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十年来，贵社获得古籍整理出版资助情况如何？整理出版了哪些重大成果？
2.贵社古籍出版面临哪些突出问题？有哪些针对性解决方案？
3.《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后，贵社是如何做好贯彻落实的？下一阶段将有哪些重点动作？
4.为推动《意见》中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尽快落地，您认为还需要哪些配套保障？
保证图书品质，“出一本，成一本”
周绚隆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
近十年，中华书局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计142种。已出版的重大成果包括：国家重点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11种51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129册；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王安石诗笺注》《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音义文献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民国时期出版物总目录·民国线装图书总目》《五礼通考》《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等。国家档案局专项资助项目《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
随着经济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近些年，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扶持力度加大，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增多且管理十分严格，年轻一辈学术力量逐渐成长，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发展过程中，人才培养问题是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的突出问题。从整理层面讲，因为重视理论著作，而且对古籍整体成果评价存在偏颇，造成一些有能力的人不愿意花精力去做古籍整理，导致高校、科研机构形成了“重理论轻文献”的倾向，长此以往，学术界的文献处理能力有所下滑；从出版层面讲，有一段时期迫于生存压力，很多古籍出版社做教辅出版，一些有经验的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退休后，出现编辑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
中华书局的困扰及解决办法整体来说主要有三点。高水平作者资源稀缺，项目增多后编辑力量明显不足，古籍出版的经营压力较大。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与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联系，聚拢优秀的年轻学者，培育自己的作者群体；加强编辑培训，尤其是针对性的业务学习；在做好专业古籍的同时，重视扩大市场图书的开发。
作为古籍出版“龙头”，中华书局的总体规模、品质和影响力一直遥遥领先。对我们来讲，现在的关键不在于“量”，而是要争取“出一本，成一本”，充分保证图书品质，以使中华书局的品牌得到积累。
中华书局始终高度重视对古籍文献的整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印发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精神，结合具体工作作了系列部署，最近提出了“调结构”的思路：一是保质量，出精品，不简单追求速度和规模；二是加强深度整理；三是保证每个板块在各自领域的领先位置。中华书局的“十四五”规划，文、史、哲、语四大板块中，历史板块是我们最重视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正紧锣密鼓推进中；文学板块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要继续提高品质、扩大规模；哲学和语言板块旧的版本要不断更新，新品种要持续扩大，为古籍数据库的发展提供支撑。
守正出新，提升古籍专业出版水平
吕健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古籍约800种。近10年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计121项，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的《史记会注考证》《宋会要辑稿》《新疆图志》《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江文通集校注》等。
着力解决选题拓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对于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来说，如何扩展出版领域，既坚守专业，又创新开拓，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除传统的传世文献整理项目外，包括出土文献、地方文献等在内的广义古籍整理方面的图书在我社也占相当比重，如甲骨文整理、青铜器铭文整理、墓志整理等，当然还有像家谱选编之类过去并不看重的资料。应该说，这是我社近年来“努力拓展专业出版范围”这一总体思路的结果。
结合《意见》落实选题规划。对于两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指示，我社将在多个文献领域进行规划与选题的落实，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
2022年，我社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11种，包括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我社获批17种，其中属于古籍整理的项目14种，多集中于传世文献、基础古籍的深度整理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
整治公版图书出版乱象。古籍类图书是公版书出版乱象的重灾区，重复出版者中多数为古典小说与先秦诸子，包括四大名著和《论语》《老子》《周易》《孟子》《庄子》《鬼谷子》等，还有《三字经》《菜根谭》等。按照中国版本图书馆2013年~2016年8月CIP数据统计显示，《三字经》538种、《论语》529种、《西游记》525种、《红楼梦》492种、《水浒传》485种、《三国演义》484种。另外，刚刚进入公版期的文史名家，日益成为新的竞争点，如吕思勉、陈寅恪。
目前，上海各社出版古籍皆各自为政，较难形成集中态势和整体安排。上海原本就有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有关方面可考虑恢复其运行，以使上海的古籍工作得到全面安排与统一部署，并争取进一步的财税政策支持。
新时代展现古籍整理出版新作为
秦志华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中西书局总经理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是新时代古籍事业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对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将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立足自身优势，开拓选题资源，努力在古籍的普及传播、转化利用方面展现新作为。
