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以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我国图书馆事业历史悠久，《史记》中记载，老子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的官职，即相当于“图书馆馆长”。
明代《孔子圣迹图·问礼老聃》·国家博物馆藏
晚清近代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兴起
我国古代具有图书馆性质的机构，名称不一，称为府、阁、观、台、殿、院、堂、斋、楼等，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秘书监，唐朝的修书院，宋朝的崇文院，元朝的宏文院、艺林库，明代的文渊阁、澹生堂，都具有官方收藏书籍之职能。清代，乾隆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分藏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热河文津阁，后又添写三部，分藏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合称“四库七阁”。
宋代以后，民间具有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逐渐普遍，著名者如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和五桂楼、山西太原的籍塾阁等。
但无论是古代官府阁库还是民间藏书楼，其藏书阅览都限于一定范围，并不具备公共图书馆的性质。
近代公共图书馆之理念，源于洋务运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洋务派为代表，在朝野上下迅速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的改革浪潮。政论家王韬明确指出欧洲“之所以日盛也”，是因为建有大批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四次游历欧美各国后，详细介绍了大英博物馆藏书尤其是所藏中国图书的情况，并对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踏破地板之处印象颇深；驻英公使郭嵩焘亦对大英博物馆藏书有着深入研究。在他们的宣传下，公共图书馆的理念逐渐传入中国。“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大力倡导兴办新式学堂、学会和藏书楼，开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新风气，推动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和建立。而“图书馆”一词，也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至中国。
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办
我国近代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是古越藏书楼，由浙江人徐树兰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属私人图书馆，有藏书7万余卷。该图书馆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编印了《古越藏书楼书目》，见证了旧式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转变。
近代第一所公立图书馆，则是创办于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间的湖南图书馆。
据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时任护理湖南巡抚庞鸿书奏折记载：湖南图书馆由前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命绅士魏肇文等在长沙定王台创办。初建时规模尚小，只能由士绅捐赠书籍。端方接任湖南巡抚后，派员赴日本调研购书，并延聘专人任职，最终建成的湖南图书馆有三层藏书楼1所，纵横面积40丈，阅览屋4所，纵横面积24丈。
湖南巡抚庞鸿书为报本省开办图书馆情形事奏折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设立学部，设有图书馆司专门负责图书馆的建设、设置和管理诸事宜。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即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据宣统元年八月的一份学部咨文记载，时任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鉴于中国古书大量流失海外的实际，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调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书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馆藏。
学部为奉旨筹建京师图书馆请派员会同丈量净业湖汇通祠各地方择日移交等事致奉宸苑等咨文（节选）
学部最初选中的建馆地点在德胜门与净业湖附近，计划将图书馆建在一个小岛上，并在岸边购置民房作为书库。把图书馆建在四面环水之地，是考虑到消防安全问题。但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原因可能是花费太大。
不得已，宣统二年起暂借广化寺的房屋筹建京师图书馆。为充实馆藏，学部调取各省藏书，将蒙古库伦办事大臣差人拓印的《唐明皇开元御制故阙特勤碑文》拓片和陕甘总督送交的敦煌经卷18箱约8000余件拨发，并向私人藏书家求购孤本、抄本书籍，为丰富京师图书馆的馆藏做了先期工作，奠定了其未来最大国家级公共图书馆的基础。学部还专门拟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该章程作为我国第一个图书馆法规，标志着近代图书馆事业逐步走向规范。
1912年8月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缪荃荪首任监督。京师图书馆的成立，是清末我国公共图书馆创建的标志性事件。但因为广化寺地址偏僻不便、馆舍狭隘潮湿，京师图书馆第二年10月就宣布闭馆，直至1915年6月，民国教育部议定位于方家胡同的原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新址，后又几经变迁。
此后，各地兴办官办图书馆蔚然成风，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间，各地官员纷纷上文申请筹建黑龙江省图书馆、归化城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广西省图书馆等。
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管理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十月的一件奉天图书馆报销四柱清册，可管窥当时官办图书馆的人员构成、收入支出、馆藏报刊种类等情形。
图书馆管理人员及雇工，包括管理人员4名：总理1名、庶务员1名、会计兼掌案员1名、书记员1名；杂役8人：门役兼信差2名、总理室公役1名、庶务会计师公役1名、看守建筑兼打扫役1名、水夫兼杂役1名、更夫1名、厨役1名。
奉天图书馆每月订购15种报刊：《阁抄》《南方报》《中外日报》《顺天时报》《京华报》《时报》《津报》《申报》《北京日报》《神州日报》《中国新报》《东方杂志》《辽东新报》《盛京时报》《东三省》。
收入支出方面，奉天图书馆的经费由奉天度支司拨发，每月为沈平银388两2钱5分。这些经费最主要用于人员薪水津贴，共计322两5钱，占经费的83%。其中仅总理陈炳焕的薪水银就高达120两，加上其他津贴共计128两2钱5分。其他管理人员薪水银为20两至60两不等。而杂役们的收入相对少得多，分为6两和7两这二档。其他开支则包括订购报刊、购买灯油、办公用品、管理人员炭银和杂役冬火费、秫秸等，甚至还包括锡火锅1个，这些在档案中开列的非常详尽。
清末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普及教育、造就人才、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