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二）
山东省民政厅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录
雷晋笙烈士传略…………………………张钓华、雷友声（1）
杰出的妇女楷模——郭隆真………………………何婉言（22）
火红的年华
——王青士烈士生平……………………………周庆本（51）
牟洪礼烈士传略……………………………潍坊市民政局（65）
潍县民政局
清河区人民热爱的抗日司令
——马耀南烈士传略…………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77）
丹心耿耿照汗青
——王文彬烈士传略……………………菏泽行署民政局（97）
单县民政局
湖西人民的好专员
——记李贞乾同志革命事迹…………………单县民政局（112）
人民的公仆刘齐滨………………………菏泽行署民政局（123）
民主革命的先驱共产主义的战士
——鲁佛民同志传略……………………………宋百川（138）
敬爱的老师亲密的战友
——忆朱蓂阶同志………………………………武效周（147）
刘良才烈士传略……………………………………芦苇（158）
鞠躬尽瘁为人民
——记牟光仪同志革命事迹………………效正、路人（167）
彭建华传略…………………………………………刘玉平（180）
鲁西北老二团政委王克寇………………王文秀、戴洪渐（194）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记马同贵烈士的事迹…………………张店区编办淄博市编办（211）
一腔热血写春秋
——记齐河县县长李聚五烈士…………齐河县民政局（220）
巍巍悬崮留芳名
——刘怀文烈士生平……………………枣庄市民政局（234）
忆哥哥朱志明烈士…………………………………朱永顺（244）
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吴道源………………………刘子正（253）
机智勇敢的武工队长
——韩干烈士斗争事略…………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262）
张店区烈士事迹编办
人民的忠诚战士崔英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政治部（276）
战斗英雄任常伦………………………………黄县民政局（286）
永不凋谢的樱花
——记日本战友吉泽勇臧烈士
………………………………淄博市革命烈士事迹编办（293）
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记甘云卿烈士………………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298）
雷晋笙烈士传略
张钓华雷友声
雷晋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大革命之前，他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为创建陕西党组织作出重要贡献；在大革命中，他为培养党的干部，壮大党的力量，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又做出了新的成就；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地下工作，两次被捕，坚贞不屈，在敌人的牢狱中斗争不已。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于济南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三十三岁。他以自己的鲜血，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奋发读书立志救国
雷晋笙同志，又名凤仪、凤翼。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七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三桥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伯父都给人家当长工，晋笙周岁时，父亲积劳病故，家计更为艰难，靠母亲纺织、做针线为生。晋笙生性聪慧，从小懂得母亲的辛酸，六、七岁就上山拾柴，帮母亲干些零活；因羡慕人家孩子上学，每从私塾门前经过时，常常徘徊忘返。想去读书，但交不起学费，曾为此扑在母亲怀中痛哭。母亲说祖祖辈辈都是命苦人，从来就念不起书。伯父看到他是个好苗苗，决心攒钱供他上学，希望雷家出个秀才，不再受人欺侮。于是，便打发儿子凤岐、凤翥去当长工、打短工，挑担推车做小买卖，几年后才凑起了一笔学费。晋笙十一岁才人本镇私塾读书。他学习勤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颇得师生爱戴。但由于家境清贫，常遭到富家子弟的讥讽和歧视。因此，他非常痛恨贫富不均的旧社会，下定决心，奋发攻读，向往有那么一天能出人头地。每天放学后，他总是到田间帮助母亲干活，直到天黑才回家；晚上读书，常到深夜。
晋笙少年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在疯狂地进行，反动统治者腐朽无能，一味丧权辱国，致使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前赴后继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均不断地激发着晋笙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十三岁的晋笙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剪掉了辫子，表示响应革命，反对封建主义，拥护共和。
一九一三年，长安城西关建立了高等小学，晋笙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他深知穷人读书不易，学习倍加勤奋，除了学好各门课程，还博览历史、文学书籍，尤其爱读《民立报》。该报为于右任主编，载有一些革命消息，晋笙从中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深受启发。一九一五年，他于高等小学毕业后，随即考入陕西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蚕桑专业，半工半读。由于他品学兼优，得到校长李仪祉先生的器重和鼓励。李校长是一位重视真才实学且具有民主思想的著名人士，对于晋笙的学业和前途非常关心。晋笙从报纸上看到袁世凯卖国求荣和各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消息时，竟拍案而起，慷慨陈词，历数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鼓动大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震大深造投身革命
一九一九年夏，晋笙得到李仪祉先生的支持，考取了陕西省教育厅的公费生，进入上海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法政科。他对所学的主要课程罗马法典、大清律例等毫无兴趣，更不满意校方禁锢学生的思想、限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但是，他对法语课却非常爱好。
同年夏，晋笙和严信民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到留法学生会联系未成。此时，他们结识了湖南旅沪学生李启汉（李森）同志，思想融洽，往来甚密。李启汉同志介绍晋笙和严信民到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陈独秀等创办的外语学校学法语、俄语。李启汉同志一面在这里学俄语，一面深入工厂办劳工补习学校。有时星期天还举办报告会，邀请陈独秀、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去演讲。晋笙平时协助李启汉同志给劳工学校上课，或做其他工作。因之，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后又结识了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等，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在他们的指导和熏陶之下，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从而逐步识别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别是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秋后，由李启汉和严信民介绍，晋笙同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之后，雷晋笙同志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他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那些愚昧活动，平时除了听课、读书，还利用学生会和各种社团宣传革命。校方发现了他这些进步活动，遂于一九二二年冬串通陕西省教育厅停止了他的公费待遇。他在经济上虽然陷于困境，但革命意志却一如既往。
晋笙同志在上海读书期间，经常与同学、友人通信，讨论驱除军阀、解民倒悬的良策。每年暑假他回乡省亲，总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晋笙同志对改造中国和建设未来充满信心，他对妻子张秀芝说：“我的志愿是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尤其是你们受苦最深的妇女。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劳苦大众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晋笙同志就是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含辛茹苦地读完了大学，并坚持了革命工作。
回到故乡传播火种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在我党的帮助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军阀，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一新的革命纲领，促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帝国主义预感到末日来临，对革命的镇压更加残酷。
另外，晋笙与王授金等同志还建立了教师联合会，和魏野畴领导的西安学生会互相配合，组织学术研究会、读书会，从事平民教育及教育制度改革等活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的时候，不幸，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晋笙和魏野畴等同志，以国民促成会的名义，联合了妇女会、教师联合会、各中学、各报社及青年团体等十七个单位，组成了悼念孙中山先生筹备会，于四月十五日在莲花池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哀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号召民众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追悼大会实际上形成了动员群众反帝、反军阀的大会。
五月四日，北洋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第七师，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因踢足球发生冲突，匪军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引起各中、小学的公愤。一中全校师生罢课，发表宣言，并向陕西军政当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赔礼道歉，以保障人身安全。雷晋笙、魏野畴等共产党人，以教师联合会的名义，组织教育界人士集会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并乘机大力宣传，把这一斗争引向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西安与三原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在晋笙等同志的领导下，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了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动员农民、士兵参加驱吴斗争。
六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纷纷投身于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之中。六月中旬，晋笙等伺志通过各个团体发起“陕西各界团体雪耻会”，晋笙等十人被选为办事员，负责宣传工作。十八日“雪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民众大会，出版“雪耻特刊”，进行募捐，二十一日，又召开了西安民众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和致上海工人电，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都是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同胞不能容忍，必须惩办凶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学生会、工会、商会等各群众团体纷纷成立“雪耻会”。学生会还组织了宣传队，分十三路奔赴五十多个县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抗捐、抗粮，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
在召开民众大会的这天，还请几家报刊社编印了“雪耻特刊”，后又增编了《雪耻》三日刊、《沸血》周刊，进行宣传鼓动；同时，还散发了从京、沪寄来的革命刊物。晋笙等同志代表“雪耻会”动员商会募捐了两千余元，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募捐了八百余元，都寄往上海支援工人们的斗争。陕西省这次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推动了陕西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建立党的统一组织。一九二五年秋，在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安存真同志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吴化之同志为书记，雷晋笙、魏野畴等为委员。年底，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同志来陕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初，建立了中共西安地委。晋笙同志为建立陕西党组织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起了先驱者的作用。
陕西省有了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使革命运动走上了新阶段。陕西党组织帮助国民党建立了省、县地方组织，晋笙同志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他和许多共产党员一起，领导并推动了国民革命，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军阀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由黄平万、雷晋笙发起，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会议，晋笙同志在会议上指出：为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必须先把军阀吴新田从陕西驱逐出去。工农商学必须大联合，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会后，通电全省，号召全省民众动员起来，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到底。同时，还组织了学生宣传队，深入各界，进一步揭露军阀所部在陕西镇压革命、横征暴敛、祸国殃民的罪行。
坚守西安暑假办学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军阀刘镇华卷土重来，以号称十万的兵力迫近西安城。当时守城的只有国民二军的李云龙部，兵力不足五千。陕西共产党组织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应西安人民的要求，决定动员杨虎城部入城守卫。经磋商，杨部于四月十六日进驻城内。刘匪军于五月中旬包围了西安城。从此，开始了陕西历史上有名的八个月围城和守城之战。
这次守城斗争，是在陕西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通过青年团、学生会、工会筹备会、商会等团体，对坚持守城的士兵和市民群众进行了政治动员，并组织了物资供应工作。但由于军阀围城，内外交通和物资交流中断，城内粮食和燃料发生极大的困难。当时组织了学生宣传队，一面动员群众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支援守城军队，另一面向士兵宣传爱惜弹药，遵守纪律，反对抢劫和打骂百姓。
五月廿五日，西安各界在筹备“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会时，决定出刊《雪耻》第四期专刊，由雷晋笙、黄平万等二十余人撰稿。通过专刊这个宣传工具，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反宣传的阴谋，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就在西安被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晋笙等同志仍然积极地为党培养干部。
鼓动革命勇往直前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中共中央派耿炳光同志来陕任陕甘区委书记。陕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时期，党组织决定，抽调一批有声望的优秀党员到学校去，把学校从反动势力手里夺过来，以便培养革命力量。于是，陕西教育厅任命晋笙同志为陕西省立一中校长，从此他不再担任社长职务，二月八日办了交接手续。
这时，省立三中并入一中，晋笙同志首先对学校进行了整顿，聘请吕佑乾同志为教务主任，周伯敏为训育主任。在开学之前，晋笙和吕佑乾同志对师生的食宿、教具、图书等各方面进行了检查和安排。开学后，对学生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接着，成立了学生会，整顿了纪律。后又在师生中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省立一中是我党重点工作单位之一，在党的领导下，晋笙同志团结了全体师生，把学校办得很有生气，面貌大为改观。三月九日《陕西国民日报》将其作为榜样予以报道，内称：“一、三中合并，委雷晋笙为该校校长后，整理诸务，力求刷新……教育主任吕佑乾与校长按日为学生讲演，作政治报告，并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讨论。……”
三月上旬，陕西教育厅编审委员会成立，晋笙为编审委员，负责编写《中山主义》教本，并审定各种教科书。他在审定教科书时剔除了封建思想的糟粕，增添了革命思想的内容。同时，晋笙同志还参加了由国民党省党部、教育厅等联合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共同编写了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读物，计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概论》、《帝国主义与中国》等十几种书籍，公开出版发行，发行量三千份至一万份不等；其中《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一书销售量最多。这对陕西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这期间，晋笙同志多次接受陕西省学联代表会和陕西青年社代表会的邀请，出席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和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引导青年们走向革命道路。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五日，国民革命联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发起，以纪念“五一”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为名，在大莲花池召开了各界民众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晋笙同志负责组织学生参加大会。会后，他又组织了学生宣传队，深入街巷及乡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号召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正值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四月廿八日在北京绞杀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噩耗传到陕西。陕西各界于五月十六日召开了追悼李大钊等烈士大会。大会号召，大力宣传李大钊等烈士的革命事迹，把反对新老军阀的斗争持续下去。之后，晋笙同志又在一中召集全体师生追悼李大钊等革命烈士。会上，他慷慨陈词，痛斥反动派的罪行，指出新老军阀南北配合扑灭革命，屠杀革命志士，蒋介石和张作霖是一丘之貉。接着，他又指出，李大钊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号召师生们要继承烈士遗志，鼓起勇气，坚定革命意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打倒张作霖、惩办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拥护。
七月上旬，国民党在陕西进行“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杀害革命志士，通缉知名的共产党员，封闭了《陕西国民日报》。七月十一日，由晋笙同志发起，组织陕西各县教育界人士在省立一中举行学习会。晋笙出席讲演，痛斥蒋介石、张作霖新老军阀的反革命罪行，陈述了必须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希望教育界人士沿着革命道路，大踏步向前，为革命培养人才而努力。这一行动，显示了晋笙同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同志们的战斗意志。
正在这时，中共陕西省委迅速地采取了应变措施，使所有的党组织转入了地下活动。晋笙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七月下旬与李馥清等潜出西安，到武汉找到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组织部派晋笙同志前去河南省委工作。
在阴云满天的日子里，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晋笙同志常吟咏老友徐蔚南的赠诗借以自勉：
头颅赌博贯年年，
结慧凌霄交大千；
那堪澎湃英雄血，
杀向天涯染杜鹃。
晋笙同志就是这样地鞭策自己，排除艰险，为革命勇往直前。
身居监牢斗争不已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晋笙和李馥清同志从武汉到达开封。这时，岳易云（周以栗）同志为河南省委书记，晋笙同志为秘书长，李馥清同志做党的内部救济工作。晋笙协助岳易云同志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河南省委的右倾错误，计划在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的确山、信阳、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组织暴动。
二月，河南地方暴动正在高潮中，省委领导了确山暴动。正在布置汝南、商城、固始的暴动时，晋笙同志前往开封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拟与暴动地方派来的金鸿图同志接头。不料金鸿图前夜被捕，特务还在潜伏，晋笙同志当场被抓去。他被押到军法处，吊在梁上。敌人轮流审问，晋笙同志始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被吊了一夜，到天亮时已经昏迷过去，特务们这才放下他来用冷水泼醒。后来，他又被扒去衣服，被鞭子抽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不省人事，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实情。敌人一无所获，便把他押到开封第一监狱。不久，李馥清同志也被抓去，遭严刑拷打，坚贞不供，也被押进开封第一监狱。
四月间，河南省委被破坏，省委书记岳易云等同志被捕。九月间，河南军委又遭敌人破坏，肖人谷等七位同志被捕，都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晋笙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一刻也不忘记对敌斗争和为革命而学习。同志们都经受了酷刑，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通条烙腰背，用香火烧肋窝等等，虽然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威武不屈，使敌人一无所得。同志们身体稍一好转，就组织了秘密的狱中党总支。晋笙同志任男牢一个支部的书记，李馥清任女牢支部书记。在监狱党总支领导下，各支部做了许多工作。以后，党中央指示取消狱中党组织，狱中的同志们又与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晋笙同志负责组织同志们学习，以小号为一小组，学习讨论政治、经济、哲学等问题，将讨论的问题写出答案和结论，互相传阅。他们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三万多字狱中生活材料，递出了监狱，交给了“济难会”。在狱中还组织过绝食，用请愿的方式反对侮辱，要求放风，给家属朋友写信，自由接见，自由看书报，改善伙食等斗争，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晋笙同志出狱后，留在河南省委，负责“济难会”的工作。他和同志们谈到狱中生活时曾说：“当敌人拷打时，一经昏迷就毫无知觉；最痛苦的是穿上衣服，血肉和衣服粘成一片……”说到这里，他仰首挺胸吟咏诗句：“严刑拷打何所惧，俯首流泪非丈夫!”他就是这样鼓舞着同志们，也鼓舞着他自己。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晋笙同志就取消狱中党组织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他提出：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三个以上同志，就应该组织起来。狱中有很多同志还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需要党组织加强他们的工作，只有党组织去主动教育他们，才能使其坚定斗志，树立信心。不能因为狱中党组织被敌人发现而取消它。关于在狱中党组织应该怎样组织，狱中秘密工作应采取哪些方式方法等，他也都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临危受命慷慨就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党中央派晋笙同志来山东省委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一年内省委机关即连遭两次大破坏，很多负责同志先后被捕，急需重建省委，恢复组织。晋笙同志临危不惧，欣然受命。他和李馥清同志先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十二月间，党中央任命晋笙同志为山东省委书记①，月底，晋笙偕同李馥清同志到了青岛，未接上组织关系。他们发现情况异常，遂返回上海。当中央负责同志对他谈到重建省委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时，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不怕一切，完成任务。”这时，党中央派吴德峰同志（负责中央交通工作）沟通了济南的联络点和信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晋笙同志遂化名李克平，与李馥清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廿九日到达济南，与省委交通接上了关系。
一月廿九日夜是旧历除夕，当济南街头万家灯火，人们共话新春憧憬未来的时候，晋笙同志即投入了新的紧张的战斗。他分析到严峻的形势，党的组织受了很大破坏，残酷的镇压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斗争的信心，敌特象野猫子一样到处寻觅我党地下工作的踪迹。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不断地奔波于泉城内外、纱厂、学校和大明湖畔。常为躲避敌人的盯梢，一日数次迁居，有时就宿于工人同志的小窝棚。经过多方了解和工作，新的省委很快建立起来了。
二月八日，由于临时省委交通②李志英被捕叛变，致使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二月九日，晋笙和李馥清等同志被捕。③敌人妄图从他们嘴里得到党内机密，就施用酷刑逼供，但晋笙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实情，在叛徒卢成锐（陕西省一中学生）、李远大等对质时，晋笙同志只说名叫李克平，
①据中共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党中央派卢一之（即吴立时、张金德）来山东，与前省委成员王进仁、曹克明三人担任常委，卢一之任书记，再次组成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
②另一说是团市委工作人员李志英
③据中共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载：临时省委书记卢一之、秘书长雷晋笙(李克平)、团市委书记孙惠卿等八人被捕。
共产党员，河南开封人。他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怒骂叛徒是“毫无廉耻的狗东西!”敌人又采用利诱软化的办法，晋笙同志嗤之以鼻，愤愤地说：“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敌人一无所获，将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晋笙同志和战友们的鲜血，浇灌了齐鲁大地的革命之花。无数革命者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党和人民永远怀念先烈!为了纪念晋笙同志，沈雁冰、郑振铎同志将晋笙翻译的和徐蔚南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合编为《莫泊桑小说集》，于一九三二年由中国新文化书店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编刊的《革命烈士英名录》曾记载了晋笙同志的革命事迹。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签署，给晋笙烈士的家属以褒恤，并颁发了“永垂不朽”的光荣纪念证。
杰出的妇女楷模——郭隆真
何婉言
一九三一年，是反动军阀韩复榘统治山东镇压革命极其残酷的一年。四月五日拂晓，济南市上空阴云重重，有二十二名共产党人被解往纬八路刑场。其中一位女同志，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刽子手。一个全副武装的行刑队长走到她面前，眨着阴险的眼睛刁滑地说：“现在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威严的女同志怒视着他，果断地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节!”敌人仍不知趣，继续威逼。女同志昂头冷笑，大声地嘲弄敌人说：“半年了，你们费了不少心机，你们想知道的，什么也没得到，可见你们是孬种!而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只凭着对党的一片诚心，就把你们一套套的阴谋诡计戳穿了，说明我是胜利了。我引为骄傲，真叫我笑煞你们这帮可怜虫!”敌人非常尴尬，气急败坏地发出了开枪命令。刚强的女同志用尽平生力气，振臂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她从容就义了，时年三十七岁。这位女同志，就是杰出的妇女楷模、共产党员郭隆真同志。
封建礼教的叛逆
清朝末年，反封建、反压迫的新思潮风起云涌，封建礼教受到冲击。郭隆真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敢于抵制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她母亲仍恪守封建的陈规旧俗，一看到隆真的大脚板，就觉得伤风败俗，因此常常板着脸叫她裹脚，总是说：“一个女孩家，人长大了，这双大脚板那有人要!”郭隆真却回答说：“像您那样好吗？裹一双小脚，走路都不稳，还想再让我去受罪呀!”母亲又强迫她，她就一面撕碎了裹脚布，一面哭闹说：“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给人家看的!”妈妈还不让步，她就以不吃饭、不喝水来反抗。父亲看到这种情形，也劝她母亲说：“她不愿意裹脚就算了，何必为这事惹得您娘俩都生气哩!”以后又直截了当地说：“谁愿裹就去裹好了!我家的闺女由她自便。”心软的妈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妥协了。就这样，郭隆真斗争胜利了。
郭隆真不仅自己不裹脚，还到处宣传不裹脚的好处；不仅在本族中登门动员说服，还转向社会，跑到集市、庙会上去宣传。她编了个名为《七十二糊涂》的歌谣教妇女唱，开头几句是：“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呀你好糊涂。双脚缠得麻酥酥，走路做活真受苦，妈妈呀你好糊涂。……”她的宣传，正迎合了社会的潮流，当时不少的妇女放了脚，但富人家的妇女接受不了，有的在暗地里七嘴八舌的议论，有的甚至在背后编了歌谣讽刺她。而郭隆真并不理睬这些，继续宣传，毫不松懈。
一九〇九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兴办新学之风甚盛，但大名县却按兵不动，到处是私塾，教的还是《四书》、《五经》老一套，封建主义的文化仍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郭隆真家却敢于向封建传统挑战，敢于独树一帜。郭隆真的父亲出面主持，以郭淑善的名义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并特地写了“元城县①第一女子小学堂”的大匾挂在门口。办学的一切经费由郭隆真家自备，对学生不收费。共招收了二十多名学生。课程是国语、算术、修身、历史等。当时才十五岁的郭隆真担任教员。她除了教书外，还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放足，并且教唱反封建的歌谣。每逢阴天下雨，道路泥泞难走，她便亲自登门接送学生，感动得许多家长不得不放弃封建杂念，支持女儿学习。她为了扩大反对封建礼教的宣传，使更多的姐妹放足，还带着学生到集市上贴标语，到戏楼
元城县后并于大名县
舞台上讲演。她家这所女子小学堂，曾受到社会上一些守旧者的讥笑、讽刺，她不但不泄气，反而更加坚定不移。为了战胜腐朽透顶的旧势力，她干脆带着学生到大街、路口张贴招生启事，无论回汉学生，来者一律欢迎。人们景仰郭隆真父女的先进思想，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毅力。
这所新生的女子小学，虽然引起大名县各界人士的重视，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恰巧，就在这年的冬天，直隶省学台到大名县检查教育，对该县老一套的做法非常不满。并要惩罚县官。后来他发现金滩镇办了个新型的女子学堂，这才抵消了县官不办新学的过错，还对郭隆真予以“特别嘉奖”。随之，将这所女子学堂搬到县城，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一九一三年，郭隆真被选送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一九一七年，郭隆真抗婚一事，曾轰动了大名府。原来，在她十三岁时，由家庭包办给她订了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男方家是个有财势的大户，儿子是个独生子，年龄比郭隆真小得多；他家要求早成亲，娶过门去料理家务。郭隆真的母亲认为，闺女能治家就行了，没有多读书的必要，因此也同意尽快地办完这桩婚事。郭隆真对此十分恼火，她曾几次写信给父亲，说明时势在变，世道在变，包办婚姻也要变；还以不能中途辍学为理由，恳求解除婚约。但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想解除婚约是不可能的。为了躲婚，郭隆真长期住校，假期也不回家。不久，她父亲去世，男方家抓紧催促，要求立即成亲，否则要解除婚约。母亲怕伤风败俗，赶快让儿子写信，伪称自己病重，骗郭隆真回了家。男方家催着过门，还威胁说：“再不成婚，就要让郭家吃官司。”郭隆真想：如果答应了，就会断送自己的一生；拒绝了，母亲会生气出问题。为了解脱母亲的责任，她把愤怒埋在心底，答应由她自己去应付这门亲事。
结婚那天，花轿临门，郭隆真这个做新娘子的，不梳妆不打扮，仍然穿着她那套学生装——月白色上衣、一条黑裙子，准备出阁。尽管亲友们劝她更换新装，她也不听，大伙让她坐花轿，她也不肯，而是乘船前往。到了男方村头，落脚换坐花轿时，她硬掀起轿帘，坐了个“亮轿”。一进男方家门，她推开前来扶新娘子的人，自己大大方方地走进上房，坐在正中间，面向前来贺喜的人们义正辞严地讲起话来。她控诉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宣传婚姻应当自主。……这下子把在场的客人们都惊呆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杨家娶来个洋学生，像个疯子。”还有的骂她“败坏了郭家的门风”。娘家来送亲的人也感到很尴尬，便偷偷地溜走了。郭隆真面对这种情况，“视若不见，听若不闻”。不久，她便离开杨家，回天津女师继续上学去了。从此，她决定与封建家庭决裂。
五四运动的女闯将
五四运动前夕，天津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下，处在黑暗的深渊。外国人以太上皇自居，作威作福，军阀官僚不管人民的死活，加紧压榨，市场上洋货充斥，民族工商业日渐凋敝；学生有失学的危险，劳动人民生活更加悲惨。郭隆真看到这些，感到痛心。她所在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当年全省女子最高学府。但天津的爱国浪潮刚兴起时，几乎没有波及女师；厚厚的围墙，把她们与外界隔绝了。郭隆真厌倦了那种修道院式的教育，无心再读书了，曾对妹妹郭淑文说：“从家中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了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我们无聊地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生取义。宁愿舍生取义，也不当亡国奴！”为了探求真理，她认真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照亮了郭隆真的心，她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开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光明大道。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郭隆真等代表被拘禁，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爱国学生运动方兴未艾，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虽被释放，但要求惩办马良的目的并未达到，斗争还要继续进行。觉悟社成
①《觉悟》第一期，1920年1月20日出版。
立后两天，山东的代表团六人，冲破当地军阀的阻拦，到达天津，找他们联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一些地方学联代表，建议十月一日举行全国性的大请愿。于是，郭隆真再次被选为天津代表之一，与山东代表赴京，会同全国各地代表，一齐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军阀，坚决保护国家主权。总统徐世昌闭门不出。郭隆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登上总统府门前的石狮子，历数反动政府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行，痛斥徐世昌是卖国贼。军警特务们疯狂地上前撕打，郭隆真痛得汗流满面，她一面进行反抗，一面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罪行。在场的群众，非常敬佩她的英勇，纷纷上前保护她。到晚上十点钟，反动政府制止不了学生的爱国行动，又一次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郭隆真等三十二位请愿代表。直到十一月上旬，又经各界人民的抗议，被捕的全部代表才获得释放。
郭隆真出狱回天津后，又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十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福州公然屠杀我国学生和军警，制造了“福州惨案”。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纷纷对日本使馆提出抗议，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随之更加激烈。十二月二十日，天津各界在南开广场召开国民大会，焚烧日货。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学生联合会调查到“魁发成”商号私藏日货不报，便组织学生前往检查。商号老板竟勾引日本人，殴打了检查日货的学生，当场引起纠纷。反动警察厅不但不惩办打人凶手，反而殴打和逮捕请愿学生和各界代表二十多人；接着，又封闭了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布这些爱国团体“一律解散取消”，使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周恩来同志和郭隆真、邓颖超等觉悟社成员一起，发动组织群众，和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月二十七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觉悟社主持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爱国群众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觉悟社还决定，于一月二十九日全市统一行动，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包围省公署，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恢复天津学联等四项条件。根据以往的斗争实践，觉悟社的同志们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大家做好了被捕、坐班房的思想准备。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天津各界群众一千多人聚集在直隶省署门前抗议，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并启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省长曹锐被爱国群众吓得心惊胆寒，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双方陷入僵局。
当时，省署大门紧闭，但在门槛下面有个离地一尺多高的空隙。于是，郭隆真等三人随同周恩来同志，一齐从门槛下面挤了进去，要找省长说理。里面的军警早有准备，立即将他们逮捕。反动军警押着他们从省公署大门出来，他们一齐高呼：“同胞万岁！”“学生万岁!”请愿群众见四名代表被捕，就不顾一切地冲向省公署大门，痛斥曹锐无理镇压爱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四名代表。反动军警穷凶极恶，举起枪托，拿起皮鞭，向人们身上、头上乱捣乱抽；有的还用水龙头向请愿队伍喷射。一刹那，有五六十名男女学生受了重伤，受轻伤和被冷水浇病了的更不计其数，造成了天津一次最大的流血惨案。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对反动当局倍加愤慨，斗争浪潮更加猛烈。
郭隆真等四人被带到反动政府的营务处，一周以后，又被送到警察厅拘留所。她们知道周恩来等二十几位代表就关在近处，但不能会见。大家坚贞不屈，先后进行了反锁门和绝食斗争，逼得反动当局不得不同意男女同学自由往来。于是，他们在狱中组织游艺活动，还坚持学习英语、数学、历史等，互相帮助，亲如手足。
四月五日，各界联合会组织了二十四人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捕的二十四名代表坐牢。这一要求虽未实现，但终于争得了探望被捕代表的权利。郭隆真、张若名见到了分手数月的亲密战友邓颖超等同志时非常高兴。她们互相勉励，监狱内外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推动了全国群众运动不断发展。
两天后，郭隆真等被移送到敌检察厅。四月十一日，是郭隆真的生日。这一天她病了，周恩来等同志通过说理斗争，迫使狱方同意他们到女囚室探望郭隆真。周恩来同志带着男同学们的深情厚谊，拿着一面镶着国旗的镜子，送给病中的郭隆真做贺礼。郭隆真手捧贺镜，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不顾病情，和周恩来同志畅谈革命的宏图大志。最后她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同志们写了一封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短信：
“蒙你们诸位祝贺我的生日，我实在感谢，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做了个纪念品，再鞠躬!使我的精神愉快，信心更足，三鞠躬!”
六月二十日端午节的下午，郭隆真、张若名两人到男同学那边，一同举行娱乐和会餐。
从七月六日起，敌审判庭开庭审判，郭隆真、张若名和周恩来、于方舟同属一案，被诬为“聚众骚扰”。他们义正词严地提出反驳：各界群众选出的代表，进入省署要见省长，怎么叫“聚众”呢？在省署等候接见，又算什么“骚扰”呢？问得法官无话可说，旁听的群众拍手称快。
郭隆真和周恩来等在狱中坚持斗争了半年多。由于天津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七月中旬，他们二十四人全部出狱。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欢迎被捕代表胜利归来，特地举行了盛大的慰问活动。在天津各界群众欢迎会上，周恩来同志和郭隆真等代表，胸前都佩戴了人民赠送的“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耀眼的大红花。会后，一家照相馆主动给代表们免费照了相。这张照片现在还珍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胸前戴花的郭隆真和张若名站在前面第一排。
郭隆真三次被捕，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表现了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代表着觉醒起来的广大中国妇女。
远涉重洋探求真理
五四运动后，郭隆真与封建家庭脱离了关系，抱定了献身祖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当时爱国的青年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都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自己能力欠缺。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许多进步青年受国外革命的影响，要求到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赴法勤工俭学者已先后去了十四批。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余人作为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乘法国邮船“阿特货尔兰篷号”，离开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
刚到法国，困难很多，食宿、工作都没有安排好，大家有些着急，郭隆真也为此悬心，但她觉得只要开步走，就不怕没路走。因之，她积极和大家研究办法，到处奔走联系。不久，他们陆续找到了仅能糊口的工作。郭隆真和两位女同学被分配到巴黎郊区的云母加工厂做工。她的工作是开机器，终日站立，手脚不停，劳累一天，浑身酸痛，但郭隆真却没有把困难看在眼里，她自己衣着俭朴，生活清苦，经常吃的是炒洋白菜就面包，穿的是从家里带去的中国式衣裳，住的是最便宜、最简陋的房间。后来，她把节省下来的钱供给张若名去读书，不要她再做工。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使同学们都很敬佩。
在法国，郭隆真亲身受到法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深深体验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就更加信仰马克思主义。
后来，郭隆真和张若名、蔡畅、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等都在法国蒙达尼女子中学学习。该校副校长沙博，是法国社会党人，比较同情勤工俭学的学生。因之，她们除学习法文外，还可以阅读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和《平民报》等。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为了寻求真理，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郭隆真不畏艰苦，贪婪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开始时，她对法文还很生疏，就捧着字典，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译。虽然阅读如此困难，但她只要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文书籍，就如获至宝，认真阅读。
她好学不倦，爱研究问题，好独立思考，平时态度沉着、温和，不大爱说笑，但在研究学术问题时，总是兴致勃勃，话语滔滔，显得非常活跃。
为了宣传真理，扩大革命影响，郭隆真和张若名每晚不顾疲劳，逐字逐句地翻译《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论》，经常工作到深夜．每译完一篇，她们就立即送给周恩来同志，请他审校和修改。周恩来同志十分支持她们的工作，认真而又及时地帮助她们审稿、定稿。郭隆真取回书稿后，马上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直至装订成小册子，寄回祖国。
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在旅法勤工俭学中，郭隆真与周恩来同志相处多年，周恩来对郭隆真的思想和品质很熟悉，对她不怕艰险、不知疲倦、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经常予以赞扬。为了鼓励和帮助她更好地树立革命思想，使她尽快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周恩来同志不顾工作任务繁重，常去看望她，向她介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解马列主义真理，交流学习和斗争心得。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很大鼓舞。一九二二年六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在欧洲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组织起来，在法国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八月，经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根据郭隆真的一贯表现和进步要求，一九二三年，经周恩来、尹宽同志介绍，先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吸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隆真是个莫大的鼓舞。她忠心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勤工俭学期间，她同旅法学生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还积极参加了两次群众运动。
一九二四年秋天，党组织派郭隆真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虽然只学习了半年，但她亲眼看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阔了眼界，对革命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了较深的体会，增强了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回北京开展地下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天，郭隆真同志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肩负着党和民族的期望回到祖国。党组织考虑到她比较熟悉北方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有威信，就分配她到北京工作。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京市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负责领导工作。郭隆真同志到北京后，协助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开展工作，任妇女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对城内外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并联系女学生的工作；同时还负责接洽西郊香山慈幼院党的地下工作。她忠诚热心，胆大心细，任务完成得很好。她在北京大学进行宣传时，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革命理论，启发诱导北大女生张挹兰，使她懂得了革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为妇女运动英勇献身。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后控制了北京，他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一方面对北京加紧封锁，另一方面派大量军警密探，跟踪逮捕共产党人，打击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不久，北京《京报》、《晨报》两大报社的主编被杀害；许多进步教授、学生被逮捕，北京顿时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郭隆真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勇敢而又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掩护革命工作，她受命在西城主持创办了一所“缦云女校”。这是一所学习技艺的中等专业学校，共招收了二十多名学生。她的公开身份是负责行政工作，也兼任一些课程，但主要是以联系业务的名义，与城内外各大学及香山慈幼院的地下党进行联络，秘密地开展革命工作。
郭隆真同志还负责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主办的《妇女之友》杂志，《妇女之友》是月刊，除宣传妇女解放、抨击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外，更重要的是宣传我党妇女工作的方针。有时还开辟专栏，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社会问题，号召知识分子劳动化等。《妇女之友》的言论，代表了广大妇女的要求和呼声，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在当时妇女界中很受欢迎，但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当该刊物出版三、四期时，被反动当局查禁，在北京不能继续出版。于是，郭隆真同志便每月把编好的稿件送到天津去付印。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加班加点担任校对。印好后，便用大网篮装起来，伪装行李，带回北京去发行。这是个非常冒险的做法，但郭隆真同志却大胆而细心地来去自如，圆满地完成印刷、发行任务，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才被迫停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大革命时期出版的《妇女之友》杂志。它是郭隆真等烈士当年在北京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见证。
郭隆真同志在狱中不畏惧，不妥协，继续坚持斗争，鼓励同狱难友的斗志，还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反帝的道路，启发他们觉悟。不久，看守她们的女狱卒开始同情她们，后来成了郭隆真等同志从狱中向外传递信息的义务交通员。敌人在郭隆真同志身上既未查到证据，也未得到口供，竟然强行判处了她十二年徒刑。韩幽桐同志去探监时，隔着铁栅栏，见郭隆真同志身穿囚衣，挂着囚犯的号码条子，面容很憔悴。韩幽桐同志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郭隆真同志却安慰她说：“你这孩子，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一年以后，经党组织多方设法托人作保，才将她营救出来。
郭隆真同志出狱后到了上海，在党的地下工作非常秘密的情况下，找到了邓颖超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暂时住在党中央直属机关，等待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在哈尔滨发动工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组织考虑到郭隆真同志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是久经考验的党员，就派她去东北搞工人运动，她欣然受命。到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她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和早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叫“法国李”（即李振岐，又名李梅五，原为法国华工）的人接关系，配合他开展工人运动，住在三十六棚偏脸子八道街二十九号院。
三十六棚总工厂，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工厂。五四运动前后，曾举行过四次大罢工。郭隆真同志刚来到这里，有些工人因为不了解她，不愿和她接近。郭隆真同志便经常深入到工人家中，和工人家属一起洗衣做饭，缝缝补补，一面干活，一面交谈，很快就和群众建立了感情，有些工人也主动到她家串门。她很关心工人们的疾苦，经常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时，也常在晚间悄悄地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和“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情况，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变工厂现状而斗争。她讲得头头是道，通俗易懂，工人们心里像开了一扇天窗，亮堂多了。
郭隆真同志丝毫没有知识分子架子，很快取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为了交流情况、讨论问题、组织斗争，她每天从早晨一直工作到深夜，生活上也很艰苦。工人们经常关心地劝她保重身体，她总是微笑着说：“不要紧，我身体好，顶得住！”
郭隆真同志到满洲省委不久，刘少奇同志到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中东路事件”。①
①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美英帝国主义指使下，破坏一九二四年的中苏协定，掀起了反苏反共的高潮，命令解除中东铁路的苏联籍局长、副局长和各处处长的职务，夺取了中东铁路。同时，迫使苏联外交和商务人员停止在中国境内活动。同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武装挑衅失败后，被迫派代表到伯力（哈巴罗夫）谈判，规定仍按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办事，至于中东铁路争议问题和其它问题，另由双方会议解决。
郭隆真同志还领导工人进行了推翻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斗争。早在一九一八年，三十六棚总工厂就建立了“工业维持会”。因为没有党的领导，逐渐被反动当局控制，变成了一个官办的工会。他们向工人敲诈勒索，贪污盗窃，欺压工人，干了许多坏事。工人们强烈不满，曾几次掀起推翻“工业维持会”的斗争，但由于“工业维持会”倚仗敌警察管理处长当后台，工人们几次斗争都失败了。郭隆真同志和工人们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感到与黄色工会的斗争是相当艰巨复杂的。不仅有来自反动当局的镇压，而且还有来自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扰破坏。“法国李”就是个混进党内的托派分子。他处处与郭隆真同志作对，公然唱反调，不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主张改良“工业维持会”，还企图争夺领导权。李的论调，当时也确实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他们在工人中拉帮结伙，制造分裂。
当时，摆在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是取消革命斗争，对黄色工会无限制的让步，向敌人投降；二是坚持斗争，发展工人运动，组织和扩大党领导的工人力量，建立赤色工会。郭隆真同志坚定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她清楚地认识到“法国李”_的机_会主义错误，已经给工人带来很大危害，决不能再对他迁就、妥协，必须站在工人一边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郭隆真同志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工运路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辱骂三十六棚总工厂为“赤匪窟”，并几次派暗探、流氓到厂里捣乱，但都避到工人们的抵抗。郭隆真冲破各种干扰和阻力，继续领导工人积极筹建赤色工会。
旧历年关到了，工人给隆真同志拜年的特别多，郭隆真同志热情地接待大家，并利用群众喜爱的打牌活动作掩护，同大家商量如何继续进行斗争。有几个年轻工人，主张用打群架的方式，将“工业维持会”砸掉，并狠揍坏头头肖世平一伙。郭隆真同志要大家沉着冷静，并指出：三十六棚总工厂过去搞过多次反抗，但都失败了。其原因除了反动派的镇压，就是工人弟兄内部还不团结。接着，她又耐心地向工人们讲团结起来成立工会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和支持。直到深夜，大家还围坐在火炉旁，专心地研究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春节过后，郭隆真同志戴上了皮帽子，冒着凛冽的风雪，到处奔走，发动群众筹建赤色工会。她又召集了各分厂的十几名工人代表，开会制定了活动计划，遂将其亲自写好筹建新工会的公告分别贴在各分厂门口。公告一贴出，工人们都围上来观看，各分厂发起人立即向工人们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签字报名参加新工会。工人们积极响应，三天内签名者即达八百九十余人。
在郭隆真等同志的指导下，立即召开了各分厂全体会员大会，选出了十五名委员，工会正式成立，定名为总工厂（工人）委员会。青年工人张明德被选为主席委员。
新的工会成立了，郭隆真同志立即以总工厂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十一张公告，除在厂内张贴外，还致函铁路局督办公署及东北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等。同时，新工会还广泛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工人服务，关心群众疾苦。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工人的心，真正成为工人斗争的核心，并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然而，“工业维持会”坏头头肖世平和“法国李”等却怀恨在心，遂相互勾结，进行疯狂的反扑，极力诽谤新工会，诬蔑新工会积极分子是“共匪”，还威胁说：“你们那个工会就攥在我们手里，我们叫它垮它就垮。”后在他们的破坏下，新工会的个别委员，甚至还有个别工人党员（如葛凤鸣）也被拉了过去。这时，“法国李”的机会主义面目已暴露无遗。郭隆真同志一面同他进行斗争，一面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党组织认为李振岐（即法国李）的问题十分严重，向他提出了警告。李对自己的反动行为不仅毫无悔改表现，反而对郭隆真同志威胁说：“将来我这一派获胜了，我要枪毙你！”郭隆真同志毫不动摇，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保卫了新工会。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将这个托派分子清除出党，扫除了工人运动前进中的障碍。
这时，三十六棚总工厂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一切工作转入地下，新工会随时都有被封闭的危险。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郭隆真同志运用她长期作秘密工作的经验，英勇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和工会委员们做好了被捕和牺牲的准备。他们一面疏散了一批同志，一面教育留下的同志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坚持斗争。
白色恐怖与日俱增，在郭隆真同志住宅周围常常有身穿便服挺胸腆肚的人来回走着，也有不相识的人忽而上前敲门……从种种迹象来看，反动当局要更多逮捕革命者了。中共满洲省委考虑到当时环境险恶，曾多次让郭隆真同志转移，但她却说，工作已经有了新的开端，不能放弃，要求留下工作。因她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工人日夜轮流值班保卫她的安全，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反动军警密布三十六棚总工厂，一心想抓到郭隆真同志，她被迫经常转移住处，时而化装成教师，时而化装成工人家属，但仍有随时被捕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郭隆真同志转移，于是郭隆真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三月离开哈尔滨，转移到了沈阳。
郭隆真同志在哈尔滨三十六棚总工厂虽然只工作了一年多，但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得到了上级党的肯定。当时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曾肯定地说：“在工作中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正确的是大姐。”从那以后，郭隆真同志被选为满洲省委委员，后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省委机关做了一段领导工运的工作。
郭隆真同志到沈阳不久，刘少奇同志调离满洲省委。四月，中央派李子芬同志去担任省委书记，郭隆真同志负责辽宁的工运工作。四月十九日，满洲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省委机关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四月底，又组织了以林仲丹、杨翼辰（即杨一辰）同志为首的临时省委。为了迅速恢复满洲省委的党团工作，经组织批准，将王鹤寿同志从哈尔滨调回沈阳，负责恢复团省委，郭隆真同志也参加了省委党团恢复工作。因为党团机关均被破坏，他们不能在城里活动。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郭隆真同志与当时团省委王鹤寿同志等六人，在沈阳南郊大南边门外文家坟树林里秘密开会，筹备重新组织党团省委。不料，被沈阳警察局发现。他们误以为在这里开会的郭隆真、王鹤寿等人是前几天一件盗窃案的歹人，便把他们拘捕了。在向城内押送的路上，郭隆真和其他同志悄悄地编好了供词：“给郭大姐说媒。”到了警察局，他们各自按编好的口供说了一遍，警察局无可奈何，后来取保将他们释放了。此后，组织上考虑到郭隆真同志不便于再留东北工作，遂将其调离满洲省委，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郭隆真同志在上海稍事休整后，于一九三〇年秋，组织上派她到山东省委工作，化名郭林一。
战斗到最后一息
一九二八年底，山东党组织在原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投敌叛变后，连遭严重破坏。反动当局不断派出便衣侦探，在青岛、济南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一九三〇年秋季郭隆真同志来山东后，任省委委员。她首先到青岛工作，任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开始，她在沧口纱厂做女工工作，后来又到敌人控制得较严的大英烟草公司开展活动。过去地下党虽与这两家工厂的工人有联系，但并没有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郭隆真同志和陈少敏、董汝勤等同志深入到一些女工家中，倾听她们的呼声，向她们讲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用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大量事实，启发教育女工们，很快就在纱厂、烟厂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青岛内外棉纱厂的日本人将工人朱光清折磨致死，还不许大家声张，对外则诡称他是在打包车间被棉纱压死的。郭隆真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和工会人员一起在工人中间活动，指出朱光清是被厂方日本人害死的，动员工人们团结一致，同厂方进行斗争，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同时，还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的小报。
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会更加仇视，他们和反动政府相勾结，开除工会领导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并常用停工的办法威胁工人。工人们在郭隆真等同志的领导下并来屈服，反抗斗争更加激烈。
敌人对郭隆真同志又怕又恨，经常派密探跟踪盯梢，企图逮捕她。但工人们却一次一次地主动掩护她脱险。但是有一次，工人林福昌的妻子林杨氏在河边洗衣服，郭隆真同志去和她谈话，被敌青岛市公安局第五分局陈寄尘侦知，随即对郭隆真同志跟踪监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郭隆真同志到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林福昌家里活动，陈寄尘尾随其后，将其逮捕。
敌青岛市公安局对郭隆真同志进行审讯。郭隆真同志自称张李氏，从济南来，在青岛并无固定住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本来没有抓住确实证据，一时难辨真假，弄不清郭隆真同志的真正身份。但敌青岛市公安局在上报案件时说：“自从张李氏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产党重要分子’”。郭隆真同志被押到公安局拘留所时，因为她是重要政治犯，态度又硬，敌人给她戴上了手铐。在当时，这是开了女犯被拘留时戴手铐的先例，郭隆真同志以拒绝吃饭和梳洗表示抗议。一九三一年，敌人又把她押解到济南第一监狱。
郭隆真同志在残酷的折磨面前，意志并没有消沉。她向许多难友伸出了友爱之手，体贴入微地照料有病的同志。她笑声朗朗，使死气沉沉的牢房有了生机。最使大家敬佩的是，在不许看书阅报的情况下，她能够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述很多有关政治、哲学知识，讲述一些古今中外农民起义的故事，鼓舞难友们的斗志。
敌人妄想用生活上的折磨使郭隆真同志屈服，让她说出在青岛的任务，要她写悔过书，但都被她严词拒绝了。敌人使用了各种残酷刑罚，她始终咬紧牙关，忍痛抗拒，坚贞不屈；她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使执刑的狱吏都表示敬佩，认为实在少见。
反动军阀韩复榘，在对郭隆真同志严刑审讯、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将其判处了死刑。郭隆真同志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毫无惧色，她满腔仇恨，用最后的力量，最后的生命，最后的热血，在囚车上呼口号、讲演。她大义凛然地走上刑场，为革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郭隆真同志英勇就义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她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她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永远被人们称颂。正如她的亲密战友邓颖超同志所称颂的那样：“她有火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亦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的亲日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①
摘引自1941年《新华日报》邓颖超《纪念我们的女烈士——郭林一同志》
——王青士烈士生平
周庆本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制造了罪恶昭彰的“龙华二七惨案”，有二十四位同志壮烈殉难。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同志，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时年仅二十四岁，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求学上进赴北京
王青士同志，原名王之绾，化名王青石、汪秋实，安徽省霍邱县城关人。一九〇七年生于辽宁奉天（今沈阳市）。当时他父亲在奉天铜元局任职。小青士十岁上下，父亲即病故了，母亲带着他兄弟姊妹四个又回到霍邱县老家，家门亲戚中有些人对他们寡母孤儿冷眼相看，甚至欺凌辱骂。母亲一面反击，一面用反抗精神教养子女。小青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青士在霍邱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安徽省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用白话书信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影响到穷乡僻壤的霍邱县。青士也从几位思想进步的老师那里受到了影响和启示。无数人间不平的事实，使他渐渐觉悟到母亲的仇恨实际上就是千百万被压迫者的仇恨。因之，他对母亲十分恭敬孝顺。同时又很厌恶封建迷信给母亲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有一次，母亲请来一个尼姑念经，青士悄悄地把她锁在屋里就走了。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恶作剧，而且是对封建迷信的嘲弄。
一九二〇年，青士毕业于高等小学。那时霍邱县还没有中学，青士渴求上进，向往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这时他才十三岁，母亲舍不得他千里迢迢去北方，但也说不服性格刚强、颇有见识的小青士，便同意他去求学问、闯前途，并叫次子冶秋同行。
青士怀着求知上进、为民造福的热望，和弟弟一起到了北京。
爱国反帝露峥嵘
青士自小爱画，就加入了北京美术研究会，在那里旁听。弟弟冶秋进了北京西山中学寄读。
当时，祖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下进行挣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等激励了正在进行艺术修养的王青士。虽然他才十几岁，还不理解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然而他明白，这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反抗统治压榨、在闹翻身求解放。青士爱国家，又富有反抗性格，因之对这些斗争十分同情，十分注意。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北京的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散播革命的火种。虽然反动当局极力取缔，但青士却暗中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十月革命胜利后正在进行建设的苏联，使他羡慕向往，他不再安于美术研究了。
青士听说北京东总布胡同有一所俄文政法学校，毕业后可以到苏联去留学。于是，他便放弃了造型美术的学习，于一九二三年进入了俄文政法学校。当时瞿秋白同志是俄文政法学校的教师，其弟云白是青士的同学；因之，青士认识了秋白同志，并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如：“二七”惨案后学生们发起了抗议声援运动，青士和学生们一起奔走街头，发起募捐。后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布“以俄为师”，并改组了国民党。革命统一战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青士遂怀着兴奋的心情宣传三大政策，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着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先生北上时，青士参加了学生、工人举行的盛大欢迎，后又积极宣传促进国民会议运动。
另外，在秋白同志的指导下，青士还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刊，从而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他公开拥护党的号召，赞助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并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参加了国共联合发动的追悼活动。“五卅”惨案后，他又积极投入反帝运动，贴标语，发传单，进行街头演说，参与示威游行，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鼓动爱国热情。他的行为，引起了反动派的仇恨，受到了侦缉队的监视。青士怒火满腔，遂于一九二六年中途退学，从北京到了上海，准备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革命者总有用武之地。王青士怀着革命的理想，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家乡。
书店入党闹革命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王青士在霍邱县开办了一个门面不大的“开明书店”，他是这个书店的经理。
开明书店开张不久，就轰动了县城内外，它以廉价的新书报吸引了许多读者；特别是热情大方、见多识广的王青士，洋洋洒洒地一谈，就会使人耳目一新。因此，书店顾客熙熙攘攘，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时，店里的另一位经理，主张以赢利为宗旨，青士就一再开导劝说：霍邱的乡亲受尽了压迫，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赚他们的钱，而在于送给他们争取民主的道理和方法；否则，为什么一定要开书店呢？就这样，他们确定了明确的方向：传播知识、传播进步思想。书店除了出售进步书报外，还引进了《申报》、《时事新报》等。这样一来，落后的霍邱县，阅读新书报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时事，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当时，《新青年》这一类刊物在书架上一摆，很快就销售一空，革命的思想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青士在书店辛苦经营，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尊敬。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上海工人起义，武汉、九江收回英租界，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等消息频频传到霍邱县时，书店的生意也日益兴隆起来。这时，王青士心情激荡，他曾想离开家乡，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激流之中。
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和裴荫青结了婚，常常把自己的心事讲给妻子听。在青士的启示教育下，荫青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不料就在这时，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叛变，蒋汪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很快就笼罩了皖北。有些遭受挫折的共产党员也回到了家乡，青士的弟弟冶秋同志也在军阀张作霖的追捕下回到霍邱。开明书店和青士的家，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点。
王青士从一九二四年就受到党的直接教育，一九二五年又协助瞿秋白同志做过一些工作，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信赖、非常敬仰。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戮，他不仅没有动摇、恐惧，反而对党更加向慕、信赖。就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刻，青士公然退出了国民党，并于一九二七年底，经冶秋和李何林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他数年来的愿望。
暴动失败路坎坷
“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党组织都在发动起义。他们认为“八七”会议是批判陈独秀的胜利成果，就决计响应和积极参加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因霍邱县党团组织建立以后，又苦于找不到上级党，感到孤军奋战确有困难。于是，他们以青士同志为主迅速凑集路费，分头私访皖北各县，一直查访到南京，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革命的形势激励着同志们的战斗情绪，大家急于投入伟大的革命洪流，正在这时，陕北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魏野畴同志化名魏全，于一九二七年冬到达皖北阜阳。由于野畴同志的积极活动和霍邱党组织的努力查访，他们终于接上了关系。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魏野畴同志组织下，在阜阳召开了皖北特委成立大会，并同时决定组织阜阳暴动，号召各县群起响应。霍邱党组织也积极派王冶秋和戴铸九同志参加了大会，但到达阜阳时大会已结束。野畴同志和他们亲切会见，传达了大会决议，并对霍邱县的党团工作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从此，阜阳特委和霍邱县党团组织发生了领导关系。
霍邱的党团组织根据特委指示，立即改称霍邱县委，并放手发展党团员。青士同志一方面利用开明书店，一方面主动地奔走城乡四方，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使霍邱县委的组织力量很快地壮大起来。
接着，霍邱县委又积极地进行了暴动的准备工作。首先成立了霍邱县农民协会。为了充分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县委还决定狠狠地打击一下土豪劣绅。当时的豪绅已经听说各地兴起了农民运动，阴谋对抗，遂即组织了一个*字会。青士等同志分赴全县各地调查，凡是门口钉有*牌的豪绅，都予以登记。
霍邱县委没有自己的武装，就发动全县党团员一齐动手对付敌人。李何林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县高等小学校长，他搞来一架油印机。青士等同志每到夜间就去大寺，在一尊大佛像后面挑灯油印传单。同时，农民协会也在农民中间组织暴动。
一九二八年春，皖北特委掌握了阜阳高桂滋特务团，以此作为军事力量，于四月九日举行了有名的阜阳暴动。五万多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喊出了“分粮吃大户”的革命口号，在皖北流行集竖起了红旗，建立了皖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但是，阜阳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进行血腥屠杀，致使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阜阳县委书记李端甫等许多优秀党团员英勇牺牲，阜阳暴动也很快就失败了。敌人非常嚣张，整个皖北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霍邱的党团员义愤填膺。于是，县委决定单独举行暴动，打击敌人；如暴动失败，立即撤退，以便保存有生力量。
青士同志认为，鼓舞革命士气是非常重要的。因之，他把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叛变以来的剪报拿出来。其中有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我党同志的报道，也有全国各地举行暴动的消息。他用这些剪报教育同志，加深了大家对敌人的仇恨，加强了斗争的决心。同志们说：革命力量是扑灭不了的，我们应该让它更壮大更发展!
