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龙山又名飞龙山，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区西南约十五公里元氏县境内。西倚太行，东临平原，主峰海拔812米，巍然崛起，雄伟壮观。封龙山自然风光秀丽，以沟深林茂，清泉碧溪，奇峰怪石为胜。封龙山历史文化璀璨，曾有五通汉碑、三大书院、四大禅林、三大石窟、两大道观而著称于世。
（一）
早在隋之《图经》、唐代《十道志》中封龙山就被列为河北名山。以封龙山历史文化而论，汉代李躬、唐代郭震、姚敬曾讲学于此。五代以后，书院文化兴起，真定名士、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李昉与学者张著在此创办学院，奠定了封龙山在河北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见汉代李躬为最早记载在封龙山讲学的著名人士，是封龙山文化的最早奠基人。由于历史久远等其他原因，可惜在古籍文献中上并没有完整的关于李躬的传记，不过通过一些历史文献史料可以管窥李躬的一些生平事迹。
1.《元氏县志》记载：
文帝元年（公元前179），为避文帝刘恒讳，恒山郡改为常山郡。
东汉建武元年（25年），正月，农民起义军尤来、大枪、五幡诸部于元氏遭到刘秀攻击，接连失利。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光武帝刘秀亲征渔阳（今密云县西南）太守彭宠，驻跸元氏。光烈皇后阴丽华（时尚为贵人），生皇子刘庄于（元氏）万年村。
建武十四年（38年），杨武将军马成屯兵元氏。
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皇后郭圣通被废为中山王太后，其子右翊公晋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常山郡并入中山国。
是年，学者李躬始在封龙山收徒讲学。
建武二十年（公元44），析中山国复置常山郡。
永平五年（公元62），十月，明帝刘庄巡邺地（今临漳县西南）。李躬言帝生于元氏，请予优抚。刘庄降诏：免元氏田租更赋六年。
2.《后汉书·明帝纪》中也明确记述李躬被汉孝明帝刘庄封为“国三老”的过程：
永平元年（公元58），冬十月壬子，（汉孝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公元59）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颤。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登封龙山》
封龙山势壮，嵯峨见熊耳。
……
我思汉三老②，幽谷访遗屣。
人去事亦非，荒地但秋水。
……。
《登封龙山赋》石子抱病登于封龙，览燕赵之墟，望沧溟之浦，慨然太息，顾谓二三子曰：“美乎休哉，此陶唐氏之故都也”……寒烟色旧，李躬灯火之台。右石光寒，季子合从之印。万里交乎胸中，千岩纵其一瞬。
（二）
从以上文献史料记载可见，永平二年，即公元59年，汉孝明帝刘庄率领“三公”“九卿”大臣及文武百官在洛阳（当时汉都）辟雍拜李躬为“国三老”，桓荣为“五更”，并举行盛大典礼仪式。这一仪式成为两千多年来“尊儒”的典范一直被称道，使天下儒者扬眉吐气，深羡不已。东汉鸿儒王充见证了“拜儒”典礼仪式，并做《大儒论》，完整记载了这一盛大典礼仪式。李躬至此可谓风光之至。“五更”桓荣身为博士，又是汉孝明帝刘庄的老师，称为鸿儒，拜为“五更”，理所应当，无可非议，《后汉书？列传（桓荣传）》有准确记述，而李躬被拜为“国三老”，使“三公”“九卿”甘拜下风。从《后汉书》及《续后汉书》记载上看，李躬“名不见经传”，却享受如此高的荣誉和待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究竟什么原因，李躬做了哪些贡献和卓越成就，使汉孝明帝如此器重呢？
从《续汉志·百官》记载的另外一个侧面看，李躬并非“三公”“九卿”之
一。因为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考察选拔官吏主要是看“四行”考“四科”。“四科”的内容为：
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经过“四科”选拔的高级官吏位至“三公”“九卿”的都有列传，且必考中博士，之后才有资格逐步晋升。显然李躬不是博士，也没有经过考“四科”途径选拔上来的高级官吏。那么，李躬一定是经历另外途径晋升为“国三老”。
（三）
据汉代“三老”官职考，一直有沿袭“乡三老”——“县三老”——“郡三老”——“国三老”的程序，也就是李躬沿着“三老”这条途径，最后位至“三公”“九卿”之上的“国三老”。
