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宋志明教授，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他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宋志明教授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率先提出“现代新儒家”这一概念，并致力于推动儒学价值现代化转化。著有《现代新儒家研究》《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中国传统哲学通论》《中国现代哲学通论》《熊十力评传》《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等30余部著作，发表论文280余篇。
受访人：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时年76岁）
采访人：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采访人】您早年生活、成长在东北，经历比较坎坷，有哪些机缘促使您走向学术研究之路？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有哪些经历是跟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系？帮助您走向学术研究之路的贵人有哪些？
我遇到的最后一位贵人，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石峻教授，大家尊称他“石公”。具体情况以后再详谈。
【采访人】您没有大学学历，如何能考取吉林大学哲学系首批硕士生？您的硕士生毕业论文《新理学简论》是关于冯友兰的现代新儒学思想研究，您当年是如何从事这项研究的？
【宋志明】我没有大学学历，不等于没在大学待过。我在吉林大学哲学系编书待了两年多，以工人身份领略过大学生活。我在吉大享有特殊待遇，可以随便借书，经常用旅行袋装书，几乎读遍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我可以随便听课，还记有详细的笔记。我自觉知识水平并不在大学生之下，报考研究生有把握。1978年，“文革”后我国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我就报考了北大张岱年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只有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招生，报考北大中国哲学史专业的考生很多，据说有300余人。我以同等学力的身份参加考试，初试居然通过了，通知到北大参加复试。参加复试的人只有15名，其中有我。复试分笔试和口试，我都通过了。复试后好久没有消息，我写信问讯张先生，得到的答复是“成绩合格，名次为后，不录取”。我很丧气，可一想，“名次为后”可能是托辞吧，真正原因在于我和北大没有渊源。北大怎么可能录取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考生呢？这样想，我也就释然了。虽然初次考试失败，但我收获了信心。1979年，吉林大学哲学系首次招生，我再次报考，顺利地通过初试和复试，成了该系首批硕士生。
【采访人】1983年，36岁的您终于实现了到北京读书的夙愿，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首批哲学博士，对您有什么意义？
【宋志明】我觉得硕士只是过渡学位，还不是终极学位，博士才是终极学位。所以，我产生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只有8位，考生只有16位，录取的考生是宋志明、卢冀宁、李德顺、曹远征、赵涛等5位。选择攻读博士学位，意味着我将终身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志业。
【采访人】您受石峻教授影响最大的有哪些方面？您当时听了石公给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还选听了杨宪邦老师给硕士生讲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课程，您有哪些收获？
【采访人】石公于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熊十力讲课。1985年12月，您陪同石公参加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安排他做重点发言，题目是《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没有写成稿子，系脱口而谈。您把他讲的内容整理成文，收入这次会议组编辑的《玄圃论学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后收入《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您如何评价石公的学术思想所受熊十力先生的影响？
【宋志明】石公曾向我讲起当年听熊先生讲课时的情形。熊先生不喜欢到教室上课，就在家中上课。听课的人不多，通常只有五六个人。他喜欢禅宗式的“当头棒喝”，经常用粉笔轻敲听者的头，所以学生不愿靠近他坐。他还有个怪癖，冬天不能生火取暖，听课时必须穿厚厚的衣服御寒。
【宋志明】学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多面性的。学者年轻时做些荒唐事不奇怪，可以理解，不妨碍他后来的学术发展。胡适曾醉酒街头，因殴打警察被抓进监狱，后来还不是做了北大校长吗？我相信任公和石公所说的都是事实。被他们批评的某公长期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很有所得。
【采访人】您的博士论文是《现代新儒家研究》，研究梁漱溟、熊十力和贺麟三位现代新儒家，石公同意，张岱年先生表示反对。他反对的理由不是来自学术上的考量，而是来自政治上的考量，认为把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与贺麟等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容易造成误解。一来他们并不自称为“新儒家”，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人把他们都归入现代新儒家学派；二来“儒家”的称呼在“文革”期间已经被搞臭，把这样一种贬义的称谓放在这些学者身上，是否有“大批判”的味道？他们是否会接受？您跟张岱年先生解释说：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客观研究，绝不是把他们当作“批评对象”来看待。经过交流，张岱年先生表示同意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今天您如何思考和评价儒学的现代命运？
