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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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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述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代史料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可以称为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除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史料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外，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又明显有了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四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历史资料在存储、检索、传递和分析、处理等方式上都发生了革新性的变化。各类文献、档案、图像史料以不同方式加以数字化处理，如光盘、电子版图书、文献数据库等，为读者检索和利用大大提供了方便，堪称史学界三千年未有之变革。同时，随着数字扫描仪、数字照相机的运用和普及，使影印出版更为方便和快捷，在出版形式上，从2000年前的以点校整理排印为主，到2000年后发展为大规模的影印出版，特别是影印再版旧文献、旧报刊。规模上也从单本单册，发展为容量较大的丛书、丛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料学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以下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是一方面许多领域、地区史料整理出版不足，存在着研究者无米为炊的感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史料整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盲目倾向。特别是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中出现了盲目追求多而全，收集整理史料主次不分，真伪不辨，无统无属，无纲无目，所获成果几乎就是近代文献的翻版重印。[※注]史料整理中盲目追求史料孤僻、新奇，而不考证其源流、背景，没有经过去粗取细，去伪存真的功夫。
第二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及晚清史资料的编纂
（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晚清史资料系列
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的系列资料，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四大系列。
1.《档案丛刊》系列
改革开放后，晚清史资料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档案，尤其是宫廷档案的整理与公布。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全国各级历史档案收藏机构的馆藏档案又得到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这些档案包括上谕、朱批奏折、奏稿、电稿以及各种专题档案；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以地方档案馆馆藏档案为补充，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
2003—2012年，《档案丛刊》出版的史料中，涉及晚清史的重要史料有：
吉林省档案馆编辑整理的《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5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规模宏大，选辑馆藏清代档案7700件，分为吉林将军奏折选、吴大澂档案史料、曹廷杰史料、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禁烟禁毒史料、教育档案、金融档案、实业史料及荒务档案等专题，不仅涉及吉林地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大量地方特色的重要史料。如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清朝设置的负责管理东北“龙兴之地”打牲部落行政事务的机构，专门办理清朝皇室、宫廷特需的东北地区特产物品。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涵盖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官员履历清册、历史概况、区域演变及变更情况、打牲丁管理情况等，时限从清康熙年间至宣统三年，对研究清代朝贡制度和皇室贡品经济以及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吴大澂档案史料和曹廷杰史料等专题中，也包含相当数量的东北地方史地、勘界、涉外等边务活动史料。
2.《文献丛刊》系列
3.《编译丛刊》系列
截至2012年，《编译丛刊》共出版了55种，其中约有8种属于晚清资料，包括档案、文献、回忆录、游记、报刊等等多种资料类型，如《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70—19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倪瑞英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英]李提摩太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扬子江上的美国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十八省府》（[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帝王之都——热河》（[瑞典]斯文·赫定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丛报》（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这些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可与其他资料互为参照。
4.《图录丛刊》系列
截至2012年，国家清史编辑委员会出版的10种《图录丛刊》（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9种属于晚清部分，类别包括影像、舆图、券证、画报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建筑等内容。主要有：《券证遗珍——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图录》（天津档案馆编，2007年版）、《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天津图书馆编，2007年版）、《盛京风物——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代历史图片集》（辽宁省图书馆编，2007年版）、《“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旅顺博物馆编，2007年版）、《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图像选》（王国平等编，2008年版）、《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籍中的清代建筑图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2008年版）等等。
（二）《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
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主要集中于宫中档案不同的是，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陆续影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出版）中，有关晚清史档案及文献，其资料无论内容与形式，涵盖面都更广，从清朝中央政府到地方府、县官署，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民族、司法等等都有反映。涉及的年代自清乾隆至宣统年间。这些资料虽然不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特点，但其涵盖面较广，并发掘了之前被忽略的资料，其史料价值亦不可低估。
三是有关专题类资料。包括晚清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以及有关交通、邮政、矿务、铁路等方面的档案。如《稀见中英鸦片战争密奏》（2010年版）、《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2010年版）、《中日甲午战争奏稿》（2010年版）、《洋事记册》（2004年版）、《洋务档案》（2004年版）、《中国近代邮政史料》（2005年版）、《清邮传部珍存铁路文档汇编》（2004年版）、《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2008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2008年版）等等。
（三）其他晚清资料的整理出版
