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女士说:“是张艺谋向我推荐了你！”
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虽然张艺谋让几位作家同时替他撰写武则天，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害得许多义愤人士跳出来痛加指责，有的人甚至在我面前大骂他，但是我对张艺谋并没有什么恶意。作家受点侮辱，吃点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张艺谋起码有两点可喜之处：第一，中国电影这么差劲，而他的电影确实不错，还可以看；第二，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看小说了，总算他还是个能坚持看小说的人。我并不认识张艺谋，自然也谈不上和他打过交道，却听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过他。
罗燕女士说:“我姓罗，是‘思维’罗，燕子的‘燕’。”
我怔了一下，敷衍说自己明白了。
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不知我为什么要笑，她盯着我手中的电梯票看，表情十分严肃。两位首次前来探视病人的访问者，对医院电梯的收费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电梯缓缓地上升，两个人的嘴里便叽里咕噜。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显然不想理睬他们，然而到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恶声恶气地说:“不就是一毛钱一个人嘛，舍不得的话，我送你们下去，你们再自己走上来！”
两个人立刻无话可说，一个人的脸上，显出了愤怒之色，另一个解嘲地对我一笑，转过头去，看电梯显示器上的阿拉伯数字。
2
我从电梯间出去的时候，一辆盖着白被单的推车，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这座癌症专科医院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频繁程度让人震惊。这是一座死亡的医院，死神在医院的过道上散着步，一不留神就把谁带走了。刘岳厚最初住在一个大病房里，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晚期患者，他们像医生一样熟悉自己的病情，一旦他们被送到那些单间的小病房，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限就要到了。
刘丽英压低着嗓子说:“我只是通知你一下，也没什么事。”
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
从一开始，我就在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不仅是我，还有刘丽英，还有刘丽英的丈夫，当然也包括刘岳厚自己。刘岳厚在乡下的妻子，在乡下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一次次赶来为他送终，临了都是不耐烦地怏怏而去。这是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死亡游戏，幸好刘岳厚有公费医疗，要不然真是拖不起。刘丽英作为这座城市中刘岳厚唯一的亲人，被父亲的病拖得已失去了耐心。久病无孝子，刘丽英可以说已经尽力了。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农村老家不停地来人，结果弄得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
很快我明白自己错了。为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当我真走进刘岳厚的单人小病房时，我感到有些说不出的尴尬。事实上，刘岳厚并不像我想象的，只剩了最后一口气，已进入弥留状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瞪大着眼睛，一看见我，竟然笑起来。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只是苦笑，不说话。
3
他的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我做出很认真的样子，研究那些管子。一名护士进来换输液药水，她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笑着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一边十分麻利地插着针管，一边打听我的一部正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的结局。
“现在的作家，都喜欢悲剧，”她十分关心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命运，对我的安排似乎是不太满意,“我觉得如今的时代，需要的应该是喜剧。”
一直不吭声的刘岳厚，突然很认真地插起话来:“可惜生活，却被证明是个悲剧。”
“张艺谋想改编你的小说？”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我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张艺谋和我要说的这件事根本不搭界。刘岳厚也从来没有看过张艺谋的片子，他只是不断地在报纸上看到过张的名字。和我的许多热心的读者一样，他坚持认为只要我的小说能被张艺谋改编，我就会像当今那些最走红的小说家一样火爆起来。
“你已经有些名气了，但是还需要再来一把火。”刘岳厚润了润沙哑的嗓子，还想再说什么，但是气力已经不够了。他的嘴唇无意义地动着，发不出声来，于是只好对我苦笑。自从他住进这家医院以后，他总是这样苦笑。苦笑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表情。我决定继续和他谈论张艺谋，因为此时此刻，也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话题。我向他介绍张艺谋拍摄的一部电影，恰巧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过，只能是转述别人的观点。
“那么究竟是谁想改编你的小说？”刘岳厚似乎还不死心，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把话题又拉了回去。
“没有人想改编我的小说。”我笑着说。
“你的小说应该有人把它拍成电影！”
我对他耸了耸肩膀。这是个多余的动作，躺在那儿的刘岳厚不可能注意到我在对他耸肩膀。他的脸上都是疲倦，想说话，又有些力不从心。类似的话题，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他根本不在乎我愿不愿谈论这些。我决定不做声，他反正也没什么气力说话了，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相对，也挺好。
外面走道上，一位病人的家属，和护士小姐为了什么事争起来。嗓音突然就高起来，然后便可以听见有许多脚步声从过道上跑过。我注意到刘岳厚和我一样，正竖着耳朵，十分认真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显然已经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有人在帮着吵，有人在劝，乱作一团。这医院里老是吵架，都是绝症病人，家属的火气特别旺，想找机会发泄。护士小姐的工作量很重，待遇一点也不比别的医院好，因此脾气也大。一个想找点事，一个根本就不怕事，大家都是针尖对麦芒，稍一碰撞，就冒出了火花。
外面的声音终于小了下来。我注意到，刘岳厚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正轻轻地打着呼噜。他的女儿刘丽英拎着一个塑料口袋走进来，对我点点头，站在床边看着刘岳厚。
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以为他是在说梦话。刘丽英显然已经被父亲的病拖得筋疲力尽，她不耐烦地问他究竟在说什么。
刘岳厚的眼神在空中转了一圈，落在我的脸上:“那个女制片人？”
他指的是罗燕，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惦记着这事。刘丽英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只好把说过的话，很无趣地再说一遍。我告诉他，多少年以前，罗燕曾是一名女演员，主演过一部叫《女大学生宿舍》的电影，后来去了美国，现在肯定是混阔了，想拍摄赛珍珠的一部小说。
刘岳厚依然满脸困惑:“赛珍珠是谁？”
4
医生告诉我，刘岳厚最多还能活一个星期。看着我心情沉重的样子，医生劝我想开一些。死亡在这个医院里是例行公事，人总会有一死，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活着的人，应该好好地活着。他希望我有可能的话，写写他的病区，写写那些死到临头的病人。由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望刘岳厚，因此这样与医生之间的谈话，显然也不是第一次。事实上，这次谈话和以往任何一次谈话都如出一辙。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敷衍。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常常极度热心地希望我写什么，向我推荐素材，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许多事可以写，可惜他们不是作家。
回到家里，妻子知道我去了医院，让我赶快洗手，用消毒肥皂洗手。她问我刘岳厚的病情如何，我把医生说过的话如实汇报。吃晚饭时，妻子看我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以为我是在为刘岳厚的事难过，安慰我应该想开一些。她说明天去菜场买些鲫鱼，熬汤给刘岳厚喝。刘岳厚一度是我们家的常客，虽然有时候也烦他，但是他和我们家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死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个解脱。”妻子一边安排女儿的功课，一边对正看着报纸的我说。
我的脑海里在想着赛珍珠。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改编赛珍珠的小说一事，老实说还没有什么底。对于电影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我心不在焉地看着报，看完了报，又看电视，噼里啪啦地胡乱换频道。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天晚上的电影频道，恰巧播放《女大学生宿舍》。天下竟然真会有这样的巧事。这是一部老掉牙的电影，我之所以能记住，是因为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曾在这部电影里演过一个配角。妻子不明白一向不爱看国产电影的丈夫，为什么突然对这种老片子感起兴趣，她不声不响地站在我旁边，观察着我的表情。
“你已经答应改编了？”妻子认真地问我。
“为什么？”妻子是电影迷，她总是希望我能在电影这个行当上插上一脚。
“电影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我叹了一口气，将电视换了一个频道，笑着说。
第二章
如果我从来没有和影视界人士打过交道，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罗燕女士的邀请。虽然我对电影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对电影抱着极大的热情。问题是中国的影视界人士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毛病，这就是他们忽冷忽热，不把信义当回事，常常忘记对作家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尊重。他们总是太自以为是，在你的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然后绝无意外地在别人面前糟蹋你。他们会热情洋溢地从千里之外给你挂来长途，就你的某一部小说大加赞赏，近乎夸张地表明自己想改编你的小说的愿望。当你作出同意改编的允许之后，或者你根据对方的要求，寄出你的小说以后，事情于是就到此为止。一切仿佛没发生过一样，没有一点痕迹，就像一滴水掉到大海里一样。
交道打多了，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一类的事情太当真。报纸上捕风捉影地提出批评，说我们这些青年作家陷入了影视的泥潭。由于影视剧本的稿费大大地高于小说，于是所谓陷入影视的泥潭，便是追逐金钱的代名词。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扮演那种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膻的尴尬角色。过去的三年里面，我没有为影视写过一个字，但是一位老作家却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成天搞影视。好事不出门，一个人，天天认认真真地写小说，未必会有什么人注意你，如果你一旦“触电”，和电影或电视稍稍有了瓜葛，顿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
我没有当场拒绝罗燕女士的原因，是觉得赛珍珠这个人物的确应该用影视来再现一下。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是把她平凡的一生拍成电影，我相信起码在中国会有相当可观的观众。此外，我相信罗燕女士找我，是找对了人，因为我一度曾经研究过赛珍珠。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围城〉和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在资料室里读过许多老版的赛珍珠的小说。对于赛珍珠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我已了然在心。我并不觉得赛珍珠的小说如何了不得，虽然有诺贝尔文学奖这块金字招牌，赛珍珠仍然算不了什么第一流的大作家。在图书馆里，很难再找到赛珍珠的作品，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名冷门作家，如今大多数人仅仅是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可以把它编得非常有趣。”他信心十足地说着。
我告诉胡雪桦，我更有兴趣的是赛珍珠本人。
我说，要是不改编赛珍珠的小说，而是把她自己的生平拍摄成电影，也许更好。
我不知道23年前逝世的赛珍珠，得知今天有人会改编她的小说，会持什么样的态度。1972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赛珍珠曾经无比兴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她盼望着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化，盼望着能回到朝思暮想的中国来。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但是她的申请落了空，并没有成为尼克松访华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时候她已经年逾古稀，疾病缠身，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刚刚架通的第二年，带着终身遗憾离开了人世。赛珍珠始终把中国当做她的第二祖国，她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深情。没有中国，就没有赛珍珠。当赛珍珠这个名字重新进入我的大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晚年的她，被拒之于中国的国门之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中国人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就是我的生活。”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踌躇满志的赛珍珠，充满了激情对公众这么说着。她这么说着，绝对不是矫情，因为她完全有资格这么说。虽然赛珍珠的父母是地道的美国人，虽然赛珍珠出生在美国，但在她出生刚三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回到了中国。赛珍珠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出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中国待了许多年。早在赛珍珠之前，她的母亲已经在中国生了四个小孩，然而四个小孩中，有三个很快就死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赛珍珠的母亲选择了回美国生养她的小女儿。