暴动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了两个月之后，随即举行了皖北有名的“七·二七”暴动，一夜之间，霍邱县境内的集镇、乡村，大量散发了“打倒土豪劣绅”的传单，到处张贴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标语。这次暴动给刚刚上任的敌县长来了个下马威，地主豪绅均惊恐万状，革命群众却心情振奋。
暴动的第二天，敌人像挨了打的疯狗，出动大批军警、民团，到处搜捕暴动的领导人。他们从印传单的油印机找到线索，首先袭击高等小学和开明书店。然而，放在夹壁中的全县党团员名册已经由冶秋同志焚毁了。青士同志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没有回家，辗转到达事先预定的集合地点。由于风声越来越紧，县委立即决定：凡平时特别被敌人注意的同志首先撤退，到上海等候接关系。青士同志遂即交代了工作，由润河集坐上小船，离开霍邱，经蚌埠转到上海。
青士和冶秋、李烈飞同志住在上海江湾。由于安徽省委内的托派分子从中作梗，使他们与党失去了联系。他们从夏天等到深秋，简直穷得一筹莫展，天气渐渐凉了，都还穿着单薄的大褂，更严重的是未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他们等待着上级党，就像久盼妈妈的孩子。在两三个月艰难困苦的等待中，青士同志得了疾病卧床不起。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忍耐着痛苦，孜孜不倦地看书、读报。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影响着这个小小的战斗集体。他们三人心里时刻思念着党，时刻盼望着接上关系。结果，他们在上海没有找到上级党，就商议到北平去找。大家坚信：一定会找到党!
北平故地搞地工
北平的深秋，已是寒气袭人的季节。只穿着单薄大褂的王青士同志，却因心急如焚而不觉得阵阵寒意。他踏着满街落叶，到处寻找党组织。一天，他来到景山东街内的西老胡同，找到了未名社。该社是鲁迅先生领导、党信得过的。当时鲁迅和曹靖华都在上海，驻北平的其他四名成员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都是霍邱县人。李霁野、韦丛芜被北洋军阀捕去放回不久，他们以同乡的名义收留青士同志当了店伙。随后，青士同志又到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北京大学去联系，终于在那里接上了党的关系，参加了北大支部。
青士同志还为未名社新书《第四十一》、《建塔者》、《蠢货》等设计了封面。未名社存在期间，共出书二十多种。有一些被反动当局视为“赤色书籍”、“危险读物”，书店负责人就把设计封面的任务交给青士同志，他都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然后用心揣摩，迅速画成。
青士同志为了扩大未名社的进步影响，还和何林同志一起，开辟了一个免费阅读进步书籍的小型阅览室，受到学生、工人、市民的欢迎。阅览室桌椅条凳不多，但热心的读者却不乏其人，有的不得不站着读，或者倚着墙角读，使未名社格外繁忙。青士、何林等同志因工作积极，受到该社作家们的称赞。
这时，青士同志又秘密地担任了沙滩一带共青团的工作。党的地下工作者赵赤萍、王林等同志常常来这里和他接头或联络工作，他也常被同志们用手势或暗号叫到店外去洽谈，当时的党员王水剑等，都是未名社的常客，常借未名社秘密聚会，使未名社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地下联络站。这样一来，难免引人注目，给未名社带来许多“不太平”的征兆，书社的人也有些提心吊胆。青士同志审时度势，向上级党及时反映了情况，经批准后他郑重地辞去了未名社的职务。
青士同志离开了未名社，党组织派他去北平团市委工作。从此，他便成了职业革命家。
那时，北平的党团机关常遭破坏，党团负责人被捕后就调干补缺。青士同志到职后表现积极，很有魄力，博得了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一九二九年，他担任了北平团市委书记。
青士同志热情饱满，工作认真负责。他经常用苏区人民艰苦斗争的故事教育同志们，鼓舞大家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他认真组织党团员学习，帮助大家提高理论和文化水平，并强调斗争实践，不尚空谈。他对同志们要求严格，对工作、学习任务完成的情况及时进行检查，发现缺点和错误能直率地提出来。他善于通过个别谈话讲述革命形势，布置工作任务，从来不打官腔，总是循循善诱，发人深省。一九三〇年四月，全国“左联”成立以后，他对北平地区“左联”、“社联”等学术团体的工作都热心地给予支持，并常对同志们说：“这是关系革命成功的重要工作。”他还特别布置做研究工作的党团员，尽量搜集河北省各地经济资料，并指出这些资料“是革命成功以后首先用得上的”。
赴太原肩负重任
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山西太原市委分配年轻的交通高克亭同志跑顺直省委，到天津执行任务。当他准备返回太原时，省委告诉他：经研究，山西成立特委，由“青石”同志任特委书记，让他们一起去太原。克亭同志高兴万分。原来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山西党连遭破坏，骨干力量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所剩党员不多。因之，领导机构缩小，太原市委代行全省领导职责，但领导不力，山西广大党员希望上级党能改变这种局面。顺直省委根据王青士同志的一贯表现，决定他化名“青石”，去挑起这副重担。
青士同志还没到达太原，在路上就向克亭同志做了调查，而且充满革命热情，信心百倍地要把山西的工作搞好。
到了太原，刚和市委联系上，青士同志就立即着手了解情况。不久，就展开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工作。由于敌人的摧残，部分党员同志迷离彷徨。青士同志鼓励他们说“共产党员是带领群众前进的力量，我们如果不振奋，群众情绪就会低落。我愿和大家一起，不畏强暴，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让我们以这种精神去宣传组织群众吧！”
根据太原党的情况，青士同志以身作则，深入到各个支部去耐心地进行工作。同时，他对特委的同志要求很严，要大家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或以其他职业作掩护深入工厂、学校发动群众。有一位特委负责同志，党发给他生活职业费，要他以卖药小贩为掩护，跑工厂联系群众，而这位同志却把药品送给了乡友。青士同志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青士同志反对拖拖拉拉，提倡雷厉风行，他自己的行动则更是敏捷干练。他到太原不久，就对山西的情况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并马上向顺直省委作了汇报，请示省委领导。
在他的影响下，广大党员同志很快恢复了旺盛的斗志。
青士同志把太原兵工厂作为城市工作的重点，该厂是山西产业工人的集中点，具有革命斗争的传统，党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为了开展职工运动，青士同志亲自深入该厂组织斗争。该厂坐落在太原北门外，他每天往返一两次，不嫌劳累。他很重视宣传工作，常常亲自起草传单、宣言，有时还自己刻钢版、印刷，亲自外出散发。他对恢复、整顿山西党的组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转战山东献青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青士同志从太原调到天津任顺直省委委员，不久，又奉命来山东工作。当时山东省委在青岛遭到严重破坏，青士同志化名汪秋实，和张含辉、吴亚鲁等同志一起来青岛组织临时省委。他首先通过青岛市委书记韩良慧了解了全市的情况，于十二月上旬组成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他任组织部长。
十二月八日，青士同志赴潍县、寿光、益都、广饶等县巡视党组织和工作情况，及时地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布置各县委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暴动，配合南方苏区工农红军反“围剿”，开展鲁北的土地革命斗争。
十二月二十四日，青士同志回到青岛，和党的基层组织一起认真地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肃清立三路线的影响，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带头纠正错误，和同志们一起提高了觉悟。
一九三一年一月，青士同志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一月十三日在上海向中央写了工作报告，汇报了山东党组织恢复活动的情况。不幸，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为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原则的第三国际代表米夫所控制，他做了王明的后台，大耍两面手法，进行了篡党活动，委任王明为党中央总书记。会议出现了一派支持王明，一派反对王明的局面。
青士同志坚决站在反对王明派这一边，对王明及其追随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斗争非常激烈，最后王明路线暂时占了上风。
青士同志并不气馁，他自幼养成一种反抗性格，入党后一直敢于对错误（包括自己的）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坚信反对王明的错误，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一定会取得胜利。
一月十七日，帝国主义上海工部局老闸捕房袭击了上海汉口路二二二号东方旅社。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络处设在这里，王青士同志也住在这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党内叛徒狼狈为奸，从一月十七日下午到十八日夜间，陆续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青士同志当时又改用原名王之绾，他和李伟森、赵少雄等十一人，同在三十一号房间被捕。他们均被押解到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受审。在敌人的各种酷刑折磨下，他们始终英勇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蒋介石政府害怕转押到南京影响太大，连电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地处决”。上海的敌人则畏惧社会舆论，借口继续侦讯，犹豫不定。
上级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并且通过互济会给被捕的同志送去寒衣和钱。狱中同志明知定遭杀害，但都很乐观，决定把衣服送给已判刑的难友，准备把钱买酒菜，理理发，以便更加坚强有力地与敌斗争。
青士同志一方面作了牺牲的打算，一方面通过关系向北平发了信，把被捕情况告诉了冶秋同志。正在这时，敌警备司令熊式辉接南京第三次电报，竟对青士等同志下了毒手。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敌人诡称要将青士等二十四位同志移解南京，从监房里提出，押到法庭。有个匪徒手拿执行书，对着照片，要每一位同志盖手印。同志们看到上面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的字样，仇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大家愤怒地呼喊：“不盖!”“什么法庭，你们是一群猪猡!”“为什么不作公开审判!”“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
敌法庭上顿时一片大乱。敌宪兵连长慌忙吩咐匪徒们动手拖。当青士同志被拖出门口时，还英勇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二十四位同志被拖到敌司令部后面荒地上时，雄壮的口号声震撼着夜空。刽子手们开枪了，同志们倒在血泊之中。青士同志身中数弹还连声呼喊，最后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四岁。
王青士同志生前为之奋斗的理想之光照亮了龙华，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祖国江山。上海市委找到了他们的遗骸，最后将二十四烈士葬在龙华革命烈士陵园。
青士同志曾在青岛工作，他革命的足迹留在山明水秀的岛上，他事业的丰碑永远竖立在青岛人民的心头上。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忘却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下的沉重字句：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们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不断的斗争。”
牟洪礼烈士传略
潍坊市民政局
牟洪礼同志，字修五，曾用名薛礼德、李若水、孟名三、李修与，山东省潍县牟家院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潍县县委委员兼潍北区委书记、淄（川）、博（山）、张（店）地区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等职。他对党忠诚，意志坚定，机智勇敢，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一九三一年春在开封市被捕，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牟洪礼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八岁入本村毓贤小学读书。少年时代，他和本村的牟铭勋（字竹轩）、小庄子的耿梅村结为好友，共同勤奋学习，成为学校的高才生。当时由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少年学生们的心灵上产生了种种疑团。他们经常问老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为什么赶走了德国鬼子又来了日本鬼子？”“为什么中国人光受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为什么光用洋货，不会自己造吗？”老师的讲解，特别是全国各地爆发的反奴役、反压迫、驱逐洋人、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大大激发了牟洪礼的爱国热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牟洪礼那年才十四岁，在老师的倡导下，他积极参加了本校的学生宣传队，经常到安固、大柳疃、柳科、高里、台底等集市和庙会上进行爱国宣传，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尽管很劳累，但他精神很振奋。
一九二二年夏，牟洪礼在毓贤小学毕业了。他忧国忧民，但不知何去何从，遂怀着读书救国的心情，和牟铭勋、耿梅村进入了本村私塾学堂读书。时隔一年，正是全国军阀混战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目标和角逐场所；再加以地主豪神巧取豪夺，土匪、兵痞抢劫骚扰，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广大农民终日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年轻的牟洪礼再也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他想：“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能救国吗？所谓的‘东亚病夫’就没办法‘医治’了吗？那些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难道还让他们继续嚣张下去吗!”牟洪礼百感交集，悲愤填膺。一天，他把手中的诗书一甩，对牟铭勋、耿梅村激昂地说：“国家危亡，人民涂炭，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怎能坐视不救!与其这样忍辱求生，倒不如驰骋疆场，效命国家。我们决不能再埋在这故纸堆里，应该另求出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才受人欺侮；要使中国强盛，首先要振兴实业。
一九二三年夏，他和牟铭勋收拾了简单行李，辞别了双亲，考入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一有利条件下，我们党在山东不但迅速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组织。济南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牟洪礼在参加社会活动中，经常接近本校的共产党员宋伯行老师。在宋老师的启发教育下，他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熟悉了党的纲领和主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进步很快。他心中的疑团渐渐解开了，找到了中国贫困落后和受外人侵凌的原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立志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在各种斗争中表现英勇果断。到一九二五年，由宋伯行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
随着党组织不断地发展，党员不断地增加，成立潍县党的领导机构的条件也逐渐成熟。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庄龙甲同志在茂子庄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潍县县委。庄龙甲任书记，扈梅村、张同俊、牟洪礼、宋文恪、杨学序任委员。牟洪礼同志任农民委员，并兼任潍北区委书记。
牟洪礼同志在潍北区工作期间，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有时到茂子庄、虞河崖参加会议，往返一百余里；有时为检查指导工作，一晚上奔走五六个村庄。为了搭救受难的同志或救济贫苦群众，他曾几次变卖自己的家产，慷慨仗义，毫无难色。
潍县城乡的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革命工作蓬勃发展，群众欢欣鼓舞。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同志根据中共山东执委的指示，在国民党省党部内的张洛书（共产党员）等同志的支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潍县县党部。改组后的执行、监察委员都是共产党员，牟洪礼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①
一九二七年冬，中共山东省委派丁君羊和刘子久同志到潍县，在乐道院外养正小学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牟洪礼与庄龙甲等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不久，中共潍县县委组建了特工队，到次年春，又建立的赤卫队。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但山东还处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尚未破裂，张洛书、庄龙甲、牟洪礼等同志还都跨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潍县县委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组织暴动。县委随即进行了发动和组织。四月二十日，县委领导五十多人的斧头队和潍县西南区的党员、农会会员砸了大柳树集税局子。这一斗争的胜利，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给农民撑了腰，出了气，可是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到处造谣惑众，恫吓百姓。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潍县县委发布了《为大柳树集反牲畜税事件告农民兄弟书》，号召广大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到底。
为了贯彻县委指示，把“告农民书”散发给广大群众，一天，牟洪礼等同志以青年农民打扮，怀揣着几百份“告农民书”，随着赶集的人群进入了固堤镇。固堤镇是潍北的重镇之一，历代设有敌警察局或民团局。这些局子狗仗人势，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牟洪礼等同志转到警察局大门口，刚要把一叠“告农民书”塞进石狮子口中，突然被一名警察发现了。警察刚要喊叫，牟洪礼同志机警地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纸包递给了他，轻声说：“我们是赶集的，这是点小意思。”警察以为是钞票，正在低头拆看时，牟洪礼同志趁其不备飞起一脚，踢中其小腹，他“哎呀”一声倒在地上，牟洪礼等同志乘机转移了。
翌日清早，牟洪礼同志刚从家里出来，迎面碰上一伙警察来捉他。但警察并不认识他，便大咧咧地问道：“喂，牟洪礼家在什么地方？”牟洪礼同志心里有数，泰然自若地回答：“我刚才看见他回家去了。”并顺手向后一指：“拐进墙角去就是他的家。”待警察们向前走去时，牟洪礼同志立即翻过邻居的墙，跨过宅院，安然脱险了。
砸了大柳树集税局子和散发“告农民书”的事件，振奋了群众的情绪。潍北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如“短工罢市”，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剥削；贫苦农民进行了“吃坡斗争”，割了三家恶霸地主的麦子，帮助一部分贫苦群众度过了灾荒；近二百多名发网工人和猪鬃工人的斗争，减少了资本家的中间剥削。
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为了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调牟洪礼同志到济南鲁丰纱厂发动工人罢工，不幸被捕。敌人刑讯逼供，他英勇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一天，在押解途中，他趁一个敌人小便之机，迅猛地将另一个敌人撞倒在地，撒腿跑进高粱地，逃出了魔掌，一路上忍饥挨饿，辗转回村。
同年五月，军阀张宗昌被蒋介石、冯玉祥的军队驱逐出山东后，国民党右派控制了我省，形势恶化，有的党员经不住考验当了逃兵，甚至有的投敌自首成了叛徒。这时，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同志因操劳过度，肺病加重，在县委的决定和同志们一再劝说下，他暂时离开家乡，搬到安丘县杞城村党员傅锡泽开办的药房里，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工作，不幸于十月十日（古历八月二十七日）被敌人捕去，押到南流镇，于十二日惨遭杀害。
噩耗传来，牟洪礼和其他党员同志们心情极为悲痛。为了弄清真相，牟洪礼同志装扮成小商贩，亲赴南流镇进行实地调查。据在场的同志说：庄龙甲同志临刑前面无惧色，向群众愤怒地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真相，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投靠帝国主义，勾结地主、资产阶级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腥罪行，并向敌人愤怒高喊：“今天你们杀了我一个，明天会有千百万人站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凛然不屈，慷慨就义。牟洪礼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庄家庄庄禄海同志家中。他本想将庄龙甲同志壮烈牺牲的经过告诉其家属和老战友，但又怕对他们打击太重；思忖之后，他抑制住悲痛，在开完党支部会后，趁同志们不注意时，在一个烟卷盒的背面写下了一首“老庄死在南流”的冠头诗，压在煤油灯下，便凄然离去。诗曰：
老子英雄儿好汉，
庄稼不收年年盼；
死而复生精神存，
在与不在何必言；
南北东西人知晓，
流芳百世万古传。
十月下旬，牟洪礼、马宣元等同志经过秘密串联，恢复了潍县党的组织活动，在东曹庄成立了中共潍县特别支部。他们工作了一个多月，就恢复了十三个党支部，共有七十六名党员。这时，混入省委内的王复元、王用章先后叛变，为虎作伥，致使山东的一些党组织连遭破坏。在这极为困难的日子里，牟洪礼同志却不畏强暴、不避艰险地坚持了潍县党的工作。他以曹庄小学教员作掩护，白天教学，晚上到庄家庄聚会，研究并指导党的工作。他们首先在庄家庄，由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庄克仁带头，团结全体党员教师为骨干，并吸收了有威望的几位老贫农参加，成立了“孝义会”。
孝义会名义上是为群众承办軎、丧事，实际上是在从事秘密革命工作，他们先后帮助葛家、武家、董家庙子、南屯等村恢复和建立了党支部。每逢星期六的晚上，牟洪礼同志还要返回潍北牟家院村指导各党支部的工作。他曾委托阙庄党员于画舫同志负责组织人员，每星期编印一批标语、传单，贴到庙墙、牌坊上以及集市显眼的地方，激发和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不是催粮逼款、抽丁拉伕，就是筑城设卡、清乡搜捕。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千金缉拿牟洪礼同志。这时，人们都为牟洪礼同志的安危担心。有的劝他到外地躲避一下，他总是打趣地说：“我这个人，一开始革命就把头别在腰带上，哪里扔了哪里算。在这紧急关头，我哪能离开大家呢？敌人和狗一样，你越怕它，它越向你龇牙咧嘴。”经他这么一说，坚定了同志们的斗争信心。
一天，牟洪礼同志正在阜通煤场的小茅棚里阅读文件，煤场掌柜李永升正在账房里忙生意，有个小伙计急匆匆地跑来说：“李掌柜，有位长官找你。”“哪位？……”他刚发问，那位军官就来到他面前了。李永升抬头一看，心里一惊：“啊！是张团长，少见少见，快屋里坐。”
这位团长叫张明洲，原在张宗昌部下当团长，在济南时和李永升相识。“五·三”惨案后，张宗昌垮台，他被编为国民党军队，这次刚调防来潍城，听说李永升在此开煤场，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你认识牟洪礼吗？”张突然问。“多少认识点，一个村嘛！”李故作镇静地回答。张又说：“我想见见他。”李回答道：“牟洪礼神出鬼没，国民党悬赏干金捉拿他，直到现在也没见他的影子，恐怕很难见到吧!”张明洲讨了个没趣，便把茶杯一放悻悻而去。
李永升急忙向牟洪礼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劝他说：“这家伙登门来找，恐怕凶多吉少。你还是早躲躲吧!”牟洪礼同志沉思了一下，眉毛一扬，拳头一挥，果断地说：“好，你明天请他来，我要会见这位团长先生。”
第二天下午，牟洪礼同志在阜通煤场李掌柜的卧室里会见了这位张团长。寒暄之后，牟洪礼同志单刀直入地说：“你可以把我抓起来去请功领赏啦！”“牟先生别误会，我张某不是那种无义的小人！”张团长极力辩白。
牟洪礼同志看出，张明洲不是个死硬派，倒还有点中国人的骨气，遂即对面坐下攀谈起来。牟洪礼同志从眼下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内政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疾苦，一直谈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救民的方针。他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深深地打动了张明洲的心，使这位团长对牟洪礼产生了敬慕之情。分手时，他紧紧握着牟洪礼同志的手激动地说：“牟先生，实在是相见恨晚，从今日起，咱俩就是好朋友了。敝舍在城里十字口门牌十八号，欢迎光临。今后若有用我张某之处，一定竭力，幸会幸会”。
事隔不久，由于叛徒告密，阜通煤场联络点暴露了。一天凌晨，国民党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阜通煤场，在这危急关头，牟洪礼同志跳出后窗，翻过院墙，潜入城里，毅然闯入张明洲的公馆。张不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在当晚护送他出城。
这时，党中央派来山东协助锄奸的张英同志（原名马宗显、潍县人），正在与青岛市委设计铲除大叛徒王复元、王用章。我地下党员傅玉真同志大义灭亲，向牟洪礼同志揭发其新婚丈夫丁维樽叛党投敌，追随叛徒王复元搜捕我地下党员，破坏组织。牟洪礼同志遂向市委提出：先铲除丁维樽，将王复元引至青岛，再伺机将其处决。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在傅玉真同志紧密配合下，于八月十日晚上，张英同志将丁带到滋阳路处决了。事情果然不出所料，王复元很快便窜到青岛。青岛市委在党员徐子兴、傅玉真等同志的协助下展开了紧张的锄奸活动，终于在八月十六日下午六点，发现王复元到山东路（今中山路）一百一十号新盛泰皮鞋店取鞋，张英、王科仁同志跟进店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枪决了这个罪大恶极、两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叛徒，人心为之大快。
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三〇年二月，牟洪礼同志任山东临时省委候补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一九三〇年三月，他奉命调去中央，九月，分配到河南任郑州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因开封市委书记耒学照被捕，又调任开封市委书记。二月，河南省委改组，牟洪礼同志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开封市委书记。由于在刘峙统治下的开封，环境十分恶劣，三月二十六日牟洪礼同志不幸被捕。党组织曾派人找关系积极进行营救，但未成功。四月下旬，因狱中组织暴动失败，牟洪礼同志被敌人杀害。
牟洪礼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几十年来滩县人民广为传颂。他那不怕艰苦、不畏强暴、英勇果敢、忘我斗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牟洪礼烈士永垂不朽!
