂志；含有共产党、国民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内容的图书杂志；含有新教育、新思想、新材料的图书杂志。除被销毁的图书外，一部分“违禁”图书也被封存，无法流通，图书馆的发展受到严重破坏。194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平当时共有22所图书馆和22所阅书报处，藏书共计229万册，比抗战前减少了167万册。
恢复阶段（1945-1949）：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尽快恢复图书馆事业，北京各类图书馆努力恢复馆舍原貌，竭力搜集资源，恢复馆藏和管理秩序。当时物价飞涨，纸价贵于书价，为避免图书化为纸浆，教育部拨巨款收购旧书，各馆在收回原有馆藏的同时，也积极购买抗战时期散失的私人藏书，在艰难环境中寻求发展机遇。194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平共有54所图书馆，虽不及抗战前数量的一半，但较1940年已经有较大恢复；得益于各方的努力，抗战胜利后藏书总量比战前有所增加，1948年达到473万册。
时代特征鲜明的发展成果
民国时期是中国新图书馆发轫之始，尽管政局动荡、战火连绵，图书馆事业跌宕起伏，但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新旧更替，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抗战前的黄金十年更是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让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1.奠定近代北京图书馆的基本格局
民国时期图书馆法规的颁布，为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是确立近代图书馆新秩序的标志。
北京作为民国政府机构所在地，率先建立了具有近代特征的各类图书馆，由此奠定了公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社会机构图书馆互补共存的基本格局。
清末前往欧美考察的政治大臣回国后，极力称赞西方公共图书馆在启迪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
1909年12月17日，学部上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获准，该章程指出，京师及各省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治应各依筹备年限依次设立。
1910年，学部率先在北京建立了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京师图书馆，并于1912年开始对外开放，后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与此同时，北平的公共图书馆系统逐渐完善，1913年6月，京师图书馆设立分馆；1913年10月，京师通俗图书馆成立，后两馆合并，更名为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1917年8月，教育部建立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后更名为北平中山图书馆，还有一所由原八旗学务处附设的通俗图书馆发展而来的北平市立民众图书馆。
北平中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曾由政协开会使用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3所市立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形成掎角之势，并以全市18所阅书报处为网络节点，建立了图书馆网。
抗战胜利后，北平的市立图书馆合并为一所，又设立分馆，这便是区县图书馆的雏形，也奠定了北京现代对公众开放的国、市、区三级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基础。
法律法规不仅为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提供了依据，还对私立图书馆作出规定。
《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17条规定：“欲自行筹款随在设立图书馆以惠士林者，听其设立。”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也对私立图书馆作出了规定。北京陆续建立了松坡图书馆、木斋图书馆等私立图书馆，抗战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的120所图书馆中，私立图书馆有72所，占比60%。
学校图书馆是启发民智的又一场所。
辛亥革命以后，伴随着“教育救国”思想的兴起，近代西方的大、中、小学三级学校教育体制正式纳入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辛亥革命前，北京仅有北京大学及私立汇文中学、私立崇实中学等少数公私立大、中学校；辛亥革命后，陆续新建了一批公私立学校，至抗战前北京共有21所专科以上学校，71所中学，421所小学，随着大、中、小学的建立，学校附设的图书馆也陆续建立起来。
抗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基本都建立了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含中等职业学校）有64所，而小学图书馆较少，学校图书馆的发展稍显不均衡。
北京的社团机构图书馆也很活跃。
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各种社会团体众多，很多机构设有图书馆，社会调查所、中华全国铁路协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北京还先后出现了北平美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数量较多，收藏书籍较专一，一般规模不大。
2.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秩序
在封闭的藏书楼时代，图书管理员的职责只是看管图书。从民国时期开始，图书馆业务工作出现了图书采购、编目、整理、流通以及编辑出版和业务辅导等专业分工，业务管理趋向于严格、精细，业务工作开始专业化、科学化。
北京最早实现了图书馆业务管理工作的飞跃，建立了近代图书馆管理秩序。
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清华学校图书馆，今为清华大学图书馆
分类编目是民国时期图书馆管理的核心技术之一。中国自汉唐以来一直使用四部分类法，至明清渐趋成熟。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开始向以学科为主的西方知识系统转变，于是中国学者开始学习风靡世界的杜威分类法，先后出现了“遵杜”“仿杜”“改杜”“补杜”等各种新式图书分类法。
1923年，清华图书馆的查修编写了《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1928年，皮高品在任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时完成了《中国十进分类法》的全部工作。1925年，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刘国钧受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并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的编写，使中国图书分类编目有了标准规范。在四部法与杜威法融合的过程中，北京的学者们作出了突出贡献。