【宋志明】儒学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中，不能轻言抛弃，也不能全盘保留。某些人视儒学为粃糠，欲清除而后快，结果失败了。我同意张岱年的学术观点，如今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进入到研究孔学的时代。儒学是一门历史的学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讲法，各不相同。自古至今，仅《论语》的注本就有两千多种。我们不能照着前人的讲法讲，只能接着前人讲，讲出新意，并作现代诠释。现代新儒家已经画上了句号，可是现代新儒学没有画上句号，还要讲下去。儒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须臾不可离的思想资源库，有待于开发。儒学曾蒙上封建主义的灰尘，批判继承是对的，但我们的落脚点常常只是批判而没有继承。现在应当改过来，落脚点应当是继承。“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就肯定了儒学仍有生命力。我们不必沿袭现代新儒家的思路，应当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学。
【采访人】您在回顾自己博士论文研究写作的时候，提到哲学史研究的路径。第一步从掌握资料入手，第二步是形成观点，第三步是形成结构。您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是否可以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们提出新的研究建议？
【采访人】1986年10月初，您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当时很吸引人们的眼球。请问具体的情形如何？有什么历史意义？
这次答辩揭开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新的一页，从此博士教育开始起步。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教育事业发展很迅速。1983年招生只有5名，是个位数；现在招生每年上千人，是四位数。如果没有当初的个位数，也就没有现在的四位数。
【宋志明】郑家栋是我的师弟，硕士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我是第一批，他是第二批。我毕业后吉大哲学系才招第二批，所以在学校我们没有见过面。他撰写《现代新儒学概论》于1990年出版，我的博士论文1991年出版，确实比我早一年。原因是我的毕业论文石公早就交给张岱年先生，准备纳入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历史与未来”丛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是社里出了经济问题，迟迟不能出版。我只好撤回文稿，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么一折腾，就比郑家栋晚了一年。我觉得学术乃天下公器，谁先谁后并不重要。我国研究现代新儒家起步比较晚，发展却很迅速。早期的著作偏重于“述”，后来的著作偏重于“评”，从中看得出发展的轨迹。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学术界还没有认可现代新儒家的概念；现在不但认可，而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大，这是好事。
【采访人】1982年，您还在读硕士期间，就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了《心与物》的论文。请问今天您如何看待心物关系？
【采访人】您的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压了好久，迟迟不能出版。后经石公推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淮春教授同意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出版。1991年，《现代新儒家研究》一书面世。石公为此书作序，希望您“在这一科学领域内，继续努力，扩大研究范围，加深理论探讨，沿着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道路前进，勇于再攀高峰，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应该说，您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确没有辜负石公的期盼和教诲，回首过去，您在新儒家研究方面有什么心得？
【宋志明】我们应当讲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学，这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同意冯友兰先生的观点，现代新儒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他们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妨碍其促进儒家的现代转化。他们并不拘泥过去的讲法，而是接着讲、讲新意。他们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也不受教条主义的伤害，所以能取得一些我们无法取得的成果，值得深入研究。我在研究新儒家方面，最大的感触就是做学问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哪里枪声急就往哪里冲，要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采访人】您在回忆求职过程时说，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哲学系副主任杨彦君和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杨宪邦早已把留人报告打到学校去了。实际上您并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到处找工作，等于瞎忙活。您只有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当老师。您说如果当时去了中央党校，有可能会走上从政的道路，未必能够成为一位学者。而留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于只有做学问这样一条路可走，可以心无旁骛，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您如何理解人生的因缘和际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是否觉得更多是命运的安排？
【宋志明】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本来中央党校已接收我，是学校却把我留在学校里任教。留在学校，我并不后悔。如果到党校，我可能走从政的道路。可是凭我耿直的性格，不善于变通，可能摔跟头。我似乎更适合做学问，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挺好，把我从业余理论工作者变成专业理论工作者。我曾经虽“双肩挑”，只是增加一些历练而已，始终还是坚持做学问。可以说，从政是“半心半意”，做学问可是全心全意。离开行政职务以后，我便返回教学第一线，连续六年给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