除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及《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两大系列外，自2000年以来，其他系列或专题的晚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仅扩大了史料领域，并在一些专题资料方面取得了突破。如以中国史学会主编名义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扩大了选题的范围，其中《清末教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96—2006年版）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晚清教案史的资料汇编，收录了道光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42—1911）有关清末时期各地所发生教案的中外文资料。全书共6册，除第1册至第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分别为“法国外交文件及《传信年鉴》选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外文档案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多文种资料的选录，对于全面了解研究晚清教案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书后还附录了“参考书目”及“教案大事年表”，方便了读者使用。
清末民初的宪政运动前后持续数十年间，自20世纪90年代，立宪运动逐渐成为晚清史研究的热点。不过，有关宪政运动的资料较为分散，专题资料的出版长期以来一直未有突破。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共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系从馆藏有关清末民初宪政史料中遴选60余种编辑而成，含文献和档案两种资料。该辑刊内容包括：一为与宪政编查馆有关的档案文献，如《清宪政编查馆奏稿汇订》《宪政编查馆汇奏各省咨议局章程及案语并议员选举章程折单》《安徽宪政调查局民事习惯问题答案》《宪政编查馆奏复核民政部修订法律大臣会奏禁烟条例折》等。二为与预备立宪公会有关的档案文献，如《预备立宪公会第一年收支清册》《咨议局章程讲义》《议员要览》等。三为荣宝斋所刻四种宣统年间《最新职官全录》。此外还收录了《考察英国政府臣民答问》《重订立宪国民读本》《摘报》等资料。
有关清代学术源流及发展方面，比较集中的史料，主要有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齐鲁书社出版的《清代笔记丛刊》（刘献廷编，2001年版），以及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徐德明、吴平编辑，2005年版），三者各有特点，可互为补充。
第三节民国档案文献的大规模影印出版
影印是通过照相设备将文字或图案以原本复制制版印刷的一种出版方式，因为成本较高，以往多用于古籍出版。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照相机、数字扫描仪逐步取代了过去的胶卷机，影印更加快捷和方便，从20世纪80年代起，影印技术也逐步运用到档案、文献及民国时期书籍报刊的出版中。因影印出版不需要对史料进行标点、校勘，故大大缩短了史料整理出版的周期。但这一时期影印出版的规模不大，主要还是以点校排印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古籍的保存和利用，除了前述晚清史料已有大量影印出版外，民国时期史料也已大量采用影印方式出版。影印出版逐步成为史料出版中的重要方式，且规模越来越大。
（一）民国档案资料的影印
民国时期档案的影印，主要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为主。近年来，为加快馆藏档案的出版速度，该馆以影印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极有分量的专题档案资料。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4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4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民国法规集成》（100册，蔡鸿源编，黄山书社1999年起开始出版）、《北洋政府档案》（196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40册，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收录自1926年4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会议至1948年12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4次会议的会议日程及其附件、会议记录（纪要）及其附件，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抗战前后及抗战期间国民党重大决策形成过程及具体内容。作为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及执行机构的会议记录，无疑对国民党史及民国史研究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汇录了1928年12月至1949年6月立法院及各专门委员会各次会议文件，其中1—36册为立法院会议录，37—45册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该书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的会议文件，是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立法制度、各项法律、议案及法制史的重要史料。但由于档案原件散佚，部分会议文件有缺失。为便于检索，第一册编有总目，著录各次会议或各专门委员会所属分册。各分册又编有所录会议文件目录。
《民国法规集成》，系根据馆藏民国时期所颁法律、法令等汇编而成。起于1911年10月，讫于1949年9月30日，前后历时38年。其中第1册为索引，第2—5册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及南方政府法规，第6—32册为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法规，第33—69册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暨总统府法规，第70—73册为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法规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法规，第74—90册为伪满政府法规，第91—100册为汪伪国民政府法规。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汇集了民国各类政府政权曾经公布之各项法规及历年公报所载具有法律性质的官方文书，对于研究民国法制史、政制史、司法制度史等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北洋政府档案》集中选编了馆藏民国北洋政府各档案全宗中具有利用和研究价值的史料共两万余件，全面地反映了北洋时期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二）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
这一时期出版的民国文献集，规模较大的主要有《民国丛书》《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等数种。
1.《民国丛书》
《民国丛书》系有关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汇编，由复旦大学与国内部分地方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合作编辑。丛书主编周谷城在“序”中说：“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丛书》由上海书店1989年开始出版，至1996年共出版五编500册，共收书1126种。主要收录了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图书，还酌情选收了同时期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编排上共分十一大类，包括：一、哲学、宗教类；二、社会科学纵论类；三、政治、法律、军事类；四、经济类；五、文化、教育、体育类；六、语言、文字类；七、文学类；八、美术、艺术类；九、历史、地理类；十、科学、技术类；十一、综合类。并附有《〈民国丛书〉目录索引》。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在选编上采取开放性的收书原则，注意吸收各家各派的观点，兼收并蓄，多学并存。除重点选收了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外，又适当纳入了某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展示了民国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及成就。
《丛书》虽然按以上11类编选图书，但缺乏完善的编纂体例，既不按内容或专题分辑，各辑也不按内容划分，读者使用起来不甚方便。
2.《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
《民国史料丛刊》《民国史料丛刊续编》，张研、孙燕京主编，大象出版社于2009年、2012年出版。该丛刊为影印民国版书籍类稀见、基础史料的大型丛书。《丛刊》共1128册，收书2194种。《丛刊续编》共1140册，收书2300余种。另附1册“总目提要”。是目前海内外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民国文献汇编。
在编纂体例上，《丛刊》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史地、文教5类30目，采取以下两个原则编排：一是按照行政层级，从中央到地方分别选编；二是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按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的顺序排列。各类各目的基本情况为：政治类，6目，即法律法规、政权结构、对外关系、军队战事、民国初政及抗日战争；经济类，6目，即概况、财政、金融、农业、工业及商贸；社会类，8目，即总论、农村社会、城市社会、边疆社会、社会问题、社会救济、社会调查及社会成员；史地类，4目，即地理、历史、年鉴、人物；文教类，6目，即教育概况、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文化概况、文博及文体。从各类的册数比重看，政治类，317册；经济类，350册；史地类，247册；社会类，119册，文教类94册。上述编选内容，虽以政治、经济为主，但也基本关照到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
3.《民国文献资料丛编》
该《丛编》是国家图书馆一项旨在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抢救保护而进行的工作。