——马耀南烈士传略
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大地上到处燃烧起抗日的烽火。在山东北部清河平原上，有我党领导的一支越战越强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支队司令员是原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同志。他摈弃了国民党，参与领导了黑铁山起义；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和战友们一起率领人民子弟兵，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锻炼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不幸，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反击日寇战斗中，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他的英雄业绩永放光辉，他不愧是清河区人民所热爱的抗日司令。
一
马耀南同志，又名马方晟，长山县三区北旺庄（现淄博市周村区张坊公社）人，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旧历六月十二日）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中。七岁念私塾，后转学周村高小，一九二〇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一九二四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是年，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我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马耀南信仰新三民主义，遂参加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天津市第二区党部领导成员；同时，又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时常带领同学们查禁日货，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遍及全国，革命转入低潮，他陷于迷惘和苦闷之中。
一九三〇年夏，马耀南带着许多疑问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一片乌烟瘴气，有人为争当中央委员贿买选票，彼此勾心斗角，丑态百出。马耀南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愤恨至极，他捶胸顿足，痛骂不已，并愤然退席，返回天津。不久，他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参与了倒蒋（介石）运动。他深知自己的言行必为蒋帮所不容，故于北洋大学毕业时，迅即离开天津，到河北省永清县中当了教员。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果然以“亲共反蒋”的罪名，宣布开除马耀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他没有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在日记中写道：“世界——战场，人生——恶斗，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处顺境而傲，遭逆境而馁者，皆飞真正青年!”“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人也！”“一生要做硬汉，绝不发一无聊呻吟语，咬紧牙关与困难做殊死战，一直向前迈进。”他决心摈弃国民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又离开永清县中学，到江苏南通一所大学任教。
一九三三年，长山县的乡绅联名邀请马耀南回县任长山中学校长。任职后，他鞠躬尽瘁地振兴教育事业，积极增聘有学识的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鼓励学生成立“自治会”，大力发扬民主校风；学校门口挂起“欢迎参观”的牌子，允许群众入览，倾听批评意见；他本人经常率领学生打扫街道卫生，参加修桥补路等公益活动。在平时，他倡导大公无私，造福人民，团结救国；反对只读死书，不问国事，反对苟且偷安、明哲保身和投机取巧等腐朽习气。因之，长山中学蒸蒸日上，誉传四方，也推动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马耀南成了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
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又签订了《何梅协定》，丧权辱国，无耻之尤。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平津，华北危在旦夕。马耀南深感“教育救国”的愿望已化为泡影，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八月十五日晚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界。”几天之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好不顾一切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他看到大敌当前，别无出路，必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但是自己不懂军事，感到报国有心，救国无术。经过反复思考，他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妥善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战，中国才有前途，去找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
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一天，林一山同志奉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到长山中学会见马耀南同志。林一山是共产党员，曾在长山中学附小任过教员，和马耀南是老相识。省委在制定抗日武装起义计划时，曾决定在鲁东地区建立一个起义点，林一山同志遂向省委建议将起义点设在长山中学。其理由是，马耀南校长是一位作风正派，富有爱国思想的学者，群众威望高，在当地很有号召力。起义点设在长山中学，他能发挥很大作用。省委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就决定派他去长山中学，做马耀南的工作。
故友重逢，分外亲热，他俩促膝谈心，常至夜深。马耀南倾吐忧国忧民的心情，林一山畅谈抗日救国的道理，志同道合，非常投机。林一山在长山中学住了一个月，除和马耀南交谈之外，还推荐了一些革命书籍让他阅读。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最后，林一山同志向马耀南介绍了“民先队”组织①，动员他立即参加，接受其领导，拉起抗日队伍，当林一山离别长山去执行其他任务时，马耀南，依依惜别，并诚恳要求上级再派人来长山中学。
九月底，一心找共产党领导抗日的马耀南来到了济南，经林一山同志介绍，会见了山东省民先队队部负责人、共产党员孙传文同志，马耀南恳切地说：“哀莫过于心死，苦莫过于国亡；我愿尽自己的力量，通过学生、教员发动抗战，要求派有经验的人去领导。”林一山、孙传文同志向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汇报了情况，得到赞许。接着，省委决定派刚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同志前往长山中学。马耀南在济南与姚仲明会面后，带着这一好消息高兴地回到长山中学，师生们心情振奋，热烈地唱起了自编的歌曲：“……马校长带来了新曙光，满校灿烂而辉煌！……”
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是在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青年团体。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姚仲明同志以马耀南校长新聘国文教员的身份到了长山中学。马耀南校长非常尊重他，他俩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姚仲明同志提议：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须将长山中学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向学生讲抗战时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以便训练抗日干部。马耀南校长立即表示同意，并以教学改革的名义付诸实施，师生们兴高采烈，许多抗日积极分子也活跃起来，纷纷邀请校方派人去作报告、讲演。他们便趁机大讲抗战新形势，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样一来，长山中学的声望越来越高，抗日力量纷纷聚拢到长山中学的周围。
十一月初，姚仲明同志赴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再派从延安来山东的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原在鲁北工作的赵明新到长山中学，更好地团结马耀南，充分利用他的威望，积极做好准备，适时组织武装起义。
长山中学的抗战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就在姚仲明同志赴济期间，校内一名童子军教官，煽动了几名无知的学生围攻马耀南校长，企图逼迫他执行省教育厅关于鲁北中学一律南迁或解散的“命令”，以便搞垮长山中学。马耀南坚决抵制，拒不执行省教育厅的乱命，并痛斥了他们的无耻言行。童子军教官又煽动学生胡搅蛮缠，马耀南校长忍无可忍，盛怒之下把为首闹事的学生狠狠地打了几个耳光。于是童子军教官乘机挑动一些学生制造了一场混乱。马耀南校长在敌人的挑衅面前毫不示弱，在广大进步师生的支持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爪牙的卑鄙目的，驳斥了他们的恶意诽谤，争取了受蒙蔽的师生。接着，又发动群众驱逐了反动透顶的童子军教官，保护了热心抗战的长山中学。
不久，廖容标和赵明新同志也以“应聘教员”的合法身份先后进入长山中学，和姚仲明同志三人组成了党小组。从此，马耀南校长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吸收进步教职员成立了“教学研究会”，实际上是组织起义人员的思想教育会。每次开会，都是按照党小组拟定的重点讨论抗日救国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由浅入深，很受大家欢迎。后来，有不少“教学研究会”的成员加入了“民先队”。
为了进一步开展政治宣传，党小组在马耀南校长协助下，还油印出版了《抗战小报》，从每周一期发展到两日一刊，有时每天一张。他们还争取了长山县电信局局长仇通明加入了抗日行列。仇通明是个刚从电信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抗日情绪很高，积极为小报收抄抗日电讯，并迅速地将发行的小报邮寄到全县，使其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马耀南校长还联系各界，组织成立了全县“抗日后援会”，发动抗日，募捐劳军。同时，马耀南校长还支持进步学生举办“抗日讲演会”，到街头巷尾、田边场间进行抗日宣传，唱歌曲、演话剧，很受群众欢迎。
三
党在长山中学准备武装起义，当地国民党顽固分子有所察觉。在一个“纪念周”①例会上，马耀南校长刚读完“总理遗嘱”，正要请姚仲明同志讲时事，突然县教育局一个反动督学抢上讲台，自称奉命来讲“读书与救国”问题。他胡说“学生唯一的正业是读书，读书就是救国；抗日是政府的事，学生宣传抗日就是不务正业!……青年人不能滚进政治漩涡，要谨防被‘异党’利用……”。听讲的师生们实在不能容忍了，当即有人质问他：“中国人参加抗日活动，为什么叫不务正业？抗日既是政府的事，为什么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还要让出华北？”反动督学被质问得理屈词穷，最后不得不退下讲台。
马耀南校长以喝茶为名，把这个反动督学请到办公室，由全体教师作陪。马耀南校长向督学问道：“政府宣布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办教育的出于爱国，做点抗日宣传，怎么就不可以呢？学生们出于爱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怎么就成了受‘异党’利用呢？”反动督学知道马耀南校长德高望重，就嬉皮笑脸地解释“不是指马校长而言”。马耀南校长要他拿出证据，他就连连道歉，说是奉命传达上司意见，还望海涵，抓起帽子溜之大吉。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学校每周星期一第一节课举行纪念仪式，叫纪念周。
初战告捷，马耀南校长深知顽固派不会就此罢休。于是，党小组的同志便帮助他研究了下一步的斗争对策。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上午，国民党长山县保安大队新来的少校政训员钻进了学校大院。他自称他叫“马先生”，对学生们一见就熟，既谈生活，又谈时事，满口进步名词。马耀南校长见他鬼鬼祟祟，在窥测方向，就布置学生骨干随时注意，机智灵活地对付他，严防他摸到校内的真实情况。一天，“马先生”竟说他是失掉组织关系的“民先队员”，请求同学们帮他在本校接上关系，结果被一名学生骨干婉言谢绝了。过了一天，这位姓马的又跑到球场上去讲演，胡说什么“世界上有三种帝国主义：一是黄色帝国主义，如日本；二是白色帝国主义，如英、美；三是赤色帝国主义，如苏联。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要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进步的学生们识破了这个“马先生”的原形，他是以反帝为名，行反共之实。几个学生骨干悄悄招呼了一伙同学，一拥而上，把“马先生”团团围住，几名同学立即向他提出质问：“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还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国，可苏联并没有侵略我们。你要一律打倒他们，究竟是什么用意？”“马先生”被质问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国民党顽固派连遭惨败，并不甘心，反动县长周义章遂亲自出马，召开长中校董会，当众宣布本县教育经费转作抗日经费，下令长山中学立即停办。马耀南校长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拍案而起，痛斥顽固派值此抗日救国急需人才之时，挪用教育经费，停办学校，误国害民。他说完即愤然离去。回校后，党小组和他共同研究，决定利用地方势力和周义章的矛盾以及周侵吞教育经费这两点，发动地方上层人士找周结算教育经费，借以粉碎顽固派的阴谋。
接着，马耀南同志便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广泛联系县参议员商议对策。一天，大家汇集到县衙去找周义章，要公开结算全县教育经费。县衙外，几百名长中学生在高呼：“我们要读书！”“坚决反对停办长山中学!”周义章心虚理亏，一面答应抓紧结算教育经费，公之于众；一面表示既然地方父老要把长山中学办下去，他也只好收回成命。从此，他再也不敢提解散长山中学的事了。
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日寇渡过黄河，一路进攻济南，一路直逼周村。在日渐紧张的形势下，马耀南校长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四处奔走，准备起义。他在长山八区通过区长马汉三①拉起了一个区队；在其他几个区，也组织起一部分抗日人员。
十二月二十四日，长山东关赶大集。早晨，赶集的群众正在交易，突然从东南方飞来两架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怪叫着俯冲下来，一连扔下几颗罪恶的炸弹。一幢幢的房屋被炸塌，长山中学的大门也被炸倒了；被炸伤的群众在惨叫，他们的亲属在痛哭，更多的是人们对日本侵略者在咬牙切齿地痛骂。
马汉三同志，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长山中学党小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在长山九区“飞地”①黑铁山举行起义。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同志首先率领六十多名骨干奔赴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安营，马耀南校长回家安排。他对二弟马晓云、三弟马天民说：国难当头，必须拿起武器，坚决抗战。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他嘱咐弟弟先把全家老小分散到亲戚家，然后分头去联络抗日人员，搞枪支弹药，拉起队伍打游击。第二天，他亲自到了长山八区；动员马汉三等亲友来抗日，为武装起义筹款弄枪。不到一星期，马耀南带着筹到的三支手枪、几百块钱，还有长山中学的油印机、急救包等，风尘仆仆地来到黑铁山西侧的太平庄（原名兀术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在太平庄学校的大院里汇集起抗日的武装，姚仲明同志宣布武装起义，部队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不久，马耀南校长所组织的长山县保安大队也参加了起义部队，编为一、二中队，长中师生编为第三中队。
参加起义的长中师生请老校长马耀南讲了话。他首先庆贺武装起义胜利，然后又沉痛地诉说日寇侵占周村的残暴罪行。当他讲到鬼子用刺刀挑开孕妇的肚子取乐，向过路的行人打靶开心时，师生们无不切齿痛恨，有的竟泣不成声。马耀南启发大家说：“哭是没有什么用的。日本鬼子想要灭咱的国，还想要灭咱的种!不和他们拼到底，就没有咱的活路!”他的话坚定了师生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飞地”，指长山县第九区（即卫固区）。它远离长山县境，像是飞出去的一块土地。
部队初建，大家抗日热情很高，但缺乏给养和枪支，影响部队的巩固和发展。为此，马耀南同志出面召开乡绅、名流座谈会，宣传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为了推动大家起来抗日，他当众宣布自己先捐上几石粮食。在他的影响下，大家纷纷报名捐粮款、献枪支，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
在艰苦的环境中，参加起义部队的原长山县保安大队的一些人员过不了艰苦的生活，纪律涣散。党组织为了保证人和枪支的安全，决定由马耀南同志出面改编。一天，部队移防到尚庄，马耀南同志召集原保安大队的士兵讲话。他严肃地宣布：
“愿意干的要服从指挥，遵守革命队伍的纪律，继续抗战；不愿干的留下枪支，每人发给二十元路费回家。”就这样，他执行了党组织的决定，顺利地完成了改编任务。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红旗在黑铁山上迎风飘扬，召唤着抗日救国的优秀儿女。高光宇同志率领的张店铁路工人抗日队伍，张冲凌同志率领的尚庄农民抗日队伍，还有在淄川、益都拉起来的农民抗日武装，相继来到了黑铁山。不久，有些靠国民党起家的人物，如张景南、高竹筠等，由于形势所迫，也率部参加了抗日的行列。第五军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壮大发展，攻长山、打周村，炸火车，袭汽艇，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日寇、汉奸闻风丧胆。
五
马耀南同志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人带着委任状去拉拢马耀南。他们声称要恢复他的国民党党籍，并委任他当什么“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令”。马耀南同志早已成竹在胸，拿起“委任状”看了一眼，顺手摔在一边，愤愤地说：“国民党想要我，我可不想要它了!”就这样，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后来，他向杨国夫副司令员述说这一情景时，把国民党的委任状交给了杨国夫同志，并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第五军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二师”，任命马耀南同志为师长，廖容标同志为副师长，姚仲明同志为政委。
同年六月，独立第二师已发展到七个支队，近万人，在当地五六个县的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抗战活动。这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①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部队改编，要明确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多数同志欢欣鼓舞，积极拥护；一部分人迟疑不决，态度不明；混进第五军的少数反动分子则背道而驰，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马耀南同志挺身而出。他说：“我们的军队是抗日的，并不是哪个人的私产。跟着共产党走是万分正确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大家现在不明白，将来定会明白的。”许多人在他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丢掉了幻想，接受了改编。只有少数顽固分子，如张景南、高竹筠之流，见于部队改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的卑鄙目的难以实现，就公开叛变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部队领导机关在邹平县城召开改编大会，开始改编部队。有一天，张景南、高竹筠率领一伙叛军冲进东关司令部院内，事态非常紧急。马耀南同志一面让赵明新同志越墙外出，到附近找部队增援；一面带领身边的战士抗击叛军，一个冲锋，将其赶出院子。增援部队赶到时，叛军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溃逃。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边区省委领导成员还有黎玉、张经武等。
改编任务顺利完成了，边区省委正式任命马耀南同志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同志为副司令员，姚仲明同志为政治委员。
同年十二月，根据中央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宣告成立，三支队改称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几个月后，三支队进一步发展，辖七团、八团、九团、十团、特务团。这支人民的子弟兵，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纵横驰骋，杀敌保国。
六
一九三八年秋，敌人疯狂进攻我军，部队作战频繁，流动性大，生活非常艰苦。一天晚上，部队转移到回路峪村，战士们还没吃饭，马耀南同志来到给养处察看情况；刚走进院子，见到几个领饭的战士吵吵嚷嚷的嫌窝窝头不好。马耀南同志不声不响，上前拿起一个干裂的糠窝窝，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微笑着对大家说：“这窝窝头不错，还怪甜哩!你们尝尝。”接着，他述说了日寇侵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要求大家艰苦奋斗。他说：“眼下群众缺吃少穿，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生活会好起来的。”战士们被他说得心里热乎乎的，愉快地把糠窝窝头领走了。
有一次，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部署扩大游击战的任务。会议结束时，马耀南同志请客。他叫伙房炒了一个豆腐、一个豆芽，另外加了一盘咸菜，还有一筐黑窝窝头。大家边吃边谈，洋溢着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情谊。
一天，马耀南同志带领部队来到小李家套驻防。次日早晨刚起床，鬼子兵一个小队约三四十人和伪军二三百人向驻村包围。马耀南同志一面下达命令坚守阵地，彻底消灭敌人，一面带领警卫员到村边观察敌情。他发现敌人兵力不多，只占据了东南两面，便决心重创敌人。他带领的部队主要是司令部机关人员和一个警卫排，还有清西的一个连队，总共二百多人。他立即部署兵力，和敌人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我军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抗击。一部分伪军在鬼子的逼促下从东面攻进了村子，我军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情况很危急。正在这时，特务团一营副营长李丕功同志奉杨国夫同志之命，率一个连和两个骑兵排前来增援。马耀南同志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敌情，就请李丕功同志考虑怎么打法好。善于领会首长作战意图的李丕功，立即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马耀南同志表示同意，并下达了命令。李丕功同志随即留下一个班保卫司令部，派一个排对付东面的伪军，派两个战斗力较强的排反击南面的鬼子，还派了一个尖刀班向南迂回到敌人背后。其余战士分组带足手榴弹，散卧在群众的平房顶上。
七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天，马耀南同志到达中共山东分局①驻地，谒见了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回来时他容光焕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被批准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他决心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传到清河平原，马耀南同志得到此书时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当天晚上，他坐在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直到次日凌晨，毫无倦意。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连声赞叹：“非圣人莫及也!非圣人莫及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部队驻在爱贤村，司令部驻在主簿寨，两村相隔二、三里。早饭后，敌人从周村向三支队进犯，爱贤村首先发现敌情，指挥部队的七团副团长马千里同志前来向司令员报告敌情，请示战法。马耀南同志指示：“两村分别防守，敌人来得少就坚决消灭；敌人来得多了也要给以沉重打击，然后部队转移。”马千里同志回爱贤村后，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并主动出击，敌人龟缩在村外不敢抬头。中午，马耀南同志带警卫员冒着炮火来到爱贤村，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看了敌情。他指示说：“鬼子来得不多，坚决顶住!快去人动员群众的抬枪、土炮打击敌人。”命令一下，群情振奋。不一会，大李家套村长李凤来带领三十多名青年，扛着十几杆抬枪、五子炮，跑步赶到。主簿寨、北段庄的群众也扛着土造武器赶来参战。大家装药的装药，点炮的点炮，越打越猛。敌人连遭重创，不甘心失败，就从桓台、高苑等据点调兵增援，共增加到上千人。他们以猛烈的炮火掩护，连续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我军英勇顽强，先后打退了敌人五次进攻，直到天黑，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马耀南同志见敌人不断增兵，逐渐变成敌众我寡的局面。于是，他命令道：“我们已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现在天黑马上转移!”部队立刻遵命行动，他却伫立村头，关切地望着转移的战士们，直到全部撤完，他才微笑着离开硝烟弥漫的爱贤村。
第二天，敌人用重炮开路攻进了爱贤村，他们得到的是留在我军阵地上的几十具伪军尸体。
有一次，马耀南同志率七团二营、警卫营和一个五子炮连在司家庄驻防，兵力共约五百人。一天早晨，马耀南同志像往日一样登上围墙，亲自察看了部队防御情况，才回来吃早饭。约到九点钟时，发现有百十名鬼子分三路从村子东南、正南、西南向村子扑来。马耀南同志立即下达命令：“打!打到天黑，就是胜利!”他又登上围墙，亲自指挥作战，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鬼子发起攻击，被我军打退。战斗打到中午，马耀南同志跑来跑去，指挥抗敌，一直没顾上喝水吃饭。有个靠围墙住的老大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特地煮了一碗带着两个荷包蛋的面条，端到马耀南同志面前。马耀南同志双手接过鸡蛋面，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向老大娘鞠躬致谢后，便把面条送到伤员面前，让卫生员喂给他们吃。
敌人在我森严壁垒面前，冷攻热战，直到黄昏未能攻进村子。马耀南同志见时机已到，立退命令部队撤出阵地，乘夜幕降临胜利地转移了。
八
一九三九年四月初，三支队奉命越过胶济铁路南下，配合一、四支队，重创了制造“太河惨案”的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王尚志所部，沟通了清河与鲁中两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五月中旬，三支队又接到山东分局关于开展章（邱）、齐（东）地区工作、打通与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联系的指示，原在清西、临淄分头活动的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立即汇合，集中兵力。六月二日夜，部队进驻邹平城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日寇少将松本，集中了惠民、九户、青城、齐东、魏家桥据点的两千五百名鬼子和伪军，于六月六日拂晓，从西北方面向三支队进犯。十点左右，战斗打响了。敌人首先进攻刘聚桥，遭我军反击，伤亡惨重。近十一点时，敌从东面向西增兵，拉来了十几汽车鬼子，并有数门大炮。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立即在司令部召开了团长、政委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打好这一仗，并立即分了工。杨国夫同志指挥部队作战，马耀南同志负责阵地宣传鼓动，并组织机关人员和群众参战。
会后，杨国夫同志巡视阵地，进一步调整部署兵力。马耀南同志也到各处察看，了解干、战情绪，予以鼓动。他俩一同从村外绕行一周检查完了各个阵地，最后从北门迸了村，登上围墙。这时，侦察科长前来报告：日酋松本又从张店、周村、邹平等地调来三千五百多名日伪军，正由东而南向我包围。这样一来，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形势对我不利。
中午，村北面的敌人向刘家井子阵地进攻，一队队脱去上衣军装只穿衬衣的鬼子，端着刺刀向我阵地冲来。军械修理所长吕福禄同志指挥几门五子炮轰击鬼子，越打越有劲。他索性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扛着一门五子炮，不时变换着地方打鬼子，一连报销了三十多。身负重伤的王得水连长，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士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消灭了数十名敌人，打毁了鬼子两辆汽车，他在自己阵地上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马耀南同志动员的一百多名群众也参加了战斗。有的运送弹药，有的抢救伤员。老贫农梁启肃、刘据秀等，用八门土炮和三十六支抬枪击毙鬼子三十多。沙子①打完了，群众主动献出十六口铁锅、几十张犁片，还有许多碎生铁，立即砸碎装进枪、炮膛，继续打击敌人。军民齐战斗，日伪尽胆寒。
“沙子”是用生铁做的小铁弹，装入枪炮膛内当子弹用。
下午两点左右，村东面的战斗也激烈展开了。敌人在四、五门山炮的掩护下向刘家井子冲锋，被我击退。这时，村东南角的墓田，又被鬼子选作冲锋点。敌人的兵力尚未展开，就遭到我军火力三面夹击，尸横遍野。三连神枪手老齐同志，连续打倒十七个鬼子；指导员孙化利弹无虚发，连续毙伤十八个敌人。鬼子发疯了，又重整队伍，在重炮掩护下向我阵地死冲，东门被轰塌，有几个鬼子登上围墙。我班长赵延庆同志立即带领战士端起刺刀，大喊一声“杀”就扑上前去，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狭路相逢勇者胜”，登上围墙的敌人一个也没逃脱。
敌人连连失利，损失惨重。敌酋松本咆哮着，调兵遣将，又占据了墓田，轰开了东门。这时杨国夫同志赶到，一面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面调集力量用大车、土坯堵死了东门。马耀南同志也冒着炮火奔赴各阵地，组织加固工事，打击进攻之敌。尽管日寇装备精良，进攻凶猛，但他们一次次的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
下午四点多钟，马耀南、杨国夫等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战情，决定部队立即撤出西门，经吴家进行转移。马耀南、景晓村等同志带领司令部机关人员和轻伤员先行，向西南方撤去。
天近黄昏，鬼子又一次冲进围墙。我军战士正与敌人奋战，突然大风骤起，尘土遮天蔽日。杨国夫同志抓住战机组织反攻，把敌人打了下去，随即带领部队转移了。
刘家井子这一仗，我军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共消灭敌人八百多，其中鬼子四百余。三支队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九
刘家井子战斗之后，三支队整顿了部队，进驻李家套一带。这时，周村据点的鬼子，经常乘三、四辆汽车到焦家桥据点去。有一天，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命七团团长马晓云同志派人在苑城前公路上埋设地雷，炸翻了鬼子一辆汽车，其余鬼子调转车头，仓皇逃回周村。事后得知，在炸死的鬼子中，有个驻周村的鬼子头目“金井司令”。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拂晓，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带领部队开进桓台县牛王庄，准备稍事休息即东进临淄，与李人凤同志率领的十团汇合作战。不料，上午九点多钟，鬼子部队十分疯狂地向牛王庄扑来。我军展开反击，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到下午两点左右，马耀南和杨国夫同志认为转移的时机已到，决定撤退。杨国夫同志请马耀南同志率领司令部机关先撤。
马耀南同志和随行人员上了马，向牛王庄东南约一里路的大寨村奔驰而去。进村后正向东驰骋，不料敌人埋伏在街东头柴火垛后的机枪开火了。一串罪恶的子弹穿透了马耀南同志的胸膛。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献出了生命，年仅三十七岁。
阴云沉沉，群山低头。人们怀着无限的悲痛掩埋了马耀南同志的遗体。清河区各界人民隆重聚会，悼念这位功绩卓著的抗日民族英雄。
马耀南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但他那高大的形象，崇高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清河平原广大人民的心中。
——王文彬烈士传略
菏泽行署民政局单县民政局
王文彬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湖西区革命根据地和军队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并领导过北平学生运动，苏北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英勇奋斗，为开辟和巩固湖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不幸，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难。他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王文彬，一九一二年春诞生在江苏省丰县王砦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中。五岁入私垫，后入本村国民小学五年级，不久学校停办，在家随祖父攻读，念完了“四书”“五经”和《史记》《纲鉴》。一九二七年，又进入常店小学六年级。他热心帮助别人，每逢下雨天，总是把路远带不起干粮的贫苦同学领到自己家中，换衣、吃饭。因之，受到师生邻里的赞扬。
一九二九年，文彬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是当时徐州地区的重点学校，有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还有中共党的组织活动。在这里，他接触了几位共产党员，受到了一些进步的影响，阅读了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深受启发教育。
一九三一年，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王文彬非常积极。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冲破校方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演讲宣传，痛诉日寇的侵华罪行。同时，组织徐州中小学爱国师生开展了查抄日货、打击奸商的斗争，严惩了崇洋媚外的奸商张相臣，赶跑了反动校长薛钟太，轰动一时。这年寒假，他以徐州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代表的身份，带领学生演讲团深入丰县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指导这场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冯苏同志惨遭杀害。
一九三二年，王文彬考入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同年秋，他参加了学界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遭到反动当局软禁。回校后，他积极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如饥似渴地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道，逐步认识到：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就必须奋起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他常将一些进步书刊邮寄给故乡亲友。
一九三五年夏，王文彬高中将毕业时，国民党丰县县党部曾托人以介绍工作为诱饵，拉拢他加入国民党。当时，王文彬已在我党影响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积极进取的正义感，对于国民党镇压革命，媚外投降的行径早已深恶痛绝。因此，尽管反动当局利诱威逼，文彬却毫不动摇，断然予以拒绝。
一九三五年八月，王文彬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奉迎，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同时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少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遭到逮捕、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
王文彬目睹国民党上层的腐朽，帝国主义列强的横暴，心情忧愤悲怆。他一面学习功课，一面阅读马列主义，不久，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左翼作家联合会”。
随着日寇对华侵略的日益加剧，北平周围日军云集，祖国锦绣河山面临着进一步被践踏、蹂躏的危险。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坚持白区斗争的共产党人领导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王文彬也和同学们一起，冲开反动军警的围困、堵截，参加丁游行队伍。“一二·九”运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却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反动军警用木棒、刺刀、水龙头对付徒手游行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许多学生的衣服被撕烂，不少学生受伤倒下去。王文彬和同学们并没有被吓倒，大家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他奋不顾身阻挡一群正在逞凶打人的警察，悲愤地喊道：“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是中国人，怎么能殴打、残害抗日的爱国青年呢？难道你们不爱祖国，不爱家乡，甘心做亡国奴吗？”王文彬声泪俱下，情意诚挚，感动了一些警察，他们停手让路，学生队伍通过了。
游行结束后，王文彬被历史系的同学推选为代表，参加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工作。第二天北平各大专院校实行总罢课，抗议反动当局投降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王文彬与其他同学一起，领导了文学院的罢课活动。
“一二·九”运动后，王文彬又参加了“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经受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一九三六年六月，王文彬通过林一山同志找到了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加强对北平学联的领导，一九三六年六月党派王文彬同志去开展学生运动，任市学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常常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参加各校举办的讲演会、报告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利用各种形式揭露敌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因而教育、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同时，他还先后发展邵子言、徐静贞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干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亲日派日益嚣张，变本加厉地破坏学生运动。他们收买拉拢学生中的反动分子组成了“新学联”，同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反动当局利用这些学棍、流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寻衅闹事，扰乱学生联合会的工作，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派遣密探跟踪学联领导同志，图谋加害。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文彬和其他同志一道，置生死于度外，机智、勇敢地组织爱国学生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王文彬同志不幸被捕，虽经敌人多次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以及他个人在党内的身份。敌人只好将其作为宣传赤化、扰乱社会治安嫌疑犯羁押月佘，后经党的大力营救，才获得释放。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为声援被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的沈钧儒等进步人士，揭露国民党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罪行，北平市学联组织爱国师生编演了街头剧《审七君子》等剧目。王文彬同志本来文静腼腆，没有演戏的专长，但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他带头担任角色，在《审七君子》中饰章乃器。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演技中的重重困难，成功地进行了演出，使很多同学受到鼓舞和教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狂妄的侵略计划，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故都北平城内，全副武装的日寇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日伪汉奸对抗日爱国活动残酷地进行镇压。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学生运动只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根据党的指示，为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市学联决定，将同学们疏散到祖国各地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大部分同学撤离北平后，党派王文彬到南方去组织学生，发动群众，督促国民党政府宣布抗日。他由天津取道海上，经青岛至济南。当时大批流亡学生由华北云集济南，生活无保障，行动无路费。为迅速将大批同学输送各地，王文彬同志受党组织委托，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交涉，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迫使韩复榘答应免费输送学生到各地，并每人发给生活费两元。文彬同志遂去南京。
当时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勉强宣布了对日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遂告形成。这时，许多平津流亡学生相继到达南京。王文彬同志在中共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和蒋南翔、丁秀等原北平学联的负责同志共同领导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他任同学会党团主要负责人。
九月，为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王文彬同志领导同学会在全市发起募捐活动，还组织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集会和游行。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老巢南京形成新高潮。反动当局异常恐慌。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竟派出军警包围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当即宣布解散，并逮捕了同学会的十名负责人。王文彬同志虽然绳索加身，但他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在狱中，他领导同志们继续斗争，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并当面质问：“同学会宣传群众，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保卫家园，何罪之有？”那些反动家伙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文彬还带领大家高唱救亡歌曲，讨论时事，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文彬同志无私无畏，敢于斗争，成了狱中同志们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
为营救这批被捕的同志，我中央代表团直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交涉。南京市几千名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后，聚集在国民党国民政府门前强烈抗议解散同学会，迫害进步学生，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要求立即释放王文彬等被捕同志。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王文彬等同志无罪，予以释放。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要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此，派代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文彬同志刚一出狱，就参加了这项工作。经过努力，双方达成了协议，成立了“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在同学会的组织动员下，两千多名平津流亡学生进入训练班，文彬同志在训练班中建立了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团结了广大爱国学生，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不久，文彬同志肩负党的重托，离开南京走上新的征途。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挺进华北、华中，英勇抗击日寇。同时，积极地执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在这种形势下，王文彬同志受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从南京到达苏北，任中共徐州特委秘书，协助特委负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党组织考虑到王文彬同志在故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决定他重点负责丰、沛一带的群众工作。文彬一回故乡即走村串户，同贫苦农民啦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介绍抗战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由于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快就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他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还利用家庭社会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如国民党丰县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丰县中学校长李贞乾，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极为不满，在当地上层人物中有一定的影响。王文彬即多次前去拜访，与其促膝长谈，阐明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摆脱羁绊参加抗日。李贞乾深明大义，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七年底，国民党丰县教育局借口为蒋介石捐资祝寿，强行扣发全县小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文彬和大家研究，乘李贞乾在教育界的影响之机，及时组织全县教师群起抗议。一天，教育局召集全体教师在文庙小学开会，局长王如勋装模作样地进行动员。他软硬兼施地说：“给蒋委员长捐资祝寿，是对党国忠诚的体现，我相信大家会踊跃参加，谁反对就是反对蒋委员长。……”激怒的全体教师难以忍耐，会场上顿时一片混乱。大家纷纷质问王如勋：“捐献应该自愿，怎么能强迫呢？”“县长、局长的薪金比我们多，为什么不扣呢？”王如勋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应对，在一片愤怒的口号声中匆匆溜走；教育局只好收叫强迫捐献的成命。
在这次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李贞乾、陈筹等同志协助，王文彬同志组织举办了丰县第一期知识分子训练班。他亲自授课，介绍全国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爱国师生在国家存亡之际，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结业时，大家纷纷表示：“宁作断头鬼，不当亡国奴。”文彬同志介绍一部分学员去延安学习深造，另一部分则留下从事敌后抗日救亡工作。这年冬天，文彬同志又成立了丰县第一个公开的抗日团体“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并亲自起草了宣言、章程，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使许多人深受教育。
一九三八年初，根据党的指示，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好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王文彬与李贞乾等同志先后在王寨、徐楼等地开办了“农民游击训练班”、“妇女工作训练班”，吸收有一定觉悟的贫苦农民、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及少量的国民党左派人物进行训练，培养了一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人员。同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建立抗日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骨干，积蓄了力量。
除着徐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找文彬同志联系工作的越来越多，当时他家里尽管已经过着“卖地借贷度生涯”的拮据生活，但只要是到他家的人，不论熟识与否，他总是热情款待，有时对一些同志还送些盘费。在文彬同志的影响下，其爱人、弟弟、妹妹、叔父等十几口人均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徐州沦陷的前夕，中共徐州特委决定，将其所辖地区，以津浦和陇海铁路为界划分为四个区，分别成立区委。王文彬任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负责组建徐西北区委。区委成立后，他及时地主持召开了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形势，研究布置了丰、沛、肖、砀沦陷后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各项工作任务。
同年五月，日寇占领徐州，进逼丰沛。国民党人员早已望风而逃，政权机构瘫痪，亡国论调甚嚣尘上，兵痞、土匪趁机四起，一时人心惶惶。王文彬同志根据中共苏鲁特委的决定，在肖县、丰县、砀山、铜山等县发动了武装起义。六月中旬，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与兄弟起义武装会师，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文彬任政治委员，李贞乾任总队长；队伍分五个大队，计约一千余人。从此，抗日救国的大旗飘扬在湖西地区。
王文彬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在义勇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各大队的军政要职均由共产党员担任，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党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仿效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不断地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常常亲自给战士上课、作报告，用通俗易懂的道理，诱导这些出身于农民、学生的战士明确当兵打仗的目的，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义勇队成立不久，即投入了讨伐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战斗。王匪原是军阀李厚基部第三师师长，后逃回丰县，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及旧军阀残部，组织了一支土匪武装，约计千余人，丰沛沦陷后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蚕食边区根据地，骚扰边区人民。王文彬同志在战前对所辖各县开展了讨伐汉奸王献臣的宣传工作，公布了他认贼作父残害人民的罪行；还团结争取了丰沛地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发起战斗时，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在枪支弹药缺乏、后勤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作战二十多天，终于歼灭了王匪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文彬、贞乾等同志的带领下，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以老红军为榜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爱护群众利益，秋毫无犯。部队每到一处，坚持搞宣传做好事，为群众推磨、担水、铡草……由于当时供给困难，直到寒冬，指战员都还穿着破旧的单衣，住在群众家里，谁也不去拿群众一把柴火取暖。夜间行军，为了不影响群众，部队时常露宿村头，群众得知后自动开门接同志们回家。他们用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教育了群众。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队。这支抗日武装，在文彬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初创时期的几十支枪，在陇海路南北发展到二十几个大队，约五千余人。他们到处袭击日寇、打击汉奸、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在边区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先后和敌人进行了马良、惠庙、华山、河口等无数次战斗，消灭了日伪汉奸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大了边区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徐西北区委同鲁西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苏鲁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王文彬同志先后担任中共苏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和特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他和特委的同志正确地执行了上级党的指示，把发动群众、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鲁豫边区所辖各县区村，普遍组建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丰、沛、单、鱼、肖、宿、永、金、砀、曹等县委和区委，个别村建立了党支部。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方针，王文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徐州沦陷后，湖西地区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有黄体润、冯子固所属的常备队，有王歪鼻子的土匪武装，还有一些地主、联庄会。为团结争取这些力量参加抗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文彬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诚恳地帮助他们了解革命形势，消除恐日心理。为证明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还派人把逃跑的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及常备队长黄体润等人找回来，帮助他们组建政府，扩大队伍。在我党的努力工作下，湖西地区的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我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与冯黄所部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苏鲁豫特委改组，成立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王文彬任区党委统战部长，主持领导全区的统战工作。这期间，他在苏鲁豫边区各县更加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他多次长途跋涉到单县，去团结争取开明士绅朱鸿铎和单县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朱育才。经过辛勤工作，终于在该县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成立了单县抗日动委会，开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并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
由于王文彬同志积极奔走，再加上他学问渊博，口才雄辩，作风朴实，赢得了很多上层人士的敬佩和支持。如金乡、鱼台、肖县、砀山、单县等地有些知名人士、开明士绅，先后与我党合作；不少地方的国民党政权名存实亡，丰县、沛具、单县有的区长参加了共产党。因之，湖西区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
一九三九年六月，苏鲁豫地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建立。湖西和陇海路以南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共聚一堂，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我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故意制造摩擦，企图把党的力量从动委会中排挤出去。文彬同志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救亡力量》的报告，严正地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动委会中发挥骨干作用，国共合作抗日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坚决反对制造摩擦，破坏统战……”他有理、有利、有节的发言，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得到与会各阶层人士的赞同和拥护，保证了边区党在统战中的领导地位。文彬同志被选为边区总动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党的领导下，我苏鲁豫边区军民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伪汉奸的联合夹击，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了方圆二百余里的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在这大好形势下，王文彬同志不幸被混进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湖边特委组织部长）和野心家王宏鸣（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以“托匪”的罪名逮捕杀害了。
王文彬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牺牲，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使边区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湖西人民深感悲痛。一九四〇年冬，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单县辛羊庙为被难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一九四一年二月，党中央又发出了文件，文件中说：王文彬同志是党的“忠实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纯属“故意陷害”，并宣布王文彬等同志为革命烈士。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和人民为永远纪念王文彬同志，将湖西边区最早创办的“王大庄小学”命名为“文彬小学”。一九五一年，王文彬烈士的父亲，被特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江苏省丰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王文彬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将烈士忠骨安放在烈士陵园。每值清明节，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均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寄托人民的哀思，悼念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王文彬烈士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记李贞乾同志革命事迹
李贞乾，原名秉刚，江苏省丰县李新庄（现师寨公社）人。一九〇三年生，自幼为人笃厚诚实，性情豪爽，勤奋好学。一九二七年徐州师范毕业后，曾任丰县师范、丰县中学校长，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湖西区抗日民主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务。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马桥战斗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维护正义不避艰险
一九二八年，李贞乾受聘到丰县师范任校长。这时，他已成为文教界有名望的人士，主持正义，志在造福人民。当时国民党丰县政府建设局长冯守信，因铺建县城石板路费用不足，竟然提出取消师范学生膳食津贴，用以修路。因之，激起了师范学生的公愤，当即推出代表去找冯辩理。冯不在，学生、代表们砸碎了建设局的门窗玻璃。事后，国民党县政府勒令丰县师范查处带头闹事的学生。李贞乾深感县政府悖情逆理，仗势欺人，遂抗拒乱命，借故拖延不办，维护学生的正义举动，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后来，该校爱国师生在城隍庙戏台演出进步话剧《“五·三”惨案》，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不满，竟出动警察入校搜查，并责令校方开除进步学生。李贞乾目睹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内心深为厌恶，故对爱国师生予以支持，积极掩护，继续使用拖延战术，不开除爱国学生。他当时身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党部对他无可奈何，后来才借故将其调往丰县中学任校长，从此丰县师范校长换上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心腹。
一九三五年春，李贞乾认识了丰县图书馆管理员孙叔平（原中共徐海蚌特委秘书，被捕出狱后脱党）他俩政见一致，意志相同，遂结为密友。有一次谈起了时局和前途问题，孙叔平劝他退出县党部，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李贞乾接受了这个建议，毅然辞去了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专任丰县中学校长。从此，他和孙叔平往来更加密切。在孙的影响下，他先后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走向探索真理的道路。不久，他聘请孙叔平、刘尹栽等进步人士到丰县中学任教，对国民党设置的“党义”、“修身”等课程进行了改革。孙叔平在课堂上讲通俗哲学、社会科学以及鲁迅作品等；还发动学生组织了“读书会”，并从上海购买了进步书籍，以供研读。他自己也经常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有的教师曾向李贞乾反映孙的情况，李贞乾随口答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读书、言论自由嘛!”
一九三五年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李贞乾深受鼓舞，心情振奋。一九三六年八月，日伪军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十一月，绥远抗战扩大，打败了日伪军的联合进攻，收复了百灵庙。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李贞乾和孙叔平秘密领导了丰县中学的援绥抗战活动，组织高年级学生到街头巷尾和乡村集镇宣传抗日，并募集捐款寄给绥远抗日前线的将士。因之，学生们对李贞乾校长倍加尊敬、信赖，而国民党右派势力则讽刺李贞乾“左倾”。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丰县国民党当局竟然声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叛逆”行动，而李贞乾却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理直气壮地驳斥县党部。他说：“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光打内战不抗日，把东北军和西北军驱向内战的前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张、杨两将军代表民族的利益，扣蒋是应该的，是正义的!”他这番议论，引起了丰县国民党头面人物董玉珏、黄体润的极大不满，恶毒攻击李贞乾“赤化”。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贞乾经常对学生讲：我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青年学生要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要和全国人民一起，武装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话激发了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他还在党的领导下，以丰县中学为基础组成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演节目，搞宣传，使抗日救亡的烈火燃遍了城乡。当时学生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和《电线杆子》等话剧，群众受到了救亡教育，感动得流出眼泪。但是，学生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却引起了国民党丰县当局的恐慌，他们扬言要逮捕“后台”孙叔平，要抓进步学生王效斌、梁步庭、王晓旭等等。为此，李贞乾义愤填膺，亲自到国民党县党部，义正词严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应该抗日，何必抓这个逮那个的！”经过一番辩论，县党部理屈词穷，丰县中学的进步师生免遭诬陷。
不久，在我党的领导下，丰县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王文彬等同志都参与领导。这时，李贞乾在王文彬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抗日动委会做了很多工作。国民党县党部鉴于动委会深受群众拥护，便向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告状，呈递了一个王文彬等人公开搞共产党活动，李贞乾活动于国共两党之间，请示如何处理的案卷。正巧，遇上总动委会负责人郭影秋等同志受理此案。他一看案卷上告的是这些同志，随即挥笔批上“丰县动委会复查”几个字。这样一来很快就销案了，国民党丰县县党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经我党进一步教育，李贞乾正式退出了国民党。
毁家纾难坚决抗战
一九三八年夏末，日寇为扩大其占领区，从砀山沿公路向单县侵犯。当时，义勇队二总队在单县南部门庙、赵庄一带公路两侧截击日寇。李贞乾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高粱地里，出其不意地向正在急行军的日寇射击了一阵，迅速转移。日寇被打得晕头转向，停下来东张西望，找不到目标，又摸不清底细，只好把伤亡的鬼子拖走。李贞乾等同志率领部队神出鬼没，运用“得势则战，否则避之”的游击战术，和日寇转战了两天，日寇伤亡数十人，我军仅轻伤一人。二总队首战告捷，全体指战员受到鼓舞。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二总队指挥下，丰（县）、沛（县）、肖（县）、砀（山）、单（县）等县的抗日武装力量，集中到丰北围击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经过二十一天的激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同年十一月，王献臣进行报复，勾结日寇袭击我二总队的后方——李新庄、闵陈庄、温庙等三个村。李坤若（贞乾同志的二弟）带领区中队和民兵，经过一天零半夜的激烈战斗，毙伤日寇二十多人（其中小队长一名）、伪军三十多人（其中连长一名）。最后，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弹尽无援，战事失利，李坤若和李秉公同志（贞乾同志的四弟）壮烈牺牲；李贞乾同志的母亲和妻、子等二十一口在闵陈庄突围对被敌人俘去；其家财物被抢劫一空，房舍被烧成一片瓦砾，李贞乾同志家破人亡，深感悲痛，但其抗战决心却坚定不移。他一再向幸存的几个兄弟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抗战到底，为牺牲者报仇！敌人将其全家押到丰北常店据点，威逼其母亲和妻、子给他写信劝降，遭到拒绝。敌人非常恼火，又多次扬言要烧死他们全家老小，用以威胁李贞乾同志，李贞乾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宁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
一九三八年冬，二总队为打击汉奸王献臣的嚣张气焰，组成了以叶道友同志为首的突击大队，李秉真同志（贞乾同志的三弟）负责一个突击小队，奇袭了王献臣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并俘敌营长、连长各一名，我方无一伤亡。
十二月二十七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由晋东南进抵鲁西南，首战崔、韩庄，歼灭伪军王献臣部八百余人，大灭了日寇汉奸的威风，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志气。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总队与六八五团合编为“苏鲁豫支队”。这一年春天青黄不接之际，群众生活相当困难。有一次，我军筹到的给养只有黑豆和发霉的干粮，后勤人员要村干拿回去另换些好的。李贞乾同志听到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群众现在很困难，他们给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只要填饱肚子，就能打日本!”他说到做到，亲自带头吃，大家很受感动，在当地传为佳话。
李贞乾同志由于长期与日寇浴血奋战，操劳过度，再加以营养不良，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有一天，警卫员请伙房做了一碗羊肉汤，刚端到他面前，他立即想到机炮连的炮手身患疟疾，几天来不能好好地吃饭，仍然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于是，他挥挥手说：“把羊肉汤端给炮手去喝吧！”警卫员哀求道：“首长，还是你喝了吧！”他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不！快给炮手送去！”警卫员心疼地望望他憔悴的面容，难过地走了出去。
一九三九年六月，李贞乾同志奉命率军挺进鱼台县。谷亭一战，消灭了伪军七百余人，并活捉了伪县长朱启森。七月一日，李贞乾同志被鱼台县十一个群众团体选举为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勤政爱民众望所归
一九三九年底，日寇从鱼台、丰台、沛县、南阳镇等据点调动了一千多人，向我驻谷亭的地方政府进行合击。李贞乾同志不顾个人病重，忍住疼痛，亲自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因敌众我寡，不能据守，战友们要掩护他及早突围，他婉言谢绝。大家撤退时，他临危不惧，故意留在后面阻击敌人，直到同志们全部撤出谷亭，他才和警卫员田正康冲出重围。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湖西一带的顽军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连续发生了铜（山）北千里井惨案、沛县“六·一三”事件等等，许多同志被迫撤离原来的阵地，湖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陷于低潮。这时，郝中士、郭影秋、李贞乾等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湖西人民艰苦奋斗，克服险阻，战胜敌人，扭转危局，使湖西的革命形势较快地由低潮转向了新的高潮。一九四〇年，在湖西地委的领导下，各县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不久，又建立了湖西行政专员公署，任命李贞乾同志为专员。一九四一年三月又由各县选举了参议员，在单县黄堆区召开了湖西参议大会，正式选举李贞乾同志为专员。
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他任专员期间，正是敌伪集中兵力向我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封锁的严重时期，再加以当时湖西各县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相继发生，致使湖西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使财政经济和军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困难。
李贞乾同志牢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始终相信“这不过是日益接近胜利中的暂时困难，只要我们认真地、彻底地发动群众，争取并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大力巩固解放区，就能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他在工作中积极热情地贯彻了这一指示。
在湖西地委的领导下，为了巩固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贞乾同志在政权建设中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订的“三三制”①原则，通过普选的形式，迅速建立了专、县、区、编村②四级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和村民兵队等地方武装，还相应地成立了各级农救会、青抗先、模范班、妇联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一九四二年春，湖西专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法令。李贞乾同志先派工作组到单县搞了试点，取得经验后在湖西区普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运动开展起来后，他深入到各村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处理，掌握好政策，领导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李贞乾同志身为领导干部，但他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党的小组会，他积极参加，尽量早到，并带头开展自我批评。平时他常对同志们说：“我们是党培养的、人民选举的革命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人民的上司，要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他对专署各科局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亲临指导。每逢召开县长会议或其他全区性的会议，他总是亲自起草大会报告和会议总结；深夜困乏了，揉揉眼睛继续写，手脚冷了，搓搓手、跺跺脚再干，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每逢行军，他的大黑马不是驮着病员，就是驮着公用物资。他自己不骑，和机关的同志们一起步行。他的旧军衣缝了再缝，补了再补；实在没法再穿了，才不得不接受亲友刘铭盘老先生送给他
①“三三制”原则是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力量占三分之一，中间力量占三分之一。
②“编村”相当于区以下的乡政权。
李贞乾同志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顽强地战斗，忘我地工作，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受到湖西人民的爱戴。在一九四二年“五一”节全区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单县才堂区人民群众曾专请书法家书写了“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两幅匾额，用小轿抬着，吹吹打打送到专员公署，献给湖西人民的好专员李贞乾同志。
壮烈殉国名垂青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日寇石井师团纠集步骑炮兵及湖西区各县伪军共一万多兵力，并配用飞机、坦克，从丰县、砀山、单县、金乡等县同时出动，用拉网合围战术对我湖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大举“扫荡”。所到之处，一律烧光，杀光，抢光，惨绝人寰，目不忍睹。亲率军民坚持苏鲁豫游击战争的李贞乾同志满腔怒火，于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在单县东四十五里的马桥一带，亲自指挥湖西专署机关和保卫队与日寇激战。他奋不顾身，几次冲到第一线，率领大家与敌人拼搏。历经两小时的浴血奋战，他觉察到兵力悬殊，寡不敌众，遂毅然组织大家突围。他和几名警卫员、通讯员始终在后头掩护。当他们即将撤出时，敌人蜂拥而来，情况已万分危急，但他从容不迫，边打边走，在敌多势众、炮火强烈的战斗中，李贞乾同志不幸中弹，以身殉国。当时，湖西地区的人民群众无不悲痛失声，马桥一带的群众眼含热泪，抢埋了他的遗体，并立碑留念，寄托人们的哀思。
李贞乾同志的牺牲是湖西党的一大损失；湖西人民失去了一位好专员。后来，李贞乾烈士的遗骸迁葬到县城。每年清明时节，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前往扫墓，进行悼念活动。
湖西人民的好专员李贞乾同志光荣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英雄业绩在湖西区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湖西干部和群众奋勇前进！
人民的公仆刘齐滨
菏泽行署民政局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曹县西北一带天低云暗，景色凄凉。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署专员刘齐滨烈士追悼会，在贾集隆重举行。远处传来低沉的炮声，像是悲壮的哀乐。会场上，来自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各界代表以及附近村庄的群众垂首默哀，痛悼这位党的优秀战士，缅怀他忘我战斗的一生。
忧国忧民愤满腔
刘齐滨同志，又名府海，化名舟子，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祖父略通文墨，父亲刘彩云，是个乡塾教师，为人忠厚大方，颇受乡邻尊重。
齐滨受父辈影响，心地诚实，勤奋好学。十三岁考入曹县高小。他热爱文学，能文善诗，教师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齐滨反对封建迷信，有一次，他和同学们到城隍庙去玩，看到很多人在泥菩萨跟前烧香磕头，祈求祷告。他感到可笑，随手在菩萨背上写了一首顺口溜：“盘腿打坐一堆泥，张嘴瞪眼把人欺，有人说你怪灵验，你敢河里洗澡去？”
一九二四年，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菏泽六中。因家境贫寒，经济困难，遂勤工俭学，负责上下课时打铃，兼管图书，得到些补贴，维持读书。他刻苦勤奋，手不释卷，常常苦读到深夜，有时竟通宵不寐。
一九二八年六月，齐滨考取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预修科。当时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许多青年失学失业。在难以继续学业的情况下，他先后到济南一家报社当过编辑，在曹县女子高小教过课。他对帝国列强侵华，军警特务横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常和同事们议论政局，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抒发胸中的抱负。有一次，他和一位同事告别时，曾写下一首表达个人志愿的五绝：
荆棘生满目，一剑送君行!