人生道路不是自己能选择得了的，只能随遇而安、相机而动吧。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不能说“理所当然”，可能是“势所必至”吧！我不相信有什么命运安排，心想事成只是美好的祝福语，别当真。心想十件事，能成功一件就不错了。我从27岁在吉大编书始，几乎一辈子都同中国哲学史打交道，也算是一件幸事吧！
【采访人】您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率先提出“现代新儒家”这一概念。您后来才接触和理解港台新儒家，您如何评价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宋志明】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现代新儒家研究》，有点名不副实，叫作《大陆新儒家研究》比较贴切，因为当时看不到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后来我写《中国现代哲学通论》一书，补进了关于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看法。
我认为，唐君毅是仁者型的港台新儒家。他侧重于从正面疏通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纠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他熟悉西方哲学，也从“生命进路”契入；但同熊十力相比，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的本体论思想更加凸显人文色彩，指向道德理性。他不再以佛教为对话的主要对手，更加重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和会通。他借鉴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重新诠释儒家的心性之学，力图证明“道德自我”的本体论地位。
徐复观是勇者型的港台新儒家。他对形上学思辨不感兴趣，甚至对师友有所批评，怀疑他们“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照他看来，儒学的根基就是“仁心”或“本心”，没有必要对其做形而上的本体论证明。“仁心”规定人生的价值或意义，认同这一价值意义的源泉，并且由此引出生活格局、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路数。他不愿意思考本体论问题，以免使人们把儒学研究这条路看成畏途。与其费力地探讨“内圣”作为本体如何开出，不如探讨“新外王”也就是科学和民主如何建立。这样，才会使新儒家更具现代感、更有社会影响力。
牟宗三是智者型的港台新儒家。他沿着生命-人文-道德的进路，明确地提出“道德的形上学”概念，最后完成对新儒家思想的本体论诠释。牟宗三指出，“道德的形上学”不同于“道德底形上学”。西方有“道德底形上学”，而没有“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是儒家的专长。他用三个术语评判传统儒学：一是道统，即“道德的形上学”，这是儒学最突出的理论成就；二是学统，即科学知识，传统儒学对此不够重视；三是政统，即民主政治，在这方面，儒家“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而无“理性之架构表现”。总之，传统儒学“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传统儒学事实上并未开出“新外王”，但不意味着现在不能开出。让儒家同科学和民主“接榫”，是现代新儒家的责任。
【采访人】您指出，现代新儒学是发端于五四运动后期的重要思潮，以“援西方哲学入儒”为基本特征；继宋明理学之后对儒家思想做出重大改造，构成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您认为大陆和港台新儒家的研究成果对未来儒学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宋志明】我认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需要解决三个理论问题。第一个是儒家传统价值理性如何实行现代转换？第二个是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第三个是社会如何改造？与三个问题相对应，形成了现代新儒学、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三大思潮。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思想地图被“三分天下”，新儒学占有其一，难道不应该受到重视吗？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新儒家是有贡献的。儒家历来主张维护群体性，先人早已实现以“儒学代宗教”的愿景，这个传统难道不该继承吗？在任何社会里，都需要维护群体性；没有这种观念，社会建立不起来。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靠宗教维护群体性，中国也许是个例外。中国不需要任何宗教，可是不能没有儒学。在历史上，儒学培育了无数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后还会发挥这种作用。这就是大陆新儒家存在的意义。至于港台新儒家，则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化。借鉴他们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教条主义藩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陆新儒家不复存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除了熊十力之外，大部分学者都宣布放弃原来的思想体系。熊十力即便没有宣布放弃，也不能走原来的路子了。在大陆新儒家解体的情况下，港台新儒家异军突起。新儒家大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其中有人在国外还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在中西哲学对比中讲新意。相比较而言，大陆新儒家比较重视中西哲学之所同，意思是西方人有的东西，儒学中也有。比如冯友兰把儒学同新实在论融合在一起讲，贺麟把儒学同新黑格尔主义融合在一起讲，梁漱溟和熊十力把儒学同柏格森主义融合在一起讲，建造各自的新儒学体系。港台新儒家接着大陆新儒家讲，但比较重视中西哲学之所异，意思是儒学中有的东西，西方人没有。比如，唐君毅认为西方人只达到“归向一神境”，而儒学达到了最高的“天德流行境”，比西方人高出两个档次。牟宗三指出，西方人认为人没有“智的直觉”，讲不出“道德的形上学”；儒家认为圣人有“智的直觉”，完全能讲出“道德的形上学”。