虽然金发碧眼的赛珍珠在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美国人，她出生于美国，有着纯粹的美国人的血统，然而她首先面对的世界，却是中国。美国只是在父母的描述中才存在，它虚无缥缈，只是童话世界中的王国。由于一个人不可能记住出生三个月以内的事情，赛珍珠童年的最初记忆，和她周围的中国儿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她的母亲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这个中国女孩在赛珍珠母亲的照料下成长，然后又嫁给中国人。赛珍珠出生以后，她的中国姐姐也开始当了母亲，于是中国姐姐的小孩就成了赛珍珠童年时代最初的伴侣。
赛珍珠出生于1892年，她两岁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结束。此后的清朝政府一蹶不振，元气大伤，开始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但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赛珍珠和所有大清臣民的孩子们一样，对皇帝尤其是皇太后慈禧，仍然充满了崇敬的心情。皇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赛珍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别的孩子肤色不同意味着什么。美国在她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她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不一样，就好像小猫小狗有着不同的花纹。她们在一起玩着游戏，亲密无间，在城乡结合部的旷野里奔过来跑过去。童年的赛珍珠和中国的小孩一样，目睹了当时的一切。她常常看到瘦骨伶仃的麻风病人，躺在庙门口向人乞讨，看到那些被扔在野地里的正被野狗撕扯着身体的死孩子，看到地痞流氓在大街上撒野，听他们骂不完的脏话。
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最初的游戏是犯上作乱。赛珍珠是美国人，和她一起玩的中国孩子都是教民的小孩。她们把山坡上突起的坟茔当做了王位，用野草野花编织成王冠，戴在头上，轮流扮演皇太后。一个孩子扮演皇太后的时候，其他的孩子便毕恭毕敬地跪下来磕头。这种游戏屡试不爽，没完没了，每个女孩子都盼望着自己能再一次地扮演。由于她们对远在紫禁城的慈禧太后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于是她们只能模仿看过的中国旧戏曲中的皇后娘娘。渐渐地，孩子们对于慈禧开始有所了解，她们知道她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她们知道她很厉害，黑头发，黑眼睛，有着冰激凌一样白嫩的皮肤，她的头发总是高高地绾起，这样她看上去就会显得很高大，她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觐见她的那些大臣只有抬起头来，才能一睹皇太后的威颜。孩子们开始不喜欢慈禧太后了，因为她下令把光绪皇帝软禁了起来。游戏的内容稍稍有些改变，女孩子们仍然抢着要扮演皇后娘娘，扮演皇后意味着可以发号施令。为了让这种游戏看上去更逼真，她们找到了一个最胆小的小弟弟扮演小皇帝，游戏的高xdx潮就是太后发怒了，让大臣们把小皇帝囚禁起来。她们把小弟弟的手绑了起来，一直弄到他真吓哭了为止。
中国人最初给赛珍珠的印象是爱，这种爱可能是源于两个原因：第一，金发碧眼的赛珍珠确实可爱，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喜欢小孩的民族，娇宠小孩是一种传统；第二，在赛珍珠周围的中国人不是男用人就是老妈子，他们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小主人有什么照顾不周。可惜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赛珍珠感受越来越多的，是不爱。这种不爱的极端，便是发生于赛珍珠8岁时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许多传教士被杀，许多教堂被焚。赛珍珠随同家人，仓皇离开南方的小城，逃往上海的租界。只有在租界，一切才似乎是安全的。这里完全是洋人的天下，有持枪的洋人巡捕，有在黄浦江里停泊的洋人兵舰。
有一天，赛珍珠和母亲从一条人潮如涌的大街上走过。一个粗胖的中国人慢腾腾地走在她们的前面，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他穿着蓝色缎袍和黑色马褂，一条长辫子在赛珍珠的眼前晃来晃去，长辫子的辫梢上用黑丝带打着结。天气很热，那人不住地摇着扇子，慢悠悠地迈着方步。赛珍珠实在是忍不住了，既有些热得人心烦躁，又觉得那在眼前晃来晃去的长辫子是个诱惑。她十分果断地拉住了那个人的辫梢，很淘气地摇了摇，请他快走，或者赶快把路让开来。粗胖的中国人转过身来，用赛珍珠从未见到过的严厉目光瞪着她。这是一种充满了仇恨的敌对目光，反应之强烈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天真的赛珍珠并没有被他吓唬住，受到惊吓的是赛珍珠的母亲。她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用颤抖的声音请求这位正生着气的中国人原谅。
“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赛珍珠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那天会怕成那样，她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在说话,“她是个调皮的孩子，我会惩罚她的，请你饶恕她吧！”
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赛珍珠母亲的求饶改变脸色，他依然满脸怒气，不肯宽恕的样子。赛珍珠想不明白他有什么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她的母亲连连赔罪，拉着她向另一条街走去，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地警告女儿。她用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告诫赛珍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了。她告诉赛珍珠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赛珍珠的母亲过去从来不害怕中国人，可是突然之间，她竟然会对中国人怕成那样。赛珍珠终于在这一天，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人对她的敌意，同时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一个西方人对古老中国可能会有的恐惧，那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这之前，赛珍珠只知道中国人不喜欢那些坏的洋鬼子。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和那些坏的洋鬼子联系在一起。她和中国人一样，恨那些坏洋鬼子，恨那些在中国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外国人。
我始终觉得把赛珍珠在中国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将会非常有趣。一部好的影片，无非是找到了一双好的观察世界的眼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赛珍珠的眼睛里，和今天教科书上所记述的历史，并不完全相同。虽然以血缘而论，赛珍珠是百分之百的西方人，她长得金发碧眼、牛高马大，但是东方潜移默化的教育，很自然地就给了她一种与纯粹的西方人根本不同的性格。美国是赛珍珠的第一祖国，但是中文却成了她的第一母语。她不仅仅会说流利的中文，而且在整个童年时期，她都是用中文来思考问题。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一个人若离开了语言将无法进行思考。换句话说，赛珍珠的童年，差不多都是浸泡在东方文化之中的。
童年的赛珍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洋人”,“洋人”对她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提醒。她和中国的孩子们掺和在一起在庙前的空地上看戏，从戏里似是而非地知道中国的历史，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豪杰。逢年过节，她穿上地道的中国衣服，梳着中国女孩的发辫，穿着中国工匠手工制作的皮鞋走街穿巷，拜访她的中国小朋友。每到一处，大家鞠躬行礼，互赠礼物，拜年问安，恭喜发财。中国的世界就是她的世界，她去拜访她的那些好朋友，她的好朋友也回访她。童年的世界里充满了欢乐，也充满烦恼。当赛珍珠在游戏中，与小伙伴发生了什么不快，在街上走过，被那些陌生的小孩唤做“小洋鬼子”的时候，她便会不甘示弱地以“乌龟王八蛋”作为回答。当别人把她当做异类的时候，她就把别人叫做“杂种”。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从用人和老妈子那里学来的。赛珍珠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思维对付中国人，她知道中国人最忌讳别人喊他们是“龟孙”，是“杂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侮辱人。
献身宗教事业的父母，总是把女儿过于放心地交给那些看上去所知甚少的劳动人民去教育。到了赛珍珠必须识字的时候，他们又为女儿找了一位姓孔的先生当家庭教师。这位孔夫子的后裔，十分尽职地向赛珍珠灌输地道的中国儒家文化。他向赛珍珠灌输孔子的思想，大讲忠孝仁义信，把孔子的学术思想推崇到了最高境界。有趣的是，笃信基督教的赛珍珠父母，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也许，世界上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总之，在教育上，赛珍珠成为真正的“杂种”。她是美国人，同时也是中国人。东西方两种文化同时在她身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跟随父母学习英文，又和周围的用人及老妈子说汉语，不仅能说中国的官话，而且会说很土的方言。她从父母那里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又从家庭教师孔先生那里接受儒家思想。她身上既有作为一个洋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她感到自己高中国人一等，同时又常恨自己不能像她的好朋友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敌视西方的目光中，她甚至羞于自己的洋人血统。她的双重身份，使她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她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文化上的混血儿。
赛珍珠的家庭教师孔先生在北京的祖居，被德国士兵捣毁了，家人也因此蒙难。赛珍珠曾听人说过，德国的皇帝给他英勇的士兵下过一道命令，这就是让所有的中国人一听到德国这个名字，就浑身战栗，仓皇逃命。孔先生依然是孔先生，他依然穿着长袍，梳着乌黑的长辫子，用四方形的柔软黑丝布包上一本书，喝茶时不停地用茶碗盖拨弄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然后出其不意地指出正在听课的赛珍珠的错来。
“你最好还是回到美国去，”有一天，正上着课，孔先生突然神情严肃，很沉重地对赛珍珠说,“在新的风暴到来之前，你应该回到美国，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
“为什么呢？”赛珍珠有些摸不着头脑。
孔先生说:“中国人并不喜欢你们。”
赛珍珠感到很悲伤。她的年纪还小，不可能明白老实巴交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恨外国人。但是她毕竟也已经10岁了，她是个敏感的女孩子，比同龄的其他美国女孩子懂事很多。孔先生所说的新的风暴，自然是指类似义和团那样的暴力行动。在西方人眼里，这样的风暴似乎已经不再可能发生，然而在华的每一位外国人的内心深处恐惧犹存。东方和西方，在心理上已经打了一个死结。
孔先生说:“到时候，你会和所有的其他白人，一起被处死。”
赛珍珠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说好话。起码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她觉得她热爱中国人，即使中国人并不爱她，她仍然不改初衷。她一生都在为美国人辩护，虽然美帝国主义也是凶恶的八国联军之一，但是她总是觉得美国人的罪过要轻得多。在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就不停地向她灌输，中国人所以恨洋人，是因为在华的其他外国人实在不像话。美国人并不像其他的外国人那样穷凶极恶。尽管他们也让中国人赔了款，然而这些赔款却用在了培养中国的留学生上。美国人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从慈禧那个垂死的老妇人手里，硬拿了一笔最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的钱。没有庚子赔款就没有清华。如果没有庚子赔款，这笔钱充其量也是被慈禧用来再建造一座新的颐和园。历史上从来就有许多扯不清的话题，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用于建造海军的钱，被慈禧挪用建造公园，这一直是老佛爷留下的让人攻击的话柄，但是毕竟颐和园今天还能供我们游玩，像清朝政府那样腐败的朝廷，真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
在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人绝对不会因此感谢西方的长枪大炮。中国人的感情被伤害了，中国人的财富被掠夺了，这些都是铁定的事实。随着赛珍珠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感到这种裂痕无法弥补。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中国人永远不会喜欢她这样的小洋鬼子。恩师孔先生的病逝，给赛珍珠带来极大的悲哀。孔先生给她讲述了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东西，让她明白了许多东方真正的可爱之处。孔先生的葬礼一定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她出现在葬礼上，给当时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样。由于葬礼庄严肃穆，大家都绷紧着脸，人们把对洋人的不满都埋藏了起来。当赛珍珠像中国学生一样跪下来磕头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背后做着鄙视的神情，为逝去的孔先生竟然会收一位洋弟子感到可惜。有人甚至埋怨，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让一个洋鬼子登门，十分不妥。
赛珍珠对宗教并不陌生，但是在朱厄尔小姐的学校里，她突然发现每天漫长的祈祷是那么可怕。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里，由一个很世故的中国男仆领着，跌跌撞撞地从人腿或从俯卧的人身边走过，直到能找到下跪的地方。赛珍珠十分厌恶在黑暗中祈求上帝的显灵，也害怕听那些伴着痛苦的惨叫声和叹息声。那种祈求上帝宽恕的声音，让赛珍珠有一种置身于罪犯的世界里的感觉。这种以匍匐来表现的情感，这种祈祷动作上的千姿百态，让她感到忍受不了。在她的印象中，宗教是一种非常正常健康的活动，是由音乐伴奏的一种信仰和现实的结合。人们相信上帝，不是因为害怕下地狱，而是渴望着进入天堂。宗教应该是人们对美的追求。
