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正义——以城市实体书店空间为中心的考察
核心提示
当前，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改造升级为塑造城市文化景观、彰显城市文化品牌、实现城市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度。然而，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在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改造升级中相互博弈，文化逻辑下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遵循文化的价值理性，维护着空间正义的生产，对空间文本意义进行活化与再生产，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洞察及人文关怀。类似实体书店这样兼具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因资本的逐利性而产生了种种非正义，包括空间歧视、空间异化和空间权利剥夺等，致使城市商业文化空间异化为等级化、景观化和代际化的空间。为保障城市居民的文化空间权利，不再让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居民、城市边缘群体、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游荡者”，需要彰显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正义。在分配正义方面，注重城市商业文化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在承认正义方面，强化城市商业文化空间设计的人本性;在权利共享方面，保障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服务的平等化。
一、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
美国学者爱德华·W.苏贾认为，空间正义本质上是“一个地理和资源、服务获得公平地分配以及空间可达性的基本人权”。而城市商业空间正义是在商业文化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社会正义，包括空间区位分配的均衡化、空间资源享有和空间服务权利享有的平等化等问题。以城市实体书店空间为例，城市商业文化空间形态演变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呈现不同的空间内涵与意义，其生成演变的主要逻辑包括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在资本逻辑下，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经历了资本的空间化与空间的资本化，商业文化空间价值由空间扩张的规模化转向赋予空间符号价值和意义;在文化逻辑下，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经历了文化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文化化。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由公共性、准公共性、营利性场所转化为复合型的文化生活场所。
(一)资本逻辑下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价值
1.资本的空间化：城市实体书店的空间扩张
城市实体书店空间承担着知识的空间载体和知识再生产的功能，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以售卖书籍获取利润而言，实体书店空间同时承担着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功能，体现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空间。
2.空间的资本化：实体书店空间的符号价值
在当今消费社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消费交织。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资本与空间的关系呈现空间的资本化趋势。这时，空间的消费不仅在于消费空间、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更在于消费空间、产品与服务的场景、符号或意义。在“资本的空间化”阶段，同质化、标准化的空间复制是资本增值的最佳方案，而在“空间的资本化”阶段，空间的差异化、多样化更契合后现代社会消费者的需求。
(二)文化逻辑下的实体书店空间改造升级
1.文化的空间化：书籍阅读与售卖场所
在理性主义空间思维中，物理空间的形式是相同的，或同样形式的物理空间不断被复制。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成系列化，是同样的空间结构在不断扩张，形成同质化的系列。理性主义空间观念明确指定何种活动发生在何种空间里，空间被严格按照活动类型加以区分，呈现功能性特征。
在遵循普适性的空间逻辑时代，实体书店空间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售卖图书”的功能性空间，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为顾客提供丰富的图书商品，其内部空间布局则按照书籍类型分门别类地进行陈列，使顾客能够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书籍，以便高效率地完成书籍阅读和购买。这种空间逻辑体现出工具理性与效率价值。实体书店内部空间布局的基本逻辑正是将顾客购书消费作为“预期”，将分门别类陈列书籍作为“手段”，以实现交易快速达成的理性追求。其后果便是实体书店空间布局的无差别化与标准化，实体书店的书籍空间布局大多按哲学类、政治法律类、军事类、经济类、文学类、艺术类、历史地理类等类别进行分类，书店空间内整排的大型书架是几乎所有实体书店空间的标配。
在此阶段，实体书店空间承载着“文化”，即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知识性和想象性的作品，它是人类的思想和经验得以保存的各种具体形式”。实体书店空间的存在意义即是“文化的空间化”，将“文化”通过实体书店的空间载体传递给无差别的受众。
2.空间的文化化：复合型的生活空间
