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国民收入；机构；人员；民国时期
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国民收入核算过程的演变研究日益增多，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巫宝三、刘大中等人的核算结果上，[3]或者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分析，[4]或者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5]或者探究核算的差异及原因，[6]或者探究国民收入与国富核算之间的关联，[7]或者以GDP为中心对历史时期的经济总量进行测算和评价，[8]也有学者介绍了学人后续对近代国民收入所得的核算结果。[9]本文探究国民所得核算过程的演变与发展，分析一些学者与机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国民收入核算的意义和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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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琮：《世界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2]张塞：《新国民经济核算全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9页。
[3]邹进文：《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4]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6]关永强：《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财经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7]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国富”学说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8]倪玉平、徐毅等：《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GDP的测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9]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国际上对于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较早的有1930年德国得累斯登银行（DresdnerBank）的估计，其步骤是，先估计中国的国富在1926年为1263.6亿元，再依照由各国统计结果得出的国民所得和国富的比例，分10%、15%和20%的比例，从最低到最高进行推算，在这几个比例下中国国民所得数值分别为126亿元、189亿元和252亿元。[1]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ConditionofEconomicProgress）一书中计算了28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其中估计中国在1925—1934年间的国民所得为43.5亿英镑（合690.4亿元）。[2]日本学者高桥秀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著《支那之富力》一书中对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人均收入及其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比较作过估计，但仅包括十八个省的情况。[3]
国内对于国民所得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丁鹄记载，程孝刚从消费方面入手，估计战前的国民所得为537.5亿元。[4]卜凯估计1921—1925年间的国民所得为234.855亿元，翁文灏估计战前为180亿元，何廉估计战前为121.5亿元，[5]孙拯估计1942年后人均收入500元，[6]陈振汉估计中国战时国民平均收入只有1928年俄国的三分之一，约为6.3镑。[7]由于当时统计调查资料不全，国民收入核算进展困难，上述数据均为粗略的估计。除了上述一些核算成果之外，有影响力的有刘大钧、刘大中和巫宝三等的研究成果，邢慕寰也做过一些工作。
（一）刘大钧的研究
1935年8月，蒋介石接受私人顾问端纳的意见，成立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8]由刘大钧担任所长，同时聘其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9]国民经济研究所虽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但刘大钧曾言，事委员会对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从未过问。[10]由于认识到国民收入可以作为计划税制、平抑物价、一般经济决策的参考，刘大钧从1939年开始[11]主持国民收入核算工作，1943年完成《中国战前国民收入初步估计》，油印本分送有关机关与专家，但是当时未刊行。[12]抗战结束后，该文被刊载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周刊，名为《中国战前国民收入估计》。[13]后来，刘大钧又对估算进行过修正，采用的方法为所得法，以租金、利息、工资和利润四项分别进行估计。原估计国民收入为185.83亿元，修正后为359.44亿元。[14]“但因原始材料过于缺乏，故估计之部份远较统计为多。”[15]
（二）刘大中的研究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之后，刘大中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干的支持下继续开展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研究。经过四年的努力，完成了英文学术著作《1931—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一个探索性的研究》（Nationalincomeofchina，1931-1936，anexploratorystudy），该书于1946年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18]这次估计是“从严”估计，采用的方法以价值增加法为主，[19]得到的结果是国民所得的一个最低值。按当年币值计算1933年国民所得为253.7亿美元，按1931年币值计算1933年国民所得为342亿美元，按当年币值计算1931年—1936年均国民所得为278.5亿元。[20]1946年，刘大中在清华执教时首次创建中国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21]