丈夫怀远志，先斩儿女情。
一九三三年，齐滨已升入北大文学系三年级。由于他长期辛劳，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难以继续学业，遂辍学回家。
教书育人为国家
齐滨是当时曹县西北三区唯一的大学生，又是从有名的高等学府北大出来的学生，所以在周围几十里颇有声望。他回乡后，国民党曹县政府委任他参加三区的政权工作。他见于政府腐败无能，压榨群众，而广大农民因无文化受人愚弄，就毅然拒绝委任，在家乡举办农民夜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鲁西南历史上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刘岗村正式建立，三十多名青年农民兴致勃勃地到夜校上课了。这些世代当牛作马的“奴隶”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可高兴极了。夜校的教材是齐滨自己编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不仅教学员们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教育大家敢于革命，勇于斗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为了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齐滨在办夜校的同时，还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和旱烟店。消费合作社每人交一元钱作股金，经营棉布、油盐等生活用品，价格公平，不要利润。合作社墙壁上还写着“废除中间人的剥削，免去消费者的负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从切身利益中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渐渐懂得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辛勤的汗水必将浇灌出瑰丽的花朵。经过齐滨精心培育的近百名学生以及学校附近的青年，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青春。
抗日救亡沥肝胆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一九三七年秋，中共曹县县委成立，组织上派共产党员袁复荣、王石钧等同志到曹县西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齐滨闻讯，积极响应，主动与党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他以夜校学生为基础，组织宣传队，跑遍了刘岗周围上百个大村镇。当时演出的剧目，都是齐滨自编或改编的，如《精忠保国》、《中秋之夜》等，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岳飞，塑造了一些不甘亡国奋起抗战的农民英雄形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宣传队每到一地，都召来数千名群众。每次演出前，齐滨都登台演讲，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常说：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马多行得壮，人多力量大。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讲完后，他就同队员们同台演戏，并常扮演主角。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的铁蹄踏进曹县。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刻，齐滨向党提出了最崇高的要求。八月十六日，他在庄严的党旗下举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党的事业中。
当时，鲁西南一带地主豪绅的“联庄会”、“红枪会”，绿林好汉的“抗日军”，以及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顽杂武装蜂拥而起。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据一方，不但不抗日，反而互相吞并。为了把他们引上正确轨道，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齐滨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的声望和私人关系，日夜奔走，风餐露宿，先后到东明、菏泽、考城、长垣等县，对国民党上中层人物和地主豪绅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瓦解工作，争取了不少地主武装和地方顽杂军，改编了一些绿林军，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如对当地影响较大、势力较强的地方实力派杨履谦，齐滨同志亲往谒见，讲明我们党的主张，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以及古代爱国先贤的业绩等等。经过苦口婆心地宣传和劝导，终于使杨履谦觉醒，走上抗日道路，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其所属队伍，也编入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那时节，我们党一批批的干部陆续派往鲁西南，吃住都在齐滨同志家里。一些过往的同志也常到他家歇脚、住宿。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齐滨一家总是热情相迎，尽力款待。即使三更半夜，也有热汤热饭。同志们满意地赞誉他家是“共产主义大饭店”。为了搞好这个“饭店”，保证同志们生活无虞，齐滨同志毁家纾难，主动卖掉了部分土地和树木，支援抗战。
一九三八年冬，鲁西南抗日救国会在菏泽县安陵集宣告成立，齐滨同志任会长。救国会下设曹县、菏泽、东明、定陶、民权、考城等六个县分会，统辖所属各村镇“青教会”、“妇救会”等，会员共达七万余人。救国会在当时是个抗日的群众组织，它的成立表明了抗日救亡运动已经由宣传群众发展到武装群众的阶段，标志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成。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定陶县一千王村成立。杨得志同志任支队司令员。为使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救国会号召年轻会员积极参军参战。齐滨同志到处演讲，大声疾呼“保卫家乡!”“好男儿上前线打日本!”在他的鼓动下青年们纷纷走上战场。仅半年，支队由六百多人发展到七千多人。英雄的抗日健儿，打鬼子，斗伪军，灭顽匪，驰骋在鲁西南平原，鏖战于黄河两岸。在攻克定陶、金乡县城战斗中，俘敌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千余支，子弹数万发。八路军威名大震，人民为之欢欣，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同年七月，中共鲁西南地委成立。齐滨同志任地委统战部长。九月，日寇纠集重兵，对鲁西南根据地进行“扫荡”。经几次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为避敌锋芒，我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大量伤员留在根据地，交给地方党组织。齐滨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请医买药，募集粮、款、肉、蛋，妥善安置伤员，使他们安心疗养，尽早恢复健康，重返战场。
正当我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向日本帝国主义暗送秋波，并调转枪口，对准了抗日军民。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春，敌人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这股恶浪也波及鲁西南。国民党顽杂军肆意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红枪会”头子安天国疯狂地焚烧了齐滨同志家的房子，以示威吓。齐滨同志听说后竟哈哈大笑，还风趣地说：“这一烧，人民就看清谁真抗日谁假抗日了。再说，我也没有牵挂了。”
一九四〇年二月的一天，驻曹县韩集的两个国民党士兵窜到刘岗村，以抓烟贩子为名，逮走了两个救国会员。救国会的同志一气之下缴了他们的枪。齐滨同志得知后，叫把枪还给他们，并讲了些团结一致、枪口对外的道理。有些同志不理解，齐滨就给大家讲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教育大家不可因小失大。
谁知事隔一天，国民党曹县政府颠倒是非，恶意攻击救国会，并下令通缉缴枪的同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二月十七日，上万名救国会员手持长矛大刀，肩扛土枪土炮，在韩集隆重集会。会上，齐滨同志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派投敌卖国的罪恶行径，揭露了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表明了我党精诚团结的态度，阐述了我党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方针。他那慷慨激昂的讲话，有力地激励着广大救国会员。会场上响起“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群众发动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通缉令也随之消逝了。
在反分裂斗争中，鲁西南抗日救国会员还配合我军主力，胜利击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三月，在东明、鄄城沿黄河一线，给附敌反共的顽军以沉重打击，毙伤敌军三千余人。四月，又攻克东明县城，歼敌五百余人，活捉国民党县长吴自勤，其余小股反共武装也大部被击溃，根据地乃得以巩固发展。
保卫“三村”创奇迹
一九四〇年七月，在欢庆胜利中，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齐滨同志被选为县长。他带领政府成员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各区、乡政府。同时，他还亲自带领群众，在短短的三个月内，破坏了敌人控制的公路四百多公里，为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反击日寇“扫荡”创造了条件。
九月，我军主力奉命西渡黄河，参加反“扫荡”，根据地只留下一个新建立起来的仅有五六十人的独立团。曹县、民权、定陶等县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及其土顽军六千余人，从四面向我根据地大举进犯。根据地人民在地委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英勇还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边沿村庄相继失守，敌人步步逼近，根据地逐渐缩小。十月初，只剩下中心区的刘岗、曹楼和伊庄。从此，开始了著名的红“三村”保卫战。
“三村”成“品”字形，彼此相距不过三里，共有一千多户，五千多人。按照地委分工，齐滨等同志具体负责刘岗。为了防御，三个村都组织群众加宽加深护寨沟，加高加固寨墙，在村口修筑暗堡，寨墙上放置木头和砖瓦石块，叫作“滚石檑木”。寨沟外，每隔三十米挂一个照明灯笼，以防敌人夜间偷袭。“三村”人人皆兵：男青年组成自卫队，日夜守寨，并肩抗敌；妇女组成姐妹组，救护伤员，担任战勤；少年组成儿童团，送水送饭，站岗放哨。大家沉着坚定，谁都意识到，“三村”的存亡就是鲁西南根据地的存亡，都暗暗下定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三村”，保卫根据地，保卫抗日民主政府。当时，大家编了一个歌子：“敌人来了咱不怕，自有办法对付他。远了枪炮打，近了长矛扎，不远不近石砖砸，叫他个个回老家!”“三村”白天刀枪林立，夜晚明灯高悬，军民同心戮力，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
一天拂晓，敌人进攻刘岗。哨兵在朦胧中发现了敌情，先打了一枪。敌人一窝蜂似地冲上来，过了壕沟，又将云梯架在寨墙上，准备攀登，情况十分紧急。齐滨同志急忙赶到寨墙上指挥作战，打得敌人滚的滚，爬的爬，死的死，伤的伤，过了壕沟的敌人转身往后跑，未过壕沟的敌人不敢往前冲，敌首急得像条疯狗，拼命督促后续部队猛攻，战斗异常激烈。这时，我独立团赶来助战，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敌人腹背受敌，惊慌逃窜。这一仗毙敌二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七十多枝。
这次战斗，除了战前组织群众自卫以外，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为了瓦解敌人，壮大我军，齐滨和其他同志利用熟人和亲戚关系争取了匪首胡罗头，使其三千余人保持了中立，并支援我军一部分物资和枪弹。齐滨同志还派李荣村同志去和顽军头子张盛太谈判，李荣村临行前，齐滨给他讲了“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鼓励他大胆谨慎，随机应变。李到张部后，递交了信件，洽谈了有关问题，顺利而归。此外，还争取了几个“红枪会”的首领，并利用他们帮助我们作了瓦解敌军的工作，从而削弱了敌人，这就为初战告捷创造了条件。
敌人的围攻连遭失败之后，便改用封锁围困的办法对付我军，因而给“三村”军民在生活上造成了严重困难。到十一月份了，独立团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齐滨同志向独立团的领导同志建议：“考城县的南邵堂有个大地主，暗通汉奸，早该惩罚他了。棉衣问题可在他身上打主意。”独立团即派人去治了他的汉奸罪，并罚款两千五百元，解决了棉衣问题。
当时，多数领导同志在齐滨家里吃饭。齐滨的父亲刘彩云为了大家工作得好，让大家吃玉米饼子，而他却领着一家人在背后里喝菜粥。同志们知道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天，齐滨检查工作到了东寨，同志们看他瘦得厉害，特意给他做了五个油饼。可他一个也没吃，叫人送给了伤员。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干部都不能搞特殊。”干部群众鱼水情深，激励着“三村”军民顽强地战斗。
三个多月过去了，“三村”岿然不动地屹立在鲁西南平原上。
十二月三十日，我冀鲁豫主力部队乘胜挥师东进，来到鲁西南。一九四一年元月一日拂晓，兵分四路，袭击敌人。经连续激战，到一月五日，近万人的国民党地方顽军全被打垮，“三村”保卫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次保卫战的胜利，对于开发、巩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表扬“三村”人民说：“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
人民公仆好专员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署成立，刘齐滨同志被任命为专员。
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和暖的风儿吹拂着“热烈祝贺刘齐滨专员就职”的醒目标语。来自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各界代表和刘岗村周围的群众近万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参加专署成立大会。齐滨同志登上主席台，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望着他那消瘦的身体，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他高声说：“……对敌人，我有无限的仇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我当专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好比给人民当长工。我保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廉洁奉公、公而忘私地作好革命工作。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失职或有违背诺言的行为，请随时将我罢免。”这动人心弦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它表达了群众对领导的信赖和支持。
专署成立后，齐滨同志日夜抱病操劳，他经常徒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了解情况。哪里条件成熟，他就在哪里建立政权，并亲自主持召开成立大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定陶县抗日政府在马集举行成立大会。齐滨同志到会讲话，他说：“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一定要完成普遍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的任务；完成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民主权利、肃清一切汉奸的任务。”由于齐滨同志的积极工作和我们军事上的胜利，政权建设工作进行得很快。到一九四二年初，县级政权发展到十一个，区、乡政权和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都相继建立起来，使一百六十万人民脱离了敌伪的血腥统治，享受着民主权利。
各级政府都实行“三三制”。①齐滨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实行集体领导。他曾多次在专署机关和县长会议上强调，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会议讨论，让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共同研究决定。因此，专署成立不到半年，各种制度都相继建立起来，并付诸实施，从而发挥了各级领导人员的积极性，保证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顺利地贯彻执行。
齐滨同志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专署各部门提交署务会审批的议案，他都亲自修改，做到简明扼要。他总结、布置工作，制订工作计划，总是紧密联系实际，以求切实解决问题。如一九四二年粮秫工作计划，缺少帮助群众度荒的具体措施，他就三番五次地帮助研究，每次都讨论到深夜，终于妥善地解决了部队给养和群众生活问题。他还经常深入各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帮助县、区政府开展工作。由于齐滨同志作风深入，各个方面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齐滨同志执法严明，铁面无私。一九四一年冬，东明县抗日政府将一个污蔑民主政府、破坏减租减息、为敌人搜集我军情报的汉奸判处死刑。在专署审批期间，这个汉奸的舅舅（国民党乡长）邀集当地同齐滨熟悉的地主、绅士和名流等二十多人，到专署找齐滨下跪求情。齐滨对他们讲明了这个汉奸的罪恶事实和我党关于打击敌人、肃清汉奸的政策，求情的人垂头丧气地回去了。这一案件的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坏人，扩大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三三制”原则上是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占兰分之一，党外进步力量占三分之一，中间力量占三分之一。
齐滨同志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对统战对象总是耐心开导，循循善诱。有一次，一个姓张的上层人士，带着礼物找齐滨要求解决减租减息中的问题。齐滨冷静地听他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耐心地说：“群众搞的基本上没超越政策界限，个别地方过点头，在所难免，你应该向大家解释清楚，如果说情，群众就会有看法，对你今后也不利啊!”齐滨同志一席话，说得他心悦诚服，带礼而归。
令人振奋的遗言
齐滨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为了照顾他，专署研究决定，拨给他家三百斤小麦，用作滋补。他知道后，坚决不收，还把粮秣科长叫到跟前说：“现在斗争这样艰苦，军队给养不足，我躺在床上，一不打仗，二不工作，怎么还享受照顾呢？”就这样，把小麦退了回去。
齐滨同志病危时把专属的负责人请到跟前，嘱托后事。他对当时的十八项工作任务分别轻重缓急地作了具体安排；重点谈了精简机关工作人员，以适应战争需要的意见。最后他说：“我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要节约，通知各县自带干粮，烧锅开水就行了。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让他们自食其力。”
急促的咳嗽，剧烈的疼痛，常闹得他热汗淋淋，有时几乎要昏迷过去，但他从来没有哼过一声。临终前，他忍受着痛苦，向组织和同志们表示谢意。同志们看他不行了，有的低声抽泣，他断断续续地说：“请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做好工作，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专员刘齐滨同志，为革命熬尽了最后一滴血，微笑着向党和人民告别了。终年三十四岁。
鲁西南平原的上空，回荡着刘齐滨同志令人振奋的遗言：请同志们……做好工作，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鲁佛民同志传略
宋百川
鲁佛民同志，原名鲁琛，字献卿，山东济南人。生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鲁佛民同志是山东省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位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老同志。佛民同志的一生，忠于人民，光明磊落。为了追求真理，他不惜抛弃了安逸的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而甘愿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并誓不与反动官僚为伍。为了献身革命，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积极地支持革命，掩护同志，并教育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鲁佛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佛民同志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低级官员的家庭里。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十四岁时母亲又病故，家境极其凄凉。在生活日益困苦的情况下，他只得依赖亲友的接济，坚持苦读了几年书。从一九〇一年起，开始充当塾师，收入十分微薄，他一面教书，一面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在文学、史学、经济学等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学，读过饮冰室文集、康梁文集、孙逸仙传、章太炎著作等。由于新旧兼攻，知识领域开阔，进步思想在萌芽。
一九一九年夏，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接着就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各地。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蛮横地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人民义愤填膺，群起反对。济南学生，继而工商各界，风起云涌，罢课罢市，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纷纷抵制日货，声势浩大，“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的口号深入人心。鲁佛民同志激于爱国义愤，毅然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积极地指导和赞助山东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当时的宣言、口号及游行示威的行动计划，多为佛民同志草拟。山东反动军阀当局曾大肆造谣，挑拨中伤，公开诬蔑佛民同志“阴谋煽动学生暴动，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军队，破坏监狱”等等；但佛民同志毫不畏惧，仍经常潜赴各校演讲，与学生联合会保持密切联系，深得各校学生的爱戴和信任。不久，省议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组织了山东赴京请愿团，呼吁交还山东半岛和青岛问题；佛民同志被选为教育界代表，参加了该团赴京请愿。佛民同志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经受了考验，看到了群众的巨大力量，使他对政治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刻，既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信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在此情况下，鲁佛民同志在青岛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担任了组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任务。与此同时，佛民同志利用职业上的便利，由上海购进了许多革命书刊，如《中国青年》、《向导》、《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初步》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由青岛市中华书局代为销售。此外，佛民同志还在青岛市内和四方铁厂各办一处小学，表面上是提倡普及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给国民党左派分子和共产党员安排公开职业，为他们提供进行组织活动的场所。当时，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邓恩铭等同志经常与鲁佛民同志接触，并得到佛民同志的支持和协助。邓恩铭同志在青岛工作期间，就曾以台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也提出了这个主张，是年冬，王尽美同志去北京听取李大钊同志关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讲演，在归鲁途中与孙中山在天津相遇，进行亲切交谈。嗣后，孙中山又约见了由北京回山东开展国民运动的王乐平、王哲、闫容德三人。孙中山以他个人的名义委派王尽美等四人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
这些亲身经历使佛民同志对反动军阀的凶残统治更加痛恨，同时也对国民党右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与共产党的关系愈益密切。佛民同志在济的律师事务所，成为掩护革命工作的重要场所。当时，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与佛民同志来往，关向应同志曾经常寄宿在律师事务所内。律师事务所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的秘密机关。
当时，山东的反动军阀张宗昌公开反对革命，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革命者随时都有遭受逮捕、牺牲的危险。佛民同志的律师事务所内不仅藏有大量的党内文件、书籍和宣传品，而且省执委的秘密交通经常出入其间，省执委的会议有时也在此举行。佛民同志此时年已四十五岁，他毫不顾忌个人安危，冒着极大的风险，为革命作出了不寻常的贡献。
由于他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党的极大信任。经过个人的申请，由中共山东省执委批准，一九二六年冬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佛民同志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勇克武汉，并继续北上的大好形势下，一九二七年初，佛民同志受中共山东省执委的委派前往上海，经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接谈后，立即介绍到武汉工作。由于当时的武汉政府仍是国共合作的局面，他的公开职务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秘书工作，同时还兼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经理处秘书职务。在武汉期间，他与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在一个党小组内过组织生活，并在工作中与毛泽东、董必武、瞿秋白、谭平山、邓演达、郭沫若等同志有过接触。
在这期间，鲁佛民同志的长子鲁伯峻同志——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因中共山东省执委机关被破坏不幸被捕，并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济南壮烈牺牲了。佛民同志得知这一噩耗后，万分悲痛，但他并没有因为失去了爱子而颓丧，相反地，他更加坚强了，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七一五”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佛民同志因山东国民党右派分子告密而暴露了身份，为避免遭害，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他秘密离开武汉至上海，再转赴青岛。
他在青岛期间，仍经常与中共山东省执委的负责同志会晤，并负责转递我党由上海与山东党组织互相往来的秘密信件。
是年九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宣布开除鲁佛民同志的国民党党籍。至此，他与反动的国民党完全脱离了关系。
这时，全国各地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工作已经全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为保存革命力量，佛民同志当时不宜在青岛作长久的居留，经省执委指示他又去京、津一带，谋求公开职业，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佛民同志到延安时已五十六岁。由于他长年奔波颠沛，健康状况欠佳，但他仍不辞劳苦，竭尽全力地工作，即使在因病休息期间，也不放松学习。他每周必到中央大礼堂听党课一次，十分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党的小组会从未缺席。
佛民同志在延安工作期间，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忠于职守，公而忘私，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终因积劳成疾，患心脏病，久治不愈。不幸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病逝于延安，终年六十三岁。墓葬于延安烈士陵园。
鲁佛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忆朱蓂阶同志
武效周
朱蓂阶同志是我青年时代的老师，又是抗日战争中的战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但其音容笑貌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英勇斗争的事迹使我铭记难忘。我怀着对蓂阶同志的思念和崇敬之情，写下他奋斗一生的足迹，以慰烈士长眠于地下的英灵。
朱蓂阶，名相尧，一九〇〇年生于山东省宁阳县九区东庄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他自幼聪慧好学，先后在宁阳第一小学、济南正谊中学读书。由于他奋发图强，勤学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二〇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时，北京大学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革命思潮汹涌澎湃，进步师生们经常议论如何挽救国家危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走向繁荣富强。朱蓂阶当时感到“哀莫大于心死”，要救国必须振兴教育，启发民众的觉悟。因之，他勤奋攻读，不畏艰苦，以图将来为国为民献身。他专学历史，兼修文学、英语，又加以为人正直，谦逊和气，生活朴实，被师友们公认为品学兼优。
一九二六年七月，朱蓂阶毕业于北京大学，原打算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教育事业，但当时却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在家闲居。一九二八年，经同学好友介绍到烟台省立第八中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教育生涯。他认真施教，积极诱导学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由于他知识渊博，讲课通俗，说理透彻，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一九三〇年秋，他应益都省立第十中学的聘请，前往担任教务主任。一九三一年，我刚考入十中，就听到师生们议论，朱蓂阶老师为人正直，处世不苟，平等待人，教学认真，诲人不倦。这些赞扬，使我对朱老师深为崇敬。
朱蓂阶在校中，除认真执教外，对家境贫困的学生常慨解义囊，予以资助。虽然他自己经济并不富裕，但为了不使穷苦学生辍学，宁愿自己刻苦，也要帮助他人，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好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益都省立十中的学生们也和全国学生一样，公开抨击政府，揭露蒋介石丧权辱国的罪行。朱蓂阶身为教务主任，毅然支持了学生的正义行动，还公开揭露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镇压革命人民、鱼肉广大群众的罪行。有的同事胆小怕事，劝他要注意语言行动，免遭横祸。朱蓂阶却认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无罪，否则不能为人师表。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进攻上海，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与上海人民奋起反抗，但因蒋介石和汪精卫暗中出卖而告失败。这更激起了朱蓂阶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愤懑。他拥护蔡廷锴奋起抗战的爱国行为，赞扬人民群众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并从抗战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亲友陈友塘的信中曾写道：“刻下沪事日亟，……大战即在目前，生死存亡，胥系于此。唯我方只要沉着应战，作持久战，最后胜利尚有望也!”朱蓂阶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
一九三二年夏初，冯玉祥先生由泰安去胶东，在益都逗留时，省立十中曾邀请他前去演讲。冯玉祥在讲国内形势时，抨击蒋介石“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奴才哲学，斥责蒋介石对日不敢言战，腰杆软得像面条等等。他的讲话对师生们震动很大，更加激发了大家抗日救国的热情。朱蓂阶也称赞冯先生讲的好，骂得痛快。事后，他还常用冯玉祥主张抗日救亡、刻苦学习的事例教育学生。
朱蓂阶的进步表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敌视，被列入了共产党嫌疑犯的名单。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一个夜晚，几个便衣特务突然闯进他家，把他抓走，押进了济南监狱。经学校和家里人多方营救，两个月后才取保获释。他怀着愤懑的心情回到十中，继续任教。下半年，该校进步学生李守本（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等十人组织了进步文学团体“土城社”。朱蓂阶和石泊夫等教师积极予以支持，并帮助他们购读被查禁的鲁迅、张天翼等人的著作，编演话剧，宣传抗日救国。不料，校中反动势力竟以“地下共党操纵学生闹事”为由，予以打击取缔；朱蓂阶遂于一九三四年春天离职去北平，找到主办北平《民声报》的几位老同学，做些临时的协助工作。一九三五年春，他又经友人介绍，到济南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他很想努力为人民群众解除黄河水患之苦，但主管治黄的官员们却谎报灾情，借机发财，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朱蓂阶秉性正直，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就主动辞职，回到家乡。
朱蓂阶回家后不久，就被他的一个当煤矿资本家的表兄徐子昂知道了，徐企图利用朱蓂阶在当地社会上的声誉，去进一步榨取工人们的血汗，遂以高薪去聘请他协理煤矿。朱蓂阶早就知道徐剥削残忍，唯利是图，绝不与其朋比为奸，立即拒绝了他的重金招聘。
朱蓂阶一向反对恶风败俗，他回家乡时，遇到有些人正在筹备给一个士绅立“功德碑”，有人给他算了份子。他得知后，马上要那个人给他退出。那人说名字已刻在碑上，不好再退了。朱蓂阶果断地说：“不好退也得退，刻在碑上也得凿下来，恶风败俗我坚决反对，绝不随波逐流。”最后，终于把他的份子退出。这一力拒封建恶习的举动，至今在地方上传为佳话。
朱蓂阶从益都到北平，回济南，返家乡，辗转数年，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心怀不满，忧心忡忡。他感到自己只有再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才能尽到自己救国的责任。因此，一九三五年秋末，他又到济宁省立七中担任了英语教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向我国进攻，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学校被迫停课，他不得不再一次弃教返乡。
卢沟桥事变后，正当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阐明了我党救亡图存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响应，情绪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宁阳东庄一带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上层进步人士，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共同磋商国难当头应该怎样办。在时局混乱、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大家意见纷纭，有的说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只有谁来了给谁纳粮；有的说抗战如果能够速胜，就可以跟着国民党军队逃跑；有的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枪下鬼，不当亡国奴，应当组织民众武装与日本帝国主义干到底。商量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后一种主张。既要组织抗日武装，就不能群龙无首，必须推举个能胜任的首领。经反复酝酿，最后公认朱蓂阶能孚众望。当大家推举他为首领时，他表示：一不懂军事，不会带兵打仗；二没有后盾，拉起队伍来没有靠山，自己难以胜任。
一九三七年隆冬时节，泗水县地下共产党员周兰田来到东庄小学。他阐述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还谈到国民党南逃后，中共山东省委准备在徂徕山一带组织人民抗日游击队举行武装起义。朱蓂阶认为，周兰田讲的事实确凿，道理透彻；要想抗日救国，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此，朱蓂阶思想上亮堂了，他决心拉起队伍投奔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听说山东党的负责人在徂徕山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在山前山阳村拉起了游击队。大家经过商量，由武效周、许仁安、钟兰坡、刘跃华等四人，在当天就冒雪前往，找程兆轩同志取得了联系。谈妥后，大家即返回与朱蓂阶进行了研究，并决定于一月二十四日晚，在北鄙小寨集合队伍，奔赴徂徕山。
这天晚上集合到四、五十人时，大家发生了争议：有的说今日是腊月二十三，再有七天就过年，阴历年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千里遥远的人都奔回家中孝敬父母，过团圆年，现在我们走了就是不尽孝道，不如过了年再走。有的说国都快要亡了，还有什么年节，我们要尽忠保国，今晚非走不可。人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就在这时，朱蓂阶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同意走的今天晚上就走；不同意走的，过了年走也可。同意今晚走的举手报名!”这时有二十四人举起手来。朱蓂阶沉思了一番，决定亲自率领同志们奔往徂徕山，并留下我在家继续组织发动。就这样，宁阳九区东庄一带的第一批抗日战士，参加了徂徕山起义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
春节刚过，阴历正月初三，朱蓂阶被组织派回东庄，继续组织抗日武装。他在这次发动工作中，遇到地主封建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国民党大批正规军队都打不过日军，拉几个游击队有啥用，简直是给老百姓惹祸”。还诬蔑朱蓂阶拉游击队是贪图升官，爱国群众去参加游击队是白白送死，等等。朱蓂阶在当地有崇高的威望，他以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终于粉碎了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阴谋，又组织起八十余人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往徂徕山。东庄两次拉起来的队伍，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七中队，朱蓂阶任中队长；后编为山东人民抗战独立第一师二团一营三连，朱蓂阶任连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党组织又分配朱蓂阶回家乡东庄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县、区政府已土崩瓦解，军政人员已悉数逃跑；日寇疯狂南侵，立足未稳；抗日游击队风起云涌，良莠不齐。东庄是国民党宁阳九区区公所驻地，西靠津浦铁路，东临鲁中南，是我沂蒙山根据地和延安来往的要道之一，是山东的一个重要门户。同时，这里西有华丰煤矿，东有禹村煤矿，是日寇侵占掠夺的重点。附近驻有日本兵四个支队，周围有汉奸武装不下万人，国民党顽固派也在附近活动，势力也比较雄厚。
朱蓂阶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认为要在这里公开建立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只能秘密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经与宁阳教育界人士范炳章、泰安教育界人士查丹宸等进行研究，认为国民党县、区政府人员已逃窜，可以利用其乡村政权为抗日救国服务。于是，草拟了一个在宁阳九区东庄一带和泰安七区石崮一带建立“泰宁边区地方自治委员会”的计划。朱蓂阶又和曲泗宁中心县委江洪、周兰田同志共同商定向省委汇报请示。省委领导郭洪涛同志听了汇报后指示：“在泰宁边区敌人心脏地区，可以建立自治委员会，但要掌握一个原则：灰是为了不灰，灰不到程度还要灰，灰到一定程度就不要再灰。”朱蓂阶遵照郭洪涛同志的指示精神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召开了地方开明士绅及上层进步人士会议，阐明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自治会，以抗日救国、保卫人民利益为目的开展工作，因而得到了大家的积极支持。一九三八年六月底，自治会正式成立，由地方推选委员二十三名，选举朱蓂阶为主任委员。
自治会公开办公地点设在东庄小学，二十三名委员轮流驻会办公，在党的领导下，执行抗日根据地一切任务。随着自治会影响的不断扩大，所辖地区也不断扩展，由最初的二十几个村庄逐渐发展到一百多个村庄。宁阳由九区发展到八区（津浦路西），泰安由七区发展到六区、八区，泗水县有的村庄也接受了自治会的领导。自治会除了原有的自卫队，还秘密地建立了泰宁特务队和泰宁五中队，这支部队专门对付敌特、汉奸，铲除伪政权，消灭伪警察等，并同地方顽固势力、杂牌游击队进行斗争，从而维持了当时地方治安，保护了人民利益，在群众中很有声望。群众踊跃募集抗日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大力支援泰宁抗日武装。
自治会还建立发展党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军，输送干部，成立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团体，开办抗日小学，开展抗日教育，掩护伤病员，配合部队反对敌人“扫荡”，维护从延安到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并先后迎送徐向前、陈光、朱瑞、肖华、陈明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经由当地前往鲁中和鲁南。总之、自治会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做出了它特有的贡献。为此，受到中共山东分局、鲁南区党委以及曲泗宁中心县委的多次表扬。自治会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建立以来，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伪政权在我自治区一带始终不得建立，已成为严重威胁敌人的一柄利刃。一九四〇年七月，敌人以特务手段侦知自治会的底细之后，立即调集兵马进行合围。上级领导指示我们星夜转移，并公开建立了八路军泰宁办事处。同时，把原自治会近四百人的自卫队编为泰宁县大队。朱蓂阶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兼县大队队长。从此，泰宁边区成为我党领导下在敌人所控制的点线之外的根据地。
朱蓂阶在长期的奋斗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斗争中，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超党派观点就是超阶级的观点，是脱离现实的。当他担任了泰宁边区负责人的时候，为了抗战救国，为了革命事业，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的长期考验，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由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江洪和封振武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〇年夏，敌人侵占了他的家乡东庄，他奉命率领县大队转战泰宁边区。敌人四处搜捕他的妻子刘敬如、长子朱炳等，他全家老小，辗转奔逃，虽然得到群众的掩护和安置，但终日担惊受怕，生活也十分艰难。一天，敌人了解到他妻子和幼子住在南葛家圈村中，就派出大批特务汉奸前往搜捕。幸亏群众把他们母子俩藏在一个新娘子屋内的顶棚上，才安然脱险，使敌人的阴谋落了空。朱蓂阶得知以上情况后，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一九四〇年十月，朱蓂阶同志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了在石莱村（现属新泰县）召开的泰宁边区人民代表会议。翌年夏天，他参加了鲁南区人民代表大会，被推举为鲁南行署秘书主任。由于他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终于积劳成疾。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安置他回泰宁养病。他在养病期间，仍念念不忘党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六月，他病愈后，先奉命到山东战工会教育组工作。九月，又调到山东公学任校长。这一年夏天，他在山东战工会教育处工作时，在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望他。他首先询问了泰宁的敌我斗争情况及亲友和家庭情况，接着他诚恳地指出，革命不要光靠主观热情，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武装头脑。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期，必须苦学革命本领，苦练革命身体，苦干革命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革命救国的重担。他的这些教诲虽然已隔四十余年，但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战争环境恶劣，这次会面就更加使我难忘了。这天天气炎热，朱蓂阶老师还招待了我丰盛的午餐。太阳平西时，亲自送我到庄外，我们俩依依难舍。没想到，这竟是我和老师的最后诀别。
一九四二年秋季，日寇对我沂蒙山区实行拉网“扫荡”，这时朱蓂阶同志刚到山东公学任校长不久，他根据山东分局反“扫荡”动员会议指示精神，动员适合回地方的同志回地方，和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其余人员分成小组，由干部带领疏散隐蔽，寻机与敌进行斗争。布置完毕后，他率领部分学生、干部离开学校驻地，分散到现沂南县马牧池以北的山区活动。
十月二十六日拂晓，东北方炮声隆隆，并传来了枪声。朱蓂阶同志再一次检查了同志们的疏散情况，并约定好敌人“扫荡”后的集合地点。次日，敌人包围了上岩峪，朱蓂阶立即指挥群众突围。正在这时，鬼子兵发现了他并迅速尾追过来。朱蓂阶果断地对群众说：“你们快往四下里跑，隐蔽起来!”群众散开了，但鬼子离朱蓂阶越来越近。朱蓂阶看到敌人被自己引过来了，群众已多数脱险，心中感到无限宽慰。他为了群众被敌人逮捕了。
当晚，他被押到一座名叫“望仙院”的庙宇中。日寇发现他与众不同，认定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就严加看守，拷打审讯。第二天天没亮，敌人逼他抬着笨重的东西押往沂水县城；又经益都县押解到济南。一路上，他受尽了折磨和毒打，到济南时被敌人送进了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日寇特务用种种酷刑审讯他，但他坚贞不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当敌人第三次对其审讯时，他大义凛然，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朱蓂阶同志一生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亡呕心沥血。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牺牲是我党的损失，是泰宁边区人民的损失。直到今天，泰宁边区的人民对他的功绩还念念不忘，到处传颂着怀念他的诗句：
平生胸怀救国志，
追求真理轻功名。
倭寇似狼国遭难，
愤然投笔又从戎。
亲率健儿奔徂徕，
独创“泰宁”建奇功。
“泺源公馆”血染处，
英雄气节贯长虹。
朱蓂阶老师，你的精神永存!你的教诲将永远鼓舞着我们为“四化”建设奋勇前进!
刘良才烈士传略
芦苇
刘良才，一八九〇年四月十八日生于广饶县刘集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年幼时念了两年私塾，即辍学务农，后做木工并串乡打磨，冬闲时也做点小买卖，靠劳动为生。辛亥革命后，他看到虽然清朝皇帝下台了，但黎明只在空中一闪就消逝了，帝国列强在祖国大地上角逐，军阀连年混战不休，千百万劳苦大众依然被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怎样才能富强独立，民众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他反复思虑，但彷徨无计。后来，他得知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要像苏联那样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消灭压迫和剥削；一九二四年又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合作闹革命，要打倒帝国列强，铲除军阀。他很兴奋，感到有了希望。但究竟怎样去进行革命，救国救民，他还不了解。
他有个堂弟刘俊才（即刘子久），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农民运动工作，一九二五年春节期间回家探亲，见他追求光明、向往革命，就对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信仰。刘良才全神贯注地倾听，字字句句都记在心中。他思想亮堂了，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奋起革命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唯一出路。这时，经刘俊才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新的路途。
有一次夜校上课时，刘良才在桌子上放了一块大砖头和许多土坷垃。他说：“这块大砖头好比地主豪绅，这些土坷垃好比咱穷人。谁的力量大呢？乍一看，这块砖又大又硬，土坷垃一碰上就碎了。可是，这些土坷垃联合起来，力量就大多了”。他把土坷垃敛到一起，埋掉了砖头，接着说，“你们看，咱们穷人要是都抱成团儿，一个心眼儿干，那就不管贪官污吏，还是地主土豪，都会打倒!”人们都会心地笑了，并说：“是得这样干!”
夜校越来越热闹，刘集村先后成立了“长工会”、“短工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了“增资”活动，帮助附近村庄穷苦农民解决最急需最实际的生活问题。一天晚上，刘集、刘铺、河沟、六股路等村的八十多名长工，集合到刘良才的场院里，刘良才动员开展“增加长工工钱”的斗争，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约定一齐行动。刘良才趁机提出，假若地主有意刁难，大家就用怠工、罢工的手段来对付他。
第二天，刘集村和附近各村就开始了步调一致的觅汉增资斗争。“长工会”的负责人刘万众、刘仁信，均是给地主谢清玉家扛活的。谢对待长工百般苛刻，平时一毛不拔，长工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增资斗争刚开始，谢清玉就一口拒绝，长工们决心跟他斗一斗。他们在水车斗子上钻上眼儿，叫它光转悠就是不上水；锄地时只锄地头，锄到地里面就睡大觉……谢清玉发觉之后破口大骂，嚷嚷着要扣长工们的工钱。刘万众、刘仁信连忙向刘良才汇报了情况。刘良才说：“不理他，要斗咱就和他斗到底！”晚上，刘良才带领附近村庄一百二十多名长工，呼呼隆隆闯进了谢清玉家，站了一院子，和地主辩理。谢清玉刚要说不好听的，大家一声吆喝，把他架起来就要往猪圈里扔，吓得谢清玉和他老婆连连告饶。最后，刘良才出面讲和，谢家答应了增加工资，才算了事。
通过这场斗争，当年长工的年工资一般由原定的三十块银元增长到四、五十块，短工的日工资，也从一吊五增长到两吊，甚至三吊。增资斗争的胜利，使穷苦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大大提高了与地主豪绅斗争的勇气。
刘良才同志在积极发展本村党组织的同时，还经常以串亲访友、外出揽活为名，到周围各村活动，很快与延集，耿集、黄址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并在菜园村发展了王清梅、王兆梅等同志入党，建立了菜园村党小组。—九二七年，中共广饶县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刘良才同志负责特支的领导工作。
刘良才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更加兢兢业业。他和刘英才、耿贞元等同志一起，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利用新旧军阀混战的时机，积极宣传群众，组织领导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八年秋，省委指示各地要开展“吃坡”斗争。刘良才同志立即主持召开了广饶县特支会议，经研究决定，为了帮助贫苦群众度过当时的生活难关，先在刘集村开展“掐谷穗”活动。刘良才提出：本村地主刘林蛟，家有好地三百多亩，雇着几个长工，还开着“万增成”银号，经常放高利贷，是广饶县尹、朱、张、刘四大家之一，有名的吸血鬼，民愤很大。他那二十多亩谷子正好熟了还没收，“吃坡”斗争就先从他下手。耿贞元和大伙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就对“掐谷穗”的具体办法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
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英才任县委书记。至一九二九年初，又改选刘良才同志任书记。那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山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越重，省委根据群众要求，指示各地党组织领导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九月，广饶县委领导举行了“砸木行”反官税的斗争。离刘集村八里路有个韩桥村，每年九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赶庙会，方圆几十里都很闻名，庙会前，县委分析：税局肯定要利用庙会大搞税收，搜刮民财；可以趁此时机开展一次反捐税斗争，借以鼓舞群众斗志，扩大我党影响。大家意见先查清情况，再作决策。
九月十四日庙会的第一天，刘良才和县委其他同志一同到会上查看了收税情况，发现税收率比估计的还严重。当天晚上，县委决定在韩桥庙会上，以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为骨干，以“红枪会”（带迷信色彩的农民组织）作掩护，以“木行”为中心，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捐税斗争。
九月十五日，韩桥庙会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各村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化装成赶会的、做买卖的，大部分则打扮成头裹白包头、肩扛红缨枪的“红枪会”会员，陆续来到会上。当“木行”里收税正紧、怨声四起的时候，刘良才跳到桌子上，大声讲话：“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榨干了咱穷人的血汗，逼得咱卖木料卖家具，可是他们还不放过，又逼着缴这么重的税。这叫害人税、吃人税，苛捐杂税!咱穷人不砸烂这税还有活路吗？”这时，共产党员带领群众一齐高喊：“砸烂木货税！砸烂一切苛捐杂税！”刘良才一马当先，带领着怒吼的人群，高举着大刀、红缨枪和腊条杆子，呐喊着向收税桌子冲去。刘良才的警卫刘义山手持花枪，乓的一声就把收税官韩振德打翻在地。几乎在这同时，所有收税用具都被捣毁砸烂了，算盘珠子满地乱滚，税收单子满天乱飞……负责弹压庙会的保安队，慑于群众的威力，狼狈逃窜，会上一切税收都被迫停止了。事先组织的几千名群众手举五色纸旗，汇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党员们的指挥下，围着韩桥村游行一周，然后登上河坝，振臂高呼：“取消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砸木行”之后，广饶县党的组织已经暴露。特别是刘良才同志，更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已不适合再留本地工作。一九三一年二月，山东省委调他到潍县中心县委任书记，负责开辟胶济铁路第二、三两段（潍县附近）和坊子煤矿的工作，并领导潍县、高密、寿光、广饶、青州（益都）、临淄六个县的党组织。
当时，潍县反动当局进行了几次大搜捕，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惨遭杀害，党的基层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刘良才到滩县后，首要的任务是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农民群众团体，积极扩大革命力量。他和在家乡一样，一身农民装束，有时扛着锄头，背着粪筐，有时背着木工箱子或打磨錾子，辗转活动于潍县的许多村庄。原先，潍县农村的党组织发展很不平衡，白浪河东党员很少。刘良才同志就先在东南乡庄家、郭家等村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为一批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了关系。接着，又插到东北乡，组织起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经过半年的努力，牟家、温庄等二十几个村子都恢复和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了。
党组织进行了整顿之后，刘良才和县委成员牟铭勋（字竹轩）、耿维新同志，积极领导农民开展新的斗争。一方面利用农民夜校、农民协会等组织，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罢粮、罢税、吃坡、“刨桑界”等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筹款买枪，建立革命武装。一九三二年秋天，潍县县委决定举行“固堤暴动”，以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剿”。
暴动前，县委利用运柿子作掩护，从益都调来一部分枪支，组织发动了固堤、小官庄、柳疃等村群众三百多人；同时，也做了寒亭、高里警备队、盐务队的策反工作，准备时机一到，他们就倒戈相向，举起义旗。古历十月初五日，在固堤开会，刘良才传达了县委关于固堤暴动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于十月初七日在高家、柳疃的山会上夺下高里警备队的枪支举行起义；而后，再组织起义群众和士兵，建立革命武装。尽管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可是由于叛徒告密，十月初六日，反动军队突然包围了固堤和温庄，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暴动计划暂遭破坏。刘良才同志转移到坊子四马路一家烧饼铺里。之后，他重点抓了煤矿工人的工作，出色地领导了两次较大的罢工斗争。
坊子煤矿的资本家，只知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长期拖欠工人工资，造成工人生活严重困难，怨声载道。刘良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后，与煤矿党组织领导人陈金声多次研究，成立了“坊子煤矿工人罢工委员会”，领导开展罢工斗争。
十月中旬一个晚上，整整十点钟，三个矿井的一千多名煤矿工人全部罢了工。拉煤车、卷扬机一齐停止了转动，愤怒的人群呼喊着，包围了经理室，要与经理辩理。经理看事不妙，偷偷逃走，委托工头李五与工人交涉，要求工人复工。工人们齐声说：“归还拖欠的工资就复工，不答应就不复工!”资本家又勾来了商会团，妄想用武力镇压。但由于刘良才早已派人做好兵运工作，士兵们不但不开枪，反而与工人站在一起。商会团长目睹此情此景，故作姿态，骂了资方一通，乘机溜走。晚上天凉，工人们点起煤筐烤火，并用资本家的白面、食油烙油饼吃。罢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资本家服了输，连忙答应工人的要求，乖乖地发还了拖欠的工资。
这次罢工后，资本家怀恨在心，不时地在寻机报复。不久，便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借故裁人，将罢工的积极分子一一解雇。刘良才发现这一情况，便再一次组织罢工，并与罢工委员会研究了巧妙的斗争方式。
在中共潍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潍坊一带工人、农民如火如荼的斗争，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惧和仇恨。刘良才同志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敌人在各车站、路口都挂起他的画像，明令通缉；还派出大量特务密探，明察暗访，到处侦捕刘良才。但是，刘良才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避艰险，忘我地进行工作。
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于叛徒告密，刘良才同志不幸在坊子集上被捕。
敌人先后严刑拷打并利诱刘良才同志，妄图得到党的秘密。但刘良才同志坚贞不屈，毫无所动，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同时，他一口咬定叛徒孔庆林是土匪，机智地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罪恶昭彰的叛徒。敌人软硬兼施，在刘良才同志身上毫无所获，最后竟强加上一个“土匪”罪名，将他杀害于白浪河畔小铁牛处。烈士时年四十三岁。
当时群众有诗赞铁牛曰：
白浪河边一铁牛，
独卧沙堤几千秋。
身边芳草难入口，
绞碎皮鞭不回头。
凛冽北风毛未动，
甘露细雨汗自流。
水长河发身犹卧，
狂风巨浪不低头。
这首诗与其说是赞铁牛，倒不如说是赞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烈士精神不死，英名长存!