从以上出版目录可以看出，《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依托于国家图书馆得天独厚的馆藏，尤其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类“官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涵盖面较广，内容也颇为繁杂。据统计，国家图书馆所藏官书在4000种以上，主要是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机构编撰的各类报告、会议记录、统计、法规、职员录、年鉴等，大多为非公开出版物，相对存世较少。为了抢救的需要，部分晚清的资料因数量少，无法归类或不能作为单册出版，也收入《丛编》中。比如《民国教育汇编统计资料》就收录了几种清末的统计资料。此外，因《民国丛书》《民国史料丛编》及续编已经出版，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都已经收入囊中，不可避免也造成《民国文献资料丛编》部分文献与上述丛书重复收入的现象。在抢救民国文献的同时，如何让民国文献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为民国史研究者提供参考利用的方便，这也是编辑出版面临的一个挑战。
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
除上述文献影印系列外，这一时期其他出版社也影印出版了一些规模较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专题文献，可与上述文献汇编互为补充和参考。比如宪政是民初政治的重要内容，李连贵主编的《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线装书局2007年、2008年影印版），共34册，是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有关宪政活动的文献汇编。书中收录了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会议、国宪起草委员会等当时宪法起草和审订机构的出版物，以及各政治团体及社会知识界精英所创办的期刊，是研究民初宪政的重要资料。刘洪辉主编的《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共34册，收录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中山市档案馆等馆藏机构以及个人藏书中，形成于1924年至1949年间有关黄埔军校的期刊、著述、演讲、宣言、条例、教材、同学录、纪念册等等，分辑出版，是迄今为止收录黄埔军校史料最全面、最系统的丛书。
第四节口述史资料的采集与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史观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口述历史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青睐和重视，被引入多学科的研究中，而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呈现出“火爆”的趋势。口述史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传统史学观念的变革，相应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使传统史料学中的口碑史料，成为独立的史料门类，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和类别，也扩大了史料学研究的范畴。作为一种新型的史料类别，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的手段、方法及形式，都与传统的文献资料有较大的不同。在从事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实践中，学术界围绕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局限、口述史料实际操作的技术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由于口述历史强调的是“活”的历史，要求必须具备一定量的受访者的存在，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口述历史研究只能在近代史和当代史领域展开。二者相较，当代史成果又略胜于近代史。在近代史领域，改革开放后口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妇女史、抗战史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以至于有人以“口述妇女史”“口述抗战史”称之。虽然众多的出版物均以“口述历史”命名，但是考量这一时期的出版成果，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只能算是口述史料，至今，也仍未脱离这一局限。而在史料学意义上的口述史料研究中，实践早于理论，有关口述史料的理论研究略显滞后。
（一）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虽然上述口述史料方面的实践，由于史料搜集观念及技术手段的落后，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料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却抢救了大量“活”的史料，也为以后口述史料的搜集与口述历史研究积累了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翻译介绍了有关西方口述历史的著述，西方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开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台湾学者郭廷以主持的口述历史项目及出版的大量成果，也对大陆口述历史的开展起到一定推动和借鉴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从事口述史料的搜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如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布鲁斯·斯蒂文在北大开展“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史研究的计划”。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何海诗与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钟少华共同合作，采访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研究的实践。1996年，钟少华整理出版了《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书中搜集了100位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留日经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及方法进行口述史料搜集及口述历史研究的著作。
由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10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选用了1200多篇口述资料和回忆录。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丛书（2005年版），系从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中选编而成，包括《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和《我所亲历的印缅会战》，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
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1500名亲身经历山西抗战的受访者中，选取辑录了665人的口述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方面，反映1937—1945年山西各地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战争状态下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书中有大量的细节性描述和写实性记录。
由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课题，搜集到1280位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3000多件历史图片和教科书等实物，先后出版了《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青年学生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历史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2011年，齐红深又编辑出版了《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星火”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个青少年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活动范围主要在辽宁省盖州、营口、沈阳、本溪、大连和长春一带。成员主要是中小学生。他们抵制日本奴化教育，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读书、写作活动，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创作了一批爱国诗歌、散文、杂文、小说作品。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惨遭日军镇压，是东北沦陷时期日军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本书通过42位“星火”成员和中日两国当事人的回忆和200余幅历史照片，从不同角度还原了“星火”组织的兴起、活动形式，以及惨遭日军镇压的历史。
