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1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在为中国科学家取得的好成绩备感振奋的同时，一种不良现象也值得警惕：部分科研机构从对发表论文数量和发表期刊影响因子的追逐，转变成对“高被引”频次的追求。而在“高被引”作为新的定量评价工具后，“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花钱买引用”“期刊赠引用”等一系列新型科研失信的行为正在抬头。为此，《中国科学报》邀请多位科技界人士撰文，呼吁理性看待“高被引”，诚实、规范进行论文引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为社会发展进程提供解决方案，因此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发展。然而，近年来，国内部分研究机构或高校从对发表论文数量的追逐转变为对论文被引用频次甚至是高被引频次的追求，将科学研究的深刻内涵简单地转变成了对表象数字的渴求，其结果必然是扭曲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对科学研究的作风和学风造成不良影响。
40年前，当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走入世界之时，邹承鲁、师昌绪两位院士积极倡导中国科研“走出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之后，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解决同行评议中的问题，避免因同行评议的标准、专家知识构建、学术偏好、人情关系等各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干扰评价结果，推动实施定量评价方法。
最初，各机构实施定量评价方式时谨慎而有针对性，是一种小范围的实践。但评价效果显现之后，迅速被推而广之，定量指标遂成为重要的评价工具，并在快速应用过程中出现简单而整齐划一的趋势，进而导致科研绩效评估方法被简单地以数“数”的方式替代。从论文数量到被引频次，再到ESI的高被引频次，一切以数量为导向，进而暴露出了若干科研诚信的问题。
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利用SCI数据以及引文网络的关系，奠定了科学学从软科学向硬科学的转变，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描述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在《科学论文的网络》一书的开篇之词中，他认为“参考文献的模式标志着科学研究前沿的本质”。这句话的根本条件是参考文献的真实、可信、完整。
当论文的引用从尊重前人成果的行为变为追求高引用频次的功利性工具时，参考文献真实性、客观性的特征在流失，必然给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带来困扰。而单纯地追逐被引频次的数字红利，也必然给论文组成要素带来重创。用计算机技术分析文献之间的关系早已是便捷的事，通过数据关系的计算，每年SCI都会因期刊的引用超乎常规“镇压”一批期刊，不发布当年的期刊引证数据。利用引文数据同样也可以发现论文作者之间“异常亲密”的关系。作者机构之间的“愉快合作”、多个合作者之间的“携手共进”，最终带来了论文被引频次数字高涨红利，这种引用充满了功利性色彩，放弃了科学研究应有的严肃。
不规范的论文引用是一种新型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引起科技工作者高度警觉。改变对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的追逐，尚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管理部门需进一步在“破五唯”“立新标”上下功夫，将科研绩效评价方法精细化、精准化，分级分类、有的放矢，不搞一刀切，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天下。科技工作者则需秉持科学精神，坚守科研诚信，努力为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环境作出贡献。
（作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心主任刘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