3.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图书馆学先驱开始尝试在中国本土培养专业人才，北京先后开办图书馆学讲习会、图书馆学讲习班、创办图书馆学系，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摇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主要有短期培训和专业学校两种形式。1920年8月2日至21日，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开设了为期3周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8名学员参加。
戴志骞邀请沈祖荣、邓萃英、王仲达、李大钊、李翼庭、程伯庐等担任讲师，讲课内容包括图书馆教育、图书馆组织及管理法、图书馆编目及分类法等，所有讲稿由戴志骞编译，后编成《图书馆学术讲稿》。
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宣讲新图书馆理论与方法的盛会，开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之先河，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的标志。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事业百废待兴，人才急缺，为了尽快培养人才，在北平市立图书馆馆长朱励安的主持下，开办了为期3个月的图书馆学讲习班。首期讲习班前后分为三个班：第一班参加者主要是社教机构工作人员；第二班参加者为中等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第三班参加者为国民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
1948年3月至6月，共有47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其中10位来自北平市立图书馆，6位来自市立图书馆分馆，10位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6位来自第一、第二民众教育馆，此外还有来自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北平师范学院图书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图书馆、北平广播电台、无线电职业学校、崇仁小学等处的学员。
讲习班为北京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人才，由于时局变化，讲习班只举办了一期。
短期培训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才是图书馆学者始终努力的方向。1947年，王重民提出要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造就高深人才”，于是在北京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附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
1948年，图书馆学专业脱离中国语言文学系，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聘请孙云畴、邓衍林、关懿娴等留美归国人士和资深专家进行教学。
1949年7月，根据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指令，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对外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即为今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前身。
4.建立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
自近代图书馆发轫以来，北京的图书馆人一直致力于建立能够凝聚同行力量的学术团体，搭建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心得的平台，经过努力，北京图书馆界最早建立了统一的学术共同体。
袁同礼
李大钊
1918年12月21日，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代理主任的袁同礼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共同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性图书馆专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北京二十多家图书馆参加了该协会成立大会。
1921年冬，由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在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组织。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戴志骞的“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的提议在图书馆教育组获得通过。根据提案，1924年3月30日，戴志骞率先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这是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支持下建立的第一个图书馆协会。
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天津、南京、上海、河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地方图书馆协会。建立全国性图书馆协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5年4月25日，成立了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总部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该学会的成立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心的地位。
北京图书馆协会设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并设有图书馆设计委员会、丛书联合目录委员会、期刊联合目录委员会等，编辑出版了《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期刊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儿童书目汇编》等，北京图书馆协会成为联合利用北京各图书馆资源的平台。
1937年3月7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在北京师大第一附小美术馆举行常会，四十余人参加，这是抗战前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
1945年12月2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战后第一次会议，一百余人参加，代表北平的五十多个图书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提出了增设分馆、建立分级图书馆的设想，并建议全市公私立中小学尽先设立图书馆。
北平图书馆协会是一个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承担着行业领导者的职责。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地方图书馆协会和学术组织，北平图书馆协会尊重和维护北京图书馆的群体利益，凝聚和团结各馆力量，共同促进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5.注重服务，实行开放