——记牟光仪同志革命事迹
效正路人
从潍县白浪河边，到掖县大泽山下，至今还流传着“瞎子司令”牟光仪同志的革命事迹。牟光仪同志自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以来，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斗争中双目失明以后，斗志弥坚，为抗日救亡勇往直前，有勇有谋，不畏艰险。不幸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掖县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正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高风亮节留人间。
牟光仪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出生在潍县东乡西清池村一个贫农家庭里，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得长辈喜爱。在亲友的资助下他上了中学，成绩一直优秀。平时，他除了复习功课，还很喜欢读书看报，猎取知识，并关心国家大事。当一九一六年初袁世凯复辟称帝时，光仪从学校跑到一个部队里，要“投笔从戎”，去讨伐“袁大头”。没过几天，被母亲找回去继续读书。第二年，为反对学校统治学生、禁锢进步思想，他组织同学们罢课，结果被开除。不久，进潍县华丰铁厂做工。鉴于职工生活艰难、劳动条件低劣，他多次鼓动工友抵制资本家，因之又被除名。一九二〇年，牟光仪经人介绍，进入潍县城东关乐道院当了电工。他刻苦钻研，掌握了不少先进技术，当时潍县的一些资本家曾用高薪请他去解决技术难题。他除用这些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外，还想法将省下的钱拿去帮助贫苦工人、农民和学生等。有一年冬天，他和妻子到城里买东西，在一座石桥上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抱着一个赤身露体患病的孩子，在寒风中瑟缩着沿街乞讨。牟光仪很同情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刚领到的月薪三十多元现大洋全部给了他们母子，抱孩子的妇女激动得热泪盈眶，过往的路人对牟光仪不断赞扬。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牟光仪的阶级觉悟逐步有了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一九二六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潍县早期的党员之一。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关向应同志到潍县视察工作时，就住在乐道院电机房牟光仪同志那里，由他负责掩护。关向应同志离潍后，庄龙甲同志即按照上级指示的精神，主持召开了潍县南北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统一了组织领导，加强了党团组织建设。到春天，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五月，成立了中共潍县县委，由庄龙甲同志任书记。从此，牟光仪同志就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他经常根据党的指示，深入工厂、学校，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和领导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运动，并经常到青岛、济南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指示。由于牟光仪同志管理乐道院的供电、供水事务，党组织就利用“外人不得入内”的水塔，印刷党内机密文件和刊物。乐道院成了当时潍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由青岛向济南运兵。牟光仪同志奉上级指示，怀着满腔仇恨，带领田化宽等十二人，在坊子以东扒毁了铁路，阻止了日寇西上的兵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敌视爱国人民，竟兴师动众，到处搜捕牟光仪等共产党人。于是，党组织决定牟光仪同志转移青岛，由组织上将他安排在普济路一家中国人和美籍犹太人合办的滋美冷藏公司当了工人。他就利用这个公开身份，在青岛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地下工作。
由于牟光仪同志斗争坚决，夜以继日地从事革命活动，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及资方的注意。一九三〇年冬季的一天，牟光仪同志在外面开过会以后，按时到公司上班。他发现冷藏库内送气管道出了故障，考虑到工友们的安全，马上出来把闸门关好，只身回到仓库拆卸了部分管道进行检修。突然有人把闸门打开了，强烈的阿摩尼亚气大量喷出，牟光仪同志顿时被窒息，昏厥在地。工友们连忙关好闸门，把他抬出送往医院。经过紧急抢救，牟光仪同志才活过来，但是，他双眼角膜完全损坏，从此双目失明了。
斗争的挫折，敌人的陷害，没有使牟光仪同志退却。他对同志们说：“瞎了眼不要紧，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也要斗争下去。”然而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城市工作不适宜，于一九三一年春将其送回家乡工作。
当时，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潍县中心县委一方面组织党员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罢粮、罢税、吃坡等斗争，打击土豪劣绅；一方面积聚力量，筹款买枪，筹建革命武装。牟光仪同志尽管双眼失去了光明，但他心头上却高悬着一盏明灯。在潍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他经常出入于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宣传革命，发动斗争。一九三二年秋，潍县县委发动“固堤暴动”，结果因叛徒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固堤和温庄，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暴动计划遭到破坏。从此，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党在农村的活动已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牟光仪同志即暂时转入地下隐蔽斗争。
一九三七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又名季芳华）等同志到博山活动，并建立了鲁东工委，鹿省三同志任书记。他在潍县华疃村召开了潍县党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潍县县委会，耿锡章同志任县委书记。会议还决定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救国斗争。这一决定，广大党员衷心拥护，群起响应。牟光仪同志一马当先，热情洋溢地参加了创建抗日武装的领导班子。
县委首先组织进步知识青年进入农村，大办平民夜校，教育农民学文化，学科学，宣传抗日救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并以农民自卫队的形式组织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党组织鉴于牟光仪同志自己活动很不方便，先后派朱兆凤，郭允贤等同志常住在他家，为他念文件，写材料；另外还派了同志给他领路。在这些热情的青年帮助下，牟光仪同志夜以继日地在潍东一带到处奔走，组织农民自卫队，为建立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创造条件。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原国民党潍县县长厉文礼一弹不发，便和他的地方部队窜到了安丘县一个边远山区躲藏起来了，当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建立起来，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就心怀叵测地制造摩擦，制造分裂。这时，牟光仪受党的委托，代表潍县、昌邑、安丘等县的党组织，在领路人陪同下闯入虎穴，与厉文礼谈判。厉文礼早就闻知牟光仪的声名，不敢轻举妄动。牟光仪以他敏锐的思想、伶俐的口齿，阐明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严正立场，反复强调只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才合乎人心，合乎时代潮流。厉文礼虽然狡猾，但在牟光仪同志面前却显得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并说了不少好听的话，初步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紧接着，牟光仪同志又受命通过一些关系与国民党鲁东第八区独立四团团长王有为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根据协议，在驻地召开了群众大会，王有为和牟光仪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一致表示，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潍县一带经过一番准备，创建人民抗日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县委遂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广大农民纷纷参加游击队，开明地主也献粮、献钱、献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经上级批准，潍北和潍东的游击队约五百人在蔡家栏子村集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宣告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牟光仪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奉命在昌邑北乡合编，到胶东开创根据地。这时，窃据七支队领导权的张鸿礼等人，利用部队中的乡土观念，极力煽动不执行上级指示。牟光仪等同志以大局为重，挺身而出，同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使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教育，统一了思想，部队得以顺利合编，组成了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王翼之、牟光仪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到胶东时，牟光仪同志奉命留在潍东继续扩军。五月份部队到达黄县，协助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武装收编了国民党黄县县长王景宋部，后又收编了国民党龙口公安局和海关的武装。又与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在黄县举行会议，组成抗日联军，胜利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摩擦。这时，牟光仪同志率领一股新入伍的战士奔赴黄县。他主动参加了鲁东游击指挥部举办的排以上干部训练班，认真听讲，积极讨论，从不缺课。结业后，经组织批准，他又回潍县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并以此为支柱，建立潍县抗日民主政权。
同年夏末，他满怀胜利信心回到家乡，和县委取得联系，并担任了潍县第八届县委委员。从此，他四处奔波，和各地党组织接洽，他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出色的宣传才能，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让只有十岁的大儿子领路到了潍县乐道院，通过地下党员孙继周，从城里请来了华丰铁厂经理丁执庸和同货成百货店经理张儒臣。这两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同情革命，反对日、蒋，对牟光仪很景仰，见面时都很高兴。牟光仪谈了形势和设想，丁执庸和张儒臣完全拥护，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丁执庸一回到家，马上就派人送来了一辆自行车，解决了最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此后，牟光仪同志所需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两个爱国资本家提供。
有了经费，还需要解决武器问题，然而，要想获得武器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抗战初期，分散在民间和国民党区乡镇公所的枪支，绝大多数已经集中到抗日队伍手中，另一部分为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所掌握，还有一些在所谓打富济贫的土匪队伍手里。按照政策，对国民党互不侵犯，不能轻率动兵。牟光仪就决定争取改造土匪队伍。当时土匪头目韩二虎和王四呱嗒，都拥有一百多人，七八十条枪。牟光仪同志约定他们在乐道院谈判，劝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人民队伍。他俩对牟光仪都很敬畏，但这时却回答说，共产党干的事都很好，他们很佩服；不过规矩太多，他们都五十多岁了，放荡惯了，受不了约束。所以，他们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决不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更不去当汉奸。他们表示拥护共产党，只要有什么事，一定肯帮忙。这次会谈，虽未达到收编的目的，但达成了谅解，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人没有枪，只好向敌人去要。于是，牟光仪同志就鼓动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说：“有一支歌唱得好：‘没有枪，没有炮，敌人替我们造。’我们去向日本鬼子要枪，向汉奸走狗要枪。大家都来想办法武装自己。”同志们都很兴奋，经过一番讨论，首先弄来一些大刀、匕首、斧头；白天侦察敌情，晚上就三五成群地偷袭潍县、坊子等敌人岗哨。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从敌人手中共缴获了三十六支枪。四月，又在坊子以东袭击了一个日本鬼子炮楼，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和四支步枪。有了这些武器，就可以组成一支游击队了。
牟光仪同志向上级报告后，清河特委立即从杨国夫部队里派武忠同志，担任这支游击队的指挥（当时称“武装指挥”）。由于牟光仪同志是这个部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地群众亲昵地称他为“瞎子司令”。
不久，经组织批准，将潍县划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牟光仪由其十一岁的大儿子领路，在地下交通的帮助下，经长途跋涉前往胶东区党委汇报潍县一带的斗争形势。他到了掖县山后村前防司令部时，受到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次日，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亲自去看望他。王文同志握着牟光仪同志的手，亲切地慰问他，并交代身边的同志要好好照顾牟司令。休息了两天之后，胶东区党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了牟光仪的汇报，并相应地作出决定。
晚上，牟光仪同志召开大会，针对战士的思想，以朴素生动的乡土语言，把王炳臣和张景月矛盾的背景，为什么要争取、利用他，王炳臣的性格特征以及争取他的可能性等，谈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接着，提出：第一，我们要让王炳臣自己去搬家；第二，要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第三，要体体面面，派几辆马车和几个同志去帮助搬运，所有的人都要对王炳臣表示尊敬，要摆点威风；第四，要对张景月提高警惕，到时先在村周围布好岗哨，回来以前不能放人出村，速去速回，以防万一。光仪同志的一席话正说在大家的心坎上，都非常佩服他的办法好。第二天，派了十五个精干的战士，护送王炳臣高高兴兴地回了家，用三辆马车把家眷搬来了。从此，王炳臣的一百多人和七八十条枪便编入了人民抗日队伍。
接着，牟光仪同志又对中间势力徐子安部队开展工作。
徐子安是潍县北乡徐家庄子人，为人正直，热爱祖国。保定军校毕业后，曾在西北军里当过营长。西北军被蒋介石搞垮之后，就回了家。因为心情苦闷，常去找牟光仪同志拉拉知心话，牟光仪也常对他讲讲革命道理。抗战爆发后，牟光仪找他一块拉队伍抗日，但他竟说：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救国救民要紧，不要搞两党之争。他表示要坚决抗日救国，既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要在家乡组织自己的抗日队伍。牟光仪同志规劝他说：“那好，你就再去体会体会吧!不过你要想想，你们西北军为什么被蒋介石搞垮了，不就是因为西北军的首领之一吉鸿昌热爱祖国、积极抗日，领着他的部队去东北打鬼子吗？蒋介石是不让人民抗日的。”
从那以后，牟光仪同志在潍县、昌邑一带拉队伍，徐子安也在他的家乡拉队伍。因为都是抗日，双方关系较好。七、八支队奉命东进以后，顽固派张景月不但不让徐子安抗日，而且千方百计地袭击他，搞得他没有立足之地，最后只得带着他的七八十个人，弄了几条帆船下了海。当牟光仪同志从胶东带着五十名战士从掖县乘船到昌邑的时候，他们曾在海上相遇。牟光仪同志拉着他的手诚挚地说：“徐子安，你不是要独立抗日吗？你抗日抗得好，在海上漂来漂去，连命也难保了。你想干的好事很多，可人家就不让你干。你现在有体会了吧!”徐子安很沉痛。光仪同志登陆后经常与徐子安交谈，做他的工作，并常给他提供一些情况。不久，徐的部队也登了陆。斗争的实践使他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因此，他逐渐向共产党靠拢。牟光仪同志“三请王炳臣”之后，又去做徐子安的工作，使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改编。
一九三九年八月，光仪同志带着王炳臣和徐子安的部队到了胶东根据地。经过整训，部队素质迅速提高。王炳臣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徐子安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
牟光仪同志到了胶东根据地后，八月十日，他作为潍县、昌邑等县的代表参加了胶东地区召开的党代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胶东区党委常委。九月，区党委任命他为胶东区党委职工部长，兼胶东地区工会主席。为了便于工作，区党委给他调配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并给他送来一匹马。从此，牟光仪同志结束了动荡的部队生活。
他到职后，以无比的毅力克服着双目失明带来的困难，兢兢业业地进行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牟光仪同志负责审理了掖县海沧村一个姓周的大渔霸残害渔民的案件。他亲自作了深入的调查，并带着武装的职工大队参加了渔民们的控诉大会。最后，他根据渔民们的强烈要求，经上级批准，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渔霸就地枪决了，群众拍手称快。
十一月，胶东区党委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校址在掖县河南村）。这所学校是培养新干部的，牟光仪同志却坚决要求参加学习。学校离职工部约十几里路，每天他让警卫员牵着马跟他一块去上学，只留秘书在职工部处理日常工作。就这样，他完全沉浸在工作、学习当中，像一只春蚕，为革命事业而不遗余力地吐着光华的丝。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上旬，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胶东行辕主任赵保原等，也一齐向我党我军发起进攻。十二月十日，战火已烧到后防司令部所在地张戈庄附近。十二月十一日，牟光仪同志在张戈庄司令部开完重要会议回到掖县河南村。十二日黎明，日寇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子，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牟光仪同志壮烈地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之下。时年只有三十九岁。
牟光仪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已经四十多年了。他和无数烈士用鲜血浇灌的朵朵红花开遍了祖国的原野，迎来了万紫干红的春天。他虽然长眠了，但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励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发向前！
彭建华传略
刘玉平
彭建华同志，邹县张家村人。一九一〇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里。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邹县县委委员、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等职。他不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敌人法庭上、监狱里，都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和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为革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夜，在一次反击敌人包围的战斗中，彭建华同志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他英雄的名字和光荣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彭建华八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后考入邢村高等小学堂。他勤奋好学，从不满足于课本知识，常借阅课外书籍，学习成绩优异。他为人正直，急公好义，性情乐观，善于言谈，师友们都尊重他，赞扬他。
彭建华年少时，正是帝国列强疯狂侵华，各系军阀连年混战，官僚、地主横征暴敛，黎民百姓啼饥号寒之时。他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十分向往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的新社会。为了寻求真理，他更加奋发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了明德中学。然而，他读的书并没有什么救国救民的道理，他感到失望。一九二七年初中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向当地群众宣传新思想。同年冬，在邹县农协的领导下，他和小学时期的同学孙玉贞等人，建立了平阳寺农协分会，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
同张家村毗邻的孙村有个地主叫孙清源，残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是名符其实的“地头蛇”。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农协分会成立以后，彭建华提出要首先斗争孙清源。可是不少群众怕“打不成黄鼠狼惹一身臊”，有人就劝彭建华别去动他。彭建华并不动摇，他动员大家团结一心，去打倒孙清源这个土豪恶霸。
第二天，彭建华和农协会员们一起，召集张家村和孙村的贫苦农民一、二百人，在这两村之间的关帝庙前摆上桌子，挂起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召开了斗争孙清源大会。会上，彭建华带头讲话，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词严，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群众诉了苦，迫使孙清源退赔了农民的损失。之后，他们又斗争了杨宗瀛，并罚了他的粮和款，分发给群众。这些行动，破灭荒地动了“太岁”头上的土，在小村庄来说，真算是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从此，贫苦的人们团结起来了，农协会不断壮大，打土豪劣绅的热潮日益高涨，远近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一九三〇年，彭建华又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一边学习功课，一边和进步同学秘密阅读马列著作，宣传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蒋介石却实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聊城省立三师的爱国师生和全国各地一样奋起反抗。在这国家存亡攸关的时刻，彭建华和进步同学一起，丢下课本走上街头，发表抗日演讲。同时，还鼓动同学们向学校当局提出抗日要求。校方拒绝后，他们又和各地学校联系，准备组织学生代表团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由于计划不周，又被人告密，遂未成功。一九三二年暑假，建华被学校以“激进”的罪名勒令退学。
彭建华怀着满腔怒火又回到家乡。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整个邹西天低云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彭建华不思饮食，终日长吁短叹，忧心忡忡。他母亲是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的人，颇有见识。她知道儿子为国家民族担忧的心情，就鼓励建华说：“男儿就要有男儿的志气，光在家里愁有什么用？要像梁山泊好汉那样，打出去嘛!我也不图你在家侍候，先保国后尽孝，没有国家，那有民家!”母亲为支持彭建华抗日，她卖了几亩地，托人买了一把大刀、一支长枪。彭建华有了刀枪，爱不释手。夜晚，星光灿烂，人们酣睡之时，他便操练刀枪，时刻准备杀上抗日救国的战场。
不久，彭建华到母校邢村高等小学任教，秘密寻找党组织。这时，邹县党的第一个支部已经建立，他找到了党支部成员、城里第二小学教员冯起同志，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理想，冯起是他小学时期的同学，比较了解他，除给予热情帮助外，并介绍他到第二小学任教。
彭建华同志在二小担任算术和历史课教师。一次，他在讲授如何丈量土地时，忽然有几个学生在下面嚷嚷起来，说是家里连巴掌大的土地也没有，用不着学这个。彭建华同志一时有点着急，但他对这些贫苦学生们的心情是很理解的。他不仅没有责备他们，而且趁机讲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讲起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中国已面临灭亡的危急形势。他激昂陈词，怒不可遏，号召学生起来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彭建华把这节算术课变成了政治课，变成了抗日救国的演说，课堂上的学生无不义愤填膺，有的竟泣不成声。从这以后，学生们都非常尊敬这位新来的老师。
这个学校的教师，创办了一种五天一刊的反日救国小传单。彭建华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每月二十元的薪金，自己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买纸张印传单。每逢一、四、六、九邹县城赶集，他便带领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宣传抵制日货。
一九三二年冬，经冯起同志介绍，彭建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省委派林平波等同志到邹县检查党的工作，根据形势需要，协助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彭建华同志被选为县委委员，分管农村工作。
在县委的领导下，彭建华同志积极努力，邹县第二小学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人民群众为之振奋，但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为异端，必欲扼杀而后快。终于，县党部与二小校长马又龙共谋，借放寒假之机，将彭建华同志辞退。为保全组织，顾全大局，彭建华同志忍下了这口气，毅然离开二小。春节后，他又遵照县委指示，到城东山区颜母庄小学任校长，肩负起开辟农村工作的重任。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失去了党的领导，犹如雾海行船，根本无法前进。但他们并不灰心，坚信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必然胜利。他们感到，等是消极的，干才是积极的，只能干着找，不能坐着等。于是，彭建华同志又到县城北门里铭新书店当上了店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全县仅有二十多个党员，由于县委被破坏，国民党搜查得紧，党员全部实行单线联系。十一月的一天，彭建华和冯起同志再也憋不住了，便由邹县去曲阜，试图通过曲阜省立二师找到省委。半路上，天气骤变，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他俩冒着严寒奔波。天黑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夜幕笼罩下的曲阜城，店门全闭，万户萧疏，全城僵死般的阴冷。彭建华同志到二师去找一位学生党员投宿。由于形势吃紧，校方禁条甚多，那位同志不敢留宿，就把他仅有的一条印花棉被抱出来，共同到孔府东邻老百姓的一间车屋里过夜。他们三人和衣裹在一条棉被里，抗击着寒冷的侵袭。寻找党组织的火热心情温暖着他们，谁也没有入睡，一直谈到天亮。
尽管彭建华同志找省委的心情是那样真诚，但是打听的结果，有的说省委在鲁北，有的说在胶东，但更多的人说省委已经不存在了。尽管这样，他却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名言，坚信共产党人是捕不尽杀不完的，党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一定能够胜利。于是，他转回邹县，继续开展地下斗争。
一九三五年春，彭建华同志又和冯起等同志一起把二十多名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邹县工委，彭建华同志任工委书记。基于严酷的斗争现实，工委确定了“防止破坏，保存力量，慎重发展组织，多搞一些救亡活动”的方针。按照分工，彭建华同志到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冯起同志在县城东门里开办了一处教育用品合作社，秘密组织读书会、救国会，团结进步青年。
邹县工委的建立，使邹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农民合作社蓬勃兴起，爱国师生的斗争风潮空前高涨，抗日救国运动已经初步形成。
一九三六年冬，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要员、省政府参议长秦启荣，对其老家邹县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视为异端，既怕又恨，遂派其妹妹秦淑贞到邹县积极进行特务活动，并指示当地的几个坏蛋先后打入我革命阵营，刺探我方情报，破坏我党组织。十二月初，国民党山东省捕共队秘密窜到邹县，妄图将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摧垮邹县工委。工委获得情报后，为保存实力，当即决定工委成员和全体党员立即分散活动。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腊月十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刺骨的北风刮着蒺藜般的雪粒，从中午下到晚上，天气格外寒冷。是夜，邹县警察局的暴徒和捕共队的特务一起包围了冯庄小学，彭建华同志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二月七日（旧历腊月二十六日），敌人将彭建华同志秘密押送到济南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
敌人的审讯开始了。彭建华同志在连续几次预审中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始终否认法官指责的谋图武装暴动，并大义凛然地指出：宣传抗日救国有理，挽救民族危亡无罪。敌人从他口里得不到任何口供，他却从敌人口中知道其他党员同志的情况，并为他们坚贞不屈的精神所鼓舞。
春节过后，军阀韩复榘亲自开庭审讯。审判庭设在珍珠泉东侧的一所花厅里。室内坐满了敌人的官员，韩复榘懒洋洋地斜坐在当中的位子上；室外，刀枪林立，杀气腾腾。
开庭后，马弁吆喊助威，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和预审结果，尔后又把从冯起家中搜来的两支长枪亮出来，让韩复榘过目。彭建华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对韩复榘残酷镇压革命深为痛恨，早就抱定了宁可献身也不叛党的决心，准备斗争到底。不料，韩复榘沉默了一会之后，随口说道：“送……送反省院”。
按当时的规定，未作最后判决的犯人是要送法院的，而韩复榘这次却信口要送反省院。结果，反省院不收，刑车又把他们送到省高等法院。
敌高等法院设在普利门外，是韩复榘迫害共产党人的场所，是杀人的魔窟。彭建华等同志被押送到法院后，一个五十多岁的检察官装出一副伪善公允的面孔，说什么青年人犯罪很可惜，在家安分守己、上孝父母、下积儿孙该有多好。彭建华同志冲着敌检察官说道：“日本鬼子侵我国土，杀我父老，烧我房屋，老人失去儿女，儿女失去父母，到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什么安分守己!如今的中国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打鬼子救中国，究竟有什么罪？”
检察官沉思了片刻，说他们还要调查。就每人发给两本书（其中一本叫《波罗密经》），还将写着“共产党犯”的白布条挂在彭建华等胸前，然后送进看守所。
看守所是法院的一处旁跨院，关押着四百多名“犯人”。彭建华同志被作为“要犯”关进西北角一座新建的小楼上四号房。他从被捕那天起，就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严守党的机密，保全党组织和同志，不承认任何“犯罪”，为党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二是千方百计地力争早日出狱，重返战斗岗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作无谓的牺牲。审押结果，法院始终未查出新的证据，最后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彭建华同志判了五年徒刑。
敌人在彭建华等胸前和门口都挂上了“共产党犯”的白牌，目的在于孤立他们，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在普通犯人中有许多人是向往共产党的，平日想见共产党人见不到，一旦见到这些戴白牌的就非常高兴，总想利用一些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彭建华同志善言谈，有见识，先和普通犯人点头致意，后再接触对话，进而对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几天，狱中的难友们就被他吸引住了。更重要的是彭建华同志还凭着“白牌”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来自各地，虽然素不相识，但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革命目标。严酷的现实，需要他们坚强团结，领导大家坚持斗争。在监狱中，赵健民、彭建华、冯起等同志共同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为了广泛团结难友，鼓动大家向敌看守所开展斗争，彭建华同志时常利用放风和开饭的机会，同其他同志进行秘密联络。由于看守监视严密，面对面的接触容易暴露，只得用书信联系。监狱里没有纸笔，他把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撕下书报的空白边页作信纸，写上要传递的内容，放风时带出去，塞在厕所内预定的地点，作上标记。别的同志根据标记去取，再依次相传，因之，难友们加强了联系，增强了团结，先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反“反省”、反迫害、要求改善伙食等多种斗争。这些有组织的斗争，曾引起看守所的注意，敌人在增加岗哨的同时，又规定了“三人以上不准谈话；单个轮流放风；对探监者进行搜查监视”等条款。当时敌人对彭建华等同志特别注意，加强了看守，看守长也常去秘密窥视，这使他们的活动更加困难。但是，彭建华同志决心以智慧去战胜敌人。他读过师范，熟悉拼音。他和难友们一起，经过反复钻研，终于创造了一种特别密码——拼音五位密码。按这种密码，敲打墙壁或其他东西，就可以互相联络。再加以书信联系的办法，看守所四百多名难友就可以很快地互通信息。
彭建华同志虽然身陷囹圄，但他决心把牢狱当成自修的学校，他常说：“我们不但要为今天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明天而奋斗。”
在狱中读书很不容易，一是没有书，二是不让读。为解决书的问题，彭建华同志了解到难友们被捕时用铺盖卷带进来一些，有邹韬奋、蒋光慈、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有苏联进步小说《铁流》、《毁灭》等，他背着看守，孜孜不倦地阅读。为了使大家掌握社会动态，他曾出面向看守所提出大家要读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于是，彭建华又和冯起同志教育争取了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的看守，常为他们买报纸，提供看守所人员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的一天，突然传来了苏州国民党高等法院检查官对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提出“公诉”的消息，立即激起难友们的极大愤慨。有的骂蒋介石，有的骂国民党反动派，有的为“七君子”鸣不平。为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并声援“七君子”，彭建华同志带领难友们唱起了《国际歌》。值班看守跑来制止，难友们根本不理睬，继续大声歌唱：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看守气火了，冲进了一楼。彭建华和二楼的同志大声喊：“狗子，想挨揍你到二楼来！”看守上了二楼，一楼的同志又大声喊：“打死他，打死他！。”吼声此起彼伏，人们声色俱厉，看守胆战心惊，顾下顾不了上，顾左顾不了右，在众目睽睽之下，窘态百出，最后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七七”事变后，平津和华北大片领土相继陷于敌手。九月间，日寇侵占德州，沿津浦铁路南下，统治山东多年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闻风丧胆。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派张经武同志来到济南。他不畏艰险，与韩复榘反复交涉，迫使韩答应释放全部政治犯。于是，看守所放松了监禁，并允许“取保释放”。
十月十五日，在省委的指示下，邹县地下党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士来济作保，彭建华等同志一起走出看守所。
彭建华等同志出狱的当天下午，在济南市杆石桥小学附近和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向他们表示慰问，并安排他们住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休整。彭建华同志顾不得休息，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走上大街，参加了平津学生组织的抗日示威大游行。第四天，他们又去看守所保出了其他同志。不久，狱中的共产党员，除一人病故外，都先后出了狱，奔赴各抗日战场。
旧历十一月，彭建华同志根据省委指示回到家乡。这时日寇已入侵邹县，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县长甄光远却携带巨款仓皇逃走；国民党顽军头目秦启荣与刘昭汉之流，也躲进邹东山区；敌机狂轰滥炸，特务到处造谣，制造恐怖，蛊惑人心；一些流寇土匪乘机而起，打着各种旗号向群众要钱要粮，明筹军饷，暗饱私囊，整个邹县大地呈现一片混乱景象。
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顽固势力的憎恨，他们妄图扑灭这支抗日的人民武装。秦启荣先派匪徒特务打入我游击队内部进行分裂活动，后又派一连顽军窜到邹西，勾结匪徒、道会门头子策划血洗南亢阜村。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夜，数百名敌军包围了南亢阜村，从四面发起进攻。
这时，我们驻扎在该村学校的一百余名游击队干部战士，因不明敌情，一时攻守难定。但混入游击队的匪特乘机煽动暴乱，竟向我游击队战士们开枪射击。在这危急时刻，彭建华同志为稳定局面，挺身而出，说服大家不要上当，不能自相残杀，应团结一致还击来袭的敌人。就在这时，潜伏的敌特向他开了枪，年仅二十八岁的彭建华同志不幸壮烈牺牲。
其后，同志们掩埋好彭建华烈士的遗体，化悲痛为力量，投入了新的战斗。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顽强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彭建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载入了革命史册，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彭建华烈士永垂不朽!
鲁西北老二团政委王克寇
王文秀戴洪渐
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清、茌平、东阿、齐河、高唐、禹城一带，有一支被群众誉为“亲骨肉”和“护身符”的抗日队伍——冀鲁豫第四军分区第二团，人们爱称老二团。这个团的政委就是当地人民所敬仰的王克寇同志。
王克寇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冬就开始组织抗日武装工作，他率领部队先后经历了上百次战斗，消灭了无数日寇和伪军，为建立和保卫齐禹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鲁西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四四年五月，在东阿县牛角店战斗中，王克寇同志不幸牺牲，时年二十八岁。他为革命献身将近四十年了，但他那英勇果敢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心里，他的英雄业绩被人们广为传颂。
愤世嫉俗志斩妖魔
一九一六年腊月，寒风萧瑟，大地冻封，王克寇诞生在禹城县董屯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爷爷为了吉利，给他取名叫“顺子”。
顺子的童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代。帝国列强像恶狼一样扑向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大地主、大商人残酷剥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顺子家九口人，十多亩土地，一头小牛，本来日子还能过得去，但因捐重税多，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一九二〇年，当地恶霸地主抢了他家的庄稼。爷爷被迫领着全家以卖馒头为生，一年到头挣扎在死亡线上。
顺子从七岁起，先后在本村和杨圈村、小纸坊村读了几年私塾，原叫王汝廉，后叫王禄清。一九三〇年，连五高村办起了新学堂，他和好友于曼青、高逢凌等一起考进了该校高级班。王禄清学习好，名列前茅，在学校里威信较高，在附近村庄也享有盛名。丁家寺恶霸地主王振朋，竟把他视为敲诈勒索的对象。一天，王振朋带了十几名打手来到学校，将王禄清等几名学生“邀请”到他家，公开绑架勒索。消息传到王禄清家，妈妈哭天号地，爹爹气得发疯，结果家里卖了二亩半地，才把王禄清赎回家。这时他才十四岁，但已初步懂得人间的不平和霸道。他愤世嫉俗，写下了一首斩妖歌：
耳闻天宫有妖魔，
世间妖魔比天多。
任凭妖魔多如毛，
我辈奋起斩妖魔！
王禄清失学了，白天赶集卖馒头，晚上帮家里推磨，一有空就读书自学，非常勤奋。一九三一年秋，他听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国民党大军退进关内，双手把东三省让给了日本人。他心情十分沉重，决心不当亡国奴。不久，他考进了禹城县第一高小，发愤攻读。一九三三年毕业后，又考进了平原乡师。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光荣入党发动抗日
王禄清在平原第五乡师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待人热情，肯帮助同学，又主持正义，大家都愿和他往来。他仇恨日寇猖狂侵略，憎恶国民党屈膝退让，不满意学校当局不问国事关门教书。有一次作文课，教师命题“立志”，他借题发挥，义愤填膺地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国破民穷狗霸道，
苛捐杂税如牛毛；
日寇蹂躏我国土，
独夫民贼任逍遥；
富人吸尽千家血，
强盗榨取万民膏；
我国人民遭涂炭，
胸怀大志救同胞。
王禄清在办报过程中受到了磨炼和党的考验，经“二〇七”介绍，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又接受党的任务，回农村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先后在家乡发展了七名党员，并在莒镇一带建立了党支部。
一九三七年八月，王禄清在平原乡师毕业了。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寇长驱直入我华北地区，形势日益恶化。此时，中国共产党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并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日。王禄清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向党组织保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誓死抗击日寇。他请求校方在毕业证书上把名字改为王克寇，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
王克寇和于曼青、高逢凌一同回到家乡，常到禹城县连五高村高小去。这是他们的母校，当时有七个班，三百多名学生，十几位教师；校长赵春雨是杂团李朝平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地地道道的亲日派。他们三人联合学校的党员教师建立了党小组，克寇同志任组长。大家分析了学校情况，拟定了党小组抗日救亡行动计划：一、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教育广大师生和群众；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师生加入抗日行列；三、打倒反动校长赵春雨。
他们首先在师生中建立了抗日救国先锋队，很快发展到二十七人，其中有九名教师，十八名学生。赵春雨却对广大师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活动，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要扑灭这刚刚燃烧起来的抗日火种。一天晚上，他把王克寇同志叫去，气势汹汹地拍着匣子枪说：“你并非本校教师，不许擅自煽动学生闹事。我是一校之长，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得经我批准。”克寇同志耐着性子，对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人人有份的道理，并针锋相对地指出，师生们的抗日宣传活动是爱国行动，称为“闹事”，是亲日派对爱国行动的无理指责。这一席话惹火了赵春雨，他手拍桌子，大声吼叫：“这个学校就得听我的，决不能听你的……”于曼青同志早在室外听得清清楚楚，他觉得既然谈不成，就别费那些口舌了，遂闯进屋去把王克寇叫走了。当天夜里，党小组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师生赶走反动校长，来个先下手为强。
次日一大早，又召开了先锋队员会议。饭后，学校便沸腾起来了，校院里贴满了“赵春雨从学校滚出去”的大字标语。赵春雨看到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了，便暴跳如雷。同学们气愤地把他的行李扔到了校外，他灰溜溜地走开了。当天中午，王克寇等党员同志，带领全校师生到徐庄、程庄、坡武、丁寺一带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到处张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等标语。同时，不断高唱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从此，党小组掌握了学校的局势，师生们的抗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和鼓舞。
不久，克寇同志又在农村组织了“抗日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他担任政训主任，于曼青任组织部长，李长瑞任宣传部长，聂化民、王健、杨保生、焦连河、李刚等十八名同志任委员。同时，还办起了青救会抗日小报《浴血奋战》，大造革命舆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建军建政抗日锄奸
一九三七年冬，日寇疯狂南侵，直接威胁着山东，鲁西北处于抗敌前线，广大人民义愤填膺。这时王克寇同志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他受党组织委托到冀鲁边区找鲁西北特委请示工作。领导上安排他在南宫学习了几天，指示他回来建立自己的抗日队伍，并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
他返回后，立即着手组织革命抗日武装。由于我党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深得民心，由于他多年来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处境虽然困难，但很快就拉起了队伍。
队伍初建，经费十分困难，克寇同志就把家里卖猪卖羊的钱拿来应用。家属送来的衣服，他总是先让给同志们穿，自己穿旧的。他有件大衣，自己很少穿，常常盖在伤病员身上。他有匹马，自己很少骑，常常驮着伤病员。有一次，战士史建训负了伤，他亲自安排到寺前李庄去养伤，并把自己仅有的三块钱留下来，感动得史建训流出了眼泪。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战士们一道同甘共苦，风餐露宿，行军打仗，从不特殊。在他和于曼青同志的带领下，部队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
当时，地方上以各种名义拉起来的武装势力有九股，共有一万八千人。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招牌，各踞一方，称王称霸。克寇同志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深入各部去申明民族大义，联合他们抗日救国。他找到李连祥，李连祥自恃兵力雄厚，拒绝合作。他又去说服李朝平，李朝平言不由衷，虚与应付，谈了五天，毫无诚意。后得知李朝平与日寇挂上了钩，公然捕杀我革命同志。克寇同志向特委汇报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一夜激战，消灭了李部，缴获大枪五百余支、小炮三门、战马三十多匹。上级利用这些武器，以王克寇的队伍为主，建立了一二九师独立旅禹城武装工作团，由于曼青任团长，王克寇任政委。
一九三八年初，日寇占领了黄河以北，土顽、杂团纷纷投降。日寇到处安据点，修碉堡，分割蚕食，不断“扫荡”，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为开展反蚕食，反“扫荡”，鲁西北特委以禹城工作团为主，建立了冀鲁边支队，由孙超任支队长，彭天奇任政委，王克寇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九年正月十五日，孙超、王克寇率领的冀鲁边支队和孙继先率领的部队进驻禹城八区的小赵庄，常庄一带。不久，闻知济南、高唐、长清的两千多鬼子要合围小赵庄。于是，便在小赵庄西打了个埋伏，结果炸毁敌汽车三辆，击毙日军五十多名。敌人死伤惨重，大队人马蜂拥而来，企图报复。孙继先、王克寇虚晃一枪，从小赵庄率部队向东南潘店方向突围，很快东渡黄河，安全进入泰肥地区。这时鬼子尾追不及，便对小赵庄下了毒手，把全村三十九户的屋门都锁上，从村北头点上火，火随风起，烈焰腾空，整个村子变成一片火海，孩子哭，大人叫，惨不忍睹，全庄一百八十口人所剩无几。此后，敌人气焰嚣张，汉奸、特务横行乡里，残害抗日干部及其家属。
为抗日锄奸，打击敌特，鲁西北党委将王克寇同志从泰肥地区调回，先安排到冀鲁边参加了学习班。肖华司令员亲自报告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并动员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树立持久战思想，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火海里。
王克寇同志通过学习，思想更加明确，精神更加振奋。领导又宣布，以原禹城工作团为主成立鲁西三大队，约五百余人，归鲁西三地委领导，任命马布克为大队长，王克寇为政委，于曼青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三大队成立后，王克寇同志和大家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三大队根据地处于东阿、茌平，高唐、齐河、禹城五县交界处，周旋有余地，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今后的任务，一是开展锄奸活动，不许汉奸特务为非作歹，使老百姓得以安宁；二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不让鬼子建碉堡、修据点，敌人建一个，我们就拔一个，敌人修一个，我们就打一个。克寇同志与齐禹县大队共同研究，建立了锄奸团，由县长谭锡三带领，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地开展锄奸活动。口号是：“来一个捉一个，出一个锄一个。”同时，还组成了四个游击小队，挑选了张强、耿黄、杨骥、尚房四位同志分任队长，在铁路沿线活动。三大队本身留一个营的兵力，由于曼青、曹丕堂同志领导，负责巩固后方根据地；其他两个营由克寇、布克率领向西北方向扩展根据地。
三大队和锄奸团白天帮助群众生产，挖交通沟，晚上帮助建立农民政权，开展锄奸活动。对汉奸，第一次抓住先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并限期三天交枪，洗手不干；如不听劝告，一心为敌，再捉住就不客气。锄奸团说到做到，很快就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屡教不改的汉奸、特务，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群众称赞谭锡三是人民的好县长，并纷纷参军参战，三大队很快得以发展扩大。
设计灭敌夜战突围
一九四〇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号召，迅速建立“人山人海的平原根据地”，鲁西三地委及时贯彻了上级指示。王克寇同志当时是地委委员，他开会回来，马上和布克等同志研究继续向鲁西北发展根据地问题。当时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决定向高唐、夏津、武城一带挺进，采用奇袭和智取的战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打开局面。
在平原与高唐交界处，有个土顽莫泽民，反动狡猾，表面喊抗日，实际上勾结日寇当汉奸，偷袭我部队，暗杀我干部。三大队一到，他打着抗日的旗号，与三大队拉关系，摸虚实，窥动向，妄图伺机消灭三大队。王克寇同志摸清了他的脉搏，决定摆一场“鸿门宴”，智取莫泽民。
莫泽民接到了我军的请帖，正中下怀，便带领十几个随从，骑着高头大马，每人一“长”一“短”，周身上下全是日式装备，耀武扬威地来到了三大队驻地。王克寇、马布克等同志迎进屋内，摆上宴席，边谈边饮。酒过三巡，莫泽民佯装笑颜，说什么：“敝人一向是抗日的，听说贵军来敝处，深表欢迎！”他眼珠子一转，又说“但不知贵军是路过还是长驻？”王克寇用眼扫了一下他全身的日式装备，意味深长地说：“贵军装备如此精良，但不知是缴获品，还是日本人的恩惠？”莫泽民没想到王克寇不仅不正面回答问题，反而单刀直入地揭他的疮疤，一时语塞，面红耳赤，但又强装镇静，哈哈大笑道：“笑话，笑话……”王克寇用力把酒杯一蹲，站起身来严厉地说：“酒席宴前无戏言，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应此地人民之请，我们在这里驻下不走了……”说时迟，那时快，两边埋伏的同志一拥而上，缴了莫泽民一伙的枪。莫泽民目瞪口呆，王克寇同志继续说：“你抗日还是亲日，耳闻不如目睹。看你们这一身打扮，大皮鞋，大盖枪，大洋马，全是东洋货。没听说你的枪口对外放过一枪，倒是在我们背后下家伙。你们是地地道道的反动派，应该受到人民的惩罚。”接着，三大队又派人接收和改编了他的部队。
高唐县北部还有个土匪头子叫李卫道，是日寇安下的一颗钉子，靠鬼子撑腰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三大队来到后，他自知敌不了，就表面欢迎，暗地里给鬼子报信。于是，王克寇同志决定利用他列队欢迎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他们。为此，他向干部们提出了逼降计划，部队紧张地训练了一天。
第二天，三大队开到李卫道据点——小徐庄东蜿蜒曲折的大道上。李卫道急忙集合队伍在庄头夹道欢迎。三大队双列队形荷枪实弹，在欢迎行列中间行进。忽然一声号令，行进的队伍马上停住，分别向左右一转，持枪指住了夹道欢迎的士兵。李卫道的头脑还未清醒过来，就束手就擒。三大队这次共缴获歪把机枪一挺、大枪一百多支、子弹两千发。
三大队在高唐、平原一带，兵不血刃，弹未出膛，就消灭了两股土顽汉奸。高唐的鬼子着了慌，就决定出动汽车队，快速奔袭三大队的根据地，三大队很快接到情报。王克寇同志带领两个营来到聊禹公路上，埋了七盘铁耙，耙齿朝上，盖上浮土，还特地在上面轻轻印上车辙。部队埋伏在公路两旁麦田里和庄边树林里，还有些战士装扮成赶集的农民，提篮的，挑担的，推车的，都在公路附近活动。上午十点多钟，鬼子的汽车呜呜地开来了，风驰电掣，来势汹汹。当五辆汽车开进耙区时，只听得“扑哧!扑哧!”几声，轮胎都放了气，动弹不得了。车上的鬼子感到莫名其妙，正在哇啦哇啦怪叫时，王克寇同志大喊一声“打”!立即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车上的鬼子被排枪打中，来不及下车就死伤大半。公路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从车上跳下来的鬼子，也难以立足，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结果战斗不到十分钟，击毙鬼子一百多名，俘虏近百名，缴获平射炮一门、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二百多支，击毁汽车五辆。
同年四月下旬，三大队驻高唐张官屯。高唐和恩城的敌人纠集了三千人要进行报复。王克寇同志立即召开干部会，明确指出敌强我弱，我们决不能打赔本的仗。我们需要休养生息，必须摆脱敌人的包围，来个‘金蝉脱壳’。他把应战的细节向大家作了交代，引起大家一阵大笑，都怀着胜利的信心执行任务去了。
王克寇同志按计划将鲁西地委领导同志护送到了根据地，并把一些军需物资运去了。为了蒙蔽敌人，晚上他挑了一些调皮的马拴在村头，咴咴乱叫；村里只留下一个营，其余部队由马布克同志带领转移了。四月三十日夜半，恩城的鬼子由北向南，高唐的鬼子由南向北，企图两面夹击张官屯。王克寇同志和一营长分头率领小部队迎敌，接火之后，佯装势弱，且战且向村中退却。待两路鬼子接近时，王克寇同志和一营长悄悄率部转移。这下可热闹了，两路鬼子在村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整整打了一夜，伤亡很重。天快亮时，鬼子才发觉上了当，他们撤退时叹息道：“八路的，狡猾大大的!”