近年来，为了抢救抗战史料，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对抗战史料的搜集发掘工作，编辑出版了《永远的惨痛：江西省抢救抗战时期遭受日军侵害史料·口述实录》（尹世洪、傅修延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市县为单位，收录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为有助于更完整地反映日军侵略罪行，还编有简要概述，并附少量地方文献。
近代以来，中国党史口述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是一个热点，大多以单篇的形式发表于各刊物的“口述历史”专栏中，对于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以及历史的细节方面均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及后人的口述史料的追寻也成为口述史料的新方向。比如周海滨的《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的口述，展现出家庭生活里质朴与真实的领袖形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修墓始末、瞿秋白的平反始末、李立三的异国情缘、秦宪邦（博古）的坠机细节、张闻天的最后岁月等。
（二）口述史料理论的研究与探讨
1.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2.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
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具有同样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与文字资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也就是说，在价值上，它与文献资料中最受重视的档案资料相当。[※注]
针对对口述史料真实性的质疑，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采取多次访谈的方式，“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注]。美国口述史学家霍夫曼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个，而且是明确的，史学家可以对他或她进行重复采访，以确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止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
3.口述资料的类别
围绕是否使用录音设备问题，中国口述史学界分为两个鲜明的阵营，一种是不强调录音设备的使用，因此，对口述史料类别作了较为宽泛的划分。如荣维木就认为，口碑史料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口传史料；二是回忆录史料；三是访问记史料；四是录音史料；五是专用口语史料，如帮会切口，用数字概括的专用口语，如“三三制”“二五减租”等。[※注]也有学者将口述历史定义为“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因此，认为目前在中国主要有4种口述史料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也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以及写进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此外，还有录音、录像的记录和音像形式的传播。[※注]
虽然有很多学者反对将回忆录等作为口述史料，但在口述历史的具体实践中，仍然有很多人将回忆录等资料作为口述史料收入，实际上是默认回忆录是作为口述史料的一个类别。
4.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
由于口述史学的共通性，中国学者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的引入和介绍，对规范中国口述史学，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是有所裨益。
第五节图像资料的汇聚与出版
图像历来被认为是学习历史知识和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左图右史”，古已有之。但是，以往史学界一般将史料分为三类，一是档案、文献；二是遗物、遗址；三是口述史料。摄影技术的发明与传入，让近代中国的“存在方式”有了迥然不同的新途径和新面貌，而且大量影像史料的存在，也是近代历史记录方式与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近代中国相当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现场目击报道，当事者拍摄并保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各种影像纪录片，直观生动地保留下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历史风貌。
（一）影像史料的价值、范畴与特点
近代中国影像不仅存在形式、媒介很多，数量庞大，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史影像是历史的最佳解说者，它令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得到明白展现，使读者“一目了然”。历史不再是仅存在于“故纸堆”中佶屈聱牙的文字，而变得生动可见。有人说“历史照片的震撼力是其他任何史料所无法比拟的”，或许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历史照片确实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确实是比文字、绘画更直接和准确，是文字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影像传媒地位日隆、影响愈重，被称为“读图时代”的今天，影像材料也已成为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
影像史料，应该包括以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以可视影像形式存在、记录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文献。
1.绘画作品
从影像史料角度所言之绘画作品，主要指纪实性绘画，包括人物肖像画。清代曾产生过许多非常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纪实性绘画作品，反映朝廷的重要活动、战事等，其中清前期著名者如《康熙南巡图》《姑苏繁华图》等，晚清如《平定粤匪战图》等。当然，纪实性绘画也有很多非纪实之处，带有一定的意想成分和示意图的作用。此外还有人物像，如功臣像、帝后朝服像等。外国也有中国题材的纪实性绘画作品，著名的有日本人绘制出版的《清俗纪闻》。能够更真实记录历史面貌的摄影术发明以后，纪实性绘画在历史研究的作用似乎大为降低了。清朝宫廷纪实性绘画式微，虽仍有许多描述战功的纪实性绘画，如反映平定太平天国等重要事件的绘画作品，但与清前期的此类画作相比，虽艺术水平不高，价值大不如前，但基本上反映历史事实。但近代以后纪实性绘画有了另外的变化和发展，即出现了大量的画报、书刊插图、绘画明信片等形式。早期西方人的中国题材绘画作品，虽然把中国人画得像西方人，但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认识程度。这已不完全是纪实性绘画了，加入了许多想象和艺术处理。
2.历史照片
1839年8月19日，法兰西学院科学院与艺术院正式认定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创立了摄影技术，并将这一发明公之于世。1844年来华参加《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法国海关官员居勒斯·埃及尔将摄影技术带到中国。他用随身携带的银版照相机在广州、澳门等地拍摄了30余张照片，包括《黄埔条约》的签字仪式，两广总督耆英，广州富商潘仕成的私家园林“海上仙馆”等，成为近代最早有关中国题材的历史影像。
历史照片是近代影像史料中数量最多的部分，相对而言也最有价值。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始，几乎近代中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拍摄并保留下了大量照片，直观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其存在形式包括原始照片、图册、画报书刊照片和摄影明信片等。这些历史照片的题材和内容非常广泛，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
3.纪实电影
电影技术发明以后，纪实电影成为记录人类历史进程的新载体，也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近代影像史料存在形式、媒介、载体很多，数量极大，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会给研究者带来很多灵感，扩大研究视野，从中发现许多未曾注意的研究课题，其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史料之一的地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重视。
影像史料具有一般史料的共性和价值，如记录承载历史信息，说明历史过程，印证历史事实等。历史纪实照片，也是档案史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影像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又往往比文字史料更直接和准确。它以具象、纪实的记录方式，令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得到明白展现，具有直观、形象以及瞬间性的特点。一张照片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顿开茅塞，避免或减少因理解歧义而造成的不解、误会及错误。而且它对读者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是文字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它是“看得见”的历史，是历史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影像史料印证历史活动与人物的真实性，可补文字史料之缺。当然，看见不等于发现，看见也不等于看懂。我们在欢呼甚至陶醉影像史料带给我们对历史新感觉之时，也千万不要低估了在利用“新史料”时所需要面对的困境。