赛珍珠把母亲为她定做的中国亚麻和丝绸衣服，放到了箱子底下，压根儿就不打算再穿这些质地优良的服装。这些衣服都是中国最好的裁缝精心缝制的，虽然参照了最新出版的《时装大全》上的式样，但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仍然有些不入时。她宁愿穿那些廉价的美国服装，笨重的美国皮鞋。她首先使自己和周围的女孩子比起来，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自然不能再梳了，从镜子里看自己，变得都有些认不出自己。她现在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终于走进了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只有在梦中，赛珍珠才会想到中国，想到她熟悉的用人和老妈子，想到香喷喷的中国菜肴，想到童年的中国伙伴，想到人们不无恶意地喊她小洋鬼子。在美国的四年里，为实现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理想，她不懈地努力着。对于一个纯粹的美国人来说，竞争意识十分重要，但是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的赛珍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竞争。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参加了本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和最佳诗歌的有奖征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然双双获奖。获奖的原因，当然不是她善于竞争，善于琢磨评委的趣味。她能得奖，只是自己的文学才能的牛刀小试。
大学生活对于赛珍珠来说，并不重要。除了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之外，她所学的知识微乎其微。大学生活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旋律演奏完毕，她将开始面临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是留在美国，还是去中国这两个地方都是她的家。天平仿佛是倾向祖国这一面，还是孔先生的话在起着作用，既然中国人并不欢迎自己，她干吗非要赖在那里呢。她并不想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当传教士，她没有这样的宗教热情。这里是她的祖国，和中国相比，它是那样的可爱。这儿的一切似乎都那么合乎她的胃口，水很干净，即使是饮用生水也不会害病，没有痢疾和霍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树上摘下苹果，不用削皮就吃。这里有许多可爱的美国男孩子，她的年龄已经到了可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赛珍珠又一次回到中国，她远在中国的母亲病了，是一种很可能送命的疾病。赛珍珠立刻决定回中国。没有什么比探望母亲更重要的事了。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在这时候爆发，所有开往欧洲的船只一律停开。已经收拾好了的行李由于交通缘故，不得不重新打开。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表明，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在召唤着她，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立刻赶往中国。她爱美国，可是更爱自己的母亲。一个热爱母亲的人，才可能真正的热爱自己的祖国。赛珍珠排除了重重困难，终于登上了去中国的航船。这时候，她第一次有了远离祖国的感觉，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正在逝去的美国大陆，才是她真正的祖国。
在去中国的途中，赛珍珠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艳遇。这是位英俊的美国小伙子，在菲律宾的标准石油公司工作。在船上的几周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并且十分理智地说定，等船一到上海，大家立刻分道扬镳。他们像恋人一样形影不离。现代人一定会把他们的关系，想象得非常浪漫，大家已经习惯了好莱坞的故事，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他们及时寻欢作乐。就像后来一度流传的那样，说赛珍珠和比她年轻的诗人徐志摩有一腿，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一个美国姑娘不可能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太重。有关赛珍珠和徐志摩的艳情故事，已经有人把它作为纪实文学或者小说写了出来，有一天还可能会变成影视作品出来蒙人。
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即使到了思想极度开放的今天，美国也并不像电影电视上表现的那样，刚认识就迫不及待地脱去裤子。我们应该想一想，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她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她的家庭历史上从未有人离过婚。对婚姻的忠诚是她从小就记住的做人准则。赛珍珠唯一的哥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由于她的父母在婚姻态度上十分保守，虽然哥哥的婚姻事实上已经死亡，然而为了不让父母为此感到痛苦，赛珍珠的哥哥决定等到父母都过世以后，再考虑离婚。其悲剧性的结果是，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饱受分居之苦、过着苦行僧一样生活的哥哥已经没必要再离婚，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并且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也不多了。他很快就告别了人世。
赛珍珠在男女问题上和她哥哥一样保守，大学的四年生活，使她还原成一名美国女孩，但是她并不赞成自由恋爱。自从她懂事以后，她的中国小朋友总是偷偷地向她打听，问她的父母有没有替她找到婆家。中国的包办婚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可笑，赛珍珠却由衷地赞同这一传统。自由恋爱并不能保证婚姻生活的质量。在赛珍珠的那个时代里，她所见到的大多数婚姻悲剧，都是自由恋爱造成的。年轻人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难免盲目，他们不可能像自己饱经世故的父母那样，头脑冷静地考虑终身大事。婚姻是神圣的，一旦铸错便无可挽回。赛珍珠不否认自己对船上偶遇的那位美国小伙子的好感，然而绝对没有勇气再向前迈出一步。
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离中国的距离越近，赛珍珠就越感受到母亲的召唤。她仿佛听见母亲在呼唤她的乳名。她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也是她的第二祖国对她的召唤。她的母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块热土，她的母亲已经和中国融为一体。船上遇到的那位可爱的美国小伙子已不太重要，现在赛珍珠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的母亲。
她想象着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母亲！”
赛珍珠无数遍地念叨着这句话。故乡美国对她来说，已是那么遥远，遥远得已经足以让人忘怀，当新的地平线就要在海平面上出现的时候，赛珍珠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回家之感。她突然意识到中国就是她的家。新大陆终于出现在面前，船正驶向吴淞口，很快就可以看到上海的海关大楼。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海鸥追逐着轮船驶过的波涛。赛珍珠十分激动地握着美国小伙子的手，使劲地捏着，以至于让别人误会她是舍不得分开。好在美国小伙子也和赛珍珠一样理智，他和菲律宾的标准石油公司有一份合同，并不觉得自己应该为了爱情，就放弃这份诱人的合同。在船上，他们相处得很愉快。能够愉快，这就足够了。赛珍珠的心口咚咚直跳，有许多不可知的事情正在等着赛珍珠，一切皆在发展变化之中，一切都是未定数。她母亲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这是她最担心的一件事。她即将在中国找到新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她的婚姻大事，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她只有22岁。在早婚的中国人眼里，这已经是一个老姑娘的年龄。她将和在中国的白人圈子里的男人打交道，结果是劳而无功，父亲打算将她介绍给一位年轻体面的中国绅士，但是她的母亲反对，年轻体面的中国绅士的父母也坚决不赞成。
第三章
在刘岳厚的告别仪式上，刘岳厚的女婿高丰文，也就是刘丽英的丈夫，一本正经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我已经习惯了人们类似的提问，总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自己没写什么。高丰文盯着我不放，又问我打算写什么，我觉得自己总得告诉他一些什么，便说自己打算写一写赛珍珠。他显然不知道赛珍珠是谁，看着我，点点头。我们正在等火葬场的小礼堂空出来。这种等待有一种荒唐之感，小礼堂不停地换着人，一批又一批不相干的人，哭着从我们面前走过。刘岳厚终于死了，久病无孝子，我感到他们的家人，为此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是倾巢出动，所有的子女，媳妇和女婿，尚未成婚的小儿子的女朋友，孙儿孙女以及外孙外孙女，七姑八姨，都来了。虽然刘岳厚的一家都认识我，但是在他的子女中，我除了和刘丽英夫妇熟悉以外，其他的人仍然弄不清楚。
这么多奔丧的人，不可能都住在刘丽英家里。刘丽英曾想让一部分人住到我的家里来，她的母亲坚决反对，因为戴着黑孝住在别人家是有些忌讳的。虽然刘岳厚生前与我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在我家住过，虽然他的家人过去也在我家借宿，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在火葬场，当我向刘岳厚的妻子姚五妹表示慰问的时候，姚五妹抹着眼泪重提她内心深处的不安。由于来奔丧的人都吃住在招待所里，这笔开支显然不少，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尽快让刘岳厚火化。年轻人的思想都很开化，他们根本不把姚五妹的反对当回事，决定第二天就把事情了结。
“在我们乡下，尸首起码要搁三五天，”姚五妹叹着气，无可奈何地说,“这么快就烧了，人怕是还没有死透呢！”
终于轮到刘岳厚了，高丰文手上拿着一包中华牌香烟，在小礼堂的前后来回照应着，不时地给工作人员递烟。刘丽英的弟弟妹妹们却在那抱怨，嫌南京的规矩和他们那里不一样。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作为一个大家信得过的人，被事先安排好说几句悼念的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尽管我是个作家，是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在刘岳厚的家人看来，一定能说会道，而且我确实也事前一直在做着准备，然而事到临头，我突然觉得自己原先准备的话，是不适合的。我原来想说，刘岳厚的一生，很可以用来写一篇不错的小说，甚至拍部电影，但是这话尚未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有些二百五。我想不仅是刘岳厚的家人，不想听这样的废话，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想听。这样的话，只有死去的刘岳厚乐意听。刘岳厚已经死了，在追悼会上，所有的话都是说给活人听的，我必须说一些面对活人的话。
我突然灵机一动，说刘岳厚曾经是我的老师，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为他教过我，所以我始终尊敬他。我说得有些动情，刘岳厚的家人听了，似乎也有些感动。接下来应景的话就容易说了，我把人们在追悼会上常说的话，拿出来复述，近乎肉麻地抬高死人的地位，最后用“敬爱的刘岳厚老师，你安息吧”作为结束语。我的结束语带来一片哭声，大家绕尸体一圈，还没有来得及退出小礼堂，新的一轮就已经又开始了。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张巨大的遗像冲进来，刘岳厚的遗像刚被拿下来，新的遗像便占据了他刚才的位置。再也没有比火葬场更乱哄哄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太快，太匆忙，匆忙得大家目瞪口呆。我发现刘岳厚的家人都陷入迷惘之中。
现在，我坐在大堂的真皮沙发里，心不在焉地等待着。不时地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从我面前走过，当然还有那些西装笔挺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成功者。这里是南京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除了外国人，只有高等的华人才能住在这里。不久前，在火葬场的时候，我曾很无聊地想到，人死了以后的区别，不过是看你租大礼堂或者小礼堂来举行告别仪式。时时刻刻都有人会死去，死是人世间最大的平等。
我们很快就进入赛珍珠的话题，这是我们这次会面的目的。由于我还没有看到PavilionofWomen，胡雪桦给了我一份请人翻译的内容提纲。如果我们要合作的话，问题将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说我们将根据赛珍珠原著小说中的一个次要情节，改编成一个现代人乐意看的电影。这个次要情节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一位传教士的感情纠葛。
“说白了，这是一个偷情的故事。”胡雪桦提纲挈领地说着。
我明白胡雪桦的意思，这个偷情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男女表演，它还将影射东西方关系。同时,“偷情”在电影上也是一个类概念，是法定婚姻之外的故事，可以简单地引申为婚外恋和第三者插足。我们谈了没一会儿，罗燕女士也匆匆赶到，而且立刻加入谈话。大多是他们在叙述，我尽可能集中注意力地听着。我想他们一定看得出我很疲倦，或是觉出我对合作不是太感兴趣。
我带了两本自己的书送给他们。我告诉他们，我仍然没有找到兴奋点，虽然在过去的许多天里，我满脑子都在想赛珍珠，但是对是否有把握写好一个传教士和中国女人的故事，暂时还没有把握。毕竟只是刚看完原著小说的故事梗概，我不能胡乱地答应他们。而且胡雪桦提供给我的故事梗概，甚至也是不完整的，竟然缺了一页，使得本来就不完整的故事，更显得支离破碎。好在我心里总算有数了，事实上，对于写传教士，我自认还是有些把握，为了写长篇小说《花煞》，我曾经读过不少资料，而反映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一直是我觉得有趣的话题。我所以还感到犹豫，是改编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早在一开始，罗燕女士就表明我有充分的自由度。我只要从原著中得到一个框架，抓到一点点蛛丝马迹，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事说起来很容易，可是一旦进入到了具体操作，会有许多预想不到的麻烦。首先，这样的改编肯定是对赛珍珠的扭曲，它更多的意义只是我新写了一部小说。而这新写的小说与导演和制片人的要求有多大的距离电影不可能像小说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电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一场有严格规则的游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感到吃不准的，是究竟想让我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过多的自由，对于写电影剧本来说，不是好事。过多的自由，其结果很可能是让人白忙一场。