（三）巫宝三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末供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巫宝三深感做国民所得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产生了对国民所得进行核算的想法。该想法受到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鼓励后，在1942年与汪敬虞、章有义、马黎元等开始此项研究。[22]1944年完成《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曾公开征求研究方法及数据方面的意见，1945年年底完成《中国国民所得（1933）》初稿，在刊印之前油印《中国国民所得估计述要》分发各方参考，1946年在国外期刊发表“中国国民所得之一个新估计（ANewEstimateofChina'sNationalIncome）”，简略介绍国民所得核算过程及结果[23]，1947年出版《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
巫宝三的估计使用增加价值法和所得法，计算出1933年国民所得为199.6亿元，运用指数折算出1931年—1936年其余各年的数值，平均每年为222.6亿元。[24]巫宝三和刘大中估计的时段均为1933年—1936年，其中1933年的数据较为确实。巫宝三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和使用情形也进行了估计，刘大中的估计中无此项数据。[25]
（四）邢慕寰的研究
1942年，邢慕寰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在国家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组任助理，历时4年。1945年，邢慕寰被派往美国进修经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后肄业。次年10月投入库兹涅兹教授门下，在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学习国民所得和国民会计半年，[31]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国民收入和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Preliminaryobservationsonchina'snationalincomeandrelatedproblems）一书。[32]1947年他又回到资源委员会[33]，任经济研究组分析师兼组长两年。[34]邢慕寰1945年在国内发表《国民所得之估计问题》一文中，详细介绍西方国民收入编制的基本理论和编制方法。[35]随后又发表《国民所得之估计及其问题》一文，在文中除介绍国民收入基本理论外，还对英国、美国、印度、日本的编制情况予以介绍。[36]1948年，他对国际收支差额和战时与战后的国民所得进行了修正，得出战前人均收入在50—60元之间，1946年为45—55元，这应算作是对国民所得的一个新估计。[37]
[1]丁范洪：《中国财富与收益的个人分配及其所引起的问题》，《经济学报》1941年第1期。
[2]ColinClark.ConditionofEconomicProgress，MacMillanCo.Ltd.，1940，pp.44-46.
[3]［日］高桥秀臣：《支那之富力（本部十八省）：中华民国兴隆策之基础》，《国民杂志（上海）》1913年第5期。
[4]吴景超：《经济建设与国内资金》，《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3月14日。
[5]丁鹄：《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1946年3月1日，国民党财政部统计处召集各机关代表讨论国民所得采用数字，印发的油印资料里包括以上三项资料。
[6]陈振汉：《从苏德的经济建设论到中国经济建设》，《经济汇报》1943年第7期。
[7]陈振汉：《中国战后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东方杂志》1943年第15期。
[8]吴景平：《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中国人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起先附属于军事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直接向军事委员会负责。抗战爆发后直隶军事委员会，1943年解散。
[9]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75页。
[10]上海市档案馆：《刘大钧与端纳关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往来函件选辑（续）》，《上海档案工作》1993年第6期。
[11]吴景平：《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中国人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12]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第478页。
[13]丁鹄：《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第43页。
[14]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大经济学报》1944年第2期。
[15]上海市档案馆：《刘大钧与端纳关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往来函件选辑（续）》，《上海档案工作》1993年第6期。
[16]杨叔进：《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大公报（重庆版）》1944年5月21日。
[17]丁鹄：《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第55页。
[18]邹进文：《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9]方显廷：《中国之国民所得与工业化前途之展望》，《新经济》1945年第4期。
[21]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海外常州人》，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4页。
[22]“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三十一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2年版，第6页。
[23]OuP.ANewEstimateofChina'sNationalIncom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54,No.6(Dec.,1946),pp.547-554.