作为文化之都，北京聚集了一批有见地的支持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学者和有思想的图书馆专业学者，在他们的提倡下，北京的图书馆较早接受了西方的“服务”“开放”等先进思想和理念。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在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巡行文库等，这从行政组织上确立了图书馆的地位。
鲁迅
蔡元培
鲁迅于1912年任教育部部员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并任职京师图书馆。在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平的图书馆、阅书报处大量增加，图书馆事业逐渐发展壮大。
除社会学者外，北京还有一批在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专业学者倡导开放服务的理念，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读者创设最佳阅读环境，提供丰富的馆藏，重视参考咨询，编制多种书目索引，开展馆际互借等。
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将读者服务列入图书馆管理法之中，强调图书馆资源的有效利用。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在馆长李文裿的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市民使用图书馆的措施：
此外，北平通俗图书馆也设立图书流动车，在市内庙会、商场等地开展流动服务。北平教育短波社为了解决小学教师买不起书、买不到书、找不到书、借不到书的困难，创设了邮借图书馆，只要读者交纳一定押金，即可代为借书。
建立开放图书馆的思想在民国时期已经深入图书馆人的心里，图书馆的开放意识逐渐增强，一些学校、社会机构图书馆也向普通读者开放。清华大学图书馆规定，“其他图书馆或个人经相当之介绍得主任之同意者亦得借阅。”
1915年成立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科学专业学会，学会图书馆不但为会员服务，还对周边公众开放，袁同礼、陶孟和等都曾经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北平宣外麻刀胡同私立中才小学校董赵璞华将女儿赵淑贤的四十余件遗物捐给学校，学校将这些遗物折价变卖后，筹款在校内创立了淑贤图书馆，不仅为本校师生服务，也对附近民众开放。
历史经验的现代启示
1.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的保证
图书馆属于上层建筑，其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基本同步。阻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动荡、战争破坏、人为损坏，其中破坏最大者莫过于战争。
抗战前北平有120所图书馆，1948年仅恢复54所。图书的损毁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学院图书馆损失59836册，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32794册，朝阳学院图书馆损失25110册……
回顾历史可见，国家稳定的时期也是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反之，那一时期的图书馆发展就会受到钳制或破坏。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政局稳定，文化繁荣，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所以，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促进图书馆事业的繁荣。
2.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
20世纪初，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欧美的图书馆学家发起了一场以强化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引进和创办近代图书馆为目标的图书馆运动，促进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北京的图书馆学者不断创新，率先创立京师图书馆，建立图书馆分部门制度，开设图书馆暑期学校，建立北京图书馆协会等，使北京的图书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正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但创新仍是图书馆发展的不变主题。从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来看，一是思想创新，没有创新的思想，就没有创新的办法，在图书馆的转型过程中，要敢于超越旧思想，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学说，指导新时期的工作。
二是管理创新，在创新中求适应，在适应中求发展，今日的图书馆人亦需要创新，要敢于挑战已经熟悉了的工作程序，不断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不断进步。
3.构建合理的图书馆网
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建设受到重视，已经形成了以国、市、区三级公共图书馆为基础，以全市阅书报处为网络节点，以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构图书馆作为补充的图书馆网的雏形，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北京市有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及各区县联网图书馆186所，但对于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十多万人共享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数量仍然偏少，且分布不均，联网图书馆最多的朝阳区有54所，最少的平谷区和延庆区仅各有1所，即使是市区也有差异，除朝阳区外，西城区有32所，海淀区有25所，东城区有24所，而丰台区仅有2所。
应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完善图书馆布局，构建合理的图书馆网，以方便市民借阅，提高他们利用图书馆的积极性。
4.提高图书馆开放程度
截止到2012年，全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0.58册，而北京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为4.46册，高于全国水平，但这仅仅是对公共图书馆的统计。事实上，除公共图书馆外，北京还有大量的学校图书馆、机构图书馆和民办图书馆。
以学校图书馆为例，截止到2013年，北京市共有一百多所大学，七百多所中学，一千多所小学，各校基本都设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并未统计在内，这是未开发的宝藏，其中蕴藏着巨大潜力。
目前，学校图书馆基本只对本校师生开放，机构图书馆只对内开放，而民办图书馆寥寥无几。
民国时期开放的各类图书馆启示我们：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大背景下，应鼓励学校图书馆和机构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为公众提供更多的阅读场所和可利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