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分其地，当时韩家的首领是韩康子。韩康子死后，儿子韩武子继位。武子立16年而死，由其子韩虔继位。韩虔即位第六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与赵耤、魏斯正式被周天子列为诸侯。韩虔即韩景侯，韩昭侯是他的六世孙。
三晋中的韩国，处在秦、楚、赵、魏之间，是一个地盘比较小的国家。韩虔正式取得诸侯封号仅三年就死去了，新兴的韩国政权尚未巩固。景侯虔死后，子韩列侯即位。第三年列侯的相国侠累又被严中子派人刺杀。从有关记载看，据说是因为严中子与相国侠累意见不合，发生了争吵，甚至尖锐到要动刀剑，只是当时被人劝阻才未立即造成流血事件。事后严中子出走，在齐国结交了一个因杀了人从魏国逃出来的聂政。聂政受严中子之请去刺杀侠累。这说明韩国内部不是很安定，这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很大影响。
到了韩哀侯（前376—前371）时，国君又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使韩国新的统治政权受到削弱，国力不强。在外部，因为国力弱，周围大国对它的威胁也很大。就在哀侯六年（前371），秦国伐宜阳，攻取了韩国的6座城邑。后来韩国虽然灭了郑国，并迁都到新郑（前375），但并不表明韩国力量的强大。实际上，迁都新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为了避免强大的秦国对都城的威胁。
到了韩昭侯（前358—前333）时，列国中大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和改革，新兴阶级在各国基本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并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些国家相继强盛起来，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就连当时的宋国，也欺侮起韩国来，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魏国更是多次进攻韩国，后来韩昭侯和魏惠王在巫沙相会修好，才暂告缓和。国内外的种种形势，对韩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韩昭侯不得不考虑变革图强。
大约在公元前354年，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申不害的生平事迹，有关记载不多。《史记》把他放在《老庄申韩列传》中，其中有关申不害的事迹只有69个字的简单记载。从有关记载，我们知道，申不害原来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出身比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15年而卒。推算起来，大致死于公元前339年，生于何时便无从得知了。
申不害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政治思想家，司马迁说他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从有关申子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见到申不害的主要思想和他的主要政治主张，以及他相韩15年间的大体活动与政绩。
申不害是主张“法”和“术”的。所以人们有时称他为“法术士”。他的所谓“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的意思；“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或方式。他在相韩昭侯时，曾努力把他的“法”的思想付诸实践，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在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活动中去。
首先，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必明法察令。他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又说：“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就是说，国君一定要确立法治，法就像称重量用的秤那样，有了秤才能量知物重；有了法才能驾驭臣下的行为。也即是说，只有确立了法，一切人事关系和国家制度才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依据，从而才能建立起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
其次，申不害主张，有了“法”，就要依法办事，反对统治者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他认为，单凭各人的“耳目心智”是不行的。就是国君，也应该“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不依法行事，而根据各人的心智、好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他指出，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申不害在提出法治的同时，还强调“术”的作用，用“术”去推动“法”的实施。他是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的，用他的话说就是“独断”，认为独断者才能为天下主。要把国家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等以及生杀予夺之权，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君个人手中。他的这一套，后来为韩非子所重视，在《韩非子·定法》中特地加以引述。
第四，为了要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促使臣下去各尽其能，办好任内之事，申不害还主张做国君的要“无为”而治。他的“无为”，并非简单地无所作为，是表面无为而实有大为，是贯彻他的法治的一种手段。他要国君平常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内心的某种意图，臣下就不至于揣摸着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或弄虚作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自己的事。但他又反对越职乱来，提出“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只准各自办好职分之内的事，不相干的不要去随便干涉。这样，也就便于国君集权专制了。
总之，申不害在政治上，是主张“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建立起一种遵循一定法制的新兴封建阶级的高度君主集权制统治。
为了使新兴封建阶级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申不害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办法。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把土地看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要重视粮食，这是一种重农思想的表现。这种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是法家人物所共有的。
申不害的上述主张，在他相韩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也确实看到，他那一套法术，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因而，他在韩国的一些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申不害发布了一些新的法令，但他并没有废除旧有的法令；不仅韩国先君的旧法未变，连过去晋国的旧法也没有废除。这样不仅使官员们无所适从，而且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比如，当新、旧法有矛盾时，一些反对新法的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旧法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解。这是韩国改革不可能彻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韩国的旧势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连支持他变革的韩昭侯，也信心不足。昭侯曾对申不害说：“法度甚不易行也。”之所以不易推行，据申不害讲，主要就在于，昭侯虽然同意发布一些新的法令，但又往往听从左右一班人的错误意见，因而就不能坚决贯彻实施。加之昭侯晚年，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的“高门”，耗费了韩国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成绩并不显著，远不如魏、齐、秦等的改革收效大。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群雄中，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
就地区看，中原地区是一批从旧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封建势力通过斗争逐渐取代了旧势力的代表者公室，然后进一步通过变法革新，把已取得的胜利巩固下来。七雄中的三家分晋、齐国的田氏代齐，七雄外的郑、宋就是很好的例子。
边远地区，如秦国、楚国则是新兴的封建势力支持和利用国君励精图治，打击旧有的世卿贵族特权，来实现本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战国史话》。《战国史话》作者为谢齐、彭邦炯，两位先生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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