就这部要写的电影，我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如何对待“爱”这个词。对于一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爱”字，说出来非常肉麻。偷情说到底还是一个爱情故事。罗燕女士曾向我说过，这部电影的市场在国外，它将要被翻译成英语，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电影。但是毕竟反映的是中国的人和事，女主角自然是用汉语来思维。不仅是女主角，整个影片都得如此进行思考。因此我想，如果出现调情的场面，女主角不说中文的“爱”，而是说英语的“Love”，一切就自然得多。洋泾浜的英语有时候很适合于处理尴尬场面。在自己的中文中嵌一两个难以说出口的洋文，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
第二，女主角是个40岁的女人。虽然民间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说，但是在影片所要描写的那个特定的年代里，40岁绝对是一个已经做了祖母的老女人，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内心，都应该是成熟过了头的感觉。如何处理一个老女人的浪漫情调，这也是个难题。我们将要描写的女人，是一个没有欲望，只是一味贤惠、做事得体的大家贵妇，她毫无嫉妒心地在自己40岁生日那一天，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娶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小妾。要让女主角变得真实可信，得花很大的工夫。
“你现在成了名人了，不愿意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刘岳厚的小儿子从来没和我说过笑话，他是个腼腆的乡下小伙子，酒精使他居然调侃起我来。
姚五妹张嘴就骂，显然她有一肚子不痛快，借此由头，把小儿子好一顿数落。小儿子的女朋友出来打圆场，姚五妹依然不肯善罢甘休。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数落完。还是刘丽英厉害，她是长女，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板着脸问她母亲有完没完，有什么话带到乡下说去。姚五妹还说，于是母女两个又不分青红皂白吵起来。姚五妹终究有些怵刘丽英，声音越来越低，突然拉了我到她住的房间。
刘岳厚的骨灰盒用一块红布裹着，放在电视机上。由于怕招待所的服务员抗议，在骨灰盒上又盖了一张当天的报纸。刘岳厚的遗像也被面朝里靠墙放着。姚五妹神秘兮兮地从一个破旅行包拿出一包东西，说刘岳厚生前曾经说过，他死了以后，将这包东西交给我作纪念。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么一包他各个时期写的手稿。姚五妹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似的，把那包东西往我手里一塞。我顿时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我知道刘岳厚的手稿是怎么回事。老实说，只有他自己把那些改了无数遍的手稿当做宝贝，而于别人这根本就是一堆废纸。
“我——”我支吾着，说这东西最好还是留在你们手里为好。我说我家里已经够乱了，拿回去也没地方放。
姚五妹说得很爽快:“要是没用的话，就把它烧了好了。依着我，早就想烧了，这些破东西有什么用，害得这死鬼迷了一辈子。”
我几乎是被迫收下了这包死者的礼物。我该死的老毛病，又一次让我陷入尴尬境地。在关键的时候，我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作为家属都不想要的东西，为什么非要硬塞给我。在回去的路上，我几乎要赌气将那包东西扔进垃圾箱。回到家，妻子看我捧着这么一包东西回来，一脸的不高兴。虽然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在这时候，把一个死人的遗物带回家，实在不合时宜。妻子说，这包东西除了你的书房，什么地方也不许放，并且再三关照我的女儿，绝对不许碰那个包。
刘岳厚一直为能有我这么一个学生，感到骄傲，而我所以能成为他的好学生，又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的父母就不会进牛棚，父母不进牛棚，我就不会去农村念书，不去农村念书，就不会成为刘岳厚的学生。这一环套着的一环，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刘岳厚是祠堂小学的教师，祠堂小学一共就二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应有尽有。刘岳厚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他穿着一条黄军裤，在以后的多少年里，他一直穿着这种颜色的裤子。当时他刚从部队复员，正是得赶紧找对象的年龄，据说已经有很多姑娘看中他了。我由外祖母带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还在上课，他坐在讲台前临毛笔字，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正临到一页的末了几个字。
“这就是你外孙。”他一边临帖，一边说。
“赶快叫刘老师。”外祖母吩咐我。
我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句，正在做作业的小学生哄笑起来。我的话带着明显的异乡口音，他们调皮地模仿着我的腔调。刘岳厚瞪了一眼他的学生，继续临他的帖，临完这一页，抬起头，对我说：“三年级人少，你就读三年级吧。”我想告诉他，我应该读四年级了，可是我外祖母已经一口答应。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就被留了一级。
在这种混合班里读书，永远有一种喜剧效果。刘岳厚总是安排这个年级的人做算术作业，安排那个年级的人写毛笔字，然后给另外一个年级讲解语文课文。他很难做到有条不紊，课堂上始终是乱哄哄的。学生并不是真的害怕他，他也无所谓学生怕不怕他。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他对诗词特别爱好，老是没完没了地在课堂上讲解毛主席诗词。我记得第一堂课就是讲解《七律送瘟神》，其中有一句是“千村薜苈人遗矢”，他很认真说:“人遗矢，这个矢，在这就是屎的意思。遗矢就是拉屎的意思。”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这解释究竟对不对，反正当时他振振有词，说得十分投入。小学生总是认为老师的话千真万确，人到了到处拉屎的境地，其荒凉自然不用再解释。我记得刘岳厚还说过:“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厉害，什么样的词都敢用。‘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动不动就是苍蝇，有几个诗人敢这么写？”
在祠堂小学的门前，横着一条河。天依然很热，下课的时候，男孩子们便往河里跳。当地游泳叫“汰冷浴”，女人是不下水的，男的却无论老少，都是光着屁股下河。刘岳厚从来不在课间下河游泳，天再热，他都是焐着那条黄军裤。他就住在祠堂小学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到太阳快下山之际，他拿着一个塑料的肥皂盒，笃悠悠地向码头走去，跳进河里，一口气游好几个来回。我在农村的那几年里，大家洗澡都不用肥皂，唯有他，喜欢赤条条地站在码头上，往身上到处抹肥皂。夕阳下，刘岳厚作为村子里独一无二的文化人，赤身裸体地站在光溜溜的码头上。干了一天农活的庄稼人收工回来，从河堤上走过，冲他大声嚷嚷。他感觉良好地继续洗着，嘴里永远哼着同一首语录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我和我的新同学干的第一件偷偷摸摸的事，便是去偷看刘岳厚在河边洗澡。很难说清楚这样的偷窥，有什么样的乐趣。刘岳厚往身上抹着肥皂，有人就笑着说“刘老师又要洗xx巴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村的笑话，男人们一边在地里干农活，一边很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了，好像别人没有那玩意似的。”甚至女人也对这样的话题有兴趣，我就听过一位俊俏的小媳妇，对几位大姑娘谈论此事，大姑娘们捂着嘴笑，小媳妇更是笑得十分开心。
有一天正上着课，一个叫老扁头的孩子，因为犯了错被罚站，突然很淘气地说:“我三大妈说了，你那玩意是个宝贝，因此天天要洗！”
刘岳厚一时不明白老扁头的话，可是全班的学生都笑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翻。刘岳厚很生气，放学了，留住了老扁头不让回家，到天黑他娘找了来。刘岳厚板着脸说:“你问问你儿子，他说了什么话。”老扁头娘甩手给儿子就是一个耳光，但是当儿子坦白了究竟说了什么的时候，老扁头娘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回去说给自己男人听，男人也笑，说给周围的邻居听，一个个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转眼快过年了，鱼塘里的水被抽干，抓了鱼分给大家。那口一年难得用上一次的大铁锅，烧了满满的一锅水，让全村人洗澡。就一锅水，要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挨个地都洗过来。第一个下锅洗的是生产队长，然后就轮到刘岳厚。负责烧水的姚胡子以商量的口吻说:“刘老师，你千万不要用肥皂，全村的一百多号人，还在你后面排着队！”
刘岳厚为难地说:“不抹肥皂，这澡怎么洗？”
最后，刘岳厚还是在身上抹了些肥皂，只是不好意思把肥皂沫子弄在铁锅里，用勺子把身上冲干净了再跳进锅里。按秩序是全村的男人先洗，男人洗完了年轻的女人洗，年轻的女人洗完了，才轮到老太太，洗到临了，那一锅水早就成了酱油汤。女人们一边洗，一边抱怨，姚胡子把责任统统推到了刘岳厚身上，隔着布帘子说：“刘老师非要用肥皂洗他的xx巴，我有什么办法！”
那一阵，扫盲班办了起来，村上不识字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被集中起来上夜校，上一次课，记一次工分。许多女人都是为了工分才上夜校的，只有两个人是例外。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岳厚的恋人胡冬琴，一个便是他后来的老婆姚五妹。胡冬琴比姚五妹漂亮，但是她爹是富农，因此常常受人欺负。上课时，刘岳厚老让胡冬琴回答问题，胡冬琴答对了，刘岳厚就当众表扬她。生性泼辣的姚五妹终于跳出来批评，说胡冬琴是富农，你可不要包庇她。刘岳厚说，我怎么包庇了姚五妹说，你就是包庇了。其他的妇女也跟着一起起哄，说刘岳厚确实是包庇胡冬琴。
刘岳厚知道胡冬琴和姚五妹都喜欢自己。他很得意，可是并不想娶其中的某一位。胡冬琴是富农，这成分在“文革”中可了不得。姚五妹却太穷，她的大哥三十多了，还没有娶上媳妇。于是有人出来说媒，大家做点牺牲，让姚五妹嫁给胡冬琴的哥哥胡矮子，胡冬琴嫁给姚五妹的大哥阿喜，恰巧两个男人都有些欠缺，胡矮子出奇地矮，姚阿喜小时候爬树摘柿子，摔瘸了一条腿。张飞与李逵，乌鸦落在猪背上，都是黑对黑，正好般配，谁也不吃亏。不乐意的是姚五妹和胡冬琴，心里都惦记着刘岳厚，不甘心自己要嫁那样差劲的男人。刘岳厚心里也酸酸的，说不出什么滋味。
正月里，姚胡两家同时办喜事，刘岳厚被拉着轮流在两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两位新娘的眼睛都有些红，都不理他。刘岳厚喝多了，终于醉了，被架到空地上去呕吐，吐完了，又回来接着喝，一直喝到新娘双双被送入洞房。那一天，整个村子闹得就像是过节。胡冬琴从小受人欺负惯的，进了洞房，乖乖地成了别人的老婆。姚五妹是烈女，悄悄地揣了一把剪刀在怀里，对胡矮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绝不让一个富农的儿子，日贫下中农的女儿！”
胡矮子被她的气势吓得又矮了半截。他傻了好一阵子，说：“你哥能娶我妹，我为什么不能娶你？”
姚五妹理直气壮地说:“贫下中农的儿子日富农的女儿，和富农的儿子日贫下中农的女儿，这不一样。”
胡矮子气不服地说:“怎么不一样？”
姚五妹说:“是革命和反革命！”
胡矮子拿姚五妹没办法，像小孩子一样捂着脸哭起来。老富农夫妇听听动静不对，敲门进来，涎着脸对姚五妹说好话。姚五妹说:“你们要是逼我，我就死在你们家里，富农逼死人命，贫下中农饶不了你们。”老富农的尿差一点吓在裤子上。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动不动就被拉出去游街，如今真要逼死了姚五妹，还有好日子过整个蜜月里，姚五妹都揣着一把剪刀睡觉，她把胡矮子的一家当做了阶级敌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老富农如坐针毡，富农婆躺在床上犯胃病，胡矮子憋得脸色发青，姚五妹的气焰却越来越高涨，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姚五妹的革命行动成了笑话，全村都在议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看法不同，结论不同，但谁都觉得这事很有趣。到了蜜月结束的那一天，姚五妹突然想到了学文化。她拿着一本教材跑去找刘岳厚，一直磨蹭到天黑也没有离开。刘岳厚似乎知道她想干什么，心里揣着只小兔子，扑通扑通直跳。临了，姚五妹咬牙切齿地说:“刘岳厚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没指望了，胡冬琴已经是我哥的老婆，你除了我，没别的人可挑。”
我成为一名作家后，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在许多人眼里，既然父亲是作家，祖父也是作家，那么我很可能从小就是按照制作作家的配方，进行培养的。刘岳厚逝世以后，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完全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受到刘岳厚的影响。我已经反复向别人解释过许多次，我的家庭并没想到过要让我成为作家，我当了作家完全是后来的事。
在祠堂小学，我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刘岳厚从来就不是个好教师，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好课程。不同的年级老是冲突，有的同学太调皮，常常课上到一半就跑出去撒尿。这样的学堂更像是个幼儿园。刘岳厚的教学方法是听其自然，布置了作业，学生做不做都无所谓。学生的家长对刘岳厚也没要求，反正以后都是种田。
刘岳厚在村上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因为他是不用干农活的文化人。他的一手毛笔字总有机会派上用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布以后，要由他用一丝不苟的欧体抄出来，贴在墙上供人瞻仰。除了生产队长和会计，没人的地位能和他相比。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大队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姚五妹成了其中的积极分子。那一年，县委书记参观了大寨回来，下决心也要搞一个样板。他提出了四个“笔笔直”的口号，责成刘岳厚像抄诗一样地抄下来，把这口号贴得到处都是。
河道笔笔直，
道路笔笔直，
房子笔笔直，
树要笔笔直。
“笔笔直”里的有一个“笔”，在这里应该是语气助词，当地的方言习惯这么说。于是一个冬天里人就没闲着，县委书记亲自蹲点，水被抽干了，硬是用人工，把原本弯曲的河道修直。周围几个大队的民工纷纷前来助战，广播里整天播着革命歌曲。有一天，县委书记来工地慰问，心血来潮，即兴凑了一首诗，从此诗兴大发，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在大战河道的同时，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诗歌运动。乡下人写的诗都是顺口溜，一边干活，一边凑句子，凑得差不多了，便往广播站奔。什么样的打油诗都有，什么人都写诗。干活写诗，吃喝拉撒睡也想着写诗。我只记得姚五妹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两句：
大家警惕高，
敌人要破坏。
