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入华，由此，拉开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在文化与精神上真正相遇。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17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avidMungello）将这一时期称为中西文明伟大相遇的时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个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绝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晚明之“杂”就在于“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中国文化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话者，中国文化开始首次在精神层面和西方文化相遇。
对中国来说，在其几千年的文献学史中首次出现一种新形态的文献形态——西学汉籍。
有的学者将这批文献的呈现形态用“汉书”来表述。他们认为：
明末清初在中国，“西学”一词构成了耶稣会士们把西方学术著作译成汉文时普遍使用的学术词汇。当时与后世的中国学者或者东亚学者，无论是支持者和同情者，还是怀疑和反对者，都在汉文文献的撰写中直接沿用了这一用语，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学问称为“西学”。今天我们也用该词来泛指16-19世纪通过西方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西方学术、西方知识或者西方知识体系。构成反映这一部分内容的文献，可以统称为“汉文西书”。
这段表述的前一部分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最后将这批文献统称“汉文西书”，这个定义尚不能全面概括这类文献的特点，一是在文献呈现形式上并非全部是以“书”的形式出现，其中含有大量手稿、奏疏、舆图、绘画等多种形式。二是，在梵蒂冈图书馆还藏有各类手抄本的词典，数量之大令人吃惊，这些均是多种语言构成的文献，即便是汉外对照词典，称作是“汉文”也不妥。三是从文献内容上不仅有大量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知识的内容，也有传教士用中文写作，研读中国文化的文献，例如白晋的汉文《易经》手稿。同样，有相当多的批评天主教的历史文献，如《破邪集》；还有些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西学，如方以智的《东西均考》。简单将其定义为“汉语天主教文献”过于狭小，因为其内容已经大大超出单纯的天主教范围，尽管天主教文献是其重要部分。关键在这批文献并不是当代的“书”而是属于“古籍”范围的文献。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其学术内容，还是从其呈现形态，用“西学汉籍”来概括这类文献较为稳妥。对这批文献的认知只有在系统翻阅了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批文献文献后，才会深深感受到这一点。仅仅用“汉文西书”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这里仅举罗明坚留下的两份文献为列，说明明清之际西学文献在形态上的多样性。罗明坚的第一部作品是《葡华词典》，这是一部手稿，完全谈不上“书”。罗明坚带回欧洲的《致大明皇帝书》是一个硕大的木版，文字刻在木板上面，这份文献的形态是刻版，这自然也谈不上是“书”。
“汉籍”这个概念应是用汉字书写的古代文献统称，汉籍的形态既包括刻本，也包括稿本、抄本文献。我们常说的“写本”,广义讲就是是指非经雕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其中包括抄本、稿本。早在汉唐时代，就出现了一种抄发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有关政治情报的“邸抄”，这也是汉籍文献的一种类型。“有不少名著,开始靠抄本流传,后来才付梓。如谈迁的《国榷》,三百多年一直是抄本辗转传抄,直至解放后才成为印刷品。”这样的例子很多，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均为写本，这两部大书自成书以来就没有付梓,没有印本。显然，《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属于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甲骨文的发现和敦煌文献的发现是中国历史学的大事，也是中国文献的大事，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汉字，抄写在绢帛上的汉字同样属于“汉籍”的范围。“汉籍”目前学术界已经不再将其仅仅理解为中国士人在历史上的出版物，凡是用汉文书写的历史文献都可称为汉籍,包括外国人，例如日本人、韩国人等。
因此，鉴于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用汉字书写所呈现形态的多样性，将这批西学文献称为“西学汉籍”更为稳妥。这个概念确定后，我们才能将藏在欧洲各大图书馆中的数量众多的汉字书写的稿本、抄本、双语词典都纳入到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围。
西学汉籍包括哪些内容呢？笔者认为，以下五种文献构成了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主体：
第一类是传教士所写的汉文文献。无论是关于宗教的著作，如《天主实义》《七克》等，还是关于科学的著作，如《几何原本》，均属此类。此外还包括舆图、词典等多种形态，如《坤舆全图》《葡华词典》等。这一类文献或以刊本形态、或以稿本、抄本形态呈现。如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等处的传教士各种稿本、抄本和散页。
第二种是信教儒生所写的著作，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杨廷筠《天释明辨》、《代疑篇》等，自然也有刻本文献和抄本、稿本文献。