现代空间理论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区分，无异于普适性思维逻辑下的空间与独异性社会逻辑的空间之区别。从人文地理学视角来看，地方的独特性是人与环境接触后形成的地方感。“地方”对于个体而言是独异性的空间，在地方空间中，物品的摆放和陈列布局是别有意蕴的，为的是让人们体验这种作为复合体的意义空间，体验它的内在文化意蕴。城市实体书店空间不纯粹是为了被顾客使用或参与，它对参与者、体验者来说，具有文化价值和符号辨识度。
使功能性“空间”转变为独异性的“地方”的主要手段是用“文化”为“空间”赋能，即“空间的文化化”。空间不再仅仅具有使用功能，而被赋予了符号价值和文化意义，具有了审美体验感和情感价值。近年来，面对来自数字化阅读加速、网络书店价格打折、实体书店门面租金急剧上涨的压力，实体书店不得不考虑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众多实体书店不再局限于仅是售卖书籍的功能性场所，转而开启“书店+”模式，包括“书店+咖啡”“书店+文创”“书店+展览”等，但无论采取何种业态的多元化经营措施，其核心要义是为顾客构建一个被赋予文化和情感的“地方”。实体书店的空间布局、符号构思、装潢设计、情感体验等不再仅仅围绕“售书”这一功能性目的，更多是为了让顾客能够在书店空间内产生一种审美的、体验的、情感的精神愉悦感，为受众提供一个独异性复合型生活空间。通过“空间的文化化”，实体书店空间由传统的图书售卖场所的功能性空间转向独异性的文化空间，实现空间转型升级，也使顾客从“空间中的消费”转向“对空间的消费”。
二、文化与资本博弈下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正义
从“文化的空间化”到“空间的文化化”，城市实体书店在生存压力下谋求空间改造升级。尽管实体书店空间由传统的售书场所转变为具有符号价值、审美价值和情感体验的商业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空间的文化内涵，使顾客能够获得更好的阅读和购书体验，但实体书店空间改造升级原始的驱动力仍是资本获利——由“资本的空间化”到“空间的资本化”。一方面，实体书店空间的改造升级是对消费空间变革的一种回应，加拿大学者D.保罗·谢弗预言，我们正在由“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转型，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提出了“审美资本主义”概念，认为审美和艺术的特性成为当代经济的特性。另一方面，实体书店在生存压力下进行空间改造的策略，正反映了实体书店在文化与资本的博弈中面临的现实选择。
追求商业利润始终是资本的本质。城市实体书店在追逐资本利润的过程中，其空间改造逐渐凸显文化的商业化。与此同时，以文化为底蕴的实体书店空间改造升级，在客观上促使空间变得更人性化，体现着空间的文化正义。实体书店空间改造在资本的“利”与文化的“义”两股力量之间相互博弈，由此产生了种种空间的非正义与正义现象。
(一)资本的“追利”与空间的非正义
1.空间歧视：等级化的空间
为追逐资本利润，城市实体书店的内外部空间持续进行着扩张。首先，实体书店的选址依据是该地区是否有足够的客流量、受众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书店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这种基于资本利益考量的不平衡扩张态势导致了城市实体书店空间的等级化和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我国城市实体书店的空间分布过度集中，且地区分异明显，具有聚集性和不均衡性。截至2020年11月，西西弗书店在全国70多个城市拥有300多家实体连锁书店，主要分布在北京、重庆、成都、上海、深圳、武汉等城市;中信书店在全国12个省市拥有34家城市店，在13个机场拥有64家门店，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杭州、西安、重庆等地。从实体书店的地理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于城市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较高、消费潜力大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于城市内部空间而言，这些实体书店多分布于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占比较高的高端购物中心、步行街等地，多依托大型商厦、购物中心等场所。为了吸引客流量，这些场所甚至提出，只要实体书店愿意入驻，商厦、购物中心可以减免租金，给予装修补贴，实体书店由此成了商业地产资本的附属品。
2.空间异化：景观化的空间
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者倾向于视听化和具象化的消费空间体验，包括身体、符号、情感和意义等方面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空间注重向消费者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觉文化展示场所。比如，上海朵云书院空间构造的景观审美体验无处不在：顾客乘电梯至上海大厦第52层进入朵云书院，洁白的拱形书架映入眼帘，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云端;书店内设置“空中花园”，花园配有巨大的盆栽喷水池和石墩，置身其中可以将黄浦江两岸景色尽收眼底;同时，该书店空间还陈设着各类精致的文创产品。这种被景观化的空间带给顾客心旷神怡的美好体验。
城市实体书店空间注重融入城市文化精神，让城市文化赋予自身特殊的符号价值，展现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比如，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被看做旧金山的文化精神象征。20世纪50年代，城市之光书店的同名出版社出版了“垮掉的一代”的代表诗集《嚎叫》，当时一群年轻人通过诗集和其他运动表达对主流文化的不满，挑战美国主流知识精英的价值观，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较早的青年亚文化现象。1957年，再版印刷的《嚎叫》在运回美国途中被海关指控为“淫秽作品”并被没收，书店经营者劳伦斯被捕入狱。该事件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定“淫秽作品”的判定标准，并解除部分禁令。城市之光书店履行着推动美国出版自由的重要责任，成为人们了解旧金山城市精神的窗口。城市之光书店的对面便是“垮掉的一代”博物馆，与书店遥相呼应，成为一种反映旧金山城市文化精神的象征物。