上海辞书社：夯实基础，扩大优势
2016~202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古籍类图书获得各级财政支持共21项，合计406.4万元。《敦煌艺术大辞典》《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中国历代服饰文物图典》《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国文化史迹》《四王山水画论辑注》《海派书画文献汇编》《老子异文总汇》《华严经纲要校释》《翁同龢日记（附索引）》等先后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上海图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经过近20年的培育，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普及读物出版方面，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优势。下一阶段，上海辞书社将重点在馆藏资源开发、古籍类工具书和古籍普及性读物方面持续着力，形成自身的出版特色。
一是加强馆藏资源的合作开发。上海辞书社与上海图书馆合作的《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将古籍题跋按原大原色影印出版，得到学界高度评价。后续将与上海图书馆合作《上海图书馆古籍藏书钤记》，与天津图书馆合作《天津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等。同时，加大对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计划对《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底本进行二次开发。
二是加强古籍工具书选题的策划组织。上海辞书社拟在历代汉字字形的汇编、分析等方面，出版一批集成性工具书，如《字海》《甲骨文字汇》《秦汉简牍断代用字谱》《岳麓书院藏秦简文字编》《古文字构形类纂》等。与中西书局合作建设“新出土文献数据库”等数字化产品。同时，策划启动《古籍整理辞典》的编纂，助力古籍整理学科建设。
三是加强古籍普及读物的策划出版。自1980年代开创性地推出“鉴赏辞典”以来，上海辞书社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类鉴赏辞典100余种。以鉴赏辞典系列为基础开发建设的“问道国学APP”也在不断完善。下一阶段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推进图书产品升级，充实新的内容，推出新的品种，并拓展有声读物领域。同时，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历代服饰文物图典》等大型项目进行小型化、普及化改造。
中西书局：抓住出土文献板块增长点
2016~2021年，中西书局古籍类图书获得各类财政支持共60项，合计724万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肩水金关汉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地湾汉简》《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龟兹石窟题记》《陈佩芬青铜器论集》《汉镜铭文图集》《罗福苌集》等一批图书先后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上海图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结合目前工作实际，中西书局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深做实。
一是加快推进规划项目，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围绕国家《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聚焦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加快推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悬泉汉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项目。
四是重视古籍普及工作，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教程”“讲义”“入门”“手册”等基础性产品，突出出土文献作为一手研究材料的特点，为其他学科提供必要的新见文献资料；通过“趣味读本”“古文字书法”等轻阅读产品，覆盖更多的读者层次，加深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五是紧跟专业发展要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一批紧跟学科发展的专业编辑以及既懂内容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建立保障机制，创新管理模式。
以书立社，扩大出版特色和优势
吴葆勤
凤凰出版社总编辑
从江苏古籍出版社起步，经历38年发展，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精品图书，先后有数十种图书荣获全国各级奖项及推荐。如《册府元龟（校订本）》《赵翼全集》《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李太白全集校注》《文选旧注辑存》等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元文》《陆士衡文集校注》《宋代文学编年史》等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本）》（134册）、《史记今注》《唐诗入门》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宋代文学编年史》等26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100余种图书入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项目。《话说民国》《谪仙诗象：历代李白诗意书画》《画屏》《50绝美:御宋》荣获“中国最美的书”。
同时，我社还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古籍数字化。2010年古籍数字产品实现零的突破，《中华大典·文学典》光盘版正式出版。我社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加盟中华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专业出版的数字化方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导积极推动“江苏文库”数字化工程，打造“江苏文库”网络版平台，及时将已经出版的纸质版图书转化为数字内容。今后我们还将利用文库图书中丰富的江苏地方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大传播宣传力度。近年来，融合出版快速发展，我社借助“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重点打造了“诗词中国”系列，配合录制讲座视频、音频，进行多媒体呈现，扩大传播面。