这两部分构成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主体，因为著述者均为天主教徒，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中国信徒。因而，也可以将两类文献称为中国天主教史文献。但长期以来将这批文献仅仅作为天主教史文献是不妥的，尽管天主教史文献是这批文献的主干，但这样概括过于狭窄，无法概括这一时期的这类文献内容，例如天算历学书籍等。
第三类是一般对西学感兴趣的文人、儒生所写，如晚明的理学家章潢、熊明遇，乃至象李卓吾等一大批文人所写的关于利玛窦及其西学的述论、诗柬、杂纂等等。这类文献和第二类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护教性质，因而，不能将这批文献称为中国天主教史文献，而只能以民间对西学的认知和接受的西学汉籍相称。
第四类是公牍与碑传。来华传教士从晚明后进入记中，留下一批关于西学的文献。尤其是从汤若望进入钦天监后到康熙年间，这类文献数量不少。如罗明坚带回欧洲的《致大明皇帝书》，利玛窦的《贡献方物疏》，杨廷筠《绝徼同文纪》中的《礼部为明历法一本》《礼科为订正历法一本》《礼部为给地收葬一本》《南昌府案牍》《钦敕葬地碑文》《礼部给文看守执照》《顺天府给文看守执照》，又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关于西学与传教士的诸多公牍文书。
第五类是批评西学的文献，如《圣教破邪集》、杨光先的《辟邪论》等。这一部分虽然是批驳西学，但在文献中同样包含不少西学内容，忽略这部分文献，将无法全面理解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西学汉籍研究
梵蒂冈教皇图书馆(BibliotecaApostolicaVaticana)位于梵蒂冈境内，是梵蒂冈的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本质上是罗马教宗的私人图书馆，它汇集了有史以來人类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历史上的宗座图书馆可追溯到教会建立初期教宗专用的学习室和藏书室。梵蒂冈图书馆的奠基人是教宗尼古拉五世（NicolasV,1447-1455），他也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此时，图书馆开始建立了分类和目录的编制,有了拉丁文书库、希腊文书库、手写本书库和教皇书库。
西克斯图四世（SixteIV,1471-1484）担任教宗时期，梵蒂冈图书馆成为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到利奥十世（LeoX,1475-1523）时，作为文艺复兴一部分的梵蒂冈图书馆达到了它的巅峰，以后，图书馆被关闭不再对外开放，直到1890年才重新对公众开放。
16世纪后图书馆收入了许多著名的藏书。“1600年古文物收藏家弗维奥·奥西尼遗赠给图书馆的413册手写本；1622年收购了帕拉蒂纳书库，其中拉丁文手写本2027册，希腊文手写本432册；1658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购进乌尔比诺侯爵书库，包括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手写本1767册，希腊文手写本165册，东方手写本128册；1690年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向隐居在罗马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购买的书库，计手写本2000余册。随着图书的不断增加,馆舍也一次次扩建，十八世纪马克威斯·卡波尼把他的288册手写本遗赠给梵蒂冈图书馆；1748年该馆又购进了奥托比尼的手写本，共拉丁文3349册，希腊文473册。”
梵蒂冈图书馆无疑是西方各类图书馆中最具有特色的图书馆之一，因为它“有一段长达五百年的建馆的历史：在西方的大图书馆中或许是最悠久的一段历史”。
根据增添的不同文献，与中国传教事业有关的大部分文献都保存在手稿部“BarberiniOriente”、“Borg.cin.”、“VaticanoEstremoOriente”，以及印刷部的“RaccoltaGeneraleOriente”。
“BarberiniOriente”档案来自Barberini图书馆，1902年被梵蒂冈图书馆购置。它保存了很多珍稀书籍，比如《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以及一份非常稀有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和汤若望的天体平面球图。
“Borg.cin.”档案，则来自红衣主教StefanoBorgia的部分收藏，也是于1902年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购得。它保存了大量传教士的出版物和文献，其中有很多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以及中欧词典有关的手稿。
由传教士编纂的许多字典和中国语法书籍，也保存在“VaticanoEstremoOriente”档案中，特别是它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手稿，来自传教士康和子（CarloOrazidaCastorano,1673-1755）的收藏。
然而，传教士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则是“RaccoltaGeneraleOrient”档案。其中有两个中文传教士出版物的特别收藏：一是耶稣会士柏应理神父赠送给教宗Innocenzo十一世治下的梵蒂冈图书馆；另一部分则是有圣方济各神父GiovanniFrancescoNicolaidaLeonessa从中国带到罗马的收藏，他的这部分之后由康和子本人进行编目。
从余东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有三名传教士对梵蒂冈图书馆的汉文书籍的收藏有着重要贡献，他们是：柏应理、康和子与傅圣泽。此外意大利早期汉学家蒙突奇也贡献较多。我们对他们在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图书交流分别展开研究。