一是受记录者（绘画者、摄影者）水平和主观意识的影响，记录什么、怎么记录同样是有选择的。绘画过程中可能有较大的“艺术加工”，摄影可能“摆拍”。二是出于政治的、经济利益的，以及个人名誉的等各种原因和目的，摄影作品可能会被故意造假，而现代技术手段也使得造假更容易，更方便，更具欺骗性。也有一些纪实电影片并非是“纪实”之作，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解放入城式、表现渡江战役及解放南京的纪录片，都是后来以“情景再现”方式补拍的。三是照片史料的瞬间性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影像史料不如文献史料那样全面完整，也很少记载历史的内幕秘闻，更难记录历史活动中的思想情感等抽象的历史。
（二）已出版的影像史料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像史料已渐引起史学界和社会的重视，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近代影像史料集，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和利用影像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1.综合类影像史料
秦风编著的《秦风老照片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分为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中国抗战、日本侵华、日据台湾、光复后的台湾、东南亚等主题。编者秦风是出生于台湾的新闻工作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历史照片的收藏发掘与应用，设立秦风老照片馆，以民间博物馆和历史纪念馆的角色，从事近代老照片的搜集、解读与应用，大大丰富了历史阅读的视角。
[英]何伯英编著的《旧日影像：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收集的老照片和照片明信片，记录了如鸦片战争、义和团、通商口岸等重要历史事实，对过去大多数只停留在文字层面的读者来说，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1869—1871年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等城市，并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堪称中国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记录。在他的镜头里呈现的既有山川河流，也有民生时局；既有达官显贵，也不乏贩夫走卒。他的摄影作品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最直接感性的材料。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游记《中国与中国人》，附223幅照片，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影像资料。该书于2012年由徐家宁译为中文出版，名为《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是近代中国历史影像记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租界是近代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的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象征之一。但它也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著的《中国的租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是一部反映近代中国租界和近代中国国情的大型图录。该书集中了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镇江、九江、青岛、烟台等租界城市博物馆及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有关租界的图片和文物，“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生动形象地再现当年历史情景”（金冲及序言），形象直观地对租界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反映了近代中国租界产生发展直到被收回的全过程。
2.晚清时期影像
记录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这段历史时期的影像史料的数量很多，形式多样，既有纪实性绘画、文物图片，也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乃至纪实电影片。由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清史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清朝通史性图录。其中第10册为咸丰同治朝，第11册为光绪宣统朝，收录的影像史料既有纪实性绘画、文物图片，也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由于摄影技术最先发明于欧洲，现存的晚清时期历史照片，摄影者主要是来华的外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列强军队中大都有随军摄影师。他们拍摄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列强侵华过程，如今都已成为极其珍贵的影像史料。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秦风老照片馆编著的《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12帧德国人奥尔末1873年拍摄的被毁初期的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照片，是迄今所见圆明园最早的照片记录。
《西洋版画与北京城》（秦风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分为英法联军之役和庚子之役两部分，收录《伦敦新闻画报》等英法国家出版的画报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铜版画，提供了从西方角度看待和记录这两次战争的影像史料。
甲午战争中，日本摄影师龟井兹明等随同侵华日军来华，拍摄大量战争场面及日本大屠杀情形。龟井兹明著，高永学、孙常信翻译的《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战地日记和摄影集，书中较为翔实记录了1894年9月25日至1895年5月28日，日本第二军参加甲午战争的战地生活，是研究甲午战争的珍贵史料。
光绪十年（1884）至二十四年（1898）出版的《点石斋画报》，是近代最早出版的旬刊画报，每期画页八幅，由上海《申报》附送，共发表了4000余幅作品，以线条简洁的绘画，配以言简意赅的文字形式，开创了雅俗共赏的“画报”体新闻传播形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大量时事和社会新闻，是近代史最具参考价值的影像史料之一。陈平原、夏晓虹编著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从4000余幅图像中，选取160幅富含生活气息的图像加以阐释，分析解读晚清社会生活景象，既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著作，也是影像史料价值的最好体现。
由陈克、岳宏主编《新军旧影——清末新军照片文献资料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堪称第一部晚清军事题材摄影集。该影集收录240幅历史纪实照片，全面系统反映清末新军装备、训练情况，而且所选照片来自清末印行的《校阅陆军第三镇撮影》《校阅陆军第一混成协撮影》和《校阅陆军第二混成协撮影》。
荆诗索、柯岩初主编的《帝国崩溃前的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的是清末上海著名的《神州日报》副刊《神州画报》中的插图，从官、民、兵、匪、流、世、潮、俗八个方面，记录了当时社会情形，反映帝国崩溃前的乱世景象，其内容与《点石斋画报》相类似，但因是革命党人于右任所办，而更富于社会批判性。可惜因画报未标明期卷次序，给作为史料利用带来不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官方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重视，太平天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历史文献史料。在进行太平天国历史调查过程中，征集了众多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如田凭以及田赋方面的各种公据，也出版了不少记录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影像史料，是1949年以后最早整理出版专题影像史料的领域。
记录各地辛亥革命的影像史料，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博物馆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民国时期影像
一是总体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集。如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编辑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张承钧、沈强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画史》（外文出版社1995年版），杨克林、曹红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朱少华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蓝天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辑的《中国民众抗战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秦风编著的《抗战一瞬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东升、王根广主编的《见证抗日，1931—1945影像档案》（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赵大川编辑的《抗战时期证章图录》（西泠印社2005年版）等。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共收录了3000多幅图片，规模最大，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抗战一瞬间》收录影像质量最好，图片内容也较为新颖，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影像的历史信息。
