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日傍晚，哈金来到波士顿BrooklineBooksmith书店，介绍他最新的英文小说《南京安魂曲》。正值50年店庆，书店老板最近两周内邀请了包括哈金在内的21位美国最重要的作家来演讲，哈金英文小说《等待》的封面与其他作家的肖像，组成了书店入口处的一面海报墙。
2011年11月，哈金在波士顿的电车上。他说自己不可能和过去完全分割。年轻时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到老了，过去就回来了，压都压不住。（朱又可/图）
在书店地下室等待哈金的读者年龄各异。哈金介绍了《南京安魂曲》的写作过程，朗读了小说片段。一个小男孩提问，南京大屠杀后，那里现在还有人住吗？这本书他也想买一本，但妈妈没给买，说怕他看了做噩梦。
《南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魏特林因为受战争创伤精神崩溃，回到美国疗养时自杀，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她都是几乎被历史淹没的人物。
要把她的故事讲述完整，又不能任意创造，哈金虚构了一个讲述者——魏特林的中国助手高安玲。战争爆发时她的儿子在日本读医学院，被日本当局征召到中国战地医院服务，他总是尽量帮助中国人，但被中国的锄奸队暗杀了，高安玲也不敢与日本的儿媳相认。
纪念会看得心里难受
南方周末：写这本书，有人说你是看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呢？
哈金：有一部分。但是美国华人每年都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会，我挺吃惊，他们都有多年积攒的材料、照片什么的，看了心里很难受。张纯如的书算一个起因，但在她之前华人一直在纪念，从来没有停过，现在也是，在每年12月份和每年日本投降日。严歌苓也说非常吃惊。我出来以后接触到一些当地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他们还一直在做。
每年都去看纪念会，慢慢地就成一块心病了，老想这些事。但是看张纯如的书以后知道有一批美国传教士也介入这个事情，又读了台湾人胡华玲女士写的一本魏特林传记。真正开始想小说怎么写，大概在2007年底，以后就真正地做研究。关于她（魏特林）的书、她的日记得读一些，动笔是2008年夏天。
南方周末：小说里有处细节，写池塘里很多尸体，有鱼在游，水是红的。
哈金：鱼都变肥了。那是我加的。事实上当地校园附近并没有池塘，但是小说中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历史）照片就是池塘里全是人的尸体；当然，我说的鱼肥了，草长得更旺……人死得多，这是常识。池塘可能不在金陵学院附近，我是为了把故事衔接过来。七十多年来，有一些池塘早就填平盖了房子，这都是可能的。
怎么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细节，怎么把小的细节串起来成为故事的有机部分，这也是很难的。小细节很多，我看了很多照片、书，但是串不起来。一开始写的局部都挺有意思，但不是整体的东西。就像咱们北方说的“肉冻”，你做了半天冻不起来。但是找到叙述者（高安玲）以后就成了。
我写日本兵吃的大米饭都是红的，别人说太悬乎了。这其实来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找不到干净水喝，吃饭都是血糊糊的，你说杀人杀到什么程度？有些真实的东西比想象还可怕。
南方周末：你很强调真实，这是你写小说一贯的做法？
哈金：关键是有些事情只要是发生了，下笔的时候就信心大一些。以色列作家AharonApplefeld是我的老师，他说你不需要创造什么细节，但是要把细节的次序安排好，这就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创造。
像南京大屠杀，他们说你写得那么血腥，日本兵往中国小孩嘴里尿尿。但那是日本兵自己记载的，不在南京，是在南京外围。我写金陵学院里一个姓张的图书馆员把棉袄脱了来让日本人朝他刺，被刺死了，也是来自日本兵的记载：一个农村的老汉，一刀没刺死，老汉把棉袄撕开了，他接着又刺一刀。都不是我编的，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身上，我为了整体感就把它融合起来了。
日本人发给魏特林的通行证。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CFP/图）
数字不重要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
南方周末：关于遇难者数字，不同方面各执一词。
哈金：我们说30万，没准，东京审判时确定最少是20万。其实死多少人不是最重要的，你杀100人就不是杀人了？我老想，国军为了阻止日本进攻，把花园口都决堤了，死了至少80万，淹死的人和日本杀的人是一样的受罪。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数字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人、几个人怎么感受。你看中国当时是很窝囊的，其实中国论装备不比日本差很多。