小学生也被组成了少年突击队。那时候广播里常播放的一首歌，是“拿起笔做刀枪”，笔和当地口音中的女性生殖器的读音完全一样，孩子们十分起劲，却不怀好意反反复复地唱着这一句。姚五妹那时候也大出了一阵风头，没有比她更不怕出洋相的女人了，由于她誓死不嫁富农的声名远扬，那些前来助战的民工，千方百计都想一睹她的芳容。在宣传队里，她什么歌都敢唱，什么舞都敢跳，反正乡下人不花钱白看戏，有热闹就好。她的肚子开始一天天地大起来，也没什么怀孕反应，照样跳，照样唱，疯得跟傻大姐似的。她和刘岳厚的婚事已经成为事实，那年头有没有结婚证无所谓，姚五妹和胡矮子反正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因此也不需要离婚。
群众诗歌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轰轰烈烈转眼间灰飞烟灭。只有刘岳厚是唯一热情不减的积极分子。别人凑出了几句诗，说过就忘，他的诗都抄在小本子上，一首接一首。作为他的学生，我第一次听人说诗要押韵，在他教育我之前，我一直以为诗只是些分了段的汉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写诗的人叫诗人。为了凑韵脚，刘岳厚成天捧着一本《新华字典》，颠来倒去，很快就把它翻烂了。这是他当兵喂猪时，在省城的一家新华书店排队买的。他的脸上时时露出别人根本就不懂诗的神情，而且开始不屑于去广播站，对着话筒发表朗诵他的诗歌。他非常虚心地拜一位下放的报社老记者为师，据说这位白发苍苍的记者，曾经发表过好几首诗。
虽然刘岳厚的学历只是小学文化，自从他决心要当诗人以后，那种鄙视别人的神情就在他的脸上固定了下来。他的教学也越来越不像话，到春天又一次来临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地压缩了算术课，毫无道理地加大了语文课的比例。他似乎忘记了自己面对的是混合班的学生，他对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讲述自己的诗，而且规定每人起码要会背一首他的诗。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诗应该算是白话押韵诗，都是说些空泛的大道理。他的学生成了他最初的读者。他感觉良好，然而没有一个学生喜欢他的诗。
仅仅是写诗，那种小的工作笔记本，就用了好几本。在一开始，写诗不过是自娱和折磨学生。能写诗的这种感觉很好，刘岳厚敢于鄙视别人，别人便不敢不尊敬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村上唯一不怕生产队长的人。生产队长霸道得很，可是拿他毫无办法。那一年，刘岳厚的长女刘丽英出生了，他丝毫没有因为做了父亲就此成熟。既然有了诗，家庭对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女儿哇哇地哭着，他却躲在教师办公室里苦思冥想，为一个韵脚走投无路。我记得刘岳厚最下工夫的，是一首叫《老犁头》的长诗。这首诗折磨了他好多年，有无数个版本。最早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的，是一首十行的短诗。他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了一个当家做主的现代老农民，如何热爱集体。我之所以还能记得是十行，是由于他每讲一句时，就举起一个手指头，当他的十个手指头都伸出来的时候，他的诗也就全完了。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回南京上了高中。有一天，刘岳厚捧着一叠厚厚的诗稿，十分神秘地出现在我的家里。这时候，他已经是四个小孩的父亲，人和过去相比，瘦了些，头发长了些，看上去有些潦倒，但是更像是诗人。他来我家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望过去的学生，而是来向我的父亲求教。他向我父亲解释这首诗的来龙去脉，虚心得像一个小学生。让我和我的父亲都感到难以忘记的，是诗响亮的开头：
当!当!当!当!
刘岳厚的诗似乎是长进了不少，在一开始，就是敲击挂在村头大树上的一截犁头的声音，一共八声，八个惊叹号。他解释说，在他的诗中，作为人物的老犁头，和挂在村头大树上的铁犁头可以合二为一。他说老犁头这个人物，可以用已经不能耕地的犁来象征，虽然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了，但是仍然可以废物利用，挂在树上当钟使，可以警钟长鸣。这是一首长长的叙事诗，从老犁头的童年说起，讲他怎么当长工，怎么给地主老财干活，怎么反抗，怎么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等等，等等。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差不多都写到了。从解放前，到解放后，肃反，反“右”，大跃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一本“四人帮”时期的教科书。我的父亲读了以后，不得不连声说有气势。这时候，我的父亲刚刚被结合进一个创作组。他的思维有些迟钝，根本合不上时代的节拍。作为一个作家，除了写检查，他已经有多少年不曾写过一个和创作有关的字，因此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刘岳厚有些了不起。
父亲的表扬几乎使刘岳厚忘乎所以。他的脸上放着红光，羞答答地说，省出版社可能要出版他的这首长诗。父亲向他表示祝贺，并答应为他力尽所能地改正诗稿中的错字。这是我父亲唯一能够效力的地方。可惜长诗中的错字，也太多了一些，结果原计划一晚上就能看完的诗稿，足足让我父亲改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刘岳厚来取稿子的时候，为自己诗稿中太多的错别字，感到不好意思。我父亲安慰他说:“这不要紧，你看你的字，就写得比我好，我小时候没练过毛笔字，这字就一直写不好看。”
省出版社最终也没有出版刘岳厚的诗稿。诗稿在出版社放了一年多，换了一位编辑，建议刘岳厚把这部诗稿改为长篇小说，并要求他把当前如火如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写进小说。刘岳厚因此也从业余的诗人，变成了业余的小说家。他加强了原诗中本来就很浓的火药味。小说稿完成以后，不同的领导提了不同的意见，刘岳厚修改了无数遍，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也没有能最后定稿。
第四章
赛珍珠一直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有这种理想的人很多，许多最终成为作家的人，向文学青年谈起自己的文学道路时，常常会这么袒露心扉。天底下什么样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赛珍珠认为，一个作家不应当在30岁之前，就去创作小说，除非他有在绝望和无助中生活的经历。出去寻找创作素材的作家，好像是出海打鱼的渔民，好像是钻进深山老林狩猎的猎人，肯定写不好小说。创作不应该成为打鱼或狩猎，生活就是生活，一个人应该顺其自然，不应该刻意追求什么，不应该处心积虑地别有他图。
重新回到中国的赛珍珠，发现了许多和以往的不同。首先是视点发生了变化，在美国读了四年大学，这已经足以让她用一双美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其次，中国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赛珍珠去美国读书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朝王朝被推翻。留在中国男人脑袋后面的那条猪尾巴似的小辫子没有了，共和与维新成了最时髦的口号。赛珍珠已有整整四年，没有机会运用她所熟悉的汉语，潜藏着的记忆大门突然又被打开，虽然一些话语对她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但这并不妨碍她倾听这些熟悉的声音。她熟悉这些语调，因为她就是在这些语调中长大的。
昔日的中国姑娘如今无一例外地成了孩子的母亲。这些人曾经都是赛珍珠的好朋友，现在她们把她拉进自己的房间，十分好奇地向她问这问那。她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她的个人问题。她们奇怪赛珍珠的父母，为什么不尽快地给女儿找个婆家。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赛珍珠的脸顿时红了。这时候，她身上的传统中国文化影响又开始起了作用。她变得腼腆、窘迫，而且有些无可奈何。她的年龄今天看来还很年轻，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在周围的人，甚至赛珍珠自己看起来，已不算太年轻。美国本土的小伙子对于她来说，实在太遥远，而在中国石油或烟草公司工作的白人小伙子，又因为不是门当户对，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可以选择的对象之外。
虽然赛珍珠自己不是传教士，可是她属于传教士的团体，是教会学校的新任命的教师。传教士团体的思想，其保守程度，丝毫也不比古板的中国人逊色。
赛珍珠或许是和英租界的白人小伙子有过约会，她不加考虑地接受过他们的邀请，很快就因为这种冒失挨了批评。传教士团体中有一位老人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了一个经纪人，那么你就必须离开你的母亲。”
赛珍珠不甘示弱地说:“我的父母不在乎我嫁给什么人。”
“可是我们在乎！”
赛珍珠在婚姻态度上，显然是保守的。在自传中，她虽然想把自己邂逅的每一位男士都写下来，然而所有的故事都很平淡。在庐山，一位正疗养的患肺结核的小伙子，似乎坠入了赛珍珠的情网，他苍白的脸色开始泛红，不再像过去那么缄默消沉，胃口也变香了。小伙子同样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他的母亲吃惊儿子的变化，意识到他对赛珍珠的兴趣与日俱增。赛珍珠没有谈到那位母亲是如何影响自己儿子的，反正戏刚开场，便让人惆怅地匆匆结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赛珍珠到了结婚的年龄，到了做母亲的岁数，她似乎有些按捺不住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在婚姻的决定上，是草率的，或者是盲目的。赛珍珠只能用《旧约》传道书里圣人说过的“人总是要结婚的”，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在赛珍珠看来，是人就应该结婚，对于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靠自由恋爱，与一个碰巧生活在你周围的最合适的人选结合。人们决定结婚，不过是众多巧合中的一个。
赛珍珠生性敏感，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在她身上起着作用。她向往着浪漫的生活，又迫不及待地想做贤妻良母。她热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更渴望过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结婚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好途径，可是她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合适的婚姻对象可以供她选择。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没有爱情的生活，同样可以过得非常愉快。她羡慕自己那些儿女成群的中国女友，即便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从未见过面的男人，丝毫也不影响生活的幸福圆满。
一场持续了17年的婚姻，从此左右了赛珍珠的生活。这不是一场幸福的婚姻，它几乎是在重蹈赛珍珠哥哥婚姻失败的覆辙。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无意中撞进了赛珍珠的生活，他们彼此选择了对方，事情就定了下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赛珍珠结婚后第一个惊人发现，就是他根本不信什么教。他只是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在华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来中国教中国的农民如何种田。时至今日，这个年轻人的精神依然可嘉，但是他的行为却不能不说是自以为是。和传教士的工作最终被证明是徒劳一样，按照美国人的方法教中国人种田，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滑稽的喜剧。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耕耘了几千年，他们按照祖宗留下来的方法浇水施肥。一家人至多也不过5英亩的土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洋鬼子多此一举地来教自己如何种田。
赛珍珠丈夫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赛珍珠随着他一起深入中国的农村，不辞辛劳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丈夫和农民就种田的事宜进行交谈，她便和一旁的妇女孩子们说笑。婚后最初的岁月，就是这么度过的。虽然她从一开始就对丈夫的工作表示怀疑，但是她的教养使她没有把这种怀疑轻易流露出来。既然嫁给了一位农业专家，她就应该做一位农业专家的好妻子。她常常为此做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只是当丈夫的中文已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她才走过去充当临时的翻译。她显然要比他更了解中国人，一眼就看出了中国农民对他们唯一的兴趣，就在于他们是洋人，是与自己不同种的怪物。农民们只是好奇，只是在看热闹，觉得这一男一女两个洋人十分可笑，眼睛是蓝的，金头发，个子竟然有那么高。赛珍珠的丈夫想把自己在美国农学院里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的农民，可结果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可教的，相反倒有不少可学的东西。
这场婚姻给赛珍珠的唯一好处，就是她有了一个充分了解中国农民的机会，在这之前，她所了解的中国社会，是老妈子和用人的社会，是成天围着传教士转的中国教民的社会。由于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只有真正地解剖了农民这个社会细胞，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20年后，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真切而且取材丰富，以及她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杰作。”不管这评语是否贴切如实，赛珍珠能够大胆老练地描写中国农民，和她的第一次不幸的婚姻，有着分不开的联系。这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典型例子。浮光掠影也罢，道听途说也罢，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描写虽然没有臻善臻美，但是丝毫也不比当时别的一些中国作家差。
在结婚前，赛珍珠一直待在富庶的江南。结婚以后，她和丈夫居住在北方的小城中。他们在乡下有一个小农场，为了丈夫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们小夫妻走遍了穷乡僻壤。丈夫骑一架老式的自行车，赛珍珠坐轿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女人赶路都得坐轿子，轿子的周围都挡得严严实实，除了前面挂着的那块蓝色布帘可以掀起来。在空旷的地方，赛珍珠总是把那闷人的布帘掀开，而接近村镇的时候，赶紧放下布帘，以免那些没见过洋人的好奇者围观。经常难免的是一些步行或骑驴的人，在路上看见了赛珍珠夫妇，立刻加快步伐，赶在他们前面到达一个村庄，然后像发布什么重大新闻似的大喊大叫，招来了一大堆围观者。
