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这样概括过自己的一生，即以他请辞新亚书院院长为界，此前的生活系以上堂教书为正业，而以下堂读书与著书为副业；此后则正好翻转过来，即以读书与著书为正业，而以上堂教书为副业。由此可见，钱穆的一生是地地道道的一介书生，是以教书、读书、著书为中心的一生。在上述三事当中，读书一事显然最为核心与关键：教学当以研究为基础，诲人不倦当以学而不厌为基础，因此，教书当以读书为基础；而著书同样也应以读书为前提，读书乃著书之本，读通他人书，方才著得自己书。
作为一名中学肄业生，钱穆之所以教书有成、著书等身，并能最终成长为一代儒宗，最主要靠的是他的发奋苦读。因此，关于读书，钱穆有着丰富的切身经验。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孤陋幼稚独学无友之艰苦情况”，钱穆比别人更能体会自学的艰辛与不易。也正因此，对于好学上进的年轻人，钱穆一直抱着深切的同情，只要机会允许，他就会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自己艰难摸索出来的宝贵的读书经验。
钱穆读书法之内容
综合钱穆对前儒读书法之衡评及对自己读书法之介绍可知，“读书种子”钱穆的读书法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为什么读书？
此是阅读目的方面的考虑。钱穆一生游走在读书、教书、著书之间，可谓一书生，一学者，但他又不是埋首书斋、孤芳自赏、不问世事的书生与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学者。也正因此，钱穆认为，读书之目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直接的便在于复兴中华文化，在于传承与光大中华文化。钱穆曾经告诫道：“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又云：“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
钱穆在此所说的规模宏大、志存高远、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等，对于生活于崇洋弃己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最主要的便在于复兴中华文化。而为达此目的，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中华文化。如何了解？钱穆认为，“中国人搞学问要讲究‘通’，经、史、子、集都要读，博通文、史、哲，才能慢慢懂得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非贵专家”。但非常遗憾的是，现代中国人却正在踏上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不自知：“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
2.读什么书？
这是阅读对象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上述阅读目的，钱穆认为，应该从读“人人必读书”，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读“常见书”，读“经典”开始。具体来说，钱穆认为，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书主要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共九部。上述经典当中，既有孔、孟，又有庄、老，同时也有佛家；有程、朱，也有陆、王。
在这九部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自然首推《论语》。在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读书人不读《论语》，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至少该读一读《论语》。不仅自己读，同时也应该劝别人读。而读《论语》，则必兼读朱注。正如钱穆所分析的，因朱子所注《论语》有三大长处：一是简明；二是深入浅出；三是义理、考据、辞章三方皆优。学者治《论语》，可先于朱注立基础，进而可多窥诸家之异说，如何晏的《论语集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以及钱穆自己的《论语新解》等。
需要补充的是，钱穆并非反对中国人读外国书，不仅不反对，甚至还非常支持，因在文化上，钱穆并非抱残守缺之士，对于外国所有的东西一概深闭固拒。他只是认为，“我们该把中国文化为本，吸收外面其他文化”。这“正如胃肠健全，始能进饮食。皮肤完整，始能穿衣服。旧传统存在，始可迎接新的”“吸收外面新的来消化营养我此旧。不能不要了此旧，又谁能来吸收新？吸收了，又用来营养个什么？”难能可贵的是，钱穆不仅坐而论道，同时也起而行之，他本人就曾认真研读过日文书和英文书。但是，中国人读外国书，同样也有立场与选择的问题。所谓立场，自然应该以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为本位。而选择的标准，同样也是该文化当中“人人必读”的“经典”。比如西方文化当中的《圣经》，钱穆自己就曾认真拜读过英文原著。如此阅读，才能事半功倍，才能将他文化与他民族的智慧拿来营养己文化与己民族的灵魂。
3.如何读书？
这是阅读方法方面的问题。
首先，读书应该“虚心”。钱穆认为：“读一书，先要信任它，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关于这一点，钱穆曾经这样教导自己的入室弟子戴景贤：“读其书，先不存礼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会其意？”而戴景贤也从乃师的这一教导当中获益良多：“余后读书知虚心，此日恩师之面斥，实为一关键。”
