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2022.01.09
作者简介：温海波，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3项，曾在《文史》《史学月刊》《清史研究》等期刊，《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纸发表论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摘要：杂字是明清日常习见的民间识字读物。《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以“岭南”为地域范围，抢救性搜罗坊刻、抄本杂字百余册，这批杂字不仅为民间历史文献的生产提供了阐释的基础材料，对推动明清以降基层社会丰富多元的日常生活研究，尤其对民众识字史、底层群体的书籍史、边缘地域的出版史讨论是珍稀史料。《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的局限之处是以行政区域划分书籍地域，搁置文献的“物质性”特征。目前，当有不见于整理的海量杂字留存，欲跳出民间文献“边整理边破坏”的怪圈，杂字整理须遵循原生性、完整性和关联性的基本规范。
关键词：杂字；民众识字；书籍史；民间文献整理;岭南；《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
虽然以上学者的工作已显示出杂字文献对诸多不同学科具有重要价值，但他们的搜集颇为零散细碎、研究也大都点到为止。相较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史学倡导“眼光向下”，普通民众各式史料备受瞩目，《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以下简称《集刊》）就是其中影响的成果之一。《集刊》以岭南地域范围为线索，通过田野调查、网络搜寻、从收藏家处购置等方法抢救征集民间通俗坊刻、手抄杂字百余册。这批俗陋的下层识字读物，在当时主要用于应对民众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用舒茨的术语来说——基本“知识储存”之一部分。[5]因此，它们不仅为捕捉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节提供了宝贵契机，还推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历史文献学的构筑，对传承乡邦文化、童蒙文化亦具重要价值。本文主要基于日常生活的视角，择要评述这15册资料集出版的学术意义及其未尽之处。在此基础上，鉴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民间收藏家等处还有海量杂字留存情形，通过比较近年出版的杂字文献样态，借此指出适切的杂字整理规范以期杂字整理走向新境，从而为学界贡献理想的、可资深度加工利用的杂字汇编。
一、《集刊》的重要贡献
《集刊》主要影印广西杂字近20册，其中桂林杂字9册，贺州3册，玉林4册，南宁2册；广东地区杂字70余册，其中广州39册，佛山9册，江门1册，肇庆14册，云浮3册，湛江1册，梅州1册，韶关1册，潮州2册；还有在文化层面受岭南地区影响的香港、东南亚等地杂字近10册。可见，《集刊》包含的杂字数量颇丰，达到百余册，纵使剔除内容相同或相近版本，亦有70余种不同的杂字，种类较为多样。这些不同类型的杂字，大都是以往收集、整理者未曾披露过的。对于《集刊》出版的意义，编者所作绪言有概要说明，认为这些文献对岭南地区的民俗文化、语言文字、童蒙教育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6]在此以外，笔者基于日常生活史视角，认为这批杂字对以下具体议题的讨论，亦是弥足珍贵的材料。
其一，助推明清以降的基层社会识字史研究。杂字文献是下层民众识字的直接材料，但以往研究注意的是“三、百、千”之类的通用识字教本，相对忽视与乡民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地方性杂字。识字问题研究作为社会文化史的基本问题，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曾满怀期待地认为识字领域研究的总趋势应是越基础的东西，研究的人越多[7]。确实，在西方史学界识字史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但在中国史领域却一直是极富挑战的课题。对识字问题的专门探讨，自1979年罗友枝（EvelynS.Rawski）《清代的教育与民众识字》问世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推进。[8]一方面既源于中国史领域对民众“识字”的界定充满争议[9]，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底层民众识字材料的匮乏。近年来，民间识字读物的大量发掘，无疑为窥探传统中国民众的识字提供了难得机会[10]。
二、《集刊》的部分局限
应该指出，《集刊》的编纂思路主要是以地域空间为纲，将杂字文献的文本内容影印出版，这种办法固然抓住了杂字文献最显著的特征——地域性，但这种书籍地理学划分，将书籍刊刻地等同书籍流通之地，遮蔽了书籍的流动与开放性；而将所有重心都放在杂字文本内容的呈现上，只是彰显了书籍“文本性”与“物质性”正反两面中的“文本性”，忽视了杂字书籍的另一重要面向——“物质性”特征。对研究而言，文献的“物质性”传递了文字内容上难以表达的文化意涵，无视杂字书籍的物质形态（纸张、尺寸等）将使文献的原生态信息削弱，大大降低了杂字的研究价值，难免有遗珠之憾。
其次，搁置杂字书籍的“物质性”特征，忽略了书籍生产和使用的历史语境。书籍的文字是恒定的，但当呈现它的物质形式变化，文本的意义也可能随之变动。[21]杂字书的物质性，主要是书籍在物质意义上的呈现，特别是书籍外观形态——字体、纸张和尺寸等对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环节深具影响。它们不但可以揭示杂字的图书市场和读者群体，还是窥见杂字阅读史的直接材料。以文献尺寸为例，著名文学史大家何谷理（RobertHegel）对晚期中华帝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就是通过检视书籍本身的物理外观的变化，认为这些物质形态变动预设了不同的读者群，由此可确定晚期帝国小说“阅读大众”的范围[22]。最近，李友仁（PaulVierthaler）也是通过大数据的办法，以WorldCat中保存的三万五千条1500—1799年所刊古籍记录为样本，通过分析文献的尺寸大小，得出古代中国晚期印刷出版的总体趋势[23]。因此，书籍的物质特征承载着不可言说的文化意义，甚至包含书籍带给受众的阅读体验。