刚开始，赛珍珠就像中国那些怕羞的小媳妇一样，每到一处，用力扯紧门帘，躲着不让那些等候看热闹的人观赏自己。渐渐地，她意识到大家只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并没有什么恶意，就索性走出来，让看热闹的人看个够。在他们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看客，当他们找了客店准备住下，那些看热闹的人，一定要店主跳出来撵他们走，才会不急不慢地散去。如果不是在农忙的日子里，中国农民给人的印象，总是闲着无所事事。有时候，被店主撵走的看热闹的好奇者，会又一次返回客店来，从门缝，通过房门与地面之间大约6英寸的缝隙，歪着头，把脑袋贴在地面上偷看。胆子大的，甚至用蘸了口水的手指，将窗户纸捅上一个小洞，观察赛珍珠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有一次，赛珍珠的丈夫不在，那些调皮小伙子，竟然大胆地撞起门来。他们把其中一个人推到门前，通过猛推他，来撞击已被闩着的房门，他们一边闹，一边哈哈大笑。赛珍珠有些害怕，她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白种女人。在她童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女人曾警告过她，说中国男人对白种女人的兴趣，一点也不比白种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兴趣差。如果可能，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想和白种女人睡觉。早在两百年前，中国的一名皇帝，就想娶欧洲的美人当妃子。占有白人女子，在中国男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一种成功，那些后来有机会能娶白人女子为妻的男人，很让普通的中国人眼红。赛珍珠越想越怕，她搬了一张大椅子顶住门，自己站在椅子上面，以为这样，那些在门口闹的年轻人就看不到她的脚。但是那些年轻人依然是闹，直到尽兴了才走。
婚后的几年里，赛珍珠和中国民间的交往十分深入。她终于开始被当地的中国人所接受，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她和一些中国妇女成为比较亲密的朋友，相互之间说着悄悄话。中国女人向她打听白人夫妇之间的事情，也向她诉说自己的故事。赛珍珠发现她们像她一样，对对方的秘密和隐私，有着浓厚的兴趣。让一些中国年轻女人感到羡慕的，是赛珍珠可以和自己的丈夫，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而传统的中国年轻女人，则只有躲在闺房里时才可以这么做。她们总是做出非常矜持的样子，仿佛只有这样才是恪守妇道。她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和自己丈夫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丈夫白天要下田干活，要照顾店里的生意，晚上回到家，要尽孝道和父母一起待上几小时，要到很晚才回房间睡觉。结果这些寂寞的年轻女子，只好和比自己的地位更低下的女佣拉家常。
据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在1919年，仅仅是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便有6636人，传教点有1037个，而天主教的欧洲神父，有1500到2000人。如果赛珍珠不写小说，只是像她的父母那样，献身于轰轰烈烈的传教事业，今天恐怕就没有人再来议论她了。如果赛珍珠继续为传教士团体工作，在教会学校当教师，我们今天同样也不会再议论她。在1918年，也就是她结婚的第二年，中国的教会学校大约有1.3万所，其中有14所大学。赛珍珠如果不是因为写小说，不是因为她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在好莱坞大获全胜，她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话题。
美国人曾狂妄地把中国的教会学校，称之为东方的西点军校。他们觉得自己正在替中国培养未来的领袖和指挥官。然而历史嘲笑了固执的美国佬，中国的发展并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赛珍珠一开始就对传教事业心存疑窦，这是她没有继续走父母老路的根本原因。赛珍珠的丈夫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路，有些走不下去。有一天，他终于很沮丧地对妻子说，他打算去南京的大学求职，那里有个空缺正等着他。这意味着他已经决定放弃自己最初的理想，已经承认了自己事业的失败。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里，在有着自己形成的一套卓有成效的耕作方法的中国农村，赛珍珠的丈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西方农业技术根本行不通。
对于赛珍珠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北方的农村，新文化运动若有若无，赛珍珠深感闭塞，现在又有了一种重返现代中国的感觉。以城市而论，南京还是一个旧式的城市，它既不像北京那样是政治文化中心，也不像上海那样是经济和现代工业的重镇。虽然不久以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可是在赛珍珠刚刚定居南京的那一段，这座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城市，风气仍然保守尚古，是抵制白话文运动的老学究们的堡垒。这里仍然凝聚着浓郁的旧文化气息。赛珍珠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里教授英国文学，很快又在另一所省立大学里兼课。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北洋军阀时期，各种牌号的军阀打来打去，你死我活，没有任何是非可言。赛珍珠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大学生，有享受奖学金的基督教徒的子女，有花钱如流水的富家子弟，也有发愤苦读的贫苦人家的穷学生。
不妨想象一下赛珍珠在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的日子。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外国人，她在中国的日子肯定是舒适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得到的种种特权，自然会给每一位在华的外国人带来很多好处。赛珍珠住在一座优雅的小楼里，门前是一片大花园，一年四季开放着不同的花。书房在楼上，从摆着大书桌的窗户极目远望，能眺望紫金山的风光。在这样的书桌前，写出一些优美的文字来，丝毫也不奇怪。窗外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美好，危机被暂时的太平景象掩盖了，军阀间的混战离得很遥远，灾难，饥馑，秋季的传染病，仿佛都不存在。
赛珍珠对新的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在某些方面，她有些接近老派的中国人。她不像当时那些追逐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凡是新的东西就一概喜欢。新的国民政府在她眼里，和旧军阀北洋政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她总是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来考察新政府的所作所为。当她注意到周围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清朝政府时期强到什么地步的时候，她不可能举起双手赞成国民政府。她甚至反对国民政府建设新都市的计划。不管什么样的政府，能否给老百姓过太平日子，过幸福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清朝政府时期虽然腐败，然而却没有那么多的战争。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痛苦，这是赛珍珠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北伐成功似乎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赛珍珠坐在窗前写作的时候，窗外推土机轰轰作响。这种从西方引进的庞然大物，正在把成片的旧房子，碾成废墟。南京将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要修建宽阔的马路，马路边要种下此后几十年里仍能让人赞叹的梧桐树。要盖许多新的大楼，供各种各样的政府衙门办公。要装备新的电力设施、新的排水系统、新的卫生设备，要建造新的影剧院、新的百货大楼。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使赛珍珠感到兴奋，恰恰相反，让她感到的只是疑惑。
在赛珍珠的思维里，南京像古耶路撒冷城一样古老。石子铺的路面起伏不平，街道又窄又弯，有些地方，人力车拉过来的时候，行人不得不紧紧地贴墙站着，才能让车子通过去。到处都是露天的污水沟，家庭主妇们往里边倒着生活用水，男人们堂而皇之地往里撒尿。人多的地方便有集市，成堆的蔬菜，整筐的水果，搁在案上的鱼和肉。算命的，卖旧书的，卖老鼠药的，耍把戏的，卖小吃的，都掺和在了一起。赛珍珠无法想象这样古老的城市，如何就能现代化起来。她看到的，只是破坏，再破坏。毫无疑问，赛珍珠是在一种十分保守的心情下，写作《大地》的。她怀念着正在失去的旧中国，耳朵边回响着窗外居民因为不愿意搬迁，和执法人员的争吵声，以及相互之间议论的抱怨声。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使得《大地》成为一本讴歌新政府的书。当那些从一生下来就住在老房子里的老人，被强行搬迁而号啕大哭之际，赛珍珠甚至想冲出去打抱不平，大声疾呼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她终于意识到了国民革命的意义，这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她已经没有权力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号施令，没人会在乎她，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听从她的指责。她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受惠者，现在，她受人敌视也就不足为奇。国民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要比过去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强硬得多。外国人的特权开始受到限制，赛珍珠只能把她的不满，发泄在要写的书上。
《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从本质上说来，是一部典型的怀旧作品。它讲述中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也是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保守意识始终占着上风，在这样的作品中，向往未来变得极不重要，重要的却是过去，是那些应该被淘汰的陈芝麻烂谷子。《大地》中充满了落后和同情，落后是中国的现状，是赛珍珠的耳闻目睹，同情是发自赛珍珠内心深处的一种怜悯。不管中国人会怎么想，不管中国人究竟需要不需要这种怜悯，这种情感在她却是绝对真诚的。
无论是写作《大地》，还是在等待这本书出版的岁月里，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在《大地》刚出版后的日子里，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她在大学里教着书，课余便骑马出城去乡间漫游。秋天里，南京的郊区非常优美，田野里一片金黄，稻子收割了以后，拾穗人穿着土布衣服，挎着竹篮，在遍地都是稻茬的田里不时地弯下腰去。在拾穗人的身后，几只白颜色的鹅摇摇摆摆觅着食，随处可见一片农家乐的景象。年轻的母亲坐在门口给小孩喂奶，老婆婆则在阳光下支起了纺车，孩子们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谷场上做着游戏。国民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开始初见成效，对于郊区的农民来说，一个太平盛世似乎就要来临。赛珍珠独自骑马，穿过碎石子铺的古道，沿着乡间的土路，一直骑到有着梁朝辟邪的村庄才下马。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梁朝辟邪，现在已成为南京城市的标志。在西方论述中国雕刻的书中，辟邪被称为石狮子。可是赛珍珠当年所见到的辟邪，显得十分凄凉，它孤零零地站在村口，站在空旷的稻田里，忍受着人类对它的冷漠和戏弄。人们在它宽大的身上晒着刚洗过的衣服，那些破破烂烂红红绿绿的旧衣服，披在辟邪身上，充满了一种滑稽荒唐的感觉。当地农民充分满足了对外国人的好奇心以后，开始向赛珍珠生动地讲述有关辟邪的传说。这传说流传了一千多年，已经无所谓真伪。
有一个疑问常常困惑在赛珍珠的心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往往要比目不识丁的农民更愚昧。在新的国民政府中，看上去是聚集了一大堆人才，这些人是中国的精英，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说起英语法语来，甚至比汉语更为流畅，但是他们固执起来，往往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声音。中国知识阶级的自以为是，有时候要比农民的保守更可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赛珍珠和一位身着非常合身的西服的青年官员，谈起梁朝的辟邪，刚说到一半，这位青年官员立刻予以否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南京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辟邪。”
“是那种像石狮子一样的辟邪。”赛珍珠小心翼翼地说。
“哪有什么石狮子？”青年官员莫名其妙地傲气，他提醒赛珍珠是受了农民的骗。
赛珍珠为这位青年官员否定历史的态度感到震惊，她温和地反驳说:“西方学者对中国动物石刻心慕已久，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很多图片和资料，你可以——”
“我再说一遍，南京附近，没有什么梁朝石刻。什么辟邪，什么石狮子，都是骗人的鬼话！”青年官员很不耐烦，满脸的别人都很蠢的表情，提高了声音说着,“我是中国人，我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难道还不比你知道得多？”
赛珍珠的《大地》出版以后，她听到许多类似的指责，当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她的作品。《大地》的出版很顺利，目光敏锐的出版商，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本能打动西方读者的读物。1931年的3月2日,《大地》出版了，赛珍珠收到了第一本样书。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快乐。这时候，赛珍珠的老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赛珍珠把新出版的《大地》递到父亲手上，父亲已经无力再把这本书看完，只能向女儿表示自己的祝贺和歉意，不久他就与世长辞。10年前，赛珍珠的母亲长眠在中国，10年之后，赛珍珠的父亲又在重复母亲走过的路。
也是在赛珍珠收到《大地》不久，由于特大暴雨，洪水泛滥，长江堤坝被冲毁，整个南京城陷于大水的包围之中。这个城市处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1931年对于越来越向右转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年头。世界范围之内的红色风暴正在兴起，左翼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全球的作家差不多都在向左转。位于中国江西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屡屡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外患内乱，天灾人祸，无一不动摇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
洪水包围中的南京仿佛成了一个孤岛，赛珍珠参加了抗洪救险的工作。有趣的是，她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也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匹骏马。她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所贡献的只是一种精神。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当然应该像别的居民一样，尽一份自己的义务。大水一直淹到了城墙边上，在骑马去工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传奇故事中的人物。黄色的洪水在临时筑起的大堤外汇合，一天天地上涨。陆地上的农民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为靠捕鱼捉蟹为生的渔民。水天一色，巨大的城墙倒映在洪水里。赛珍珠把马拴在一棵古树下面，搭上农民的小船去她的工作地点，救护工作的繁重丝毫也影响不了她的激情。赛珍珠每天都干得很辛苦，这种奇特的经历，让她感到十分有趣。
