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名文学老师，有时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社会做点什么？一次机会，我到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碑林区是西安市的中心城区，却没有一家图书馆，让我错愕。更让我错愕的是，我即将接手的这个“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建设项目”要建在地下！墙皮破损，电线裸露，没个好模样，人手就我和馆长小宁两个人。
小宁说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书商纷纷发来书目，但我发现得自己动手编一个更适合本区读者的书目出来。我们的馆小，书少，这恰恰困难——稍微买偏了，就会大量被闲置。
碑林区是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周末常有家长带小孩子来附近逛街，应该加大文学书和少儿书的占比。附近有全国z大的石碑博物馆，展出的不是绘画或者器皿珠宝，而是“字”。这个地方离我们图书馆步行只有几分钟，应该设立一个碑帖专区，大量地买，做成特色。要设立一个单独的外文童书区，在碑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不少，如果他们的孩子在这里看见母语故事，一定很激动吧。还应该有一个漫画专区，把这个区域做好了，这几个书架也可能会成为漫粉聚集地，也许周末会被读者挤满吧……
我求助各方朋友，要选出1万种图书来。不曾想，一个小小的书目触动了各方利益，一场“书目保卫战”就此拉开帷幕……
杨素秋，苏州大学文学博士，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公共阅读推广者，多次于边远山区开展文学阅读公益讲座。2020—2021年在政府挂职期间主导建设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得到《央视新闻周刊》专题报道，被称为“公共选书人”。
2、一座图书馆的建立既是一个文化事件，又是一个公共事件。讲好这个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2023年10月，杨素秋应北京大学图书馆邀约，做了《选书的难度》的专题讲座。
3、杨素秋为图书馆选出了1万本书目。本书的最后整理了书中提到的经典图书300本左右，中外著名作家130位左右。这些书目和作者都是杨素秋挑选出来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序
许多年前，一位叫“杨素秋”的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和我的同行都惊讶于这位二十二岁的女生即将硕士毕业。她笔试成绩优秀，面试表现也突出，她的从容和聪颖给导师组留下深刻印象。随后三年，她开始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生涯。在讨论博士学位选题时，她倾向于研究我提出的文学史阶段之间的过渡状态问题，我开始有些犹豫，过渡状态的问题难度极大，但还是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题目。初稿完成后，我可能批评了她。记得她沉默了一会儿，流着眼泪说：我肯定会修改好。现在回忆起这个细节，我想这就是杨素秋的性格，倾听意见，不辩解，用心做。
杨素秋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安，在一所大学任教。像大多数导师一样，我也希望她在学术上能够做出些成就。或许因为我对学术体制有所反思，很少向学生灌输学术就是论文项目奖项这类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师生俩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我偶尔去西安见到她，她特别多地谈到自己的教学，谈到想写写散文，几乎很少谈到写论文什么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她并不想走传统的学术研究道路，似乎想在书斋之外延伸另一种学术的形式。她也给我看过几篇论文，我觉得很好，说了肯定的话，并希望她做些专题研究。不久，我收到她发来的视频，内容是教学比赛。我认真看了，觉得她真的是一位用心爱学生爱课堂的好老师。大概是2018年的9月10日教师节那天，她向我问候节日，告诉我她隔天就要去美国访学。在美国期间，她对翻译有了兴趣，开始翻译一本关于喜剧电影导演刘别谦的书。杨素秋的兴趣之广，已经超出了我对她的认识，她似乎在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图书馆”长大的。但在阅读杨素秋的书稿之前，我并未深思过“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的阅读经验是从贫瘠中生出的一点丰盈，零散却又自由，《老山界》《野火春风斗古城》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流淌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河流里。“馆”这样的规模与建制显得整齐而又庄严，与我的青年阅读经验稍显区别。可是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被记录下来之后，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读的光从纸面一点一点透出，弥合了不同的阅读经验。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馆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杨素秋的笔法十分细致，细致到纤毫微末，一串串具体的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馆的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她一行一行地审核出版商送来的书单，读者则一行一行地看到她的用心与认真。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书弹跳起来，一本接一本地随着她奔向图书馆。在仓库与图书馆的往返过程中，她的白色卷毛大衣的袖口蹭得发黄，这样的颜色不仅是爱书人的颜色，更是图书馆内里的情感沉淀之色。我想，进馆阅读的读者会比我更能切身体会到这份爱书之心。
