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根据前期核查，依法对知网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回应称，“将以此次调查为契机，深刻自省，全面自查，彻底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创新发展模式。”
文|李秀莉
“侵权”风波
眼前的书房面积不大，家具放得紧凑，只有两张红色的木质书桌、一把工作椅和一个小书橱。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些书籍和几个棕色牛皮纸袋，赵德馨将纸袋里厚厚一摞散装的书稿拿出来给本刊记者看，这是他已经修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5~1991）》，近50万字，已和出版社签好了合同，正在等待最后的出版。另一张相邻的桌子上则放着赵德馨平时写作用的台式电脑和打字机。电脑前，《楚国的货币》打开倒扣在桌面上。书页已经泛黄，这是赵德馨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正在进行修订，这是他最近工作的重心。
接手该案的律师有十多年的知识产权诉讼经历，和赵德馨相识已久。但和律师交流后，赵德馨得知，这并不是一个有十足把握的官司。
但老教授赵德馨坚持了下来。2021年6月，他和知网的官司二审终结，赵德馨方全部被判胜诉。在其中一份判决书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此判决：知网提交的稿约难以确认用何种方式向投稿人告知。稿约中关于作品将编入数据库的文字表述仅告知作者作品将入库，对于数据库如何使用作品未明确告知，也未告知数据库将获得何种权利及权利范围。因此该“稿约”不产生法律效力。
赵德馨诉知网的成功以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可能对今后的类似案件具有参考意义。
快速崛起的知网
1998年世界银行在《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简称NKI）概念，中国知网（简称CNKI）的建设计划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1998年，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正式成立，开始承办中国知网的建设。一年后，中国期刊网上线，后改名为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负责内容建设，同为清华大学校企的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与服务，后来虽经历过一些股权变动，但中国知网一路发展壮大。
虽然钱不多，但在此之前，赵德馨的书只有纸质版，学者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知网帮忙把书变成电子版，“而且还答应给我钱，给我使用报告”，赵德馨欣然应允。
直到2006年，国家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络转载只要没有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就构成侵权。这意味着，此前经由司法解释形成的“网络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宣告失效。
法律条文的更新给现实操作带来了模糊地带。陈明涛是文著协诉学术期刊公司案的代理律师，他告诉本刊记者，2017年法院还对知网的被诉使用行为是否应认定为“网络转载法定许可”产生争议。“一审认为是，二审认为不是。”后来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学术期刊公司于2006年12月8日之前，也就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废止之前，在中国知网上提供涉案作品供用户下载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之后的行为侵害了文著协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知网的权力
“有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能坚持打下来，因为我是湖南人，湖南人的性格就是不认输。”在餐桌上，赵德馨倒了盅刚温好的黄酒，打趣自己这次和知网的“战斗”。
近年来，中国知网还参与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工作。高超群说，中国知网每年都会对其平台上的期刊进行影响因子计算，并据此分类对学术期刊排名。知网会把这些数据反馈给编辑部，这些数据对编辑部改进自己的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尤其是亟待职称评定的青年学者来说，“影响力”“影响因子”等指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985”高校的青年教师告诉本刊记者，学校工作中，至少有三方面需要用到学术评价：第一，年度考核；第二，聘任期合同中涉及的“非升即走”等考核；第三，职称评定与职务晋升。对科研主导型的学者而言，无论是哪种目的的学术评价，“论文”都是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比如评副教授，必须在顶刊发两篇论文才有资格去参评”。达到这个标准后，在具体评价时，“比如下载、被转引的次数等，都是辅助性的评价”。
该青年老师告诉本刊记者，严谨的高校可能并不会直接把中国知网等学术平台的被引率等数据作为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但是“因为被引率是一个挺重要的指标，不仅作者面子上有光，同时也决定了刊物的影响因子，是能不能进核心期刊名录的计算公式中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也存在部分期刊互相之间刷引用数据的情况”。
张洪波曾经参加过一所高校的国家级课题，负责人发了一个申报模板给他，要求除了填写个人的自然情况之外，还要有学术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等。其中一项是学术成果的影响，包括阅读量、被引率等数据，内容并非必填项，“但在高校，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你不填可能综合竞争力就会弱一些”。而这些数据，大都从中国知网等学术服务平台上获得。这意味着，中国知网之类的学术服务平台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评价工作。张洪波将这种现象称为“学术绑架”：“我说被‘学术绑架’，一个是对学术期刊本身，另一个是对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高校科研机构学者。这可能也是一些学者和期刊几乎不会主动站出来去维权的原因。”
下架？
将起诉者的论文下架处理，可能影响到知网用户的使用权益。南方一所“211”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告诉本刊记者，包括他们在内的几个高校图书馆都在观望此事，希望中国知网尽快拿出解决方案，重新上架赵德馨等人的论文。“作为图书馆，我买数据库是要给我的读者用的，按照知网的这种做法，维权成功一拨，下架一批，再成功一拨，再下架一批，我买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是我的读者能用的呢？”
该图书馆馆长告诉本刊记者，学校购买知网服务已有20年，选择的是非全数据库，去年的订购费为100多万元，而同类其他数据库的价格仅为一年10万~30万元。因为价格较高，“只能是非常有钱的学校，才有可能把（知网）整个库买下来。”即便如此，中国知网的订购价格“几乎每年都有10%以上的涨幅”。
根据同方股份2020年财报显示，同方知网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1.6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93亿元，毛利率为53.93%。而在2021年上半年，同方知网的主营业务收入约为4.9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893万元，毛利率为51.3%，接近“暴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图书馆都曾因涨价过高而宣布暂停和中国知网的合作，但最终都以向知网妥协告终。“没办法，我们的读者需要它。”这位图书馆馆长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