其次，应该“有恒”。就做学问来说，“做学问要重基础，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书”。而就读书来说，“读书贵能有恒，要像吃饭一样，要天天读”。因此，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读书，“意志坚强最为要着！”
再次，应该“厚积而薄发”。“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因此，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换言之，“想要速成，想要走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应当懂得‘厚积而薄发’的道理”。而就读书来说，“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
钱穆读书法之特色
综观钱穆有关读书的论述，其读书法之特色可简明概括如下：
1.融读书治学与修养德性为一炉
首先，此一特点最直接地反映在他对阅读方法的提示当中。钱穆所反复告诫的每一条具体的阅读方法，几乎同时也都是一条修养德性的方法。方法与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因此，只有合乎目的的方法与手段才能达到合乎目的的效果；而以不合乎目的的方法与手段追求合乎目的的效果，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钱穆读书法将读书治学与修养德性融为一炉也反映在钱穆对阅读目的的思考当中。钱穆认为，读书之直接目的在于复兴中华文化，在于传承与光大中华文化，此可看作读书治学方面的考虑；而无论是复兴中华文化，还是传承与光大中华文化，都以好好做人始，也以好好做人终，因此，读书之终极目的在于好好做人，这可谓修养德性方面的考虑。
由此可见，钱穆的这一读书思想，与他在《新亚学规》当中所倡导的“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2.集时代性与永恒性于一身
首先，钱穆的读书法是针对中国人说的，是以中国文化为立场的，因此，传承与创新自己的传统文化，做一个道德的人，这是中国人永恒的使命，而在崇洋媚外甚嚣尘上的时代，则尤其需要提请中国人注意自己的这一使命，这是钱穆读书思想时代性的一面。
其次，就读书应该“虚心”这一点来说，这是对于读书人的永恒的要求。在全盘西化狂飙劲吹的时代，此一要求当尤显紧迫。假如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很有价值，则必不会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因此，全盘西化必然将鄙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当成自己的逻辑前提。平心而论，这种对待自己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态度绝不是一种“虚心”的态度！
再次，钱穆的读书法当中既有他对前儒读书法的继承，又有他结合自己的阅读实际摸索总结的内容。钱穆的及门弟子余英时曾经这样说过：“钱先生毕生所发挥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不是他个人的私见。过分强调或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不是抬高或扩大他，而是降低或缩小他。”对钱穆的学术当作如是观，对钱穆的读书法同样也应作如是观。悠久的中国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读书治学的思想则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钱穆丰硕的学术创获既是中国传统读书治学思想的成果，又是中国传统读书治学思想有效性的明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就读书对象来说，钱穆主要注重的是对于中国古籍的阅读，而很少涉及国外经典著作。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他，这是他所处时代及他个人遭际的局限性。我们都逃不了时代及自我命运的局限。但钱穆的读书法实际上也可以移用至对西方典籍的阅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余论
上述钱穆对于读书的论述，其目的在于复兴中华文化。虽然此事每一位中国人都有相应的责任，但并非每一位中国人都有此兴趣。在此方面，我们没办法强求，也不应强求；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充分尊重读书人的个人志趣。但是，对于有此自觉的读书人来说，其读书如果仅只局限于复兴中华文化，而不能在此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性情所在，不能将此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那么，这样的读书生活虽伟大，但却未必快乐，因而往往让人敬而远之。读书如此，只能说尚处于外在的、自律的境界，还达不到内在的、自由的境界。
读书之最高境界在于“安身立命”，对此，钱穆本人有过辛酸而又亲切的体会：“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安身立命”虽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能企及的境界，但并不妨碍吾辈读书人“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