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关键词：鲁迅；顾颉刚；《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以往读者仅从鲁迅的文字得知双方互有恶感[1]，而对鲁、顾交恶的原因，在百年鲁迅阅读、研究史上，鲜有专文探究。直到世纪之交，顾颉刚之女顾潮在为其父作的年谱和传记中涉及此事[2]，特别是《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先后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版[3]，读者才从中了解到顾颉刚一面有关鲁、顾交恶的说法。据顾氏日记，鲁迅与他结怨的原因是，“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源，笔名西滢，字通伯——笔者注)，《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4]。此说引发公共空间热议，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一度成为热点话题[5]，并因文化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标准分歧，导致思想观点对立，甚至选边站队。由此催生了王富仁先生精彩的系列论文，将鲁、顾冲突作为现代中国文化转型诸多矛盾中的典型个案，从学术思想门派理路及个人学识、史识、胆识等多层面系统梳理论述[6]。此后，有关争论逐渐偃旗息鼓。
《中国小说史略》
《顾颉刚全集》
二、顾颉刚言说的疑点
《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日记与书信多次言及的“由于告陈通伯”鲁迅“恨我刺骨”之说，是在得知鲁迅到中山大学，拒绝顾所引荐的教员之后，顾颉刚分析原因而得出的结论。研究者常引用的说法有三次，集中于1927年2、3月间。一、最早是顾氏1927年2月11日日记补记：
宾于告我，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他现在正托川岛觅国文教员。按，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20]
二、1927年3月1日日记，总结鲁迅之所以恨他，首因仍然是“揭出剿袭”：
1.揭出《中国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温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21]
三、1927年3月19日致容庚信：
因鲁迅在那边做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22]
这都是事过之后倒推前因，并非事发当日的记述。顾氏如此归因，是因感到鲁迅的敌视而揣测，不是依据事实推论。这种揣测，无意中显露顾氏的心理：他原以为，自己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作为，鲁迅不可能得知；直到从传言得知鲁迅与他势不两立，才觉出事情严重，而能解释这种严重程度的，必然就容易联想到暗中严重损害鲁迅之事。
顾氏涉及此事，说法前后不一，强化了这一归因之揣测意味。在1975年顾颉刚致陈则光信中，原来言之凿凿的所谓“剿袭盐谷温书”，又变成了这样说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列了一个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关系表，而这个表系从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中钞来的，我用考据学的眼光看，认为鲁迅应该写出出处。并把这种想法讲给陈源，也告诉了孙伏园。”[23]原先陈源的“整大本的剽窃”说、“蓝本”说，显然不只“《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是“钞来的”，而按此信，顾氏指出的问题仅是“应该写出出处”。
如果仅是指出“人物关系表”的借用，鲁迅不会因此恨他刺骨的。一者“《红楼梦》的人物关系”不属于研究成果，列出一张“人物关系表”对热心读者都算不得难事，因为人物关系是小说给定的，其“出处”是《红楼梦》文本。二者“《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借用自盐谷温，鲁迅就不认为这是“抄袭”，在答复陈西滢“蓝本”说的《不是信》一文中，鲁迅就说过：“还有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他的”。按顾氏“告诉孙伏园”的说法，鲁迅至多对《贾氏系图》是否注出处，与顾颉刚看法不同而已，不可能因他告诉孙伏园就怀恨在心。
由上述可见，即使依据顾颉刚一面的陈述，此说也只是顾氏对鲁迅的猜测。而从鲁迅方面看，不但并无佐证，也与此说相矛盾。
鲁迅在厦门
鲁迅在私信和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曾多次表达对顾颉刚的恶感，毫不避讳和掩饰，却从未涉及顾颉刚所谓“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如果是知而不谈，显然违反常理。“抄袭”案当时几乎尽人皆知，鲁迅并无刻意掩盖之必要。比较他在此事上对陈西滢的态度，不必说当“剽窃”流言发表后，与陈对战的痛快淋漓；即使事过十年，当《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之际，鲁迅也不放过这一“报复个人私仇”的“机会”，称“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31]快意之色溢于言表。陈西滢散布的这一流言，如果鲁迅掌握确凿证据其来自顾颉刚，他不可能始终只字不提。
按通常事理推测，顾颉刚认为导致鲁迅恨他的“告陈通伯”这事，鲁迅并不能确知详情，两人交恶主因也并非为此。
如此推论，理由如下：第一，顾颉刚“告陈通伯”，是私下进行，鲁迅确知的可能性极小。当事人之一的陈西滢对此守口如瓶：无论在流言盛行时被要求举证[32]，还是在十多年后胡适希望他应该有“绅士”风度、为鲁迅洗刷清白，陈都始终为顾颉刚保密[33]。他们二人对关系密切的胡适都不肯讲，外人也难以知情。顾颉刚认为鲁迅知情，只是他本人疑虑[34]，并没有提出支持其判断的事实依据。
