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中国汉文古籍流散于境外，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缺藏的版本和品种。2017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启动，2018年，该工程被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山东大学是该工程的责任主体单位。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旨在将境外所藏中华古文献的全部情况调研摸清，进而对中国大陆缺藏的品种和版本进行复制、出版、整理和综合性研究，从而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藏体系，为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文献支持。2023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出版了138种汉籍珍本、10种汉籍点校整理成果、2种汉籍与汉学研究著作。
汇集300多个学术团队千余位专家学者
走进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古籍书库，淡淡的书香扑面而来。细细看去，书籍按照经、史、子、集排布。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助理陈肖杉介绍，这是我国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其中子部书籍主要涉及诸子百家思想及艺术、谱录等，这也是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起点——《子海》整理与研究。
为何从子部开始？上世纪60年代，诸子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高亨任教于山东大学，结撰《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手稿），交予山东大学董治安教授，子书整理与研究便成为山东大学传统学术特长和研究方向。师承董治安，山东大学讲座教授郑杰文立志把子书整理与研究推向深入。2010年，他提出对境内外现存子部汉籍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项目命名为“《子海》整理与研究”。当年6月，该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目验、复制、整理研究……经过团队共同努力，2013年11月，子海项目首批重大成果发布，出版了《子海珍本编》《子海精华编》。
调查团队足迹遍布95个国家的1988家图书馆
书籍刊刻，不同版本特征各不相同。见得多了，陈肖杉逐渐熟悉了古籍鉴定。
“这张书页的书口部分是白色的，叫做白口。”他说着，拿起一本书，是上课用的教具。古籍印刷后需对折装订，有的装订处会有一条黑色的细线，而到了明初，这条线加粗，被称为大黑口。仅看装订线，也能初步判断古籍年代。
但是，有些古籍也不好判断。有一回，陈肖杉发现一本《说苑》，这是汉代刘向编纂的小说集，曾收藏这本书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认为这是宋本。“后来发现有几页被撕掉了。”陈肖杉说，缺失的那几页正是说明版本特征的书页。
陈肖杉说：“每一本书都要编目人员亲眼看过。”由于图书馆每日借阅量有上限，团队成员有时需奔波几小时才能看上四五本汉籍。调查编目团队成员在全球各地奔走，足迹遍布五大洲95个国家的1988家图书馆，基本掌握了境外汉籍存藏情况，数量约为187.5万部。
据介绍，团队成员要对境外每一部书进行信息录入，与境内古籍逐一对比，将所有流散于境外的古籍逐一登记，并编撰版本目录。这个目录与常见的目录不同，是对书的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和记录。“比如说行款，什么字体，边框有什么特征，等等。”陈肖杉说。
研究对比后，产生了两项成果：目录编和珍本编。珍本编就是对缺藏版本进行高精度扫描，颜色等还原程度都很高，留下古籍数字化资料的同时，也避免古籍被过度使用，使其得到真正的保护。
工作量如此之大，如何组建调查编目团队？据了解，全国有近3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派人参与调查境外汉籍，其中从事调查编目的人员达420余人，其中既有高校教师，也有留学生和海外华人。
实际上，调查编目只是第一步。文献若是存在底本不佳、校勘不精、训释讹误等问题，研究工作便无法得出科学结论。因此，古籍需经初核、复核，初选、复选，才能确认是否具备复制的价值；经过专业、精细的校对，才能成为可信可靠的学术研究资料。
眼下，成员们正加速推进境外汉籍存藏数量的摸底调查，目前已经比对完成36万多部汉籍编目工作，从中遴选并复制稀缺汉籍1600余种，其中260种已出版。
建立数据库，推进汉籍数字化利用
每整理一本古籍，团队成员都要尽力将其来龙去脉研究清楚。“每一本书都有故事。”陈肖杉说。
“保护利用好古籍，是我们的使命所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加入我们，共同努力，展现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生生不息的力量。”郑杰文说。
今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还将目验编纂或修订完善境外汉籍版本目录25万条；对90个境外藏书机构进行进一步调查和沟通；复制1000部境内缺藏汉籍；新开展15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境外汉籍的点校整理工作；新开展2项汉籍与汉学研究项目……
虽然任重道远，但郑杰文信心满满。为了让古籍真貌永存，山东大学依靠数字化手段，建立了古籍数据库。目前，山东大学已经与全球20余所图书馆或藏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正在建立的全球汉籍目录数据库第一期录入书目36万余种，另有全球汉籍图像数据库、全球汉学研究论著数据库也将同期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