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记忆资源共建共享项目对熊道光（右）进行访谈。国家图书馆供图
沈迪飞接受访谈。深圳图书馆供图
沈燮元在南图古籍部看书。南京图书馆供图
朱岩接受访谈。国家图书馆供图
本报记者刘梦妮
关懿娴常常忆起这一幕，上世纪80年代，早上八九点，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最多的时候，一位病到已无法行走的老人，让阿姨推着轮椅，将她送到图书馆南门附近，静静地看着大家进进出出。
这位老人是梁启超的二女儿、图书馆学家梁思庄，她在人生暮年坐着轮椅，静静守在图书馆南门的场景，深深印在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关懿娴心中，“天天如此，没有人像她那么爱图书馆的，图书馆像是她的孩子一样”。
“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关于图书馆的诗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感染着每一个热爱阅读与知识的人。但打造出这份美好的那群人，却隐没于宏伟壮观的馆舍、温暖明亮的阅览室、琳琅满目的书籍背后，即使你经常出入图书馆，也未必会想起他们。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一代代图书馆人为此付出的智慧、心血与力量，值得被铭记。
8年来，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和全国同仁一起，敲开了一位位图书馆界前辈的家门，采用口述史访谈的方式，将他们的成长经历、事业成就、思想情感一一录制下来。
留下图书馆人的记忆
回顾人生与事业，毕业于西南联大、留学欧美、1956年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关懿娴最佩服梁思庄：“她（自己）最满意的是编目，但她真正做的（是参考），就是我们各系的老先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必须来找她，而她都能够解决……她懂若干外文，不只晓得英文、法文，连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她都懂。”
但让关懿娴遗憾的是，自己对梁思庄的了解太少，没能走进她的内心，无法书写她的故事，一位著名女图书馆学家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的人生历程，她对图书馆事业的爱与投入，只能消散在历史深处。
关懿娴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在她自己也步入暮年时，有人敲开她的家门，访问她，记录她的人生故事，也留存她未曾走进梁思庄内心的遗憾。
他们的访问填补了梁思庄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原图书馆学系主任庄守经，在回忆中提到梁思庄。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开展职称评审，那时梁思庄已经70多岁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庄守经这样形容梁思庄，“她是典型的图书馆人，干实事”，“她的快乐就是管她那摊业务，也就是西文编目、西文参考”。
但是，梁思庄没有著作，甚至没有论文，她主动找到庄守经，诚恳地说：“我不够条件，你们不要评我为研究馆员了，不要给大家做一个不好的榜样。”但在庄守经看来，如果梁思庄不评研究馆员，国内就没有人能评，“梁思庄的学术水平，就体现在目录厅好几十个目录柜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她领导进行的西文编目工作，在国内属于一流，并与国际接轨”。
如今，关懿娴和庄守经都已经去世，但他们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记忆，已被永久留存下来。
目前，“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已开展了48位图书馆重要人物的口述史采集。此次出版的《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一套5册，共计130余万字，是该项目的第一批成果。“他们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口述资料，是图书馆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主编、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副主席田苗介绍。
一辈子忠一事
“过去的图书馆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馆舍、藏书、技术、制度、服务和学术等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图书馆人向来是‘为人做嫁衣’，只知贡献而不愿自显，留下的记录与史料也很有限。”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程焕文说。
他分析：“图书馆人不像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不会走到大众面前去，也很难走到新闻媒体面前去，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图书馆工作本来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甘为人梯的工作。”
2022年1月，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上映，第一集便讲述了以上29位中的沈燮元的故事，让这位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先生破圈火了一把，网友们热情洋溢的弹幕布满屏幕，“好厉害的老爷爷”“太棒了！这样的老爷子应该被更多人认识和记得”“这个名字是不是要写进历史”……
其实，这29位在图书馆领域耕耘大半生的老者，每个人的故事都丰厚又精彩。访问中，他们终于将自己作为主角，在镜头前敞开心扉，将隐于书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能将过去一生中的工作体会讲出来，我很高兴，因为我学的是图书馆学，这一生就干了图书馆一件事，是非常有感情的。”甘肃省图书馆原馆长潘寅生说。