三、杂字文献整理的规范
上文对《集刊》的粗浅评介，只是一个受众（读者）对一套大部头的资料汇编的反应，希冀这样的读者观感反过来可以对后来的杂字整理提供镜鉴。目前，仅据王建军从孔夫子旧书网、国内各类收藏家的收集，粗略估计传世的杂字就至少上万册[24]，更何况民间社会当有不见于整理的海量杂字留存，如太行山文书、徽州文书、山西文书、闽东文书等已有不少杂字发掘。因此，确定基本的整理规范，是杂字文献出版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不过，为更好地整理出版杂字文献，似有必要对以往杂字整理工作稍作梳理。
自20世纪30年代起，杂字文献的搜集工作就已展开，但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附录传统中国蒙学读物，系统列出杂字书目近30种[25]。这是首次对杂字文献进行规模化的整理，但遗憾的是只有部分书影。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兴起，倡导“眼光向下”看历史，杂字文献的整理出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限于篇幅，本文并不打算全面梳理杂字的整理出版，而仅举其要者。大致而言，这些出版路径分成两类：录文整理点校，按文本类型或地域分布的影印整理。
第一类出版路径是录文整理点校，代表有1989年喻岳衡主编出版两种在湖南流传的《捷径杂字》《包举杂字》[26]，1995年来新夏主编、高维国编校《中华幼学文库·杂字》，整理出版了山东、徽州、天津等地4种杂字，并附录经眼和未见杂字书目52种[27]。这种路径的整理出版，固然揭示了杂字文献的文字内容，但文献的原生态样貌几乎完全丧失，原有文献中的字体、版式、旁注、分页、土俗字等均无法保留。对于正统文献而言，文字内容占主导位置，点校出版问题不大，但对于杂字这种民间俗文献而言，大都以韵语（三、四、五言等）形式编排行文，标点几乎没有意义，保留文本的物质形态反而更加重要。若要将这些文字载体的物质形态，放到现代版本的点校本中，还需诸多编辑方法的调整，难度不小。因此，这种整理出版的方法不宜提倡。
第二类出版路径是影印整理，这种方法可分为两种样态。一种是按杂字文本类型的影印出版，这种方法是将内容相同的杂字文本汇集一处，其代表是李国庆先生汇编的两套杂字类函。2009年李国庆编《杂字类函》收集杂字168种版本（实际上部分不是杂字），80种不同文本，近十年后，李国庆又与韩宝林合编《杂字类函（续）》，新增杂字98个版本，并附录解放以后编印的23种杂字书目提要。[28]这两套杂字类函影印出版了目前最大规模的杂字，意义非凡。此种整理出版方法明显的优点是有利梳理文本的版本源流及其流传，但缺点也很突出，即不便于确定杂字所在的地域，难以找到文献的主人，以致不能情境化解读杂字，反会给研究者识读杂字带来困难。另一种按地域影印出版，这种出版形态应以《集刊》为代表，其虽不利于考辨文本的版本变迁，回到文本的历史脉络和流传情形，但不可否认这种整理办法有助于文献的“落地”，可将文献置于特定地域社会“研读”。
以上两种影印整理出版方法，前者似乎更有利于历时性研究，后者便于共时性研究展开，各有可取之处。两者孰优孰劣，笔者无意置喙，更紧要的关切应是剩余的巨量存世杂字如何进行有效整理出版。杂字无疑是民间历史文献的种类之一，而以往学界多年对民间文献整理累积的经验，恰好能为杂字文献整理提供重要参照。[29]结合杂字文献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以下三项原则是以后杂字整理应当遵循的。否则，杂字还是俗陋的底层文献，难以激发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更遑论开启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
一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杂字文献的原生性。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不仅要呈现杂字文本的内容，还要关照文本的物质载体对文本解读的意义，起码须注明杂字文献的尺寸（纸幅、版框）、纸张、版式、页数、破损情况等，做到文献的“文本性”与“物质性”兼顾，最大限度还原文本的原生样态。在黑白影印的最低保障下，部分页面原色影印，特别是写、抄本中的眉批、旁注或涂鸦信息，是窥探民众读写实践不可或缺的稀见材料。这些材料不但是书籍史、阅读史的重要线索，还推动着中国古代写本文化、语文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
这三项基本原则，既是杂字作为民间识字材料展开深度文本发掘的保障，也为开启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准备了核心的“元数据”。
四、结语
《集刊》的整理出版，不仅为明清杂字文献的发掘之路增添了厚实的一环，披露了诸多前人未曾留意的杂字种类，而且对推动明清以来日常生活中的识字、书籍、文字、礼仪等诸多话题的讨论亦有非凡意义。此外，因不少文献地处边疆社会，从而也为考察边疆民间社会如何应因王朝国家的文教普及提供了珍稀材料。
还应指出，民间文献还是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30]。随着各式民间文献井喷式的发掘，学者认识到民间文献不仅充实了史料的类型与数量，丰富和提高了历史信息的内涵与完整度，而且还在于其书写、使用和传承本身就是“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是构成中国历史乃至文明发展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31]。杂字读物的生产就是“文字下乡”结果之一，是民众应对日常生活文字所需的产物。反过来看，它也是促成这一社会文化进程形成的基本文类，因此，种类丰富的杂字可从“发生学角度”解释民众如何习得各种文字读写能力。