下一阶段，我社将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一方面，坚持做好重大项目，扩大凤凰出版社的品牌效应。过去我社出版了很多大部头著作，对学术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此类大项目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另一方面，未来我社还要做好常销书，让我们的书不仅放在学者的书架上，更放在他们的案头、床头。比如《俞樾全集》中的很多品种深受学界认可，至今已有7个品种先后重印，成为学者的必备书。
摸清社情，找准问题突破口
王旭斌
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
浙江古籍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400种。近十年，获得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金额超300万元，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计19种，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张羽集》《张雨集》《宋荦全集》《西北稀见戏曲抄本丛刊》《张九成集》《路史》《谭献诗文集》《赵之谦集》《唐顺之集》。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浙江古籍出版社积累少、底子薄，虽然有“浙江文丛”这样有规模有影响的地方文献整理品牌，但总体来说，缺乏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古籍整理著作，与业内强社相比，差距比较明显。近年来，我社结合实际情况，学习兄弟社做法，大力推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浙江古籍出版社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出版规模偏小，出版结构不合理。二是头部资源不多，有影响力的大项目少。三是国学经典普及类图书缺乏。四是专业图书的营销创新不够。针对这些问题，我社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瞄准头部资源，团结优秀作者。头部资源分两类，一是头部的出版资源，比如我们出版了《夏承焘日记全编》《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浙江馆藏文物大典》等具有唯一性和稀缺性的图书，后续还将陆续出版《杨树达日记》《钱谦益年谱长编》《丁丙八千卷楼藏书题跋汇编》《诗经文献丛刊》等古籍学术类图书。二是头部的作者和学术机构。近年来，我社努力争取为第一流的学者出书，与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合作。比如我社的“问学丛书”，重在展示古籍学术界第一流学者的求学生涯和治学经验，计划每年推出5种，如今已经出版了7种；联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策划出版了“宋学研究丛书”；联合浙江大学文学院和浙江省社科联，策划“浙学经典丛书”。
改进发行营销工作。越是专业立社的出版社，越需要创新营销模式，直达目标读者群体。古籍出版社因其特殊性，决定了一定要深耕馆配市场和专业书店渠道，我社营销工作的重点要改变传统“大水漫灌式”发货方法，大胆放弃效益不明显的区域，逐步转移到馆配和口碑良好的专业书店渠道。同时，营销理念也要根本变革，为此，我社通过招聘互联网运营人才，组建新媒体营销小组，由社长亲自任组长，期望用新人改进当下的营销局面。
修订完善考核制度，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近年来，我社花了较大力气修订考核方案，确保新方案能够兼顾利润、社会效益、工作量、回款率、库存等重要数据，让全社员工根据考核目标，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定位，积极发挥作用。经过优化调整，大多数员工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稳定了军心。
根据两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明的方向，结合古籍社的规划情况，我社将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好古籍出版工作。
面向全国，做好以“宋学研究丛书”“两宋浙刻丛刊”为代表的宋韵文化出版工程，为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提供浙江特色、贡献浙江力量。同时打造点校准确、编校精良的基本古籍产品线，目前有“《诗经》文献丛刊”“诸子会要”“历代骈文名家旧注丛刊”等。
为推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意见》中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尽快落地，我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有三点。一是各省尽快落实古籍工作的领导小组或者类似的领导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强化古籍出版合力。二是优化绩效考核办法，提升古籍出版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让从事古籍出版的单位和部门轻装上阵。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职称评定、嘉奖表彰等方面向古籍出版专业人才倾斜，同时加大古籍人才培育力度，充实古籍出版编辑力量。
多方保障，推动《意见》走深落实
支旭仲
三秦出版社社长
作为西北唯一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每年出版古籍图书品种约为70余种。近十年，获得古籍整理出版资助500多万元。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经费资助的项目共17个。已经出版的重大成果有《新编元稹集》《诚斋诗集笺证》《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陕西金文集成》《历代佛教编年·南北朝佛教编年》《函海》《关学经典集成》等。
当前我国古籍整理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推出了一大批影响大质量高的传世精品，海外珍贵古籍回归整理成效显著，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成果丰硕，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稳步推进且成绩显著，古籍数字化迅猛发展使得古籍保护、古籍整理研究、古籍传播发生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一支具有敬业精神、较高素质的古籍工作者队伍。
同时，我国古籍整理出版还面临人才短缺、资金短缺等问题。具体到我社，突出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对国家古籍整理项目资助方向的把握不够精准。二是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古籍图书品种数占比不够高。三是古籍项目储备不足，尤其是大规模标志性工程不够多。四是古籍整理投入回报不对称，有些大部头古籍图书长期压库。