潘寅生的讲述展现了一个爱读书的农家少年，到被戏称为“西北王”的图书馆馆长的成长之路。
高考填报志愿时，老师建议他：“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李大钊、毛主席都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你就报考北大图书馆学专业吧。”再加上潘寅生从小爱看书，一直渴望在图书馆工作，就这样，他步入了图书馆领域。
大学毕业时，潘寅生在人民大会堂听了一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那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精彩、最难忘的报告”，周总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于是他主动申请到位于大西北的甘肃省图书馆工作。
到达兰州后，环境的艰苦让潘寅生有过思想波动，但幸运的是，他正好住进了刘国钧之前使用过的办公室，那是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刘国钧在艰难环境下创办了甘肃省图书馆的前身——国立西北图书馆。在老师曾经工作的地方，潘寅生时时想起老师的嘱托，继续着老师的事业，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延伸至更偏远的角落。一次寒冬腊月，酒泉农科站来信借书，潘寅生穿着棉衣，背着书箱，从兰州坐火车到酒泉，再在寒风刺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走了15公里，直到深夜，才将书籍送到农科站工作人员手中。
从1975年开始，潘寅生在甘肃省图书馆领导岗位上干了30多年，在馆舍建设、读者服务、地方文献研究、信息技术等方面都有所成，但在他心中，刘国钧等前辈才能被称为图书馆学家，而“我本人能当好他们的一个学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给自己最实际的定位是：西北高原图书馆战线上的一名老兵”。
事实上，“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项目一开始，就秉持“抢救性”原则，即先采访年龄较长、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
《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的目录顺序也是“年长者优先”。这套书的副主编、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记忆组副组长戴晓晔介绍，项目目前已经访问了48位老先生，但这套书里面只收录了29位。“因为我们是按年龄排序，最年长的是第一册第一位黄明信先生，1917年出生，最年轻的是第5册最后一位詹德优先生，他也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
在《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中，有两位由湖南图书馆负责访问的老先生——湘潭大学信息管理系原主任张安珍与湖南图书馆古籍专家李龙如。“我们收集资料时，也有其他成就高的老先生，为什么最后选择他俩？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是把他俩作为第一优先的抢救对象。”湖南图书馆馆员夏雨雨告诉记者。
李龙如专门从事古籍和地方文献研究。“老先生很有意思，我们一开始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一聊起专业方面的事，各种细节又记得非常清楚。”夏雨雨回忆。
张安珍特意为访问准备了文字稿，一开始打算照着念，但在夏雨雨的鼓励下，他放下文字稿，面对镜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甚至还在文字稿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比如一个地名，他在写文字稿时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们陪着他慢慢回顾，随着记忆的流淌，之前已经忘记的细节就又呈现出来了。最后他很感谢我们，说好多东西是我们一起回顾才想起来的。”
如今，张安珍与李龙如都已经去世，但他们在图书馆领域耕耘的点点滴滴，被永久记录下来。
熊道光去世之后，夫人罗霞一直配合着戴晓晔后续的工作，包括对书稿的最后审定。“最近罗老师收到了这套书，说特别好。还有熊老的很多学生，都人手一册在看这套书。”受访者亲友的肯定，让戴晓晔欣慰，觉得没有愧对熊老先生。
不仅仅是国家图书馆，田苗告诉记者，项目开展时，全国很多图书馆都反馈，有一些非常值得访问的人物，在访问策划阶段，或者在访问开始之前就离世了。
“推开房门容易，叩开心门难”
向国家图书馆自动化专家朱岩提出访问申请时，戴晓晔“碰壁”了。
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朱岩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介绍，也写过很多报告，他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再录口述了。
“我们就跟朱岩老师沟通，说我们要进行的是口述访谈，不是写纸面报告。我们之所以请您口述，是希望您能多讲一些细节，特别是那些在报告当中没法体现的细节。”戴晓晔回忆，经过劝说，“朱岩老师也感觉到，还是有想说的话是之前那些报告体现不出来的，所以就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朱岩的访问一共进行了11次，访问结束后，他对于口述史的态度，已经完全发生了转变。他后来曾在公开场合说：“记忆访谈既展现了被采访人的成果及其成功的喜悦、经验、体会，个人的酸甜苦辣，乃至失误的教训，也追溯了工作团队团结合作、奋力攻关的情景，是立体的、贴心的、接地气的。”
和朱岩不同，深圳图书馆原馆长沈迪飞一开始就很乐意接受访问，但心里仍有一些顾虑，他后来回忆说：“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心里也有点忐忑，真要讲出来，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太久远，有些事情也记不太清楚。”
沈迪飞的顾虑很快被打消了，访问进行得相当顺利，这源于深圳图书馆馆员肖更浩等人扎实的准备。采访之前，他们翻阅了沈迪飞当年的工作档案，阅读了他写下的报告和书信，还找来他出版的书和发表的论文仔细研读。与此同时，他们还跟沈迪飞共事过的老同事交流，了解沈迪飞当年的做事风格和喜好。