柏应理1685年从中国带来400余册中国古籍，其中330册刻本献给教宗英诺森，这批藏品藏在“东方文献普通收藏”（RaccoltaGeneraleOrientale）里。其中西学汉籍有145种，如果对照费赖之书目可以看出，在柏应理1680年返回欧洲时，他基本上把在的耶稣会士当时已经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带到了罗马。同时，他也带回了一些信教文人的著作，如徐光启、朱宗元等人之书。从余东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有三名传教士对梵蒂冈图书馆的汉文书籍的收藏有着重要贡献，他们是：柏应理、康和子与傅圣泽。此外意大利早期汉学家蒙突奇也贡献较多。
柏应理1685年从中国带来400余册中国古籍，其中330册刻本献给教宗英诺森，这批藏品藏在“东方文献普通收藏”（RaccoltaGeneraleOrientale）里。其中西学汉籍有145种，如果对照费赖之书目可以看出，在柏应理1680年返回欧洲时，他基本上把在的耶稣会士当时已经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带到了罗马。同时，他也带回了一些信教文人的著作，如徐光启、朱宗元等人之书。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也藏有一批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估计他当时带回欧洲的书也赠送了耶稣会档案馆，同时他也去了法国和英国，他是否也将这批书赠给这些国家，不得而知。如果从他们带着沈福宗在欧洲的旅行，宣传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事业，希望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这点来看，陈纶绪认为他带回书的总量有414本也是符合逻辑的。
就柏应理带给梵蒂冈图书馆的书来说，它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这些西学汉籍既有传教士所写的著作，也有信教文人的著作，例如“三大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人的著作，这点是和费赖之的书目完全不同；其二，所带回的著作较为全面，基本反映了耶稣会在华的主要方面，既有西方神学著作的译著，也有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的著作，如《新历晓或》《验气图说》《坤舆图说》《仪象志》等；其三，他带回了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著作，例如方济各会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Varo,1627-1687）的《官话语法》,这说明在华传教士的各个修会之间在出版书籍上有所交流。
柏应理返回欧洲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向梵蒂冈图书馆捐赠书籍是其中的一件，这是他在汉籍西传历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对此较少注意。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研究
1984年由美国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陈伦绪神父（albertChan,S.J）所编辑的“ChineseBooksandDocumentsJesuitArchivesintheJesuitArchivesinRomeADeiveCataloguJaponica-SinicaI-IV”(《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在美国出版。
这部提要共有五卷：
第一卷（Japonica-SinicaI）共著录224种文献。但应该注意他的著录是以原档案号为准的，这样就有在一个藏号下有多种文献，例如在17号有三种文献，他标注为17-1：朱熹，四书或问；17-2：邢昺（校），汲古阁毛氏孝经疏；17-3：姚张斌（注）李春培（校）小学大全。这样一个标号，包含多种文献的有103种文献，但同时，200，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这14种有编号，无文献。我重新统计，根据实际的藏书来统计，包括重本在内，由此，统计出第一卷实际收入文献共有313种文献。其中以西文书写的文献有26种，日文文献2种--202：《罪人的引导》（ぎやどぺかどる，GuiadePecadores），201；《落叶集》；西学汉籍翻译成满文的4种--125：《满文天主正教约徴》。128：《满文同善说》、129：《满文天主教约言》、130：《满文阐释代诸妄》；中国古典典籍36种，其中包括用罗马注音的传统文献，例如58A2《千字文》。这样排除以上这些文献后，第一卷所包含的西学汉籍文献有245种。
第二卷（Japonica-SinicaII），中国古代典籍文献35种，西文文献5种，西学汉籍150种。
第三卷（Japonica-SinicaIII），中国古代典籍10种，西文文献7种，西学汉籍19种。
如果统一起来，耶稣会档案馆藏西学汉籍共有414种。
总的看，陈神父的这个目录为我们提供了收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明清天主教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既有西学汉籍的文献，也有西文的历史文献，也有中国古代典籍的文献。这个提要是我们全面研究西学汉籍的重要工具书，价值很大。
2002年钟鸣旦、杜鼎克主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在台湾出版，共12册，编入了98种西学汉籍。这十三卷中收入传教士所写的西学汉籍有41种，收入信教儒生所写的文献有47种。这些文献都是首次公布，凡《天主教东传文献》所收录的文献，均未收入。不少文献的公布对于展开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都十分重要，例如，关于《大西利西泰子传》《西海艾先生行略》《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利先生行述》等对于利玛窦研究。艾儒略研究、利类思研究、安文思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研究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法国国家图书馆是欧洲收藏中文图书数量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囊括了15万余册（卷）雕版、石印、铜（铅）活字印刷品，几百件抄本和500多种期刊”。它最早的中文藏书是由马扎然（JulesMazarin,1602-1661）所赠送的16册中文图书，而真正的收藏中文图书是1697年，白晋带着康熙皇帝赠送路易十四的22种，49卷汉文刻本返回巴黎，皇家图书馆于1697年5月27日和6月2日登记入册，法国收藏中文典籍的历史拉开了序幕。