一是从历史文献记载，东汉建立前期，刘玄更始年间，刘秀基本上在河北区域活动，并一直被王朗③追杀，几乎陷入绝境。是常山郡真定王刘扬的联姻（其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以及耿纯④大将和其家族武装力量及时挽救了刘秀，使刘秀绝地逢生，转危为安，并逐步壮大起来，征战南北，最后消灭王朗，推翻刘玄政权。因此，从政治上、感情上刘秀都十分感激常山郡人民，也十分关心这块戎马生涯、关乎自身命运的故土。
二是公元25年4月，刘秀在元氏大战“流寇”尤来、大枪、五幡⑤等，并一直追杀至北平（今满城西北），同时他又派大将贾复在真定健乡（今正定东权）大破青犊⑥之军，又破五校⑦于真定。公元25年6月，刘秀仓促在鄗（今高邑与柏乡之间）称帝建立东汉。公元26年，真定王刘扬与绵蔓⑧土匪勾结私通，欲谋自立，被刘秀大将耿纯诛杀。刘秀在常山郡区域几经搏杀，都是常山郡的地方势力和英雄豪杰帮助刘秀度过难关，大获全胜。也就是说没有常山郡地方势力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刘秀的东汉江山。东汉初期，常山郡最重要、最具有地方势力的民众代表“领袖”就是李躬。特别是当时河北一带义军很多，有几十股，但都是各自为战，在没有明朗那股势力能最后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能得到“李躬”及耿纯的支持尤为重要。
三是公元28年，刘秀携身怀六甲的阴夫人经过元氏，北上亲征，平定渔阳太守彭宠之乱。在当时的万年村⑨生下后来的皇子——即汉孝明帝刘庄。而李躬当时是乡“三老”，有资格见证了“阴丽华生皇子”这一事件，并服务的极为周到，随后亲自上奏给亲征渔阳太守彭宠的刘秀。阴丽华是刘秀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通过“阴丽华生皇子”，李躬可以近距离与光武帝及阴皇后，还有后来的汉孝明帝刘庄接触，由此拉近了与皇帝贵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自己“三老”尽职尽责，同时也一定得到光武帝及阴皇后的充分认可，为后来成为“国三老”又一次埋下伏笔。
其二，常山郡在区域上急需安定、平稳。东汉初期，常山郡位于东汉国土北部，北与外戚燕山相连，西与外族绵蔓紧邻，且燕山、绵蔓一带纷乱，时常匈奴作乱，民不聊生，加上地方农民起义军连年抗争，局势一直混乱。公元26年，又平定真定王刘扬，废皇后郭圣通之乱，常山郡治辖区急需一个安定、平稳的生活环境。能在这样一个战乱纷纷的辖区，也只有李躬作为“三老”，尽职尽责，履行职能，能起到统领民众，治理残局，稳定社会的关键作用。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李躬教化有方，治理有序，并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极大的努力，使民众安居乐业，社稷稳定，肯定得到光武帝刘秀的赞扬和信任。
其三是在政治上，东汉皇帝刘秀和刘庄对“三老”都十分尊重，甚至对“三老”的褒奖大大超过地方官员，并赋予“三老”很多的权力与职能，不管地方事务还是国家事务，都有权力对地方官员的政绩直接向皇帝反映。
从《元氏县志》记载看，常山郡守伏恭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迁任，上任之初，一定是及时向地方“三老”李躬请教，并商共治郡守之事，并随后把郡治方案、举措等及时上奏光武帝刘秀，并得到大力支持，依照朝廷法律制度，及时在封龙山开始收徒讲学，宣扬统治阶级意志，教化民众，对维护常山郡治环境稳定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因此李躬一方面能够代表民意与政府交流，参政议政，甚至还能直接上书皇帝言事；另一方面也一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鞠躬尽瘁。
其四是李躬所负责“教化”的区域正是刘秀的重要根据地，特别是万年村，是刘秀的最重要屯兵驻扎行营之一。东汉前期与初期，万年村是规模较大的村庄，应该是乡治地，比较繁荣和稳定。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距当时文化名山封龙山不过10公里，又距古驿道不远，是刘秀安营扎寨，攻守兼备的理想之地；更重要的是政治稳定，有地方重要势力和区域民众对刘秀的大力支持。而李躬就是区域的杰出代表和民众领袖，从政治、物质上等都给予刘秀大力支持。后又因皇后阴丽华生汉孝明帝刘庄于此，所以刘秀对李躬一定十分信任。
（四）
那么，李躬从一个“乡三老”,逐步晋级，最后达到“国三老”。东汉初期共有一百多个郡府，每个郡都有“郡三老”，而唯独常山郡的“郡三老”李躬位至“国三老”，实属佼佼者。从“三老”职能和业绩上看，也一定相当突出，功勋卓著。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志·百官五》：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另据《汉书·高帝纪》二年令：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