区图书馆没有独立楼体，在商场地下。这是一幅令人惊诧的画面，也是一幅大家习以为常的现代都市素描。地下的弊端很多：餐饮行业的油烟、来往的喧哗……每一项都在捶击着爱书人的心，每一项也都在折磨着这位建馆人的心，她要比普通读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她像一位母亲照顾自己初生的婴孩那般，无微不至地照拂着自己的图书馆，也期待着自己的图书馆能够在市中心闪现阅读的微光。在图书馆建成的历史背后，隐含着一位爱书人全情投入工作的心路史，个体的生命在有限的区图书馆中被无限放大。
在建设、推广图书馆的责任心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她的善心与教育之心。区图书馆不仅欢迎青少年儿童，也欢迎社会残障人士。馆内建有视障阅览室，配备有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助视器和一体机。高昂的费用并未让这位“选书人”却步，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她所选的书浇灌了更多读者的心灵，“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这或许才是对书籍最好的交代，以诗意也以善意回报书中的字句。《“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一篇饶有趣味，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无数青年学子走向文学道路的语文课变得枯索无聊，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信任语文课能够帮助学子抵达文学，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鲁迅”变成了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习题。“做题家”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更是人文教育中的痛点，身在大学校园并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也多是连连叹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素秋却倡导“一起读诗”，不仅要为其坚定乐观鼓掌，更要为其尚未被工作淹没的诗性鼓掌。这样的乐观与诗性来自她对生活中悲剧的领悟与认识。她写到一个奇才，懂得西夏文，也通文献学与目录学。十七岁已出版两部专著，谈论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崛起。这样一位年轻的奇才梦想进入北大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但在离高考三个多月时，他因抑郁症自杀。我们无法不叹息，也无法不反思。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那么，这个时代，书籍究竟何为？杨素秋给我们的回答是：保留、拯救、升华。保留读书的火种，拯救干涸的心灵，升华每一颗向往书籍的美好心灵。
2013年Kindle进入中国市场，其到来让“纸质书”及其身后的出版商瑟瑟发抖，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诞生于21世纪的电子书一步步沦为“泡面搭档”并逐步退出了中国市场。纸质书为何屹立不倒，我难以说清，但是杨素秋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给予我们一种可能的回答。就像翁贝托埃科说的那样：“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同属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需改变。”让我们对此稍加延伸：图书馆一旦被建造出来，便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不会轻易消失。我们担忧无人读书，也担忧无人进图书馆，杨素秋与她即将面世的新书会给予我们一份慰藉。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
2022年夏天，快递员送来一只红色小方盒，摇一摇，咯噔响。内有一枚椭圆石头，底部磨平，篆刻的笔画缠绕，我认不出来，查来查去，是“愿有一得”，又问来问去，方知是栗主任和同事们的心意。
我和他们分开已经有些时日。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曾匆忙地进入我的日记和台账，或短或长，只是随手习惯，并未计划成书。后来我接到叙事邀请，汇总零散字迹，交叉合并主题，而这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坐下来，回想他们的衣着和口头禅、敲门的节奏、拥抱的力度、筷子上芥末的芳香。