一边是转型升级的实体书店出于商业资本的考量将空间景观化，以吸引消费者进行阅读与审美体验，另一边是执着于文化理想的传统书店面临生存压力而难以为继。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文化地标“季风书园”曾因其创始人严搏非专业的选书能力而深受文化人的认可，但却因专注于“书籍之本”、盈利模式单一、书店持续亏损而最终于2018年以“书籍买二赠一、书架三元一斤”的方式告别历史舞台。无独有偶，单向空间书店创办人许知远于2020年2月发出求助信，直言“书店撑不住了”，尽管在社会捐赠支持下，单向空间得以渡过难关，但其背后展现出实体书店艰难地在“文化理想”与“商业资本”之间寻求平衡，以求生存谋发展，值得深思。
3.空间剥夺：代际化的空间
(二)文化的“活化”与空间的正义
1.活化空间与书籍文本的意义
2.强化空间美学与人文关怀
当今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城市人口流动性增大，许多城市居住着来自世界和国内各地的外来人口，对他们来说，“生疏引发的是兴奋、困惑和在迷茫中寻找出路时身体的不适，还有强烈刺激导致的不安”。与此同时，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也会成为他们获取城市空间资源的障碍，从而在异乡难以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其心理的压抑与孤独感需要被关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广州等地的外文书店主要服务于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和具有外文阅读能力的知识分子，对于受碍于异域文化差异的外国人来说，为他们提供无障碍接触书籍的空间，减少了因地域身份差异带来的空间使用权利不平等。
三、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正义的实现路径
亨利·列斐伏尔曾说：“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面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社会正义与道德伦理问题，需要改变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便是突破口。尽管公共图书馆承担了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但它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支撑，且服务时长与运营活力受限，那么商业性和文化性兼具的城市实体书店、民营博物馆、民营图书馆等社会机构参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就很有必要。在城市商业文化空间建设过程中，民营实体空间改造升级正是形塑居民的文化消费习惯、阅读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以实体书店空间为例，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正义需要空间所属主体及其关联主体进行合理化的空间设计与改造，实现作为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作为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和作为权利共享的空间正义。改变不合理的空间结构和空间非正义现象，构建科学的文化空间制度、空间形态和空间符号价值，推进商业文化空间权利的平等化。
(一)作为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实体书店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所谓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即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空间权益分配问题。在城市实体书店空间生产实践中，资本逻辑往往盖过价值理性，一线、二线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商业聚集区备受资本的青睐，实体书店地理空间分布总体呈现集中化、阶层化的态势。但是，实体书店作为一种商业文化空间，其文化追求和文化责任应居于首位，其空间分布应助力缓解空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体现社会正义。
美国城市学家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将城市发展动力的转变历程概括为从传统生产元素到人力资本要素，再到如今城市(空间)宜居性中的舒适物与文化场景营造。近年来，实体书店空间的改造升级使其成为城市中别具一格的文化生活空间，为城市居民建构了一种文化场景、文化记忆和文化栖息场所，甚至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风格。一些城市力图将能够代表自身文化形象的实体书店空间打造为城市文化名片，如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东京的茑屋书店、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国台湾地区的诚品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成都的方所书店、上海的钟书阁……然而，本应属于城市居民共享的商业文化空间却成了拥有一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社会群体的专属空间，这种专属于部分人群的文化空间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与文化差异，进而加深了社会群体的阶层区隔。