针对上述问题，我社一是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与学术界联系，资源拓展面向西北地区，加强项目策划论证，认真研究入选项目的属性特点，精细化做好申报工作。二是加大已有优秀古籍精品项目和普及读物的升级改造，推陈出新，增加品种，提高了重版率和两个效益。三是结合自身定位及陕西资源禀赋，在专家学者指导下，深入发掘陕西乃至西北特色出版资源，储备了多个有关西北社会历史档案和出土文献的重大项目。四是打出组合拳，在加大专业实体书店销售的同时，积极借助直播带货加强宣传和销售；面向图书馆开展上门直销；在单位内部常态化开展“全员降折促销”；通过中间商“降折出清”。
《意见》出台后，我社狠抓落实。
在人员、机构、资金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保证国家“十四五”规划（古籍项目）和古籍十年规划项目顺利完成；根据自身发展实际，结合陕西省“十四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和省新闻出版局三年重点规划，制定了本社“十四五”及下个十年古籍整理出版与发展规划，加快推进《陕西石刻文献集成》《新编全唐文补遗》《佩文斋书画谱》等重大文献整理项目；计划在5年内完成30种古籍图书的出版，每年推出40种较有分量的古籍整理项目图书以及国学普及读物，显著提升古籍图书在全社图书总数中占比。
在“主题出版”方面力争实现新突破。着手发掘古籍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治国理政、经世致用智慧，以及对当今人们具有借鉴启发意义的家风家训、家国情怀、反腐倡廉内容等；尤其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讲话指示精神，牢记总书记对出版人的谆谆嘱托，努力探究寻绎古籍文献与秦岭、黄河、华山等中华地理标识之间的内在文化缘脉，策划一批有特色有深度的主题出版项目。
倾力推进数字融合，抢占发展先机。古籍数字化赛道，大家基本在同一起跑线，地方古籍社机遇不少。我社要以古籍文献为核心，依托自有优势内容，紧扣“丝路”“考古”“诗词”等热点话题，在立项时就提前谋划数字化呈现、网络化传播方案；按照“抢抓机遇争项目、立足精品做普及、依托纸书做融媒”的思路，着力构建以古籍为核心和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资源体系。
古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要打破惯性思维，力戒形式主义和本位主义，在古籍领导小组主导下，建立跨行业、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精准破解法律、制度、技术障碍，制定工作方案和任务清单。确保《意见》精神在各环节落实落细，特别要在吸引社会公益资本参与古籍整理出版等方面积极探索。
调整战略响应古籍出版新要求
王立翔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
十年来，我国古籍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无论是立项还是出版从数量上来讲都是历史最高，并且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典籍都得到了很好的整理。各个出版社在政策的引导下，从自身专长出发、从自己的人才资源特性出发，在两个五年计划中都有很多成果出版，成绩非常显著。
今年4月，两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古籍出版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国家正在制定实施的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将更加科学、系统和有力，在统筹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普及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将会作出更加全面的部署。我认为，这是做好古籍工作，进而把祖国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实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保障。
上海书画出版社很早就进入到书画古籍的整理出版之中，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社做了很多艺术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整工作适应国家对古籍整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我们在未来的五年计划和十年的古籍出版整体规划项目当中，对照自身加以完善，做好远景的前瞻性布局，把中央对文化艺术出版、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的要求落实到位、细化到位，切实可行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上海书画出版社是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长期以来，在以书画文献为主体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内容和资源，形成了古籍出版特色。“十三五”以来，我社通过对以书画为主体的艺术文献的不断规划和组织实施，已出版了一定数量的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艺术古籍出版项目，并有多项列入上一轮全国十年古籍规划和古籍出版基金资助。在《意见》的新要求下，我社将进一步完善艺术文献出版的体系建设，完成好包括“中国书画基本丛书”“历代书画名著译注丛书”“书画名家年谱大系”“书画文献资料丛刊”以及《中国书画稿抄本集成》《金石学稿抄本集成》等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古籍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马美著
岳麓书社总编辑
建社以来，岳麓书社逐渐形成了地方古籍整理、古典名著普及读物、文化教育、数字出版等图书品牌。近十年，岳麓书社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11种：《能静居日记》《湖南出土简牍选编》《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楚宝》《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资治通鉴（图文注释本）》《鸣原堂论文》《新版传统蒙学丛书》《刘坤一集》《魏光焘集》《谭钟麟奏稿校注》。
近年来，我社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中华大典·艺术典》、《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湖南石刻文献集成》、《〈睡虎地秦墓竹简〉文字研究》、《八股文话》、《中国古代文献服饰图解》、《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能静居日记》、《湖南出土简牍选编》、《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楚宝》、《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刘坤一集》、《魏光焘集》、《郭嵩焘全集》、《陶澍全集》。
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二是古籍图书编辑积极性不高。三是由于经济效益影响，社里没有条件大规模引进人才导致编辑力量不够，承担和完成重大项目都存在一定的难度。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了以下努力。