亲人被害意志更坚
一九四〇年秋后的一天，王克寇同志率领三大队来到杨圈。和往常一样，他们一进村，就帮助群众打水扫院子；晚上一部分同志挖战壕，一部分同志参加群众大会。王克寇政委在群众大会上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及全国抗日形势。散会后，一部分青年缠着文艺干事小马同志教唱歌子。歌声飞扬，群情振奋。
在第二天拂晓前，土顽李连祥勾结鬼子偷袭三大队。李连祥部从魏察子往南打，鬼子从南往北攻，妄图夹击杨圈村。就在这紧要关头，王克寇同志当机立断，命令马瑞峰带领一连隐蔽在战壕里牵制敌人，其余部队由他和马布克分兵两路向南迂回，包抄来袭之敌。拂晓，杨圈村南枪声激烈，鬼子被我军围住。我军里应外合，一齐冲杀，打得鬼子滚的滚，爬的爬。李连祥见鬼子受创，急忙撤走。仅仅二十几分钟的战斗，击毙鬼子小队长五野次郎以下三十多名，俘虏鬼子二十多名，缴获大枪四十多支、歪把子机枪一挺、子弹五千多发。战后在马庄召开庆功大会，群众和士绅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前往祝贺劳军，并给战士们披红戴花。王克寇政委在会上大讲我们的俘虏政策和统战政策，以及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士绅们不断鼓掌表示赞成。从此，我们由被动变主动，我们的人员打入了敌人内部，控制了鬼子很多据点，二鬼子们也服从指派，给我们送情报。我们缺枪缺子弹，他们就和我们联系好，假装打一仗，伪军小头目就如数把枪弹送来，回去向上报消耗。
杨圈战斗，李连祥没得到便宜，就伺机报复。一天，他下令夜袭小纸坊，残害革命家属。他小舅子孙歪脖接受了带队的任务后，便和几个亡命之徒到饭馆喝酒去了。有个在魏寨做媳妇的青年妇女，娘家是小纸坊，她在饭馆得知这一消息，急忙回娘家报告了三大队。王克寇同志当即作了部署。夜间，孙歪脖带了一百多人刚过担杖河，三大队埋伏的队伍就卡住了桥口，堵住了回路；出其不意，一阵排子枪，打得敌人慌了手脚，有的跳河，有的投降，一百多人只逃回去几个。李连祥气急败坏，秘密串通顽匪王金祥部窜到董屯村，当场打死王克寇的祖母和父亲，绑走了他祖父、母亲、爱人和弟弟。王匪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他爱人的牙齿全被打掉，后被折磨得患了精神病。王克寇同志听说后满腔仇恨，但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化悲痛为力量，更加英勇地指挥部队作战。
一九四一年春，三大队根据上级指示改编为冀鲁豫第四军分区二团，徐翼为团长，王克寇同志任团政委。他们先后在茌平、东阿、长清和高唐的郭吕庄、王莫庄、庙杨庄、土屋时庄、张官屯等地进行过几十次战斗，连拔敌伪十几个据点，打得李连祥像乌龟一样缩在魏寨子不敢露头。
一九四二年，鬼子集合了几个县上万人的兵力，死死盯住二团，妄图一网打尽。二团与敌人迂回周旋，牵着敌人的鼻子，开展游击战。敌人东一头西一头撞得焦头烂额，也找不到二团的主力。一天，鬼子好容易在茌平、高唐交界处的大吕庄遇到了我二团和其他部队，遂立即将大吕庄围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王克寇同志马上召开了连营干部紧急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虚实并用的战术进行突围。于是，二团摆出决战的架势，一天内打退了敌人四次猛攻。不幸，王克寇同志负了伤，但他不下火线，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
夜色降临大地时，王克寇同志命令敢死队用机枪开路，向村东冲杀，掩护兄弟部队突围。敌人以为我军已全部向东突围，立即调动村西的兵力向东截击。这时王克寇同志巧妙地率领二团用马驮着伤号，向村西冲去。敌人又调头向西，但已经晚了。兄弟部队脱了险，二团也西去很远了。敌人怕中埋伏，不敢紧迫，老二团胜利地突击了重围。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大旱歉收，下半年大雨连绵成灾，老百姓衣食无着。小刘庄战斗后，群众送来了菜团子、菜饼子，王克寇同志见有的战士面有难色，就伸手拿起一个变馊的菜团子大口地吃起来，还饶有风趣地说：“吃掉了菜团子就是胜利。来，同志们，坚决彻底消灭掉!”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争着消灭菜团子。部队住在坎庄，赶上连日大雨，干部们忙着开会，战士们闷得慌，就想找烟抽。通讯员郝新诚自告奋勇，多次找房东大爷要烟抽。大爷很有风趣地说：“小伙子抽烟也不难，得答四个字的谜语，猜对了抽烟，猜不着不给。”说完给他写了四句话：“文字去了头，二人抬木头，西下有一女，火烧因家楼。”小伙子认字不多，便叫大家猜。人多有秀才，猜出谜底是“又来要烟”四个字，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当时虽然很艰苦，但军民亲密无间，鱼水情深。因之，战士们龙腾虎跃，战斗情绪很高。
英勇献身光照后人
一九四四年麦子刚黄梢，上级命令冀鲁豫四分区二团攻占东阿县牛角店据点，消灭那里的敌人，拔掉济（南）聊（城）公路上的这颗钉子。
一天晚八点，部队向牛角店进发，王克寇同志心情很激动，对其老战友、东阿县民运部长聂化民同志说：“牛角店是块梆硬的骨头，不好啃呀!必须内外夹攻，方能奏效。内线聚歼敌首的计划落实得怎样？”聂化民回答：“已派专人打入实施。”王克寇同志强调说：“无论如何要一鼓作气拿下来。我豁上了，牛角比骨头硬，也要啃下来。老聂，我先向你打个招呼，如果我这次‘革命到底’（牺牲）了，无论如何要把我的尸体弄回去，埋在家乡的土地上。”
午夜一点，繁星在夜空眨着神秘的眼睛，大地上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匍匐前进，静悄悄地摸进了村子。村子很大，据点安在村子中间，活像一只蹲在夜空之下嗜血成性的怪兽。围墙很高，敌人从碉堡里射出来的探照灯光，在据点上空晃来晃去。
他的伤势很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们忙着抢救。军分区首长、二团干部怀着焦急的心情守在他身旁。过了一会儿，他微微睁开了眼睛，脸上挂着微笑，喉咙里发出阵阵的呼噜声，仿佛在说：“不要管我，这块骨头再硬也要啃下来……”也仿佛在向同志们告别，勉励同志们去完成未竟事业。几分钟后，他的眼睛徐徐地闭上了!顿时，同志们完全沉浸在悲痛中。
噩耗传到战士们中间，他们满腔怒火，纷纷宣誓：“这块骨头再硬，也要啃下来。刺刀不见红，决不下战场!”在一片吼声中，刘志远司令员来了，他向同志们宣布：“二团由刘克奎同志指挥。要为王克寇政委报仇，继续战斗!”刘克奎同志立即作了部署，一声令下，杀声震天，不少战士，从战壕中跃出，赤着背膀，象咆哮的雄狮扑向敌人。顷刻之间，敌人乱了阵脚，整个据点像一条摇摇欲沉的破船，战士们像浪潮一样很快就把它击沉了。五百多名伪军，除死伤外，都举手投降。
牛角店解放了，老二团全体干部、战士和齐禹根据地党政干部及人民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在齐禹县忠士庙为王克寇政委举行追悼会，寄托人们的哀思。刘志远司令员在大会上致悼词，勉励全体军民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王克寇政委的英雄形象，永远激励着战士们去夺取新的胜利。三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目前，不少老战士仍以王克寇同志为榜样鞭策自己，并以他的英雄事迹鼓舞青年一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而奋斗!
——记马同贵烈士的事迹
张店区编办、淄博市编办
马同贵同志，又名马千里、马荆生。桓台县二区马庄（今淄博市张店区四宝山公社马家大队）人。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淄川、益都、长山、桓台四县边区县委组织部长、高苑县委宣传部长、桓台县委书记等职。他参加了有名的黑铁山起义，在开辟和巩固淄川、益都、长山、桓台、高苑等县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在桓台县军屯村战斗中与敌人拼搏，身负重伤被俘。在生命垂危时，他大义凛然，怒斥叛徒，最后痛绝身亡，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
一九三四年，十九岁的马同贵在桓台县城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统治，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目睹残酷的现实，年轻正直的马同贵，心中积满忧愤和不平。在教学之余，他千方百计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铁流》、《工人运动》等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领悟书中救国救民的道理，并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向学生们传播。这样，他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由苦闷变得开朗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大片国土沦陷。面对国家危亡，马同贵心急如焚。当他听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亡时，就毅然辞去教员职务，脱下长衫，换上农民服装，决心去找共产党参加抗战。
这年八月的一天，马同贵经人介绍，在尚庄找到了这个地区党的负责人赵明新同志，他倾吐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抗日救国的愿望。赵明新热情地向他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抗日主张，又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告全国同胞书》两个文件交给他，让他仔细阅读，深刻领会，并语重心长地说：“同贵同志，抗日要有武装，我们的武装从哪里来呢？它蕴藏在广大群众中，只要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愁没有武装。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唤起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马同贵听了赵明新同志的一番话，如禾苗久旱逢甘雨，高兴地说：“老赵同志，几个月来我思想上结的疙瘩都叫你给解开了。过去想抗日，找不到用劲的地方，现在有奔头了，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马同贵在党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斗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省委派往长山的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同志与原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等在黑铁山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马同贵同志也参加了这一起义，被分配在独立团五中队任政治干事。翌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黑铁山胜利起义，震惊了日本侵略者。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早晨，驻金岭矿区的日寇，气势汹汹地向花山“扫荡”，企图把这支起义队伍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时，独立团五中队正分散在花山一带扩军，副队长王树栋和马同贵同志闻讯后，便立即带领三十名战士投入了战斗。他们借山区有利地形向日寇猛冲猛打。副队长王树栋在冲锋时不幸牺牲了，马同贵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指挥作战的任务，继续同敌人奋战。战斗持续到中午，我分散活动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参战，附近老百姓也扛着镢头、铁锨前来助战，使这伙日本强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日寇左冲右突不得逃脱，死伤惨重，剩下的几个鬼子向北逃窜，被马同贵同志带领的战士紧紧“咬住”不放。鬼子逃到万章冢，狡猾地把随身带的军毯卷好竖起，在上面扣上钢盔假扮成人形，然后分两股逃窜：一股匆匆逃回金岭矿区，一股向西北方向溃逃。马同贵同志带领部队追上逃往西北的鬼子兵，将其全部歼灭了。
当时盘踞在莱芜城的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勾结日寇阻挠我军筹粮筹款，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因此，上级决定长途奔袭攻打莱芜城，出其不意地拔除秦启荣这颗钉子。马同贵同志主动去请战，担任了突击排的任务。
二月七日拂晓战斗打响后，马同贵同志带领突击排很快接近了敌司令部，和敌警卫排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激战。顽军头目吓得六神无主，丢下队伍从后院逃跑了，其他顽军纷纷缴械投降，战斗很快胜利结束。
莱芜城解放后，我军为扩大政治影响，决定驻扎下来宣传群众。这里的群众，因受顽固派的宣传影响，青年男女都躲藏起来不和我军接触，老年人见了我军也是躲躲闪闪，一味应付。为了消除群众对我军的误解，马同贵同志除教育战士严守纪律，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外，自己以身作则，深入群众，积极宣传我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一天，他去给群众挑土垫牛栏，干得挺带劲儿，深深感动了房东大娘。她走来说：“老总啊，快歇歇吧，看你累的满头是汗。”
“大娘，我可不是老总。我姓马，今后你就叫我老马吧！”马同贵同志喜笑颜开地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这些人也是老百姓，出来打鬼子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新中国，让老百姓都过好日子”。大娘高兴地连连称赞：“这些天你们做的事俺都看见了，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好的队伍!”
从此，马同贵同志同房东大娘亲如一家，群众也慢慢消除了误解，军民打成一片，乳水交融。当部队奉命离开驻村时，房东大娘捧出一坛子亲手酿制的柿子酒表示欢送。乡亲们含着激动的泪花，依依不舍地把部队送出村外。
一九三九年六月，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在桓台县三龙村休整。此时，马同贵同志已调任中共淄川、益都、长山、桓台四县边区县委组织部长。他受县委委托，前往八支队劳军。第二天拂晓，盘踞在索镇的日寇突然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驻地侯家庄。我指战员连续激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但仍不能突围，
这时，驻在三龙村的八支队，立即决定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增援四支队。马同贵同志听说后，立即向增援部队的指挥员建议说：“这里的地形我熟悉，直去侯家庄只三里路，却是平川地，没有壕沟掩护，我们强攻硬拼，势必要付出很大代价；若是由此向北插到鸟河岸，再迂回过来，转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猛然袭击，敌人定要混乱，对四支队突围是有利的。”
增援部队的指挥员听后很高兴，就以商量的口气说：“马部长，请你给我们带路好吗？”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咱们走!”马同贵同志向部队招招手，挺身走在前头。部队跟着他通过弯弯曲曲的路，飞速来到了侯家庄北，向敌人一阵猛烈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但因敌兵力太强，四支队突围仍很困难。这时，马同贵同志仔细观察了敌情后建议说：“天快黑了，我们如抽出一个排的兵力再向西南出击一下，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四支队趁天黑突围，而且我们也能安全撤退。”指挥员又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派一个排向西南出击，敌人腹背受敌，陷于被动，四支队乘机突围了，马同贵同志也和八支队增援部队安全撤出了阵地。战后总结时，指战员们异口同声地说：部队胜利突围，马部长献计有功。
一九四〇年四月，马同贵同志调任中共高苑县委宣传部长，被派到三区开展工作。这是个新区，群众基础差，情况比较复杂，他选择条件较好的寨子村为中心点，紧紧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发动群众，由点到面，逐步建立了村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胜利地打开了局面，三区的抗日工作空前地活跃起来。
这年初秋的一天，马同贵同志随寨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曰山去锄豆子，两人边锄边谈工作。忽然，一个叫刘连荣的民兵急匆匆地跑来报告：“马部长，田镇的汉奸出动一个班催款，我们集合起人来把他们干掉吧!”马同贵同志说：“今天是个机会，对这些狗汉奸是该教训一下了。不过，我不同意在村子里打，主要是不给老百姓惹麻烦。”
“那咱在什么地方打呢？”刘曰山迫不及待地问。
马同贵同志指了指田镇南洼的一片芦苇说：“咱们就埋伏在那里打！那里是汉奸回田镇的必经之路，等他们来到，我们就……”说着双手一拤，做了一个抓俘虏的动作。刘曰山和刘连荣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初秋的太阳毒似火，芦苇丛里似蒸笼。埋伏在芦苇丛里的民兵们不顾闷热注视着前方，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敌人到来。
下午四点钟左右，十多个伪军用枪挑着抢来的东西，说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郎里郎当地朝芦苇丛走来。刚走到芦苇丛拐弯处，马同贵同志带领民兵大喊一声，从芦苇丛里跳出来，枪口对准了敌人。十几个汉奸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马同贵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八路军侦察队，常在这里活动。就是田镇，我们也常来常往。谁孬谁好我们都清楚，你们这几个经常下来祸害老百姓，我们都认识你们!”汉奸们吓得低头弯腰，瑟瑟发抖。马同贵同志看到教训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接着说：“今天饶恕你们，放你们走，如果再出来行凶作恶，叫我们碰上可就不客气了!”
汉奸们如获大赦，表示不再干了，一定回家去种地，当个好老百姓。
苇丛设伏一战，民兵们缴获了枪支弹药，受到了实战锻炼，增强了胜利信心，更加活跃起来了。从此，田镇的汉奸再也不敢轻易出来祸害百姓了。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实行强化治安，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铁壁合围”，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桓台县地临胶济铁路，敌人控制很严，一片白色恐怖。就在这时，马同贵同志调任中共桓台县委书记。他看到好端端的一个桓台县，被敌人蹧蹋得不成样子，心里非常难过。但他并没有悲观，更没有泄气，决心重整旗鼓，从头做起，创建一个抗日救国的新天地。
为避开敌人的注意，他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深入各村，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一天，他来到彭官庄，见到一名党员长吁短叹，情绪消沉，便问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这叫我怎么说呢，说怕也有点，但不是主要的。自从张玉安几个人叛变以后，走的走了，躲的躲了，剩下我们在家的几个人，成了汉奸、叛徒监视的对象，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抓进监狱。我看工作问题，就等主力军打过来再说吧!”
马同贵同志朝他微微一笑，态度严肃地说：“同志，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站在党的立场上不能不批评你这种消极的态度。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现在，广火群众在敌人的铁蹄下等我们去解救，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振奋精神，积极工作，争取胜利的到来，消极等待是不应该的。”
这位同志听了马同贵同志的话，没有开口，吸了袋烟，沉思了片刻又说：“近来我是叫敌人搞迷糊了。老马，你说咋干，就吩咐吧!”
“我赞成你这种态度。”马同贵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是革命者，革命就得要克服困难，克服了困难，胜利就在眼前。”从此，他又接受了任务，投入了新的战斗。马同贵同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使这个地区的抗日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但敌人对马同贵同志的行踪也更加注意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七日夜晚，马同贵同志由凤凰村来到军屯村，暗暗插在堡垒户张宇君家里，不料，叛徒张玉安发现了他，第二天上午就带领一伙匪徒包围了军屯。马同贵同志想：在村里藏下，难免会给住户带来灾难；宁肯自己冒风险，也决不连累群众，他决定只身突出敌围。
马同贵同志刚刚出村，敌人就追上来了。他立即掏出匣子枪，和敌人开了火。他一面打一面向花山撤退，刚到山坡陡峭的“阎王鼻子”①，敌人射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击穿了他的胸部。马同贵同志倒在地上昏迷了，匪徒一拥而上，他不幸被俘。
叛徒张玉安认为，马同贵同志是桓台县共产党的首要人物，这可是向主子请功领赏的好机会。于是，他将马同贵同志抬到曹村伪防局门前，得意洋洋地指着马同贵同志说：“现在你不看看是什么形势，中国的江山大半已属皇军，堂堂显赫的汪精卫都与皇军合作，就凭你这个共产党员、咬文嚼字的教书匠，能成什么气候？我看你是自讨苦吃。
“阎王鼻子”是花山上一个很险峻的地方。
伤情严重、流血过多、生命垂危的马同贵同志，听到叛徒信口雌黄，气得两眼冒火。他不顾伤口疼痛，咬紧牙关坐了起来，一手捂住伤口，一手指着张玉安大声骂道：“闭上你的臭嘴!你们这群败类，背叛人民，认贼作父，连你们的祖宗三代都忘了!你们帮着日寇残害自己的同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们不过是敌人豢养的几只鹰犬，有什么资格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总有一天，人民会清算你们的罪恶！我虽遭你们的毒手，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匪徒们在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面前，被骂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愣了一会，叛徒张玉安发疯了，他咬牙切齿地刚想行凶，不料马同贵同志用尽最后气力，“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群众，高声说：“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这群败类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两眼一闭，倒了下去。这位二十七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敬仰的好书记，壮烈牺牲了。
在场的群众，都为马同贵同志的慷慨陈词所感动，纷纷落下沉痛的眼泪。他那高大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记齐河县县长李聚五烈士
齐河县民政局
在齐河县广大人民群众中，一提起老县长李聚五同志，老幼妇孺，人人皆知。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在党的领导下，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革命新政权，经历了千难万险。在解放战争初期，他站在斗争最前线，加强民兵建设，壮大地方武装，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年如一日，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他矢志学习邹韬奋，死了也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光荣的业绩是和齐河县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虽然牺牲三十多年了，但他的英雄业绩，至今还在广泛地传颂着，他的光辉形象，还栩栩如生地活在人民心中。
仇恨入心要发芽
李聚五原名李建奎，一九〇三年生于山东省博山西石门村。父母看他比较聪慧，省吃俭用一心一意供他上学。
一九一一年他在本村上私塾，后转入博山第五高小读书。他学习用功，从不无故旷课。平时很喜爱英雄故事，有些老年人常凑在一起，啦太平天国怎样起义，岳飞如何抗金兵，他蹲在一旁认真地听，回到学校就兴致勃勃地讲给同学们听。
一九二一年夏，李聚五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推动，济南各学校的进步师生纷纷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年轻的李聚五，也果断地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盘查日货，表现非常积极，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称赞。
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李聚五家突然接到土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的“派兵帖子”，说什么人若不到，罚款巨额。其父不忍心让孩子下火坑，但又舍不得倾家荡产，就没有照办。不料，一伙匪徒在夜间闯进他家抓人，一家人顽强抵抗，结果父亲和三哥被当场打死。李聚五愤懑填胸，他仇恨土匪，仇恨官府，仇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他立志寻找出路，要报仇，要雪恨……
抗日救国志不移
李聚五在教学期间，由于经常对学生进行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向日本屈膝求和的教育，被学校当局视为“可疑分子”、“肇事祸首”，多次遭到排挤。他教书八年，竟被迫换了七个学校，特别是在临邑师范时，没待一个学期就被挤走了。
一九三五年底，李聚五对国民党腐败的教育事业，感到心灰意冷，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业，和亲属到齐河县福王庄买了八十亩土地，从事园艺事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爱国心切的李聚五变卖了家产作为活动经费，组织了六十余人、四十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卢志安带领的七十人合并，称为“抗日救国军”，卢志安任司令（后来投敌），李聚五任参谋长。这支队伍经常活动在齐河、济阳、临邑、禹城、平原、高唐一带。
一九三八年五月，部队驻在平原县范庄，被地方的反动杂牌军张扒皮（张栋臣）一个团包围，卢志安潜逃，部队被缴械，李聚五被俘。他耐心地对看押他的敌一大队队长邓协臣（过去是他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获得释放。李聚五为了继续抗日，又投奔了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被任命为鲁西北抗日游击队十二支队参谋长，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十一月，李聚五率部驻在邵庄，被伪县大队副大队长姜洪奎偷袭。激战一天，队伍被冲散，聚五同志负了伤。于是，他便决定再次回到铁道北重建队伍。不料，走到齐河县的南北庄子，又被伪匪张德新的部下逮捕。在贾文让的保释下李聚五又一次脱险了。
李聚五英勇善战，甘愿为民族牺牲的精神，使他的许多老友和学生无不为之敬佩，都称赞他是“铁头英雄”。也有些人说他这样活动太危险了，劝他“洗手不干算了”。但李聚五同志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为国为民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这才算开了个头，受苦受难对我是个锻炼，就是遭到杀害，为国捐躯也决不后悔，为革命铺下一条血路，让成千上万的人们沿着血路向敌人冲锋，我当含笑于九泉！”这铮铮的话语，说得老友频频点头。
一九三八年底，形势急剧恶化。李聚五的部队经受了多次挫折。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在敌人活动十分猖獗的情况下，重建部队确有困难，就是把部队建起来也带不好，最后还要失败，不能实现歼灭日寇的愿望。于是，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前往乐陵县城，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纵队司令肖华同志接见了他。不久，鲁北、阳信、商河、乐陵、宁津、津南六个支队相继建立，聚五同志被委任为鲁北支队参谋主任。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军事各方面进步很快。因为他熟悉齐河的情况，一九四一年组织上派他任齐河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
狠抓练兵保家乡
当时的齐河县，是齐（河）、临（邑）、济（阳）三边地区，人口三十万，北靠徒骇河，南靠津浦铁路，地处济南市近郊，是日伪军控制的重点。因此，县大队必须随时准备打仗。可是，县大队的战士都是来自各区武工队和各村的基干民兵，未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缺乏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适应打仗的需要，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李聚五和县大队的领导人一起拟定训练计划，并亲自组织训练。经过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严格训练，干部战士大大提高了战斗本领。一次，县大队一部，在夜间插入敌人驻地大弗庄，神出鬼没地接近了敌人据点，敌哨兵还未来得及叫喊，就被我军干掉了。这次战斗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把敌人一个小队四十八人全部解决，缴获步枪五十余支。
李聚五等领导同志，还常常给民兵干部上课，特别是在敌人“扫荡”前后，对民兵的教育抓得更紧。他们结合实战，从鼓舞出发，教育大家。一天拂晓，蒋匪军包围了堂家村。我民兵齐心奋战，勇敢机智地保卫村庄。敌人一再组织冲锋，均未得逞。激战持续两个小时，敌人被阻于村外，不敢再进攻，只得拖着数具尸体狼狈撤兵。战斗结束后，齐河县人民政府立即派人到该村慰问，并奖给民兵手榴弹一千枚，子弹两千发。李县长经常拿这个战斗事例向民兵进行教育，极大地鼓舞了民兵的斗志。
齐河县的广大民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大队的具体指挥下，在多次的战斗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民兵们也在频繁的战斗中，不断地提高了战斗本领。
县长、人民心连心
李聚五同志身为县长，又兼任县大队的大队长，从来不摆官架子。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不论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县大队的干部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找他谈。他对大家思想上或工作上的问题，该帮助的帮助，该解决的解决。大家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精神愉快，浑身是劲。
李县长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时刻注意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每到一个村庄，就找村干部、烈军属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有一次，县大队刚到冯家井子，他得知有一户贫苦农民，因吃野菜中毒，全家五口人性命难保，他立即带领医生去抢救，使其脱险，全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管走到哪里，一有空就找老乡们谈收成，啦家常，真是亲密无间，人们都把他当做“贴心人”。每到收获季节，他总是带领县机关干部和县大队的战士，一齐帮助群众抢收庄稼。他一马当先，干得满头大汗。群众高兴地说：“县长打仗勇敢，干活也是个好劳力。”
李县长工作刻苦，生活俭朴，当地干部、群众是都知道的。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工作起来经常废寝忘食，当天能办完的事情不拖到明天。夜行军之前，他总是根据部队的思想情况进行动员教育。部队到达新的驻地，他就组织干部部署设防，安排好住宿后，他又马上找村长、地下工作人员了解敌情和当地工作情况，研究如何工作，如何打仗。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才休息。在每次大的战斗中，为了配合好军区部队作战，按照集体研究的意见，他自告奋勇，争挑重担，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他在吃、穿、住等方面，也是处处给大家做出好样子。抗战初期，县大队很少起火做饭，多是从群众家里敛饭。饭有好有孬，每次吃饭他首先拣孬的吃，把好的让给同志们吃。他还指着笸箩底下的干粮末末说：“这是群众的血汗呵，粒粒皆辛苦嘛!”他边说边收起来吃掉。在他的影响下，战士们在开饭时都很注意，对好一点的饭都是让着吃，不浪费一口干粮。
行军宿营，李县长总是把好房子让给其他领导同志，被子不足时，他就把骑驴用的褥套一铺，倒下就睡。他的装束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冬天，头戴毡帽头，身穿旧棉袄。夏天，头戴草帽，身穿粗布对襟褂子。他的衣服鞋袜破了也舍不得扔掉，总是补了再穿，穿破了再补。他的衬衣破的不能洗了，有人撕了当擦枪布，他着急地说：“这衬衣还能将就穿两个月，撕了多可惜！”他的棉袄破的不能穿了，管后勤的同志拿着新棉袄让他换下来，他坚持不换，并说：“你要把精力放在关心战士身上。”
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县大队和县政府的各项开支都从严掌握，处处俭省，不乱花一个铜板，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他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深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三打七旅威名扬
“七七”事变前，齐河县东北部有个杂牌军土匪头目赵福亭，日寇侵入山东后投降了日本，任伪山东保安第七旅旅长。他率伪军近两千人，盘踞在孙耿一带为非作歹，横行无忌，凭仗着人多势众，企图收编全县土顽，组成反共反人民的统一体，为日寇效劳。广大人民群众恨之入骨。
一九四二年一月底，为了歼灭这股伪匪，县大队的领导首先通过在敌人内部建立的内线关系，搞清了敌人内部的武器装备和设防部署，而后由李聚五同志率县大队和基干民兵，紧密配合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能打硬仗的第三营，向赵匪所属部队的驻地——前后张庄迂回前进。在腊月三十日晚上，敌人正在猜拳行令，纵情玩乐，突然被我军四面包围．战斗一打响，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乱了阵脚。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一百五十多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面粉，还击毙匪特务营长赵普轩（匪首赵福亭之弟、外号四阎王）。当敌人集结力量反扑时，我军早已胜利转移。这是一次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自命不凡的赵福亭，一向没把李聚五放在眼里。这次他打了败仗，吃了苦头，像野兽一样吼叫着：“我要在三个月内打垮李聚五的县政府，吃掉他的县大队……”
敌人反扑，早在所料。李聚五同志根据县委的决定，率县大队巧妙地和敌人转圈子，使敌人疲于奔命，到处扑空。聚五同志派出的小分队，常在夜间摸敌人的岗哨，袭击敌人的小股力量，搞得敌人狼狈不堪。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军袭击大代庄，围歼赵福亭。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十七团从正面攻击。县委责成李聚五同志率县大队和各区武工队，并调集一千多名基干民兵，从两侧迂回包围。晚九点战斗开始，经过一夜激战，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俘虏二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七百余支，战马四十多匹。战斗到拂晓时，伪匪旅长赵福亭企图突围逃跑，但其旅部早被我军包围得水泄不通。赵匪刚从屋里钻出来，就被我军班长张风来（从赵部反正的士兵）认出来了，他大声呼喊：“大胖子是赵福亭，干掉他!”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刺刀捅在赵匪肚子上，报销了这个大汉奸。广大群众喜笑颜开，拍手称快。人们纷纷议论：“李县长带的‘土八路’，使的土枪土炮，配合军分区，打败了洋枪洋炮的赵福亭，真不简单。”
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为了拔掉伪七旅残留的这条毒根，县委决定，由李聚五同志带领县大队五百余人，利用青纱帐做掩护，攻打孙耿伪军据点。经过一个晚上的激烈战斗，歼敌一百二十余人，俘虏六十余人。从此，赵福亭兄弟三人苦心经营的伪七旅彻底覆灭。这对扩大齐河东部根据地，建立革命新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县长带领地方部队三打伪七旅的胜利消息，在全县人民中广为流传。
重创伪匪张德新
张德新原是个大土匪头子，靠抢劫拉起了民团，自称“团长”，盘踞在齐河县的晏城一带。一九四〇年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并办起了兵工厂。他先后在刘安庄、宣章屯、大黄庄、张保屯、刘善庄、大费庄、小王庄等地建立了十几处据点。他们欺压百姓，烧杀抢掠，血债累累，人民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三月，上级指示县大队和广大民兵要狠狠打击张德新。李聚五同志组织全体干部，具体讨论了上级的指示，最后决定：一面发动人民群众向伪军家属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摸清情况，区别对待，瓦解敌军；一面组织各区武工队和各村基干民兵，展开“纠缠”战术。经过政治宣传，许多伪军家属规劝他们的子弟、丈夫不要与人民为敌，不少伪军主动给我们通风报信，有的弃暗投明，携枪投入我军；有的在与我作战时对空放枪，丢下枪支弹药就跑。在伪军中的我内线关系，对敌人的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都能及时掌握。由于掌握了敌情，我县大队、区武工队和村基干民兵，组成小分队或战斗小组，在敌人据点周围和他们要走的道路上埋设地雷，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敌人在据点固守，我军就在夜间摸岗哨，投手榴弹，进行骚扰。敌人派大队出击时，我军就转移隐蔽。敌人零星出动时，就伏击歼灭之。搞得各据点的伪军惶惶不安，陷于一片混乱，匪首张德新束手无策。
一九四四年九月，李聚五同志带领地方部队接连攻克了大黄庄、张保屯、小王庄、宣章屯四个据点。小王庄一战，击毙了伪大队长孙寨君，全歼敌军一百三十余人，缴获了七挺轻重机枪，六门小炮，一百多支步枪。
一九四五年三月，李聚五奉命率县大队、各区武工队和各村基于民兵两千多人，紧密配合渤海军区一个团，包围了张德新在铁道北的所有据点，敌人望风披靡，有的据点敌人一枪不发就狼狈逃窜，有的一战即溃，全部覆灭。这次反击，共歼灭了敌人一千一百余人，把张德新的老本吃掉了一半多。张德新被迫把剩余的兵力集中到刘安庄看家护院，暂时保全了他那条狗命。
全歼惯匪聂胡子
聂胡子，本名聂宜曾，行伍出身，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桑梓店一带拉起了民团，自封“团长”。日寇进入山东，他变成了伪匪，以后又变成了蒋匪。他反共反人民，罪大恶极，还学着蒋介石的腔调叫喊什么：对共产党员，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在桑梓店一带大搞白色恐怖，制造无人区；疯狂地袭击我军政人员，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外地的过路行人，也随意逮捕杀害。聂胡子罪孽深重，民怨沸腾，人民纷纷要求除掉这一祸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为了消灭聂胡子，县大队领导同志首先摸清了敌人内部的情况，然后派人从老聂庄的大湾底，朝着聂匪的据点，挖了一条一米多宽、一里多长的地道，在敌据点底下放上了炸药。李聚五同志对县大队、武工队、基干民兵作了战斗动员：“聂胡子是个反动透顶的坏家伙，他杀害了我们无数的父老兄弟，凌辱了我们无数的姐妹，抢走了我们无数的财物，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坚决消灭聂胡子，为人民报仇!”同志们的喊声惊天动地。
太阳西下，夜幕笼罩着大地，李聚五同志带领部队，紧密配合渤海军区十一团作战。他亲自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走在最前面，跑到地道里，仔细地检查了炸药和引芯的连接情况。
拂晓之前，炸药点燃了，“轰隆”一声巨响，聂胡子据点的西北角天塌地陷，六十多名伪军上了“西天”。这时，我军从四面八方冲上去，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把敌人杀得鬼哭狼嚎，乱作一团。小胡子聂宜庆见势不妙，带领七十多人仓皇逃跑。老胡子聂宜曾刮掉了真胡子，进行化装，企图逃跑，被我军当场击毙。战斗结束后，当地民兵从敌人的尸体中找到了他的尸首，立即吊在据点训话台的旗杆上示众。消灭了聂胡子，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各村送来了整猪整羊，慰劳部队，军民同庆胜利。
洒尽热血为人民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解放区，李聚五同志站在斗争最前线，领导全县人民和地方武装进行自卫反击。他曾对其儿女说：“抗战八年，我一天没落后，天天跟随部队生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和鬼子、汉奸、土匪打了多少次仗，党的教育培养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愿效仿邹韬奋，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一切。以前，我们打日本鬼子保护了群众利益。现在
国民党反动派又来侵犯，一定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即使牺牲了，也是值得的……”他那高尚的革命情操，陶冶着他的子女和同志们。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国民党三十六师二〇八团，向齐河县大队发起进攻。我军奋勇抗敌，激战到黄昏，蒋匪军被我击退。
次日，敌人从济南用火车增兵六百余人，上午十时，配合桑梓店敌军三百余人卷土重来，向我县大队猛烈攻击。我军冒雨反击，激战四小时，打退国民党匪兵数次冲锋。但不幸的是，李聚五同志在战斗中肺部中弹，光荣牺牲，时年四十三岁。
齐河县广大人民闻此噩耗，悲痛万分，对国民党的无耻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千万颗仇恨的心结成铁的长城，纷纷表示要向反动派讨还血债，为烈士报仇。
四月三十日，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县大队全体指战员、各区群众代表共万余人，在张保屯隆重集会，痛悼李聚五同志。灵棚里布满了各机关敬献的挽联、花圈，街道上贴满了悼念的标语。黄河在呜咽，人民在抽泣。在悲痛肃穆的追悼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人讲了话，并宣读了渤海行署负责人李人凤同志的书面悼词。他在悼词中沉痛地说：“李聚五县长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人民。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做部队工作，无论军事、政治都能虚心学习，进步颇快。在任齐河县长期间，掌握武装，领导群众进行了无数次战斗。他的民主思想及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非常坚强。因之，齐河县的政权工作有了飞速进步。李县长抗战八年，未死于日寇的铁蹄之下，竟死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手，能不令人愤慨而痛悼!今天，他离开了我们，我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继承先烈未竟的革命事业，学习李县长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忠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希望全体军民要以李县长为榜样，以战斗的胜利来纪念我们的革命先烈……”
会场内外悲愤交集，齐声高喊：“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替死难者报仇！”“李聚五县长精神长在，虽死犹荣，万古流芳！”这巨大的呼声响彻齐河大地，飞向鲁北平原。
渤海军区党委，为悼念李聚五同志为革命、为人民解放奋斗到底的精神，根据他生前的多次入党要求，追认李聚五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慰英灵。
李聚五同志永垂不朽!
——刘怀文烈士生平
枣庄市民政局
刘怀文同志，一九二六年参加过北伐军，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回乡务农、当工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等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在抗大一分校学习时，参加了反“扫荡”战斗，为掩护该校全体同志突围，在沂水县悬崮顶献出了宝贵生命。巍巍的山崮象纪念烈士的丰碑，将永远铭记着刘怀文同志的英雄业绩。
刘怀文，一九〇〇年农历正月初五日出生在枣庄市西南二十里的薄板泉村的一个小康家庭里。父亲刘振吉，以塾师为业。怀文兄弟姊妹八人。本人排行第二。少年时随父读书，后随大哥在家务农。
当时的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目标和角逐的场所。他们各自扶持军阀拥兵鏖战，割地称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刘怀文满腔热血，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献身。在民间流传的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华的故事，使他深为激动。他便仿效义和团的办法，组织了几个热血青年，在一起议论国事，并舞刀练枪，打算练就一身武艺报效国家。但是，这一举动竟被老人们斥为“不务正业”。刘怀文争辩说：“现在天下大乱，洋人都来欺负咱，俺练一练本事有什么不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就不能为国为民出点力？”
怀文很同情劳苦大众，对反动当局盘剥农民非常愤懑。有一次，当地旧政府衙门派人去催银子（田赋），因其言语傲慢无礼，被他痛打了一顿；为免遭迫害，他离乡在外一年多。他这激于义愤的行动，并无济于事，社会依然黑暗，人民依然在苦难中挣扎。刘怀文苦恼彷徨，他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路途。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建立了革命政府，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中心。刘怀文想，只有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参加革命的军队，才可能实现变革社会、解救民众的愿望，遂决心奔赴广东参加革命。他征得妻子的同意，又说服了父母，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他们日夜兼程，沿着铁路线南下。当走到安徽地界时，不幸被军阀部队抓去，强迫当兵。在军阀部队里，刘怀文认清了旧军队的反动本质。于是，他活动了一些人，一起开了小差，但逃出不久，又被另一支军阀部队抓去。刘怀文性格刚强，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坚韧劲儿，一旦找到了崇高的目标，便毫不动摇地去实现。他听到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的消息，心情无比兴奋，决心拼命逃出军阀的虎口。他历尽艰险，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夏找到了北伐部队，加入了向往已久的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在我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北伐中连战连捷，长驱北进，势如破竹。怀文所在的北伐部队，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是战斗的骨干，部队的中坚，怀文在激烈的战斗中常常看到共产党员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勇于献身的英雄行为，他深受感动。因此，他处处以共产党员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上进。当国民革命军取得节节胜利占领上海、南京以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和江浙财阀的援助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刘怀文由于平时常接近共产党员，并且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所以被捕入狱。他看到革命被叛卖了，心情十分沉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痛心疾首。敌人查知他不是共产党员，羁押几个月后将其释放。因为他文化程度较高，又肯钻研军事知识，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敌人曾派人拉拢他。但刘怀文丝毫不为所动。他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不甘心为敌人驱使，遂毅然回到了家乡。
刘怀文在家种地，常给乡亲们讲述北伐战争的故事。当谈到消灭军阀取得胜利时，他眉飞色舞；当谈到革命遭到失败时，则悲愤交集。他在农村劳动几年后，又到贾汪煤矿当了挖煤工人。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国民党反动派逃之夭夭，致使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人民惨遭蹂躏。刘怀文痛楚难忍，思潮难平，渴望参加抗日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斗。这时，有些反动武装拉他入伙，均被他拒绝。一九三七年十月份，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朱道南同志组织了邹坞乡农学校暴动，建立了一支武装——抗日农民自卫军。刘怀文同四弟刘怀民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一开始，自卫军队员都分散在本村活动。这期间，刘怀文在家乡一带宣传抗日救亡，并动员一批青年参加了农民自卫军。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和张光中等同志领导鲁南人民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五月一日，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这时，刘怀文所在的自卫军编入该队第三大队，他被任命为排长。
刚建立的义勇总队成分比较复杂，党的组织又不健全，部队中还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第三大队大队长朱玉相（后叛变投敌），早年当过土匪，但由于他是乡农学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义勇队成立时被委以重任。他常在夜间带几个亲信出去胡作非为，严重破坏了部队纪律，影响很坏。刘怀文对此非常气愤，曾同他进行过多次斗争。一天，有一个挑货担的小贩从三大队驻地附近的小路上经过，朱见利心动，命刘怀文带人前去追截。刘怀文当即严词拒绝，并斥责他违犯部队纪律。朱玉相对此怀恨在心，扬言要报复刘怀文。刘怀文相信党一定会主持正义，便如实地向领导汇报了朱玉相的问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刘怀文对抗战充满了胜利信心，为了解放受苦的人民，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一九三八年夏，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时路过家门，领导批准回家住了一天。那时，在沦陷的枣庄，日寇的残暴统治使人民苦不堪言。他父亲被土匪打死，年迈体弱的母亲和几个孩子相依为命，生活相当困苦。看到这些情景，刘怀文心中非常难过。当他想到还有无数的同胞在遭受侵略者的践踏蹂躏时，就擦干悲愤的眼泪，告别了亲人，返回部队，英勇杀敌，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在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地区的“三角斗争”相当激烈。枣庄、滕县一带的反动顽固势力，笼络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勾结日伪，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义勇总队。他们自恃人多势众，处处和义勇总队对抗。年轻的义勇总队几乎每行动一步都要同敌人作战。刘怀文干过北伐军，富有战斗经验，并且有勇有谋，他带领三排在对敌作战中打了不少胜仗。
一九三八年夏末，上级派刘怀文率三排到滕县城南去收编一支地主武装。他考虑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地主武装对我军难以诚心归服，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以免被动。于是，他动员全排事先做好了应战准备。果然，那支地主武装的首领假装欢迎收编，他们要刘怀文给讲话，阴谋来一个突然袭击，消灭我收编部队。刘怀文正在讲话时，敌人突然向他身边扔过一颗手榴弹，嗤嗤地冒着烟在地上打转儿。刘怀文临危不惧，机警敏捷，一脚将手榴弹踢向敌人，“轰”的一声在敌群中爆炸。战斗开始了。刘怀文身上两处负伤，但他沉着冷静，指挥三排打退了敌人，安全撤回。
回到驻地，同志们向领导反映了刘怀文在这次战斗中英勇果断、克敌制胜的事迹。刘怀文受到了上级表彰，他的名字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开了。不久，上级任命刘怀文为连长，很快又提升他为副营长。就在这一年里，刘怀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一个爱国爱民的普通一兵，迅速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
一九三九年，义勇总队为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选派部分干部到抗大进行培训。刘怀文被选送到岸堤分校学习。结业后，根据斗争的需要，他被留在鲁中军区，提升为营长。同年年底，鲁中军区沂蒙军分区奉命组建一团，刘怀文被任命为一团副团长。
刘怀文同志身居领导岗位，从不搞特殊，深受干部、战士尊重。同志们都说：副团长待他们亲如兄弟，没有一点官架子。上级领导也称赞他“纯朴正直，党性强，是个好指挥员”。
刘怀文平时很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军民之间关系很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在危急的时候，都甘愿献出一切去保护他。一九四〇年春季的一天，刘怀文带一名警卫员化装成农民，到沂水城西一个村子去开展工作，被叛徒发现，报告了沂水城的伪军，敌人立即出动兜捕。村内我联络点的张大娘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保护刘怀文和警卫员的安全，毅然叫自己的儿子到村外去吸引敌人。刘怀文脱险后才知道张大娘的儿子为了掩护他而牺牲了，心里非常难过。沂蒙人民为抗日事业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从此以后，他更加忘我地工作、战斗，来报答人民群众的恩情。
刘怀文同志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足智多谋，坚定沉着，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审时度势，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争取战斗的胜利。
一九四〇年的一天，刘怀文同志率领两个连在沂水县西墩崮山下被日伪军包围了。刘怀文一面指挥战士们英勇抗击数倍于我们的敌人，一面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他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如不立即突围，牺牲会越来越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敌人不停地进攻时，他不顾个人安危，跃到一个制高点上观察形势，发现正面的日军对我军威胁最大，其他方面的伪军虽然也配合进攻，但攻势很弱。于是，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向一股攻势弱的伪军冲锋突围。他自己带领三十多名战士，阻击正面日军，掩护部队突围。敌军在经不起我军猛烈的冲击下，很快地溃退下去，我冲锋部队胜利地突围。刘怀文带领的三十多人打退了日寇的冲锋后，大胆迅速地从被冲垮的突破口处穿过，出其不意地绕到伪军背后。一阵猛烈的冲击，打垮了一个营的伪军，并活捉了伪营长。
一九四一年秋，鲁南地区的反动顽固派向我抗日根据地进犯。沂蒙军分区军民配合山东纵队主力，组织了反顽战役，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刘怀义率领一团（当时无团长）打了许多胜仗，为保卫沂蒙根据地建树了功勋。在反顽战役后期，驻沂水城的敌人出动了近百名日伪军到根据地边沿骚扰，妄图策应顽军。我沂蒙一团发现后，立即将其包围。刘怀文组织干部进行了研究，并做了战斗部署。他亲率一个连，占领了通往沂水的公路旁边一个山头，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向刘怀文所在的连队猛扑，很快被打退。狡猾的敌人见强攻不成，就以小股兵力发起佯攻，企图消耗我军弹药，待我军弹药将尽时乘机突围逃跑。刘怀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当敌人再一次发起佯攻时，他果断地发出全线冲锋的命令，敌人招架不住，阵脚大乱，有的溃逃，有的被我打死，有的被我活捉，战斗胜利结束；而我方却无一伤亡。
同年十一月，日寇纠集五万重兵，大举“扫荡”沂蒙山区。根据军区指示，一团的任务是在根据地内坚持反“扫荡”，保卫反顽斗争的成果。刘怀文同志紧紧依靠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东郭庄阻击战中，他义一次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当时，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驻南墙峪北，常遭敌人骚扰，纵队首长决定进行晏婴崮战役。战前，刘怀文同志在纵队首长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战斗方案，得到领导的肯定。会后，他指挥两个连占领了东郭庄附近的北山，阻击大队的敌人。战斗在上午八点打响，刘怀文指挥部队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敌人又立即调来了大炮助战。刘怀文同志毫不畏惧，他命令部队在敌人打炮时，只留几个人观察，其余人员进入工事隐蔽；敌人的炮火一停，立即进入阵地；敌人进攻时给以猛烈打击。结果我军伤亡很少，阻击阵地坚如磐石，敌人始终未能越过一步，最后不得不拉着大炮和死尸撤走。纵队首长表扬了刘怀文同志的功绩，指出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
刘怀文同志身为团的指挥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总是下到连里，亲自指挥部队完成任务。一九四一年冬，日寇对沂蒙地区实行大“扫荡”，在岱崮山附近将我军政人员两千多人包围。这些人中，除少数军队人员以外，大多数是地方工作人员，未曾经过战斗。鲁中军区闻讯后，命令一团前往解救。这时，刘怀文同志身边只有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在这紧要关头，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带领部队赶到岱崮，冲进重围，救出被围者五百余人。刘怀文同志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曾负了重伤。
一九四二年六月，山东纵队根据斗争需要，为培养和保存干部，决定选调在反“扫荡”战斗中表现优秀的指挥员到抗大分校学习。刘怀文同志被分配到抗大一分校干部队（营团干部学员队）。
一九四二年秋季，日寇连续对清河、鲁中、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大一分校先辗转于日照、莒南、赣榆一带，后转入沂蒙山区。十月下旬，日寇一万五千余人对沂蒙区实行拉网扫荡。二十七日，敌人合击沂水南墙峪山区，山东军区等机关的部分同志和抗大一分校被敌人包围。我军英勇抗击了一天，为了保存力量，领导决定向东南方向的刘家店子一带突围。刘怀文同志奉命带领干部队三十多人负责掩护。他们不顾疲劳，迅速占领了制高点悬崮顶，敌人疯狂地发起轮番进攻。刘怀文和全体队员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阵地前敌尸遍野。
战斗愈来愈激烈，我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刘怀文和一个身负重伤的同志。刘怀文把负伤的战友安置在一处隐蔽的地方，回身向阵地走来。这时，一颗横飞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肠子从伤口涌了出来。他强忍剧痛，用子弹袋裹住伤口，抱起一挺机枪扫射冲上来的敌人。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坚持一分钟，军区机关和抗大分校的同志就多一分安全，就会为党的抗战事业多保存一些力量。这个坚强的信念支持着他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然后他抓起一颗手榴弹等待着敌人。
进攻的敌人听不到枪声，便大着胆子向阵地冲来。在群敌面前，刘怀文同志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崇高气节，表现出与敌血战到底决不屈服的英雄气概，他毅然拉脱弹弦，将嗤嗤冒烟的手榴弹紧握在手里，怒视着敌人。这一壮烈的行为把敌人惊呆了，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手榴弹爆炸了，他与敌人同归于尽。刘怀文同志用生命掩护了同志们的转移。
悬崮顶战斗结束后，当地军民曾设法收敛安葬刘怀文烈士的遗体，但在激烈的反扫荡战中未能如愿。可是，每当人们看到悬崮顶——刘怀文同志英勇殉国的地方，就好像看到了烈士的高大形象。刘怀文同志在抗战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在沂蒙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刘怀文同志永世留芳!