概言之，杂字不但是以上日常生活史课题的绝佳素材，还应是民间历史文献生产的基础性材料，透过对各种杂字文献的“顺藤摸瓜”，有望阐释民间文献如何形成和发展。目前，还有海量的杂字深藏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或乡间田野尚未发掘整理，但从已出版的杂字来看，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因此，为有效整理、深入解读杂字，须汲取民间文献收集整理累积的经验，充分尊重杂字文献的原生性、完整性和关联性。唯有遵循这些基本规范，才能跳出“边整理边破坏”的民间文献出版怪圈，迈向杂字整理的新境界。由此通过杂字这类民间基础文献推进民间历史文献学的构筑，深化传统中国日常生活史的总体研究，乃至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与概念体系的建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44.
[2]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J]，文学，1936，7（1）：48-60.
[3]常镜海.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上）[J]，新东方杂志，1940，1（8）：103-114；《中国私塾童蒙所用课本之研究（续）》[J]，新东方杂志，1940，1（9）：74-89.
[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72.
[5]AlfredSchutzandThomasLuckmannTranslatedbyR.M.ZarnerandH.T.Engelhardt,Jr.TheStructuresofthelife-world[M],Heinemann,1974:99.
[6][24]王建军.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6-7；2.
[7][11]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0；23.
[8]EvelynSakakida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M].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79.
[9]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2）：96-110.
[10]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8-20.
[13]王铭铭.文字的魔力：关于书写的人类学[J].社会学研究，2010（2）：44-66.
[14]吕文浩.费孝通与潘光旦：两代社会学家间的学术交往[N].中华读书报，2005-5-18（05）.
[15]罗威廉.中华帝国在西南的教育：陈宏谋在云南（1733—1738）[A].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87-137.
[16][17]王建军编.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56；53.
[18]王建军编.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0：339.
[19]赵世瑜.“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54-61.
[20]王建军编.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0.
[21]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M].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8.
[22]Roberte,Hegel.ReadingIllustratedFictioninLateImperialChina[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72-163.
[23]PaulVierthaler.AnalyzingPrintingTrendsinLateImperialChinaUsingLargeBibliometricDatasets[J].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2016,76（1&2）:87-133.
[25]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176-177.
[26]喻岳衡主编.捷径杂字·包举杂字[G].长沙：岳麓书社，1989.
[27]来新夏主编，高维国编校.中华幼学文库·杂字[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311-314.
[28]李国庆.杂字类函（全11册）[G].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李国庆、韩宝林编.杂字类函（续）（全15册）[G].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
[29]杨培娜，申斌.走向民间历史文献学——20世纪民间文献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1-80.
[30]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J].东南学术，2004（S1）：293-296.
[31]黄向春.民间文献、数据库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N].光明日报，2020-02-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