取得上级单位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的大力支持，从几个渠道扶持岳麓社，社里的经营收入大幅上涨。积极转型，加强市场图书的开发，出版的《战天京》《军机处二百年》《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等历史通俗类读物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做好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等传统优势图书的开发、升级和改造，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修订编辑考核方案，引进编辑人才，努力提高员工收入，为承担古籍整理项目提供人才基础。我社的文博考古编辑部原有编辑3人，因为退休和调离，只剩下编辑部主任1人。为完成考古古籍的整理，去年引进2名硕士，解了燃眉之急。
《意见》出台后，我社修订编辑考核方案，明确对承担古籍项目的重点项目编辑部不考核经济效益，并确保所在部门的编辑年收入不低于社平均水平。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古籍编辑人才，今年引进了博士1名、名校硕士5名。做好古籍普及传播工作，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古典名著全本注译文库”。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中国古典名著数字化工程中“三言二拍”等项目。
聚焦经典，塑造农业古籍权威品牌
刘天金
中国农业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
成立64年来，中国农业出版社共整理出版了农业古籍近170种。其中，《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获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中国古代耕织图》、《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分获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二等奖。《司牧安骥集校释》获第四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提名奖。《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授时通考校注》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农业古籍、古村落、文物古迹、农业遗迹，浸润着先辈们“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发展理念，渗透着资源永续利用的智慧哲理，是中国特色农业历史学的研究基础，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的创新源头。对经典农业古籍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1959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文明确：“把农业古籍整理出版的任务，由中华书局划归新成立的农业出版社”。可以说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是我社的传统强项。作为农业农村部直属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副牌：农村读物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服务三农的办社宗旨，出版了一大批立足三农、服务社会的优秀读物，稳居农业类出版社第一位。
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三个阶段1981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其中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是重要内容之一。我社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可分为三个阶段。
稳健起步，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序开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指导下，农业古籍整理工作也迎来了难得的繁荣发展局面。截至1993年，我社累计出版农业古籍整理类图书121种，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古籍整理图书精善本、简排本81种，多部作品荣获各类国家级奖项，可以说成果斐然。
攻坚克难，曲折前行。1994年之后的20多年间，我社农业古籍的出版面临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压力，一方面，农史老同志全部退休，农史编辑力量极度不足；另一方面，高校专家的研究重点转移，缺少强大的农业古籍整理的专家队伍。面对这一局面，我社组织力量对过去庞大的选题规划、存稿进行清理，重新规划，选择好的版本出版，修订好的版本再版，并增加了图、文献方志类史料的整理出版。
数智赋能，重塑品牌。为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我社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和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结合农业古籍、农业历史出版以及数字出版工作实际，科学编制了2021~2030年农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农耕文化典籍整理出版及数据库建设》。希望借助数智赋能、重塑品牌，推出传扬农耕文明系列图书、数据库产品。
重点发力“图书+数据库”建设我社根据国家“十四五”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安排，对标《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按照汇聚、开放、共享的时代要求，秉承专业性，聚焦实用性，坚持创新性，推出中国农耕文化典籍出版产品，对经典古籍重新整理再版，并打造中国农耕文化典籍数据库。
古籍出版，特别是农业古籍出版，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但“传扬农耕文明，逐梦农业强国”是我社的使命任务，也是重要的战略方向。我们始终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聚焦经典、数智赋能、重塑品牌，把中华农耕文明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古籍整理出版之路
洪文雄
学苑出版社社长
近10年，学苑出版社获得古籍整理出版资助490万元，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计12种。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中国近代地方戏曲剧本丛刊·第一辑》《中国近代地方戏曲剧本丛刊·第二辑》《傅惜华藏古典戏曲曲谱身段谱丛刊》《隋唐五代宋金戏剧史料汇编》《清宫戏曲档案萃编》《本草图经辑校本》，以及《日本藏中医珍本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代福建海防图》《南直隶与浙江江防海防图》”、《力钧研究文献全编》《明季辽事文集丛刊·孙承宗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书·第一辑》《傅惜华藏古本小说珍本丛刊》。
