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间清治生于明治11年（1878），是武士之后。在明治维新的大时代转折点上，武士阶层命运最为动荡。清治的男性长辈中，两人战死，一人切腹。父母沿街卖艺，后落脚乡村小学，教书谋生。清治在校内学业平平，喜欢出头露面，擅长剑道、演说、讲谈，后两点特长成为他创业的起点。
演说这种面向群众就社会问题发表观点的表现形式是西洋舶来品。1875年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开设日本最早的演说堂，随着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演说蔚然流行。讲谈是日本传统的民间娱乐形式，近于中国的评书，以武士、历史、人情为主要题材。虽说都是口头表现，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能打破常识，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是野间清治过人之处。清治一生不为常识所囿。支撑他的，起初是“炽烈的功名心”，后来则转化为“牢固的信念”。
毕业后先是当了几年乡村教师，苦于抱负无法施展，而立之年当上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法学院的首席书记（负责文案工作的办事员）。适逢学生精英们要成立辩论部，清治终于等到了创业时机。1909年11月辩论部召开成立大会，他自作主张带了一名速记员前往记录。更有甚者，在这之前他已经租下一栋远高于其薪金水平的房子，挂出了“大日本雄辩会”的招牌。挂出招牌这一天，就是百年老店开店之日，用今天的话说，那可真是如假包换的“皮包公司”。当时帝国大学的师生是精英中的精英，没人想到精英们的演说可以走出象牙塔。出身草莽的清治想到了这一点，将演说记录下来印成杂志，取名《雄辩》，面向社会发行。创刊号当天售罄，几次加印，赤手空拳的冒险一举成了功。
第二年，友人观察到通勤电车上人们爱读连载讲谈的报纸，建议出一本以讲谈为主的杂志。顾及到《雄辩》方面的抵触情绪，新杂志《讲谈俱乐部》创刊同时，门柱上又挂出一块“讲谈社”的招牌，从此开始“双轨制”。硬性的刊物用大日本雄辩会的名义发行，软性的刊物用讲谈社的名义发行。据野间清治回忆：“社里的年轻人去书店办事，如果说是从讲谈社来的，对方通常好茶相待，说是从雄辩会来的就喝不上茶。反之，去访问学校，比起从讲谈社来的，要说是从雄辩会来的才会受到相当的厚待。两个名字各有用途，颇难取舍。”这“软硬兼施”，也就成了讲谈社的基本特征之一。
《讲谈社俱乐部》现存本
《讲谈俱乐部》开头并不顺利，退货如潮水，逼得清治靠借高利贷支撑。到了1913年，刚扭亏为盈，又遭遇“讲谈师联名罢演事件”。急中生智，清治想出“新讲谈”的主意。不再依靠讲谈师，请文人或新闻记者参照讲谈的形式和题材创作新故事——这一创意，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滥觞。读者争相购读“新讲谈”，杂志最高发行量达到56万册。吉川英治、中里介山、大佛次郎、江户川乱步等鼎鼎大名的大众文学作家还在籍籍无名时都从《讲坛俱乐部》展露头角。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识字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大众社会在日本迅速形成。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也拥有了文化消费的欲望。野间清治凭借《讲谈俱乐部》挖掘到阅读市场的新矿脉，从此确立“立足大众”的宗旨。
这一宗旨最典型的产物，是《国王》杂志。1925年元旦打着“日本第一有趣！日本第一有益！日本第一便宜！”的旗号创刊，发行量超过百万，被视为国民大众杂志。自这时起，两个社名也合二为一，成为“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直至1958年删繁就简，改称讲谈社）。有论者指出，《国王》起到了将日本人不问阶级、男女、年龄差异，统一到“国民”这一身份的作用。
上述两场“革命”，究其实无非是阅读的大众化、去精英化。精英希望引导、教化大众，野间清治从不采取精英立场，但对杂志的社会教育作用自成一家之言。他创办的第三种杂志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少年俱乐部》。通过自身的教师经历，清治感到学校教育之弊在于“总是在智育方面过于用力，却轻视了国民性的启发和精神教育的方面”，主张“有益是第二位的问题，首先必须在有趣上倾注全力。有趣之后，有益自然随之而来。”《少年俱乐部》持续发行近五十年，是日本最长寿的少年杂志。
野间清治于昭和13年（1938）去世。一生创办九大杂志，自创业那天起，几乎以每两年一本的速度，全力追逐着“出版报国”的理想。清治之所谓“报国”，既有传统道德的浓厚底色，又恰与新兴政府教化国民的政治需要和新兴社会的经济转型相契合，内涵颇为混沌。讲谈社《社史》认为讲谈社的气质就如野间清治的个性：“十分的泥土气、乡村气，其中又带有稚气和堂吉诃德式的可爱，以及毫不退让的坚韧劲儿。”这带点土气的“讲谈社文化”与走精英路线的“岩波文化”，构成日本出版界的两极。如今讲谈社传到了第七代，惜乎男丁不旺，中间有两任社长是上门女婿，可以说野间家血脉已断，但讲谈社身上依然继承着野间清治的遗传基因。