第二，鲁迅不应该认为抄袭流言出自顾颉刚。因为鲁迅了解顾颉刚并不具备评判两书异同所必需的知识结构。鲁迅在回应陈西滢所谓“抄袭”时，曾明言：“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35]。顾颉刚“告陈通伯”之说，证实了鲁迅对陈西滢这一判断，也最终落实了这“耳食之言”来自何人[36]。但是，鲁迅说“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言外之意，除了指出陈对不甚了然的所谓“抄袭”，不能举证，只作模模糊糊地“揭露”是不负责任，还含蓄地表明，陈不具备评判抄袭与否的学力。一般认为，向陈西滢提供“剽窃”信息者，应该具备“揭露”的能力，起码能读懂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文书。从专业和外语能力两方面，顾颉刚都不是合适的人。
三、顾颉刚引发乌龙案:《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事件还原
至于陈彬龢译本，因为翻译此书的宣传与“剽窃”流言同时，又于事后只出版了“选译”，据鲁迅的文字判断，他怀疑翻译出版的动机，也许正是为了证实《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此事留待下文详述。
陈西滢含含糊糊的暗示性“闲话”，鲁迅并未立即明确回应。只是在这篇《闲话》发表的第二天，鲁迅作《并非闲话(三)》，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总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是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45]简要的几句话，只是泛指其毁人名誉的“鬼蜮伎俩”，没有明确针对“抄袭”问题。
两个月过后，发生了陈西滢与周作人之间那场著名的笔战[46]，由于周作人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说：“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47]两位名人名教授暗指陈西滢和徐志摩。第二天，陈西滢便写了这样一封信送到《语丝》编辑部：
岂明先生：
陈源，一月二十日。[48]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陈、周的这次冲突，本来与鲁迅无关，但陈西滢在诘责痛骂周作人时，多次把“兄弟两位”拉在一起。又在《致志摩》的公开信中，全文专对鲁迅：称鲁迅“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捏造的流言”正是自己的写照，“如赵子昂画马”，都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画的；又说《中国小说史略》是“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51]这是陈西滢第二次涉及鲁迅“抄袭”，也是第一次公开爆料“《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但是，此段话的重点在于：你自己抄袭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别人家抄袭”，目的还不是或主要不是揭发鲁迅抄袭，而是指责他还挖苦别人抄袭。
至此，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际上宣告结束。虽然仍有人作为私下的谈资，但作为学术性论题再未见于当时报刊。直至事过十年，借《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之机，鲁迅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53]，对此案作了总结。
由此过程可见，所谓《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为由一连串误会导致的“乌龙案”。
当然，导致此案最重要的误会，是顾颉刚对鲁迅的误会。顾颉刚日记和书信中多有对鲁迅的误解。顾氏对鲁迅学问根底一无所知又想当然地看不起，在致叶圣陶和王伯祥的信中说鲁迅：“他的历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55]。在1922年给刘经庵的信谈到周作人，曾有这样的话：“周先生呢，他是一个鼓吹文学的人。他对于文学确有心得，不是随便剽窃的，这是我们可以相信。”[56]对此，施晓燕认为：“鲁迅从1920年底就开始教授《中国小说史略》讲义，不得不让人怀疑他这句话意有所指。”[57]
顾颉刚
顾颉刚大概不知道，其实，北大开设小说史课程，初定就是周作人讲授，而周作人之所以答应这授课安排，依仗的却是鲁迅的中国小说研究。《知堂回想录》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58]如果顾颉刚事先了解，鲁迅到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原来是这么一个来历，那么，他既然“可以相信”周作人“不是随便剽窃”，就应该更“可以相信”鲁迅“不是随便剽窃的”。
自己不通日文，又非文学专业研究者，能读的只是盐谷温书的节选译本，就据此判定鲁迅“剿袭”，不能不说顾颉刚这种自信太盲目。尤其是，当时鲁迅要陈西滢明说抄袭“证据如何”，他们不能举证。事过十年，增田涉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时，孙俍工译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全译本早已出版，鲁迅再度明言“陈源教授”“无法洗刷”，将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一直带到坟墓里去”，陈西滢仍然没能举证。到1936年胡适复苏雪林信，认为“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59]，陈也不再提此事。顾颉刚则始终一声不响。这不是对待严肃的学术诚信争议应有的态度。
总而言之，所谓《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际上没能“指出”鲁迅抄袭，反倒弄得陈西滢狼狈，顾颉刚心理紧张。