可见，李躬作为“乡三老”，到“县三老”、“郡三老”，都是经民间选举和推荐上来，是一位当时农村社会中处于自然领袖地位的父老层，家境殷实，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能力，是一位德高望重，重德行能帅众的代表人物，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有着十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能够领导民众进行日常各种活动，是一位与尤来、大枪、五幡、青犊、五校等一样，甚至超越他们的地位、身份以及影响力，却是十分忠于刘秀及东汉政权的杰出民众代表，是常山郡区域可以称霸一方的杰出民众领袖。李躬的所作所为使刘秀和刘庄深受感动，并给予充分肯定。
李躬作为“三老”主要职能是“掌教化”。而“教化”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教育、感化。东汉时期朝廷明文规定“三老”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教化”万民。他所做的主要工作除了以身垂范，以德化人之外，还有：
“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
李躬实为地方社会的“教化之师”。
其次“教化”还有政教风化之意。汉王朝在政治上重孝悌，经济上重农桑，于是通过树立孝悌、力田等楷模，以引导民众，将国家的价值导向转化为民间社会风尚，在这种意义上，孝悌、力田也属于“师”的范畴，故《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六年(前117)六月遣使者“分循行天下”，诏中有“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之语。乡官中的有秩、啬夫、游徼、乡佐等，各有其行政、治安职能，作为属吏而受郡县领导。“三老”(及孝悌、力田)虽有乡官之名，却非属吏，但教化之师的身份使之受到社会尊重，故被视为乡官之首。
因此，从“教化”的职能以及内容上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积极宣扬孝悌礼义，率先垂范、以德化人，教民向善，淳化社会风气；
二是积极宣扬统治阶级意志，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
三是在“教化”中，对民众积极进行必要的文化知识教育；
四是对民众进行必要的生产生活实践教育；
五是能够带领民众进行日常各种社会活动；
六是积极宣传法律，并对民众进行法制教育；
七是积极协调各种纠纷，维护区域社会稳定；
八是对郡守、县官等进行必要的监督；
九是积极参政议政，协助郡守制定郡治方案和各种举措，并具有决策权；
十是及时研究调研民众意愿，并能及时把民众意愿上奏给最高统治者；
十一是家境殷实，在各种“教化”活动中，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与援助；
十二是与刘秀的驻扎行营地处理的关系比较融洽，且给予一定援助。
从以上看，“教化”内容丰富多彩，“教化”形式灵活多样，从各种意义上，李躬身先士卒，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以及制度上、利益上、实践上都是杰出的典型民众代表。
另外“教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伏恭开创的“敦修学校，教学不辍”有明显不同。伏恭主要是开创“伏氏学”，以经史博学为核心，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官府正规的官办教育。而李躬封龙山收徒讲学，面向的是区域广大民众，更倾向于平民大众化教育，注重“教化”的普及和民风民俗的改善，属于半官、半民性质教育，不是纯官办，也不是纯民办的教育。在“教化”对象上，伏恭侧重的是学子，而李躬侧重的是成人，包括社会各个阶层。
从伏恭公元41年迁任常山郡守，开始“敦修学校，教学不辍”看，到常山郡后，一方面得到地方“领袖”——“三老”李躬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促使李躬在封龙山进一步加大“教化”作用，扩大规模和影响，宣扬统治阶级意志，发挥“三老”更大作用，于是随后李躬就开始结庐收徒讲学。同时说明伏恭没有迁任常山郡守之前，李躬也在当地开办“学校”，在伏恭到来之后，才转移到秀美、奇俊、优雅的封龙山开创新的“教化”、教育事业。封龙山属于常山郡治，相距郡府又近，且风景秀丽，李躬做为“郡三老”，那么他在封龙山“办学”也理所应当，且他所办“学校”在当地也一定是影响最大的。