立足大众的数字出版
如今讲谈社的出版事业主要分为四部分：书籍、杂志、漫画，以及知识产权的二次利用。对各部分事业规模所占比例可以大体理解为：书籍和杂志各占四分之一，漫画占一半。但从利润来看，书籍和杂志连年亏损，效益基本上全靠漫画支撑。知识产权部分规模尚小，直到近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由于书刊销量下降，讲谈社积极推动出版物的二次利用，如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将漫画改编为动画片、以及制作配套商品等等。知识产权的二次利用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事业领域，未来未可小觑。同时讲谈社横跨上述几个领域正在积极推动的，是数字出版。
到2010年，据说日本终于迎来了“电子书元年”。理由不仅是市场规模扩大到650亿日元，更因为这一年在美国，随着亚马逊kindle升级、苹果iPad、iBookstore以及GoogleeBookstore登场，掀起了空前的电子书热潮。西风东渐是近代以来世界大势，日本出版界一方面看到商机，同时更深感危机。一百多年前美国特使佩利的黑船叩开了江户幕府锁国的大门，而今亚马逊、苹果、谷歌这几家企业帝国不啻于又一次“黑船来航”。
2010年之前，日本电子书市场主要面向手机客户，电脑客户仅占一成左右。日本的手机多年来使用着独自的技术系统，未与国际接轨，日文戏称galakei，意为“孤岛手机”。随着iPhone、iPad、各种搭载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进入并迅速占领日本市场，电子阅读终端多样化，“孤岛手机”逐渐被挤出历史舞台。在风云告急的局势面前，2010年2月讲谈社等几家大社发起成立了“日本电子书籍出版社协会”，7月大日本印刷公司和凸版印刷公司发起成立了“电子出版制作、流通协议会”，政府方面则成立了“数字网络社会促进出版物有效利用恳谈会”，分头从出版、流通、制度等角度建立起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取得了若干战果。其中一例是在由美国制定的关于电子书的世界标准格式EPUB3中，加入了“竖排、假名注音”等日文书独有的格式。更显著的成功无疑来自与亚马逊的谈判。2012年11月，亚马逊阅读器kindle和电子书店kindlestore在日本落地，之前经历了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焦点集中在电子书的价格制定权，究竟属于出版方还是属于销售方。在美国，亚马逊拥有定价权，以低于纸质书一半以下的价格迅速扩大着电子书的销量，压迫得出版社无法喘息。但日本出版社无论如何要守住这道防线，最终赢得了价格的主导权，争取到较大的生存空间。
在流通和销售上，日本电子书已经基本形成与纸质书相对应的分工，即从内容提供商到电子书中盘商，再从电子书中盘商到电子书店，彼此各司其职。电子书店目前约有50家，尚未出现一两家独大的局面。与地理位置无关的电子书店比实体书店更容易出现兼并，而兼并势必削减多样性，这是日本出版界希望尽量避免的。电子书中盘商主要有三家，其中两家由大印刷公司经营。日本有将近4000家出版社，绝大多数是中小社，目前排名200之前的几乎都在推出电子书。除个别畅销书之外，事实上电子书还看不到明确收益，不如说占领市场是主要目标。为的是尽早开始尝试、积累经验，在参与电子书市场建设的同时确保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目前日本出版界把增加电子书品种视为当务之急，因为数量有限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欲望。有能力靠自己进行电子化的出版社毕竟是少数，2012年几家大社又出资成立了“出版数字化机构”，为全国中小出版社提供书籍电子化以及著作权代理等业务。该机构提出的目标是把100万种书电子化。
日本CowBooks书店
对日本电子书市场来说，过去两三年是充实内容、进行基础环境建设的时期，2013年之后将进入真正的发展期。有分析公司预测日本电子书市场到2015年将达到2000亿日元，比电子书元年（2010年）增加3倍以上。
以上谈的虽说是日本出版界围绕数字出版的动向，不过可以说，这些动向几乎都由讲谈社发挥着重要的参与作用。那么讲谈社数字出版的现状如何呢？目前讲谈社发布的电子书和电子漫画各有大约2000种，占日本市场份额20%左右。对2000年之后出版的书原则上全部电子化，据说野间省伸社长对亚马逊的承诺是2万册。新版书原则上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时发售，电子书的价格通常为纸质书的80%。价格方面能自由进行各种尝试是电子书的有趣之处，比如在特定期间降低价格吸引读者等等。事实上讲谈社正通过各种价格尝试积累经验，不过基本前提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对读者进行教育，培养付费阅读的观念”。