忆哥哥朱志明烈士
朱永顺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七月二日邹平县城被敌绥靖第三团和补充第五团占领。匪徒们天天外出骚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哥哥朱志明，当时任渤海七师一团副团长，代行团长职务，八月二十二日，奉命反击敌人，二十三日晨即攻克邹平城。敌人不甘心失败，组织了四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大部被我军击溃，我七师一团以少胜多，战绩卓著。但不幸的是在八月二十七日邹平旧口反击战中，哥哥朱志明以身殉国，这时他才二十九岁。
哥哥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怀念哥哥，永远忘不了他奋勇战斗的光辉事迹。
哥哥原名朱永福，字寿亭，一九一七年生于寿光县前下舟庄，家中生活并不富裕。哥哥八岁时随父亲去上海，靠辛勤劳动，节衣缩食和亲友们帮助读完了小学，后到南京、北平上中学。他的学习生活一直很艰苦：在上海，住在浊气难闻的地下室，缝缝补补都是自己干；在南京、北平时，因家庭不能按时供给，常常每天花四个大铜板买几个窝窝头充饥，但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哥哥高中尚未毕业，即返回家乡。不久，他被聘为侯镇高级小学文体教员。他积极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还常带领学生到野外进行军事训练。由于他热情饱满，指挥有方，训练很有成效，受到进步师生的赞扬。但是，思想顽固的校长张少丰，却多方限制他的抗日活动。于是，哥哥就率领学生罢课，和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校长为了拉拢学生复课，买了很多烧饼，开会时每人发给一个。哥哥则鼓动学生不要上当，当场把烧饼给摔了回去。接着，掀起了贴标语、驱校长的活动。反动校长攻击哥哥是“赤色分子”，勾结国民党反动当局把他排挤出学校。哥哥受到打击并不气馁，他想：你们不抗日，群众要抗日，我去组织群众；如果这就是赤化，我心甘情愿。
这年冬天，他在本村积极鼓动抗日，很快就组织起五六十人的抗日自卫团。参加的人都是出于自愿的青壮年，武器全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当时没有步枪，哥哥就请本村的木匠仿照日本“三八”式枪，做了两支木枪。每天下午进行操练，隔几天搞一次野外训练，除雨雪天气外，从不间断。训练的内容是他在高中时学的一些军事科目。由于他组织训练有方，大家的情绪很高，周围各村的人都赞扬他。可是，本村有个教书先生，却死抱着蒋介石“抗日必败”的谬论不放，到处散布恐日情绪，常在人来人往的崔家小铺对哥哥训练自卫团的事说长遭短，多方挑剔。因为他是个长辈，又有点知识，因而在本村说话较有影响。这样一来，有些人就受了他的迷惑。对此，自卫团的青年们都很气愤，决定教训他一下。哥哥提议先写信警告他，如果他不改，就当面和他辩理，得到了大家赞成。
哥哥亲自写了一封题为《警告教书先生》的信件，并用一块大萝卜刻了一枚“抗日救亡除奸团”的长条图章，端端正正地用印色盖在信上。当夜深人静时，把这封信压在崔家小铺门口。次日清晨，掌柜的拾回去一看，立刻吓愣了。从此以后，教书先生再也不敢到小铺胡扯了，“抗日必败”的谬论随之销声匿迹，村里谈论“抗日救亡除奸团”的人又增多起来，抗日自卫团的情绪更加高涨，训练活动更加频繁。
一九三七年底，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寿光县委马保三等同志在该县牛头镇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同志在潍（县）昌（邑）北部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七支队”；祸国殃民的张景月也在寿光县留吕一带成立了所谓“抗日游击队”。当时，哥哥在观察动向，慎重抉择。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八支队首战三里庄告捷。三月初，奉命东去，在昌北与七支队会合。三月三十日，七、八支队共同袭击昌北敌据点柳疃镇，给敌伪以重大杀伤；而张景月部却以敌为友，助纣为虐，一再配合敌伪进攻我八支队。哥哥从七、八个月的抗日救亡活动中，看清了张景月的所谓抗日救国是假，而投敌反共是真，认识到共产党才是领导抗日的核心，其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理想是远大的。因之，他甘愿跟着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甘愿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献身。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真正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一九三八年秋，哥哥改名朱志明，参加了寿光县独立团，当了三连副连长。
哥哥走后，家里大祸临头。日伪军和地主恶霸对我家多次抄、抢，并把父亲吊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逼着父亲交出哥哥。更凶残的是那些狗汉奸，竟把成捆的手榴弹扔到俺家里，企图炸死俺全家，幸而奋力脱险，才免遭厄难。不久，我也离开家庭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志明哥哥一直在鲁北平原转战，多次负伤，但从没下过火线。正如渤海军区讣告中说的那样：“身经百战，负伤数次；工作积极，始终如一；作战勇敢，善于组织战斗。”景晓村政委也曾说：“志明同志八九年来出生入死，奋战疆场，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志明同志给人们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温和可亲，但又是一员英勇善战的战将。”回忆起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以下几次战斗的情景：
第一次战斗是一九四〇年冬激战王文庄。这年哥哥二十三岁，他随部队到小清河以北去开辟根据地。一天，他带了两个排驻扎在博兴县王文庄，拂晓时突遭日寇包围。当时我们部队装备差，步枪是土造的，子弹也很少；日寇却配有机枪、钢炮、子弹充足。哥哥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沉着应战。小清河北岸多是平顶房屋，哥哥爬上屋顶，冒着弹雨指挥作战。战士们个个奋勇杀敌，不怕牺牲。哥哥要过通讯员的步枪，亲自打死三名鬼子，并猛烈地把手榴弹投向反扑的敌群。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战斗持续了一天，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垮了敌人的围攻，鬼子丢下六，七十具尸体狼狈逃窜了。当地群众第一次看到鬼子死的这么多，败得这么惨；第一次看到我军反击得这么顽强，战绩这么辉煌，无不为之高兴。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创建和发展小清河以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再一次战斗是一九四一年春广（饶）寿（光）边沿突围。当时志明哥哥率部队在这个边沿地区活动，距广饶的鬼子据点仅十几里地，西面驻有伪十六旅李焕秋的队伍，南面驻有伪十五旅张景月的四团。沧（里）潍（县）公路上汉奸据点很多，我军要深入敌人腹地活动非常困难。
一天夜里，大批敌人包围了我军驻村，哥哥听到报告后，经判断敌人众多，处境危急，便立即召集班排干部研究突围。正在这时，哨兵又搞来了敌人的口令。哥哥立即决定，乘夜间敌人混乱之际迅速突出包围圈。部队按照他的布置，向村外转移，正巧遇上了向村内搜索的敌人。敌人问口令，哥哥用广饶口音回答他们。敌人看不出破绽，就猫着腰向村内去了。
村内一片寂静，敌人在悄悄地搜索着。突然不知哪个家伙打了一枪，霎时全村就像开了锅一样乱腾起来了。这时，哥哥早已率领部队转移到十里以外的地方了。天明后，敌人发觉他们上了当，自己打了自己，就灰溜溜地撤走了。人们都称赞志明哥哥带领的队伍是“神八路”。
另一次战斗是清水泊反“扫荡”。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日寇调集了青岛的第六混成旅团和潍县的两团伪军，共凑集步兵五千、骑兵三千、汽车百辆、装甲车二十五辆，实行长途奔袭，五路合击，妄图将我渤海抗日武装全歼于清水泊内。
当时，我们十几名青教会干部正在清水泊南面的南台头学习。二十六日这天，突然听到枪声，敌人很快就到了村边。我党政干部和群众混在一起，立即向北转移。走了一个小时，遇上了从广饶县央上村和码头村一带跑出来的群众。他们说，西北方向有大批鬼子正向东“扫荡”。我们立即向正北冲去，但正北的寇家坞、李家坞两村也发现了敌人，我们又转身向南奔跑。群众越集越多，四面都有敌人。这时已到中午，我在清水泊畔遇到了志明哥哥，当时他任渤海军区特务营营长。他骑着马，我们俩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没下马，用望远镜不断地向四周的敌人瞭望。当他发现敌人正在调动炮兵要轰击争水喝的人群时，就立刻动员群众分散卧倒，避免了伤亡。接着，他命令十几名战士分水给群众喝。这时候再没有比水更重要的了，在渺无人烟的北大洼里，在四面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喝上几口甜水，是十分困难的。哥哥先让群众和战士们喝，他自己在注视着敌人，选择突围的方向。直到大家都喝上了水，他才放下望远镜喝了几口。他就是这样爱护群众，先人后己。
四面的敌人都在移动，密密麻麻地向清水泊围拢。哥哥命令部队分三路向东冲去，群众和我们青救会的干部都混杂在部队中，形成了几股人流。哥哥穿着草绿色军装，骑着白马，腰里插着匣枪。他一面奔驰，一面瞭望敌情，时而出现在队伍前面，时而出现在队伍中间，既指挥部队，又关照地方干部和群众，鼓励大家奋勇突围。我军民组成的铁流经猛烈冲杀，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下午三点左右，安全到达浊北村，取得了这次反扫荡的胜利!
还有一次战斗是一九四四年夏天，哥哥深入虎穴瓦解伪军。这时，我军连续作战，拔掉了许多敌伪据点。但有个崔家庄子据点，还没有拿下来。敌人的工事构筑得很坚固，武器配备也很强。于是，上级就把攻打这个据点的任务交给了哥哥带领的特务营。经特务营一阵攻击之后，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向伪军喊话，晓以民族大义，劝其投诚。伪军开始动摇，渐渐停止射击。这时，哥哥提出亲自进入据点，与伪军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促其反正。经营党委研究同意，哥哥带警卫人员进入据点，向伪军队长讲解形势，阐述党的致策，指出方向和前途。敌人感到已经孤立无援，又知道朱志明这个营战斗力很强，就立即宣布反正了。’
事后不久，崔家庄子小学的一位教师编了一支歌子，赞扬志明哥哥有勇有谋。
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哥哥曾对我说过：“人总是要死的，血总是要流的，只看死得有无价值。”他为人民英勇作战，光荣牺牲，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渤海军区首长讣告全军，追赠志明同志为军区战斗英雄，同时还赞扬他“善于尊重人，也善于向入学习”，“诚恳虚心，对部下爱护备至”，“朴素勤俭，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大家进步”。的确，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使我永生不忘。
一九四二年，我嫂子到部队去探望哥哥，带去两双鞋子。哥哥穿上试了试，不肥不瘦十分称心，他从内心里十分感激嫂子，但他转手又把鞋子送给了两个缺鞋的战士。我们本村一个刚入伍的同志知道这事后不满意，说什么“朱营长没有老乡滋味”，不让他用自己的孬枪去调换别人的好枪，还把家里送来的新鞋送给了别人。嫂子也有意见，认为她亲手做的鞋子怎么好随便送人呢！哥哥情深意长地说：“都是同志嘛，我应该关心大家，谁最需要就先给谁穿！”
我们兄弟俩每次见面，他从来不谈家事，总是把有关同志们对我的意见提出来，同时还虚心征求我们地方上对他的意见。他常说：“都是同志嘛，要互相帮助！”
一九四三年，志明哥哥还在特务营当营长时，部队的枪多是“土造”，为了提高杀伤力，他亲手为战士修正标尺，亲手试射后再交给大家。他还苦心钻研，将“六三五”迫击炮改为平射，在对敌作战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这年，我渤海部队缴获了敌人在飞机上用的一挺电发重机枪，哥哥把它搞到营里，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绘出改装图纸，到兵工厂配上扳机、架子，改成了手发机枪。他还在首长和同志们面前作了射击表演，大家都很敬佩他的创造精神。
一九四五年春，志明哥哥在特务团任参谋长时，有个住院的伤员不知道我和他是弟兄，曾对我说：“我好了以后，一定回部队和朱参谋长一起战斗。我挂彩后，他把自己节省的二百块钱送给了我。这样的好参谋长到哪里去找啊!”当这位伤员知道我是参谋长的弟弟时，高兴地把我搂了起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他又告诉我：“大进军以来，部队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朱参谋长只换了一支好使唤的手枪，其它什么都不要”。
在解放恩县的战斗中，我们邻村的王永寿同志缴获了一匹好马、一个鹅毛被套，他非要给志明哥哥换上不可。哥哥诚恳地批评教育了他，并再三强调“一切缴获要归公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哥哥牺牲后，部队把他的遗物交给我，其中有他骑马用的被套，这是他在一九四一年用家里的蓝布亲手制作的。
志明哥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们是同胞兄弟，又是同在清河、渤海抗战的战友。按说，我应该更多地了解他的事迹。但是他在部队，我在地方，八年抗战我们仅仅见过十几次面，因之知道的不多。但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九四六年我当选为赴延安的代表，渤海党、政、军领导同志为我们送行时，哥哥也去参加了，他一再嘱咐我“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团结同志，加强学习”。代表团将启程时，我又接到哥哥的信，嘱咐我“要把渤海人民的心意带给毛主席”。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兄弟俩最后的一次会晤，这书信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志明哥哥是人民的好干部。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当前我们正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坚信，哥哥为之流血奋斗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哥哥的遗志，努力奋斗。
安息吧，亲爱的志明哥哥!
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
——吴导源同志传记
刘子正
吴导源同志，一九〇一年七月四日诞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城西北丰登官庄一个贫农家中。自幼父母双亡，他和哥哥吴涞源童年时常受地主、富农子弟欺侮，阶级仇恨很早就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
吴导源同志入党以后，积极发展党员，扩充党的组织。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其胞兄吴涞源及其妻刘玉兰，先后加入了党，其年幼的侄子吴英甫，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吴导源同志的村庄里，第一次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共青团小组。
随着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劳动人民和地主统治阶级的斗争也就日益尖锐和激烈，斗争的方式也就更需要多样化。党为了掌握本区敌人保卫团的武装情况，并随时侦知敌人破坏我党的消息，决定派吴导源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工作。遂于一九三三年九月，经吴建章同志和孙启明同志介绍，他到敌人的区政府当了团丁，并担任党在这个区的通讯联络工作。他以团丁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除了完成党交给的通讯联络任务以外，还在敌人的团丁中进行宣传，发展党员。
吴导源同志完成了送信任务，深夜十二点多钟才回到家中。他一面吃饭，一面向党员亲属说大部分同志已经得信走脱，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已安全转移，免遭祸患。他还兴奋地赞扬潘德和同志被捕时机智勇敢，挣脱敌人，逃出虎口。亲属听了这才放下了心。但就在当天的晚上，吴导源同志被叛徒时昌德（全国解放后，他化名隐藏在东北，一九五八年七月被人民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带领的捕共队捕去了。
吴导源同志在监狱过着非人的生活，“犯人”不能和监房外的人说话，不准看书报，不准和家属通信，每天只有两次十五分钟的放风。看守们还经常到监房中检查有无铁器、书报、铅笔头等。在监狱地下党的领导下，提出请愿条件，开展了一场绝食斗争。吴导源同志带头参加了这场斗争，绝食五天。敌人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准看一般书报，准和家属通信和接见，斗争取得了胜利。
吴导源同志在省监狱蹲了八个多月，敌人又把他送到反省院“换脑筋”。那些“教员”翻来覆去地讲什么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等等。吴导源同志根本不理那一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到底的信念丝毫也没有动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从津浦、平汉两铁路南下，山东军阀韩复榘被迫释放“政治犯”。八月十二日，吴导源同志出狱回家。出狱后，他很快和党接上了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常以切身体会对同志们说：“我们是革反革命的命嘛！打不倒他们，他们就会打倒我们。”“革命就要流血牺牲，怕流血牺牲就不要革命!”他常对其妻刘玉兰同志说：“人活百岁也要死，为革命而死，是无上光荣的。”他这些为革命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话语，深深教育了其妻和周围的同志们。
当时，莱芜党组织秘密联络抗日人士建立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吴导源和其他同志一样，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除在本村附近宣传“誓死不当亡国奴”以外，他还到七区河北村动员魏继周同志和陈家庄的王耐成同志参加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他亲自带领所发动的人和枪，参加了徂徕山起义的部队。因他熟悉当地的道路和地形，党组织派他专和地方上联系。当时，部队建立不久，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还不大，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子又百般进行污蔑，所以活动比较困难，生活也极其艰苦，有时整天吃不上饭，吴导源和大家忍受着一切困难，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
抗日部队一天天扩大了，地方上又需要开展工作，党又把吴导源同志正式调回地方。这时，国民党顽匪头目秦启荣所委派的县长谭远村，在莱芜城安营扎寨，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多方限制我党我军的活动，不断地制造摩擦。党为了了解谭远村的军事情况，又派吴导源同志前去进行侦察。不幸他被敌人发觉，又遭逮捕。敌人为了从他嘴里得到口供，把他的两个大拇指拴住，吊在梁头上，施用了种种刑罚。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无奈，把他从梁上放下来，让他继续考虑。他趁夜深人静之际，用牙咬断身上的绳子，打死看守，夺得了一支枪，接连爬越了几层院墙，逃出了虎口。当敌人发觉时，他早已安全出城返回驻地。吴导源同志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显示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当我军进攻莱芜城消灭谭远村时，领导上让他带领一班战士，从莱芜城北面的北极庙边爬过了城墙。当时正是黎明时分，在城墙上站岗的敌兵，误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人。吴导源机智地喊了一声“立正!跑步走!”接着就“一二一”地带领全班战士向谭远村的住处跑去。这时，从西门进城的我军，也正向伪县政府进攻。两路队伍在伪县政府会师时，那些只知搜刮民财腐化享乐的县府官员们，都乖乖地当了俘虏。在人民面前威风一时的伪县长谭远村，也低头弓腰站进了俘虏的行列，敌军不战而降，全部缴枪，我军无一伤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第二次占领莱芜城，打通了泰（安）、莱（芜）公路，把全县分割成两半。这时，号称四十万大军的秦启荣不敢抵抗，抱头鼠窜。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党我军，为了长期抗战，便在莱芜全县建立了情报网，各乡都先后建立了情报站。党派吴导源同志担任了柳行沟乡情报站长，负责侦察泰莱公路和莱芜城敌人的活动情况。他胆大，又会拳术，经常化装冒着风险进行活动；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别人侦察不到的情况他能弄清楚，他得来的情报大都准确。这对于打击敌人、保卫我党政工作人员和群众生命财产都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我情报站改为盘查站，吴导源同志继续担任站长。盘查站的任务是刺探敌情，盘查行人，杜绝资敌。由于吴导源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盘查出许多汉奸、特务和甘心资敌的人。
他在担任情报站长和盘查站长期间，还经常带领武装人员到泰莱公路上割电线，炸汽车，破坏公路，捉拿汉奸等等，给了敌人很大威胁，使其不敢在公路上横冲直撞。
吴导源的活动逐渐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曾几次到他家和工作地点逮捕他，他不得不到处流动。后来，在基本群众王云贞的院子里挖了个地窖藏身，又被敌人发觉；敌人前往逮捕他时，多亏王云贞帮他一连爬过几道院墙逃走，才幸免于难。
就在这时，当地的“硬拳道”已被地主控制，走上了反革命道路。他们与日伪勾结，与我为敌。吴导源同志临村何家官庄的大地主何善庆，以硬拳道的名义，依靠敌伪势力，招兵买马，组织反革命武装，欺压群众，抗我公粮。吴导源同志根据党的指示，趁其尚未组织起来的时机，便带着几名武装人员，没收了何家的全部财产，分给了四乡的穷苦农民。吴导源的家庭生活虽然极为困难，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但他自己没有要一点东西，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广大穷苦人民。
吴导源活动的地区，环境日益恶化，党为了保存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于一九四〇年底将他调往章丘县任邮政站长。在那里，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成绩卓著。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吴导源同志由章丘县送家属回家。因环境恶化，他先到了李中荣村其姐夫李长德家。不料，被伪村长李道生（一九五六年已镇压）发觉，报告了郝中荣村硬拳道联宫宫长郝继仲、孟兆福，将其逮捕，押送到何家官庄硬拳道指挥机关。大地主何善庆，时任硬拳道特务大队长（后参加国民党匪军，济南解放时随吴化文起义）。吴导源非常明白，落到这帮冤家手里，不仅少受不了折磨，而且根本没有活路。于是，他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怀着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罪恶累累的何善庆，与其杀人不眨眼的上司亓象德狼狈为奸，对吴导源同志下了毒手。起初，他们还幻想从吴导源口中得到点我党我军的情报，就亲自出马审问。吴导源同志一字不供，敌人就接二连三地用了酷刑，把他吊在梁头上，用木棍打，皮鞭抽，直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使人目不忍睹。但他百折不弯，宁死也不吐露党的任何机密。他正气凛然，高喊：“共产党杀不尽!”并大骂亓象德、何善庆“你们这些狗杂种长不了”。敌人被骂得暴跳如雷，像疯狗一样用更残酷的刑罚折磨吴导源同志，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用子弹头挖肋骨。最残忍的是用烧得炙热的铁棍和铁勺子烙胸膛和头顶；烙得吴导源同志身上吱吱作响，黄水直流。但敌人从吴导源同志那里得到的，只是一次再次破口大骂。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晚上，天阴得乌黑，四处鸦雀无声。刽子手亓象德、何善庆亲自带领一伙匪徒，在村南王家林前偷偷地把吴导源同志活埋了。吴导源同志临难时英勇不屈，放开喉咙高喊：“共产党杀不尽!打倒汉奸!打倒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吴导源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贡献了他宝贵的生命。他钢铁般的意志和高尚的革命品质，他对敌人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同志们和广大群众无限敬仰。他那高大的英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韩干烈士斗争事略
淄博市张店区烈士事迹编办
韩干同志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活动在张（店）、桓（台）和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区的一位赫赫有名的武工队长，是当地人民心目中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在临淄路家山战斗中，他为了掩护部队转移，身负重伤，与敌人同归于尽。韩干同志的英雄形象，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杀鬼子初显身手
韩干同志原名张亿武，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生于张店东尹村一个贫农家里。十二岁，他随哥哥到张店日本人开设的铃木丝厂当了童工，亲身受到了日本资本家八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心中积满了仇恨和不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侵华，韩干怀着阶级仇、民族恨，带领工人和群众抢了铃木丝厂。
他在张店不能再呆下去了，便回到家乡。这时，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亡。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年底，这一带举行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这时，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就打算去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从张店出动了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到卫固一带测绘军用地图。时近中午，大多数鬼子都回张店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继续摆弄测绘仪器。韩干一看这是杀敌报国的好机会，便约了几个胆大体壮的青年伙伴围上去，乒乓一阵打死了这个鬼子，缴获王八匣子一支、子弹八十二发、骡子一头，还有地图、仪器等。
事隔一天，韩干突然听到从村南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只见一个鬼子狼狈地从邻村万章冢向西北逃窜。他又急忙约了几个青年伙伴，持枪赶到西尹村南，见鬼子迷了路正在徘徊。一个青年朝鬼子打了一枪未击中。鬼子见有人朝他开枪，急忙躲到一口枯井旁顽强还击，进行垂死挣扎。附近村庄的群众闻讯，手持锨、镢、大刀、长矛赶来参战。人多势众，敌人惊恐。韩干很快就把这个鬼子兵击毙在枯井里。从此，“韩干杀鬼子——好大的胆”，便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
“韩干”名字的由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韩干同志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一清西军分区长（山）桓（台）大队特务队。参军后，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同年夏天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跟随部队转战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区，在斗争中受到磨练，意志坚定，英勇善战。
一九三八年八月，部队首长派他回到家乡一带开展工作。汉奸区长张汝臣得知后生出毒计，把他父亲和哥哥捕去，妄图迫使他投降。
韩干同志得到消息后心急火燎，但他转念一想，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一天，他听说妻子找他，就在晚上九点多钟来到桓台县小王区老官庄他岳父家，不料被村里的敌特分子耿秉怀看见了。耿立刻溜出村去，向敌人报告了。
韩干同志给几个倾向抗日的村长写了几封信，托他们去保释父亲和哥哥，随后在盛黄菸、麦糠的东屋里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大亮，因白天行动不便，就决定晚上再走。
下午两点钟，突然一群鬼子和伪军进了老官庄。正在门外放哨的岳母见敌人来了，急忙向他报信。韩干同志想往外冲，可是敌人已包围了宅子。他拔出枪来想和敌人拼，又怕给亲戚家惹下大祸。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便对妻子说：“秀凤，搭我一肩，把枪藏好。抗日的武器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他立刻蹬着妻子的肩膀，从菸垛顶上顺着墙壁把枪续了下去。这时敌人已挤满了院子，叛徒周大荒站在敌群里，拉开嗓子高喊：“姓张的快出来，快出来!”韩干同志见走不脱了，便把心一横，大步走到院子中间，大声说：“要命开枪，要人带走!”叛徒周大荒走过来，狗仗人势地说：“你把枪交出来!”韩干同志轻蔑地一笑，说：“你们来晚了，我早上交了；我是在亲戚家住闲。”周大荒还想逼问，一个鬼子小队长闯过来说：“人的带走，其他统统的有了。”
韩干同志被带到桓台县五区卫固敌据点，押在一个地窖里。第二天鬼子提审他，他一口说定“枪早上交了，我在亲戚家住闲。”鬼子再问，他一言不发。
鬼子小队长虚情假意地说：“你的八路干部，大大的，不要紧。你的向皇军投降，同伙说出来，金票大大地给。”
韩干同志摇了摇头，装作不懂。
鬼子向站在一旁的周大荒说：“你的开导开导。”周大荒受了主子之命，摇头摆尾地向鬼子弯腰施礼，然后又走到韩干同志面前说：“你不要死心眼，落到这个地步，还充什么好汉……”刚说到这里，韩干同志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飞起右脚，将他踢倒在地。
鬼子恼羞成怒，发出刺耳的怪叫：“八格呀噜!你的逞强，死啦死啦的有!”
韩干同志面对鬼子的狂吼，轻蔑地付之一笑。
鬼子小队长见韩干同志利诱不动心，威胁不害怕，就向身旁的鬼子兵咕噜了一句。鬼子兵立即把烧红的火锥捅在韩干同志的肋下，烧得他皮肉吱吱作响。他忍住剧烈疼痛，一声不吭，怒目盯着鬼子，惊得日寇倒抽了一口凉气，只好把他押回地窖。
二十八天非人的地窖生活，无数次的严刑拷打，始终未能动摇韩干同志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正在这时，桓台县党组织责成五区三十多个村长联名作保，将韩干同志救出虎口。宁折不屈的韩干同志回到党的怀抱，立即向党组织申请，改名“韩干”，借“韩”字之音，谐“还”字之意，表示继续跟党干革命。
不久，韩干同志被派去鲁南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博兴县公安局工作。
店子设计毙日特
韩干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博兴县工作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当时，博兴、广饶两县的边沿有一条从清河军区通往鲁中军区的交通要道，我党我军人员来往、物资运转都由此通过。日寇深知这条交通线的重要，自一九四二年夏对我清河地区进行“扫荡”以后，在小清河金家渡口安设了一个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广饶县城鬼子司令官竹田还不放心，又派宪兵特务队小队长傅保安到金家渡口坐镇监视，阴谋切断我清河军区与鲁中军区的联系。金家渡口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周有安，经我敌工人员的教育，虽不敢与我军为敌，但在日本特务傅保安的监视下，也不敢为我军提供方便。因此，清河、鲁中两区之间的交通来往发生了困难。
清河地委为保证这条交通线的南北畅通，决定除掉宪兵特务小队长傅保安。博兴县公安局长霍瑛和公安队队长韩干承担了这项任务。
深入敌穴锄奸，必须智勇双全。韩干同志针对傅保安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的特点，向霍局长提出：“傅保安没有一定的住所。据了解，他在离金家渡口不远的沙窠村和一个叫小富妮的‘破鞋’搞得火热。他依仗沙窠村设有鬼子据点，思想比较麻痹。沙窠村与店子村是联村，咱们一班长唐增祥是店子人，我和老唐插在店子村愿为我军办事的伪村长家里，就好寻找机会了。”霍局长佩服韩干的机智和勇敢，但考虑到插在敌人眼皮底下，万一暴露目标，很难转移，便说：“计划可行，但我担心你们二人的安全。”韩干听了霍局长的话感动地说：“局长，只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切危险都能排除，请您批准吧!”
霍局长同意后，韩干和唐增祥在当天夜深人静时进了店子村，直接来到伪村长家中。当唐增祥询问起傅保安的活动情况时，伪村长说：“这家伙鬼鬼祟祟的专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向他主子买好!”话音刚落，韩干单刀直入地说：“我们把他干掉，你看怎么样？”伪村长表示赞同，但又说：“这个家伙很刁猾，在这里干掉他离沙窠村鬼子据点太近，难以下手，在别处又掌握不住他的活动规律。”
韩干又直截了当地说：“明天是店子大集。我们借赶集的机会干掉他!”他们三人商量了一阵，研究好了行动方案。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赶集的人都上齐了。傅保安在街上买鱼，伪村长提高嗓门说：“傅队长，买鱼请客吗？我也算个份!”说着，将两元伪币扔给了卖鱼的。傅保安拿起两条大鱼，笑着说：“村长，停一会到我那里吃鱼。”傅保安提着鱼刚走了几步，忽然“乒!乒!”两枪，他和勤务兵应声倒地。韩干和唐增祥同志收起敌人的武器，又向天空连发数枪，赶集的群众立即大乱，他俩混在人群中出了村；伪村长也按照事先研究的行动方案，向沙窠村鬼子据点去报告，鬼子小队长川岛，听了他的报告，马上集合队伍，急忙扑向店子村。但是，集上的人早已跑光了。川岛命令鬼子向村外无目标地乱放了一阵枪，无可奈何地缩回了据点。
从此，金家渡口据点的伪中队长周有安，没有日特的监视，就完全听从我军的吩咐了。清河军区通往鲁中军区的交通线又畅通无阻了。
殷家庄全歼特务队
一九四二年秋初，韩干同志在店子大集上枪毙了日本宪兵特务小队长傅保安，广饶城鬼子司令官竹田十分惊慌，但又不甘心失败。他纠集广饶县城和博兴、蒲台一带的日伪军，向我清河以北抗日根据地扑来。这时，广饶城只剩下少数鬼子和两个伪军中队守卫。驻守县城附近殷家庄据点的宪兵特务队，也只有三十余人。为了牵制敌人，清河地委决定拿下殷家庄据点，消灭宪兵特务队。这一任务交给韩干同志及其率领的博兴县公安队去完成，并由博兴县六区区中队配合他们行动。
韩干同志高兴地接受了任务，立即派人前往殷家庄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在秋后的一个夜晚，天阴沉沉的，大地一片漆黑。韩干率领全队战士，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殷家庄村口潜伏下来。不多时，六区区中队陈指导员也率部前来配合行动。韩干同志立即向班长们交代了任务：“敌人全部驻在殷家大院，大院内分三个院落，我带一班先抢进大门，卡住中间的院子，二班去打东院，三班去打西院，动作要快。陈指导员率区中队在外围设伏，以防敌人逃跑。”
韩干同志部署完毕，就带领一班向殷家大院冲去。敌我相距三十余步时，敌哨兵喊道：“干什么的？”韩干应声回答：“自己人。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敌哨兵愣了一下又问：“你——是谁？”“混蛋，你不认识了吗!”韩干猛扑过去，枪口对准了他，命令说：“别动，缴枪不杀!”就在这时，三个班的战士迅速冲进了大院。有个伪军察觉了我军的行动，就慌里慌张地跑进北房，去向特务队队长杨三月报告。韩干同志紧跟在他后面，隐蔽在中院门外，借着北房的灯光观察动静。杨三月听说有情况，手提二十响走出门口。韩干同志眼明手快，手起枪响，将罪大恶极的宪兵特务队长击毙。
此时，敌人三个院落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韩干想：在县城附近作战，等于虎口拔牙，必须速战速决。他向身边的一班长命令：“随我来!”韩干同志身先士卒，冲进屋里，伪军们在韩干的枪口下呆若木鸡，乖乖地投降，当了俘虏。这时，其他两个班的战士在东西两院也迅速解除了伪军的武装，结束了战斗。
这次战斗，历时半个钟头，毙伤敌人十三名，俘虏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三十一支，子弹若干发，全歼了敌宪兵特务队，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拔掉卫固区公所
一九四四年秋，为开展桓台县工作，组织上将韩干同志从博兴县调回，任桓台县武工队队长。他用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敌伪各据点的实力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向县委提出建议：首先拔掉卫固区公所，有利于发动群众和争取伪军反正。县委认为这个建议可行，便立即作了战斗部署。
九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部队集合在相家寨子，韩干同志奉命担任主攻任务。他带领武工队进了卫固东门，经过弯弯曲曲的小巷，把伪区公所包围起来。
伪区公所设在镇内十字街口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内，四周围墙很高，东北、西南两角有岗楼；北屋、东屋各住伪军一个班，南屋住着伪区长张汝臣和伪区中队长边道记。
经过临战侦察，情况没有变化，韩干同志便果断地下令打。几十支长短枪一齐向岗楼射击，伪区公所顿时乱作一团。他又命令队员高延洪去爆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伪区公所的围墙炸开了一个口子，韩干同志大喊一声“同志们冲！”便身先士卒冲进了院子，队员们争先恐后地紧紧跟随。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一部分伪军缴械投降了，剩下几个退到屋里，企图负隅顽抗。韩干同志举起“二十响”，对准屋门连击数枪，大声喊道：“缴枪不杀！负隅顽抗，死路一条!”几个伪军吓得面如土色，乖乖地把枪扔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求饶。
伪中队长边道记，腿部中了一枪，仍龟缩在南屋的窗上射击顽抗。韩干同志一脚踢开屋门，顺手一枪把这个铁杆汉奸当场击毙。他又继续搜索，发现西南角落里藏着一个穿黄呢军装的家伙，韩干走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往上一提，这家伙吓得浑身哆嗦，嘴里哇啦哇啦怪叫。经过审问，原来是个鬼子，名叫胜田三郎，是金岭镇三角部队的一个小队长，被张汝臣请来赴宴，也作了我们的俘虏。战斗结束，清查战果，只跑了伪区长张汝臣，其余的不是击毙，就是被俘。韩干同志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立即转移了。
深入敌穴夺炸药
一九四五年四月，为开展夏季攻势，渤海六分区向桓台县下达了一个从敌人手中夺取炸药的命令。经县委研究决定，把这项艰巨任务，又交给韩干同志率领武工队去完成。
韩干同志接受任务后，向县公安局长兼武工队指导员宋汝元说：“寻宝要进宝地，搞炸药要闯矿区。”宋汝元同志完全赞同他的主张。当天晚上，他俩带领武工队短枪班，插进了金岭矿附近的村庄和工人宿舍区。经过了解，金岭矿炸药库设在山脚下一个洞里，洞口用两个地堡的交叉火力封锁着，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他们只好另想办法。
一天，他们利用工人下班的机会，混进了湖田，找到常给他们送情报的工人老王。老王说：“炸药，东埠岭矾土矿里就有。”老王一面画着东埠岭的地形，一面详细介绍炸弹库的位置和敌人的警戒情况。东埠岭产矾土，敌人修建了椭圆形的大围墙，围墙里西头有一座圆形楼，北面有三间平房仓库，炸药就存放在这里。东头有个哨所，驻有伪军一个班。整个矾土矿不超过两个排的兵力。由于这里距离车站鬼子据点很近，敌人比较麻痹。
韩干和宋汝元同志带着工人老王介绍的情况回到县委，县委责成宋汝元同志去渤海六军分区向李曼村政委作了详细汇报。李政委指示说：“回去把你们的力量配备好，我派长山县独立营张永中营长带一个加强连配合你们行动。这件事一定要办好。”
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永中营长带一个加强连和桓台县大队、武工队集中在凤凰庄。领导上宣布战斗方案，分配任务：韩干同志带领武工队摸掉东埠岭的哨所；张营长带一个排炸开围墙，封锁西楼；加强连连长带领其余两个排伏击车站鬼子据点的增援；县大队负责向外搬运炸药；以炸墙为信号，统一行动。
深夜一点钟，“轰隆”一声巨响，围墙炸开了。韩干同志带领武工队冲进了哨所，一阵激烈的战斗，迫使伪军缴械投了降。在这同时，张营长带领一个排从突破口冲进大院，两挺机枪封锁西楼敌人的出口；县大队乘机砸开仓房，将四十多包炸药和一箱雷管运了出来。这次战斗由于侦察准确，指挥有方，打得干净利落，我军无一伤亡。
南吕护粮歼日寇
一天，武工队驻在邓家庄，正在召开会议，选举出席军分区英模代表大会的代表。南吕庄村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宋汝元指导员报告说：“从张店飞机场出来了十个鬼子，带着一挺机枪，强迫群众要把飞机场附近的高粱全部割掉，现正在南吕催人。”宋指导员马上找韩干同志商量。韩干听后气得两眼喷火，说：“高粱正打苞秀穗，是群众一冬的粘粥碗，我们不能看着敌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糟蹋老百姓。这一仗一定得打!”宋指导员同意，韩干同志遂带领武工队来到南吕庄外，借着青纱帐作掩护，埋伏在公路两旁。
韩干同志叫过队员高延洪和副队长郭正才，分别部署了任务。
武工队刚刚准备好，十个鬼子出了南吕庄向着伏击圈走来。在敌我相距只有二十余步时，只见高延洪投出一颗手榴弹，顷刻烟尘四起，敌群散乱。韩干同志命令队员一齐射击，打得鬼子抬不起头来。一个鬼子刚要放下机枪射击，郭正才同志一枪将其击毙。另一个鬼子急忙过来接枪，高延洪猛扑过去把他抱住，鬼子急了，一口咬住高延洪的肩膀，死死不放，韩干同志甩手一枪，把那个鬼子打翻，又回手一枪，把另一个企图逃跑的鬼子打倒。这时，鬼子小队长手提指挥刀，狼狈逃窜，被队员张经文追上，一枪托子把他的脑袋砸开了花。两个未进伏击圈的鬼子，一看八个伙伴被消灭，丧魂落魄地逃回了飞机场。
这次战斗仅用了二十多分钟，消灭鬼子八名，缴获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五支、波朗宁手枪一支、战刀一把和子弹若干。至今，当地群众提起这次战斗，都眉飞色舞地夸奖韩干同志打得痛快。
伏击顽军巧夺枪
共产党领导人民八年浴血抗战，日寇最后无条件投降。正当解放区军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下山来摘桃子，抢占胜利果实。一九四六年蒋匪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其嫡系部队李弥顽八军，从青岛登陆，其先头部队于六月份窜到张店。当地的豪绅、汉奸、土匪凑在一起组成还乡团，狐假虎威，向我反扑，我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韩干同志带领的桓台县武工队，这时奉命插入张店周围。
一天晚上，韩干同志召集全体队员，动员说：“顽八军过来以后，烧杀抢掠比鬼子都凶，还乡团欺压群众，超过了伪军。我们要拿出八年抗战打鬼子的劲头，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他讲到这里，队员高延洪和张经文急着请队长下命令，韩干同志摆了摆手，让他俩坐下，继续说：“我们现在是在敌人心脏里作战，光靠勇敢不行，要开动脑筋，寻找敌人的弱点，机智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根据情况分析，敌人兵力雄厚的地方，他们一般比较麻痹。明天我们在张店附近打一仗，扩大扩大我军的影响，灭灭蒋匪的气焰！”他说得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韩干同志叫过高延洪、张经文等四个队员说：“你们化装成还乡团，明天早饭后从湖田西的联五庄（李家、商家、店子和东、西张庄）跨上张店去益都的公路，碰到大股的敌人就放过去，碰到小股的就想办法把他们吃掉。要记住，我们这次战斗是以夺枪为主，行动要迅速。我带着其余的同志在公路两旁接应你们。”
第二天上午，高延洪等四人化装成还乡团，出现在张益公路上。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七个身背美式冲锋枪、卡宾枪的顽军。高延洪向三个伙伴交换了一下眼色，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个箭步窜到车前，四只乌黑的枪口对准了顽军，同时发出威严有力的喊声：“缴枪不杀!”七个顽军吓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个想反抗，被手疾眼快的高延洪一把抓住了枪筒子，厉声说：“别动!动，就打死你!”正在这时，从路旁跳出一个身材魁梧手持“二十响”的大汉，顽军一看是韩队长，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苦苦求饶。韩干同志按照我军的俘虏政策，叫高延洪对顽军进行了一番教育后，把他们放走了，然后率领队员，背起夺获的武器，迅速转移了。
英雄血染路家山
盘踞在临淄的还乡团团长徐振中，依仗他手下一个营的土匪武装，在路家山一带无恶不作。每逢旧历的二、七路家庄大集，这伙匪徒总要出来抢劫集上的财物，闹得当地群众惶惶不安。桓台县武工队根据群众的请求，决定惩罚这伙匪徒。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深夜，韩干同志和指导员宋汝元带领武工队插进路家庄隐蔽起来，等待敌人的到来。
第二天，狡猾的敌人改变了行动路线，没进路家庄，从庄东头上了路家山。
韩干同志和指导员宋汝元商量：“你带二分队埋伏在这里不动，我带一分队和短枪班去消灭这个连。”两人计划一定，韩干同志便带着一分队和短枪班，顺着崎岖的山路，以神速的动作冲上山头。他喊了声“打”，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和射击，敌人被打乱了阵脚，死伤二十多人。眼看我军胜利在望，忽然敌人又来了两个连增援：一个连在山下与我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一个连向山头窜来，韩干同志两面受敌，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退，他自己在后面掩护。
压在山头一角的敌人见援兵来了，立即反扑过来，武工队员孟宪波、张经文牺牲了。韩干同志怀着满腔愤怒，向反扑过来的敌人拼命射击。
队员们顺利地撤下来了。韩干同志刚一起身，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部。通信员过来背他，他命令说：“别管我，快撤退!”通信员不肯，韩干同志历声命令道：“赶快撤退!别啰嗦!”，通信员只好含着泪水，退出阵地。
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了，高喊：“抓活的！抓活的!”韩干同志挪动了一下负伤的腿，又一连打死打伤敌人十几名。子弹打光了，韩干同志心一横，把心爱的“二十响”摔碎，将唯一的一颗手榴弹攥在手里，躺在地上。敌人见不打枪了，一齐嗥叫着，扑上来捉他。他猛地坐起来，拉响了手榴弹，“轰”的一声巨响，韩干同志与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韩干同志死的英勇、壮烈。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血染路家山头；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着人们勇往直前。今天，他家乡的人民群众正以献身“四化”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
韩干同志虽死犹生，英名千古!