近年来，我社充分发挥古籍出版专业能力，为古籍整理研究作者和古籍资源收藏机构做好针对性专业化的出版服务工作，并在出版考核制度上给以支持。在人才培养上，组织专业的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团队；为解决古籍文献资料版本难问题，搭建资源单位和研究整理人员的合作平台；面对经费压力，鼓励编辑积极申报专项资金扶持，并在考核上给予倾斜。
未来，我社将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一是积极谋划，加强规划，强化流程，注重落实。各部门提前布局，策划选题，并对已储备项目进行专门论证，有的放矢地推出古籍精品。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构建特色古籍出版生产机制，凸显社会效益。增强团队意识和导向把关能力。二是立足出版定位和自身专业优势，加强古籍出版专业能力建设，积极策划具有专业特色的古籍出版选题。通过系统化培训，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资深专家和编辑作讲座，激励推动青年编辑主动策划好的选题，参与重大项目。三是强化制度保障。积极完善双效并重的考核标准，加大社会效益考核权重。加强激励制度，充分调动部门和编辑的积极性，对重大出版项目给予配套奖励。
加强传统文化普及类图书出版
高立志
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津出版社继承了原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全部业务，是一家专业古籍社。每年出版品种约200种，其中古籍类四五十种。近10年，文津出版社获得北京市和国家层面古籍资助，包括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约900万元，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6种，国家出版基金项目4种，已经出版的重要项目包括《北京历史地图集》《京津冀古地图集》《侯仁之手稿笔记》《北京古籍丛书》《名典名选丛书》《明清野史丛书》等。
当前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主管部门的资金扶持，出版单位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出版编辑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
当下，文津出版社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编辑队伍的稳定，其次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考核方面与非古籍编辑的平衡。针对性解决方案就是提高古籍编辑工作的荣誉感，在推优评优方面向古籍编辑倾斜，对于古籍项目的审校考核增加难度系数，以平衡审稿量的考核。目前来说，有一定的成效，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作为企业，出版的生存首先依赖于经济效益。
为推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意见》中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尽快落地，北京市的配套政策要跟上，要在书香北京建设中加大古籍类图书的分量。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新配套和保障措施是国内的馆配渠道应该直接对接古籍生产单位，让有价值的古籍丛书更顺利地进入馆配市场。建议主管部门的一些奖项和表彰将古籍出版单列，为古籍出版编辑建立档案，对古籍编辑骨干个体项目实施补贴，让古籍编辑能够更多地走向大众，并且获得更多荣誉。
我呼吁，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古籍出版的专业性，加强版本意识的培训，包括对审读专家的古籍专业常识培训，避免古籍扶持政策的滥用。
结合自身优势，做强古籍整理出版
王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承担了多项古籍整理重大项目的出版，其中《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中国文字发展史》《秦汉六朝字形谱》《日藏唐代汉字抄本字形表》等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朱子学文献大系·近思录专辑》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均已顺利完成。在2021年年底公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我社的“明清词谱要籍整理与汇编”、《陈廷焯全集》2种入选古籍出版规划。今年3月，又有《钱希言全集》《陈廷焯全集》2种入选202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2021年，“明清词谱要籍整理与汇编”丛书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古籍出版规划，并获得上海市文创基金资助。该丛书三辑共20种，将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十四五”古籍出版规划项目《陈廷焯全集》也将在三年内完成出版。另外，我社在古典诗词方面的产品线还有：历代总集选刊（已出4册）明代别集丛刊（已出7册）清代别集丛刊（已出7册）近代别集丛刊（已出8册）。
古籍出版，特别是原创性的古籍整理与影印，专业要求较高，制作工艺较特殊，难度大投入多周期长，但受众较少，投入产出比偏低，这是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较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社古籍整理出版也遇到过一些实际困难，对此，社里及时出台了针对性的政策和办法，如增购古籍全文检索、断句等工具软件以缓解专业校对人员不足带来的问题，针对古籍类图书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营销方案、策划出版古籍普及读物常销品种以应对销量困难，结合我社优势策划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项目，申请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等等，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共性问题。
今年4月，两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意见》为指南，我社将强化古籍出版培育和建设，努力构建重点产品、重点产品线、重点板块，力争形成清晰、完整的古籍产品线和产品群。未来将以特色板块为主要抓手，做好古籍出版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充分发挥我社依托高校优质资源的学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致力于出版学术含量高、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
积极开拓有价值的新系列和单品种，在众多小项目的基础上寻求大项目的发展。优先扶持具有深度整理意义的汇校、笺注考证等整理成果；特别注重对珍稀版本、稿抄写本、翰墨信札等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整理的成果出版。加强写本、翰墨信札等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整理的成果出版。加强对明清近代个人全集、通代断代词学典籍两大领域的推进和统筹。
推进民族古籍出版工作再上新阶
石立民