讲谈社的基本立场是：“电子书和纸质书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区别只在于阅读载体不同；通过开发电子书可以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并使作者获得更大收益。”看似极其明快，但电子书这一新生事物蕴含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到能这么一语带过。
有趣有益的儿童书
第32届讲谈社绘本新人奖久世早苗《我和大桥君》
在讲谈社的书籍出版中，儿童书始终占有重要位置。“有趣有益”的出版理念明确形成于《少年俱乐部》创刊之际，随之成为整个讲谈社的原点。这份杂志以“大日本雄辩会”的名义发行，在野间清治心目中是属于“硬”的一方的。清治时代的讲谈社以杂志为重，对书籍并未刻意用力，但清治晚年开创了“讲谈社的绘本”系列，宣布“绘本是《国王》以上的大事业”。这是他“报国”理想的必然归宿：“要想让日本成为更好的国家，必须从娃娃抓起，等到上小学以后可就来不及。”“讲谈社的绘本”从1936年开始，至二战期间因纸张不足停刊为止，共出版200册以上，在战争阴云密布的灰暗时代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片五彩缤纷的天地。日本老一辈绘本作家中有许多人是读着这些绘本成长起来的，说起当年饶有深情。
二战后讲谈社再出发，儿童书走在前列，逐步形成以绘本、文学名著、童话、传记、学习图鉴为五大支柱的出版格局。其中学习图鉴的兴衰最富于戏剧性。1960至19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上掀起教育热，家长为教育投资不惜一掷千金。一方面文部省（教育部）于1968年修订了《学习指导要领》，发布史上难度最强的知识型教育大纲，作为学习辅导工具的图鉴一时大畅其销。
讲谈社适时推出《学校图解百科事典》、《儿童彩色图鉴》等一系列产品，创下了惊人的收益。但10年后文部省再次修订《指导要领》，从知识型教育转向“余裕教育”，同时孩子们放学后由课外阅读转为进学习班补习，学习图鉴的盛况也就成了昨日黄花。不过日本人如今依然保持着向小学一年级新生赠送少儿百科图典的习惯，讲谈社、小学馆、学研等大社各自保留着若干拳头产品。
新全集取名为《少年少女日本文学馆》，下足了吸引少年少女的工夫：比如为难解的字词加上桔黄色旁注，在正文上方用图画或照片对背景知识进行说明等等。产生了轰动效应的，是由菊地信义担纲的封面设计：用各种日常物件的组合表现作品世界，崭新大胆，却完美地契合了少儿的认知体验。这个系列和随后推出的《少年少女世界文学馆》、《少年少女传记文学馆》令儿童局一举转亏为盈。对经得住几代人阅读的优质儿童书籍，在不同的时代节点用符合时代感性的面貌推出新版，使其生命力历久弥新，成为讲谈社坚持至今的传统。
1973年石油危机，在日本出版界引发了二战后第二次“文库热”。日语中“文库”指一种平装小开本的书籍形态，以普及名著为目的。一般认为1927年创刊的岩波文库是日本文库的始祖，其西方远祖则是德国的列克拉姆（Reclam）文库。在社会急速大众化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出版界往往形成文库热，而这新一轮文库热波及到了儿童书领域。各大出版社及儿童书专业出版社接连推出面向儿童的文库，讲谈社也于1980年创刊了青鸟文库，并且依然坚持装帧的重要性：“据说儿童图书出版界也进入了平装书的时代，但并不是说只要简易轻便就足够了。从书身上传递出现代的感性，还有读者捧书在手时感到的温暖的亲和力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如今，在日本多家儿童文库中，青鸟文库一家占去市场销售总额将近一半。文库主编指出：“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世界的文学名作、新创作的推理小说、SF、幻想文学、纪实文学等等品种丰富的作品恰到好处地汇聚一堂。尤其推理小说势不可挡！”
追求“有趣有益”、立足长销书、敏锐捕捉时代感性之外，讲谈社还积极参与推动儿童阅读环境建设。创业80周年（1989年）之际推出了《讲谈社的故事绘本》共24卷，核心思想为“孩子们遇到的第一本绘本应该是什么样的绘本？——作为出版社这是最基本的课题”。创业90周年（1999年）之际组建了“跟书做朋友！全国访问故事队”，巡回访问日本全国各地的幼儿园和保育园，为孩子们读故事、表演“纸剧场”。装满绘本的故事车是将普通车辆斥巨资改造而成，车身上绘着可爱的动物图案，打开来就成为书的剧场空间。全国访问故事队每两年环绕日本列岛一周，如今已进入第八周。活动费用由讲谈社独力承担，带给孩子们的绘本却不限于自家出版物。
目前讲谈社儿童局共分为三个部门：幼儿部出绘本，儿童图书第二出版部出以青鸟文库为中心的文库本，儿童图书第一出版部出版的则是面向中学生的精装书（hardcover）。精装书的内容以文化、社会、哲学居多，并且有许多出自大名鼎鼎的作者之手。据部门负责人介绍，这些作者都是大忙人，一般向他（她）们约稿并不容易，但只要听说是为孩子写书，作者们大多一口应承。如何找到深入浅出的切入点是吸引孩子的关键，编辑部和作者为此总是反复讨论，多次改稿。这些背负着日本的成年人，在把书传递给下一代的同时也做着传递接力棒的准备。儿童书像一道桥梁，通向更广大的书的世界，并通向更广大的生活世界。比喻虽有不同，第二出版部新出的一套系列就叫做“通往世间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