南方周末：你写到南京防守战是为了面子，觉得中国人很可怜？
哈金：窝囊，很窝囊。其实南京他们就不应该防。除了面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个地方没法防。不防的话，财力、物力和人力可以用于保护平民。开战早期政府官员都跑了，市长也跑了，拉贝就被称为“市长”。
南方周末：你写到高安玲的儿子在日本学医，被胁迫加入日本的前线医院。现实中有类似的例子吗？
哈金：那时候很多翻译官都在辽宁金州长大的，你说翻译官都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吗？有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需要那样的情节。魏特林真的生活就这么多事，没有大事，不能乱编，叙述到一定时候就没有冲力了，必须得有新的故事和新的戏剧维持冲力。这就把高安玲的故事加进来了，整个故事的推进就好像车又有了油似的，继续往下走，主要是技巧上需要。
以前有一个英国作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把魏特林说成是跟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有了恋情，那个男人有家有事业不能理她，最后她要死要活的，精神崩溃了。他靠艳情来创造这种冲力。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她是很清白的基督徒，那样写有点不负责任。我虚构高安玲这个人物主要是这个原因。在第三部分，什么都很安静的时候，突然一个来访者叫她的丈夫到南京日伪政府当高官，那马上是一个危机了，于是还能把故事往前推。
南方周末：你要处理这样的题材，是否和其他写作者面对的材料都差不多？你能找到别人也能找到，除非他偷懒。
背叛民族，还是背叛家人？
南方周末：《南京安魂曲》和你前面几个长篇不太一样，有一个骨架，应该是宗教精神。
哈金：因为人物都是宗教背景，没有办法的。魏特林是现实的人物，也是传教士、基督徒，这个没有办法超越。我想跟历史贴得近一些，不能随便乱发挥。虚构的就是叙述人高安玲，我虚构了整个她的家、她的儿子。
南方周末：你选择金陵女子学院这个场所，是因为魏特林的史实局限？
哈金：既然选择魏特林，就得接受这些局限。我觉得魏特林是英雄，她很冤枉，因为建国以后就不宣传了，都不知道美国传教士帮助中国难民的事，张纯如的书出来大家才知道。基督徒自杀是不受鼓励的，所以教会也不能把她当英雄宣传。
南方周末：魏特林的日记中自责自己允许日本军人从金陵学院带走“妓女”？
哈金：在日记中她没有自责，但是提到了这个事。后来在报告中就不提了。但事后她病了一场，她一定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折磨。
南方周末：高安玲的儿子高浩文，从他家人到魏特林，都包容他理解他，但是放在爱国主义的集体语境里会怎么样？
哈金：那就是叛徒。你给日本人做事情，你说不清楚的，小人物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反过来像郭沫若那样，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回来打日本，对家人是背叛，对民族来说是一个英雄。普通的人，高浩文觉得应该忠于自己的老婆孩子，忠于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但在大伙儿的眼光中就是一个汉奸，没说的。
南方周末：包括高安玲在东京审判时，也不敢跟她儿媳妇相认。
哈金：对，那是大的问题。她代表所有受害的南京妇女，责任太大了。当然也有怕将来说不清的可能。
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
南方周末：你写到东京审判宣布几名日本战犯死刑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哭了。
南方周末：有个在美国待了20年的中国神父，说他以前了解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都是仇恨，甚至他跟日本神父在一起共祭弥撒，都克制不住内心有时会浮现反感、别扭的情绪。
哈金：我也有这个感觉。我以前有个日本朋友，我太太就不高兴，我也确实觉得感情融合不到一块。人都很好，不过总是有些隔膜，很难。但不能让仇恨把你生活笼罩了。怨恨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表达宽恕？
南方周末：书名“安魂曲”怎么理解？
哈金：故事写出来，是对主人公和受难者灵魂上的安慰，这是直接的作用。魏特林也很冤屈，实际上美国传教士一直留到很晚，有的等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走，这些人回去以后还得受审查，因为他们跟红色中国有接触。
我到美国后读了很多《圣经》，对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尊敬。人要有敬畏，要是什么都不怕就坏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种心态毁坏性太厉害了。