第十九章：新教（Protestantisme）
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三人所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26卷，收录了191种西学汉籍的历史文献，这套书提供许多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推动研究明清天主教史，西学汉籍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研究
由于徐家汇藏书楼是耶稣会所建，这样对明清之际以来的西学汉籍的收藏也是它的重点之一，徐宗泽当年就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他所编辑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列出了《徐汇书楼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共有405种，其藏书量与巴黎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旗鼓相当。因此，研究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徐家汇藏书楼的文献调查与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这次续编共出版了34册，84种西学汉籍历史文献，如果加上辅仁大学所藏，徐家汇藏书楼的西学汉籍文献共出版了121种历史文献。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和《徐家汇藏书楼明清
天主文献续编》的出版，提供了一些过去从未出版过的重要。文献，有力的推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辑刊出的《斋旨》（附《化人九要》），这是一篇过去从未刊出的利玛窦的著作，不仅在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作集》中没有收录，在目前所有关于利玛窦的研究是第一次公布这份文献。
按照杜鼎克的统计，台湾辅仁大学所藏的从上海运去的徐家汇藏书楼的明清天主教文献是169种。《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辅仁大学部分）四集，出版文献37种，因为有些《天主教东传文献》（1-3）已经出版。
国内学者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何朝晖《论晚明至鸦片战争前天学文献的刊刻出版》、肖清和《刊书传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编辑与出版活动初探》等也对明清间西学汉籍出版做了研究。李天纲认为：“据学者间保守的古籍，明末清初的有关天主教的中文著述，应该不少于1000种。”。陶飞亚的统计是：“仅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中文著作为例，法国国家图书馆大约收藏了876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收藏了约451部，梵蒂冈图书馆约有557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约有284部，北堂藏书楼约有109部，合计大约2277部。”这里涉及到一个统计范围，笔者在前面所限定的西学汉籍的五种类型与李天纲这里所说的“有关天主教的中文著述”十分接近，如果按照这样理解去统计，目前尚做不到，因为，在中国文人的文集中所涉及到关于西学的论述，乃至明清两朝关于西学的官方文书，这些很难一时统计出来。本项目附有《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存目总汇》，为笔者与青年学者胡文婷根据目前掌握的各种材料，对明末清初的西学汉籍中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述所做的一个初步的统计。期待来日能将所有西学汉籍编制一个总目，那将会大大促进学术界的研究。
结语
从1933年张元济先生到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复制回来有关罗马教廷教宗给南明朝的回复的文献以后，中国近现代学者沿着张元济先生所开辟的道路不断努力，开启了对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的整理的近百年的历程。吴相湘在台湾整理出版《天主教东传》文献以来，当代学者对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收集与整理开始有规模的整理出版这批文献，而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先后整理出版的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地的西学汉籍文献后，明清之际这批重要历史文献才开始真正大规模的呈现在学术界面前。尽管目前已经出版的文献足以震撼中国学术界，但这只仍是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一部分，并不是其全部。可以好不夸张的说，明清间西学汉籍在其数量上绝不与敦煌文献少。如果与汉文佛教文献相比，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文献也可以与其比肩，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性上大大超过佛教文献。中国学术界相当的一些学者至今仍未认识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的数量之巨大和意义之深远。
当代学者已经完成的出版成果只是拉开了整理西学汉籍的的序幕，期待年轻的学者们继承前贤的努力，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将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全部整理出版，这是我辈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