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韩之间的互动更是打破了历史与现在的边界。疫情初期来自韩国1.2亿人民币（截至2月5日的数据统计）的救援物资上既有“武汉加油”的字样，也有引经据典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随后我国对韩支援也援引了朝鲜历史上最知名的汉学家崔致远的八字金句——“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大批点赞。疾患面前，彰显文化的力量与友好交流的历史温暖。
有趣的是，在因疾患而彰显花样繁多、氛围活跃的中日韩民间交流中，韩日两国既相似又相远的文化气质凸现。一个善于各种引经据典、带出一衣带水的历史温度；另一个则乐于高效直接地发动各路应援，散发着义不容辞的热度。一个略显阴柔内敛，另一个则更具刚阳豪放，体现出了相近的历史审美在经过不同的现实雕刻后，形成的大不相同的民族传统情绪和表达风格。无意中，倒也成为了让我们回看交流互鉴的历史和欣赏美美与共的当下的一次契机。
同圈与破圈
作为历史上的同圈好友，中日韩三国不仅地理相近、同在东亚圈，而且文化上也同属汉字文化圈，共享这一文化圈的三大支柱：汉字、儒学和佛教。
同圈的基因与破圈的个性，愈加展现出历史的玄妙有趣。其实，每个民族都在不断的同圈与破圈中形成了某种独特、不自知的共性气质，它久而久之融入每一个族人的血液里，长成了类似文化基因一般的存在。尤其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这种基因更加牢固，共性心理和审美趋向也更加明显。比如日本的“物哀”与韩国的“恨文化”。它们从历史中来，带着悠久的主流价值观，同时又不间断地与“现代”相撞，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式表情达意。
“物哀”情结作为日本的民族审美传统，在历史流变中显示出一脉相承的主导作用。翻译家叶渭渠先生指出，“物哀作为日本美的先驱，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哀’中所蕴含的静寂美的特殊性格，成为‘空寂’美的底流。”物哀含义广泛，简单说它包含对人、对世相、对自然的感同身受与触景生情。作为大众文化心理最直观和艺术的呈现，物哀情结在日本电影传统中随处可见。无论幽玄静远的沟口健二还是恬静简约的小津安二郎，抑或冷静克制的是枝裕和，以及唯美伤感的岩井俊二，他们都将静寂沉敛的物哀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近年来票房最火的新海诚导演，也通过动画片《天气之子》和《你的名字》，以唯美精致的画面传递出爱的怅然若失……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单一的，武士道精神曾一度代表日本文化中的“刚”性所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众文化越来越偏向柔性与平和，甚至花美男的最初流行也是从日本娱乐业对男性审美的引导开始的。当然类似重摇滚范儿的电影日本也有，却一直不是历史与现代银幕的主流。
作为打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最有力媒介，电影一面迎合着大众传统，一面又引领着社会风潮。通过电影，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观看到“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民族审美特性。
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
与日本“物哀”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现不同，韩国的传统民族情绪强调“恨与憾”，这一情感强烈直接，隐含着控诉和愿望难以实现的懊恼与惆怅。由于长期夹在中日之间，同时历史上备受辽、金、蒙古等边境惊扰，加上近现代屈辱的日本殖民地历史，恨文化逐渐成为韩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
韩国学者金烈圭指出，“这不是个别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整个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蓄积已久的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风尚和伦理观念，它在这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体都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韩国人身上，属于一种群体心理”。简单地说，这种“恨”可能是亡国之恨，可能是民族分裂之恨，也可能是独裁之恨与社会不公之恨。“恨文化”让韩国电影中的伤感叙事明显、控诉无处不在。而话题的沉重总能与大众的热烈反响成正比，这一“怪象”恰是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情绪“恨与憾”的充分理解与迎合。