【采访人】您在写作《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中国哲学思潮》《熊十力评传》《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等著作的过程当中，主要的理论得失是什么？
【宋志明】这几本书写得比较早，有得也有失。先说“得”。我撇开简单否定的偏见，把现代新儒家人物当成学者看待，予以中肯的评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再说“失”。由于当时“左”的风气还没有完全被破除，不得不考虑如何过关的问题，必须小心谨慎。现在看来，“述”的成分比较多，“评”的力度还不到位。
【采访人】您一直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这方面您取得了哪些成绩？您为什么要写作《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
【宋志明】我出版过《现代新儒家研究》《儒学新诠》等书，的确在推动儒学价值现代转换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对于端正学风可能有帮助，但谈不上取得什么成绩。中国现代哲学面临三个问题，对于“科学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中国实证哲学家贡献突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培育价值理性，也需要培育工具理性。中国实证哲学有助于现代性培育，有助于工具理性的培育，值得研究。所以我和我的学生孙小金合作写了这本书，对中国实证哲学思潮做了梳理。
【采访人】您认为新儒家对“全盘西化”思潮做出过强有力的回应，取得过许多理论思维成果，但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方面您如何评价？
【宋志明】在三个问题中，新儒家在促进传统价值观转换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在后两个问题上，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乏善可陈。
【采访人】您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从新式知识分子中走出的学术群体，他们对儒家传统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这种同情和敬意，在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有什么意义？
【宋志明】对儒家表示同情和敬意是现代新儒家的发明，应当予以肯定。按照“第二个结合”的说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其中就包含对儒家的肯定。所谓“同情”，是针对一味否定而言；所谓“敬意”，是针对一味批判而言。我们曾经上演过“批林批孔”的闹剧，荒唐地把“批孔”同“批林”捆绑在一起。这个教训应当汲取。
【采访人】您担任过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担任这些学术职位的机缘是什么？有什么得失？
【采访人】您长期主管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任期中您有什么得失？
【宋志明】我以教授身份兼任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总编，最大的收获是带出一支编辑队伍，成功地进行了改革。书报资料中心是由人大图书馆创办的，从事编辑的人员没有编辑思路，只是采用资料员的办法，分门别类地编成文本，不做栏目，采用粘贴技术复印出版。他们没有编辑意识，职称也不走编辑系列，而走图书馆系列。我到任以后，出版署实行改革，给了人大书报资料中心148个刊号，也就是把中心的刊物纳入出版系列。我相应做了改革，把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统统纳入出版系列。刊物也做了改版，放弃粘贴工艺，改为录入排版，设置栏目，更换封面。出版物已经走向正轨，不再一律是“大白皮”，完全按编辑要求办刊。有的刊物采用彩色封面。刊物改版后书报资料中心收入有较大增长，走出了困境，刊物面貌焕然一新。现在这支编辑队伍已经成熟了，素质有较大提升，许多人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采访人】您认为今天特别需要新的中国哲学史，请问您的新作的新意何在？有何心得？
我批评旧著教材，并不是批评任继愈先生。他只是挂名主编，也是上指下派，不必负文责。那个年代我们都经过，谁没有说过违心话？谁没有办过违心事？任公也不能免俗。迫于压力，任公只能按照教条主义者指令，遵照“两军对战”模式，把教材弄成这个样子。近年出现的中国哲学史新版本比旧版有进展，可惜还没有跳出朝代更迭的框架，哲学感不强、历史感不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写的版本希望有所突破，具体情况咱们以后再谈。
【采访人】您的人生经历对研究中国哲学有什么影响？您认为中国哲学主题是人生哲学吗？应该如何把握？
说中国古代哲学以人生哲学为主题没错，但不能说整个中国哲学都以人生哲学为主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已从人生哲学转向自然哲学。孙中山先生把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物质进化”，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出现。近代中国哲学在价值观方面坚持天人合一思路，在世界观方面已开始讲究主客二分了。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做人的学问，今天仍需要；可惜没有讲如何成才，也有局限性。时至今日，不但要讲究怎样成人，也得讲究怎样成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也不能少。
【采访人】您大概从何时开始，自己对哲学有独到理解？您认为自己的哲学观是什么？
【采访人】您认为如何走向现代哲学？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如何发展？
当代中国哲学是“接着”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讲的，可不能“照着讲”。所谓“接着讲”，意味着要讲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意。当代中国哲学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它不是古代某种哲学的“翻版”，必须体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的精华。我在《中国现代哲学通论》一书中建议，应当做好五件事情。第一，适应现代化，走自己的路。第二，适应全球化，拓宽发展空间。第三，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发展契机。第四，回应中国实证哲学思潮，化理论为方法。第五，回应现代新儒学思潮，化理论为德性。