二是反映某一战役或某一事件的专题影像集。如廖大伟等主编的《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以影像形式呈现日军对上海的两次侵略战争。沈弘编译的《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汇集了《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从1937年到1938年拍摄的所有抗战现场照片。秦风编辑的《1937：淞沪会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龙陵县文体局编辑的《松山战役影像志》（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在专题影像集中，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集最多。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郭长建、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历史图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
此外，反映其他历史事件的有《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图片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伪满洲国旧影》（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吉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郭长建等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李秉刚主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泣血控诉》（李晓方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樊建川编，中国石油出版社2006年版）、《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张志强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等。
三是反映局部或地方抗战的图册。反映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图册，主要有军史资料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抗日战争时期）》（长城出版社1982年版），《太行根据地画册》编辑组编辑的《太行根据地画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延安革命纪念馆编辑的《延安革命史画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
4.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影像
在经济史研究中，图像史料由于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特别是在货币金融史研究中，图像将一些不为人们熟知或抽象的事物变得直观可视，大大方便了读者的理解。如石长有编著的《清代地方私帖图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收录丛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三年（1911），历经7朝175年间发行的部分民间私帖800余种，极为稀见，为研究清代货币史、钱币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此外还有徐枫、赵隆业编著的《旧中国国家银行纸币图录》及《中国各省地方银行纸币图录：1911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刚编著的《民国时期中央银行钞币图录》（巴蜀书社2009年版），高文、袁愈高编辑的《四川近现代纸币图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丁张弓良、张永华编著的《中国军用票图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建新、阎登发编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图录》（巴蜀书社2010年版）。这些图录资料，不仅具有文物价值，也丰富了经济史料的类型，其史料价值是文字史料无法替代的。
王晓山编著的《逝去的影像：清末民国监狱老照片》（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全书按照专题分为监狱建筑、警戒设施、刑罚执行、教诲教育、生活卫生、劳动作业、监狱管理人员、狱中历史人物八个部分。内容不但包括那时正规的司法系统的监狱、看守所，也包括非正规的军事系统、特务系统的各类军人监狱、看守所、集中营、反省院等，反映了旧中国100年左右的监狱变迁。
在现存的近代影像史料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探险家、旅行者拍摄的中国各地自然风光、民情民风。这些外国人眼中的异域风情、旅行者的跋涉记录，都成为今天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史的珍贵史料。这类的历史影像不仅数量多，而且从北京、上海等对外开放都市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几乎涉及各个地区和近代史各个历史时段。有些是当时出版的游记或摄影集近年被翻译出版；有些是近年汇集老照片的新著作，甚至增加了细致的研究性解说。例如，[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是受雇于俄罗斯的情报官马达汉在新疆考察时所拍摄，并附有部分考察日记，是清末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民族风情最直观的表现。与该书类似的还有一部《1910，莫里循中国西北行》（莫里循著，窦坤、海伦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莫里循1910年对甘肃、新疆等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旅行考察，拍摄了上千幅反映当地风情民俗和清末新政改革情形的照片，该书选取658帧整理成册，附有简要说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摄影纪实1896—1925》（2000年版），收录了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苏雅）等法国来华人士所拍摄的记录云南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的历史照片。方苏雅1895年来华，先后任驻龙州领事、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云南铁路委员会法国代表，1904年离华。他用玻璃干版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照片，虽然拍摄地域限于云南、广西，但内容题材广泛，包括自然风光、西南地区民俗风情、交通、建筑、人物、事件等。全书分为田园都市、古城楼庙、街巷即影、集市店铺、芸芸众生、社会风云6个部分。
文化教育史方面，有杨学为总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9卷“图片”（本卷主编马金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其中以近代著名高校校史的角度汇集的老照片最多，如李权之主编的《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辑的《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历史影集（1919—1999）》（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张小松主编的《同济老照片》（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郭建荣主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了近700张有关西南联大的照片，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直观、形象生动地反映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历史。
5.中共党史和军史
反映中共红色摄影发展历程的图册，有王雁编辑的《沙飞纪念集》（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顾棣编者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影像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田涌、田武编著的《晋察冀画报：一个奇迹的诞生》（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用视觉语言记录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战地摄影的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多方面呈现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历史，其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医疗、文体等诸多方面。
6.近代人物肖像
在清朝宫廷人物方面，重要的有刘北汜、李毅华主编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刘北汜、徐启宪主编的《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林京编著的《故宫藏慈禧照片》（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其中《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收入照片535幅，提供了慈禧太后以及光绪后妃、溥仪、婉容、文绣、宫女等过去鲜为人知的形象资料。