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指出了儒学的三大功劳：勤学重教、提倡高尚的人伦道德和尊重清廉节度。延续到现代社会依然如此。看过电视剧《天空之城》的观众想必都能感受到韩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可谓用尽心机。因此“勤学重教”被排在了传统儒学影响现代社会的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成玉博士曾撰文说，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结合，造就了“韩流”。我十分赞同。歌舞游戏等不拘小节的奔放情怀在“仁”的基础上，在“义节”的重点认同中，作出兼具“礼”的尽兴展示……这不正是韩流文化得以形式多样、生命力不断的表征与内里，养分与能量所在吗。
韩国文化的镜子
通过以上对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考察我们发现，“风流道”的文化基因和对“义”的情操推崇，以及“恨”的民族文化心理一起，形成了现代韩国精神的主流。因此无论其民众日常情感表达，还是文艺作品呈现，刚性文化倾向都较为明显。他们推崇自由奔放、重义有礼，而且敢于怒怼各种不公，同时民族身份认同感强烈。这些民族精神与共情共感都在韩国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韩国电影亦因此情感充沛、现实感强烈，深具感染力与辨识度，被称为韩国文化的镜子。而韩国性格与韩国美的历史与现在，也与韩国电影一起走向全世界，让更多人得以具体感知和了解。
当历史照进现实，民族身份的何来何往、何去何从显得愈加生动具体。《南汉山城》（2017）是一部饱含历史与哲学命题的电影，也是儒学精神在韩国电影中最充分与直接的展现。影片以1636年清军入侵朝鲜的“丙子胡乱”为背景，讲述了朝鲜国王仁祖在冰天雪地的南汉山城被困47天里发生的故事。是带领群臣弃明投清、还是困兽犹斗成为明朝的陪葬？在进退两难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对“大义大仁”的历史激辩。寒冷血腥的画面与坂本龙一的配乐珠联璧合，将那段左右为难的历史旧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大背景大人物的故事，却通过导演“内热外冷”的处理，表现得气质安静、氛围激烈，历史中不断照进现实的影子，话题张力凸显。导演黄东赫素来擅长把握题材，前作《熔炉》在我国的认知度很高，豆瓣甚至给出了9.3分的高分。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朝鲜和现代韩国对儒家思想和地缘政治不间断的思考。历史的价值观与当下的焦虑再次有意无意地碰撞在一起。
如果说《南汉山城》是对传统儒学精神中“大义大仁”的思辨，那《鸣梁海战》就是对“义节”的传统褒扬。该片目前是韩国票房历史排名第一位的影片，在2014年暑期档收获了超越韩国总人口1/3的1761万名观众。一部古装战争片何以在当代产生如此大的群众声势？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李舜臣将军所代表的民族英雄形象正是韩民族千百年来对“义节”精神的最典型诠释——精忠赤诚、甚至舍生取义。当然金汉珉导演对“民族大义”的表现生动而丰富，从人物的刻画到水的展现以及战争的场面都十分有看头，尤其攻克了电影特效中最难表现的“水”，令影片完成度飙升。加之当年韩国政坛混乱，令韩国观众“恨”从心起，由衷地想要通过电影集体表达对民族大义的历史偶像李舜臣将军的怀念。
历史打造了现在，现在又通过电影走进历史，巩固或更新着传统。对“义”与“身份”的追问，正是民族审美的追根溯源与反思。在这三部电影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韩国情操与民族美的具体呈现，还能将之作为文本，分析其刚性文化的历史基因以及“历史记忆点燃当下情怀”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密码。韩国人每年平均去电影院4.2次，保持着世界观众的最高纪录，他们对电影的热爱以及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可（韩国历史票房的前三位都是本土片，前十位中只有三部好莱坞电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韩国电影80%来自原创，而且频获各大电影节奖项，展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看韩国电影是了解韩国文化的最便捷与凝练的途径。更有趣的是，风流道的文化基因，令韩民族娱乐天性凸显。而深厚的儒学传统和悲怆的民族审美情绪，则拉深扯宽了电影表达的内在。这些历史因素一起，联手打造了韩国电影国内票房高涨、海外声名鹊起的现代奇迹。
历史所赋予的民族记忆与身份认同，已成为现代人血液里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左右着我们的情感表达与审美观。类似以上追寻民族身份、探讨大义并不忘风流气韵的韩国电影为数众多，他们在迎合了韩民族集体情绪的同时也让人重新审视当下，甚至成为重看历史的契机。通过历史、透过现实、经过电影，我们感悟到了独特的韩国之美。同时，我们通过了解邻居，也更加了解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