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数字化战略；古籍；知识组织
中图分类号3G255.1文献标识码：AD01：10.11968/tsyqb.1003-6938.202206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总结为我国十年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才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新修订的党章中也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面对数智化的时代需求，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立足于数智化社会情境，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保护、开发、传承与光大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措施和目标。当前，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已被写入党章国策。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体。在社会信息化、数字化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对数字化古籍文献这些宝贵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元素进行整理、挖掘、序化与组织，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手段和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看，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与结构化，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为此，本文立足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古籍知识组织的政策意涵、内生逻辑和技术路线进行解析。
1古籍知识组织的政策意涵
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自信的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值此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顺应数智化时代的要求，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二十大报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提高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从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已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在“四个自信”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1.2文化数字化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
人类社会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刻转型是当代中国走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基本背景。在此历史进程中，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光大与复兴，提升全党全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就需要切实借助于新的数智化技术、工具与手段，推进文化数字化进程。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出台了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2022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为我国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确定了具体的目标。这一目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第二阶段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典藏于我国各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或收藏者手中的古籍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录者，也是开掘、采集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富矿”。《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显然，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及其关联化是实现这一任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根据《意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显然，数字化、体系化、有序化的古籍文献不仅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的关键“供给”因素。由此可见，实现古籍文献的内部结构表征与深层次的知识组织，事关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目标的成败。
另外，《意见》也对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等方面的任务进行了部署。古籍文献的序化整理与知识组织，显然与文化数字化战略目标的达成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只有对蕴藏丰富文化体验元素的古文献加以序化、整理，有效揭示其内部结构，方能使尽可能多的人民大众有机会“目睹”甚至“参与”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从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妙，并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自觉践行。
1.3古籍数字化与结构化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题中之义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推进古籍数字化。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支持古籍数字化重点单位做强做优，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统筹古籍数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
2022年11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全国古籍工作重点方向、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项目作出规划部署。《规划》将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列入重大项目。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构建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加强古籍数字化版本保护利用，加快专题资源库建设，推进古籍资源汇聚、共享、传播，推动古籍工作转型升级。《规划》第六部分专章阐释了加强古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古籍资源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对接，加快古籍数字化标准建设，加强整理善本古籍资源集成集聚，推动古籍数字化重点实验室建设等工作。
面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各行业、各部门都应当以奋发有为的姿态，主动谋划，积极参与。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高书生认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已成为全党共识。他指出，文化数据是属于国家、民族的核心信息资源，特别是文化基因数据，地位同生物基因数据一样重要，保护文化基因如同保护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与知识组织，是对中华文化进行“基因测序”的关键工程，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其资源体系的序化、内容特征的表征和知识结构的组织，是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2古籍知识组织的内生逻辑
以书籍为代表的记录资源是人类实现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而蕴藏于古籍文献之中的文化、知识资源作为民族文化与智慧最宝贵的结晶，不仅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也为促进文化自信提供了条件。然而，面对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只有对其加以系统性的收集并经科学的序化、整理，方能实现“文以化文”的持久效应。为此，现代国家都普遍形成了专门的社会性制度安排，以促进文化记录资源的“藏”与“用”，图书馆、博物馆正是这种社会性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自工业革命以来，承担着公共文化传承使命的图书馆等职业保持持续推进记录资源整序理论与实践的专业化发展，使得以古籍文献为代表的文化记录资源得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不断发扬光大。在图书馆学领域，由信息组织向知识组织的深刻转型，正是这种历史趋势的一个显性体现。
2.1古籍知识组织的理论基础
古籍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对古籍进行序化、整理是挖掘这一文化瑰宝内在价值的关键基础性工程，“文化记忆理论”“世界3”“知识地图”等理论则为开展古籍知识组织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记忆理论为解析古籍知识组织的内生逻辑提供了工具。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对文化的长时记忆，具有恒久性。按照文化记忆理论，个体的知识当中通过体验获得的成分微乎其微，大部分是通过别人介绍和传递获取的。文化记忆理论在如下两方面特别强调了这些知识的特性：其一，这些知识大多数情况下被赋予了深层次和引申的含义；其二，我们掌握这些知识不是为了眼下具体的目的，而是通过它修身养性和安身立命。文化记忆包括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表现为文本、图画和仪式的知识体系。