现在我写完了这些故事，我得仔细想想，我的“一得”是什么。
为写这本书，我与师友的交流也进入未至的领域。从前，我们聚会多是闲聊——谁会在饭局里突然说起“植物茎秆中导水组织面积”或者“当代精神生活的反思、重建与再生产”？然而这一次，我就是要听他们讲专业领域的事。人是熟悉的人，谈话内容却改变了，这种感觉比较微妙，如同一幅卷轴缓缓展开，他们向我出示新的部分，露出平日隐藏的痴狂。在倾听的过程中我欣喜甚至慑服，我对身边的人认识得远远不够。
阅读社会学书籍，我获知，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有时造成以“完成上级党政部门下达的各种指示”为政绩的趋势，而偏离民众的真实需求。理想状态应是：以“替民众办实事办好事”为政绩，将民众满意程度纳入评价体制。
这样一种愿望，提出来容易，实施起来难。挂职一年，我经手铺天盖地的表格，深知“加分、减分”为同事造成的驱动力和惩戒力。我很难居高临下地劝说他们跳出这些量化尺度。要别人抛却现实利益，做事完全不求回报，那是一种苛求。
但面对我自己，我还是想试试，知和行是否可以朝向同一个方向。我认同学者项飙所说，无论在学界还是官场，要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不要工具化，不要变成机会主义者。我这个临时挂职的身份比别人受限更少，于是更有条件改变。我开始了解等级规则，学习软硬兼施与迂回之术。坚持一件事，虽然眼前有人阻拦施压，但做成之后，陌生人的回音带来愉悦的共振。委屈孤单之时，读书依然有用，古圣先贤告诉我正确的道路为什么常常艰难，艰难之时又为什么不能动摇。
记录真相，维护公义，就有可能遇到敌人，这个道理我早早就明白。我三四岁时，县级电视台的节目里突然出现父亲鼻青脸肿的样子，他似乎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正在接受记者采访。那天，是附近的盲流扛着锄头铁锨去他所在的学校打人，他拿着照相机前往拍摄，遭到武力威胁。他没有屈服，于是被殴，照相机被砸得粉碎。我看着荧屏上那带伤的脸庞，为我是他的女儿感到自豪。
我承认，我常常模仿父亲。父亲当年喜欢陪我读书，所以我也乐于陪孩子读书。父亲有一本绿色绸缎布面日记，从1987年到1990年，记录了陪我阅读和玩耍的细节。他自己裁剪识字卡片，亲手给我们做扇子、风筝、假山、灯笼、木筏、电动小船，却总是遭遇周围人的不解。他写道：“孩子玩得好才能学得好。”看到这句，我愿再靠近他一些，在当下教育“内卷”的疯狂曝晒中，我要为我的孩子撑一把伞，给一点荫凉。如果父亲还在，这把伞会更大吧。
在这一点上，弟弟懂我。那天晚上十点半，《央视新闻周刊》节目播出采访，弟弟在朋友圈激动地写下文字：我出生在一个八线小城市，儿时家里杂七杂八的书加起来有几千本……这归功于我早逝的父亲和快记不清容貌的爷爷。那时一家四口挤在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大开间里，为了装书，墙上订满隔板，床下塞满书箱……当姐姐接到建设图书馆的任务时，我有些艳羡。买书已经很快乐了，用公款买书、开书单那必将是指数级快乐。我毫不怀疑姐姐会把这件工作做好，就像我毫不怀疑自己会全神贯注通关一个3A大作……我虽未看见姐姐认真筹建的样子，但我想那与二三十年前怀揣小本，旧书摊翻拣的父亲一模一样……佛家讲传灯，智慧的火光星星点点，可以给崎岖之路些许光明。可我现在不想进行宏大的叙事，我只想说：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本书在初稿之后一共删改五次，或涉及敏感题材，或涉及人物安全。我的文字是否会让书中一些善良的人遭受不必要的麻烦，我要如何表达，才能在还原真相和保护个体之间找到那个不让我愧疚的度？弟弟说：“你问心。”
在一年多的写作互动中，我和毛晓秋的邮件往来多达上百封。我们的组合像是孩子和家长。我散漫随性，她井井有条。有那么几次，我脱缰的文字被她拉回，一开始有些不服，缓一阵再看，她确实敏锐而客观。
这本书能够进入“译文纪实”系列，是我的荣幸。我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的力荐，让这部作品的书讯出现在各大出版机构的视野。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吉人、刘宇婷编辑的青睐，给我这样的“素人”作品登台亮相的机会。感谢中央电视台张大鹏、杨永青与“腾讯谷雨”记者杨宙的采访，将碑林区图书馆的故事传播至远方。除了感谢书中出现的诸位师友，我还要感谢陈文金、范墩子、刘丽、刘莹、马立军、蒙惠、庞蕾、王莉、魏多、赵启安、朱艳坤等朋友提供书单。感谢我的博导——苏州大学王尧教授——欣然赠序。感谢胡靖悦、李文婷、梁小锤、彭巧玉、石腾腾、王彬融、王一帆为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另有几位付出的劳动比较特别：宋璐专程来西安补充素材，并发挥其损人的特长，帮我把文中的怨言改为揶揄，帮得有点过，差点成了刻薄。弟弟杨富聪逐行审视我的文稿，删掉“的”“了”和一切拖沓的字词，屡屡敲打我：“你去看看司马迁多么凝练，陶渊明多么含蓄。”儿子小禾木在我赶稿期间容忍我敷衍的餐饭，还时常手持洗地机说：“我要解放妈妈。”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说人与人就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碰巧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如果不是建这座图书馆，我不可能与那么多的人相识。不期而遇，路转溪桥忽见，生活给我的奖励太丰厚。
我的这本小书就要到达读者的手中，希望你们多批评。
在未来的路上，我愿温习斯宾诺莎的语句：“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