幸运之神正在向赛珍珠招手。中国有句老话，运气真来的时候，想拦都拦不住。虽然赛珍珠最初得到的反馈，是对《大地》的严厉指责，发出这种指责的，既有中国读者，也有美国读者，但是决定图书命运的市场，被一只神奇之手打开了,《大地》一炮而红，被权威性的每月书社选中，出其不意地成为了畅销书。好也罢，坏也罢,《大地》开始成为话题，虽然出版的只是《大地》的第一部，后两部还没有写出来，成功已经不可阻挡。在《大地》出版的第二年，赛珍珠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标志着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作家了。
第五章
自从刘岳厚逝世之后，我一直在想，像他这样对写作痴迷的人，究竟应该不应该算为作家。如果以发表的作品算，刘岳厚一生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省报上的一篇被编辑删改过的小说。过去的多少年里，刘岳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和报纸杂志打交道，他是各式各样的出版部门的常客，很多编辑都认识他，提到他时便是一个接一个的笑话。在今天，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对写作痴迷的人了，也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下了那么多苦工夫、在作品上仍然没有进步的永远的习作者。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的作品是习作，是一种练习，可惜这种谦虚对于他没有任何长进。他总是在原地踏步，仿佛小学里的留级生一样，永远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刘岳厚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讲述刘岳厚的故事，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我承认自己对他有过不恭敬的地方，我承认自己曾经是那样地不耐烦他，然而那是在他生前。现在，刘岳厚已经火化成了一堆骨灰，面对他的空中的魂灵，我起誓，自己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刘岳厚的一生表示着崇敬。刘岳厚留给我了一大包水平拙劣的遗稿，这些遗稿是失败的记录，是对一个人不懈追求的讽刺。我不想以成败来论英雄，英雄和狗熊无论有多大的区别，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睡的人。英雄狗熊都是一生，都得死。
成功的作家我见得实在太多,“成功”两个字里，永远包含着很多水分。我的生长环境，让我有机会从很近的距离，考察祖父辈和父辈这两代作家的成功。我见过太多所谓功成名就的人。我熟悉许多一炮而红的作家，知道他们潦倒时的模样，也看到过他们摆出的名人派头。我所熟悉的历史告诉我，一位作家的成名，其实不是什么难事。难的也许倒是像刘岳厚那样永远不成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人，一跃为当红的作家，实在是识几个字的秀才的成龙捷径。成名肯定比买中六合彩的机会要多。作家成名，有时候和小人得志，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运气这玩意永远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在作家的队伍里，不是作家的人，永远比作家多。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便有什么样的文坛。在中国，文坛变成政坛，已有悠久的历史，从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官员，或者从官员变戏法似的突然成为作家，向来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即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如此，东欧和拉美都有作家成为总统的例子。
在刘岳厚逝世的几天里，我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想到他总是风尘仆仆冒冒失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向他昔日的学生求教。他对我说好话，忍受着我对他作品不置一词的沉默，最后免不了孩子气地问我:“你看这次能不能发表？”
我的话像子弹一样地击中了他，他像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小孩子那样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把他渴望翻开的底牌，翻了过来，不留任何情面，这犹如在大庭广众之下，剥下了他的裤子。他完全懵了，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真话。有时候，说真话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说真话会很残忍，我觉得自己当时根本就不应该那么做。我不应该那样伤害他。
尽管赛珍珠曾说过，她对当时的世界文坛了解甚少，但是她的作品在客观上，和世界文学的潮流不谋而合。是否史诗，是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那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的时代。在赛珍珠之前，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合诺贝尔奖评委的胃口，1920年，挪威的汉姆生因为他的划时代巨著《土地的成长》获奖。四年以后，波兰的莱蒙特又因为代表作《农民》获奖。当时在美国炙手可热的作家是辛克莱刘易斯，他的《大街》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已经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现代派文学已经崛起，其他流派的文学已经过时，然而处于领导地位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赛珍珠的《大地》和以上提到的几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揭示了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它们都谈到了土地是人生之本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的赛珍珠，对于书畅销的意义显然认识不足。对于她来说，写作只是一种梦想，她想写，写了，想发，发了。一旦书真的出版了，还会怎么样，她没考虑过。中国人对女性的忽视，或多或少地也影响到了她的世界观，她没有那种女强人的野心和事业感，因此也就没什么功成名就的满足感。虽然日后的荣誉接踵而来，但是从《大地》问世后，猛烈的指责就从没有间断过。与荣誉相比，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指责，给赛珍珠的震动更大。有些指责似乎已经超过了赛珍珠的忍受范围，她的好脾气使得她不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反击，若干年以后，她在写《自传》的时候，才把这些恶毒攻击予以公布。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参加了指责赛珍珠的大合唱。赛珍珠收到来自美国本土的第一封信，就是一封辱骂式的责难。一位教会中的基督徒，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指责赛珍珠写得太直露了。他使用了一个很脏的字眼，赛珍珠在《自传》中不忍心把它写出来，猜想不外乎是“下流”或是“淫秽”之类。她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最难以容忍的可能就是这些字眼。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指责，和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基督徒的观点不谋而合：
她特别喜欢攻击人性中难以启齿的东西，譬如说性。她在作品中运用某些富于技巧的暗示，使这极普通的事情变得对读者非常刺激。不错，性是人生之本，正如对性生活的分析研究所示，它像人之饮食一样正常和必不可少，这都是事实，但猥亵的暗示比令人恶心的明说更坏。这也是为什么穿长筒袜和短裙比一个裸体模特更富性诱惑力。我并不想宣传传统的性道德标准，但我确实相信，无论对于个人或社会生活，性挑逗越少越好。我们的年青一代需要的是对性的自然、健康和坦率的表述，而不是赛珍珠书中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哀婉的不健康的暗示。
赛珍珠的小说，在中国有两头不讨好的意思。南京的国民政府，因为她小说中没有为新政权唱赞歌而大为恼火，左翼文坛却因为她没能反映出阶级的斗争，只触及了中国社会的皮毛，对她根本不屑一顾。鲁迅先生在谈到赛珍珠的时候颇有微词，说她所知道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而写《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更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指明，赛珍珠歪曲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且连续影响了许多年。
看赛珍珠的小说，确实可以发现许多疏漏的地方。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龙种》的时候，当我看到其中一段对种子的议论之后，我便决定看完这本小说，再不看她的其他小说了。当时我在读研究生，看完了《大地》三部曲，接着看她的另一部代表作《龙种》，看到两个男人就种子和精子，大发议论，大唱生命的赞歌。在英文中，这两个词可以是同一个词，然而在中文里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显然的漏洞。中国农民聊天时，并不把男人的精子看得如何的伟大，一方面，认为一滴精子一滴血，另一方面又视精子是猥亵的，中国人骂一个男人没用，就说这个男人太。我在农村读书的时候，当地农民骂人，习惯说某人是“那泡”。看《龙种》中的这一段描写，我感觉不是两个中国农民在说话，而是两个外国人在神侃。
把赛珍珠的小说捧得过高，是没有道理的事。重读她的小说，我仍然觉得当年读研究生时的看法，没有什么太大的错。以小说而论，她的确算不上什么一流的小说家。赛珍珠只是在复述故事，复述那些从老妈子和用人嘴里说出来的故事，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道听途说的感觉。她的小说里充满了同情和理解，然而这种同情和理解，难免一种西方人的角度，难免居高临下。通俗和流行既是免不了的，也是很自然的。赛珍珠的小说足以满足那些想知道一些东方，对东方抱有好奇的西方人的口味，畅销几乎是必然的。美国人已经被自己的经济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他们需要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调节一下。
《大地》彻底改变了赛珍珠的生命进程，为她的生活方向重新定了位。1932年，她回了一次美国。这一次是衣锦还乡，各种各样的宴会和招待会纷至沓来，善意的恭维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她有些受宠若惊，又忍不住要尽情品尝。成功不仅轻易，而且巨大。尖刻的批评和指责，在《大地》的热销中，显得无关紧要，甚至还能促销。美国毕竟是赛珍珠的祖国，一切都能很快从不习惯到习惯。一个成功者总是到处受欢迎。虽然1932年的回国，只是一次荣誉之旅，她并没有决定要回美国定居，她的家仍然还在中国，还在南京，但是美国对她的诱惑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她重返中国之后，立刻明白自己告别中国已经为时不远。
中国给她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中国，她永远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可是到了美国，她又似乎成了中国人。她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她的口味和地道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在美国的电影院里，每当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她就想站起来离去，不是因为电影不好，而是受不了那些从她的同胞身上散发出来的异味。那种臭烘烘的呛人气味总是熏得她恶心欲吐，这是一种吃了牛奶和黄油以及牛肉后，散发出来的混合气味。赛珍珠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那些中国朋友会抱怨洋人身上有一种怪味。1932年，赛珍珠在美国待了近一年，已经足以让她习惯同胞身上的异味，然后她又回到了中国，到了1934年，她正式返回美国定居。
赛珍珠在美国买了一个小农场。她因为写小说，小小地发了一笔横财，而美国此时正陷于经济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房产的价格低得让人不敢相信，结果她只用4100美元，就买下了一个面积有48英亩的农场。农场的场景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吸引赛珍珠下决心购买的重要原因。她为自己的农场取名叫青山农场，下定决心和仍然留在中国的丈夫离了婚，很快又和她的出版人查理沃尔什结婚。从此之后，她一直在青山农场安心写作，领养了一大堆有着亚洲血统的弃儿。她喜欢小孩子，由于生第一个小孩时难产，她失去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便把母爱花在了别人的孩子上。
有一种传说十分生动，这就是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刚传来的时候，正在吃早餐的赛珍珠因为激动，把喝汤的勺子弄掉在地上。这消息很意外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她回美国已经好几年了，虽然她的书还在畅销，她的《大地》被改编成了戏剧在剧院上演，又被改编成电影在美国上映，但是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并不怎么样。赛珍珠首先想到的是弄错了，因为在很多人眼里，除了老作家威丽凯瑟外，美国没有哪位女作家配得诺贝尔奖，而在女作家中间，赛珍珠又是最没资格获奖的。赛珍珠太年轻，经典之作还太少，甚至都难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把如此显赫的诺贝尔奖授给赛珍珠是不慎重的。与其说获诺贝尔奖最初给赛珍珠带来的是惊喜，还不如说是一种害怕出错闹笑话的恐慌。她是个敏感的女人，在盛气凌人的美国作家同行面前有些自卑，她承认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文学修养都不足以使她得奖。即使事实证明得奖已经确凿无疑，她仍然缺乏必要的勇气。所以没有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是害怕让别人觉得她放肆无礼。诺贝尔奖使赛珍珠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由于获奖所受到的攻击给赛珍珠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多少年之后也没有痊愈。