闵杰编辑的《近代七百名人图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汇辑清末民初各类人物肖像700余人，包括帝王后妃、文官武将、社会名流、党人义士、在华洋人等各界名人的照片和小传，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近代人物照片集。
张磊、张苹编著的《孙中山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40周年诞辰的献礼。较之于以前出版过的各种孙中山先生的传记，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收录中山先生的照片最多，在用文字记叙其人生足迹的同时，将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山先生的留影都收入书中，是一部孙中山先生及其家族的完整相册。
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人物的图册，还有湖南省博物馆编辑的《三湘人杰：湖南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照片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杨克林编辑的《张学良最后的影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年版），秦风编辑的《民国名人再回首》（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冷溶、阎建琪主编的《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钟桂松编著的《茅盾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慈君、王秉默主编的《李济深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蒋浊文编著的《蒋氏家族秘密生活相册》（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陈廷一编著的《宋庆龄画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等。
第六节近代报刊的影印出版
将报纸、杂志作为一种新的史料类别，纳入史学的研究范畴，也是近代史料学与古代史料学的区别之一。近代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数量，目前尚未有精确的统计。有学者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中文报纸联合目录》等数据估计，现存近代报刊应有50万种以上。[※注]
由于报刊具有的新闻性、时效性的特点，其报道、记载往往可以作为第一手的材料，而内容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具有极其丰富的史料价值。有学者认为：报刊“处于同样的舆论空间，穷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令成为热点的各类官私隐情无所遁逃，于是，日日面世的民营报纸便升格为补正史之阙、正官书之误的最佳底本。且因其非出一家，报道求实，不似笔记的易于挟恩怨，有讹传，二者比较，我自然更信赖前说”。“史料价值高的根源在于保留了社会情状的原生态。”[※注]
事实上，近代报刊还是个人、社会团体、政治派别表达个人主张、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以辛亥革命为例，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立宪派、保皇党等组织通过期刊、报纸等舆论工具，阐述各自的观点，宣扬各自的思想。其间出版的期刊，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八百种之多。这些期刊全面记载了各派的组织纲领、政治诉求和思想论争的丰富内容，真切翔实地再现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成为研究辛亥时期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虽然报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因为近代报刊种类繁多，年代较远，而且纸质较差，保存不易，收藏分散，利用起来极为不便，因此旧报刊的整理，如目录与索引的编纂、专题报刊资料汇编、缩微复制、影印出版，也成为近代史料学重要的一项工作。
1.改革开放前近代报刊的整理与影印
由于近代报刊种类繁多，报刊目录及索引成为检索的重要工具书。1961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组和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1965年又编印了《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19—1949）》（未定稿）。1961年上海图书馆编印了《近代期刊简目》（1840—1918）。此外，1957年，三联书店曾编辑出版《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和《新中华总目》。1958—1959年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961年上海图书馆编印《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1965年，该馆又编辑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1983年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辑了《解放日报人名索引》。2000年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主编了《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这一系列报刊检索工具书的出版，为查找晚清至民国的报刊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改革开放以来近代报刊的影印出版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以及史学研究的发展，报刊的影印出版进入高潮，种类不再局限于近代以来的革命报刊，而是涵盖了近代以来各个派别，包括国民党以及自由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报刊。同时，一些存世较少的外籍人士或传教士编辑的珍稀期刊也得到发掘和整理。不少出版机构都加入影印报刊的行列，使得近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报纸的影印方面，人民出版社除继续影印出版了中共主办的革命报刊，如《热血日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等外，还影印出版了国民党主办的报刊，如《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等。200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
期刊的影印方面，规模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汇刊》，以及由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近现代期刊系列。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分为两辑，第一辑由顾廷龙、方行、汤志钧为顾问，收录1895—1918年的期刊，包括《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昌言报》《实学报》《集成报》等一批近代稀见期刊；第二辑收录了《国风报》《民报》《湘报》《译书公会报》等近代期刊。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近现代期刊系列，按照专题编辑，目前已出版有《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中国早期国学期刊汇编》《晚清珍稀期刊汇编》《民国珍稀期刊》《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国早期科技期刊汇编》《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中国电影早期画报》《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民国新闻期刊汇编》《抗日战争期刊汇编》等数百种晚清、民国期刊。这套影印期刊主题集中，收录系统，读者利用起来也较为便利。
线装书局独辟蹊径，以影印出版专业性期刊为主，较有特色。比如《中国近现代文史期刊汇编》选题集中于近代以来发行的文史类期刊，包括《史学集刊》《史学年报》《史学杂志》《文哲学报》《文史汇刊》《食货》《中大文史研究所辑刊》《中山大学文史集刊》《国学丛刊》《华国月刊》《国文学会丛刊》《国学丛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以及《泉币》、《古泉学》等较为专业的期刊。《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2006—2008年版），共收1903—1949年出版的女性杂志79种305册，包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如《女子月刊》《妇女杂志》《妇女共鸣》《妇女时报》《女子世界》《公教妇女季刊》《妇女月刊两种》《浙江妇女》《妇女月刊》《妇女》《妇女旬刊汇编》《中国女青年》《中国妇女》《女声》《战时妇女》《妇女鉴》《女学界》等。这两套期刊汇编，为近代学术史和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共100册，收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46种。
在政府公报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馆藏优势，先后影印出版了《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北洋政府公报》《南京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暨总统府公报》《立法院公报》《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经济部公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公报》以及《汪伪国民政府公报》等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出版物。