文化记忆一旦进入其载体媒介，则具有了不以原创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事实上，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理论，正是为了解释由外化于载体(如图书)的文学)艺术)思想等元素构成的“客观知识世界”。简言之，“世界3”是由各种载体记录并储存起来的文化)文明)科学技术等理论体系的人类精神产物。
古籍文献无疑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客观知识世界中最具精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基于知识组织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实现对古籍资源的系统化序化)整理，使普罗大众在浩如烟海的文山书海中高效汲取记忆要素，进而将储藏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场馆当中的潜在的文化记忆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最终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现时文化记忆。
综上所述，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表明了古籍知识组织的可能性，而文化记忆理论则深刻地揭示了古籍知识组织的必要性。具体来说，正是因为“客观知识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承载着“客观知识”的古籍文献完全有可能按照科学)系统的方法加以表征。换言之，古籍文献的知识组织，正是对古籍中所承载的“客观知识”及其结构的整理序化与显性表达。与“世界3”理论相对应，文化记忆理论则为解析古籍文献知识组织的实质和意义提供了工具。具体来说，古籍文献知识组织的本质是“激活”蕴含在古籍文献中的丰富记忆元素，其社会意义则体现在将古籍中潜在文化记忆“活化”为能够对现世的人群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现时文化记忆，从而达到“文以化人”的切实效果，最终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民族特性的凝铸。
2.2古籍知识组织的对象和内核
“世界3”和文化记忆为古籍知识组织提供了理论依据。书籍是“世界3”中客观知识的主要载体，而文字系统及文本)图画等则是文化记忆作为代表民族形象和构建成员身份传统的象征意义体系。由此可见，无论是“世界3”还是文化记忆理论，都将文字(或文本)为主体的书籍视为关键载体，而古籍知识的组织，则是以这些文献中的记忆和知识等内容要素为对象，对其加以系统化揭示。
阿斯曼指出，文字)图画)机构都是文化记忆借助的媒体。正是有了文字作为外置的存储工具，使记忆的内容和客观知识都得以固化。由于古籍文献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有的情景结构相脱离，所以还不足以使文化记忆和客观知识得到传递。若要扩大古籍文献中蕴含的文化记忆或客观知识内容的传播范围，就需要借助知识组织，使文本内容呈现在一个整体性的“场域”之中，从而发掘出古籍文献中的现时化意义，使读者形成深度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辨识，并籍此而实现文化自信。概言之，经过序化组织的古籍文化资源通过对文化记忆和客观知识元素的活化，为读者达成文化认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源，并确保了文化认同的连续性和开放性。由此可见，序化组织的古籍文献承载着以文化记忆和客观知识为基础的人类记忆共同体，可以把过去)现在)未来有机贯通起来，使记忆的主体在人类文化记忆接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从而对民族身份的辨识和文化自信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国古籍文献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客观知识，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也是实现文化自信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同时，正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以显现)外在的文化符号形式积淀于古籍文献，所以对古籍文献的丰富思想内容进行开掘，是中华优秀传统得到持续固化与延续的基本途径，更是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定文化自信是古籍文献知识组织的精神内核。
2.3古籍知识组织的制度安排
2.4古籍知识组织的实践路向
事实上，从内容层面展开知识信息的表征与组织的努力一直被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内外的研究者所重视。如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ertramClaudeBrookes)提出了“知识地图”的构想并指出，情报学的真正任务应该是组织、加工和整理客观知识，绘制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的知识地图。除布鲁克斯外，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关于知识进化模式和“世界3”网状结构的描述，认知心理学家加涅(RobertM.Cagne)关于知识网络本质的解析，文献计量学家普赖斯(DerekJohndesollaPrice)关于绘制当代科学地形图(Topog-raphy)的设想等，都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从内容层面对客观知识世界的结构加以揭示的广阔前景。除这些理论构想外，最近十余年来方兴未艾的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domains)也尝试从可视化的角度对客观知识世界的内在结构加以揭示。
“知识组织”一词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1929年英国学者布利斯(H.E.Bliss)所著的《知识的组织和科学的系统》一书。知识组织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外化于知识生产者的主观世界，以记录资源为载体且不断生长的系统性思想、知识体系。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将其定义为“世界3”，即“客观知识世界”。布鲁克斯曾指出，客观知识世界是由语言、艺术、科学、技术等所有被人类贮存起来或传播到地球各地的人工产物所记录下来的人类精神产物。布鲁克斯参照法律体系客观化的过程提出，科学数据和理论也是一种主观知识客观化的结果，而且这种知识的客观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客观知识作为相对独立于人脑的客观性存在，虽不受个体的直接控制，但要使个体获取客观知识，并实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必须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这就需要对客观知识加以组织，使其保持个体能够控制和使用的状态。可见，知识组织是个体实现客观知识主观化的必要社会条件。
关于知识组织的对象与本质，于良芝认为，客观知识是指以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表达的、记录在2022年第5期实物载体(如书本、磁盘)上的知识。王子舟认为，知识组织就是对客观知识组分进行整序的活动与过程。布鲁克斯指出，知识组织的本质是研究情报对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作用的机制。蒋永福则认为，“知识组织的实质是以满足人类的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需要为目的、针对客观知识的无序化状态所实施的一系列有序化组织活动”。
古文献是人类记忆的重要承载体，也是信息资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知识组织的层面，对古籍文献的内部结构加以有效表征，既顺应了信息组织由形式特征向内容要素升华发展的最新研究趋向，也是对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响应。如对古文献进行人物、词语、事件等层面的解析与处理，通过分析词语在文本中的分布特征、事件主体以及著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文献术语之间的知识网络以及由著者与文献共同构成的二模网络的结构，就可以对古文献内部结构展开实质性表征，从而为建设全景式的“立体文化记忆”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总之，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基于分类法、主题法等而展开的信息组织职业活动实践，为古籍知识组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信息资源管理由信息组织向知识组织的转变则表明，内容层次的古籍文献记忆元素的挖掘与序化已成为本领域最新的发展趋向。
3结语
古籍知识组织是数字化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保护与开发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在国家数字化战略得以全面实施的当下，实现古籍文献的知识组织，不仅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提振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且现实的意义。为此，应当以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指引，切实立足于《意见》所确立的目标和任务，认真做好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与知识组织工作。唯此，民族记忆方可得以持续传承，文化自信方能有可靠的依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方能获得持久永续的精神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做好古籍文献的知识组织工作，是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行业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任务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