美国人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从1901年开始，直到30年以后，他们才慢吞吞地把奖颁给刘易斯，他们伤害了美国人。尽管此后的8年间，又两次把诺贝尔奖颁给美国人，这就是1936年的奥尼尔和1938年的赛珍珠，但是美国人还是不高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抨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整整30年里，竟然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获奖，获奖者总是在欧洲的圈子里打转，美洲大陆似乎根本就不值得考虑，马克吐温被当做了儿童文学作者，德莱塞的左翼思想太严重。就算是在欧洲，评奖委员会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们漏掉了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漏掉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漏掉了卡夫卡，没有得奖的好作家和得奖的好作家几乎一样多，或者说是更多。赛珍珠实在是把这个奖看得太严重了，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得奖不被美国人视为一种国家荣誉，而反被认为是耻辱。她为此伤透了心，并为此终生和美国的文坛心存芥蒂。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赛珍珠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她的美国同行们打交道。
美国人对刘易斯的获奖同样不满，他为美国争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奖牌以后，美国人不是庆幸，而是愤怒。好在他对此根本不在乎，刘易斯颇有些像文坛的坏小子，1926年，他拒绝去领普利策奖，理由是得不得这个奖无所谓。他从不在乎那些作家同行们在他背后说什么。这一点赛珍珠做不到，事实上，得奖给她带来的更多的是烦恼，美国人不高兴，中国人也不高兴。自从《大地》出版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批评她的小说，她获诺贝尔奖，所以没有在中国引起强烈的抗议，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是全民族的抗战，是决战台儿庄，是武汉保卫战。中国人已经没有闲心去抗议她的小说。
赛珍珠能够得奖，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原因。得奖常常就是运气。在亚洲，中国和日本已经全面开战，在欧洲，战云密布，任何一位可能引起政治纠纷的作家，都被谨慎地排除在获奖者之外。以性心理分析著名的弗洛伊德，早在两年前就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次，他又被提名为医学奖的候选人。但由于他是犹太人，考虑到极度仇视犹太人的希特勒此时正大权在握，手上正抓着引燃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弗洛伊德事实上也只能是被提名而已。反正提名者约有30位，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于评委会来说，选择处于中立位置的美国作家最恰当。至于在过去的8年里，美国人曾两次获奖已不重要。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又经常会被政治所左右。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同时和赛珍珠被提名的，还有写《飘》的美国女作家米切尔，平心而论，如果是让米切尔得奖，还是赛珍珠更合适一些。
刘岳厚和赛珍珠相比，两人的运气相差太远了。把这两个人硬放在一起谈论，实在有些荒唐。刘岳厚从没想到过要得诺贝尔奖，他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能变成铅字就行。这两人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个人气质，相差都太远。刘岳厚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他的实际文化水平，或许是有教师以来最差的一类。除了能写一手漂亮的“欧阳询”，从各方面看，他都不适合从事教学工作。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教育工作。对于他来说，当小学教员不过是比当农民要强一些。他出身农民，可是最看不起的，就是农民。赛珍珠在对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学生作演讲时，曾经很动情地说过：
实际情况是这样，不创作小说，我就不会快活，这些书人们读不读，我是全然不顾的。有那么些不幸的人，若不是正在写作，或已经写完，或即将去写一部小说，就会觉得浑身不那么自在，我就是其中一个。
尽管刘岳厚的文学事业一无可说，可是他确实有赛珍珠一样的毛病。尽管他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尽管他在文学上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开过窍，可是我从没见过比他对文学更痴迷的人，他比我所能见到的作家更专注于文学。刘岳厚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始终不能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凭他的痴迷和专注，他在文学方面未能有任何作为，实在是一件太遗憾的事情。在刘岳厚病重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老天爷开眼，给他一个机会，结局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让刘岳厚写的文字发表出来，如果让他得到公众的赏识，得到专家的认可，让他得奖，让他成名，一切又会怎么样呢
我完全能想象刘岳厚一旦真成了名，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他如果成名，绝对不会可爱。他完全可能堕落成一个无行的文人。在对文学痴迷的一生中，有几次机会似乎就在身边，一伸手便可以抓住，但这样的机会，无一不像彩色的肥皂泡，看上去很美丽，却说爆就爆。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他那部长篇小说完全可能发表，他将像当时走红的一些作家一样，成为独步文坛的佼佼者。“四人帮”粉碎以后，他仍然存在着机会，许多在“文革”后期开始写作的作家，反戈一击，很快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新人，成为第一批伤痕文学作家。我始终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这就是哪朝哪代，总会有喜欢写东西的人，而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也很可能在哪朝哪代都会写作。文人有时候会被人看不起，这不能不说是个原因。
刘岳厚发表的唯一文字，是省报上一篇将近5000字的小说。这是一篇地道的伤痕文学，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如何不能被她所爱的男人爱。在小说中，刘岳厚显然是掺和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调料。小说中的地主女儿，多少有些胡冬琴的影子，而男主角自然是刘岳厚理想中的自己。这篇小说的发表，完全让他陷入一种失控状态，他买了无数份报纸，到处散发。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的那份得意，他说这次只是在省报上获得成功，下一步他将向《人民日报》挺进，要在《人民文学》和《收获》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小说。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巨大的成功指日可待。
一辈子没写出什么名堂来，对刘岳厚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以他的文化素养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而论，成名得奖，都将是灾难性的。他将可能被彻底地异化，成为一个小丑似的人物。仅仅是发表一篇小说，就足以使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他把登着自己小说的报纸，送了一份给胡冬琴，然后约她在桑树田里见面，见了面，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就拥抱她。要不是怕被别人注意到，胡冬琴肯定会大喊大叫。她推开刘岳厚，说我们都是做爹做娘的人了，又是亲戚，怎么可以这样。刘岳厚也不管她是真不愿意，还是假不愿意，愣头愣脑地又一次抱住了她，要亲嘴。胡冬琴急了，死活不肯答应。远远地，有人沿田埂走过来，刘岳厚死皮赖脸地说:“不让我亲，就让我摸一摸。”说着，就把手伸过去，隔着胡冬琴的裤子，放在她那个地方不肯移开。
胡冬琴真的恼了，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刘岳厚喘着气说:“我不要脸了。”
胡冬琴说:“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说完，把他往桑树上一推，掉头就跑，刘岳厚想追没追上。这事很快就闹得全村都知道，姚五妹那火爆脾气，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像审贼似的，逼着刘岳厚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那点良好感觉，早就被一盆冷水浇没了，经不住审问，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挤牙膏一样把自己的罪行都说了出来。姚五妹恨得咬牙切齿，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和她哥在一个房间里待了整整一月，我都没让他碰一下，你竟然去摸她。”刘岳厚便强调自己是隔着裤子摸的，姚五妹说:“隔不隔一层布都一样，她让你摸，我明天也去找她哥哥，要做就做彻底，我就脱了裤子让他摸，你看我敢不敢！”
刘岳厚得了癌症来南京住院，姚五妹在病房里毫不掩饰地对陪她探视的胡冬琴说，当年她如果成全了他们就好了。胡冬琴说，你成全了我们，你好嫁给我哥。姚五妹说，我凭什么非要嫁给你哥，天下男人那么多，凭什么不嫁给这个不中用的家伙，就一定要嫁给你哥，难道我就不能谁也不嫁两个人半真半假地说着，全不在乎刘岳厚听了会怎么想。胡冬琴的嫂子在一年前病故了。刘岳厚得了不治之症之后，两家的来往十分密切。胡矮子的大儿子看中了姚五妹的二女儿，刘岳厚心里有些不愿意，姚五妹说，你不愿意有什么用他们小的愿意，我也愿意，这就行了。
因为写作，因为永远不成功的写作，虽然刘岳厚还保持着自以为是的心高气傲，但是他完全失去了一个男人所应得到的尊重。他成为一个喜剧性的人物。村子上的人看不起他，他的老婆看不起他，他的子女也看不起他。他越来越潦倒，偏偏对写作的热情痴心不改。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写作函授班，有一度还想进南京大学的作家班深造。他让我帮他活动，让我带着他去见中文系的领导。中文系的领导是我大学同学，在我的熟人面前，他总是非常矫情，十分做作地说惭愧，说自己有愧于做我的老师。
“我的学生都已经写出了名堂，可是我还像小学生一样地在学习写作！”他常常这样一本正经地介绍我和他的关系，显然他有些得意自己的学生中，好歹有一个能算是作家的人。“当年他可看不出是个能写东西的料，我记得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并不想让他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他还是成了作家。”
当我推着刘岳厚从电梯间出来，天已经蒙蒙亮了。医院里很静，在通往太平间的路上，我们没有遇上任何人。由于刘丽英不像别的家属那样哭哭啼啼，我们这么静悄悄推着尸体从医院的大院里走过，反而显得庄重和肃穆。无论是我，还是刘丽英，对刘岳厚的死亡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医生对我们详细地介绍过他的病情。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从大楼间的缝隙中，黎明的太阳正在升起，刘岳厚的故事就此彻底告一段落。
赛珍珠的小说曾被改编过电影，是获得了奥斯卡奖，还是提名，我有些弄不清楚，反正当时的影响很大。早在30年代，电影就是个让小说家头疼的东西。它吸引了大众的口味，歪曲了小说的精神。最荒唐的一点，莫过于赛珍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由纯粹的好莱坞的大腕明星来演，让一个纯粹的西方人扮演中国的农妇，其滑稽可想而知。《大地》中的阿兰一角，由出生于东欧的娜兹莫娃扮演，而《龙种》则由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赫本主演。
由米高梅公司拍摄的赛珍珠小说，扩大了赛珍珠小说的影响，也肆无忌惮地糟蹋了赛珍珠的小说。赛珍珠后来一再被人误会，与看完电影留下的恶劣印象有关。实力雄厚的米高梅公司为了拍摄《大地》，曾向中国派了一支豪华阵容的剧组，这个剧组在中国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热烈欢迎，恰恰相反，剧组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严格限制。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如何表现中国人的落后。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由来已久，在西方人的神怪故事里，扮演心地丑恶的反角，通常是东方人，而东方人的故事里，红发蓝眼睛大鼻子又肯定是坏人。为再现所谓真实的中国,《大地》剧组到处寻找破旧的村庄，越破越好。中国当局对这种做法十分恼火，他们给剧组设置了重重障碍，在电影就要开拍之际，一定要把村庄重新粉饰一下，女人们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头上还要戴一朵花。
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传奇，似乎也在起着作用。美国剧组显然是得罪了东方的神灵，导演欧文赛尔伯格在拍摄途中突然病逝。继任的导演满怀恐惧地把片子拍完后，壁炉上方悬挂着的巨幅画像无缘无故地跌落下来，差一点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到中国来拍摄他们的电影。《龙种》开拍的时候，他们干脆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拍摄。赛珍珠曾应邀去拍摄现场做客，在那里，她发现扮演女主角的赫本，穿的是一件男人的上衣，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大明星赫本特别喜欢中国男式上衣的条纹。谁都清楚当时中国妇女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可是赫本坚持要留自己喜欢的刘海。电影中的桥，也是想当然的，至于梯田，更是漏洞百出。美国人设计的梯田，不是台阶形，而是上下垂直的走向，这种所谓在镜头上十分好看的梯田，根本起不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意义。
30年前，我还是刘岳厚的学生。那时候，我在祠堂小学读书，在学校门口那条大河里游泳，在村头那个高高的长着青草的黄土坡上玩耍追逐。如今，那个巨大的黄土坡已经坟满为患，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埋葬刘岳厚的地方。从接下刘岳厚遗稿的那一天起，我就为它感到深深的烦恼。把它接下来，本身就是个错误，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负担。我不想保留这包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手稿。而且我相信，他的手稿即使变成铅字，放在书橱里，也不会有人看。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应有的高度。这一大包手稿毁了他的一生，也安慰了他的一生。刘岳厚值得留下的，只是一份对写作的热爱，这种热爱才是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一个人最终有没有达到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去追求，重要的是追求的这个过程。明年春天，我将重返旧地，去刘岳厚的坟上扫墓，然后将那份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负担的手稿化为灰烬。这些手稿是刘岳厚的，最后还是应该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