人民的忠诚战士
——记二等功荣立者崔英顺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政治部
我部直属侦察连连长崔英顺同志，是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一九五二年八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九六〇年入本村小学读书，一九六九年于临淄七中初中部毕业。
崔英顺童年时，就经常听到老师和父母讲：是共产党、八路军把我们穷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的大门，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因之，崔英顺从小就热爱解放军，并表示长大了也要去参加解放军。一九七〇年一月，崔英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应征入伍了。他穿上了军装，就暗自下定决心：要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在战场上以黄继光为榜样，不怕苦，不怕死；在工作上以雷锋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人民的忠诚战士。
崔英顺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认真实践着自己的决心，很快成为一名优秀战士，第二年就入了党。他当了班长，全班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班；他提升为排长，全排曾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担任了连长，团结干部，严以律己，身先士卒，言传身教，使后进连变为先进连。他入伍十一年，先后两次抢救战友，四次抢救落水群众，二十五次深入敌后进行侦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之，他先后八次受到军直属党委通令嘉奖，荣立三等功、二等功各两次。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法卡山战斗中，他为了反击越寇、保卫祖国而光荣献身，战后被追记二等功。
为人民，敢于赴汤蹈火
崔英顺同志牢记我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积极参加抢救。他刚入伍不久，有一次部队驻地发了大水，道路淹没，交通中断。部队幼儿园的三名老师乘坐的木筏被洪水冲翻，淹没在激流里，群众呼救声此起彼伏。崔英顺跑步赶到现场，立即跳进水中，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翻正了木筏，救出了三名老师。
一九七四年夏天，部队驻地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有一名女青年划船渡河，被洪水冲到四、五米高的水坝底下，人和船被卷进了漩涡，眼看船要碰毁，人要遇难。在这危急关头，崔英顺一头扎进漩涡，奋力抢救，终于使这位女青年脱险。
一九七七年，连队附近山屋村一家农民起了火，风大火急越烧越猛，周围二十多间房子眼看就要着火，群众急得高声呼救。崔英顺看到火光，立即率领连队，携带脸盆、铁桶跑步前往，迅速将火扑灭，并从将要烧塌的房子中抢救出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孩。当地群众称赞侦察连“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九七八年春，柳州地区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铁路大桥的桥孔被一百多立方米木排堵塞，水位猛涨，如果不迅速疏通水路，大桥和附近的房屋都要被洪水淹没冲垮。可是，捆扎木排的钢丝绳缠住了桥墩，几条船都拖不动。防汛指挥部决定炸断钢丝绳，放走木排。但钢丝绳被水淹没，看不到，炸不着。为了找到钢丝绳，给工兵提供准确的爆炸点，崔英顺不顾寒冷和疲劳，不畏水深流急和木排的撞击，冒着生命危险在急流漩涡里寻找。他终于找到了钢丝绳，工兵立即炸掉，放走了木排，保住了大桥。对此，柳州市、柳州铁路局十分感激，赠给他们一面“军民团结抗洪保桥”的锦旗。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执行侦察任务中，侦察参谋卢源泉和战士刘永光触雷受伤。崔英顺同志为了抢救伤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冲上去，迅速给他们包扎好伤口，又冒着触雷的危险，带领战士机智勇敢地躲过敌人的封锁，绕过六里多远的山路把伤员抬回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也受了伤，腿上鲜血直流。有一天，崔英顺在凭祥边境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个砍柴的社员被越军偷埋的地雷炸伤了。他立即带领战士给他包扎好，又冒着生命危险从雷区里把他背了回来，送进了医院。这位社员的亲人逢人就说：“解放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为革命，关心团结同志
崔英顺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主动团结干部，处处关心同志，受到全连同志称赞。他当连长期间，先后与三名指导员同事，互相团结，工作配合得很好。第三名指导员金书有同志，原来是他连里的战士，领导上提拔他担任指导员时，他怕崔英顺连长不尊重他，工作无法开展。可是，他到职的第一天，崔英顺就主动找他谈心说：“你当指导员我很高兴，这是革命的需要。你大胆干，我积极配合，咱俩携起手来把连队工作搞好。”金指导员消除了顾虑，工作大胆积极，连队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凡是和崔英顺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有共同感觉：崔连长胸怀宽广，谁在工作中有困难和失误，他能热情帮助，和他共事会有使不完的劲。
为歼敌，苦练作战本领
崔英顺同志的日记中有这样三句话：“艺高胆大，苦练精兵，克敌制胜。”他还说：“当兵就要有过硬的杀敌本领；要有过硬的本领，就要在训练时舍得出力，不怕吃苦。”一九七〇年他刚入伍时在连队当卫生员，每次上军事课，他都是背着药箱到课堂认真听讲、记笔记；战士们练动作时，他又背着药箱到训练场，刻苦锻炼；在捕俘训练中，他主动当“假设敌”，甘心从摔打中练会动作要领，休息时，他请大家指正自己存在的问题。就这样，他不仅做好卫生工作，而且掌握了投弹、射击、捕俘等训练技术，受到连首长的表扬。
一九七五年他任班长时，总参情报部在桂林召开了侦察兵训练现场会，崔英顺带领全班同志在会上做了攀登、格斗、捕俘、射击、投弹等训练项目表演。首长看后称赞说：“这样的班长，在侦察分队中见得不多。”年终，他荣立二等功。
他升任排长时，正是搞泅渡训练的时候。全排二十五人，有二十人不会游泳，同志们怕学不会，完不成任务，思想顾虑很多。崔英顺同志一面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坚定大家的信心，一面组织同志们苦练。为了教会战士们掌握游泳的要领，他头顶烈日，身俯沙滩，一遍又一遍地给战士做“旱游”动作。下海后，他既做示范，又当护卫。战士们看到排长这样热情，不顾劳累，个个苦学苦练，谁也不愿休息；虽然有的同志得了湿疹病，有的被海蜇蜇伤，但没有一个叫苦的。全排只用了十五天，就突破了徒手游万米、武装泅渡五千米的大关，为其他分队泅渡训练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年终，他又荣立三等功，并被军直党委批准为“标兵排长”。
为祖国，不怕流血牺牲
崔英顺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实现四化充满信心。他经常说：“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国家和人民。”他这样教育战士，也这样要求自己。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夕，为了严惩越寇，上级要求侦察分队尽快提供敌情，以便制定战斗方案。崔英顺同志听到这一消息，热血沸腾，立即向上级请战，获得了领导上的批准。一月三十日，他和侦察参谋卢源泉等五人化装深入浪涌地区侦察敌情。进至离边界约二公里处，发现在一个七米多高的山上有一个越军哨所，崔英顺便对带队的卢参谋说：“敌情不明，让我先上去看看。”他攀登上敌哨所背后的绝壁，摸到一个山角拐弯处，发现了敌人的榴弹炮阵地，便很快地画下了图。返回后，上级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及时调整了火力部署。二月五日，他奉命带领战士去进行第二次侦察。一出境就遇上下雨，视力受到影响。他严格遵守侦察纪律，克服各种困难，经过两个昼夜，摸清了孟麻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为正面部队反击越军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受到通令嘉奖。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的当天晚上，崔英顺同志所在的侦察大队执行穿插任务。他主动带领尖兵排在前头搜索敌情，排雷开路。当进至安乐地区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这里是三面环山，一面靠河，我军四个班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点面前。在这危急关头，崔英顺同志沉着果断，机智勇敢，一面组织还击，压制敌人，一面指挥部队从木桥两翼潜水过河，迅速摆脱了敌人的疯狂射击，减少了伤亡。
在战斗中，崔英顺同志总是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哪里情况复杂他就到哪里，哪里战斗激烈他就冲到哪里。有一次，在五二九高地东南侧的一股敌人，依仗山高林密，道路险峻的有利地形，企图袭击我军。上级命令崔英顺带领连队奔向高地消灭这股敌人。这时，班排干部都争着当尖兵，崔英顺同志说：“我是连长，我应该到前面去，便于观察指挥。”他走在全连的最前头，一边观察敌情，一边指挥部队前进。当摸到山坳密林处发现了敌人，他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了山角，并逐步缩小包围圈，向敌人隐蔽地点猛烈射击；尔后又组织人员对敌喊话，逼得敌人无路可走。结果，八名越军从地堡里钻了出来向我军投降。
一九八〇年五月，崔英顺同志带领战士在凭祥以西六二二高地边防观察所观察敌情，忽然发现在山脚下有一个全副武装的越军。有的同志主张将其击毙。崔英顺同志说：“打死他不如抓活的有价值。”他带领两名同志迂回过去，活捉了那个越军代理排长。同年七月，越军不断向我边境挑衅，炮轰我民房，炸伤炸死我边疆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边防部队奉命惩罚越寇。当时，上级派崔英顺带领战士去侦察越军八一〇高地哨所的兵力部署。这高地地形复杂，雷区不清，封锁严密。崔英顺同志在艰巨任务面前，意志坚定，精神抖擞。他和同志们在漆黑的夜里，不顾刺人的荆棘，不顾尖利的岩石，排除地雷，绕过陷阱，摸到了离敌人哨所二百米的地方潜伏下来，把侦察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上级。我炮兵集中火力，将复仇的炮弹准确地射向敌人哨所，摧毁了敌堡。
“只要有战斗，就要争着打头阵。”这是崔英顺同志一贯的行动思想。一九八一年五月，保卫法卡山的战斗打响了，这时他收到两封“父病重速归”的电报，但他没有动摇参战的决心。他在给弟弟的回信中写道：“我很想念父母，也挂念着还未见过面的孩子；但奉命去杀敌，是军人的天职。”信中还写了一首诗：“军营练兵正忙，怎赏故乡月光？胸怀报国壮志，难诉儿女衷肠。沙场号角吹响，我有热血一腔。戍边何惜捐躯，非为百世流芳。”部队到达边境后，他又收到第三封“父病危”的电报。为了保卫祖国，消灭越寇，他没有向领导上提出任何要求，而是积极带领部队投入战斗，先后为我军开辟了三十多公里的十一条通道，为保卫法卡山战斗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幸，就在他最后完成任务返回的途中，踏响了越军埋设的地雷，光荣牺牲。
崔英顺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光荣献身后，侦察连全体同志都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决心学习他赤胆忠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和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为保卫四化建设英勇战斗。崔英顺同志家乡的干部、群众都说：“我们家乡出了崔英顺这样的英雄，实在感到自豪!”
战斗英雄任常伦
黄县民政局
栖霞县东部有座英灵山，在绵延起伏的山包上，安葬着一排排令人肃然起敬的革命烈士。山顶平台上，屹立着巍峨壮观的抗日烈士纪念塔。塔西面，有一尊铜象，是一位八路军战士，持枪伫立，雄视远方，守卫着山川秀丽的胶东半岛，他就是人们敬爱的一等战斗英雄任常伦。他入伍四年，身经百战；英勇杀敌，九次挂彩；抢救战友，不畏艰险；与敌拼搏，坚守阵地，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不幸，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海阳县长沙堡与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日的胶东，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但悼念战斗英雄任常伦的歌声，还常常飘扬在富饶美丽的半岛上。
任常伦，黄县田家公社孙胡庄人（现为常伦庄）。一九二一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六岁丧父，十岁丧母，靠叔父抚养，入学读书四年，即辍学务农。一九三八年，胶东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年方十七岁的任常伦，这年冬天参加了自卫团。不久，他领到一支土枪，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上山干活带着它，站岗放哨攥着它，晚上睡觉偎着它；有小空就抹，有大空就擦，枪筒枪托闪闪发亮，谁见了谁夸奖。他常对别人说：“别看咱这枝土造货，洋鬼子碰上它，一样叫他见阎王。”
那时，自卫团还经常夜晚外出扰乱敌人，割电线，任常伦每次都主动参加，总是兴致勃勃地出发，满怀喜悦地归来。
有一次，自卫团奉命到湾道隋家去破坏黄城集通往石良集的公路。这天晚上去的人特别多，刚挖了一阵子，忽然有人传话说：“不好，前面来鬼子了！”大家一听，撒腿就往回跑。任常伦觉得不大对头，就大胆地跑到前面去打听，原来是挖路的群众把过往的我军误为敌人。怎么办，是完成任务还是半途而废？他想到这里，调头就去追赶乡亲们，一气跑了五里多路才赶上了。他向大家说明了情况，耐心动员大家转回湾道隋家，直到挖完了分担的十五个坑，才一齐回家。
一九四〇年八月，任常伦参加了八路军地方武装，十月升级到十四团二营五连。在一次袭击敌人的战斗中，他勇猛地冲进了围墙，正在前进时左胳膊挂了彩。班长让他退下火线去包扎，他却说：“为了党和人民，该流血时就得流血。这算得了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拿着手榴弹往前冲。直到负伤的胳膊不能动弹了，他才接受班长的命令，恋恋不舍地走下火线。后来，在猴子沟伏击战中，他带着两名战士，最先跳上汽车和鬼子拼搏。他腿上负了两处伤，跳下来包扎好了后，又急忙返回去围歼鬼子，表现了轻伤不退后，重伤不惊慌。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掖县城南战斗中，任常伦担负往火线上送弹药的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同志们和敌人拼了刺刀。正在这时，任常伦扛着一箱手榴弹冲上来了。他见三名同志正在和三个鬼子拼刺，就把箱子一放，像猛虎扑食，一步蹿上去抱住了一个鬼子的后腰，对面的战士趁势跃上前来，嗖的一声捅了鬼子一刺刀，任常伦乘机夺过了鬼子的大盖枪，回身一戳，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胸膛。战斗结束后，营里决定把这支三八大盖枪发给任常伦使用。他用第一次缴获的这支枪苦学苦练，在以后的战斗中杀伤无数敌人，缴获了无数枪支，武装了我军。
一九四一年六月，任常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他更加认真学习，诚心帮助同志。这年冬天，部队攻打栖霞县小栾家据点时，一排三班长史德明在鹿砦里边的小土崖下挂了彩。敌人在碉堡周围点起了柴火，照得通亮，我们上去抢救，敌人就射击。一排长、二班长和三班一个战士，先后爬过去抢救都挂了彩，不得不退下来。任常伦主动请准去背三班长。他把步枪、子强等交给自己的班长，猫着腰跑过去一看，碉堡跟前正烧着一堆大火，外面的鹿砦也被敌人点着了一个火口，史德明就躺在这中间。任常伦在鹿砦外卧倒，把火往旁边一拨拉，匍匐前进，一直爬到史德明身边，轻声说：“三班长，我来拉你!”史德明难过地说：“排长和同志们来拉我都挂彩了，你别再挂彩，别管我了!”任常伦果断地回答：“党不能把你丢给敌人，别说挂彩，就是牺牲了也要把你拉下去，”他说着，立即解下一只绑腿，捆在史的腰上。他往后爬一步，拉一步，一下子把绑腿拉断了。他又爬回去，把另一只绑腿解下来合在一起，缓缓地把史德明拉到鹿砦外，然后把他背了下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任常伦任副班长，很快提为班长。他执行任务果敢机警。十一月中旬，日寇两万人在顽军赵保原部配合下，分区“扫荡”我胶东地区。白天敌人以“拉网”的方式向一个目标包围，晚上在包围圈上点起一堆堆的柴火制造声势，企图阻挡我们突围。任常伦所在部队奉命转战，进行反“扫荡”。一天晚上，五连来到站马张家，连长看到一堆堆的野火连成一线，挡住了突围的出路，但不知火堆边有没有敌人，就分配任常伦前去侦察。任常伦机智勇敢地摸到左前方的火堆跟前，发现在不很远的矮地里潜伏着敌军，他悄悄地向右面的火堆爬去，见有两个伪军在烤火。他轻轻地爬着、爬着，当爬到离敌人四、五步的地方，他握着一枚手榴弹，像弹簧一样蹦到敌人面前，咔嚓一声砸开了一个伪军的脑袋。另一个伪军看事不妙，便乖乖地当了俘虏，被任常伦牵回来了。连长根据获悉的情况，指挥全连从前右侧火堆边安全突围。
一九四四年春，任常伦已经挂了七次彩，部队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他暂时离队，回家休养。他在家期间，天天和民兵在一起活动，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执行任务。
同年七月，任常伦回队后，被全团评选为战斗英雄。八月，连续出席了胶东军区和山东军区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荣获省军区一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刚一结束，他听说日本鬼子又和顽军赵保原部相勾结，开始进攻牙山抗日根据地。他怀着满腔怒火，日夜兼程跋涉七百里，赶回胶东。那时，他身上已经负过八次伤，肩膀里还留着敌人的弹片，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他赶回部队后，首长要他休息，他用又着急又恳求的口气说：“我要打仗。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横行霸道，不叫我打仗我受不了!”最后领导决定，提升任常伦为副排长，并批准他参加战斗。
当天傍晚，鬼子对小高地进行最后一次反扑，任常伦同志正在满怀信心地准备和战友们一起消灭敌人。但不幸，一颗罪恶的子弹打在他的身上。五班长赶紧扑过去，连声呼唤，任常伦同志吃力地说：“五班长，别管我。守住阵地要紧，守住阵地就是胜利!”战士们望着身受重伤的副排长，人人满腔悲愤，个个斗志更坚。他们沉着地等到鬼子再次冲过来的时候，一排猛烈的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这天，鬼子扔下了二百五十八具尸体，惨败而去。我军乘胜猛追一百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击。可是，我们的英雄任常伦同志，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抬到埠西头战地卫生所就光荣地牺牲了。他为了党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
英灵山顶上昂然挺立的铜像，闪耀着任常伦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召唤着人们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不息!
淄博市革命烈士事迹编办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中午，骄阳似火，如烘如烤；田野里麦浪起伏，微风过处，“沙沙”有声。
一个日本士兵，从邹平县青阳店日本兵据点沿着东去的公路，大步疾走，目光炯炯，流露出警惕的神色。约走出两三里地，他回头望望隐约可见的据点，又神秘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无人追逐，遂迅速地扶正腰间的刺刀和手榴弹，下了公路，往正北一条小道上奔跑起来。他过沟爬崖，蹚水渡河，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穿过一垅又一垅的麦田，只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来到一座古庙前，又渴又累，一屁股坐在门前石阶上休息起来。
“不许动!干什么的？”突然一声大喊，两名八路军战士端着大枪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急忙立起，两脚并拢，微笑着朝两个战士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们的大大的好。我的，来投诚的，误会的不要!”说着，他解下挂在腰间的刺刀和手榴弹，双手捧着，非常敬重地交给了两个战士。接着，他们一起向刘家井子村走去。
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同志，正带领部队在该村驻防。他听说一个日本士兵起义来了，心里非常高兴，就一面派人去请翻译，一面让警卫员把日本士兵领到司令部。马耀南同志亲切地和他握手，端水让座，表示欢迎。这个日本士兵，二十三四岁的年龄，矮矮的个儿，健壮的体魄，红润的脸膛，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因长途奔走，被汗水湿透的军服上冒出道道白圈。他端正地坐在椅子上，急切地向马耀南同志诉说着；但因语言不通，哇啦了一阵，谁也不知所云。等翻译到来以后，才明白了原委。
这个日本士兵名叫吉泽勇臧，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父兄均为产业工人，母亲是个善良的家庭妇女。他毕业于电器学校，当过机械工人和裁缝，和一位俊秀、贤惠的青年女子深深爱恋着。正在他准备建立美满的小家庭，憧憬着未来幸福生活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他被强征入伍，痛别了亲人来到中国，被派到邹平县青阳店据点驻防。
在日本法西斯军队里，官兵极不平等，士兵稍有怠慢，非打即骂，吉泽十分愤懑。他亲眼看到，无辜的中国人民，家园被摧毁，亲人被杀害，财物被抢掠，凄惨景象，触目惊心。他想：难道这就是“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吗？不！这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自己就是无数受害者当中的一个。
随着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扩大和蔓延，随着三支队对日寇据点的不断骚扰，特别是我军夜晚对日本兵的喊话宣传，吉泽勇臧的反战思想日渐强烈，他终于觉醒了，决心不再给法西斯分子卖命，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为此，他冒着极大的危险，骗过日本岗哨，潜出据点，毅然投奔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军队中。
吉泽来到八路军的怀抱，受到多方面的关怀和照顾。但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他随司令部警卫排的同志一起活动，风餐露宿；筹集给养不及时，有时饿肚子，有时采些野菜充饥，能吃上窝窝头就咸菜，就算不错了。这对吉泽来说，可谓艰苦卓绝!可是，他不怕困难，决心坚持下去，从来不说一个“苦”字。有一次，部队分给他一些胡萝卜咸菜，他洗净晾干，随时带在身边，开饭时吃得津津有味，还常常高兴地说：“人参，中国的人参!好好的，好好的!”他乐观的神情，风趣的言谈，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但由于生活艰苦，吉泽胖胖的面庞逐渐消瘦下来。有一天，同志们特意弄来十几个鸡蛋，煮熟后送给了他，让他补养一下身体。吉泽见此情景，说什么也不肯独享。他把鸡蛋托在手里，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连连招呼同志们：“大家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我自己的，不能米西!”说着，他努起嘴，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执拗地把鸡蛋分给战士们，硬逼着大家和他一起吃下去。他咯咯地笑了，笑得那么诚恳，那么舒心!
八路军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深刻地熏陶着吉泽勇臧。语言是友谊的桥梁。部队每到一地住下之后，他就主动地向中国同志学习汉文，并耐心地教战士们学习日语，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同志们的衣服破了，只要他看到，总是悄悄地拿去，施展出当年干裁缝的手艺，油灯之下飞针走线，直到把衣服补好才去休息。有一次，一个同志的匣枪卡了壳，一粒“臭火”堵塞了枪膛，怎么修也弄不好，气得他把零件往枕头底下一放，就睡觉了。他醒来时伸手一摸，零件不翼而飞了，便慌忙起来去向首长报告，刚走到门口，见到吉泽拿着一支匣枪从外面走来，笑嘻嘻地对他说：“你的枪，好了好了的。”说着，把枪递到他手里，并示意他不该把枪卸开不管，太麻痹了!原来，吉泽在一旁看到这位同志的枪卡了壳，取不出子弹来，先是替他着急，后见他把零件放在枕头底下不管，又替他担心：万一发现敌情怎么办这位同志睡着以后，他就悄悄地把匣枪零件拿去，到房东的院子里找了一截钢条，将枪膛的“臭火”撞出来，然后熟练地把枪安装起来。这位同志接到自己的匣枪，激动地连连向他道谢。首长得知此事后，当众对吉泽进行了表扬，并号召大家学习他这种对敌高度警惕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吉泽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处处感到温暖，政治觉悟不断提高，许多工作争先去干。他穿着一身八路军服装，束着腰带，武装整齐，和同志们一起，精神抖擞地执行各项任务。同志们和他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见了面总是亲切地喊他“老吉”。一天晚上，吉泽和其他战士一起去执行任务，露宿在周村郊外，远望敌人据点里的灯火，像魔鬼闪动着眼睛。一个战士指着周村据点，和他开玩笑说：“老吉，那边的好，你的回去回去的怎么样？”吉泽一听，脸色立即严肃起来，不高兴地说：“你的胡说，那里大大的不好，我的不回去，永远的不回去！”说完，他坐到一块石头上，看着周围静静的一切，一声不响地思考起来。巍峨的群山，葱绿的树木，多么像故乡的山麓和樱花树啊!美丽的房舍，富饶的田园，不是和故乡一样可爱吗!可是，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蹂躏下，说不定转眼之间房舍就会变成瓦砾，田园就会变成焦土，战争太可恶了！吉泽想着想着，忽地站起来，朝周村敌人据点挥手一劈，好像在说：一定要像对待祖国的山河一样，不惜一切地保卫中国人民的疆土和家园。
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吉泽勇臧跟随三支队司令部在刘家井子一带，遭到日寇三千余人袭击，激战一天，毙伤敌伪八百余人，战果赫赫，威震敌胆。七月二十二日（旧历六月初六）拂晓，他随司令部来到桓台县牛旺庄，准备东进。上午九点左右，和来袭的鬼子接火了，战斗到下午两点，杀伤了大量敌人。这时，首长决定吉泽随从马耀南司令员先行转移。他翻身上马，和其他警卫员一起，尾随在司令员后边，快马加鞭，向东南约一里远的大寨村奔驰。不料，刚进村里正要东去时，敌人埋伏的机枪猛烈地向他们开了火，一串罪恶的子弹扫射过来，马司令员和吉泽等同时中弹落马。吉泽身负重伤，他忍着剧痛，咬紧牙关，艰难地翻动了一下身子，发现马司令和几个警卫员已倒在血泊里，吉泽仇恨满腔，不顾一切地向马司令员爬过去，想掩护他突围，可是到近前一看，马司令员已经牺牲了!他悲痛地流着热泪，拣起马司令员的手枪，挣扎着跪在马司令员遗体前，对准大声喊叫着向他冲来的敌人，射出了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几个敌人应声倒地。但是，后面的敌人又打着枪冲上来了，他身中数弹，倒在马司令员的身旁。这位日本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忠实战友，壮烈地牺牲了!
吉泽勇臧同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勇敢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像一棵花朵累累的樱花树，光彩夺目，永不凋谢地屹立在清河平原上。
——记甘云卿烈士
甘云卿同志是现淄博市临淄区路山公社田旺大队人。生前曾任村姊妹团长、区工作队组长。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九）被国民党匪帮残酷杀害，时年十八岁。
敢于反抗
甘云卿同志原籍桓台县。早年，祖父带领全家逃荒来到黑铁山下的于家村，租种地主的二亩山地维生。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甘云卿出生在这户雇农家庭里。一九三一年秋天，这一带发生水灾，瘟疫盛行，祖父母染病身亡。父母无奈，又带领全家逃到临淄县田旺村。在这里，父亲租种了地主四亩薄地，拼死拼活全家不得温饱，只得夜宿羊栏，白日讨饭。后来，母亲和两个妹妹因病饿相继死去，年幼体弱的甘云卿靠父亲拉着她度生。
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使甘云卿从小受尽了苦难的煎熬，也使她锻炼了顽强不屈的性格。一九四三年春，又闹灾荒，甘云卿家一日三餐靠树叶、野菜充饥。当时，路旁的树叶树皮，早被人们采净剥光，唯有地主姜桂亭院内西南角的一棵老榆树上结满了一串串榆钱，树枝低垂，探出墙外。这年清明节早晨，骨瘦如柴的甘云卿拿着镰刀，悄悄地爬上树砍落几枝榆线，不料被地主婆发现。她急忙滑下来，脚刚落地，地主婆便上前拧住她的胳膊骂道：“找死的贼妮子，大睁白眼来偷俺家的钱。”甘云卿不解其意，连声反问：“我几时偷你家的钱啦？”地主婆见甘云卿顶撞她，气急败坏地打了她两个耳光，并指着地上的榆钱，煞有介事地说：“这是啥？”甘云卿一听恍然大悟，更加理直气壮地反驳：“这是榆钱，不是钱!”“俺这是棵摇钱树，今天你来破了俺姜家的福气!”地主婆说着趁甘云卿不备，猛地夺过镰刀照甘云卿砍去，把她的左腿肚子砍了长长的一道血口子。甘云卿又痛又气，狠狠地往地主婆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又拾起地上的榆树枝，朝地主婆没头没脸地抽打，打得地主婆鬼哭狼嚎。十四岁的甘云卿教训了地主婆，乡亲们都称赞她不畏强暴，敢于反抗。
斗霸、支前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临淄县解放了，甘云卿被选为村姊妹团长。不久，上级派来工作队，发动群众反奸诉苦。甘云卿热烈响应上级号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带领姊妹团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夏，上级指示田旺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斗争恶霸地主姜桂亭，彻底清算他的罪行，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老奸巨猾的姜桂亭，发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便深夜带着老婆逃跑了。甘云卿闻讯，心如火燎，埋怨自己对阶级敌人监视不严，警惕性不高。她随即找到姜家的佣人，经过耐心询问，才知道姜桂亭逃到桓台县上河头村她女儿家潜藏起来。经过研究，甘云卿亲自带领四名联防队员，去把恶霸地主姜桂亭押了回来。
为了开好斗争大会，甘云卿不顾疲劳，逐门逐户地发动苦大仇深的群众。在她的努力下，穷苦的人们纷纷起来，与姜桂亭进行斗争，清算他的罪行。村里有个叫姜解的农民，他原有五亩靠村边的地，和姜桂亭的地挨墒。娄桂亭竟在夜里偷往姜解的地里埋界石，进行蚕食；姜解发现后提出质问，姜桂亭竟倒打一耙，说姜解蚕食他的土地，并把姜解打伤。姜解到旧县府告状，官司不但没打赢，反而招来了灭顶之灾。在一个夜间，他被绑到乌河崖上杀死了。从此，姜解的地便到了地主姜桂亭的名下。姜解的妻子怕再遭暗害，迷往他乡改嫁了，家里只剩下姜解一个可怜的老娘。开始，甘云卿动员姜大娘到大会上控诉姜桂亭的罪行，老人对形势认识不清，思想有顾虑，怕以后受到报复，说啥也不想去出头露面。为此，甘云卿便白黑靠在姜大娘家里，一面帮助她干些零活，殷勤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一面诉说自己的苦难家史，启发老人的阶级觉悟。姜大娘终于觉醒了，积极报名到大会上诉苦，决心与恶霸地主姜桂亭斗争到底。
斗争大会按时召开了，甘云卿搀扶着姜大娘走上主席台。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恶霸地主姜桂亭的罪恶，一下子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大家纷纷登台控诉姜桂亭。甘云卿怒视地主，带头振臂高呼：“坚决打倒地主阶级!”“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口号声像惊涛骇浪，阶级敌人心胆俱裂，
甘云卿在土改运动中，勇于斗争，公正无私，她把斗出的近地、好地，分给别人，自己分远地、薄地；她把斗出的房屋、家具、衣服等，优先分给烈军属和其他贫雇农。她经手的财物，做到账目清楚，分配合理，自己从不多占用一点。
一九四六年六月，独夫民贼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向我解放区进攻。甘云卿满怀仇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开展动员参军和支前工作。她一面带领姊妹团赶排了《送郎参军》等戏剧，到处演唱，启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一面针对青年们的不同情况，深入到户进行工作，解除他们参军参战的后顾之忧。因此，路山区一带很快出现了一个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参战的动人局面，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扬。
在支前工作中，甘云卿带领姊妹团干得很出色。每逢部队路过田旺村，她们便烧开水接待战士们，并把熟鸡蛋和军鞋送给他们。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们更是精心护理，无微不至地照顺。每逢上级号召各村妇女为部队赶做军农时，甘云卿总是跑前跑后，认真组织，合理安排；并且以身作则，起早带晚，加紧缝制。当时一般每人每次做军衣两件，她却做三、五件，并且做得针线密细均匀。她还把“打蒋匪，立战功，全家光荣”，“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等口号写在红纸上，夹在军衣中，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在甘云卿带动下，姊妹团做军衣每次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因此，上级表扬她们是“支前模范姊妹团”，甘云卿也被誉为“斗争的闯将，支前的模范”。
擒敌毙匪
一九四六年夏季，上级指示抽调一部分骨干力量，充实加强武装工作队。甘云卿调去参加集训，后被分配到七区工作分队任二组组长，工作地点是王家庄。
甘云卿进村不久，就发动群众建立了村政权，并成立了农救会、自卫队、姊妹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年秋天，又发动群众斗争了恶霸地主“刘天爷爷”和兵痞王英才。“刘天爷爷”是王家庄一霸，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曾勾结日寇，伙同匪军残杀我抗日战士。王英才是甘云卿的姨夫，自幼不务正业，当过匪军，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王英才曾叫他老婆去找甘云卿说情，可是甘云卿办事不徇私，当即拒绝了她。王英才慌了手脚，连夜外逃，又被甘云卿逮了回来，开了他的斗争会。
工作队的活动，敌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一伙被打散潜伏下来的土顽，突然包围了工作队。当放哨的队员发现情况时，三个顽匪已爬上西屋顶，枪口对准了工作队住的北屋门。随后，六七个顽匪砸开院门，冲进院里，并连声嚎叫：“甘云卿，快投降吧!”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甘云卿镇定自若。她凑近窗口，举枪对准冲进院里的敌人，“啪”的一声，前面的一个应声倒地，后面的几个见事不好，掉头窜了出去。甘云卿果断地命令两个队员各堵一个窗口，迎击再往院里冲的敌人。她和另外两个队员砸开东山墙上的窗子，叫一个队员先跳下去，在屋东北角警卫，她和另一个队员爬上靠墙的一棵槐树，翻上屋顶，借屋脊掩护，向西屋顶的三个敌人射击，一个匪徒中弹死亡，另外两个连滚带爬摔落在地。这时，区工作队指导员董信然闻讯带队赶来，里应外合，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战斗取得了胜利。
侦察、被捕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临淄人民又陷入深深的灾难之中。敌人进攻开始时，上级指示，工作队员一部分随部队转移，一部分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甘云卿主动请求留下搞敌人的情报，领导上批准了。这时她怀着对革命的忠心，提出了入党申请。
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随时都有危险。但甘云卿为了摸清蒋匪军的情况，及时汇报上级，伺机打击敌人，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她经常化装出没在淮阳、路山、王家庄、孙娄一带，除了搞敌人的情报，还时常配合武工队进入敌军驻地散发传单。七月中旬，她先后潜入敌四区、五区区公所，给匪首留下警告信。匪区长石文泉和大队长郭东泗看了警告信，吓得面如土色，战战兢兢，急忙设了双岗，并派了流动哨。
这年十月，甘云卿接到上级指示，要她在二十一日到王家庄大集上与以小贩为掩护的王德荣同志接头，共同摸清敌保安六旅十团在王家庄、辛店一带的防守火力配备情况。
甘云卿接受任务后，心情十分激动。这天一大早，她就梳了个发髻，头罩毛巾，臂挎印花包袱，一身年轻媳妇的打扮，轻捷地来到了王家庄。
这时的王家庄周围战壕交叉，铁丝网密布，匪兵在路口吆喝着盘查行人。甘云卿随着赶集的人来到集市上，停在一家杂货铺前，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发现敌巡逻兵来往不断，便衣特务晃来晃去，气氛异常紧张。甘云卿若无其事地慢慢向集市东头走去。突然，三个当地的匪兵从一条胡同里闯出来，贼眉贼眼地观察集市行人。甘云卿怕被敌人认出，转身走到一个卖花线的老奶奶面前，低身仔细地挑选起花线来。可是，她已经被王家庄的地主王其书和匪二中队长罗兴武的老婆发现，偷偷地报告了正在带队巡逻的匪一中队长于龙光。这个家伙一听到甘云卿的名字，欣喜若狂，急忙吩咐身旁的两个特务盯上甘云卿，并交代说：“先别惊动她，看她和谁联系，一起逮起来。误了事要你们的命!”接着，于龙光又命令封锁了路口，随后带人朝甘云卿围过去。
富有斗争经验的甘云卿，已敏锐地觉察到情况危急。但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友王德荣同志的处境。她来到了集市尽头，快到接头地点时，想到王德荣如果看不出情况有变化，走过来接头，就会立即遭到敌人逮捕。于是，她果断地决定，宁肯自己遭难，也要保全同志!她把心一横，站住不动了。这时，便衣特务也跟上来了。她一抬头，见王德荣朝她走来了，就急转身狠狠地打了身后的便衣特务两巴掌，并高声骂道：“狗东西，跟着我干啥!”这一来，王德荣立即止住了脚步，焦急地看着临危不惧的战友，不想离开。甘云卿又命令似地望了他一眼，督促他赶快走开。王德荣安全离去，甘云卿却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光荣献身
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十八岁的甘云卿已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她深知这次落入敌手凶多吉少，遂下定决心，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
当天下午，她被反绑着押解到孙娄敌区公所。在一间审讯室里，坐着匪区长石之泉和匪大队长郭东泗两个坏蛋。临危不惧的甘云卿刚走进室内，石之泉连忙起身让座，并煞有介事地要匪兵给她松绑，还说什么“对部下管教不严，多有冒犯，还望海涵、海涵!”
甘云卿抬起右手，拢了拢沾血的乱发，怒目斜视，一言不发。
甘云卿鄙视地瞪了石之泉一眼，还是一言不发。
石之泉又软中带硬地说：“当然啦，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何去何从，需当机立断，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甘云卿泰然自若，紧闭着嘴，仍然没有开口之意。
石之泉看着沉默的甘云卿，忽然灵机一动，缓缓地改口说：“你只要说了，回家给房、给地、给钱，石某久闻你是个孝女，你若有个三长两短，今后谁服侍你爹呢？”
甘云卿不禁一阵心酸，两眼湿润。但她立即想起自己申请入党时说过：“忠于党的事业，永不叛党”的誓言，就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为了党的事业，就是死也决不泄露党的机密，决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她怒视着匪徒，就像一颗在膛的子弹，一触即发。
这时，嗜杀成性的郭东泗，见甘云卿守口如瓶，等得不耐烦了。他走到甘云卿面前，恶狠狠地说：“你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狼窝里!”甘云卿怒气冲冲地回答。
“甘云卿，你就是块石头，我也要叫你开口!”郭东泗咆哮起来。甘云卿怒不可遏，举手朝他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接着说：“瞎了你的狗眼！今天你把我大卸八块，也休想掏出一句话！”
郭东泗捂着脸，石之泉跳了起来。他原以为，甘云卿是个年轻妇女，只要自己略施小计，便可取胜；却没想到共产党的干部竟是这样的难对付!石之泉黔驴技穷，凶相毕露地向外招了招手，匪兵把甘云卿架了出去。
在一间阴森森的刑讯室里，甘云卿被反绑着吊了起来，于龙光等匪徒赤着臂膀，举着蘸水的皮鞭，轮番抽打甘云卿瘦弱的身躯。她紧闭双眼，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哼。郭东泗冷笑着，又用匕首划破她的两腿和背部，鲜血淋漓，甘云卿昏了过去。
郭东泗命令匪徒放下甘云卿，在她身上泼了一桶凉水，甘云卿苏醒过来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石之泉见甘云卿如此顽强，恶狼般地追问她。
“我信仰共产主义，争取参加共产党。”甘云卿充满信心地回答。
石之泉贼心不死，继续逼问：“工作队的活动情况，董信然的下落，你总该知道吧？”
“对，我是知道的。”
“那好，你快说!”
甘云卿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们的组织秘密，你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一点情况。”
石之泉脸色铁青，瘫倒在靠背椅上。匪徒于龙光又把甘云卿吊起来，毫无人性地把食盐撒在她的伤口上，甘云卿二次昏了过去。但她苏醒过来之后，仍针锋相对，怒斥敌人。
匪区长石之泉和匪大队长郭东泗连审甘云卿毫无结果的消息，传到了敌保安六旅旅长兼临淄县长徐振中的耳朵里。他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部下无能，命令提来亲自审问。可是，他面对坚贞不屈的甘云卿，虽经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却仍然一无所得。为此，穷凶极恶的匪首徐振中，决定杀害甘云卿。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凌晨，天空阴沉沉的，一群匪兵荷枪实弹，押着甘云卿来到辛店西北角刑场。甘云卿巍然挺立，怒视敌人，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声吓得敌人魂飞魄散。霎时，一个匪徒瞪着血腥的眼睛，持刀向前，恶狠狠地朝他的左臂猛砍下去，甘云卿倒下了。少时，只见她拖着右臂，顽强爬起，两眼喷着火光，向敌人冲去！这时，匪徒们一声呼啸，四只狼狗，狂吠着扑到甘云卿身上……
人民的好女儿、英雄的战士甘云卿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与敌人斗争到最后一息，壮烈地牺牲了!家乡人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埋葬了她的遗体。她忠贞不渝、宁折不弯的革命精神却活在当地人民的心中，鼓舞着人们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进行斗争，赢得了临淄的解放，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