[24]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1页。
[27]贝友林：《中国国民所得消费与投资》，《实业金融》1948年第1期。
[28]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北平）》1937年第2期。
[29]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北平）》1937年第2期。
[30]《讨论三十五年国民所得的估计》，《财政统计通讯》1947年第18-19期。
[31]周吴奇：《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32]转引自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
[33]陈勇：《中国台湾经济学家邢慕寰的经济思想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页。
[34]“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25辑）》，中国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141页。
[35]邢慕寰：《国民所得之估计问题》，《经济建设季刊》1945年第3-4期。
[36]邢慕寰：《国民所得之估计及其问题》，《资源委员会季刊》1945年第4期。
[37]邢慕寰：《我国国民所得数字的商榷》，《资本市场》1948年第5期。
二、发展：官方对估算工作的重视
（一）资源委员会的尝试
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1934年4月改隶军事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后，其所从事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包括研究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度以及调查国民收入等，也委托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有关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3]1938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有着手进行国民收入核算的意向，但苦于自己没有经验，于1944年孙拯赴美担任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副主任之际，将国内的材料送到美国，拟聘请库兹涅兹和四名哈佛学生进行编制。[4]
另有记载，1945年初，国民政府拟定了战后“重工业五年计划”。为了确定这一计划的建设经费和重工业发展速度，钱昌照赴美时曾约请国民收入专家库兹涅兹研究国民收入。同年，国家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组助理邢慕寰被派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5]1946年1月，孙拯邀请张培刚[6]、丁忱[7]、吴元黎[8]、周贻钧[9]四人协助库兹涅兹研究中国国民收入，设计和改进全国经济事业的统计制度。[10]后来，据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回忆，库兹涅兹亲自来华调查了半年，也曾提交了一封报告，但是并未得到国民收入的可靠数据。[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向美国申请了一笔20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用于战后工矿建设。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库兹涅茨担任资源委员会顾问，请他设计一套资源和工矿产业的调查统计制度，聘请吴承明、张培刚、丁忱为专门委员担任库氏助手。张培刚、丁忱5月返华，之后继续与库兹涅兹一起工作了3个月。[12]吴承明1946年6月陪同库兹涅兹来到南京的资源委员会，[13]7月17日在资源委员会作题为《经济统计与经济发展》的报告。[14]库兹涅兹于该年返美后，10月，在美国的邢慕寰投入库兹涅兹教授门下，在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学习国民所得和国民会计，对国民所得进行了新的估计。[15]
1946年7月，资源委员会改隶行政院。为研究经济问题、发展事业经营、配合工业建设，改组后在1946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经济研究所，前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为所长。经济研究所设研究委员会和总务、编译、资料三室。研究委员会分组工作，第二组由丁忱负责，“业务上继续与库兹涅兹进行研究工作，拟在短期内作一结束”。[16]
（二）主计处统计局的核算
主计处材料记载，在1946年年初曾指派统计局第二科负责研究国民所得，1946年3月初完成估计方案初稿。为检验估计方案是否合用，用1936年的数据进行了估算，附于方案之后。彼时，巫宝三等人的研究即将完成，主计处国民所得研究参酌了巫的研究。[19]
据资料记载，1946年8月库兹涅兹来华后，由于主计处国民所得计算方法使用了库兹涅兹的产业支付法，故为了完善研究方案，主计处曾三次延请库兹涅兹对其方案进行评议，并与巫宝三交换了意见。主计处结合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等研究人员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修改。[20]
汪敬虞在《中国国民所得的编制及其编制机关》中提及，1948年主计部统计局已经草拟了一个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案，正着手试估1946年的国民所得，他于1948年11月在国民所得联合研究会上曾翻阅该成果，并在会议上就估计的方法提出了几点意见，他指出，主计处的核算是直接从各种所得形态，如工资、薪金、地租、利息、利润入手计算数值，最大的弱点是忽略了全国最后生产应该等于国民所得。[21]
到1946年3月底，国民政府出席世界货币银行的代表提请财政部出具中国国民所得统计数字，“作为出资于世界银行之根据及认缴联合国会费之标准”。财政部因缺乏此项数据，遂询之于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处估计方案于1946年3月初完成初稿，并参酌了巫宝三的研究。财政部摘录主计处研究方案中的数字对代表的问询进行了回复。[23]
1946年4月第3期《财政统计消息》记载，“本部准外交部函商提供有关联合国货币基金会议所需我国垫付动用基金及应付联合国会费数额，应行参考之国民所得及战时经济损失等项数字，因事关重大，于三月一日特由本部函邀各有关部分各专家研讨，到农林部赵司长等十余人，由统计处杨统计长主席，会商结果，对于国民所得数字决采用由中央研究院发表之数字，惟所需折合推算手续应函请中央研究院及中央设计局提供意见，并将上项数字送部转送”。[24]可以明确，实际上提交联合国货币基金会议的数据为巫宝三的估算结果。