沈迪飞回忆说，采访中，自己偶尔有记不清楚的地方时，“就跟他们提出来，大家帮着回忆”。
参与这个项目之前，肖更浩跟沈迪飞没有过直接接触。“但我希望能够跟沈馆长在一些事件上、人物上、经历上，有更多的共鸣，所以我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他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工作情况，努力做到共情。比如说他提到某个人物，我可以马上反应过来，这个人物跟沈馆长的交集是怎么样的。”
年轻人的付出得到了老馆长的认可，沈迪飞这样评价肖更浩和他的同事们：“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经常跟我联系的肖更浩同志，和我成了忘年交。”
在《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中，有一篇访谈体例与众不同——谭祥金和赵燕群两位受访者的内容是编到了一起的。他们是夫妻，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到北京。赵燕群在北京师范大学，谭祥金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副馆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又一起调到中山大学，谭祥金担任图书馆系主任，赵燕群担任图书馆馆长。
在这套书出版之前，谭祥金因病去世。出版后，田苗和同事拜访了赵燕群。让他们特别感动的是，当把这套书送到赵燕群手中后，赵燕群立刻就把这套书放在了谭祥金的遗像前。
有多年口述史访谈经验的田苗跟记者感叹：“推开房门容易，叩开心门难。”凭着真诚的心与扎实的准备，他们叩开了一位位老人的心门，协助他们留下对人生与事业的珍贵回忆。
有一种精神殿堂叫坚守
国家图书馆藏学专家黄明信接受访问时，已经是99岁的高龄了。
田苗一直记得他们去拜访黄明信时的情形。老人独自一人住在国图北门对面，由一个保姆照顾生活。“老人将近100岁了，每天坚持写日记，而且是用电脑记，更让我意外的是，老人用的是藏文。”
每次访问时，黄明信都穿戴整齐，还会把自己之前的一些研究材料提前准备好。口述中的每一个点，他都能拿出依据，还提醒田苗他们可以去查阅哪些材料。
随西南联大由长沙步行至昆明的“长征”，为学习藏文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受戒出家8年，在普通人退休的年龄开始为国家图书馆的藏文书籍进行编目……谈起一生的工作事业和一些重要的经历，黄明信仍有一份赤子之心。“老人的那种活泼，那种光彩，那种兴奋，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田苗告诉记者。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研究馆员范瑞婷是《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第五册主编，她没有直接参与对老先生们的访问，但在对口述材料的整理与编辑中，她同样深有感触。“老先生们那种特别上进、特别自律、有自己目标和理想的人生，很有感染力，图书馆人的精神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这代人很纯粹，认准了图书馆，就一心去钻研，有的是古籍领域，有的是写作领域，有的是管理领域，每个人的领域不一样，但是对于图书馆都是同样的毫无杂质的热爱，这种感情真的特别珍贵。”《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第四册主编、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研究馆员刘东亮说。
老先生们的口述就有这样打动人的力量，因为投入，因为纯粹，因为坚守。
那是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守。
“天下人之书，天下人共读”，受《澹生堂书约》的影响，李孝友放弃当大学老师的机会，进入云南省图书馆。他早年师从目录学家王謇，打下了古籍整理的扎实基础。他亲手对馆藏古籍进行鉴定、著录、上架、分编，做到部局有序，方便读者在众多古籍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还对比敦煌文书更早的南诏大理写经进行了研究。下面市县图书馆需要鉴定古籍的时候，都会找他，而他总是随叫随到。
那是对创新服务方式的一种坚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谭祥金在国家图书馆，经历了国家图书馆新馆从规划到开馆。千头万绪的新馆建设工作之余，他还在时任馆长刘季平的带领下，思考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推进图书馆服务的创新，比如尽可能地实现开架借阅，开展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里的运用。
那是对推动全民阅读的一种坚守。
长期主持首都图书馆工作的刘德原，退休后在家乡河北省易县固村庄村自费创建了爱乡图书室，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阅读推广奖。他说：“图书馆精神从哪儿来？我认为是从图书馆里来，是从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中来，它实质上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那是对满足读者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坚守。
古籍版本学家、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刘尚恒，1990年曾到宝坻讲课，认识了宝坻区邮政局职工宋健。宋健喜欢《红楼梦》，身处僻壤，没有老师引导仍肯下功夫，刘尚恒对他又赞赏又同情，于是就想办法帮助他。凡是天津图书馆有的文献，他都告诉宋健，为宋健的研究提供资料，在他的帮助下，宋健陆续有了学术著作出版。
……
这些被记录与留存下来的记忆，会继续传递，成为一代代图书馆人共有的精神殿堂。
对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的访问也仍在进行中，不断为这一精神殿堂注入更多的记忆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