【采访人】您对今天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采访人】您认为今天要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路？
根据我的理解，中国哲学史大约从公元前五世纪发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共经历过四个阶段、三次变革、七个步骤。
第一个阶段叫作奠基期。先秦时人从原始宗教中演化出天人之辨，这个问题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全过程，可称作基本问题。奠基期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如何由乱变治，以人为重心，解决方案是“诸子学”。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种理论形态。诸子学主要有四家：一是道家，主张婴儿说；二是儒家，主张兄弟说；三是墨家，主张朋友说；四是法家，主张对手说。道、儒、墨三家都是想法或说法，只有法家将说法变成做法。秦始皇采取法家理论，用武力统一中国，使法家政治哲学成为第一种官方哲学。奠基期以法家胜出宣告终结，遂进入展开期。奠基期从公元前五世纪算起，历时将近三百年，以“诸子争鸣”为关键词。
第二个阶段叫作展开期。起点是公元前207年秦朝覆灭，汉代秦立，终点截至公元907年唐朝覆灭，宋代唐立，历时近1200年。这一时期以“三教并立”为关键词。在此阶段，儒、佛、道全都登场，形成“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格局。在展开期，哲学家问题意识有了变化，由“打天下”转到“治天下”。法家能帮助皇帝打天下，却不能帮助皇帝治天下，秦二世而亡就是明证。看来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官方哲学并不称职，汉初皇帝必须另找他家。他们最初找的是黄老之学，采取“无为而治”国策。于是，道家政治哲学便成为第二种官方哲学。“无为而治”国策虽收到一定效果，但也带来“尾大不掉”的问题，不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制。看来道家也不称职，还要再次遴选他家。
佛教不信奉一元世界观，其认为世界有两个：一个是彼岸，一个是此岸。彼岸就是信仰世界，里面花样繁多，为终极价值提供依据。佛教的言说对象不限于上层，而面向全民，很快就征服了人心，把玄学挤到后排。佛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四种理论形态，以佛学的兴盛为标志，中国哲学进入宗教哲学时代。佛学直接讨论的问题是此岸与彼岸关系，但与天人之辨相衔接，以“治心”为专长。佛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外来佛教，坚信二元世界观；一种是中国佛教宗派，其虽接受佛教信仰，却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依然走天人合一的路子。三教中的“道”含义甚广。广义的道家包括黄老之学、玄学、道教在内，以“治身”为专长，如早期中医大夫大都有道教背景。三教并立局面最终形成于唐朝。那时中国再次统一，结束分裂时代。唐朝科举取士，把儒家政治哲学再次扶上“以儒治国”的位置。唐朝皇帝姓李，跟李耳攀上同宗，道家自然受到保护，遂占据“以道治身”的位置。武则天以女人之身当皇帝，只能求助于佛教，使佛教获得“以佛治心”的荣耀。
第三个阶段叫作高峰期。起点是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终点截至1840年鸦片战争，历时近900年。这一时期以“理学行世”为关键词。宋明理学经历过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发展以后，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五种理论形态。宋明理学使儒学实现了从政治哲学到人生哲学的变革。他们直接讨论的问题是理事关系，内含着天人之辨。宋明理学家创立内在超越精神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哲学精神，实现了以“儒学代宗教”的愿景。在中国人信仰世界中，主角不再是诸佛，而代之以圣人。做圣人就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发现良知。宋明理学使儒学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不但能治国，也能治身，还能治心。他们借鉴佛教的智慧，以中国方式解决了如何建立信仰世界的问题，塑造了中国人非宗教的精神面貌。宋明理学关于如何做人方面有建树，可是关于如何成才方面乏善可陈，无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可能由于中国人才匮乏，一败于北方诸国，二败于西方洋人，迫使中国哲学史不能不进入转型期。
第四个阶段叫作转型期，也就是近现代时期。从1840年算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历时109年。在转型期，近代思想家突破人生哲学界限，转向自然哲学，实现了第二次变革。现代哲学家从自发哲学提升到自觉哲学，实现第三次变革。以上就是中国哲学史走过的历程。第一步，从原始宗教中提炼出天人之辨为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形成诸子学；第二步，由诸子学演化出经学；第三步，由经学的形象思维演化抽象思维，玄学问世；第四步，由玄学的抽象思维进展到佛教的彼岸思维；第五步，由佛教的彼岸思维演化出成人思维，宋明理学问世；第六步，近代实现了由人生哲学到自然哲学的变革，形成历史观、本体论、知行观、人性观的转向；第七步，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由自发哲学变革为自觉哲学，形成现代新儒学、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至于第八步，目前还在行进过程中，不到写入中国哲学史的时候。
总之，中国哲学史绝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奔腾的长河，它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着，一浪盖过一浪。不要迷信任何道统论，因为没有哪种“道”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统”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哲学面貌焕然一新。在“第二个结合”的呼声中，中国哲学格外受到重视，必将揭开新的篇章。至于新篇章怎么写，有赖于你们这一代人，我已经老了，有心无力。我相信，中国哲学会有美好的前景，我期待着。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