（四）国民所得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国民所得研究会于1947年9月11日在南京举办筹备会，出席会议的有主计处统计局副局长赵章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代理所长巫宝三、财政部统计长杨寿标、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孙拯、副所长郑友揆、四联总处秘书处统计科主任郑孝齐、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冀朝鼎、内政部、经济部、农林交通各部统计处室的代表等。推定冀朝鼎为临时主席。委员会之下设立技术组，由参加单位各派专家一人，委员会则聘请国内外专家若干人组成。巫宝三和孙拯为技术组召集人。[28]会议决定随时邀请有关机关及团体参加研究，必要时举办全国国民所得讨论会议。[29]国民所得研究委员会在1947年11月19日于南京中央银行召开会议，讨论巫宝三1946年国民所得估计，出席人员普遍认为估计结果偏高。[30]
[2]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第5页。
[3]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39页。
[5]周吴奇：《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第254页。
[6]19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论文题目为《农业于工业化》，同时参与资源委员会“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研究工作。
[7]19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论文题目为《工业化、资本结构和内部积累：战后中国工业化的考察》。
[8]1946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论文题目为《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
[9]有资料中写作周贻囷，1943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论文题目为《收益费用的会计理论》。
[10]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1]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39页。
[12]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张培刚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01页。
[13]叶坦：《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
[14]《本会要闻及事业消息》，《资源委员会公报》1946年第1期。
[15]邢慕寰：《我国国民所得数字的商榷》，《资本市场》1948年第5期。
[16]《事业消息：服务机构类（经济研究所）》，《资源委员会公报》1946年第4-5期。
[17]吴大钧：《主计处统计局之组织及其事业》，《统计季报》1935年第1期。
[18]《北平市政府会计统计人员庆祝国民政府主计处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陈主计长其采训词》，《北平市政统计》1946年第1期。
[19]《国民所得估计方案拟订之经过》，《广东统计通讯》1947年第4期。
[20]《国民所得估计方案拟订之经过》，《广东统计通讯》1947年第4期。
[22]《编制国民所得资料》，《财政统计通讯》1946年第2期。
[23]《国民所得估计方案拟订之经过》，《广东统计通讯》1947年第4期。
[24]《提供国民所得数字及战时经济损失数字研讨情形》，《财政统计通讯》1946年第3期。
[25]J.Derksen撰，陈光照译：《国民所得统计之比较》，《统计月报》1948年第135-136期。
[26]《调查国民所得作国计参考，国民所得研究委会将组成》，《经济通讯（汉口）》1947年第396-419期。
[27]邹进文：《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8]《国民所得研究会筹备成立》，《台湾统计通讯》1947年第6期。
[29]王雷鸣：《国民所得研究会开始筹备》，《金融周报》1947年第12期。
[30]《讨论三十五年国民所得的估计》，《财政统计通讯》1947年第18-1期。
三、意义：以数字形式综合呈现国家经济形势
（一）与统计机构和统计资料的发展相辅相成
（二）为后续开展核算与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1]丁鹄：《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第39页。
[2]赵秉钧：《工商会议报告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155页。
[3]霍建国：《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中国商务出版社2016年版。
[4]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页。
[5]林皡如：《从物价变动观察工资问题》，《实业统计》1935年第4期。
[6]朱斯煌：《民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7]金明善主编：《经济学家茶座（第1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8]江海：《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9]金明善主编：《经济学家茶座（第10辑）》，第1-9页。
[10]张欣欣：《刘大中的经济思想及其在台湾的政策实践》，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6页。
[11]T.LiuandK.Yeh.TheEconomyoftheChineseMainland:NationalIncomeandEconomic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12]“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25辑）》，中国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11页。
[13]HsingM.AnApproachtoAGeneralSocialFramework.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39，No.1（Feb，1957），pp.93-96.
[14]HsingM.TheConstructionofSocialAccountingModels.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83（1959），pp.15-31.
[15]“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25辑）》，第145页。
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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