广西教育出版社社长
近十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影印校注》（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瑶族婚俗古歌都才都寅译注》（（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以及《瓶山诗集校注》《娅王经诗译注》《〈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文字词汇研究》等。
多年来，广西教育出版社探索以少数民族古籍带动汉古籍、以纸质图书出版带动数字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思路，不断推动广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不断推进民族古籍出版工作中，我们总结了一些做法和成效。
建设“三支队伍”，形成“广西经验”。“三支队伍”包括：民间传承人队伍，有麽公、道公、歌手等，负责民族古籍的普查、抢救、搜集和识读；市县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负责民族古籍的初步翻译、整理；专家学者队伍，负责民族古籍的规范整理、深入研究和政治把关、学术提升。自2018年以来，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在南宁、宜州、都安以及云南省的广南县共举办了六期“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召开了四次“民族古籍整理与出版研讨会”，团结了一批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一批土生土长、熟悉民族文化的一线文化工作者，形成了具有广西古籍工作特色的“三支队伍”。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识读翻译取得突破。我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等单位合作，启动多部濒危珍稀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抢救性破译工作，陆续完成50多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初译工作。《古壮字西游记影印译注》《壮族行孝歌影印译注》《台腊恒（夜宴酒歌）影印译注》《壮族天琴唱本·塘仸影印译注》《董永影印译注》《广西存世彝族典籍影印译注》《壮族欢满（喜乐歌）译注》《侗族戏剧珍本·刘志远影印译注》等完成了翻译初稿，为今后广西古籍的系统性整理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多方合作模式日趋成熟。目前，我社多个项目实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高校”的三方合作，部分项目实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高校”的四方合作。此外，我社以实施“广西古籍文库”系列纸质图书为基础，通过纸质图书出版来带动数字平台资源建设，借助板块合作来共建多个数据库，先后同南宁师范大学传统民谣创编与创新实训中心共建“民族古籍音乐数据库”，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建“广西石刻数据库”等，初步走出了一条聚合古籍发展合力，推动广西古籍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争取优质资源，深挖地方古籍选题
何志明
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宁夏人民出版社自加入古工委以来，积极策划古籍选题，培养古籍编辑人才，10年中总计出版古籍类图书60余种，其中《英藏西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和《英藏西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四、五册）》获得2019年度和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资金，出版了《〈番汉合时掌中珠〉整理与研究》《西夏译华严经著作研究》《（嘉庆）灵州志迹（光绪）灵州志（全注全译）》《宁夏旧志图解》《隆德县旧志合编》等。出版的《宁夏旧志图解》《隆德县旧志合编》分别获得全国古籍出版社2020年度百佳图书二等奖和2018年度全国优秀古籍类图书奖二等奖。
宁夏人民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宁夏回族自治区，克服古籍出版资金缺乏、选题少等困难，与地方高校等单位合作，在古籍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之后的40年里，我社先后出版了《宁夏史料丛刊》《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历代艺文集》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的需求。
目前，我社古籍出版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古籍出版资源少，专业古籍编辑人员不足，古籍出版力量分散。
未来，我社古籍出版工作将在以下四方面发力。
一是抓古籍精品和地方特色。我社根据自身条件，成立了专门的古籍编辑室，集中人力与财力出版古籍精品。要多利用地方特色资源，按照《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争取能够在地方文献系统整理和深度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二是有效利用地方馆藏和私人收藏资源。宁夏专业的博物馆、图书馆和考古研究所等较少，能够馆藏留存下来的古籍文献有限，私人收藏的古籍文献能够提供有效补充。
三是打造黄河文献出版项目。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机遇，争取引入多学科、多领域专家，从黄河治水文化、制度文化、生态文化等入手，充分提炼整合，“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形成具有权威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新时代黄河文献”。
四是做好地方古籍普及读物出版工作。积极与地方高校和社科院等合作，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古籍文献，出版《宁夏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地方古籍普及读物。另外，联合专家学者做好地方古籍的点校和全注全译工作。
我社将继续努力，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现有《明清时期宁夏文书档案汇编》《律学集议渊海校注》等古籍选题为基础，在继续深挖地方古籍选题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区外古籍优质资源的出版，推动古籍出版工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精品古籍出版物，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把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的优秀成果展示出来，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加强各方联动，加大技术引领
汤文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
