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是古装片和小说肆意低估银子价格，一顿饭几百两银子被人喷，现在矫枉过正，直接把银子价格吹上天了。动不动一两银子值几千块的神论都冒出来了。
入选教科书的《多收了三五斗》总还记得吧，对应的就是1930年代米价暴跌，江苏地区从最高15元一石跌倒最低6-7元一石的时期。
我们就按平均值的10元一石算行了，民国一石相当于现在60公斤，也就是1元6公斤，6公斤米现在市价我们算30元吧。也就是一个银元居然相当于30元人民币(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废两改元时候规定了一元等于7钱1分5厘银，之前银元银两并行时候也差不多这个数。一元相当于0.7两银子。那么按粮食计算，民国初年一两银子等于42元人民币。。。。。。。。
微博
这些回帖亮了
你现在大米年产量是多少？三十年代大米年产量是多少？你现在人均收入能买多少大米？三十年代人均收入能买多少大米？你换算的时候不考虑这些参照系，能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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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米不能参照，那你讲个更好的坐标系基点，
我不是说大米不能做参照系，而是你需要在这个参照系上增加一些合理变量，才能使这个参照系更准确。至于添加哪些，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拿现在的大米价格简单去换算当年的大米价格。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可以反驳。但从你配了个傻乐的表情看，你应该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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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00年庚子赔款时候，一两银子能买30公斤米，比民国时候购买力强很多，主要是20世纪初银价进一步贬值导致。民国初期1920年左右，一两能买15公斤米，民国中期废两改元前夕一两银子只能买10公斤米了。之前那个庚子赔款的贴子，按照米价计算，4.5亿两赔款本金相当于700亿人民币。
猪肉
民国1930年代上海一元能买五斤猪肉，换算下来不还是几十块人民币
1930年代人均gdp17美元左右，2022年12819。30年代，银元兑美元接近2.5:1。换句话说37年一公斤大米的价格和人均gdp的比值约等于0.0039。22年往大了方便计算假设大米一美元一公斤则比值为0.000078。可以近似理解大米的价值只有30年代的2%。从收入角度，30年代上海的居民年收入在50-100银元之间，往大了算，一公斤大米占全年收入的0.0016。22年上海平均收入是7万9，一公斤大米还是按上面大的算比值只有0.0001，换句话说，收入角度，米价只有当年的6%。所以如果从米价为参考系来计算银元购买力，即使按照你列的米价大跌后的30年代数据，也就是30年代的低值和22年的高值计算，你计算的结果也应当放大16-50倍，也就是670-2000左右一两银子。上述计算数据仅为了定性非定量，非严谨数据。不同年代比较币值选择参考系本来就是件复杂的事情，30年代对普通百姓而言，粮食是核心交换物，但是现在并不是。就好像30年代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小的都只要400-800大洋一套，鲁迅买的32个房间的四合院连中介加后续装修才花了3000大洋，还是被宰了买贵了的价格，如果用简单的现在北京四合院的价格来计算银元价格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果，大米同理。
核心提示：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圆，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圆，四菜一汤。花费1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1916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1995年人民币100250元，2009年200500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1918年《新青年》登载了如下启事：
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
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根据《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圆(大约合1995年人民币1万元、2009年2万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圆。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圆，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1918年直到1922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收入共400银圆，胡适(文科教授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月收入300银圆，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300银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300银圆，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银圆。又，20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117银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500银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100200银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银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银圆，也即每月11银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银圆之下。
据记载，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银圆左右；一间2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23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1000圆。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圆。当时新建的6条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8分钱，比人力车便宜，更方便得多
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
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
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
读者可按此比例，估算当时物价、生活费的水平和相应的银圆购买力。
较为有钱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圆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发妻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过鲁迅的资助。
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下馆子吃酒席、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圆，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圆，四菜一汤。花费1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2)四炒菜，如熘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1角；(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约合2009年人民币16元)。
又据老前辈朱家晋先生回忆，20年代东安市场的“吉士林”餐厅，楼上西餐一份的价钱(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共5角钱，堪称价廉物美。东安市场内的“会元馆”是地道的京派饭馆，以“褡裢火烧”著称，有猪肉白菜馅、三鲜馅，皮薄外焦里嫩，每份10个仅花1角钱，还奉送一碗鸡血豆腐汤。
在《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在《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1912年6月11日)和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1924年11月30日)的记载。20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1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银圆左右。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银圆，合每月17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600元、2009年人民币12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学术自由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
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银圆的编辑费，以备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1922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他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
民国时北京物价：花一元钱即可请人吃涮羊肉
当时的大米也很值钱，老百姓能吃上棒子面就不错了，我说的是棒子面，不是玉米面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圆(大约合1995年人民币1万元、2009年2万元)”那么一元就是2009年的60多元，放到今天也就是一百多块
你自己想想你在说什么。你相当于把近几十年来人均收入提高数十倍替换成了商品贬值为几十分之一，你相当于在说，中国人自始至终只能赚100元，现在米价只有当年的6%，所以一百元能买20倍的米，让中国人错以为自己收入提高了20倍。如果纵向对比你还觉得有道理，你横向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意思是不考虑外汇兑换，那么美国人比非洲人收入高一百倍其实是美国生活物资比非洲廉价一百倍。
其实差不多，我就说了民国一块钱相当于现在几十块钱。两个人几天省吃俭用，花个几十块差不多
人均GDP
就是这样啊，有什么问题。普通人读文学作品又不是搞经济历史研究，不需要去理解纵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需要理解书中想要表达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想要把当时的富人换算现在的富人，当时的穷人换算成现在的穷人，用人均GDP换算不是最恰当吗？比如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当天被送20两银子，按米价换算成1万rmb就不能直观的体现出中举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按人均收入算成20万rmb就能让读者一下子懂得中举的含金量了。
所以我用的是购买力劳动生产力标准。相对比30年代，现在收入增长了20倍有什么不能接受的。30年代挣100大洋，现在挣8万，按你算的不就是增长了差不多20倍。美国人的劳动生产力或者美元的购买力是非洲人的一百倍也不没什么不能理解的啊。
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这写的够清楚了。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读者可按此比例，估算当时物价、生活费的水平和相应的银圆购买力。关键是你怎么算2009年和现在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