四、鲁迅如何对付“抄袭”流言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抄袭问题的态度，公共空间多有谈论，常用“痛恨”“愤怒”之类字眼，总之就是鲁迅气愤异常。这实在渲染过头。诚然，无端遭恶意中伤，任何人很难不生气，但要说鲁迅非常愤怒，却不见得。细读鲁迅的有关文字，最初是较为冷淡。两个月之后的明确反击，明显表露的并不是怒气，而是些许兴奋和痛快。
陈西滢
陈西滢骂周作人“阴险的暗示”是“卑劣”，而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对其“请君入瓮”。陈西滢暗示他“抄袭”的那支冷箭正在手里，于是，迅疾出手给他射回去，直击其“双标”，帮周作人挽回被动。鲁迅此时提起陈西滢中伤他“抄袭”，是将流言化为助战神器，为女师大学生和支持学生的教师助力，此举出于为公之心，报复了私仇实则是顺便。
《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周作人在1957年追忆此事：
五、鲁迅对顾颉刚在“抄袭”案中作为的觉察及其后来
那么，鲁迅认为抄袭流言与顾颉刚没有关系吗？也未必。鲁迅倒极有可能相信顾颉刚在其中做了什么的。这大概得等到1926年夏天，鲁迅见到陈彬龢“选译”的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后。鲁迅在去厦门之前，与顾颉刚交往极少，顾颉刚有通日文的好友郭绍虞和陈彬龢，鲁迅能否知道很难说，他没有提起过郭绍虞译本，可能不知盐谷温书还有个名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节译本[73]。而陈彬龢的译本，他是早听说了。
反击陈西滢的《不是信》一文，发表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同年10月收入《华盖集续编》出版，此文在发表和收入杂文集时，两次谈到陈彬龢这个译本，透露出鲁迅判断“抄袭”流言的某些信息。
鲁迅尽管已知顾颉刚“就是陈源之流”，但最初还是正常交往，交往中也没有因私废公。顾颉刚需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版《封神演义》资料，鲁迅还请日本友人帮他抄出寄来[79]。因为学问是公事，“为学术”是从大处着眼。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此事能帮上顾颉刚，正是通过盐谷温：帮顾颉刚抄书的日本友人，应该是盐谷温的女婿也是其弟子的辛岛骁，因为“佩服那部《中国小说史略》”，辛岛骁带着盐谷温给鲁迅的信，于1926年到北京“向作为学者的鲁迅表示敬意，向他请教”[80]，见面礼之一就是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书目[81]。
再后来，鲁迅反感于顾颉刚安插亲信，搬弄是非；更讨厌其反对民党，巴结谄媚权势。即便如此，他也为了大局——“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82]。鲁迅离开厦大，一半的原因就是躲避顾颉刚[83]，到中山大学后，当然不愿再与其同事，“留面子”已无必要，也就不掩饰，但也不过是辞职而已。
此时正值“清党”，鲁迅在中大反对军人进校抓捕学生，他曾经力主营救被捕学生而失败，他的辞职，引来各种谣言，被说成共产党嫌疑，“已经逃往汉口”，稍有不慎就会处于危险之境。《三闲集·序言》回忆：“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鲁迅此时对国民党近乎绝望。顾颉刚在日记中庆幸：“予此来有最幸运之一事，则清党是也”[87]。“清党”帮他最终任职中大并挤走鲁迅，此时，他又要跟鲁迅打官司，个人恩怨至此升级到借由政治力量或法律解决。
六、结语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际上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经结案，因为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来看，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作为学者的他们应该清楚，证据确凿才是关键，可是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和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判定是否学术不端行为，本研究领域自有标准，而被顾颉刚推崇为“对中国小说史研究贡献最大”，“做了开山工作”的胡适，在鲁迅逝世之初就下了结论：“陈通伯误信小人之言”，“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胡适是陈西滢、顾颉刚所属圈子的精神领袖，陈、顾不要“绅士架子”，胡适需要有。
注释
[基金项目]山东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鲁迅与左翼文艺诸问题”(编号：19CQRJ04)；山东省第二批齐鲁文化名家课题“改革开放四十年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综论”之阶段性成果。
[1]《两地书》“厦门—广州”一集中鲁迅致许广平信多次提及顾颉刚，其中有对他与顾颉刚矛盾的简叙，也有对顾言行的评价等；《三闲集》中收录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附有顾颉刚“暂勿离粤”“听候法律解决”的来信；另外，鲁迅在厦门、广州时期致章廷谦信，多次涉及顾颉刚。
[2]顾潮在《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披露了一些鲁迅、顾颉刚关系的资料；《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有鲁、顾交恶更多详细内容，曾遭到反驳(章培恒：《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收获》2000年第5期)。
[3]《顾颉刚日记》2007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顾颉刚全集》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4]《顾颉刚日记》(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页。(本文所引《顾颉刚日记》均为此版本)