近十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共20种，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全32册）、《徽州文书》（五、六辑）、《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系列丛刊·明清文书》等10余种。
2022年1月以来，在面对疫情持续影响的情况下，广西师大社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生产部门仍实现生产与销售的快速增长。其中，1个项目入选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资助项目、1个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工程、2个项目入选全国新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
我社古籍出版工作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在古籍融合出版、古籍整理出版品牌化方面暂未有大的突破；在专业古籍出版人才培养、人员流动方面也面临压力。我们直面问题，积极施策，切实推动古籍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大对古籍出版板块的全方位投入。持续加大对古籍整理出版业务部门的支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同时，在项目申报、人才晋升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扶持。我社重点项目每年都有古籍整理出版类项目入选，古籍出版业务部门每年也都有编辑通过高级职称评审，为该板块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构建权责利相统一的自主发展模式。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对古籍出版板块进行了优化调整，基于责权利相统一的理念，将经营自主权赋予生产部门，将古籍出版与发行团队整合，较有效地提升了经营意识和发展效能。同时，在集团层面上，对古籍出版部门的绩效考核充分考量板块特色和两个效益的权重，综合评价其发展成效。
坚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宗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古籍出版领域精耕细作，不断提升古籍出版服务水平。我们正在着力策划红色文献的整理出版，争取打造成重要的出版方向。坚持做优做强域外汉籍的研究、整理和回归工作，推动海内外古籍文献出版进一步发展。继续通过古籍国际学术论坛等合作机制，加强馆藏机构、专家学者、出版企业在古籍工作领域的密切合作。坚持推动古籍出版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促进古籍出版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大力推进古籍出版数字化工作，以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古籍出版的智能化程度。坚持重视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整理、保护和出版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认为，在当前的工作中，需要继续加强古籍保藏单位、学术界、出版界的联系与互动，加强科技界在古籍整理、出版融合发展等领域的技术引领功能，在出版管理部门的引导和帮助下，共同做好《意见》所涉及内容的转化与落实。
整理者、出版者、读者共推古籍事业前进
■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1年建社伊始，以“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为出版宗旨，在古典文学出版方面，出版古籍整理、经典影印和文学选注读本等，深耕细作，出版了大量优秀古籍图书。近十年来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杜甫全集校注》12册、《明清戏曲序跋纂笺》12册、《清代诗人别集丛刊》第一辑，《俞樾诗文集》7册、“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8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等。
古籍整理与出版，是个极其专业的行当，其受众面一般较为窄小，但是它对整理者、编辑的知识面要求却极其宽广。从经济角度讲，是投入大，产出少。但它与科技一样，是高精尖，是文化的引领者，技术的先进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明的尺度。因此，古籍整理出版要紧抓、要抓好。
今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各个层面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切实加强对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视和支持，对于古籍整理出版是巨大的鼓舞。
一是放缓古籍整理开发的节奏，优化选题，往精细化方向转化。二是我社数字出版与科技部针对古籍项目的具体情况，小单元推送电子书，实现拓展盈利。三是加强年轻编辑的培养，老编辑以具体项目的实施进行精心指导，传授经验与技巧，指点规律和盲区，培养年轻编辑选稿、审稿能力，切实引领他们在古籍整理编辑方面日益成熟。以培养一批古籍出版骨干为目标，做到文化的薪火安全传递。四是在古籍宣传上，加强传统书评优势，并借助新媒体，举办经典共读、专题直播，发挥社内社外宣传资源，持续开展古籍图书的营销活动，增加读者对古籍的了解和认可，不断扩大文化的受众面。
为推进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展，个人有如下几点思考。
在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出版单位层面，应该制订人才培养的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不要“赶鸭子上架”，立刻要求产生效益。目前，一些大学开办了编辑专业，应加强学校编辑学习与出版社编辑实践的对接，加大实习力度，使学生所学的编辑知识落实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反作用于课堂学习，联合培养务实的编辑后备人才。
在古籍项目管理上，应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古籍整理的质量。同时，古籍整理存在特殊性，限于整理者及编辑的能力，会存在一些遗留问题——这也是古代做整理同样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承认古籍整理存在不足的客观性，鼓励健康批评，整理者、出版者、读者一同推动古籍事业的稳步前进，才是正途。古籍整理涉及文字的使用问题，规定文字规范化使用，思路是对的，但是如果在古籍整理上一定执行一个所谓的“标准”，可能目前尚不成熟。因为对于古籍用字的研究讨论现在很不充分，对于许多文字的理解还很不到位。因此，对于古籍用字，可以采取建议用字，引导使用，不可硬性要求。
这些年来，古籍研究渐益深入，其中一些认识值得认真提炼、总结，有利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入开展。
初审：陈麟
复审：张维特
终审：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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