（五）
从年龄上考据，当永平二年（公元59），李躬被汉明帝刘庄拜为“国三老”时，与原常山郡守伏恭在建初二年（公元77）被尊为“国三老”相比，时伏恭八十三岁，那么李躬至少比伏恭长十八岁，建武四年（公元28），李躬当时至少五十二岁，符合“年五十以上”的“三老”标准。建武十七年（公元41），他开始在封龙山收徒讲学时至少六十五岁，此时李躬应该是“郡三老”。
虽然李躬一生没有象其他高级官吏一样征战南北，立下卓勋战功，没有被后人著书立传，也没有说明李躬创办学校，教化民众的具体规模与成效，但李躬在当时刚刚建立政权的东汉初期，在这样一个动荡区域和特殊历史年代，能积极行使“三老”职能，并被汉孝明帝封为“国三老”，享受如此特殊的高级别的待遇(位列“三公”“九卿”之上)，足以证明李躬对于教化民众，稳定社稷，服务百姓，宣扬统治阶级意志，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功勋卓著，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对后人而言，特别是李躬在封龙山收徒讲学，所开创的教育事业，对封龙山历史文化积淀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影响，之后唐代郭震、姚敬、，宋代李昉、张蟠叟，著名学者张著，元代著名数学家李冶、文学家元好问、教育家张德辉、儒家学者安熙等也都在此讲学授业，为封龙山成为河北乃至全国著名文化名山奠定了重要积淀。
（六）
通过以上事件推断，李躬的生平事迹比较完整的、大的记述及主要年谱为：
一是大约公元前24年，李躬出生于万年村所乡治区域的大户人家；
二是建武元年（公元25），李躬约49岁，在当地颇具影响。当年刘秀在此消灭多股农民起义军时，李躬特别支持刘秀；
三是建武四年（公元28），李躬约52岁，为“乡三老”或“县三老”，见证了光武帝刘秀阴皇后在元氏万年村生皇子刘庄一事，并能够尽职尽责，周到服务，并及时上奏刘秀。
四是建武十七年（公元41），李躬约65岁，为“郡三老”。伏恭迁任常山郡守，开始“敦修学校，教学不辍”后，李躬就开始在封龙山结庐收徒讲学。此前，李躬在当地也办有“学校”。伏恭在郡治过程中，经常请教李躬，李躬也积极参政、议政，并把重要情况及时上奏光武帝刘秀；
五是永平二年（公元59），李躬约83岁，被汉孝明帝拜为“国三老”，并在洛阳举行盛大典礼仪式；
六是永平五年（公元62），李躬约86岁。十月，当汉孝明帝刘庄巡邺地（今临漳县西南）经过元氏时，李躬奏言汉孝明帝生于元氏，请予优抚。随后刘庄降诏：免元氏田租更赋六年。此时，李躬仍在封龙山收徒讲学，继续发挥“教化”、教育作用。
注：①石珤：（公元1464——1528年），字邦彦，藁城人，明代诗人和平民教育家。因为他喜爱封龙山熊耳峰风景，所以别号熊峰，人称熊峰先生。石珤在朝廷阁员致仕去职，离京返乡时却只有一辆牛车的家当，因而在明代政坛清名远播至今，藁城当地人尊称其为“石阁老”。
②汉三老：就是指汉代“三老”李躬。
③王朗：也叫王昌，以算卦占卜为生。在新莽时，他利用算卦的营生，鼓吹河北割据，常说“河北有天子气”。王莽篡位，长安城有人自称汉成帝私生子，叫刘子舆，被王莽杀了。这个王郎，利用“百姓思汉”的心理，诈称自己是真的刘子舆迷惑民众。西汉的赵国贵族等后裔，就拥立王郎为帝，传檄河北郡县，围剿更始帝的官员和刘秀。王郎的行为，得到河北一些西汉贵族的响应，赵国以北、辽东以西各州郡皆望风而从，而当时在河北立足未稳的刘秀，面临着邯郸伪皇帝王朗的围追驱赶，从此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序幕，后被刘秀诛杀。
④耿纯：(？—37年)，汉族，字伯山，赵县东北宋子的豪族。历史上石家庄市境内的一位名人，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的开国元勋，立下赫赫战功，而且是大忠大德的清官贤臣，被封为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⑤⑥⑦“流寇”尤来、大枪、五幡、青犊、五校：实为农民起义军。其中青犊为王莽末年，是河北区域较强的、势力较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⑧绵曼：即绵曼县，属于当时东汉真定国的四个辖县之一，位于现在正定的北部。刘秀在建武二年（公元26）贬刘得（刘扬之子）为真定侯的同时，刘秀下令废除了绵曼县，因为绵蔓县历代出土匪，长期得不到遏制，而且真定王刘扬就是因为与这里的土匪联合，才滋生出相当皇帝的野心。
⑨万年村：东汉初期，万年村比较繁荣和稳定，是规模较大的村庄，可能是乡治地。因皇后阴丽华生汉孝明帝刘庄于此，历史上称“万岁村”，“岁”、“年”同义，后改“万年村”。它位于常山郡治元氏故城北6公里，距当时文化名山封龙山不过10公里，又距古驿道不远，进退均可，刘秀的行营设在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