[6]王富仁系列论文结集成《鲁迅与顾颉刚》一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11]分别是《学界的三魂》之文末“附记”和《不是信》，收入《华盖集续编》。
[12]即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13]《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832页。
[14]《两地书·四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以下所引《鲁迅全集》均为此版本。)
[15]《两地书·四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35页。
[16]鲁迅致章廷谦信(1926年10月23日)言及此事：“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0页。)
[17]参见鲁迅致章廷谦信(1926年11月21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04页。
[18]《两地书·一〇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257页。
[19]《两地书·五〇》：“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0页。
[20]《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15页，第22页。
[21]《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15页，第22页。
[22]《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1927年3月19日致容庚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2页。
[23]顾颉刚1975年3、4月间致陈则光信，《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9页。
[24]关于鲁迅在中山大学辞职原因，研究界至今有两种观点，过去一致认为是抗议国民党“清党”抓捕杀戮学生；一种认为是因为顾颉刚的到来。鲁迅公开的理由是私人恩怨，即“顾某来周某就走”；抗议“清党”是鲁迅不敢公开的原因。
[25]参见《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全集》(第4卷)注释【1】，第40-41页。
[26]《两地书·四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5页。
[27]许寿裳回忆：“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另，可参见鲁迅致章廷谦信(1927年5月30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1页。
[28]鲁迅致李霁野信(1927年4月20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0页。
[29]《两地书·六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7页。
[30]鲁迅致郑振铎信(1934年7月6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77页。
[31]《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451页。
[32]陈西滢暗示鲁迅“整大本的剽窃”流言发表两个月之后，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一文“附记”中说，陈西滢“要免于卑劣”，“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09页。
[33]鲁迅逝世后，胡适那封著名的回复苏雪林信中，曾为“《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一案替陈西滢开脱，误以为陈是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的挑拨”，“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参见《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可见，顾颉刚告诉陈西滢这事一直瞒着胡适。
[34]顾颉刚多次疑心孙伏园从中挑拨，上文1975年给陈则光信，顾就提及自己把“想法讲给陈源，也告诉了孙伏园，鲁迅知道了此事”；1966年1月孙伏园去世，顾在日记中评价道：“惯作挑拨离间之工作。鲁迅对我之仇恨，实为彼从旁搧小扇子之结果。”(《顾颉刚日记》第10卷，第398页。)
[35]《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0页。
[36]在此之前，因胡适曾公开说陈西滢是“误信了一个小人张凤举的挑拨”，张凤举一直替顾颉刚背黑锅。
[37]《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446页。
[38]《鲁迅日记》1921年1月21日有：“寄高等师范讲义稿并信”，同年2月21日记：“午后寄大学讲稿，三弟持去。”《鲁迅全集》(第14卷)，第408页，第410页。
[39]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文本比对》，出处同前注。
[40]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文本比对》，出处同前注。
[41]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文本比对》，出处同前注。
[45]《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52-153页。
[46]参见《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4页注释[2]，第229页。
[47]岂明(周作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1926年1月20日刊《晨报副刊》。
