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69的个头，体重92斤——45年后，蔡东士依然清楚记得自己参加完1977年高考时的样子。
当年蔡东士30岁，已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湛江农垦当了8年知青，多年前在兵团师部报道组当报道员，中央报刊、南方日报等时常刊登的署名为“高建兵”的通讯稿，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爱人也是知青。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农场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1974年在广东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师部报道组的蔡东士
“我没有动一点报考的心思。”这是蔡东士当年的反应。个中缘由，要追溯到1957年。
蔡东士的父亲那时是公社卫生医院的老中医，曾因议论天上刚飞过的流星是不是苏联的人造卫星而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后来很快知道搞错，一年就“摘帽”了，但“摘帽的右派”还是右派。年少的蔡东士很快就领教了成分问题对自己的影响。当年，就读潮阳井都中学的他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却因校长政审里的一句“该同学父亲是右派”而落榜，复读一年后才上了高中。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看到周围的人热情高涨地准备高考报名，蔡东士一直犹豫着，真可谓心淡如水，甚至把别人送的参考书送给了在茂名工厂工作的弟弟。
他在兄弟姐妹当中成绩一直最好，家人认为他最有希望上大学。二哥二嫂三番四次来信劝解，甚至提出要每个月拿出2到5块钱来补贴他。这两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以前都是讲出身、讲成分、讲空头政治，今后要讲知识、讲学历、讲实际本领，你不要目光短浅，一定要念大学”。
这句富有预见性的话说服了蔡东士。
等到他去报名时，报名处连报名纸都找不齐了。正好宣传队有人填表时头个字填错了空了一栏，他就把它涂了改成自己的，总算是报上了名。
他和全中国570万满怀惊喜与渴求的有志青年一样，摩拳擦掌准备参加高考。
奋力考试
苦熬十晚煤油灯下出“状元”
考前，国家向各单位发文强调要支持本单位高考生复习，给予放假等照顾，很多报名的学生都休假全心备考。
▲图为汕头地区1978年语文、数学高考复习提纲
当时很多应届的高三学生慕名向他讨教。应届生们是从课本中这样一句话来学习圆面积的：广大工农兵在伟大的劳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规律，知道圆的面积是1／2×周长×半径。但老三届的学生则是在老师的逐步引导下，从一个圆切割成无数个等腰三角形推导出这个公式的。考试制度不同，教材不同，效果大不一样。蔡东士从老大学、教育局里弄来几份以前的高考试卷。苦熬了十个夜晚后，他瘦骨嶙峋地赴考。
▲蔡东士（第一行，左起二）
那一年的考试，在他所在的考室，他几乎每场都是第一个交卷。
▲图为广东省1977年高考语文卷
监考老师肯定没有想到，这个骑单车的年轻人竟成了当年湛江的高考状元。
上大学似乎水到渠成了。
谁知，录取还有段插曲。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山大学南校门
当时包括中大在内的名校，很多专业都不录取30岁以上的考生，能录取的也占相当小的比例。
中大中文系负责录取工作有四人：中文系教授、党委书记、系主任和辅导员，录取要四个人都通过，一票否决。
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他最终被中大中文系录取。
个中曲折，蔡东士当时并不知晓。
▲中文系的老教师在商谈教学问题（从左到右：楼栖、商承祚、潘允中、王起、赵仲邑、黄海章、容庚、高华年、陈必恒）
大学之风
师道复兴康乐园里读兴浓
阔别了校园十年后，“知青”蔡东士终于成为了中大中文系的学生。
那一年，他31岁。穿着蓝色的裤子和军装来报到的那天，学校派来接车的76级女同学小袁核对了半天，才敢把这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新生”接回学校。当时班上最小同学只有16岁。
▲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新生入学的情景
▲1979年图书馆阅览室的一角
每天一大早，蔡东士就赶到学校门口的珠江边上(现中大北门广场)捧书苦读。进校没多久，他就当上学生会主席，省学联主席，对学习仍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买早餐的时候要排长队，插队又容易引发起哄，特别是他头上戴着多个学生干部的“光环”。于是他索性不吃早餐了。
▲1979年，学生在课室认真听讲
校园里，“文革”时期被彻底遗弃的“尊师重道”风气也在那时开始复兴。而这些一门心思专注学习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令老师们重新点燃了教书育人的热情。
康乐园里学术风气之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1979年的康乐园中区图书馆(马丁堂)
虽说是带薪学习，但蔡东士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34元钱，还要养育女儿，日子过得清苦。从广州到湛江的车费11块钱，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一到期末考试时，不舍得花路费回家的学生们就到处打听有没有顺路车可坐。经常等到大货车到了，一帮男女同学就跳上去，铺点稻草躺在上面：“回家咯！”咣当咣当地回到湛江后，一下车，发现谁也不认识谁了——每个人都满脸灰尘，黑乎乎的。
▲1979年的中大运动场
▲1979年康乐园中心区鸟瞰图
从文—从政
连跳两级走向决策中枢
在中断了高考10年后，国家对人才渴求到了何等地步，从他身上就能看出。
▲1982年11月27日，中山大学隆重举行恢复高考后首批授予硕士、学士学位暨颁发学位证书典礼。图为当时典礼的现场
“我说我就是要干我的业务(新闻)。”后来，他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两年半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副处级采编副主任，再两年，省委的一纸调令破格将他提拔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在广东的政坛上，蔡东士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名字。他曾连续担任四届省委办公厅的主任、秘书长，先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在省领导的位置上不忘艰苦岁月，珍惜新的生活，殚精竭虑，勤政为民。
▲77级中大中文系学生在校门口合影
如果当时没有恢复高考，没有上大学的话，人生会怎么走？他说，或许在农垦过一辈子，也有可能调到湛江的新闻单位工作。
蔡东士曾经跟女儿有过一段对话。当他和别人说起在农场时吃的都是没有油的青菜和地瓜时，当年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在旁边听到了，说“哇！爸爸，你们真幸福啊，有地瓜吃，你还老说你们苦”。直到他带女儿去看当知青时工作的农场，长大了的女儿看到了父辈当年劳动生活的艰苦环境，茅屋残破、道路泥泞，留下的知青垂垂老矣，她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没想到爸爸以前这么苦”。
▲蔡东士
高考制度的恢复，把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在田间劳作的知青们召回了大学校园，接续起在中国中断了十年之久的人才培养的桥梁
▲中山大学中文系1977级毕业照
曾有记者请蔡东士对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和恢复高考招生作个对比时，他这样感慨地说：“77、78级的学生中，后来不少人成为了社会精英。拿他们跟工农兵学员比，整体的水平要高。不过就个体而言，工农兵学员里也不乏精英人才。一种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对前种制度的否定。否定之否定是社会的又一进步。但不能由此否认在前种制度下照样有精英出现，工农兵学员中也不乏有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专家、企业家。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信今时无古贤。这是铁的规律。
▲中山大学七七级纪念高考四十周年合影
77、78级大学生是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是难以复制的一代。这两届大学生的成才率很高，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45年来实践证明，这一代人用行动回报了这个时代。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奉献者和守护者，是新一代大学生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