城市实体书店空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城市商业文化空间的一种非正义现象，如何让居住于城市不同区域的居民能够最大限度地享用实体书店空间构建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场景，是实现城市商业空间正义的关键一环。为此，政府要在场所租金、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行业协会(如书店联盟等)要发挥行业中介与纽带功能，引导和协调实体书店的空间分布趋向均衡。书店经营者则应打破唯资本利润至上的局限性，履行自身作为城市书籍和其他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者的文化责任，合理配置文化空间资源，在选址布局时不能仅仅以盈利为出发点，还要考虑居民文化权利、文化正义和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将文化空间资源向城市落后地区或边缘地区倾斜。同时，实体书店可以适当增强书籍内容资源的空间流动性。比如，日本的BookTruck书店定位为移动书店，以卡车作为书店流动空间，运行于城市各个角落，店主根据地点和人群选择合适的书籍陈列，为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提供不同的书籍产品与服务。这种移动书店为实体书店空间资源配置的流动性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作为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实体书店空间设计的人本性
所谓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即处于空间中各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承认的和谐关系状态。城市实体书店在面临行业寒冬后进行空间改造，成功将书店空间打造为具有艺术审美品位和生活美学体验的文化场所，书店空间构造中无处不在的符号化、景观化、艺术化特征是书店经营者为挽救书店生存危机而布下的消费主义文化陷阱。居住在书店周边的城市居民乐于进入新型实体书店空间进行阅读与消费，以标榜自己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阶层、群体身份归属，他们在实体书店空间进行“表演式阅读”和身份象征资本的“凡尔赛”展示;城市的边缘群体却因其与实体书店空间布局的文化、艺术、审美品位不匹配，或与空间氛围不协调，而害怕接受来自他人目光的凝视，并踟蹰不前。城市边缘群体在新型书店空间没有身份归属感和文化人的身份认同度，对他们来说，新型实体书店空间是“他者”的空间，是文化人的知识空间。
“正义的主题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权利、机会和资源的分配。”这里的权利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法无禁止即可为”，而是社会公众有能力履行、有可能完成的公民权利。城市实体书店空间虽然很少存在形式上的限制性歧视，但事实上存在进入书店空间的不平等机会和使用书店空间资源的不平等权利。从可进入性来看，一些实体书店为营造空间的高级感或艺术审美性等，通常在书店出入口设多级台阶和被监控仪器、检测设备占据的狭小通道，这对残障人士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物理障碍。为此，实体书店应提供滑坡道及方便残障人士的便利设备。从可使用性来看，实体书店空间不仅仅是售卖书籍的物理场所，更是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空间结构、场景符号和审美体验的文化场所，但盲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艺术审美和空间体验能力不足的人群、城市打工人群等，在这种文化空间无法获得充分的审美体验和精神愉悦感。为此，实体书店可提供音视频产品和其他可视化、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以及空间符号和审美艺术的通俗化表达，为社会边缘人群提供特定的人性化服务。
(三)作为权利共享的空间正义：实体书店空间服务的平等化
所谓权利共享的空间正义，即社会各主体平等使用空间资源，共享空间权利。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曾指出城市空间出现“圈地”“空间控制”和“监控城市整体生活”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与作为共享资源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但现实情况是，不仅社会利益集团与共享的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被私人化与商品化，就连空间资源及其服务也趋向私人化与商品化。比如，2020年9月，陕西西安一男子称自己穿迷彩裤进入一家网红实体书店时，被店内服务人员拦住询问他是否为隔壁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沟通许久才被准许进入。这件事体现了实体书店空间服务的非均等化，以及服务人员对城市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歧视——农民工是城市实体书店空间的建设者，却没有成为空间权利的享有者。
尽管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身份、地位、知识、文化等的差异，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是有权利享受城市实体书店空间资源均等化服务的。然而，书店服务人员却常常根据顾客的衣着、外貌判断其身份地位与经济实力，进一步推断该顾客是否具有足够的购买力，从而决定是否有为其服务的必要性。现代书店不断完善管理绩效衡量指标，带来了书籍商品销售业绩的提升，但与之相伴的却是实体书店空间服务的非平等化。书店服务人员在标准化、流水线式的培训机制下形成训练有素的服务，并主观筛选其服务对象：一边对“高价值顾客”笑脸相迎、毕恭毕敬;一边对缺乏购买力的城市边缘群体及弱势群体视而不见。实体书店空间资源服务不再是让阅读便利于民，而成为获取商业利润的有效手段。城市实体书店空间权利并非少数人可享有的专利，而是所有顾客应该平等享有的空间权利。
结语
为此，类似实体书店这类兼具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城市商业文化空间，需要平衡商业资本的“利”和文化空间的“义”，在空间改造升级过程中恪守空间正义，秉持空间资源和空间权利的均等化原则，坚守文化理想和文化责任。期待城市商业文化空间能够充分彰显社会正义，与城市居民和顾客人群的日常文化生活共生、共情，让每一个“城市人”能够“诗意地栖居”。
(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硕士研究生陈久依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献引用格式
江凌.论城市商业文化空间正义——以城市实体书店空间为中心的考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4):59-68.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副主编：尹金凤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