[48]《西滢致岂明》，见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49]《西滢致岂明》，见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50]《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209页。
[51]陈西滢：《西滢致志摩》，《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52]《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1页。
[53]《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页。
[54]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西滢闲话》，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55]《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88页。
[56]《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114页。
[57]施晓燕：《鲁迅与顾颉刚交恶始末(上)》，《上海鲁迅研究》2012夏。
[5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一三七·琐屑的因缘》，《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页。
[59]《胡适致苏雪林》，《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62]《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0页。
[63]《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0页。
[65]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66]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380页。
[68]启明(周作人)：《语丝的回忆》，《羊城晚报》1957年10月3日刊。收入《木片集》。
[69]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70]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瞿秋白文粹》，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444页。
[71]鲁迅致杨霁云信(340522)，《鲁迅全集》(第12卷)，第423页。
[72]冯雪峰：《回忆鲁迅》，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页。
[73]鲁迅在反击陈西滢的《不是信》一文中，曾经非常期待盐谷温书的中译本出版，提到盐谷温的书有人翻译不久将出版的消息，是陈彬龢译本，但是，郭绍虞编译本早已出版，却从未提及。
[74]《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0页。
[75]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25页。
[76]《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0页。
[77]陈彬龢译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北京：1926年3月朴社出版。本书《序》提到，“今蒙友人顾颉刚先生之好意，愿在其所办之朴社出版。”
[78]鲁迅书信多次提到顾颉刚擅长传播消息，在《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中，就直接说“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
[79]顾颉刚致胡适信(1926年9月15日)：“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钞出，因有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覆书。”《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435页。
[80]辛岛骁：《回忆鲁迅》，武德运编：《外国友人忆鲁迅》，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81]《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目录两件》，《鲁迅全集》(第8卷)，第166页。
[82]鲁迅致李霁野信(270420)，《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0页。
[84]据《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注释[1]：“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鲁迅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40-41页)
[85]参见《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页。鲁迅致章廷谦信(270808)：“《中央副刊》我未见，不知登的是那一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0页。
[86]《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55页。
[87]《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39页。
[88]近年来认定鲁迅抄袭的论者，其能够落到实处的抄袭证据，也就只有这幅“《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即鲁迅所谓“贾氏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