《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们的儿子孙子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成的无奈和损害太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应该超越种族的经验。
“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划归移民作家，而不是流亡作家？
哈金：是。流亡者生活在过去，故园是他意识的主要部分，移民必须依赖现在。我不是因为出书什么的政府就把我流亡了。但我不是普通移民，在餐馆里市场里打工的那是标准的移民，到这来是白手起家。我毕竟是在写作。
南方周末：语言、身份、“背叛”，这些问题困扰你吗？
哈金：语言当然是一个大困扰。背叛倒是相对的，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应该忠于的对象。至于身份，我从不忧虑，还是让作品给自己一个最终的身份吧。
英语是很了不起的语言，有伟大的传统。有些人加入英语文学而且成为大小说家，如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所以我知道哪里有途径。选择英文写作不是新鲜的事，一切依靠运气和能力。最终我决定我能接受失败，因为无论在哪里人最终都是失败。阿瑟·米勒最后的剧作没人愿意上演，厄普代克临死前得了个“最糟糕的性描写”奖，还有的知名作家晚年根本无法出版作品，所以不能奢望成功。
汉语有特别的节奏和丰富的表达方式，有时我能利用这个资源让我的英文稍微怪一点，新鲜一点。这是优势的一面，但我还是必须放弃母语让第二门语言更流利。
我在美国当英诗写作课教师的时候，才比较认真地写作。在中国时，离文化界很远，后来上大学英文系，语言仅仅是个工具。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写小说，只是对诗歌感兴趣。我如果留在大陆，不太可能写小说，可能写一些非虚构作品。
纳博科夫临终时被问到，作为非常成功的作家，他的秘密弱点是什么？他答：缺乏自然词汇。我也有这种感受。非母语的作者抓不住那种自然性，因此他的任务是把这个状态变成自己的优势。
你的过去在你脸上
南方周末：第一本奠定了你在美国主流文学界地位的小说是《等待》。
那本书运气非常好。得了美国图书奖和福克纳奖，基本就站住了。这本书很多，特别是很多印度人读。有读者说他们的感情压抑容易体会到，说他认识的人就有像孔林那样的亲身体会。我有一个同事，他母亲读过很多书，她说《等待》是她读过的最悲哀的一本书——在等待中，很多生命就白白地流失掉了。
南方周末：你在《自由生活》里写的那个流亡知识分子，是不是确有所指？
哈金：也不敢说是哪个人，但是老一代人很多是这种心态，一见面就问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好像是老干部似的。我见过其中一个著名的老人，他死前一个多月我跟他吃饭，他说他革命这么多年了，最起码医疗费得给他吧？他患了癌症，觉得中国应给他付在美国的医疗费。革命这么多年了，还跟国家有扯不断的心态，可爱也很可悲。现在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了。
南方周末：你从《自由生活》开始写美国的事了。
哈金：对。有人说去美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连英语都不学，一种是纯粹变成美国人，跟过去没有关系。有人宣称他是世界公民，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去。这两种我都觉得很危险，特别是华人，你的过去在你脸上。所以我不太相信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每一本书都是新的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继续写中国，你觉得有问题吗？
哈金：看什么样的题材了。确实有些重要题材，必须在中国生活，当下一些特别小的东西，要亲身了解。中国有很多大的题材，但是你只能用中文来写，用外语写没有意义。
要用中文写作，我只能放弃这里的一切，在中国住两三年以后找到一个感觉。但是这都是不现实的事情。不是说你心里有一本书就可以写的，不是那种情况。
南方周末：单写美国人肯定也不行。
哈金：有什么意义？也不是我的优势，也不是我关心的东西。你的题材总是跟你自己的存在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往往是在一种危机感之下。写南京的书，虽然没有回中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核心事件，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联系。反正写完《南京安魂曲》我也算了结了一块心病。以前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