随着医学史研究的兴起，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等，收录广泛，对于医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虽然各出版机构在报刊影印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相较于数万乃至数十万种的近代报刊，依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文报刊、海外创办的华文报刊也尚未有影印出版的案例，近代报刊的文献价值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在报刊影印出版的大潮中，各出版机构各自为战，缺乏信息的沟通，造成有的报纸杂志重复出版，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从史料学的层面，进一步对近代报刊资料进行编辑整理，提升其史料价值，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第七节档案文献的数字化
史料的数字化是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把文字、语音、图像等记载历史信息的史料转变为数字化信息，用于存储、快速传输与管理。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利用数据库技术、数据压缩技术、高速扫描技术等技术手段，将数字化的史料，组织成数字化的形式存储，网络化的形式传输，并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以最终实现史料信息永久保存、快捷利用和全球共享的目标。
目前开发的有关近代史料方面的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每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数字档案馆的建成，为史料查询、检索、阅读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如北京档案馆建成的档案全文检索阅览系统，对该馆的档案进行了全面整理，全部可以标题检索，部分还能在线全文阅读。其中目录检索提供六个数据库81万余卷的档案数据，重要的有民国档案目录数据库。原文检索可以提供北平市政府、北平市社会局、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教育局、北平市卫生局、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六个数据库1.5万余卷、19664条数据。
目前一些较为成熟的数据库主要有：
1.《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
由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由小学工具、类书集成、出土文献、中医药文献、经部集成、史部集成、子部集成、集部集成、古典戏曲、古本小说、佛教典籍、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专题文献14个子库构成。涵盖文史哲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所应用到的专业古籍文献数据。加工入库的图书自先秦至民国，从甲骨文到近代文献约有1万种，图片数量约1200万张，文字总量超过15亿字，可全文检索和连续图文对照阅读的记录条目1500万。
2.《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是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继《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后推出的另一大型网络型数据库。该库汇集了300多种清末至民初的报纸和刊物，包括香港的《遐迩贯珍》、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申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临时政府公报》、天津的《北洋画报》、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的《良友画报》及《东方杂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3.《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4.《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
5.《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6.《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由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分期刊、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报纸、国内和国际重大会议论文、年鉴网络出版、专科论文等数据库。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截至2011年6月，收录国内学术期刊7700多种，包括创刊至今出版的学术期刊4600余种，全文文献总量3200多万篇。
7.超星数字图书馆
由北京世纪超星公司研制的大型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电子资源包括1977年出版至今的文学、经济、计算机等五十余大类图书和论文。其文史资料图书馆收录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
8.《民国时期文献专题资源库》
国家图书馆研制。提供民国时期的4350种期刊、8172种图书、4568篇法律文献的电子影像全文浏览。
9.《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
南京图书馆开发。收集民国时期照片、图像6652种，涵盖多个专题。
10.《爱如生大型古籍数据库》
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包括12个专门性的数据库，主要分为以下子库：
中国方志库：主要收录历代地方志类著作。计划收录汉魏至民国历代省、府、州、县志8千种，全国总志及各类专志、各种杂志、外志等2000种，总计1万种。
中国谱牒库：主要收录历代谱牒。计划共收录宋元明清历代家谱7000余种，年谱1200余种，仕谱300余种，日谱500余种，合计1万种。目前已经收录2000种。
中国类书库：计划收录魏晋至清末民初的类书1000余部。总计全文约8亿字。目前已经收录300部、26814卷。
中国俗文库：计划收录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献，即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俗文学作品与俗文字史料，诸如变文、宝卷、善书、小说、话本、戏文、鼓曲、弹词、歌谣、俗谚等1万种。总计全文约6亿字。目前已经收录2000种。
中国经典库：计划收录先秦至民国历代思想宗教类典籍1万种，分为儒典编、佛经编、道藏编、子书编和各编补遗共5编。总计全文约20亿字，目前已经收录儒道典籍约4000余种。
历代别集库：计划收录周秦至清末历代个人著作集，含骚赋集、诗文集、词曲集及其选本、注本和评本等，共计1万种。分为明前编、明代编、清前期编、清后期编及各编补遗共五集。总计全文约20亿字。目前已经收录明前编共2000种。
敦煌文献库：计划收录敦煌汉文文献共3万件，目前已经收录英、法、俄、日等国所藏敦煌汉文文献中官文书、私文书、寺院文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写本，共计3031件。
11.《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期成果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部会典》。《大清历朝实录》共计3645万字。《大清五部会典》共计2610万字。
此外，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收录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朱批、录副奏折、电报档等档案。
1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
由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与北京上德经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研制。根据不同专题划分为10个大型数据库。分别是：边疆民族资料数据库、边疆界务资料数据库、边疆行政建制资料数据库、边疆数据库民族地区期刊资料、中国边疆方志资料数据库、东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北部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西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西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海疆史地文献数据库。每个数据库下设多个子类。一期收录数据来自全国各大图书馆、边疆各省市社科院等机构，辑录了历史上有关边疆的各类资料，包括散见于各类丛书、文集中的材料以及罕见档案、书信、日记、电文等。
13.《中国数字方志库》
由北京籍古轩图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大规模数字化的地志类文献综合性数据库。先期收录了1949年以前不同时期编撰的不同版本的地志类文献10000余种，近10万册1000万页。涵盖了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稿本、抄本、刻本、活字本等各种版本，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及私家的孤本、稀见本、批校本、题跋本等各种藏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国总志、各级地方志以及山水志、水利志、名胜志、祠庙志、园林志、民族志、游记、边疆和外国地理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